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养吾斋集》卷十九元刘将孙撰记五

译《晚香堂记》攸州的世家雅士，都称李君照叔有文献之才。他笃实守持家业，子孙竞相成才，白发而容貌华美，宾客相处雍容，饮酒赋诗，共同完备各种福分，于是把堂命名为“晚香”。他的庐陵旧客，请我作记。我说：“您也知道吗？这种香，有些身居显贵的大人物也未必能使它在晚年开放。秋日的花朵不过一寸，野外的寒根，是枯槁者所顾念的，也是风霜所摧折的。当陶渊明在柴桑、栗里之间，吟诵《停云》，感念时雨，道路平坦却被阻隔，驾车出行而怀念友人时，难道天地四方不够宽广吗？我将和谁共同赏玩这些芳草？他所谓在空旷清冷之境中感怀欣赏、在迟暮之年周旋流连，大概是觉得无所作为，只能徘徊于此。至于魏公，功业铭刻在彝器鼎钟，声名载于诗歌，传播在金石，夸耀于昼锦之荣，却唯独对于这种香，自己认为特别喜爱而不能忘怀。其中的意思确实可以看出来。士大夫出身而想要施展于世，极其聪明强干，磨砺锻炼，竭尽能力表现自己，冒着风尘，忘记饥渴；在花间饮酒，难道不会有兴致吗？只是心中有所追求而人事多有参差，仕途又险阻崎岖，只得灰心而忍受世事，两鬓早早霜白衰老。幸而保全名声大节，归来退居山林，仰观今世俯视往昔，自在度过长日；但岁月不肯等待我，如同流水不再向东流回。” 只是想到萧条的处境，便有所感怀。世人把魏公的诗看作宰相功业的美谈，我却独自品味其中的词情，怅然寄托兴怀：这种香与我有什么关系？到了晚年，晚年才得以参与这种香，爱得越深，感受也越切，不是这样吗？至于您的这座堂，平生已有山林之趣，可以寄托傲岸之情；又有春秋闲暇的时日，可以观察万物的变化。在楚地乡野、湘水兰圃，种植、采摘花草，坐着追念昔人的所作，在夕露中徘徊，在酒杯前兼有欣喜和悲伤。它因万物衰变而生的兴感，难道不与我辈相同吗？但堂宇安稳，宾客宴饮舒适，抚摸这些尚未衰败的芳香草木。玉树芝兰森然成列，所谓不共同承担忧愁，却共同享受快乐，确实有足以在此赏玩的东西啊！古今功名人物和风流兴致，无不有所寄托，借以等待晚年；但晚年哪里容易遇到呢？谢安石在东山隐居，想有一天实现自己的志愿，却始终不能做到；荆公晚年栽花种树，回顾前事，心中悠然，也不能说毫无遗憾。这就是魏公所爱这种香的原因，他也只是庆幸自己没有愧对这种香。什么不算晚呢？花期以秋天为晚，人生以衰老为晚。若把千年看作一朝一夕，那么晚年还没有到尽头。一年中的花香有时会来，世间的芳香却没有终止。那些花，也只是特立于一年中的三个时节，并以此等待岁寒。假如作为人的品格都像这种花，那么它的香气就会随岁月流传，又由一世传到后世。啊，我听说李氏的子孙大多秀美而有文才。现在记述您的晚香堂，既是说您从这种香中得到的东西超过昔贤，也是赞颂您的晚年，并以香气引申而绵长的意义来寄望于您。将来有人出使而称道李氏时，会说：“这是晚香堂的子孙。”这样不是更加芳香了吗？《存耕堂记》茶陵彭嗣翁，本来是我们吉安人。他的祖父彭融任教官后回乡，迁居茶陵，到现在已经三代了。前些日子他来拜见我，神情纯粹，没有一点棱角，浮现在外表的气质一望便知，是一个努力要做善人君子的人。他以“存耕”为堂名，请我作记；这样命名，确实可以称为“存”。近年有人取用方寸之间的一句话作为名号，题作匾额的往往很多。