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养吾斋集》卷二十五元刘将孙撰题防一

译题写李鹤田所记《南郊大略》。我曾看见益公自述一生所遇之事：今日参加南郊祭祀，明日簪花，在从容行进的属车之间，身处太平盛世的繁盛典礼之中，亲自参与其事，令人想象而羡慕。前代贤人福分完备，哪里能够生逢这样的时代？即使跟在都城百姓之后远远观看，也已经足够承继陵丁卯年最初举行南郊礼的盛事；这是百五十年来行都第五次举行，也是四十年来从未有过的典礼。白发苍苍的老人，有些还来不及亲眼看到。鹤田既然亲自佩戴组绶玉佩，主持此事，徘徊在接近天光之处，人生中像这样的庆幸和盛会能有几次？他年高而身体清健，写作又详尽核实，难道只是让后生知道往事，其中也足以使文献在此得到考证。唉！东南地区的礼仪已经完成，羲农以来的传承都已成为过去，不能再赶上了。如此而已，如此而已。题写《阁皁山凌云集》。天下著名的山川洞府，必定有某一时代的名卿大夫、骚人墨客因感动欣赏而题咏，用来镇摄云烟、发扬泉石，使四方之人千载之后仍能诵读他们的辞章，仿佛亲自来到那里。然而这往往是偶然得到的，并不一定是有意安排。苏轼游庐山时，竟先自我发誓不作诗；假如不是因为不得已而偶然凑成数篇，难道不会留下遗憾吗？如果山中之人能够自行摹写山景，那么这种作品也只是偶尔出现，甚至完全没有，更何况编成集子呢？这又取决于当时的机缘，要使山川之灵与作品一同流传，并不是寻常能够遇到的。江西阁皁山除了山水之外，还有许多名贤的辞赋。东南地区百年以来，文盛一时；自唐代以来，名家辈出，神仙般的人物如伊尹、周公、昌、将、相如、宋子嵩以及东京诸公，都有作品流传。近世周益公的辞藻、朱文公的理学、杨诚斋的风节，他们与人交往都不轻易屈就，却独独先后为阁皁山留下文章，使其相互辉映，情意深厚而倾倒如此。这不只是因为阁皁山这个地方，也是因为山中之人曾有机会得到诸公的知遇，本来就是这样。由此，杨休文在淳祐年间受到知遇，以羽客的身份客居金门，在侍从清闲宴饮之间赋诗，仪态从容地处于甘泉宫侍从之间；正如真西山的言论风旨、刘后村在江湖文坛的宗主地位一样，他都有知己。岂只是其他山没有这样的盛事，简直超过古人了。这就是阁皂山之所以受到尊重的原因。葆光堂的门人张三省拿《凌云集》给我看，感慨地说：“先祖师山，对此事一直念念不忘。如今我把它续成，希望您为它作序。”因此我就把它的源流始末写成这样。登金步玉，只是一时的际遇；裁云剪雾，却是百年形成的事业。古代那些品德高尚、才华卓异而显达的人，既然已经为后人开创了道路，那么一举一动都步其后尘，难道不是山中弟子应当学习的吗？这一卷中还有一卷，是闲闲真人的诗。能够读懂这些诗的人，就可以算作他的门徒了。观看的人不要只把它当作玩赏之物，还应有所承继，做到与之相似。《防防斋先生尺牍》后 巽斋先生的文章和节操，足以做一世人的表率，可是他一生受到的毁谤议论却非常多。这封信是写给益斋钟先生的，其中有益斋寄来的诗，所写的是感叹、哀悼和遗憾，以及对生前身后毁誉的感慨。我闭门闲居、发誓不再出仕的心情，也匆匆写在其中；想到知己已经不在，心中更没有什么不足以抒发怀抱的了。这大概是巽斋弃官请求到南岳去的时候，前辈之间往来酬答的文字，并没有写那些无益的问候，纸面已经尘昏斑驳。益斋忧念世道、珍惜友情的情怀，以及欧先生闲适远游、无所求取的操守，在这里可以同时看见。《易传笺序》已经刊刻多年，这里保存的是它的初稿，几乎像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的草稿一样，竟没有一个草字。后辈拿来把玩，只有敬仰；这是钟氏的家宝。士安的子子孙孙，应当谨慎收藏它。题文山撰《外祖义阳逸叟曾公墓志》后。我们庐陵的人物，把名节看得高于富贵，文章多于爵位；科举显达的人前后相接，东西两州尤其比不上这里，而那些光明磊落、气势凌驾天地的人，也有很多。