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养吾斋集卷十八元刘将孙撰记四

译《真定郑侯德政碑记》士大夫奉命出使，没有比审理案件、体察囚情更令人快意的了。囚犯被幽闭辗转，盼望脱身却遥遥无期；一旦遇到使者辨明事实，判定有罪还是无罪，走出监门，恍然重新看见天日，从此不再有怨恨。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宗族、邻里前来慰问、感激、震动，又会是什么情形？而我凭片言只语便能专断释放或拘留，不受左右牵制；一件事情办完，一宗案件减轻，官吏奉卷归藏旧府，囚犯终于解除枷锁、脱离禁籍，这难道不是快意吗？何况接受宽大的条令，洗雪积压的冤屈，使是非得到辨明；稍受轻罪而久禁的人早早决断，受株连的人不再蔓延；作恶者受到惩服，行善者受到劝勉。这样的名声传播开来成为和气，和气积聚起来成为太平，这是理所当然的。过去周公作诰书，再三告诫对于各种狱讼必须谨慎、不可错误，这是为了使我们的王国长久，也是祈求上天延长国命的根本，真是盛大啊！能够奉命做这样的事，也同样分享到其中的快乐。朝廷在施行广泛恩赦之后，分遣使节到各地，亲自经历这些事情；大概只有如此，才算真正体恤刑罚。瑞阳同知、真定郑侯，确实受命担任行省副玉节郎，巡视江广，到了庐陵；这里正是侯从前治理的地方。父老像从前一样欢喜迎接，称颂他过去裁决遣放、平反案件的事，沿路传诵。根据在庐陵所见所闻，其他郡县的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像庐陵这样事务繁剧的地方，尚且没有遗留冤案和积案，那么其他地方就更没有什么不能治理的了。从前侯辅佐这个郡时，曾经按选任到东广审理重囚，事情办完，没有一件冤案；而这个郡有不合于法理的案件，他便兴起平反冤狱。侯的明察、仁厚和才能，难道要等到今天才值得欢呼歌咏吗？汉代于定国因为治狱没有冤案而做到卿辅，唐代狄梁公任宁州刺史时留下遗爱；后来别处的囚犯被公释放，经过宁州德政碑下竟哭泣，故老说：‘原来你就是我们使君救活的人吗？’侯的德政遍及江西，美德又影响南海，正如苏东坡所说：‘使国家享有无疆之福，而明公的子孙也共同享受这种报答。’这句话，侯应当承当得起。我闭门听行路人传诵侯在任上的事迹，这次巡行并没有亲自到他门下，也没有后来再见面的机会，只是根据公论所归而写下开头，以此看来，诸位君子的称颂更加可信。《李运副德政碑记》盐业税收的利益，供给天下的经费；汉代已经兴盛，唐代尤其兴盛。国家沿袭前代旧制，设置转运司来总理这些事务。两浙转运司以杭州为治所，所统辖的地域广远，每年分派官员分治各路。绍兴是东部的大郡，列置盐场，盐额五万余引。百姓贫困而定额沉重，担任此职的人尤其难以尽职。元统三年，转运副使李侯分治明州、越州，一年之间，官课催办完成，普通百姓没有受到骚扰。越地父老共同称赞侯的功德，列述他的实际政绩，请我作记，将要刻在石上流传永久。我推辞不得，只好说：‘盐课是国家极为重视的事务，所以立法极其详密。奉行得人，官民都便利。任用这种官员向来不轻，像李侯这样，才可以说尽到了职守，没有辜负朝廷的选择。’盐场百姓砍柴、烧火、制作牢盆，日夜劳作；官府发给的本钱有时又被吏胥克扣。盐场长吏还乘机扰乱他们，使他们的劳力消耗，因此日日煎盐、月月办课，有时不能按期完成。