即使彼此谈笑交谈，也无不拿这个道理来劝勉和警戒。说到底，这也是人情所接近的，谁不愿为子孙求得这样的福分呢？然而也没有真正觉悟的人。凡是受世故局限、被人事阻塞的人，无不以此来自我解脱；凡是力量达不到、形势无可奈何的事，也无不以此自我安慰。事情过去后忽然忘掉的，有；一旦得意便不再想到的，也有。有人把这些看作小事而不足计较，却以自己其他方面的厚重足以留给子孙。人做善事，谁不认为自己胜过别人？即使天性接近小人，难道也没有一个念头接近厚道吗？当他们沉溺于权势利益、替自身谋划时，都说是为了给子孙打基础。即使其经营变化，也无不自以为有能力。到了这种时候，别人积累的东西仿佛是向造物者负债，而我能从上天得到这些，大概是因为自己的智慧没有用尽，谋求利益也没有做到极端。取我所存有的德行，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爱护子女、逗弄孙辈，又还有什么忧虑呢？后来的人享用我过去留下的德德，也不会有尽头。人生的志向心意，各自都想让自己得到安慰。已经铺成的席子，使用起来恨不得不让它用尽；靠自身力量取得的东西，得到后又恨不能早些得到。抚今怀昔，顾念后代而悲叹前事，正在哀悼过去却没有什么益处，又感慨未来或许能够有所补救。因此，他们所谓不争不较、以厚道自处，其实是蓄积在心中没有地方发泄，暗中形成的力量反而超过了挽袖挥臂的人。至于他们为何要谋求保存家业，也就可以知道了。同样是田地，有人用礼来锄治它，有人用义来除草，有人用仁来培土；也有人用勇气吞并它，用力量经营它，用智谋守护它。前一种迂缓的人看得长远，后一种机巧的人得到的便利更多。陶渊明不肯做官，也不经营生计，但儿辈饥寒的惭愧、砍柴汲水的劳苦，年终谈起时仍不能忘怀。韩愈三十年束书苦读所取得的成就，在妻子儿女面前也不免显出得意之色。这些贤达尚且不能不因此产生感慨，难道不是人情有所牵系吗？天地间的事理，总是彼此相待而形成造化的报应。上天报偿一个人的地方，今天有余裕的，没有不是前人有所不足留下来的。正因为前人留下了不足，所以把有余之处留给后人。假如在自己有余的时候常常像仍有不足，那么将来的人就会常常有余。然而有些人只看见他的不足；而他所不足的地方，又另有所在。这样一来，真正能够保存下来的就少了。唉，我的话并不是说不能保存，而是保存的方法有些即使不说也能明白。上天不与我争夺时令，大地不与我争夺利益；一寸土地就是我的一寸土地，一尺土地就是我的一尺土地。春天耕种，秋天收获；我看风雨寒暑，总是不妨碍我去完成自己的事情。幸好有可以使用我的力量的地方，如果不在这里竭尽力量，又还图谋什么呢？士、农、工、商四类人各有一种职业，没有职业的人叫作没有恒业之民。燕地、晋地的枣栗，岷山、蜀地的蹲鸱，总不能彼此替代。五谷丰收，是逐末之业的年份，又有什么可怨尤的呢？唉，这就是关于耕作的言论。彭君既然要保存，所保存的东西正是用来等待将来的。假使您的后代都以此为志向，那也就是保存的道理。因此把这些写作这座堂的记文。彭融字文伯，淳祐丁未年，从太学以《春秋》科夺魁；分别以后死于任所，路远而不能归葬。茶陵彭嗣翁，以儒者修养来治理政务，在湖湘一带颇以廉洁著称。

