官理卷第九

译抱朴子说：飞翔聚集却不选择树木的鸟，必定会遭受罗网之祸；出身仕途却不估量时势的人，必定会成为危险受辱的士人。时机得到时，飘然如应龙观看景云；时机失去时，荡然如大鱼困死在高地。聪明人因此隐藏才能以等待时机，隐蔽自身却等待有所作为。至于高岩将要崩塌，不是细线所能系住；龙门水势沸腾，不是用一捧泥土所能阻挡。因此不会苟且求取于沉浮得失，也不会因侥幸而投入险境。抱朴子说：周公摄政，伊尹放逐太甲，霍光废黜昌邑王，孙綝废退少帝，这些都被说成舍弃常道而运用权变，以安定社稷。然而周公放逐周成王时，狼跋之诗流传，道路上充满流言；伊尹最终受到诛戮，天空大雾三日；霍光几乎祸及自身，家族也很快灭亡；孙綝在桑树荫影尚未移动时，头和脚已经异处。众人的笑声还没有停止，号哭声已经接踵而来。处于危难却不扶持，怎么还要依靠那七个争臣呢？因为已经没有道义可以挽救。于是使王莽一类人产生奸变：对外援引旧事来文饰错误，对内包藏豺狼般的祸心；他们以伊尹、霍光为依据，祸乱的根源就由此建立了。后来的君子，应当深切警惕这一点。废黜和拥立君主的事情，小处顺从而大处违逆，不可以长久。召王的诡诈，已经受到贬抑；何况竟然退废君主，难道不是罪恶吗！这些人都是谋划实行、事情成功之后，慢慢才遭受灾祸的人。如果阴谋刚开始运用权术，贪婪之人就把它出卖，便会家族被诛、宗祀断绝；而别的家族因此受封的，也不少。如果有奸佞之人辅翼而成就骄横动乱，像夏桀身边的干辛、推哆，商纣身边的崇侯虎、恶来，以及周厉王的党羽，那么改换安置忠良，难道不是很容易吗？除去君主身边的各种恶人，把凶恶家族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拥兵守卫边疆，坚持直道、遵守法令；严明地操持斧钺，正色奉行法绳；明赏必罚，有犯必不赦免；任用贤能，只与忠诚者共事；事情不得专擅，必须请示后再实行；君主有违误谬错，就据理正直进谏。战战兢兢，始终不忘恭敬，使社稷长久安定于上，自己也在下方没有祸患。功成后不居功，请求退休告退；选拔忠诚有能的人，进用来替代自己，岂不是绰绰有余、从容有余吗？何必夺取至尊的玺绂，危害自己所奉事的现任君主呢！君主如同天，如同父亲。君主既然可以废黜，那么天也可以改变，父亲也可以更换。功劳盖世的人尚且未必受赏，威势震动君主自身的人反而会遭遇危险。这些人即使战胜攻取、功勋劳绩无人可比，也还会像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一样被抛弃。何况废退自己的君主，却想得到后任君主的爱护，这与一个做儿子的把生身父亲抛弃在山谷，转而取他人的父亲奉养，却说自己能够做到伯瑜、曾参那样的孝行，只是自己的亲生父亲不值得奉事，所以才抛弃他，有什么不同？即使每天享用三牲，早晚定省问安，难道后任君主真的会怜爱并信任他吗？霍光一类人，即使当时增加班次、晋升爵位，赏赐无数，也都是因为权谋而受到尊崇，难道真是这些人的诚心吗？收留被抛弃的妻子而议论前夫的恶行，买来奴仆而诋毁旧主的暴虐，即便普通平庸之人也会感到不平。为什么呢？因为这严重伤害同类，是自然的人情。因此乐羊因安忍无情而被疏远，秦西因过分厚道而被亲近。可是世人如果真认为商汤、周武是正确的，伊尹、霍光是贤能的，这就是互相劝导去做叛逆之事。又何况被废黜的君主未必全都不是贤明之人。有的辅佐年幼君主，却作威作福，罪恶深重，担心他日后成为祸患；等到他仍然掌握势力，便趁机更换君主，以延长眼前的权势。