刘兖公虽然做过东京的宰相，也有值得称道之处，姑且不论。四忠一节，欧阳公生于绵州，长于汉阳，应试于开封；益公本是新郑的寄居者；澹庵、诚斋二公，只因特别的恩典和破格的待遇而位列西清班；忠襄公不过做过一任通判罢了。历考三百年间，生在庐陵、长在庐陵、凭科举使庐陵荣耀、凭宰辅之位使庐陵著称、又以精忠大节使庐陵更加尊重的，只有文山信公一人而已。难道他不仅是一代无双，从庐陵开辟以来，山水所钟爱的英杰，也仅仅集中在他身上吗？至于他所以兴起、所以受到教养，实在是外祖义阳逸叟曾公造成的。文山在墓志中已经写明了这一点。看他那铿锵有力、流传到临终的文章，可以用来教诲，可以用来传承，那么他当时所见所识，哪里能用寻常标准来测度呢？古人说，不了解一个人，就看他所交往的人；何况还要看他的出身，而这关系到百年一代的大事、万古千秋不泯灭的事业，这篇墓志仍然值得考察。自陶靖节以来，东坡对于程氏、晦庵对于祝氏，不过是不忍心让他们的德行湮没，所以相互依托来享受祭祀；但还从未有过像这样，光明与晦暗、延续与断绝、兴盛与衰亡、生存与死亡这样重大的变化，山川的光辉、文献的精华如此美好，而随着时代更替、事情变迁，遗迹湮没、人物亡故，虽存于人心的东西不可废弃，但在发扬光大方面，似乎仍有缺憾。那么，这篇墓志保存其人不朽之处，大概就在这里了。何况曾公的子孙众多，而且有才华、有贤德的人并不少，那么不朽之处也就在这里了。我在庐陵所列举的那些事，不过都是外在的事物；外在事物有没有，本来只会使曾公一笑，难道还足以保存他的声名吗？墓志后署四十九年后的至大庚戌九月，曾氏为它立题于光泽治邑。

译题《罗静观惠孺家传》唉！我读《静观遗事》，反复长叹三声，不只是悲叹静观先生命运不当、才华贤能未能施展，也悲叹人生际遇有许多不得已，跟随时势进退而不能保全自己；即使古代贤人，也同样怀有这种郁结。温太真、谢安石，都不能不寄身于他人门下，中途又遭遇变故，几乎以身殉难，仍然免不了这样的命运。温造、辛谠辗转于兵乱之间，与乱世相始终，也只是差一点就能成功。至于那些辗转失志、愧对名义、庸庸碌碌而不能显露自己的人，又何止一个两个！静观凭科举高第辅佐大府，得到戎帅的知遇，于是成为上宾。南北交战之际，他洁身离去，没有留下任何牵累。我归来守护先人墓地，本来是不幸因盗贼而死，但他的荣名至今仍在，谈论的人都认为这是义举。世人追悼惋惜他，大多是惋惜他同僚中的显贵者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这又有什么值得多少惋惜的呢？他离去后没有留下非议，后来与他的子孙交往，也没有改变最初的情谊，这就足以称道了。唉！东南不能振作，是由于吝惜高侯，不给他建立节度使的职任，也不派遣援军。襄阳失守的缘故，我当时已经留在昭文府，看见古心公恳切争辩，主张授予高侯节度使之职，让他前往救援；争辩没有成功，最终却由殿岩出面派遣。如今说起这些，怎么能不后悔呢！推究静观先生之所以追随高侯、高侯之所以以他为宾客，宾主之间所问的志向和心意究竟是什么？后世如果有贤良的史官，应当会从我的话中有所感慨；而他之所以能够自我保全、没有留下非议，是因为遇到了贤明的主人。静观先生的儿子来到这里，拿家传的诔文给我看，请我写下自己的悲感；其中有些感慨，是文字所传之外的。唉！如果死者能够复生，生者也不会愧对自己所说的话了。题参政萧正肃公辞却按行使转官奏。我还来得及查考故家旧族的文献，曾见乡相益国文忠周公日录所载：永思陵建成后，各位使者都因推恩而得到升迁，正肃公当时还没有授任二府官职，任尚书时奉命与吴回一起查勘山陵事务；到这时因官职已经改授，便不再论功行赏。益公为此上奏，皇帝说：‘依照惯例转升两官即可。’如今又得到这篇辞谢的奏牍，确实符合诏令，难道不是我生得晚却有幸看到它吗？益公的家乘已经散失殆尽，而正肃公的后代还能世代守护；收藏这件家宝，曾孙臧孙算是有后人了。