译《中和堂记》中和，是天地之间的元气。阴阳因此调和，寒暑因此正常，四时因此变化，万物因此生长；人得到它而成为人，圣贤充实它而成为学问，施行它而成为事业。即使有洪大纤细、高下不同，精微广大各异，推究到极处虽然不可知，但没有一物不存在它，没有一时不如此。万物每天都依循它而与它一同变化，多么盛大啊！用它来说明宇宙的实情，可以说完备了，但知道它的人很少。如今春天和乐温暖，人们只知道这是春天，却不知道春天所以成为春天的原因。春，是阳气居中的时候；阳气过盛就是夏，满溢就是秋，下降就是冬。但就各个时节来说，和风流动、丽日照耀、山明水媚，也会有阴暗湿气往来的时候；稍有偏差，便有烟雾横斜。即使是夏、秋，也必定有昼夜之间适宜的时刻。即使四时到了冬天，雪霜加重，寒暖的节度也必定有不改变常度的时候。这就是所谓“中”。中在这里，和也就在这里。和，是用来生殖、成长、养育、成就和收藏的。所以百物繁荣的芳华，并不专属于三春；一气的清正，也足以傲视岁寒。中，是形成和的根本；和使天地万物的道理达到极处，便不能再增加了。人生就是一个天地。我立身之后，子孙便显著成长，兄弟并列相处，条分缕析、各成群类，没有谁不各自顺遂其生命；由近及远地推说，没有谁不各自尽到自己的心意。不是中和，凭什么能这样呢？人的身体也是一个天地，呼吸运动既与元气相互表里，充盈周流，又能够弥补造化的不足。燥湿的推移不足以动摇本来确定的体质，流动与峙立的变化也不能超过保全和合的作用。不是中和，凭什么能这样呢？这是天下的大本和通行之道；而它的开端和归宿，不过在家庭之间、日常生活之中。人情不能没有的、事理必然达到的，在内是父子兄弟长幼各尽本分，在外是往来应酬、出入交接、应对万事各自合乎节度；推广充实它，便能发挥周遍包容的作用。到了这里，中和是一种道理，不是两种事物，而且道总是同时运行的。中没有不和，和也一定使中达到极致。我用元气来体会它，难道不是油然而生出鸢飞于天、鱼跃于渊的意味吗？虎溪之上，萧德高的堂以“中和”命名，请我作记，于是我用这些话来记述。德高的兄弟一同兴盛，直到子侄辈也竞相成才，光耀超过前人，枝叶茂盛、根基繁衍，雍容和睦，未来还没有止境。那么，用来命名这座堂的，想来是已经领会其中的意义了。不过，这个道理很大，前代贤者本来就说过：一家有一家的中和，只在于把它充实起来。中没有固定的形体，随着事情而各有其中；和没有固定的法则，随着时机而各有其和。达到中和，就是推行它并使它达到极致，叫作“致”。我若就一家一堂来说，那么不断积累就是“致”。有了这种积累，就没有什么不能推行；中可以推及而带来福泽，和可以达到而带来祥福。如果事事都能称合本心，必然会达到应有的结果，那么凡居住在这座堂中、仰望这块匾额的人，难道一定会有所自我勉励并自我扩充吗？”

译《见心堂记》天地不同于人的地方，在于没有形体的牵累。但为什么唯独天地也有心呢？人心的不同，正是所谓不可知的地方；人似乎不可知，而天地却似乎可以看见。然而并不是这样。圣贤的心，就是天地的心。所以指出天地可见的方面来启发后人，难道只是为了让人看见它的心吗？其中隐藏深奥的地方，幽深极远，几乎要研究到它的极致。与它一同流行，所以说：“乾，是天的性情。”性情尚且可以认识，何况心呢？天地之心，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就是生生不息的意趣。然而这种生意不在春天，而在冬天。