等到侯到任，摒退车骑随从，饮食费用都从自己的行装中取用。属吏害怕他的清廉严明，无不屏息自励。点名发放本钱，没有丝毫损失。盐场百姓感激他的恩惠，赶来办事，竭尽全力，以赶上期限。到了庚伏酷暑时，盐课已经完成了十分之八九。官府事务得以催办完成，难道不是侯的功劳吗？私自贩盐的罪犯受到惩罚后，有些无赖之徒又诬陷牵连百姓，以肆意施毒；而官吏把放纵这种行为、满足贪欲看作得计，百姓因此接连死去，田里乡村一片萧条。等到侯到任，犯禁者一经带来询问，便当面审讯，立即判决遣送，不让他们有机会牵连指引别人。于是无罪的人得以安居乐业，百姓不受骚扰，难道不是侯的德行吗？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百姓不失业，食盐的人多，商贾就没有停滞不通的忧虑，官课也容易达到定额。对百姓有德，所以就是对国家有功。唉！侯既然能守职尽责而不辜负朝廷的选择，如果把这种做法推广扩大，难道只有盐政这一项利益吗？侯名守中，字正卿，世代是颍州人。他由中书掾出任县令、太守，所到之处都留下遗爱。有四个儿子，次子藻是国子生，出仕；第三子黼，是泰定丁卯科进士第一名。这是由于家庭义方训诫而有的成就，也同样是积善所留下的余庆。为此作诗说：‘浙河之北，土地广阔而平坦。李侯到任，主持盐政。’ 经受风吹雨打，饮食粗劣如冰蘖。早晚勤勉不懈，专心考究职务。各盐场的万名劳夫，老弱都聚集服役；官府把本钱和牢盆按公道分发，百姓忘记了劳苦。与大海共同完成盐利，提前催办，是侯的功劳，哪里敢有私心？贩盐者因为干犯禁令而成罪，法律得以施行，冤屈者得到同情，愚昧者得到申辩，受压抑者获得极大安慰。普通百姓有田有宅，聚居乡里而不受骚扰，这都是侯的德行。我听说，增加财富没有比使百姓生活富足更好的；百姓生活安定，商贾便能通行。侯确实配得上转运副使之名，应当扩大他的施政，以辅佐太平。愿上天赐福给我们的侯，使他的美德世代相继。佩带冠缨，接连晋升，进入显贵的仕途。我记述百姓的心情，作成歌诗，让后人永远不要忘记。’

译《申屠致远博古堂记》东平申屠公过去以御史身份出使江西，一日之间，斯文便恢复了生气；当时士大夫在幽远之地传诵他的名声，想望他的风采，只恨不能相见。我的先父须溪先生尤其认为这是我道、我世间有这样的人，欣喜地在山窗为他表彰。申屠君从金陵回来，又能谈论学问，气象像一家父子讲习贯通、琢磨古书，积累其他方面没有的嗜好，于是把堂取名为博古。客人来时，他整日煮茶闲谈，前桥后梓交相辉映，真是欣然如同从未见面却已经相知。客人有一次请问：‘博古是什么意思？’我便为他解释。山窗先生说：‘这可以作堂记了。’我说：‘以后再说吧。’当时说过的话还像昨天，而如今距离至元甲申年我们相互谈论此事，已经十七年了。山窗先生又感慨地谈起这件事，于是让我叙述下来作记，我推辞不得，便作《博古记》说：‘古代的人，古代的人，没有不博于古的。计算他们年幼时所学习的内容，没有一样不是古代之学。把听闻见识涵养积蓄起来，穷究源流、探寻根本；如果不传习，即使远僻之处，也可以取来作为师友。即使圣人孔子，问礼于杞国、问乐于宋国，尚且还因为文献不足，无法充分考证；听到官名便相信其学说。’ 这些事在后人看来，都认为没有必要详说；所以专车之礼有什么不同，萍实又有什么祥瑞，眼睛接触到的就像亲自看见、亲自记住一样。