还记得当时最初召用王鲁公，他以母亲年老、不愿参与凶事为辞，实际上是怀疑山陵使一职无法再回来，所以只采用隆祐年间营造攒宫的旧例，不完备地设置五使。益公争辩不能成功，于是请求任命正肃公以参政身份担任礼仪使。出殡发引时，益公以摄太傅身份在前面引导，监锁玄宫。然而四月安葬攒宫，鲁公五月便被罢免。益公随后升任左席，正肃公从容辞谢和接受，各自实现了自己的愿望。鲁公在进退之间狼狈不堪，难道一定是在山陵之役上才如此吗？我有幸看到这篇削职奏文，因此追述旧事，也同时记载了这次使职之事的始末。桥山黄帝弓剑所葬之处，如今究竟在何方？考察古代礼制文章的事情，到这里已经没有足够的凭据了。克翁具有典范的品行，很能彰显他的家风；他珍视这篇文字，谨慎地看待，从未拿给别人看，只是不嫌弃我而命我题写，所以详细记在后面。题聂心远书写钟益斋诗卷首 东坡喜欢书写颍滨的《闭门十日雪》诗，认为世间应当有一百零一本。蔡君谟喜爱苏子美《沧浪亭》等诗，便把它们书写成卷。前辈的风流，隔着笔墨仍可遥想；诗句淋漓，令人反复吟咏感叹。你歌唱、我哭泣，难道只是因为他的诗值得流传吗？益斋钟先生与心远聂先生向来交情深厚，晚年又同郡居住。心远斋取益斋的诗，选出他最喜爱的，书写了大约千首。曾立斋又接着写下去，王酋山又摘录了他的晚年稿作。益斋、心远都已仙逝很久，益斋的儿子士安拿来给我看，请我题写卷首。如今了解益斋的人，只知道他的典范、议论和学问，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诗。这一卷中各种诗体都齐备，妥帖流畅，对仗精工而事类丰富；小绝句简洁高远，风格浓丽。那些自称以诗著名的人，应当惭愧得僵立退走。乐府和禽言诗尤其婉转激切、令人悲痛。过去白乐天把自己的诗写下来寄给唐衢，生前说要把它作为与你同哭的歌词。心远每当酒酣时悲歌，悲壮而流泪，他对这些作品一定有很多感触。追想洛下旧游已经遥远，想象叔敖仿佛还活着；反复把玩，俯仰之间不觉流下眼泪。题曾霖岩先生诗后 霖岩先生胸怀慷慨，以建功立业为志，并不把作诗当作有意经营的事情；但诗歌正是性情自然流露之处，反而更能看出他的真性情。像《长兴》等篇，混在唐诗中也难以辨别；其中“暮雨新晴”一联，自然得像从未有人说过。《上冢篇》中的情事温厚可亲，《燕山》中的几句话，也可以看出他的为人。唉！他确实是信公的外弟，难怪不同凡俗。

译题吴闲闲诗卷 东坡曾作诗，羡慕无为子能够因办理王事而得到山水之乐。如今闲闲真人在阁皂山主持焚香，为山中作诗歌咏，写成诗卷交给葆光堂的张省吾；这又不是无为子所能比拟和企及的了。笔墨光润，笔锋在纸上飞动；诗辞秀丽潇洒，还兼有天人的福分。文章、技艺和道术都有根源，因此他用来教导省吾的内容，没有一样不能由此推知其他。拿来把玩，令人心神爽朗。题李鹤田自叙永感先兆 天地之间，只有亲情之事最为痛切；古今之间，只有孝心感应最为奇异。自从郑子产奉命出使，在途中忽然心痛，急忙询问才知道父亲病了，三千年间，像子产这样的人实在寥寥无几。近来又在鹤田所记的《永感先兆》中见到类似事情，更加相信这不是虚妄。唉！古人说，读令伯的《陈情表》而不流泪的，就不是孝子；那还只是泛泛之言。几句话尚且能使人间之人感动到这种程度，何况事实和感情都真实的文字，难道不会令人兴起哀痛、震惊和悲伤吗？谁不侍奉父母？看了这件事，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没有做到孝。李子啊，后世传扬孝道的人，应当从这里有所取法。令伯在当年不再是唯一值得称美的人了。题曹录事父郎中陈言本末后 自古英明的君主兴起、开创基业之时，就一定有非同寻常的人士从民间奋起，慷慨陈词，只用一句话便足以使君主醒悟；他们的议论与功业同样崇高，虽只在史册中留下姓名和大略，也足以千载显赫。例如董三老、遮说、娄奉春、脱挽邓禹、房乔杖策叩军门等人，他们所谋划、所施行的事情，必定不是老生常谈、琐碎小事所能使九天之上、百世之后的人震动的。