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养吾斋集》卷十五元刘将孙撰记一

译《吉州路重修学记》圣明天子即位，兴办并尊崇学校，常常告诫有关官员，不得使学校废弃、衰败而无人治理。只是各地财力有盈有亏，规制有宽有窄，因地制宜各不相同；兴建时间有久有近，情况也不同。花费巨大，而庐陵郡学规模广大却荒废破败，在江右尤其严重。自甲子年以前，魏侯峙曾将它彻底更新，至今已经四十多年了。于是大德甲辰年，西廊倒塌的部分重新建起；乙巳、丙午年，振文堂、尊经阁倾斜的加以扶正，坍塌的加以增高，屋檐飞翘、建筑显著，腐朽的更换，模糊的重新修饰得鲜明，墨线取直、水平校平，攻治坚固而精密。士人佩带衣冠，在此诵读歌咏，这是三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盛况。教授康彦博让学录永丰周似周带着图纸和始末来请我写记，说：“似周到任，是至元八年三月。当时堂庑长期破败无人修缮，西庑简直像被遗弃的斋舍，荒草丛生，厨房断坏，已经长满了草。于是同教授湖虞廷桂、学正洪冷天成商议。怎么能坐视而不察看呢？【‘防’字疑有讹误】省台又因此重重责备主管官员。府判承务马公显亲自主持此事，慨然把它当作自己的责任，下檄让庐陵孙丞世显估算。费用推给县里，几个月后西庑建成。四斋整齐，炉亭恢复旧貌，养正堂、小学以及公厨，完好的整治、破败的修缮；两座井亭长期废弃，也重新建起。虽然恢复了旧日景观，但堂阁积累的损坏若不修复，也不能就此停止。” 但费用太大而财力不足，谁来主持呢？这时廉访签司郝公巡视所属地区，疏通积滞、整治弊病，声威严肃。学政的新建和修美，于是由治中奉直陈公彧主持。至元九年冬，他召集诸位官员说：“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件更紧迫了。我早晚节省缩减开支，除了这件事还做什么呢？”于是授予工匠职事、选取材料，核算费用和期限，一年之后便全部完备。振文堂、尊经阁刚刚完工但还不够美观。虞廷桂、洪冷相继离任，饶康彦博来任教授，吉康安世任学正，又共同努力把工程妥善完成。于是明秀堂、敬义堂、藏书阁都周全雅致地加以修饰，按次序修整兴办；殿柱内部被虫蛀，檐梁受压难以支撑，便急忙更换，工艺精良、材料巨大，挺立得如同新建。所有钱粮费用，内外各主管部门都有记录；只是治中公不知疲倦，而同知扎拉台朝列公恰好从湖北副宪任上奉符来到这里，熟悉治理体制，主持纲纪维系之事。又竭力帮助工程完成。等到周似周登临此处，他从头到尾参与其间，和大家共同商议，也知道其中的辛劳，请我写记，不要忘记诸位大公的赐助，用来劝勉后人；学校的正副长官前后相继，也联名请我写下此文，希望我不要推辞。将孙接受嘱托记载此事，既写明了年月次第，也私下有所感慨。房屋不修缮就会毁坏，毁坏久了再恢复，当然不容易，所以费用这样多、用力这样勤。办学也正是如此。修养自身、笃实行事，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难道做君子一定非要这样艰难不可吗？即使有百种美好，仍害怕出现一种缺失；一件事没有做好，就会使万种成果多有丧失。况且学校是为了什么呢？学校是用来教人忠、教人孝的。不要因为善事小就不去做，不要因为恶事小就去做。这是忠的范围：说出一句话也不敢不谨慎，迈出半步也不敢不思考。这是孝的范围。所以古人要寻找忠臣，往往从孝子中寻找；要观察一个人的大节，也从细小事情中观察。我们的道存在于天地宇宙之间，有时显得迂阔而不切近，有是非而无利害，有名节操守而无得失计较。就像九仞高山，少筑一筐土便前功尽弃；涓涓细流不加以堵塞，终会泛滥至江河。这本来就是士人应当自我反省的。过去我有一位先正，以欧阳公的文章功业作为师表，名闻海内，但他仍因晚年及早退处而使自己的名节没有遗憾。士人到了欧阳公这样的地步，处身立世尚且如此，求学的人难道可以不思考吗？唉！庐陵本来就是忠节之乡。欧阳公寄望于乡里的子弟，希望他们道德明秀，行为能施于乡里，礼节周全、慈爱孝顺，这大概就是风俗敦厚的表现。欧阳公对我们同道仍然寄予希望，也有人能够倡导实行这些道理。如今朝廷所做的敦促办学、教导士人之事，诸位公卿竭力兴建校舍之事，所寄望的正是士人，也正是这样的心意。自四代以来，对士人的要求没有不是如此的。那么，我们同道的士人，拥有如此优厚的条件，尚且害怕不能达到要求，难道还可以自甘菲薄吗？士人并不容易说清楚，称为士人也只是一个名目罢了。谁不可以自称士人？如果按照实际去追求，做到什么程度才可以称为士人呢？即使是进入孔氏门下的人，也仍有不属于我们同道的人。我说到这里，哪里敢把这些话当作对诸位的规诫呢？只是私下担心后生无所遵循，流俗又不可挽回。我们同道的人也负有责任，却没有办法符合皇上的心意。唉！难道不只是做士人的应当自我警戒吗？这次工程，在府中参与谋划的是推官王君钦；主持事务的是公君道；幕府中则有经历陈君琦、知事成君文炜、提控案牍周君济、胡君世昶；在学校督工的是前任匠提举崔世荣。