想来古人胸中包罗搜括，自鸿荒以来、开天辟地以后，人事物理、典籍史书纵横陈列、历历分明；触类而发的，也不过其中千百之一二。至于没有见过、不能听闻的，又哪里能够测度？子产回答实沈、台骀的问题，梓慎回答五正的问题，虽传于书传中本来不传之事，却不疑惑其奇异；知道众人不知道的事情，却不被所听到的传闻迷惑。他们所问，往往超出意料；回答则像回声一样迅速。私下想来，他们一时讲贯本末，往往都已知晓，近来仓促考问时，这边提出、那边等待，恰好如同符契相合；这不只是回答者博学，也是听者有辨析能力。这不是专对敏捷应答之流可比的。然而这还只是学问中的事情；如果要裁决大疑，处理重大议论，不依凭经书、贯通史事，对疑问没有辨析、对折没有恰当答复，那么即使有子、孟子的忠诚，也可能困于没有方法；即使有长孺的正直，也可能被讥笑为没有学问。何况是非得失、成败利害，即使奸猾者变幻手段、创制奇谋，也没有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古代没有留下的鉴戒。把有关事例合起来观察，比凭臆测、指事验效、反复计较于腾说更为高明，功力的难易、顺逆的差别相距极远。古人所忧虑的，只是不能博学罢了。世上有人讥笑儒者说：‘只知道古代，却不能通达今天。’这其实是从未学习过的人说的话。士人正因为不知道古代，所以不能通达今天；如果知道古人侍奉君主、辅佐臣下、治理百姓、施行政令、管理财物、整治军队的艰难，就会明白这些没有一样不是我们的事情。既然如此，今天的人又有什么不能通达的呢？如今有人不能通达，又自我估量而说：‘古今制度不同。’这也是不通达的说法。事情归根到底在于义理；古代能够流传到今天，凭借的是什么？只是义理罢了。顺应它就能治理，违背它就会混乱。从来没有古代不能实行、今天反而能够实行的道理。虽然如此，古代的事情又哪里容易说清呢？《周礼》是太平之书，后世反复引用，反复拿来作为根据。《论语》半部书中，有时只有两句话，却可以用来开创国家、治理天下而绰绰有余。像这样的人，有时又不把博学本身看作才能。古人所谓博学，是从众人那里取得学问，不只是口耳相传。后世之人若没有典籍，就没有办法学习；所谓博学，也只是博学于典籍而已。然而即使这样，仍有不能称为博学的地方。所以博学可贵，但审慎思考、明辨是非的功夫，以及精神心术的妙处，若只停留在纸面，仍然只是糟粕。因此博学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这才是真正成为博学的原因。申屠公正肩负南北的重大声望，将要在当世受到任用，而门庭声名也日益兴盛。世人把韦贤、韦玄成父子和平当、平晏父子的事业，期望在他未来实现，前途远大而且显赫。所以为这座堂作记，难道只是说一个书生的博学吗？公名致远，字大用，以忍为名作斋号，人人称他为忍斋先生。他的儿子名伯骐，字子夔，才华俊秀，卓然不群。此堂大概随着居住之处而题名。

译《刘氏勤有堂记》‘勤于诗书才会有所收获’，这是韩公教训子侄的话。他没有真正懂得‘有’的趣味，所以用勤勉来勉励他们。如果已经勤勉而有所得，却仍然把这句话题作堂名，像西山刘君这样称它，他的用意难道不值得感动吗？刘君在我们郡永丰任教，凡是读书求学的人，都因为得到这样的老师而骄傲欢喜。他的父亲，是年高学深的长者，也是乡里的宗主，居住在西山脚下，洪崖、天宝山列在左右，箫台正在上方。他建堂奉养父亲，也和父亲在堂中对床听雨。