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刑卷第十四

译抱朴子说：没有人不尊重仁德，但却没有谁能单靠纯粹的仁德来实现治理；没有人不厌恶刑罚，但也没有谁能废除刑罚而使百姓得到整治。有人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风气就会像风吹草倒一样随之改变。道德教化普遍施行，风俗淳厚，还有什么地方需要用刑呢？”我于是论说道：“德教，就像绣有黼黻纹饰的祭服；刑罚，就像抵御刀刃的铠甲。如果用德教来治理狡猾强暴的人，就如同穿着祭服去抵挡锋利的刀刃；把刑罚施用于太平之世，就如同穿着铠甲登上朝廷。因此，仁是养育万物的器具，刑是惩治过错的工具；我想要使他得利，而他却想要加害于我，施加仁德仍不悔改，不用刑罚就不能使他停止。刑罚作为仁德的辅助作用，由此便可以明白了。” 譬如保存玄胎、调息呼吸、吐纳气息、含景内视，以及像熊一样攀援、像鸟一样伸展，都是长生之术。然而这些方法艰难而且见效迟缓，修习的人很少成功，能够得到成效的，万人中只有一个。病情危重、疼痛剧烈，身体困顿、性命危险时，就不得不用针石攻治，用猛烈的药物治疗。如果废弃和、鹊的医方，却去仰慕松、乔的长生之道，那么死去的人就会很多。以仁德施政，并不是不好；然而百姓多有巧诈虚伪，趋逐利益而忘记义理。如果不用威势使他们整齐，不用刑罚纠正他们，远远羡慕羲农时代的风俗，那么混乱就无法挽救，祸患也会深重广大。用杀戮来制止杀戮，难道是因为喜欢这样做吗！八卦创制出来，是为了穷究事理、尽明人性；明确刑罚、使用狱讼，写在《噬嗑》卦中；用徽纆捆系罪人，见于《习坎》卦中。然而使用刑罚由来已久。到了轩辕时代，圣德尤其崇高，却仍亲自进行征伐，经历了上百次战争；涿鹿横陈着尸体，阪泉流淌着鲜血，尚且不能使当时没有叛逆，停止使用干戈。又怎么能使百姓全都成为善人呢？百姓不犯罪而天下自然得到治理，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唐尧、虞舜盛治之时，效法上天而使用刑罚，放逐、诛杀、流放罪人，天下才归于服从。汉文帝清静无为，功业可与成王、康王相比，仍然判处了四百人死刑，被鞭打致死的人也很多。工匠石不舍弃绳墨，所以木材没有不直的；圣明的君主不废除诛戮刑罚，所以政治不会衰败。” 天地运行的法则不能只有仁德，所以春天青阳舒展陶育万物的和气，秋天素气施行肃杀万物的威势；和暖的风吹拂，枯萎的草木便舒展繁茂，白露凝结，繁盛的花朵便凋零。因此万物得以丰盛，年岁的功业得以完成。只有温暖而没有寒冷，虫类就不会蛰伏，根株和植物便会在冬天仍然繁荣；只有宽厚而没有严厉，奸邪盗贼就会一同兴起，锋利的兵器也会长期被保存。因此，要用明确的赏赐来保存正道，必定用刑罚来防止邪恶。用来劝善和阻止恶行的手段，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观察百姓而设置教化，调和宽厚与严厉，使懦弱者不可轻慢，使刚强者不至于受到仁恩的伤害。