译《吉州路重修儒道碑记》大德十一年丁未五月乙酉日，圣上登基，诏书首先提出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希望士人学业精通、品行成就，所寄托的期望十分深远。凡是做士人的，都免除终身差役，优厚的优待和假借也十分丰厚。随后又派使者到曲阜举行礼祭，加先圣“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徽号，诏辞深厚，表达尊崇赞美之意，褒奖记录十分隆盛，并颁布天下。此时，江西廉访副使南阳澹然蒋公元祚分治吉州、赣州、南安，恰好留在庐陵吉日斋戒至月望，捐出俸禄陈列祭牲；府侯及属官迅速奔走，在孔庙献鬯酒致告，以彰明崇高显赫的美好诏命。礼成之后，大家在堂上设宴，文武才俊、山谷间的士绅，前后列坐的有一百几十人。这场礼仪比蜡祭宾客更严肃，事情比乡饮酒礼更重大，也就是这一年腊月的盛典。在泮宫学习的士人于是接续歌唱道：“皇上兴起而崇尚文教，首先尊崇我们的元圣；维新的诏命，历代没有可以相比的。光明显赫的廉访车驾，在泮宫开始祭祀；肃穆崭新的学校，神灵都来享宴欢喜。是谁使学校焕然一新？是我们贤能的侯长。新学校、新诏书，用来彰显美好的德音。”于是教授康彦博起身谋划说：“新学校不能不写记。”他说这件事以前曾经请我交付文稿，于是派人绘图，把文章托付给我。此前的十年丙午，康彦博刚开始任职时，学录周似周正日夜筹划修补，忙得无暇休息；学正康安世也恰在同时任职，学录徐济川随后到任。廉访签事李公俞、郝公鉴分区巡视，相互照应，专心致力于斯文，不懈地勉励兴办学校。治中奉直陈公彧实际主持学政，公务之余亲自督察、时时省视。如今广东监司济古尔朝列公正任同知府事，也共同尊崇、协助此事，于是秋季修整振文堂，冬季修明秀堂、敬义堂和藏书阁、尊经阁。先贤祠原来在讲堂左边，后来中途改建，远处祭奠拜谒有时不能及时到达，于是把它迁回旧址，并恢复三贤、二相的祠堂。瓦、台阶、砖石依次整顿，于十一年春天全部焕然一新。礼殿建成不久，柱子因木材潮湿很快腐朽，楹柱因材料薄弱使殿内狭窄，台阶道路因沿用旧制而坍缺，于是重新选择材料更换柱楹，拆去门扉以示敬意，整平台阶以便通行。仪门建成将近五十年，鸟鼠早晚侵扰，风雨经历春秋，栋梁被虫蛀而弯曲，屋盖裂缝稀疏；于是把它扩建加高，所费力气加倍，全部修治得如同当初，红色涂饰和白色粉饰像鸟翼一样，与礼殿交相辉映。秋季征集工役，冬季上梁题字；至于重修抡魁堂以及东西两斋尚未完备的部分，都是其余工程。学校到此才算完全修备。澹然公书写先贤祠匾额悬挂在那里。治中奉直公自始至终主持这项工程，直到完成。推官程承务敏慧，由宪府幕僚长升任此职，在刑狱、簿书等公务之外，尤其勤勉于此事。至大三月，巴尔斯布哈嘉议公由东宫侍从出任此路长官，赞助牧守此地，惠及我们的道学；他周览学校，称赞其美，士人更加受到勉励。协助完成工程的有治中陈武义、推官王承务、经历张时中、知事成文纬、照磨曹珣、提控案牍胡世昶。详细记载这些事情，是为了记录事实。于是庐陵郡学成为至大初年江南各郡中最为完备的新学校，难道可以不记吗？唉！写记难道只是记载工程完成而已吗？孔夫子谈论治理国家时说：“夏代的历法，殷代的车辂，周代的礼冠，《韶》乐舞蹈。”这些虽是天人礼乐的要点，难道四代仅仅只有这四件事可以作为后世法则吗？这是圣人把宇宙贯通为一心、把往代圣人兼容为一人的精神志气，仍然可以在这些事物中看见。这就是我夫子所说的“大成”。自孔子经过鲁国祠庙以来，唐代以前，周公、孔子交相尊崇；开元以后，尊崇孔子之制确定为一统。但自开元以来，难道不是更加严肃地奉事孔子，同时异端的典册也前后不断增加吗？对于木有根、水有源这样的大道，却荒疏废弃而没有讲明，文辞似乎就有所推诿。恭敬接受明诏，在大明升天之初，然后才看见从前仿佛有所缺失，而后来又无人承继。大成之道巍巍高大，如金声始发、玉振终止那样完备。于是，在天涵地育之下飞翔的鸢、跃动的鱼，难道会对此有所思考吗？还是只把它当作供人观赏的美景罢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都凭借这一道统相传，而大道独尊于孔氏。自孟子以来，皋陶、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等人，已经不能说明他们凭什么传到孟子这里。荀卿、扬雄以为自己承继了道统。韩愈出来以后，荀卿、扬雄也免不了受到指责；韩愈认为孟轲死后道统无人承传，实际上是把这件事自任于己。伊洛之学兴起后，韩愈也仅仅被比作荀卿、扬雄；古人之所以不能参与这一道统，是因为讲论不精、传承无闻。如今讲论不能说不精，传承也不能说没有声闻。我们同道的士人虽然离圣人的时代已经很远，却恰逢至治的恩泽正在更新；沿着伊洛之学，辨析千年来学问分化的纯正与瑕疵；追溯洙泗之学，渐渐看见知识见闻彼此印证、因时损益而显然明白的道理。难道还不能贯通并认识其中确实如此的地方吗？希望把义理融入文章，把学问施行于事业，那么人才和世道确实大有希望。诸位，你们有这样的志向吗？青原、白鹭，自古以来秀美明丽；四忠一节，德行如山，四方仰望。你们更加思考如何成就学业，使之光耀前贤的声闻，又不辜负两位廉使奉行宣扬圣意的辛劳和贤侯交相赞助的美意。用重修学校的功劳来称扬圣世的光荣恩宠，那么庐陵的昌盛，也就是国家的光荣。