想到诗书历代传承而来，家人辛勤积累，插架满书，游学疲倦归来，晚年享有家庭至乐。父亲和叔父从容相处，兄弟彼此竞争砥砺，诵读声往来不绝，互相考订、讲解、讨论。他感慨一生能够拥有这些，于是取韩公的话作为堂名，也让后人不要忘记获得这些幸福的原因。后来他间或把此事询问我，请我作《勤有堂记》。我叹息说：‘有，并不容易说清。勤勉却不能有所获得的人有，虽有所得却不能真正拥有的人也有。回想隋唐以来科举将近二千年，富贵显达与山林白首的人各自走各自的路，互不相谋。有的人想把未读的书全部读完，却始终没有机会；有的人一旦出仕，就忙得没有时间读书，这就是勤勉却不能有所获得。苏东坡感叹，士人正在田野之间，有志于成为伊尹、姜尚，一旦出仕应试却大错特错，就像祭祀用的刍狗，过后不再被珍惜。’ 从刘向以来直到王安石一类人，像这样的很多，这就是虽有所得却不是自己真正应有的所得。还有一种，是不必拥有却拥有了。邺侯收藏牙签标记的万卷新书，仿佛从未亲手翻阅；安陆有人用船连接运输、用车载藏满一箧书，只够拿来烧火煮一顿饭；他们得到书却没有通过勤勉真正占有它的精神，也没有把它交付给别人，就是如此。又有不应当拥有却拥有了的，比如成都的经书被人用版筑工程驱逐，黄楼的刻石被泗水淹没；拥有它却不胜任，终于败坏丧失，转眼就什么也没有了，也是如此。唉！知道勤勉可以获得，知道所得可以品味，只有读书人能够做到。但书不能全部聚集，所得也不能全部包容，这是世事彼此违背的地方。一定像这样，那么君家的这座堂难道不使我感慨吗？人们常说：父亲和老师在身边时，早晚督促鞭策，有时还觉得他们严厉；等到婚嫁、做官、谋生，父亲和老师就日渐远去。兄弟没有事故，一同享乐，本是一件快乐的事；但出仕或退隐、离别或相聚，有时又不得不这样，兄弟相处的快乐也渐渐稀少。何况南北远隔、道路艰难，吴蜀相望，又有不是寻常情理所能达到的变化呢？这座堂中有父有子，有难兄难弟，共同居住，共同考订；俯仰之间回看今昔，在清风白日中面对黄卷，守护素心，天禄又到哪里去求呢？善意和谐反复更替，不知四海之内、六经之外，是否还很有这样的人？像我这样的人，只能在天明时想到这些。怀念越深，经历变化的感慨也越长，所以为君题记此堂，叹息羡慕还没有结束，感慨便已经接连而来。虽然如此，这些都是人事中不能没有的事情；那么君家的这座堂，难道不是更加富有余裕、值得珍惜吗？《桂隐堂记》桂树生长在江南幽深偏远的地方，具有山林的姿态、风露的气息，是幽居之人相会欣赏的对象，也是隐士盘桓之处。因此骚人取桂来品味它的芳香，小山作赋来表现它的情趣。科举兴起以后，桂树便疲于被攀折，也困顿于科场中的升沉。像唐代以前，不能说不以桂树取士；然而有人想砍桂树，以便获得更多月中桂子，有人感叹寒冷，愿意把桂树当柴薪，还没有完全被科场牵制。自从燕山那句话出现，特意借桂树来比喻五子，而桂树掌管文运的说法，已经流传了三百多年。广寒宫的幻游、月影的仿佛，也不能不迎合人事来回答时代的喜好，几乎和从前染柳汁的梦一样长久。桂树不能参与隐逸，已经很明显了。天地间草木的显达和隐没，也仿佛有气数、离合运行其中，难道只是时尚爱好的不同吗？梅树在古代殷商初年便被视为宰相之材，后来才有何逊、杜陵等人，寥寥几位把情意寄托在孤山的几句话中，恍然同它处身世外。后来谈清雅之事，不能没有梅花；如果想接近清流，也无不勉强攀附梅花。至于富贵者，即使望见梅花的尘影，也仿佛被污浊沾染，我常常替梅花叹息。