五刑所涉及的罪名，多达三千种，这是说绳墨不可弯曲；司寇执行刑罚时，君主不能举止废弛，这是说法令不可废弃。绳墨弯曲，奸邪反复就会萌生；法令废弃，祸乱就会滋长。亡国并不是没有法令，而是忧患在于法令繁多却不能实行；军队败亡并不是没有禁令，而是忧患在于禁令虽设立却不能制止。因此，各种邪恶越发蔓延，臣下也就轻慢、亵渎君上。赏赐贵在与功劳相称，却不一定要很重；刑罚贵在适合罪行，却不一定要严酷。在家中废止鞭打和扑责，僮仆就会懈怠懒惰；国家停止征伐，群臣百姓就会不恭敬。爱必须以敬为对待，才不会败坏，所以制定礼制来尊崇它；德行必须依靠威势，才能长久建立，所以制定刑罚来使人肃然。班、倕不抛弃规矩，所以方圆不会违背事物的形状；圣明的君主不放弃法度，所以机巧诈伪不会肆意施展。唐尧、虞舜的仁德如同上天，却没有宽赦四罪；周公与兄弟友爱，却没有赦免管叔、蔡叔二人。孔子诛杀少正卯，汉武帝杀死外甥，都是流着眼泪而珍惜法令，实在是不得已。所以，诛杀一个人来振肃万人，牺牲少数来成全多数；拿它比作梳理头发，便是使众多头发得到利益；比作割除疽疮，便是使更大的整体得以保全。因此，艾灸和针刺虽然惨痛而不能停止，是为了治愈疾病；刑法虽然凶厉严酷而不能废除，是为了挽救弊病。六军排列如森林，未必人人勇敢；迎着锋刃、冲入烈火，是人情所畏惧的事。然而只用和颜悦色来劝勉他们，投身赴死的人就很少；用斩杀来威慑他们，便没有人不奋力作战。因此，靠役使和欢笑来驱动人，赶不上呵斥催逼来得迅速；使用诱导和喜悦来劝动人，也不如刑戮那样整齐有效。因此，安于感深谷而严明法令，卫国之臣因弃置灰土而制定严厉的刑法。用人们所畏惧的事，来禁止他们所轻玩的行为，法令严厉而不敢触犯，这是保全百姓的方法。通晓治病之术的人，会在疾病尚未发生时就加以杜绝；通达治乱要领的人，会遏止将要到来的祸患。至于用轻刑来禁止重罪，用宽薄的法令来守护丰厚的利益，法令条文陈列得越来越繁多，而犯法的人反而越来越多，这就像在道路上挖陷阱来充当道路，不是仁人的用心。善于治理政事的人，必定先端正自身，以此率领他人；先治理亲近者，以整治疏远者；不曲解法令来满足自己的意图，凡是有罪就不赦免。正如石碏割舍亲爱之情来消灭亲族之乱，晋文公忍痛斩杀颉。仁德，是治理政事的脂粉；刑罚，是驾驭天下的缰绳和策杖。脂粉并不是身体最紧要的东西，但缰绳和策杖片刻也不能没有。肃敬恭谨稍有懈怠，轻慢懒惰就已经到来；威严暂时松弛，各种邪恶就会产生念头。应当发怒却不发怒，奸臣就会变成猛虎；应当诛杀却不诛杀，大盗就会兴起。水流日久便会冲坏河道，山势从咫尺之处开始隆起；千丈高的大树，起始于细微的毫末；钻木取火之初，一勺水就能把火浇灭；天鹅蛋还没有孵化，用手指和手掌就能拿住。等到它乘着强劲的暴风燃烧广大的原野，振动六根羽翼飞上朝霞，那么即使有智谋和勇力也不能制服它了。所以圣明的君主在困难尚易于处理时就治理它，在恶行尚微小时就除去它；不夸耀小小的善行而使祸乱滋长，也不应手握斧柄却仍然犹豫不决。既然如此，刑罚这种东西，是国家的重要权柄，是君主亲自掌握的，不能假手于人；它就像长剑不可倒着握，巨鱼不可脱离深渊一样。