像‘都俞吁咈’‘赓歌喜起’这样的言论，只是在太平时代朝廷从容举行礼乐时的应答；其情形哪里像是在风驰雨沐之间相互追随，在箭矢飞射、闪电横扫之下争辩呢？对百姓有利的事情，对君主左右的人或许便有不利；匆匆在马上进言，其中的苦心一定很深，事情也一定很难协调。这一层次的作用，在于精神意气相互感发，而言论所涉及的利害，只是它所经过的直接途径。古人所谓不朽、所谓立言，关键就在这里。不必一定写在纸上、喧传众口，只要声名在当时显著，恩泽施及百姓；大丈夫遇到时机、遇到明主，就应当如此。那些连篇累牍的文章，难道没有保存下来就不值得保存吗？即使议论劝谏写得像丹青一样鲜明，但考察实际行为，往往彼此不合；它们不过成为后世扼腕谈论的材料罢了。立言的本意，难道愿意只停留在这里吗？所以我对于耕道曹侯的先父郎中所遭遇的事情，感慨于兴王的时运，也感慨志士仁人的用心。唉，议论政事本来就难；三代以后，替英明君主谋划更加困难，而在兴王初起之时替他谋划，则更加困难。若不是志向、勇气和才智特别杰出，能够俯仰开合、扭转乾坤，怎么能使君主前席而听、击节赞叹，舍弃那些一同起兵的亲近之人，举全国之力来听取一个普通士人的议论呢？有人还惋惜曹公所陈二十四件事，其中二十三件在和林受到称许，却不知道那是什么议论。或者正是从此开始，礼法制度日新月盛；想知道创始者是谁，看后来显明修饰的制度便可知道，那么哪一项不是当日的意旨，哪一项不是由一句话促成的呢？后来启发我的中令玉泉公认为，这是仁人的言论，那么事情已经可以看见了。元老重臣如此奖掖他，可见他所说的必定是执政者难以决定、而政务议论等待它来作出裁断的事情。盛大啊！这不是主父偃、王宾等人那种琐碎地迎合时势、改易一时法令的事情可比。可惜他的官位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干；如果让他进入君主身边的帷幄之中，施展胸中的经世才能，难道会只有二十三件事吗？曹侯以著名人物中有美德的后代自期，磨砺意志以继承家业，把宝贵的赞言看得如同双手捧着的璧玉，仰慕先人的美德还唯恐赶不上；他久居下级官吏之列，却有可以大用的声誉，任职郡县而显露出卓异独立的才干，从前汉代的李孟节正是这样盛美。德行的回报，在于他的子孙。唐代魏玄成直言进谏的风气，确实在他的孙子魏谟身上得到继承。上天既然特别眷顾这个家族，已经厚待了他们，也就会使这种德行有所承继。他的子孙之所以能够显扬祖先、昌盛未来，难道天道会不可信吗？他有这样的儿子和臣子，请等着日后看吧。贾节庵母杜夫人弟右司招魂墓志铭。屈原投江殉国时，江水奔流而国家毁败；介之推入山隐居，最终不出，母子一同死去。人谁没有一死？这两个人只是因为死得没有什么可悲之处，所以南方有吊祭湘水的习俗，北方有寒食禁火的习俗，都是为了改变本国的风俗。又过了一千年，人们哀思他们仍像刚刚发生一样，这难道不只是一个人的事情，也是一个家族的事情吗？即使皋陶、庭坚的祭祀，也有比不上他们的地方。唉！猿鹤虫沙之类的说法，是安慰他们的言辞；说蹈东海而死，是激励他们的言辞。谁知道在鲁仲连之后一千五百一十五年，在扶胥之外的崖石下面，天崩路断，鳌翻陆沉，仙圣的气运也到了尽头。于是西州贾氏的死亡，与六十年前西和的节义，祖孙两代遥相呼应，从关西直到海南，几乎与世道的变迁始终相随。而且母亲先死、儿子后死，杜夫人的遗骨也再不能运回故乡。这是节庵广文君所做的事情：招魂、安葬并撰写墓志，以示给后来的世代，仍然忧伤不忘。唉！君臣纲常的大义，既然享用君主的俸禄，就应当为君主死难，这是名分所不容推辞的事。母子之间是人生最深的亲情，东西相隔、途中遭遇不幸，是愿望无法达到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情。太夫人年轻时有共姜守志的誓言，晚年有滂母爱子的心情；万里漂泊，江穷海尽，只留下一个儿子在途中娶妻成家，自己独自随着右司君在鲸波之上。