译《永新州新修学记》永新州学校过去一向被称为规制雄伟深厚，正值谭氏世代科举相继兴起之时，县邑却毁于战火烟尘，其他地方重新修建学校时，前贡士髙明龙君邦伟大概曾经出力。又过了四十年，学校日益荒落，殿宇倾斜，门户受压；事情重大、体制重要，没人敢在没有周密筹划时贸然兴建。延祐乙卯年，庐陵萧安国主持学校事务，看到这种情形慨然说道：“如今我若不谋划，拿什么来奉祀先圣先师？”但他还不知道靠什么来完成这件事。反复选择言辞，如果不是见识高远、力量宏大的人，就没有谁足以承担此事。凌霄萧君颖翁萧浩然，才华超卓，能够做到世俗之人做不到的事，于是便去同他商议。一句话便达成一致，首先议定修建大殿，派人绘图、测量工程，萧君独自承担此事，花费一千五百缗，工程坚固精密，不久便完成了。但门户与大殿不相称，又去同他商议；他遍告所认识的人，平素刚强而质朴，得到声气相应的响应，甚至涉及僧人布施，积少成多，又筹得与前次相同数量的钱，于是门户的修建也和大殿一样完成了。此时同知州事李侯到任，他出身世家，曾向名流求学，一心奉行奖励士人、谋求学校焕新的事业；因此学校的大体已经建立，各项设施也依次完备。于是把事情的始末托付给我写记。我因把斯文寄托于萧君兄弟而感到欣幸，不敢以才疏学浅推辞。过去我私下听说，圣人不能制造时代，也不能违背时代。记载礼制的书说，大小、轻重之所以有贵贱，关键在于时机，并说时机最为重要。《易》所说的变通不止，也没有什么能超过时机；由此可见时机的作用很大。萧君修建这所学校，难道是有意一定要使它改变面貌吗？得到萧颖翁周旋曲折、终于完成工程，又遇到李侯维持支持、使工程得以善终，这难道不就是所谓的时机吗？从时机来看而能够成功，也是很难遇到的。我记载工程完成之事，同时对时机有所感慨，也希望诸位贤者不要错失自己的时机。萧颖翁的祖父云心，过去有意兴办乡校却未能完成；而他又是髙明龙斋的女婿，这本来就有前人启发他的地方。李侯以钟山文采廉正著称，对于公务没有不尽心尽力的。《重修昌州儒学记》圣上兴起，厚惠斯文，首先恢复科举以选拔贤才。既然褒奖、擢升、进阶、加等，凡是由乡贡而来的士人，全都列入仕籍。年老者还赐给服色，让他们荣退，进退之间的荣耀恩宠超过前代。再想到培养人才的根本始于学校，便再次下令凡是尊崇、优待、敦促、勉励学校的措施，以及学校没有学田的情况，由主管官员考察适宜之处，把官府余地分给学校作为供给。盛大啊，广博啊，这是典谟训诰中从未有过的，也是三代礼乐制度从未完备达到的。当时昌州判官杨景行，是延祐乙卯年进士，丙辰年实际到任办事。他恭敬拜访学宫，看到学校倾颓毁坏，严肃地想到没有办法奉行祭祀礼仪。难道只是因为这里是经历兵乱烟尘的地方，才因循破败到这种地步吗？士人贫困，廪禄空虚，又怎样安身、怎样仰赖学校呢？官舍空置、官员旷职将近十年，其他方面当然也会如此。于是他慨然把重修学校当作自己的责任，首先捐出俸禄彻底修缮。从大门到讲堂，礼殿有高耸的棂星门和鼎形装饰，创建廊庑并绘饰彰显。没有多久，礼仪设施便展开，整体形制也具备了。这年冬天，翰林直学士叶天麒出任此地太守，进一步赞美学校修成。想到这里荒废破败，只是因为没有学田来供养；长期没有官府供给，所以日益破败；因为破败，所以每年都在拆毁。于是便在疆域内筹划经营，详细考察，周密谋划。州人陈志道感念长官、副官把这件事当作当务之急，首先捐出五十亩田作为倡率。士人因此大为振作，兴建起两座侯祠；又重新制作礼器，按需使用木材或竹材。于是州中的耆老、寿者和才俊共同说道：“贤侯的德行和勤劳，不能不写下来。”只是考察一百年前学校的来历，发现宋代淳熙年间尚书洪文敏公的碑文，记载在训导权学事曾某那里，曾某已经把图纸和工程次第写好送来，希望我为新建的昌州学校作记。昌州在赣州西南，如今升为州；这里山势环抱，雄伟连绵，所以民俗笃厚纯一。这里的水近处清澈深广，远处湍急强悍，所以人物秀异卓特，往往有气节风骨。东京尹先觉、侍讲杭京黼隐居青城，赖太博克绍唐编修稷载于图记中，才可以考见。他们以及直到今天在乡里修养、在当世做官的人，如果能像前代贤人那样，就是没有辜负贤侯修学的本意。况且学校的历史很悠久，我曾经想寻求唐虞以来、周公孔子以前用来教人的方法，却无法得到答案。那时六经还没有写成，礼、乐、射、御、书、数和小学的事务，以及用来兴贤取士的德行、道艺，士人拜受之后，却不知道依据什么考察。至于诚意、正心、修身、格物、致知的学问，即使是孔子的教诲，也还没有听说过。