桂树本来与功名利禄无关，为什么竟被卷入这种纷扰之中呢？这样说来，桂树不能遂其隐逸之愿，已经不只一代了。如今我为刘君圣则的桂隐堂作记，正如小山以桂为题，于是也用隐逸之事来说明桂树。张良的巢父、许由逃避尧帝，水却不够给牛饮；四皓出山，商山也不免成为通行的小路。龚胜的兰花，有人惋惜它因芳香而自我牵累；陶渊明的菊花，有人说它最初并不是为了应付世俗。竹林之游，也免不了被俗物破坏兴致；橘中之乐，最终也不能牢牢扎根。至于这株桂树，处在通达之中却高傲不屈，经历零落之后仍然傲然挺立；晚年仍婆娑多姿，贯穿四时而不改变颜色；芳香飘到天边，不与当时的奇花异草争妍。它树荫森然，往往不是一百年的德泽，就是数代人的恩惠；它成为乔木，足以见证故国的兴废，为后代留下美好的谈资。它从来没有离开人间，却隐然同于世外。古人说‘大隐隐于朝市’，像这样的树，又不必等到朝市才算大隐。三十年前，圣则就吟咏这株桂树，难道会不以此名堂作为期望吗？如今谈论隐逸而余味无穷，桂啊，桂啊，难道不会把我当作知己吗？有人说：圣则种桂已经很久了，而圣则又继续种植；他所种的是未来子孙的枝条，绵延没有尽头。圣则已经隐逸了，难道不会因此成为王家的槐树吗？我谨慎地谢绝说：我姑且只记述桂隐罢了。假使谢安石听见这话，也一定会捂住耳朵。

译《志乐堂记》族中孙辈潜从五羊府因公事乘驿车来到洪省，我于是寄信给故友熊天慵。天慵擅长篆书，却不轻易替人书写。临他返回时，我得到他所写的“志乐堂”三个大字，便请他说：“希望您为此写些记文。”我替他说道：所谓“志”，是说读书人崇尚志向，不能没有所崇尚的东西；而不可穷尽的，也正是这种志向。圣门教人，必定说“何不各自说说你们的志向”，又说“也各自说说你们的志向吧”。门下弟子对于圣人，也说“希望听听您的志向”。圣人与人相问，人向圣人请教，也都以志向相问，为什么呢？不说出来，谁知道他的志向？即使说出来，也仍有未能尽言的地方。那深藏而不可知的，在于志；那广大而不可穷尽的，也在于志。何况说到“乐”，就更不是容易说清楚的了。孔子、颜回的快乐，是前代贤者所讲、师友所习的境界，却没有人知道它究竟在哪里。那么，这里的“乐”又在什么地方呢？人不能没有所快乐的事。志向所在，就是快乐寄托之处。人有所期待而没有得到，志向便达到那里；得到的恰如所想，快乐便达到极点。人们常说：“得到志向而至于实现志向，没有不快乐的。” 那么，他的志向究竟怎样呢？唉！快乐，是人的情感。人的性情有刚柔、缓急、清浊的不同，心之所向也各不相同。快乐没有不受外物局限的，都是由外物与外物相接而牵引人心。只有极其卑下、污浊、浅陋的人，固然忧虑志向不能确立；但志向高远广大的人，也不能说毫无弊病。因此，志向所在，也不能不审慎考察。庄周说过：“有智慧的人没有思虑变化就不快乐，善辩的人没有谈说的次序就不快乐，明察的人没有凌驾评议之事就不快乐。”这些话都是把人情世态推究到极处说的。观察圣门的教诲既然如此，推求万物变化的道理又是那样，那么，立应当立的志，乐应当乐的事，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这座堂，是我宗族孙辈的堂。潜正是在这里开始立身，也正是在这里侍奉双亲。凭着他能够通行四方的才能，一出仕便遇到知晓此文的人，有的推荐他，有的挽留他，于是做了大府属官。从此以儒者的修养来治理政务，功名是可以期待的。只要勤勉谨慎，直到成就名声，回来拜见父母。