圣贤所说的看见天地之心，不是从泰卦看，而是从复卦看。复卦之所以表现为心，是因为雷，不是因为乾卦；而复卦中的雷，又潜藏在大地之下，还没有升到天空。我曾在阴阳升降之间探求这种心，于是知道天地不得不如此的情状，往往像人一样。造化没有比阴阳更大的，而阴阳发展到极端便成为水旱。水旱过度而持久，所以能够使它变化开合的，没有比雷更神妙；但雷所做的事也勤苦不易。水，是阴气达到极点。正在那个时候，天地茫茫蒙蒙，四方合成一片云。那隐隐作响的声音，也想冲破厚重的阴霾，使阳光舒展开来。然而沉滞阴湿的气隔绝而停留在下方，积聚过多，有时不能让太阳出来，反而适足以增加雨水。旱，是阳气过盛。天气像火烧火焚，只有片片云气升起；有时阴气不足以抵挡烈火，雷电回旋聚集，常常五合六聚，眼看就要下透雨，却一分离一散开，最终不能形成霏霏细雨的滋润。当它驱风走电，仿佛倾河倒海也不足以尽其势时，忽然又寂静无声，仿佛无可奈何，只能听凭其自然。若论其中的数理，大概天地之心就在这里可以感知，而复卦的道理也正是如此。闭塞不得不如此，阴阳循环不能停止，就如同水旱不能立刻平息一样。天地难道想把阴阳变成危害人间的灾气吗？只是一种气积聚偏盛，总有不能避免的时候，于是进入过度状态。到了过度之时，天地的力量不能使它立即回转，但雷始终在其中经营运行。这就是所谓“心”。复卦的道理，并不是失去以后才得到、虚无以后才产生，而只是在一往一来、一消一长之间，于运动变化中觉悟它本来的状态。这就是所谓“心”。古今气运的推移，治乱的反复，仁人志士奔走辗转的作为，圣贤在忧患中始终不改变操守，也都是在等待这种茫茫的转机，等待百世之后仍不迷惑；他们全都从这里有所看见。如果没有这颗心，这个世界尚且无从成立，难道只是雷才如此吗？吉文刘见心，是一位笃厚而好学的人。天地阴阳的道理，没有不讲求的；风雷霜电、志气精神的奥妙，没有不通晓的。他以虚舟罗公为师友，潜心合于大道，出入于天与神明之间，于是以“见心”命名自己的堂。四方来归附他的人，就像归附虚舟一样。我曾连日连夜与他相处，他安静谦愿而不炫耀，沉深纯一而坚守不移。就他修养自身、涵养内心来看，已经有了作为根本的东西。这座堂，是我先君子须溪先生所书写的；他答应为它作记，却来不及写成。后来他偶然把这件事托付给我，还是您所见到的道理，您自己最清楚。我尚且不能用言语传达，哪里敢替您说尽呢？我所说的，只是得到其中可以看见的部分；至于在不可见之中看见的道理，我也无法用语言得到。过去康节、伊川谈到雷的发生，说“起处起”，人们都认为这句话已经得到雷的微妙。我独自怀疑这句话，觉得它终究有所未尽。知道天地之心从哪里发生，就知道雷从哪里发生；而复卦是显现天地之心的地方，却还不是天地之心所以发生的原因。您既然深究其中的道理，知道它的情状，必定能够看见它所以发生的地方。希望我能随您在这座堂上共同讲论。您名朝瑞，字祥叟，世代居住在吉文的江口。大德十年丙午，下元壬子。《可懒堂记》山间刘君在园林中选择胜景，亭台水榭环绕清幽之处，斟酌名称以寄托兴致，奇特秀美而不同寻常。听说他题写堂匾，神情洒脱，境界超逸。中间建了新堂，题匾为“可懒”。当时的贤士诗客交相吟咏，兴致极盛；有客人对我说：“凭山间的才华、年岁和时机，对于这篇文章、这个世道，正像有所等待，怎么可以懒呢？”我说：“不是这样，人不能没有这种心意。