从成周盛盛时期直到春秋，王朝所任命的，诸侯国所表彰的，几百年间没有听说某个乡里选出谁、某人被贡举而授爵。我曾私下对此感到困惑。唯独在《尚书》中找到教导贵族子弟的方法：“正直而温和，宽厚而严肃，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我茫然之中忽然明白了那种教诲。接受这样的教导并反复实践，德行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凭借这样的德行游习六艺，那技艺会达到什么程度？凭借这样的德行参与政事，那政事会成为什么样子？这样便有了根本。唉！过去科举的弊病，是文章胜过内容而本质浅薄。如今虽然返回古道，我仍担心文章只是质朴，而内在本质不能充实。我私下把《尚书》中的三句教诲诵读给诸位贤者，作为勉励。山川的扶持汇聚、风气的深厚积累，本来已经有所预兆。也只在于求学者善于推广自己的作为，难道只是为了荣誉名声和仕途显达吗？

译《重修上高县学记》上高县的学校始建于元丰年间，苏文定公曾任筠司征，并为它记载了沿革。延祐二年，庐陵曾同父任本县教谕，来信说：“上高县北面沿山走六七里，有一位隐居的君子，名叫任毅夫，是个重义的人。他的儿子任清则崇尚德行而且有文才，任邑庠直学期间，凡三个月的时间，把从官府所得的俸禄全部用作公费。学校的祭器自战乱以来粗疏破败、无人治理，清则便捐出自己的力量，舍弃旧器而谋求更新。大成殿东西两根大梁被虫蛀，日益损坏；学校经费不足，学官和吏员只能抬头仰望，私下叹息，这样已经好几年了。到了乙卯年腊月，便运来优良木材，拆下旧梁加以更换。破损残缺的瓦、砖、甓都补齐，红白涂饰模糊的地方重新刷得鲜明灿烂。宗庙、百官所需之物全部齐备，这都是清则的力量。他们父子为此竭尽心力，不是为了求取名声，不是为了谋求利益，也不是为了求福，更不是前有檄令催促、后有期限逼迫。他们用来激励流俗、树立风声，不能不加以表彰。希望写记来使它永垂不朽。”碑文已经谨慎写好。我喜爱曾君叙述事情核实而确切，不浮夸、不溢美，能够用来化导风俗、勉励后人。于是又替他说道：“修建学校的事很多，有的依靠众人出力，有的等待官府供给，有的借此制造声势，有的粉饰旧物以欺骗人，有的只改了一两处反而不如从前，有的增加本来不必有的设施，有的只是补缀漏洞却把它夸大，这些都不合适。” 像这样凭一家人的力量、一个士人的志向，把从官府得到的东西返还出来供奉学校，把从私人那里得到的一点微薄财物用来美化并完成此事，表面看似浅近，而心意却深远；工程看似微小，而利益却很大。收支之间如果没有欺骗，就是公正的，何况又不占有本来应当属于自己的东西呢？做好自己的事务而不求超出本分，已经很难了，何况把养育事业所余下的东西捐出，甚至舍弃自己最珍爱的财物呢？我逐一考察在我以前的事例，都是从孔夫子那里取法。没有请教孔夫子，也没有与他商议，我怎么能不取法呢？再看看与我们同类的人，真正相信我的没有参与，厚待我的也不过如此；既然询问过我，我又为什么偏偏把它全部揽来当作可贵呢？唉！不知道奉事孔夫子也就罢了，如果知道奉事孔夫子，就一定要尽心尽力。过去孔夫子在少施氏家吃饭，吃饱后起身说：“少施氏按照礼来供养我。”供养孔夫子的人很多，本来有比少施氏更丰厚的，也有比少施氏更勤劳的，难道全都不合礼吗？但孔夫子唯独认为少施氏合礼，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行为出于真诚。那么清则在这里出力，已经足以说是在奉事孔夫子了。所以我很乐意为此写记。”任毅夫过去也有许多善举。乙卯年五月，暴雨骤然上涨，一天之内高达数丈，居民登上屋顶颠沛求生，几天不能生火做饭；任氏父子便准备饭食，租船前去给他们送饭。船夫把船价抬得很高，但任氏父子一概不与他们计较，所救济的人数多得无法计算。洪水退去后，他们把米运来，在门口煮粥，每天供给饥民达千人之多。有人拿着金钱来买米，想要转卖获利，他们推辞说：“我不是不收你的钱，只是要留下这些米，继续供乡里的人食用。”这些都是急人之难、轻视私利的义举，所以应当连同前面的事一起写下来。曾君字同父，是我乡里世代读书人家的秀才。延祐第三年夏季辛卯朔日记。

译《建宁县重修学记》三王祭祀河川，先祭河源，后祭大海，这叫作懂得根本。过去记载礼制的人这样说，大概也是在谈论办学。因此乡里推举、里中选拔，取士于党庠、遂序、学校和私塾，是民风教化的开端，也是王道的起点。三代以后，废除封建而改为郡县，崇尚文艺而实行贡举，不先后分明、端正根本与枝末，却以高下显示轻重；上面的人有所好，下面的人更加追随，人心便随之改变。最古老的行政单位莫过于县邑，但官职有时卑微，县邑便认为不必行善。最好的地方莫过于学校，但士人又加以诋毁，认为哪里值得共同求学？于是山林之外出现书院，功名之路被称作“贤关”；所培养的不是所使用的，所使用的又不是所教导的，流弊像决堤一样扩散，原来就有这样的根源。唉，那只是过去的时代。