她心里也知道，离开以后要到哪里去，进去以后又能做什么；但年岁已晚，寄身依靠只为顾全余年，而她不愿苟且偷生。这种志向和情义，几乎等同于舍生赴难，哪里是一般妇女所能相比的呢？当东南强盛之时，权奸和庶孽纷纷产生，尊贵的爵位、死后的美谥，连两宫都委曲顺从，百官也降班相让，荣宠和哀荣从始至终都如此。后来却使小儿被迫屈辱，王母失去胜势，河流以西与东海山的奔腾之势一同消失。这个母亲和这个儿子，最终都从白头之年、微薄俸禄和青云仕途，跌落到一无所有。先前幸亏还有一线寄托，尚有长兄；想到这些感慨最终湮没，怎么能不痛心呢！我客居南剑任教，实际上接替节庵任职，听当地人士仍能讲述太夫人如何教子，如同苏母教导苏轼；右司君所做的事情，真可称为贾季那样勇猛有气节。节庵刻此墓石，不堆砌言辞，不借助权势，也不歪曲远方人的耳目来炫耀世间；何况他的节操已经显明，绝不是因生死不同而真假参半。反复阅读这篇幽刻文字，俯仰感念，不知不觉泪流如绳。唉！节庵，我知道你心中有不能尽说的隐痛：也许是长陵一抔黄土的悲哀，是寒食以麦饭祭扫的遗恨，是秋风中无树可依、泪落金铜的悲伤。太夫人既有这样的好儿子，而节庵的孙子又都还年轻，右司君还有长公子可以托付后事。

译又有侄子可以作为他的儿子，兄弟子侄竞相显露才华、正在兴盛；上天对于这个家族，难道会没有深意吗？这样也可以没有遗憾了。此墓志石刻成十三年后，大德戊戌正月二十一日，庐陵刘将孙书。题曾同父文后 同父再次拿文章给我看。他年少时喜欢读书作文，曾经把自己的习作拿来拜访刘将孙，将孙题写道：‘文章没有两套法则。自从韩退之创立古文的名称以后，后来谈论文章的人，便把经、赋、论、策称作时文，把碑、铭、序、题、赞、箴、颂称作古文，却不知道文章只要做到文辞通达就够了。时文的精妙，就是古文的道理。我曾经持有一个观点：能写时文的人，没有不能写古文的；能写古文却不能写时文的，是有的。但从来没有能写好时文、又写古文而仍有遗憾的人。像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都凭时文著名；等到他们写古文，仿佛只是取用本来就具备的东西。韩愈的《颜子论》、苏轼的《刑赏论》，古文还能超过它们吗？苏轼的《进论》《进策》，他一生的笔力也没有比这更加汪洋奇变的，懂得文章的人可以由此领悟。每每看皇甫湜、樊宗师、尹师鲁、穆伯长各家的作品，难道没有奇字、妙语、幽深的情怀和苦心的思索吗？但他们之所以不能与大家并列，正是因为时文有所不足。时文中起伏、高下、先后、变化的规律，决定了本应丰腴之处反而简约，本应方正流畅之处反而艰涩；可以直接舒展开来取信于人的地方，却隐藏而不发；不必展开写长的地方，却推衍到极致。’ 如果追究到极点来说，本来就没有所谓古文，即使韩退之的文章也未免属于时文。由此说来，必须真正领悟文章的趣味，然后才能不把我的话当作疑惑。我的朋友曾观复的儿子同父，在我从汀州回来时，拿骈偶文作为见面礼，我感到十分惊异。后来他又拿乙集来请教，其中时文和杂著都有。他的词赋妥帖而有精神，各篇论说从容充实而富有理趣；在科举废止三十年前辈文章的艰涩方面，他想避免后进文章的放纵，也不知有谁能像同父这样。因此我认为他写其他文章也没有不如意的，将来我对他深有期待。所以我把自己心中所认为时文、古文相通的概略告诉他。老泉亲自写出自己对文章的领悟，从孟子、荀子、司马迁、班固直到孙武、吴起、申不害、韩非，无不是他取来作为资助的。回头看柳子厚列举《诗》《书》《易》《礼》《春秋》，也未尝不同；但只觉得老泉的话深远有意味。各人的文章领悟各有取舍，而深浅高下正如谷帘水的品第一样，不可轻易改变。我的话未必与他完全相同，但其中相同之处，也正是世俗所谓的平常。努力吧，同父，好好写下去；我本来已经把二百年的文脉托付给你了。钦定《四库全书》《养吾斋集》卷二十六，元刘将孙撰，题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