制定决策的功劳，谋划在于自利，未必是为了国家。夺取威权既重，杀生之事便由他一言决定。被废黜的君主既然失去神器，社会下层的罪责就没有不归到他身上的。即使知道是这样，又有谁敢公开说出来？没有东牟侯、朱虚侯那样的人来施行谋计，没有南史、董狐那样的人来证明罪行，那么将来回看今日，又有谁来评理？只有独具见识的人才能追溯觉察：桀纣的恶未必有这样恶，汤武的事未必有这样美。典册所记载的事情，无不尊崇君主而卑抑臣子，强化根干而削弱枝叶。《春秋》的义理认为，天不可仇雠。大圣人著经，是借奉事父亲来说明奉事君主。人生有三种尊贵关系，应当把他们当作一体来奉事。然而如果允许废立君主的事情，就开启了不守道义的端绪，下级凌驾上级、上位衰替，就难以作为教训了。世俗儒生沉沦在鲍鱼之肆，困于诡辩；他们竟说商汤、周武只是吃马肝之类的行为，来弹劾这件事的人，是不知道权变是为了兴起善行而不违背顺理之道，不明白那是反理叛义的行为。可是前代立言的人，没有用大道来剖析这件事，使有这种想法的人反而走到锋刃之端、登上将要崩塌的山上；这不是延年长世、远离危险的方法。即使暂时受到隆重策命，宏大的赏赐突然聚集，也无异于祭祀用的牛披上纹绣，深渊里的鱼贪爱莽麦，口渴的人靠云日之酒解渴，饥饿的人靠腐肉漏脯求饱。而执笔写作的人却都共同褒扬他们，把这当作美谈，把不容诛杀的罪行说成懂得权变，使人忧闷而长久叹息。有人以这些话会伤害圣人为由劝阻我，说我一定会受到讥讽贬斥。我回答说：“舜、禹经历内外多方面考验，然后才在文祖之庙接受帝位。即使有人想伤害圣人，圣人难道会因此受伤吗！从前严延年在朝廷上奏说霍光不守道义，当时上下肃然，没有人能够驳倒他。何况我是在为世人作戒鉴，并没有指斥具体的人，何必担心一般的议论呢！” 《时难》卷第八。抱朴子说：尽忠守节而毫无隐瞒，是可以做到的；至于说出的话必定被采纳、本人必定安全，则必须等待时机。时机不利时，奸邪凶恶之徒嫉妒自己所不能达到的人，拥护上位者而压制下位者，憎恶正直、厌弃正义，害怕公正方直之人弹劾邪曲，因此竭力铲除胜过自己的人，以逃避惩罚。明主不是世世代代都会出现，庸君又常常混淆黑白；他们既不能接受、任用忠诚有益的意见，有时反而泄露极其重要的言论。于是弘恭、石显一类人，修饰巧言来构陷与事实相似的人，假借至公之名来推售私下的奸谋。献上长生之术的人，反而获立刻处死的罪名；进献安定君上的谋略的人，随即遭受危及自身的灾祸。所以说：不是说话困难，而是选择时机说话困难。用贤能劝说圣明之主，尚且未必立即被接受，所以伊尹劝说商汤，竟达到七十次。用智慧告诫愚昧之人，必定不能被采纳，所以文王劝谏纣王，终究没有被接受。言论不被信任，还可以说得过去；至于李斯杀害韩非、庞涓砍断孙膑的膝盖骨、上官大夫诋毁屈原、袁盎中伤晁错之类的事情，数不胜数。做臣子并不容易，难道只有一条道路吗！那些出仕而不回头的人，是因为功劳建立在身后；那些隐藏才能等待时机的人，是因为百人之中也未必能遇到一次机会。极高功勋的臣子隔许多时代才有一个；陷入冰窟般困境的人，却堆积在史册之中。可悲啊，时机竟如此难以遇到！由此说来，我知道渭水之滨的吕尚一类人、岩穴之间的傅说一类人，即使怀有辅佐君王的才器，抱有超越世人的才能，手持鱼竿、肩负筑土工具，老死在庸人之中，最终没有遇到文王和高宗，也一定不能责怪他们。《官理》卷第九。