如今皇朝造就士人，超过前代谋略并追承古代制度，教养、兴励之事，把县学和郡学看得同等。考察贡举、评定秀才，必定从县邑逐级提升；士人于是自行安定心志求学，有司彼此劝勉，把它作为职业。各县学校纷纷兴起，改观相望，规制高大，甚至郡学也没有不及之处，这才是把握根本到了极点。建宁隶属郡武，治理地处群山之间；旧学校远在东门外，道路被斗角津涨水隔断，不能渡河，只能远望、拜谢而退。宋室南渡后，县令郑继道才把学校迁到南门，濉水横在前面，凤冈踞于后方，是县中胜地。到了嘉定己巳年，县令钱衢于是修建明伦堂以及斋舍、门序，全部完备宏壮，在各县中居首。高中科举、显达仕进的人才接连不断。刚过七十三年，到至元辛巳年，学校被邻近盗贼焚毁，什么也没有留下。县中有声望的士人谢伯忠任同知县事，在安抚百姓、忙于救乱之时，想到乡校毁成这样，便无法奉见先圣，于是捐出家财，估量巨额费用，筹备经费，建造大成殿，修筑廊庑，环绕门户并加以拱护，重新绘饰，使之美好。只是讲堂、斋舍、门序还来不及完成；每逢朔望，士人便席地而坐，面对墙壁，保存着简略的设施来诵读。经过这里的师长说起此事，都低头感叹自己没能做到这些。元贞丙申年，山东钱侯钱勉来任县尹，慨然兴办学习，没有什么不说是学校的事。当时每年收入不过四十斛多，无法供给，于是从长官以下依次出资相助，多少不等；士人也受到勉励，都竭尽力量。主簿李侯祐实际主持工程，大德丁酉年冬季开工，第二年春季丁日举行庆成礼。签事济南潘公昻霄大书“明伦堂”三字悬挂其上。堂有五十楹，纵横各十丈；建书库一座，东西两序各二十楹，厨房、浴室全部整备。剩余力量又按照旧式重盖大殿瓦顶，并扩展到门、墙、围墙和周围庐舍，适时种植嘉树。一旦完成，森然整肃。临川邹君某来任教谕，列出工程始末，请我写记说：“我还没有什么可以在这所学校自我表现的地方；前任教谕杉阳冯琯孙确实勤勉于此事，而县中大夫、士人经营使它完美的功劳，也不能不记载。” 众人都说：“希望把它记下来。”县中有寓居的客人谢兰，谨慎地备好碑文，等待我来。嘉许邹君正当盛年初次任职，能够不抹杀前人的功劳；而百年之间的两位县令、南北两位钱侯前后相望，为这所学校、这座明伦堂奠定基础，也仿佛自有定数。现在我已经替他们依次记下工程次第和书写碑文的请求，请允许我再向诸位说几句话。学校是做什么的呢？既然把“明伦堂”作为匾额名称悬挂起来，就一定有应当在这里从事的事情。求学不是为了别人而学；致知、格物、正心、修身，哪一件不是自己的事情？即使推而广之，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大到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经营制作，对天下国家有益，但这些功业也有时会熄灭；而功勋名声、声望流传天地、光照日月的人，他们的言论与自身一同长存，这也仍然是为了成就自己。大道不能实行的原因，我是知道的。士人不以三代为自己的期望，求学不以圣贤自任，却不知道即使身居陋巷，也可以拥有禹、稷那样的道义；反而在下州小邑中自甘菲薄，认为时代不同、事情不同，仿佛与自己的责任毫无关系。何况知道大道的人不会用穷困或显达来计较，孔子、孟子也都曾是普通百姓；县邑不因居处狭小而自弃，邹县、邹邑也不过是附庸小国。想想过去孔子周游列国、四处聘问，路途崎岖、处境困苦、没有地方庇护，却用来彰明自己的道。如今却用华美的宫室供士人居住，用丰厚的廪米供士人食用，设置学官来掌管学校，免除赋役来奖赏士人，可是求学之道仍不讲明，根本仍不修养；登堂求学、手持文书，不过只是挂着士人的名目罢了，还推说：“世道未必会任用我。” 这样看来，究竟是世道抛弃了士人，还是士人自己抛弃了自己？叔孙通、陆贾怀抱残存的经书，带着诸生辗转于战乱之中，在马上游说，事情艰难而付出的力量加倍；然而千载之后君子的议论，仍然对他们留有责备。回望栋梁，回首荒墟，才过了多少年月，建筑便已焕然如旧，衣冠和佩绶的士人列坐其中。这里洋溢着贤大夫弦歌教化的影响，能够达到这样的境地；抚今追昔，能够在战乱之后免于兵革，安居游咏，歌唱圣人之道，与从前的贤人相比，难道不是更加幸运吗？圣朝如天一般的仁德实在太广大了！《诗经》不是说过：“没有一种德行不应得到报答。”诸位，你们将用什么来报答皇上呢？本县长官沁达噶将仕燕人钱侯，字勉卿，曾多次任台省属官，主持建安总幕，颇有能声；李侯字人治，政绩最为方正，日益有声望；前任教谕冯君是乡里的善士，成绩可以考察；现任教谕邹君字成大，世代通晓经学，家学才能卓异通达。县中士人中为这次工程出力的，有谢顺父、谢权、朱景星、俞世祥等人，都是筹划出入、核算管理方面最为突出者，名单刻在碑阴。