古今名贤的风致，流传千载；即使功名震动天下，使人仰慕得好像不可企及，往往也正是凭这种心意取得的。张良子房愿意抛弃人间事务，跟随赤松子游历；诸葛孔明虽萧然自处，却仍有成都桑田的挂念；王茂宏有戴角巾、居乌衣巷的情怀；谢安石有在东山高蹈远引的志向；李邺侯自称白衣山人，起初意趣浅淡，确实想从急流中勇退，但最终被富贵束缚，始终处在爵禄之中，哪里能有一天真正实现逍遥之乐？可是无论当时还是后世，人们无不肃然敬重他们，正因为他们也参与了人事。即使不得已而想把自身遗弃到物外，也不能说没有这种心意。那些不能懒的人，责任没有可以推卸的；那些可以懒的人，志向也从未忘记。那弘式放牧猪，光禹做妾妇，广戎以粪土为事，他们的地位难道不也与诸位贤者相同吗？” 只是他们的名声丑陋、受到的诽谤长久，完全因为一日也不曾有过这种心意罢了。人的情感性情虽然各不相同，也必定各有所好；有的喜好权势利益，有的喜好嗜欲，任由自己的爱好发展，即使想懒也办不到。鸡鸣便起，昼夜奔忙，以至于梦中仍然变成服役的人，大概一生都不能有所闲暇，直到遭遇哀伤、悔恨、失误，晚年才凄然醒悟；有时想听鹤鸣也听不到。假使早有一个念头想到“懒”，怎么会到这种地步？人如果像这样不愿懒，又值得羡慕吗？世间只有学问不可以懒；但没有懒的情趣，也不能完成求学的功业。为什么呢？志向分散到别处，力量就不能全部用在学问上。闭门谢客，长日自守，约束世俗尘务，翻阅古书旧编，细细讨论新的收获，这些都要靠“懒”的功效才能达到。可是风日晴好、花草芳香的时候，举杯邀请宾客，前后唱和，比较诗句迟速而相视一笑；或者画棋将倦而忘情，较量一着棋，翻覆残局，直到酒杯传来还忘记接应，饭食多次加热；这些乐趣不能没有。如此说来，难道能称为“懒”吗？回答说：“所谓可以懒，恰恰就在这里。”像我这样的人，只能知道其中的情趣，却不能实现这种心愿。因此借这座堂的名称，私下赞美并感到欣喜，把这些写作堂记。山间的诗词有卓越的语句，其中多有清雅的事情和高雅的兴致；从为堂命名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他的为人。

译《明明斋记》茶陵陈汲建了一所书斋，在汲古堂后面题匾为“明明斋”。他托人从福建传来话，请我为他作记。先君子须溪先生本来已经为您写过《汲古记》。您对于讲习贯通之道已经很精密，您的明德本来已经很明白了，难道还要等待我的话吗？或者说，这个道理有一句话就可以说尽，也有即使说千万句话、耗尽精力智慧，也无法辨析清楚的。一句话就可以说尽的，就是“明明德”。这是我们儒家的学说。至于有千万句话也不能辨明的，是佛教所谓的“明”。他们指出“明”来给人看，未尝不与儒家相同；但想说明什么叫使其明，由明区分暗，由暗区分闭塞，见闻觉知种种都成为障碍，言论浩漫奇诡，经论堆满屋子，最终却不能得到它的归宿。我们的孔夫子只用“在明明德”四个字便停止了，这才知道选择精要、守持简约本来就是如此。明，是自己明；本然之性没有不明；自然如此的东西没有不是明。明德，是本心所具有的天性。明明德，只是使它显明罢了，本来没有什么不明。《大学》的教导，亲近百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努力实践的方法，没有一处不竭尽其力；但说到明德，只说“明明”罢了，难道反而会在这里不用力吗？” 