刑罚也是国家兴盛或衰败的由来、安定或危险的根本。田常夺取齐国，六卿瓜分晋国，赵高杀害秦二世，王莽篡夺汉朝，都是从踏到薄霜而终于结成坚冰，逐渐发展而来的。有的人在海滨长久叹息，有的人在望夷宫抚心悲痛；祸患延及宗庙社稷，成为警戒后世的事，都是因为徒然羡慕古代的虚名，忘记了切身现实的祸患。” 有人说：“刑罚的兴起，大概只存在于衰乱的后世。立身处世的道理，只有仁和义。我清静无为，百姓自然会端正；我没有欲望，百姓自然会淳朴。烹煮鲜鱼的告诫，是不愿意政令烦琐扰民。用宽厚来爱护人，就能得到众人；用和悦的态度役使人，臣下就会归附。因此孟子把亲身实行仁德看作安定之道，扬子云说申不害、韩非之学如同屠宰。频繁挥鞭、缰绳绷紧，不是造父驾车的方法；严刑峻罚，也不是三皇五帝、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从前有虞氏不用手指挥，也不烦琐发言，只是恭敬地面向南方而坐，天下的治理教化就和谐兴盛了。宓子贱治理单父，以身作则顺应风俗，弹琴吟诗，自己不走下堂屋，夜间捕鱼的人就肃然遵守禁令了。” 还必须能够厚施恩惠、减轻赋税，救济困乏、提拔困顿不得志的人，举荐贤者、任用有才之人，勉励农耕、节省用度，以礼招纳归附者，以德怀柔远方之人，用成均来陶冶教化他们，用庠序来治理教育他们。上面的教化一兴起而下面的人趋向善行，必定如同柔弱的草追随疾风而倒；洗心革面的人，必定如同清澈的水波洗去轻微的尘土。朝廷中有崇尚德行、谦让的群臣，乡野中没有违犯礼法的行为。这样，圜土可以空置荒废，楚国的刑具和刑法可以永远停止，哪里还需要依靠赏罚来治理国家呢！”

译抱朴子回答说：“《易经》说‘明确刑罚，整饬法令’，《尚书》有‘哀怜罪人，审慎断狱’的话。在朝廷上授予爵位，在市场上处决罪人，由来已久，哪里是从衰乱的后世才开始的呢！仁德过多，法令就不能建立；威势太少，臣下就会侵凌君上。法令不能建立，各种事务就会混乱；臣下侵凌君上，悖逆的节操就会显露。三代以来，醇厚之风已经衰薄；秦汉以来，淳朴之道又已离散。道德比从前衰落，风俗比当今还要浅薄，却想用结绳记事来整治奸诈，用不发言来教化狡猾之人；放弃缰绳和策杖，驾着奔马行走在险路上；舍弃舵和桨，驾着空船渡过波涛；盘旋追赶奔逃的盗贼，作揖谦让来扑灭灾火；杀晁错来退却七国，挥舞干戈来平定赤眉军——我还没有见过这样做有可行的！” 大概三皇时代从容缓步而行，五常之道也缓慢推行；到了霸王以来，则车马奔驰，行动急促。及至弊病出现，官吏欺骗，百姓机巧，盗贼公然横行；即使施行髡刑、钳刑，也不足以惩罚无耻之徒；即使实行族诛，也不能禁止那些觊觎权位的人。加倍设置眼目来扩大视察范围，增设耳目来听取远方消息，举起烛火来处理积滞的事务，焦心劳神来平息奸邪的根源，但市场和朝廷仍有呼号叹息的声音，边远地区仍有不被听闻的冤屈。那些作威作福的人，有的在君主的注视之下仍然产生；凶残而危害国家的人，有的就在宫墙之内构成祸患。可是却想用太昊氏的道术来治理偷薄的风俗，用画一的歌谣来挽救鼎沸般的混乱，这是没有认识到因革要随时势变化，也没有明白损益之道需要通变。