译《南安路上犹县新建县学记》南安、上犹的新学校，始建于至元乙未年，大德癸卯年全面更新，到乙巳年全部完备。教谕庐陵郭椿年实际倡议兴建。学校建成而他的任期也满了，县中前进士黄桂开历述始末，来请我写记说：“南安三县中，上犹在西山之间，南面逼近东广，西面连接郴州、桂阳，而文献在三县中居首。宋代进士有名籍，近年节妇有碑记。士人果断而重义，百姓正直而刚强。至元年间，大军包围逼近这里七十多天，最终全城以死守卫，被屠杀。学校也因此全部焚毁，荆棘丛生十多年；后来百姓才安居，学校于是有了简略的设施。乙未年以来，殿堂、廊庑依次大致具备，只是官府赋税仍不足以长久支撑。如今教谕到任，慨叹学校制度尚未完备，说：‘这是我的责任。’诸生说：‘廪禄不足，怎么办？’他说：‘我用俸禄补助；还不够，我就用私人财产倡导。’诸生虽然心中认为这是义举，却还没有完全相信。第一年棂星门建成，庠门、斋舍按规制完成。第二年大成殿陈设齐备，按照典礼制度，两侧配以廊庑，祭祀绘饰庄严肃穆。第三年讲堂、拜台加高修整，厨房、浴室清理修治，并扩展到佑善祠，全部修得焕然美好。从章贡取来石材，砌筑地基，工程坚固。学校的廪禄用尽了，便从他的私囊中取用。又整顿主簿所掌的祭器，从庐陵取来，全部用铜铸造。过去湮没的租税收入，每年都有增加。士人被有司征调用役的，便替他们请求免除。兴办小学，选择教导者，召集良家子弟共同讲习，文物制度文雅齐整。经过这里的使客环顾四周，交口称赞。现在任期将满，他又捐出俸禄，绘制先圣像和配享诸位的画像，不愿把一件未完备的事情留给后人。诸生共同凿石刻碑，记载它的盛况，以免忘记上级的恩赐。教谕郭君曾经在须溪先生门下游学，真是幸运，斯文仍然有所寄托。不远千里，希望我写记来给后来者看。”我赞美郭君能够在本职上尽力而不自我炫耀，也赞美黄君善于作文；这番记述确实可靠。上犹不过是一个县，处于边远之地，米廪收入才有多少？我看江西有些县的收入是这里的数倍，却没有见到像上犹这样受到称赞的。又岂止是那些以万石计廪禄的各县学校，有的荒废而不修缮，长官斥骂、有司责问的情况到处都是。如今上犹却能做到这些，而且还是我的故人办成的，我怎么敢以浅陋推辞呢？既然已经记载了功绩以及图纸、先后次序的情况，便又对上犹说：“学校始于孝悌，最终达到忠信。” 孝悌，是用来修治家庭的；忠信，则是用来施行于事业，也是拥有国家的人所寄望的。议论很多而孝悌遥远，文饰外表而忠信疏薄，这是学问的弊病，也是世道衰败、古今不同的原因。地方不论大小，尽心尽力，便是用来奉事上天；事情不论难易，竭尽力量，便是用来报答皇上。人人都认为小事不足为、不愿做难事、不肯做不可能做的事，认为迂阔而不必做，于是天下便没有事功了。没有事功，学问也无从显现。不能认为这一方面精细、另一方面粗疏。过去孔夫子在千年以前感叹思念禹，于是把对鬼神尽孝、把黼冕制作得美好，都与疏通沟渠相提并论。建立万世功业，我们同道中的士人，难道也会有所感触，从而悟到他所说的没有间隔吗？求学而成为圣贤，都是为了替天下国家承担责任。前辈写学校记，必定以臣子忠诚、子女孝顺为归结，这难道不是为了使诸位不感到羞愧，而是为了国家忧虑吗？这番话之所以适合上犹，是因为上犹山川深厚、民气淳古；它成为东南如鲁国般弦歌教化的地方，地理与学校都给予了助力。如今事情已经过去很远了，旧邦建起新宇，后来者来到这里游览歌咏；面对废墟俯仰感叹，瞻望华美建筑而徘徊，共同歌咏郭君的教诲，欣喜太平教化，在这里讲学习，在这里立身兴起，人才成批涌现，风俗更加美好。学校难道不是更加重要了吗？我手执笔记载它的完成，不敢认为只是空话而没有益处；世道和人物，也都包含在这篇记文之中了。《蒙斋书院记》庐陵彭正翁在祖先蒙斋书院的旧址上重新建成书院，乡中耆老俊彦鹤田李公为它写了记，又让我附加一篇文字。彭氏世代研读《易经》，科举及第者为魁首，是世家中的翘楚。祖先的训诫和匾额，其中应当有深意吧。用“蒙”来谈圣人之功，我曾经试着按照自己的意思揣测。蒙虽然还没有成就，但上天所赋予他的本性并没有流失。推究到它功效的极致，其中有可以成为圣人成为贤人的资质；世上的求学者不能因此超过别人，往往都是被自己的聪明才智拖累。过去孔子的门下，可以说得到了天下英才并教育他们。然而子贡的辩才、子游的技艺，以及他们听闻知识、玄妙领悟的能力，谁能赶得上？但日后道统传承的重任，却交给了颜回的愚朴和曾参的鲁钝。他们之所以显得愚、显得鲁，正是他们能够得到道的原因。“蒙”可以比作泉。泉水涓涓，刚刚流出，后来成为江河，汇入大海，都是从这泉水开始的。假使一开始便浩浩荡荡成为溪流、山涧，汇合众多流水，那么天一之水的最初源头就遥远了。水本来是同一种东西，但源出处不同，所以《易经》讲坎卦时不只称作水，有时把它看作云，有时把它看作泉。云是气机感应的表现，泉是本质端正的表现。人从读书识字开始，精神受到驱使，智慧受到激发，可以一眼看十行，倚马便能写成万言。父兄拿这种聪明来夸耀，认为它奇异；师友拿这些才能来称说，认为它不同寻常。谁知道词采华美却离大道越来越远，欲望深重便难以返回本初？即使想重新返回婴儿般的无知，也已经做不到了。所谓大人，就是不失去他的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就是“蒙”的道理。书院虽然是在一家旧址上复建，但如今所讲的内容已不是过去所讲的了。过去讲授的仍有科举学业，也不得不从事这些功课。如今佩带衣冠的士人正如雨后春笋般来到这里，就像得到一股新泉；他们难道不应当喜爱蒙道的端正，并推广蒙道的功效吗？是否要把过去没有来得及讲授的内容，在这里讲出来呢？难道还只是庆幸自己在童蒙阶段保持愚朴，把它当作世家值得称道的话吗？正翁兄弟共同竭力经营此事，可以说是懂得根本的人了。