大概是想用力，却没有可以用力之处。其他学派的说法，抽丝剥茧地去探求它，结果只是越来越迷惑。天地之间灿然显现的，就是明；一抬眼便能看见。什么能像天然的光明一样呢？阴阳的变化多么复杂无穷；至于云烟昏霭，千姿万态，它昏暗的一面固然可以遮蔽光明，它的光彩发越，也恰恰可能使清明受到尘滓。可是光明的本体湛然清澈，并不一定要借助风雷迅疾扫荡、银河倒泻冲洗，才重新显出苍苍的本色。太阳运行在天空，也是这样。风雨使它昏暗，雾气将它遮掩，日月薄蚀使它间断，但这些都不足以增加或损减它。只有作为一线光明的缝隙，既可以泄出，也可以被遮挡；作为照明的微弱火炬，既可以点燃，也可以熄灭。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它本来没有固定的实体，而要依待外物。所谓明明，就像从梦中醒来。正在做梦时，只是不受耳目外物的触动罢了，耳目本身仍然如常；梦无不可以醒，醒来而知道自己醒了，身体运动便有不待预期而自然发生的地方。明明，就像由坐而起。正坐着时，手足无所事；后来起身，起身后伸缩往来，便有自己也不知道为何如此的动作。虚灵的知觉，是天命所赋予的本性；人得到它，便成为心。应对事物、接待外物，是心发挥神妙作用的地方；本性则是心发挥作用的依据。本性是我的本性，心是我的心；这不是失去之后重新得到，也不是离去之后重新回来。不求使它明，就像知道有污垢却不去洗濯；心若借助外物来求明，就像怀抱宝物却到外面寻找。这便是把明看在外物上，而不在自己身上。所谓明明，是使本来明的东西显明，并没有在本然之上增加什么。本然就是如此，即使想竭尽我的力量去修治它，也无法再有所增加。即使充实明德而达到圣贤境界，也都是本来固有的。譬如毛嫱的美貌，涂朱加粉、增减分寸，也没有什么技巧可以再施展。如今这所书斋，静息时研习古学，偶尔与客人谈论，抬头看一切都清楚明白，低头看一切都空阔开朗。以本心来验证它，以经传来贯通它，以万物之理来参照它，无论到哪里都不是这种明。静时涵养它，推广充实它，走出这所书斋之外，也仍然如此。事情各有适宜，万物各有情趣，道理各有观察方式，喜怒哀乐各有不同情感，刚柔缓急各有不同施行方式；要能使这颗心如同在书斋中一样，参与在眼前、倚着秤衡来权衡事物；要能使这颗心如同在应酬事务时一样，恰当应对；在情感尚未发出以前，使天下都明明德，也不过就是如此罢了。我把“举”字的含义这样对您说，先父常称赞汲古善于学习，难道不是这样吗？我离开群体独自居住，也已经很久了。勤窗记 谭履常请我为“勤窗”作记，说：“谭氏在云阳显达，已经很久了。往日巽斋在已酉年考中乡贡，曾祖父在丁卯年又成为漕试第一名。乡里的文风相互观摩而兴盛，比起国老老人当初奠定的基础，更加光彩。过去巽斋在江边建楼，名为临清。他慨然想到，宗族子弟谁不愿意成才？只是财力不足，哪里还有闲暇选择老师呢？于是就在楼旁建堂，名为义方。购置田地，收藏书籍，聘请博学的老师，使族中后辈愿意学习的人有归依之处。束脩和饮食，一概不让他们为此费心。蛟▯方尚书为它题写匾额，可惜壮志未酬。大父南山每次带我经过临江旧址，都举起先人的遗志长叹三声，说：‘过去的人对宗族的期望，尚且如此。’于是又在住宅右边建书舍，让我在那里读书，教我了解先世兴建家业的艰难，说：‘我所期望的，只有你，难道可以不勤奋吗？’