所谓在船上刻记号来寻找掉入水中的剑，在三天之后射五步以外的目标，披着犀兕皮制的铠甲去渡过不可测的深渊，拿着御寒的皮衣去抵御郁隆的暑热；用脚跟去解除病患，用下巴去搔背，这种昏乱糊涂，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只应当先发布法令，然后再诛罚；查得实情后不要因此欣喜，使伯氏不因失去封邑而怨恨，使虞、芮两国知道羞耻而不再争讼罢了。如果强暴之人遮掩罪状，却握着绳墨而毫不畏惧；被容忍污垢所诱导，蔓延开来却不加铲除；依仗‘藏在体内的疾病’这一类大话，忘记病入膏肓已经迫近的危急，这与喉咙焦渴、危及自身，却遥遥指望万里之外的沧海有什么不同？滔天的洪水已经逼近，才到长洲的树林里造船，怎么能避免夸父逐日而死的祸患，逃脱沉溺于洪水的灾害呢！” 世人轻视申不害、韩非的实际政术，却赞美老子、庄子的诞妄言论。然而在治理政事时，却不能不设置刑罚；杀人的人追究其死罪，伤人的人赦免其罪，这就好比土木和半片瓦砾、半块肉食，不能救济早晨的饥饿。道家的言论，境界高远固然高远，但拿来实行就会产生弊病；它空疏、迂曲而不切实际，就好比干将剑不能用来缝线，巨象不能用来捕鼠，金属造的船不能抵御阳侯所掀起的波涛，玉制的马不能任凭奔驰千里一样。如果实行他们所说的道理，就应当烧掉枷锁，毁坏监狱，罢免主管刑狱的官吏，销毁刑法文书，熔铸干戈，夷平城池，散尽府库财物，毁掉符节，拆除关卡和桥梁，击毁衡器和量器；使离朱的眼睛失去作用，堵住子野的耳朵。任其漂荡而不受拘系，返回天然的牧养状态；不教训，也不经营，彼此在江湖之间相忘。朝廷寂静得像没有人，百姓甚至到死也不往来。这样的道理可以拿来议论，却很难拿来实行。俗儒只是听说周朝凭仁德而兴盛、秦朝凭严酷而灭亡，却没有觉察周朝之所以得以兴盛，并不只是因为纯粹的仁德；秦朝之所以失去天下，也不只是因为严酷。从前周朝使用肉刑，砍足、割鼻；盟津发布命令，迟到的人斩首；尽力施行赏罚，誓言中还有诛戮妻子儿女的说法。考察它所做的事情，并没有完全实行仁德。到了周朝末世，法网松弛、玩弄文辞，君主苛刻暴虐，号令不能传出天下；礼乐、征伐也不再由君主亲自掌握。群臣百姓竞相用力争夺，反而成为长蛇般的祸害；砍伐根本、堵塞源流，毁坏冠帽、撕裂冕服。有的人沉入汉水，有的人流放到一彘。失去权柄的败亡，是因为不够严厉。秦朝刚兴起时，任用官员能够得到人才。卫鞅、由余一类人在国内推行法制；白起、王翦一类人在国外攻取土地。兼并弱小、攻打昏昧，取得威势、建立霸业，吞并四邻，消灭群雄，拓展土地、排斥戎狄，威势如龙变化、目光如龙注视，实际上依靠的是明白赏赐、坚决刑罚，以此奠定帝业。到了末季，因得意而骄傲，穷尽奢侈、极尽安逸；又加上威暴虐待，修筑万里长城，建造一千多座离宫，钟鼓歌舞、女乐声色无不具备。骊山的劳役，征收大半财赋，闾左百姓戍守，坑杀儒生的残酷，向北攻打猃狁，向南征讨百越，暴虐地动员百万军队，持续数十年。天下有骨肉生离的悲哀，家家户户怀有怨恨旷废的叹息。白骨堆成山，空旷的祭祀遍布荒野。徐福出海，又加重了天下对秦朝的怨恨；赵高入朝，便聚集了豺狼般的党羽。天下都想反叛，十室九空。