在这座堂上，兄弟相对，各自凭才能奋发，举杯一笑，难道不是称心如意吗？难道不是快乐吗？潜字季刚，如今以字行世。按排行，他属于“季”字辈；他的兄长都从其父植，植字道亨，名文凤，明达练熟，想来应当有子孙。《寻乐堂记》安成王学颜来信告诉我，他的先人用自己所学来命名堂名，并教导他说：“先儒说，寻找颜子的快乐所在，他所快乐的是什么？不过是安守本分罢了。人活着常常谈论所学，只有做人而无愧于人，才可以称为人。满足于自己的本分而不妄求，这就叫无愧。我常常敬畏这条教训会被遗忘，大概年纪越老，越不敢忘记它。”所以，他原来的房屋偏僻遥远，晚年得到现在的居所，扩建成一处房屋，题写“寻乐”二字，不只是表示不辱没先人之教，也想把它留给子孙，请我写文记述。我说：“还有什么能超过家训呢？难道还要等我来增添吗？”然而我曾反复研读《论语》中“不改其乐”的篇章和孔颜所学所乐的意义，私下叹息世上的学者没有一个真正知道他们快乐所在。这种快乐，并不是以居住陋巷、吃箪食饮瓢饮为快乐。后世谈论快乐的人，在陋巷箪瓢之间寻找快乐，于是把处于贫困当作快乐，已经失去了它的旨趣。于是相继出现装假的人，穿粗衣、吃粗粮，破窗尘几，以萧条冷落为最高境界；他们所谓的快乐，正是自己极不能忍受的处境，不过是矫揉造作，哪里还有从容自得的意味？时间久了，也终究无法掩饰。于是又有人把忘却贫困当作快乐之地，这也不是颜子的本意。于是又相继出现了互相欺骗的人，高谈阔论，把一世的人和事都视为糠秕，好像其中还存有一种不可用言语传授、只有自己独自得到的意味，仿佛类似方外之士的秘密，但最终也不能守住它。这种快乐，在陋巷箪瓢之间寻找固然不对，在陋巷箪瓢之外寻找，也没有看见真正得到它的人。就在陋巷箪瓢之中，却能合乎陋巷箪瓢的情趣，快乐就在这里。所谓“不改其乐”，不是以贫困本身为乐，而是贫困无法摆脱，便安于我所处的境地而自得，这才叫不改。别人只看见他住在陋巷、吃箪瓢之食，我却不知道有什么值得忧虑；即使有一天屋檐高数尺，享用八珍方丈，我若把它视为本来就有，也不知道有什么值得快乐。人如果只有一个念头需要防备，却是出于强行拔除、用力压制，必定不能没有固执；我的心意也必定不能没有隐藏显露的矫饰。当他原本处于贫贱之中，内心却以此为操行，等到富贵到来，便想用贫贱压倒富贵，即使把富贵看作浮云，高高超出外物之上，最终仍未得到真正快乐，也必然留下牵累。谢安石在东山高卧，以丝竹自我排遣，但当时已经有“苍生怎么办”的叹息，这与真正没有忧虑的人所发的声调相同。安石自己也说，恐怕终究不能免除这种牵挂；王介甫一生使自己污垢敝陋、枯槁自守，而苏明允已经怀疑这不近人情，将来处在权势地位和是非之间，他将如何抵御、行止呢？由此看来，安石的快乐不是出于自然，介甫的枯槁又偏执于一端，从这里观察，也可以自我反省了。至于孔子所称许的颜回身居陋巷、吃箪食饮瓢饮，曾点浴于沂水、咏歌而归，这就是所谓与上下同流，所谓达到中和而使天地各安其位、万物生长。如果因为颜回贫穷而求颜回，因为曾点放达而求曾点，那全都错了。孟子把颜子与禹、稷相提并论；即使天下太平也不自以为满足，后世那些喜欢谈论颜子的人，不过把颜子说成清瘦憔悴，像原宪那样提着破鞋歌唱《商颂》，这样哪里足以认识颜子呢？本分所在，就是上天所命；想在本分之外有所增加，是抗拒上天；想胜过自己的本分，是傲慢对待上天。只有无论处于什么境地都能自得，知道止于应止之处的人，才是乐天的人，并不是把贫困当作快乐。学颜的先人，可以说是懂得教导士人的；像学颜这样，可以说没有辜负先人的教导了。后来的人又何必到别处寻找所谓“寻乐”呢？能像学颜这样，就可以了。