我接受这些话，不敢忘记，于是把窗命名为‘勤窗’。宣慰赵太初公为它题字。这间窗虽然是读书的地方，但从国老以来十几代，以及巽斋，经由巽斋而把诗书的传统传到我这里，实际上是老人大父的志愿，不可以不保存。希望您为这扇窗作记，使我早晚都能看到这句话而反省，既不辜负前人，也用来勉励子孙。” 我听说履常年少而才清，有志于文章之道，带着文辞精美的书信来见我。他的老师尹微峰，是我先父的朋友。从他已经建立的事业看来，勤奋的功效已经可以看到了，还需要说什么呢？我曾经读书，打开书卷有所领会，就像追捕逃亡者一样，只怕追赶不上，又只怕书中的意味会穷尽。过了一会儿，心中豁然明白，完全契合，欣喜畅快，玩味它而不忍放下，不知道饥渴的困扰，也不知道光阴如骏马过隙般迅速。我又曾经作文，反复谋划安排，常常燃膏继烛，多次推敲，直到心意所驱使之处，乐在其中而忘记疲劳。早晨的鸡已经鸣叫了，也从未感到疲倦。旁观的人认为我勤奋，而我自己并不知道。因此为这间窗作记说：‘勤奋在于用心，不在于用力；勤奋在于兴趣，不在于事务。宰予白天睡觉、子贡休息，是在力气上争胜。陶士行搬运砖块，卞望之和庾季坚矫饰风流而处理琐碎事务，都是在事务上劳苦。用心运转的人，自我奋勉而不停止，涵泳千古而心怀天下。适合于兴趣的人，得到天机的神妙领会，学习而感到喜悦，朋友因此前来，乐于体会其中滋味的人，勤奋本来就有不能停止的地方。’不过，这还只是学问方面的意思。古人端正心意、使意念真诚，必定把它贯彻到修身齐家，再推及治国平天下。后世的学者所谓勤奋，不过是早晨吟诵到中午，夜里背诵到卯时，就以为勤奋了。士人生在这个时代，谁不是有事务要做？修养自身，是格物致知的功效；整顿家庭，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履常既然懂得勤奋，又常常立志于修身立德、施用于实践，那么在这间窗下就不会只是白白耗费力气，而先世的期望确实就有所寄托了。

译宝熙斋记 我往年己巳年在昭文翘馆得到熙明殿新赐的墨两笏。这大概是古心江文忠公拜任左相时，谢恩而接受宣赐的墨。我收藏了四十年，把它赠给女婿曾以立。他曾作长歌记载此事。后来以立向我家求砚，正好有一方大歙石砚，背面刻有‘缉熙殿诗’字样，属于中上品，砚面高低起伏，周围约五尺，是从杨中斋左丞那里得到的。中斋是穆陵朝的副车官。我便把这方砚送给他。以立得到这两件美物，建室收藏，求我为室命名，并请我作记。我仿照米元章宝晋斋的例子，以‘宝熙’为名。穆陵的书殿号为缉熙，绍陵继承缉熙而改为熙明；从乙酉到甲戌，两个熙字首尾相承，此前从未有过。米元章在京口的园子用一方砚换得，称为研山园；因收藏晋人法帖，所以斋名叫宝晋。后来刻印米帖，也用‘宝晋’冠名，这是风流雅事。于是为宝熙斋作记说：过去的事已经无法追及了。古人爱护贤者，尚且像封植树木一样，使人不会忘记《角弓》中所说的贤者文献；贤者尚且会徘徊追思，何况两朝文治的盛况呢？东坡为龙尾黼砚作铭，说它是章圣曾经使用过、又赐给外戚的砚，后来苏轼得到它并赠给蒲传正。铭文认为它云气蒸腾、雾气弥漫，承受着祥符年间的恩泽；两位大臣相继珍藏它，见到它的人一定会振作起来。后山为晁无斁的李墨作赋，说它是睿思殿遗留下来的、熙宁年间的旧物；又以潘谷拜谢、秦少游从王四学士那里得到它的事为证，认为有了它，明窗净几、风和日暖，即使有万斛愁苦，也只剩八斗而已。