译抱朴子说：騄駬能够驰骋出奇的速度，是因为有造父驾驭它；禹、稷能够担任百揆，是因为遇到了唐尧、虞舜这样的君主。所以，良马不费力便能日行千里，贤臣谦让退处便能使颂声兴起。至于臧否驾驭骕驦，殷辛面对三仁，却想让他们长驱奔驰、轻快疾行，那么缰绳必然被拉紧，车辕必然受到逼迫；想让他们竭尽规谏、奉献忠诚，那么灾祸就会像扳动弩机一样立即降临。因此车辆在险路上倾覆，国家覆亡而不能振兴。所以良骏败在拙劣的驾驭者手中，智士困顿于昏暗的时代。仲尼不能阻止鲁侯出走，晏婴不能遏止崔杼作乱。才干本来是对的，君主却不对。君主好比器皿，臣下好比器物；器皿太小而器物太大，彼此就不能相容。小孩背弃千金而去追逐蛱蝶，越人丢弃八珍却以青蛙为美味，这不仅是不会赏识美好，也是不知道厌恶丑恶。既然不任用，即使珍贵也不会被看重；没有人和他相处，伤害他的人必然会到来。从前卫灵公听到圣人的言论却屡屡惊惧，秦孝公听到高明的谈论反而睡着，却想要缔造太平盛世、收获任用贤能的功勋，这就像倒退着行走去追赶奔驰的车，又像要到楚国却取道燕国。务正卷第十 抱朴子说：南溟汇聚百川朝宗的水流，才形成不可测量的深度；玄圃堆积根本之石，才达到高耸入天的峻峭。大厦凌空而起，依赖众多椽梁的积聚；车轮弯曲而车辕笔直，没有一样物件是可以缺少的。所以元凯这样的贤臣得到辅佐任用，感通上天的教化便能普遍施行；具有折冲之才的人各尽其能，追逐天下的奸邪便会止息。这就是舜、禹所以拥有天下却不把天下据为己有，卫灵公所以虽然骄纵恣肆却没有遭遇危亡的原因。众人的力量合在一起，就连万钧重物也不足以使其不能举起；众人的智慧得到运用，各种政绩就没有不能安定的。因此，繁多而充足的脚力可以使事物不至于疲敝，人才众多可以使国家混乱而不至于灭亡。然而剑戟不擅长缝补，锥钻不能用来劈断，牛马不能吠叫守门，鸡犬不能任人驾车乘骑。使用各自的长处，事情就没有不能成功的；避开各自的短处，世上就没有可被抛弃的人才。贵贤卷第十一 抱朴子说：舍弃轻便的小船而渡过无边无际的水域，是看不出一定能够成功渡过的；没有良辅却希望实现太平，未曾听说有成功的。鸿雁、鸾鸟能够凌空飞翔，靠的是六翮的力量；深渊中的蛟龙能够飞上天空，靠的是云雾与它相伴。因此，招纳贤才并任用他们，是君主最重要的事务；建立功业、成就事业，是俊杰之士所思考的事情。如果只喜爱天下安定，却忽视有智慧的士人，这和想走远路却丢弃骐骥有什么不同！从丘园中拔擢那些困顿不得志的人，举用被遗漏的隐士，使他们充分发挥才干，俸禄与功劳相称，这是君主对待贤才的方式；早晚勤勉地办理公事，在百揆事务中竭尽心力，推荐善人、斥退恶人，凡是知道的没有不去做，这是臣下报答知己的方式。世上有隐逸之民，却没有能够独立担当的君主，士人可以高兴地隐遁而无所忧虑，君主却不可以没有臣下而实现治理。因此，傅说、吕尚并不急切追求声名显达，是因为道德完备便轻视王公。殷高宗、周文王却梦寐以求得到贤才，因为建立宏大功勋必须依靠良辅。有些君主生长在深宫之中，长大于妇人之手，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不懂得忧患恐惧的道理，承继家业和帝位，却被国家兴衰蒙蔽。他们急切在意的是奢侈靡费，最专心致志的是游玩宴饮，沉溺于田猎，陶醉于酣乐；听到淫靡的音乐就惊异侧耳，看到艳丽的美色就改变目光。他们运用聪明才智，所做的不过这两件事。鉴察人物，不用心于经典和精神，只知道玩弄器物可以使心意愉悦，却不知道奇士可以安定社稷。犀角、象牙、珠玉没有脚，却能从万里之外自行来到；能够挽救危倾的贤才有能力行动，却沉沦在四境之内。