译《絜矩堂记》絜矩堂，是永丰曾氏义翁为此记述先人训诫的地方。义翁说：“先君子霜月先生，四十年参加科举而不得志，晚年又遇到科举废止，只得在东西各处购置土地，辗转居住于偏僻深远之地，唯独每天更加专心教导子女，其他事情都不认为紧要。他在浮沉中自得娱乐，住在异乡如同故里，与邻里交往如同邻曲，看见大夫也像平生老友一样交谈。始终保持忠厚平易的心，和周围人自然融洽，便不再觉得有逆境。事情平定后回到住所，在东边房屋题匾为‘絜矩’，让诸子在那里读书。他曾对义翁兄弟说：‘儒业是我们世代的事业，千万不要轻易丢弃，且一定要成为通儒。矩是方的，规是圆的。世人认为方形不能用来处世，我却认为正因为方，才可以成为圆。’这个道理与我心中所想相合：‘自己不想要的，不要施加给别人；别人有这样的心思，我应当揣度它。’这可以用来修持自身，也可以用来对待他人。我一生所经历的事情，如果不是守住这个方正之矩来应对世间的圆转，哪里能到今天？你们要谨慎记住它。”县里遭火灾，堂屋毁坏，只能靠近城墙居住。义翁想到这些教训，不敢忘记，想把堂恢复如旧，但力量做不到，于是只在屋西的小室上加以粉饰，挂起旧匾，并写下先人的教导，请我作记来给子孙看。我看义翁精练而谨慎，正直而通达，不以文采外饰自己，神情意态洒脱自然。如果说他能守住家学，那么这篇记文也没有什么超过它的了。我又怎么能在儒家先贤的格言之外，再从您父亲亲身实践的经验中添说其他深切明白的道理呢？不过我曾读过您家子舆的著作，心有所感，也愿在这里讲一讲。这部书用力的地方：诚实实践它，就是慎独；学习它，就是格物；运用它，就是絜矩。独、物、矩，是人人共同具有的；慎、格、絜，是我之所以成为我的途径。慎独仍是自我修养的方法，至于格物和絜矩，则无事不包括、无物不贯通。所谓凡事都竭尽其极。中庸所说达到中和，中和所达到的也就是万物。因此达到中和，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以生长；推行絜矩之道，天下就会太平；天地的变化、草木的繁茂，也没有不是它的功效。一方一圆，自有自然之理，只是担心人不能以絜矩来度量它罢了。如果用这样的心去揣度，没有看不见其中道理的。人心的好恶，可能被爱憎的私心遮蔽，但没有什么能超过本心所产生的惭愧。即使外在事物纵横变化，颠倒黑白、改变左右，而在白昼交替、血气平定、霜降水涸之时，未尝没有一线光明和一个复归本心的念头。假如一开始就曾用絜矩之道来衡量，然后才处置事情，哪里还会有后悔和遗憾呢？唉！矩没有固定形状，事情没有固定实体，万物没有固定方位。我想把自己作为矩，而对方却不愿与我共同遵守这个矩；我用它来衡量，便认为合乎矩，可是偏差往往出现在它之外。古语说：“难以平衡的，是事情。”世上所谓善于圆转机变的人，并不是不知道矩，只是出于随世迁就的心，以为弯曲委曲也能成事，而且不妨碍自己办事，却不知道辗转迁就下去便无法长久。那些所谓执守方正的人，知道圆转的危害，但只看见自己的道理，不足以穷尽万物的情实；他所选择并固守的，反而触犯世俗禁忌，使左右上下的人都厌恶，这些也都是不能实行絜矩的人。絜矩，是用这个矩来处事的方法。从前曾子谈到孔子的道，说：“忠恕罢了。”