译《朴山书院记》国家统一四方疆域，大力兴办学校，以人文教化天下，振兴礼乐，敦厚经学教诲。凡是东南各郡县的学校，过去因陋就简的，无不更新扩建，规模更加美善。有关官员巡视省察，推广学校更加勤勉。间或有崇尚义理、仰慕风教而创建书院的，便上报朝廷，得到恩典和重赏。只要各学校规制明确，贤良相逢，永远想到人才的根本无不出于学校。天庠刚刚更新，已经超过唐、汉的简陋；教化形成，风俗改变，将来甚至可以做到家家都受封表彰，家家都有稷、契那样的人才，咎繇、皋陶也不难出现，这就是上行下效。凡是读书人，都应当扶助、培植并带头倡导，彼此共同恢复虞、夏、商、周四代党庠遂序的盛况，以承继美德，传播给后世。江西是文风昌盛的地方，庐陵郡尤其兴盛，却没有听说像其他路那样因书院兴起而请求表彰的。大德乙巳年，吉州路太和州严氏朴山书院的先圣燕居殿建成，宏才硕学纷纷来集，感叹歌咏其美，乡里传唱，编成篇帙流传。从此以后，讲堂、斋舍、序舍和其他建筑逐年增加，厨房、浴室、围墙也整齐完备。来这里游学的人，箱笼相接，衣袖相连，都是前瑞阳尹严用父所建成的。严家的产业并不十分富有，却竭尽力量兴办此事，所以大家都认为尤其难得。书院建成后，还将按次序转报朝廷；严氏拿图来请求我作记，于是我撮要写下这些话。朴山严公名某，字方子，是宋咸淳年间通晓经学的大儒，六经都有义疏，只有《易传》写成后，确实上呈给熙明，并收藏在东观。当时名相古心、江文忠公碧梧、马公咸都敬重并推荐他，因意见相合，各自为《易传》作序。用父是他的儿子，文才品行如同先人；一生辛勤操劳，常常一顿饭也宁可自己不足，却与朋友共同分享而毫无遗憾。他又悲叹朴山怀才不遇，志愿始终不能实现。自从在家塾中教孙子起，他已经聚集乡里的优秀子弟共同学习，并且供养远方来投宿而不厌倦的年长俊彦。刻成《易传》后，能够与程、朱、杨氏的著作并驾齐驱；廉访鲁山臧公梦解又为它阐发申说、著文发挥。严氏又在东边建屋作为书院，地点是旧县城阅武亭的遗址。当时清理丘陵，寝废的诸项建筑中那些不合规制的，全部加以整治；原来如荒草般被官府抛弃、百姓在其间种菜的地方，种菜的人请求归还，于是便把它租给有关官署营建屋舍，而不据为私有。建筑规制宏伟焕然，考订安排十分完备，题名为“朴山书院”，表示不忘先人的教诲。四方师友仰慕而来，彼此讲论义理的旨归，探究圣贤内在的心学，使千年以后的人能够通过书院知道朴山，通过朴山读到《易传》，文献彬彬，可以考证而不违悖，等待后人而不使其迷惑。唉，学术不明已经很久了！古代官府设有学校，并不是只把士人聚集起来供养，而是特意在这里养老、征求意见，安排伦理秩序，教习礼乐而已；至于所谓教化，则在党庠、遂序、家塾之间。后世建立学校，只把士人众多当作盛况，却没有讲求教育之道。人才不能全部被招致其中，教育也不能完全施加于人才。科举兴起以后，学校徒具形式的弊病更加严重。所以唐代以前，才开始在郡县学校之外设置书院。宋初，州镇尚未设置学校，便因而增设书院。等到州县学校建立，书院便衰落了。朱文公振兴伊洛之学，以接续洙泗之传，认为这些学校不足以造就人才，于是凭借前代的基础，与二三弟子摆脱科举的牵累，一同来到山林之下，在这里歌咏往来，遵循圣贤之道。由此书院才相继兴盛。诸位贤人的行迹，师友之间的交游往来，无不归于书院；可是书院所讲的内容，又已经不是文公原来的宗旨了。如今科举虽然废止，书院却和郡县学校一样，文公的志向，唉，已经荒废了。过去的贤者不能参与到今天的事业中来。若要使书院在将来兴起，不再有后世书院的弊病，并且足以恢复文公当初的宗旨，大概只有朴山书院了吧？石鼓、白鹿书院，是唐代的书院；分布在东南各郡的那些书院，是宋代的书院。像朴山书院，则是大元的书院。这样看来，朝廷的恩德深厚了，教化也成就了。过去河汾先生王通在闲退之中艰苦讲学，不忍先世的学说泯没，详细叙述各经从铜川府君安康献公那里获得的传授。然而只有名声而没有著作，有人说这是后来者光大前人，君子也为他的志向不得实现而悲伤。老泉一生想传授《易》，却没有写成书，于是嘱托给东坡。东坡虽然说自己承受于老泉，后世却只知道有东坡的《易》，老泉也终究不能实现自己的心愿。哪里比得上朴山有儿子来传承，而儿子传承朴山的方式，又超出文字之外，声名光显，恩命加隆，确实形成了成就。自田、丁、王以来的《易》学，还没有像这里这样显著辉煌的，难道不就是所谓不朽吗？也可以不再为他怀才不遇而悲伤了。严氏世代居住在太和，最初是从秣陵迁来。用父共同尊称后山，以与朴山相配。我已故父亲太博与朴山交好，用父把作记一事托付给我，我不敢推辞。