等到二竖之疾已经占据身体，才寻求良医；栋梁弯折的灾祸已经聚集，才思考谋士，为什么总是等到火起才挖井，感到饥饿才去占田呢！即使庸碌的奴仆，尚且不能不抚慰督促，才能最终用尽他们的力量，怎么可以平素没有准备，却突然希望得到他们的作用呢？任能卷第十二 有人说：“尾巴大于身体的动物，不能摇动尾巴；臣下比君主贤明，就不能任用。因此，嘴里容不下食物却强行吞咽，必然会噎住；才能不相匹配却安然倚仗他，必然会被轻视。” 抱朴子说：“这话多么荒谬啊！从前荆子年少时便代理相国事务，实际上依赖二十五位老臣，才达到惠民康民的境地。子贱出身卑微却治理大国，实际上是因为胜过自己的人很多，并且招致了他们的广泛帮助。齐桓公杀兄而即位，行为如同鸟兽，披头散发，饮用无礼的酒，拥有三百处妇女居所，却把政权交给仲父，终于成为霸主；夷吾一死，祸乱立即兴起。鲁国任用季子二十多年，内无恶劣政事，外无侵夺削弱；等到他死去，灾患和疲敝的声响便集中出现。这难道不是因为一个人的才干有所不及，却能取得那样的功效；而亲自独任其事，灾祸就会如此吗！” “汉高祖在帷幕中制定决策，决定胜负于千里之外，便不如张良、陈平；治理军队越多越能增加益处，所向无敌，便不如韩信、英布；但兼而任用他们，帝王事业就能成功。因此，快步连续奔跑，不如乘坐快马；寻找飞鸟、追逐奔兽，不如借助鹰犬的技能。强劲的弩很难张开，却可以摧毁坚固之物、射到远处；大船很难驾乘，却可以运送重物、渡过深水；猛将很难驾驭，却可以抵御敌军、开拓疆土；高明的贤人很难临御，却可以使彝伦得到有序安排。” “从前鲁哀公是平庸的君主，而仲尼是上等的圣人，却不敢不尽到自己的节操；齐景公才能低下，而晏婴是大贤，也不敢不竭尽忠诚。难道人臣应当同君主比较智力多少，计较才能高低，非要遇到尧舜这样的君主才肯为他效力吗？什么事情不是君主的事，什么使命不是百姓的事？以自己的君主不及唐尧、虞舜为耻，这也是通达之人的用心。” 钦士卷第十三 抱朴子说：由余在戎地，秦穆公便忧虑；楚国杀死得臣，晋文公便高兴。乐毅出走，燕国便衰败；文种、范蠡进入越国，越国便称霸。国家破败、家族灭亡，都是失去贤士造成的。难道只是拥有贤士就尊贵，没有贤士就卑贱而已吗！柳下惠的墓尚且能挫败强敌的锐气，何况把他安置在朝廷上呢？段干木的隐居尚且能使践土之地的进攻退却，何况把他置于端右之位呢？郅都的画像，就能使强悍的胡虏震慑；诸葛孔明的尸体尚且能使大国收起锋刃。用这种办法抵御侮辱，土地必然不会被侵犯；用这种办法统率军队，君主必然不会受辱。因此，明君把束帛带到穷巷，向困顿林野中的贤士扬起沉滞的羽翼，驾着翘车飞驰到河桥，打开四方门户而不知疲倦；不吝惜金璧，不以千里为远，不怕委屈自己，不以说卑下的话为耻，而把招致贤才作为首要事务，把得到士人看作最珍贵的宝物。举荐贤才的人接受上等奖赏，遮蔽贤才的人被视为窃据职位。所以周公旦曾带着礼物到白屋拜访，秦邵向张生拜谢而使其昌盛。邹子经过国境，燕君便拿着扫帚迎接；庄周还没有进食，赵惠文王便肃然起立。晋平公接见亥唐时，脚有痹病，坐着也不敢伸直双腿；齐国任用之臣前往稷丘，虽然多次往返，也不推辞劳苦。楚王在保申面前接受鞭笞，□简在公庐脱去铠甲；他们虽然降低身份、抑制自满，以尊贵身份屈居于卑贱者之下，最终也都借助眼睛来扩大视野，借助耳朵来扩充听闻。龙腾虎踞，理应如此。”},{ 《用刑》卷第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