秦朝灭亡，难道是由于严刑吗？秦朝是凭严刑取得天下，并不是凭严刑失去天下。” “刑罚如同刀刃，巧匠用它成就自己，拙劣的人却用它伤害自己。治理国家有道，再用刑罚辅助，能够使邪恶虚伪不发生，使凶恶奸邪改变志向。如果纲绳断绝、网目紊乱，得罪上天，使用刑罚失去道理，危险必然迅速到来。这也像水火，既可以用来使人活命，也可以用来杀人，关键在于会不会使用。” “腹中症瘕不除，却不修习越人的医术，就难以谋求老彭那样的长寿。奸党确实很多，却不严格实行弹劾违法的制度，未曾见过能够长久保持的福祉。只应当选用张释之这一类人，让他们依据法理治理天下；选用赵、陈这一类人，使他们负责案件弹劾。明君在上面留心治理，忠良在下面竭尽忠诚；见到不善，就像鹰鹯搏击鸟雀；看到祸乱的萌芽，就像草雉在田野中割除杂草。庆赏不错误施加，诛戮不失去与罪过的对应，那么太平的轨道就足以遵循。即使发布命令而无人违犯，也只能希望废除刑罚而达到治理，仍不敢断言一定如此。” 有人说：“既然这样，刑罚果然是用来辅助教化、兴起善行的，那么为什么会有偏差和错误呢？至于古代的肉刑，也可以恢复吗？” 抱朴子说：“为什么不可以呢！从前周朝使用肉刑，历经七百年；汉代废除肉刑，国运却不如周朝长久。后来改用鞭笞，死者反而很多。表面上有轻刑的名声，实际上有杀人的事实。犯罪者若不是谋反大逆等重罪，不足以判死刑，那么死刑以下就只有徒刑、流放、鞭杖；有时遇到赦令，身体没有损伤；即使剃去头发，鞭打刚刚愈合的伤口，也远远不足以惩罚仅次于死刑的罪。如今废除肉刑，死刑以下不再有中等刑罚，次于死刑的罪只能停留在徒谪鞭杖，刑罚轻重便无法适当。再说，犯罪者虽然少却时时有；杀掉他们又嫌太重，鞭打他们又嫌太轻，而犯这类罪的人很多。如今不用肉刑，这些次死之罪往往就得不到治理。” “现在如果不是谋反大逆、冒犯君亲、军队临敌时违反军法，或者亲手杀人，都用肉刑代替死刑，那么也足以惩罚并警示凶恶之人。受刑者仍然可以服役，能够有所作为，又没有断绝其繁衍后代的道路；但终身身体残毁，百姓看见后没有不寒心的，也足以使尚未犯罪的人肃然恐惧，以此彰明警示后来者，这就胜过杀人。杀人并不是刑罚不重，但罪犯死后三日便被埋弃，不知道的人多，亲眼看见的人少；肉刑受刑者却能成为明显的警戒，作用更大。”

译从前魏代多次讨论这件事，各位博学大儒、通晓殷代旧理的人，都认为应当恢复肉刑；意见不同的人驳斥他们，但都没有说得合宜。魏武帝也认为应当如此。只是因为北方、南方两边的边境尚未归服，远方之人不能通晓中原的道理，一听说中国砍人的肢体、割人的耳鼻，便会远远望见风声就说中国残酷暴虐，所以暂且权宜停止，等待四方合并归服。通达之人扬子云也认为肉刑应当恢复。但废除肉刑已经很久了，坐而论道的人还没有把这件事看作急务。审举卷第十五 抱朴子说：华山、霍山之所以能够高耸到极天的高度，是因为它们的根基深厚；唐尧、虞舜之所以能够取得巍巍功业，确实依赖贤良的股肱之臣。即使有孙阳相马的本领，却没有骐骥的脚力，也不能到达千里之外。即使有考察古代的才干，却没有尽力辅佐的臣子，也没有办法使众多政绩凝聚起来。