至于书院的规制、供养学生的办法以及其中的屋架布局和疆界规划，另列在碑阴。重修南剑路顺昌县双峰书院记。书院以“双峰”为名，是为了标明它属于顺昌。这里祭祀的两位廖公，一位是本县人高峰尚书廖刚，字用中，曾与龟山游学，询问名节，受到推重，死于建炎、绍兴年间，谥号文肃；另一位是槎溪经略廖德明，字子晦，是晦庵的高足弟子，《语录》中关于他的问答最多。宋咸淳年间，提举廖邦杰以乡里宗族的名义，持乡绅奏议请求建立书院；县中奉祀四位先生，地址原是县簿的官署。亨龙、五马、狮子等山森然耸立在前，双髻、豸角、仙掌岩环拥在后。厅堂屋舍的规制，以及拨田供养的安排，宏伟壮丽，足以同四方名书院争高下。不到十年便被焚毁，官府占据基地改作私宅，凭借势力牢牢占有，无法撼动。至元三十一年九月，有司奉行朝廷嘉惠庙学的诏令，四方闻风而动。郡府判官蜀梅庵母公逢辰倡导率领公私各方，估价买回基地，才重新恢复为书院。然而因循旧制，位置安排多不相称；学官又因为经费微薄、土地贫瘠，只登记名册而已。若年复一年，田产被盗霸侵占，既无人主持维护，那么朔望之日便无人申诉，穿着儒服的师生也不再来往，出入管理任凭一个平民胡作非为。破屋颓墙成为奸人藏聚罪恶之所，没有人过问，也无人巡察。大德十年冬十一月，山长谢中来四周察看，感慨愤怒，立即到府衙陈说书院受侵害毁坏的情况，首先揭发盗霸正黄景颜的罪行，逐一追查，欺骗隐瞒之事全都暴露，归还被侵占的田产，追缴拖欠的租税，旧有疆界逐渐恢复。

译于是按照儒生名籍惩处拖欠者，发布文告召集子弟，斥退不合资格的人，逐渐恢复书院的仪容。大节殿的廊庑，从门直到正堂，斋舍、序舍、祠宇、墙壁、台阶、道路以及周围房舍相互映带，无不修治。飞檐高架，棱角分明的屋脊和有纹饰的砖瓦，高低都按尺度建造，无不合度。棂星门、沟渠、道路、覆瓦、台阶、砖石，红白色彩即使漫漶，内外仍显出条理，无不鲜明。衮冕绘饰、塑像安位、祭祀仪式和礼器，以及讲席、屏风、坐席等日用器具，无不齐备。厨房、浴室完整，县仓、都廪以及周密防护和各种制度，无不周到。这样一来，所费心力就很勤苦了。来信请求我作记说：书院建成而任期也将届满，哪里敢把这当作自己的功劳呢？只是县长官鼐满岱进义始终竭力帮助，登临此地后，总管集贤员侨李公又从上面加以兴办，并且特意大书其名，为书院增光。不作记，怎么表彰贤能的守令相互劝勉扶助呢？不作记，怎么惩戒前人的奸邪而勉励后来的规划呢？这是请我按照《春秋》记载盗贼的用意，杜绝觊觎者，继承泮水歌颂的兴盛，以赞美贤侯，所以在这里说这些话。我过去曾在剑泮任职，确实参与听闻书院所以归还的经过，先父曾为此作前记。至于谢君所经历的艰难和付出的辛劳，大概是创建之初勤劳，而恢复归还尤其艰难。唉，我道的存在，在天地之间绵延不断，关系到存亡和延续的事，往往就是这样。眼前功利的迅速成效，有的一天之间便显赫辉煌；祸福的神奇变化，也有转眼之间便盛大壮丽的。至于神农、后稷的事业，孔子、孟子的教化，兴盛时人们都承受它的恩赐，却没有人说出是谁的功劳；衰微时可以废弃他们本人，却不能废弃他们的道，即使以为它晦暗了，却从未真正不明；以为它断绝了，却无人作为，而它已经重新延续起来。洙泗之滨、杏坛之下，是车迹周游、年老之后；武夷山深处、竹林幽密之中，又是在党禁正盛的时候。如今所能承受的教化，大概没有不是在寂寞中往来、在困厄中讲习切磋而来的。人们都把不艰难、不勤苦看作过错，却哪里知道圣贤所以继承前人、开导后世，自有其必然的道理呢？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传的道统来说，没有比孔子更盛的；他之所以盛，是因为六经保存着。自荀况、扬雄、韩愈以及濂、洛诸贤讲论以来，又没有比朱氏更盛的；他之所以盛，是因为有《四书》和语录流传。所谓心，就是这个心；所谓理，就是这个理。把它引发出来，仿佛还有尚未发明的地方；把它开启出来，仿佛还有正在等待的内容，只是觉悟有先后，阐明有显有幽罢了。听闻所得之知胜过亲见所得之知，是因为用心艰苦、用力深厚，能够自己体会得到。既然如此，我们这些同道中懒惰而放弃的人，难道不是因为成书已经摆在那里，讲习贯通、条理灿然，所以取得容易、知道迅速吗？今天进入这座门的人，应当慨叹古今求学都不容易；登上这座堂的人，应当感叹并追想师友传授的源流，那么由槎溪而知道朱氏，由高峰而印证龟山，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只读他们的书，却不知道他们本人，可以吗？他们难道是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人吗？我又是什么人呢？也可以借此自我警醒。恢复田产的始末，见于另一通碑。钦定《四库全书》《养吾斋集》卷十六，元刘将孙撰写的记文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