意思是这样就足够了。但有评论者认为，这还没有尽到《大学》所说的絜矩；忠恕就是絜矩之事，如果还认为没有达到忠恕的极致，不过是把这一原则推及他人，也只是善于推广自己所做的事罢了。我哪里敢把这些完全说成一回事呢？不过，《大学》的道，也就是孔子的道，难道不可以在这里说明吗？作为义翁家先人的训诫，已经简明而恰当了。我只是把“絜”单独提出，用这种心意来说明，它实在容易理解，也容易实行。义翁的才干见识，本来适合为时代所用；只是他历次在乡校任职都有实际成绩，如今正在等待选用，并没有急切求进的心。将来若有任用，只要执守这个矩而前行即可。《觉是堂记》尹氏心甫从茶陵来信说：“我的祖先世代居住在城北，后来被双江口的兵火烧毁，只得进入城中；如今又回到故园，为耕种养蚕作打算，建了三间房屋。右边朝向太阳的房屋，命名为‘初阳’，取《复卦》之意。后来又把旧屋修成同样的样式。西面云阳、紫防诸峰罗列而立，于是挂起先君子须溪先生丙申年所书的‘紫防峰’匾额。南屋开窗，题匾为‘觉’，用来表明归来的志向，请合在一起为我作记，怎么样？”我说：“这还不能算确定。庄周氏谈到这个问题，反复推究，最终也没有得到它的归宿，特别应该用‘不如以明’一句来结束。为什么呢？我认为是的，别人认为不是；我认为不是的，别人认为是。过去的见解，自己原以为早已确定了；后来又看过去的见解，觉得它仍有不足。蘧伯玉五十岁时知道自己四十九岁时的错误，这还处在是非之间。孔子六十岁时，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变化，便接近于把两端都忘掉；从今以后，才得到什么是作为自我的道理，但这并不容易说清。难道在不到六十岁以前，仍然有蘧伯玉五十岁时那种牵累吗？大概是非相对而立，还没有脱离非的“是”。看见过去的是非，才觉察到今天的正确，而觉察没有终点。陶渊明因为衣食的缘故，毅然请求到彭泽种高粱，尚未等到痛饮一醉，便萧然离去；他自己悟到出仕一次是错误的，这种出仕确实是错误，离开官职而违背它才是正确。至于您过去的情形，并没有出仕所造成的牵累，也没有辞去官职的缘故。您私下学习先贤而确立教化，开门授徒，招集诸生站在讲堂之下，这有什么错误呢？过去未尝错，现在又有什么正确可说？初阳所寄托的希望，对于天地万物和百姓的春天、人物世道的昌盛，仍然不能说毫无用意。紫防峰参差耸立在眼前，其中有神仙豪杰的意味，也有对山川今昔的怀想；那种悠然之情始终在眼前。那么如今所觉察到的，是彼处，还是此处？一定有一项在其中。我并不是要同您争辩；觉察是非的道理本来如此，而所谓觉察，也正是在这里。不过，整个世间混混沌沌，醉醺醺地奔逐、梦呓般地疾驰，而清醒的人很少。把错误认作正确，枕着迷乱、借助疑惑，正确就离得更远了。像您这样的觉悟，这世上难道还有别人吗？是这样还是不这样？不这样可以吗？可以还是不可以？所谓不可，正处在然与不然、可与不可之间，而是非也正在这里显现。唉，我的话浅薄了；您所认为正确的，未必是我所能知道的，我也愿与您分席而坐，共同讲论您所认为正确的道理。您曾主持乡州学校，不久因忧患离职，从此无意于当世；您所觉察到的，认为这才是正确，但公众对您的期望却并没有停止。” 钦定《四库全书》《养吾斋集》卷十九，元代刘将孙撰，《记》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