君主即使明察如日月，神妙的鉴识还未显现，也不能独自统理万机，琐碎细务也不能亲自总管，必须借助眼睛远观，借助耳朵广听，实在需要各部门官员来使政事安定、辅佐君主。所以圣明的君主没有不从内心招纳贤才，把举荐人才作为首要事务；把玉帛送到丘园，驾着翘车奔驰到山林；为求人才而劳苦，任用能人后便安逸。从上至槐棘公卿，下至皂隶小吏，凡是讨论道理、治理国家的，没有不担任职务的。君主恭敬自身而无为，国家便达到刑罚废置、天下太平；教化普遍施行于四方，万国都安宁。设置官府、分配职务，就像建造房屋，任何一样材料不能承受，都会成为房屋崩塌弯折的原因。然而贡举的士人，要按四科考察，三公九卿等职位都从这里选出，必须选拔才华突出、出类拔萃的俊杰。到了汉朝末年、桓帝灵帝时期，权柄离开帝室，政权落在奸臣手中，法网出现漏洞，防线溃败，风俗衰颓、教化受挫；压抑清正德行而抬高谄媚，退下履行正道的人而提拔财货众多的人。竞相用力成为风俗，只要能取得利益就不知羞耻；有人送上自我推销的宝物，有人贩卖显贵之人的书信，有人因父兄显贵，望着门第便得到征召；有人低头屈膝，靠长期习惯而被收用。选官的尺度不公平，轻重就会错乱；斗斛不准确，多少就会混淆；绳墨不陈列，曲直就无法分辨；准则法格倾斜，渣滓杂质就会大量混入。用这样的人治理百姓，他们就会像豺狼一样残暴贪婪，接受财物、聚敛钱财，用来补偿买官的费用；把他们置于朝廷，混乱就会比纷乱的丝线更加严重。任用庸劣之人，把他们作为党羽，却希望风一吹草便倒伏、各种事务安定，这和悬挂瓦砾却责求夜光珠、琴弦没有调好却索求清越乐声有什么不同！怎么可以不澄清浑浊、选取沉浮，淘汰善恶，严格考试答问的制度，严密防范贪婪之人呢！灾祸和疲敝的根基由此形成，难道不值得畏惧吗？” 古代诸侯进贡士人，合格的称为有功，有功者提升班秩、进爵；贡士不合格的称为有过，有过者降职削地。即使这样，仍不能使《诗经》作者停止对大车、素餐者的讥刺，也不能使山林中没有《伐檀》《罝兔》所歌咏的贤人。何况举荐没有才能的人是举荐者的罪过，任用他们又会造成负担和灾患。衡量一旦失去标准，多少还怎么能够再减少呢？孤立的杰出之士，藏起才器等待有人出价；琐碎庸碌而轻薄的人，则靠人事关系来求得迅速进用。正因为等待身价，所以困顿于穷困疲敝；正因为求取速达，所以轻佻机巧而飞跃上升。大概猫头鹰成群飞行，鸳鸾凤凰就会隐居；豺狼当道，麒麟就会远远逃遁。举荐善人并施行教化，不仁之人就会远离；奸诈虚伪者得到荣显，英杰就会潜藏离去。志节高尚的人以同阘茸之人为伍为耻，清正之士以进入贪食者的行列为羞。举荐和任用都错乱，众贤就会闭口自守；众贤闭口自守，凶邪之人便相互引荐；凶邪相互引荐，小人之道便日益增长；小人之道增长，梼杌之徒便并肩而立。颂扬之声所以不再出现，正是怨恨叹息之声所以喧嚣不止的原因。有高才长处的人，倚仗才能胜过自己，进退沉默言说都听天任命，把穷困通达、得失成败交给自然；这样怎么能不落在结党者之后，处于有势力者之下呢？超群逸伦的士人，不合礼法就不行动，像山一样峙立、像深渊一样沉静，了解他们的人很少。奔驰追逐的人却遮蔽他们、毁谤他们，所以思念贤才的君主始终不知道奇才在哪里，怀抱道术的人愿意效力却没有人任用。即使怀有稷、卨那样的才能，具有超越世人的器量，也终于沉滞到死，不能得到升迁任用。而有党羽、有势力的人纷纷聚集，如鱼鳞般密集；官职缺少、人手不足，而来投靠的人又表现得漂亮，怎么能不将就收拾来任用他们呢？” 灵帝、献帝时期，宦官掌握政事，群奸执掌权力，危害忠良。台阁在上面失去了选拔任用的标准，州郡在下面轻视贡举。上面选用失当，地方长官就不是合适的人；下面轻视贡举，秀才、孝廉就不能得到贤人。因此当时人说：“举荐秀才，却不识字；察举孝廉，父亲另居。寒门清白之士，污浊得像泥；高等第的良将，胆怯得像鸡。”又说：“古人想要显达，勤勉诵读经书；今世想谋求官职，便免除谋生之劳。”这说明人们对时弊痛恨到了极点。当时悬挂爵位出卖，就像排列店铺；争夺渡口的人靠购买得到，就像市场上的商人。有钱的人没有门路也能径直升进，空手的人只能望着仕途收敛脚步。财货多的人官位尊贵，财货少的人职位卑下。因此东园积聚卖官的钱，崔烈受到“铜臭”的讥笑。上面怎样做，下面便怎样仿效；君主怎样行动，臣下往往做得更过分。所以谄媚逢迎的人，专门谈论亲近和容貌；桑梓之间议论君主，中正官、吏部官员，都成了最大的经纪人，各自索取估价。清贫的士人，哪里还有希望呢！事情既然已经如此，又因为邪正不同，好比冰炭不相容；厌恶正直的人，憎恨不属于自己党羽的人。刀尺颠倒的人，害怕别人议论自己；不按正道通达的人，担心言论对自己不利。于是共同构造虚假诬陷，中伤清正德行，横生各种瑕疵罪名，没有人敢于援救拔擢。于是曾参、闵子骞遭受商臣的诽谤，孔子、墨子蒙受盗跖的污蔑。怀抱正道、安守贞正的人，陷在泥泞中不能自拔；狡猾虚伪的人，却飞扬在彩虹云霓之间。凡夫见识浅薄，不能分辨邪正，把守道的人说成沉沦，把走捷径的人说成懂得变通。世俗之人随风而动、逐波而流，哪里还能回归德行、苦心思考学问呢！他们无不放弃遵守规矩的辛劳，而奔向使用贿赂的捷径。这确实是汉朝倾覆的原因，也是后代应当深切鉴戒的事情。有人说：“您论述汉末贡举之事，确实说中了它的弊病。如今如果一定想警戒过去的过失，避开倾覆之车经过的道路，改变后代失调的琴弦，防止法令玩忽而发生变化，使濮上的《巴人》重新安于《乐》的正音；对于像腠理疾病那样的弊病，不留下退避逃跑的阻滞和忧患者，难道有什么办法吗？有些士人外表风姿丰伟，声望高雅有余，却胸中空虚、根基不足；若只凭容貌选取，未必能得到贤才；若慢慢先行试用，又不能仓促决定。应当怎么办呢？” 抱朴子回答说：“识别人，是明智的表现，也是上古圣人都感到困难的事。如今要让地方长官都能在人才尚未任用时审察其优劣，始终保证其品性和操行，确实不容易。但只要共同排除私情，竭尽聪明，不被利欲动摇，不因亲属请托而屈服；对于想举荐的人，必定静心观察，广泛访察，修明其名声而考核其行为，比较各种说法的异同，以防止虚假装饰。使他的亲族称赞其孝友，使乡里归服其信义。曾经做过小官的人，如果有忠诚清廉的成效和处理事务的才能，那么看一寸锦帛就足以知道织工的巧拙，刺一只老鼠就足以观察勇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