那方龙尾黼砚，不像玉堂砚那样大，也没有缉熙殿的标识，更没有字号品级。半瓦形的墨囊，不像盘龙砚那样有笏形装饰，也不像等待奇异标识来辨识奇物，更不是不按纹理分辨高下的子侄辈所能相比的。况且当时天球、河图等珍藏还安然无恙，流落民间的还可以得到，瑶玉、昆玉以及砥砺之贡正不断送来，皇帝的赏赐也还可以期待。如今桥山弓剑已随岁月远去，故宫禾黍，旧事也无从谈起。在这样的时代，以立在云汉成章的余泽中校磨这方砚，在明光殿后来者先入之后试着挥笔；这个时代、这种文风，还有什么能超过这方宝物呢？米元章用一方砚换一座园子，只是因为喜爱罢了。四境之内，难道还有这样的事吗？东南的美物，难道还有同时具备这些条件的吗？有其中一样就已经值得夸耀了，难道还能两样兼具吗？过去的贤人铺陈飞白书，说即使拥有乌号弓、珍藏曲阜之履，也都有所不如。有的收藏在名山，有的流传四方，见到它们的人都应当肃然起敬、振作而起，如同望见旄头星扬起的尘土，听见皇帝属车的声音。以当时的情况来说出这样的话，确实应当如此。这方砚、这些墨流传到今天，难道还不足以称为珍宝吗？‘缉熙’的‘熙’，意味着光明久远；文脉难道不正在这里吗？唉，后世之人不能参与这件事了。这座斋室可以流传的意义，就在这里。钦定四库全书 《养吾斋集》卷二十，元刘将孙撰，记六 明善堂记 四端五常，是人天生的本性；百般品行、万种善行，充实这种本性就叫作道。秉持常性、喜好美德，尊崇德行而讲求学问，难道只是希望成为圣人贤人、被称为善人而已吗？这正是为了爱护自己的身体；爱护自身，又正是为了侍奉父母。人谁不知道爱护自己呢？有人把外在事物当作爱护自身，有人把欲望和利益当作爱护自身，却不知道反求自身，使内心真诚；上天赋予人的本性，没有一样不是善的。推致知识、穷究事物，穷尽事理而尽其本性，那么万物都具备于我，没有进入任何境地而不能自得，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人谁不知道侍奉父母呢？有人把供养衣食当作侍奉，有人把显达荣耀当作侍奉，却不知道使自身真诚、明白善理，俯仰之间都无愧，尽情享受粗茶淡饭的亲情之乐，使家庭严肃和睦；这样却不能同天下人共享快乐吗？守住自身，身心便安定；使父母喜悦，父母也会喜悦；还有什么事务比这更重大呢？说到侍奉父母，却把根本放在真诚修身上，又把根本放在明白善理上，似乎彼此并不相像；可是古今才德之士、志士之所以败坏自身、危及父母，往往正是以为自己在做善事，却不知道其中的危害，直到陷入失败，才知道善理不明。这不只是学问上的负累，对自身没有比这更切近的，对父母也没有比这更切近的。自身不能保全，父母不能安宁，都是因为不明白善理才到了这种地步。豫章徐氏以“明善”命名他的堂屋，他的优秀子弟楚材请我作记；可见他们家世代相传的教诲之所以揭示这个名称，本来就有根源。唉，善理不明的情形，我知道了。譬如大路，不能因为没有小路就不走，而走小路一定更快；有些事情能求得迅速而获利快，片刻之间选择方便之法，认为这对大体没有损害，而不明善理就在这里。不实行明善的情形，我也知道了。譬如饮酒，从来不是不知道过度会伤身，却又认为醇酒很有滋味；不是不知道刚强节制就没有忧患，却又说解除忧愁不能没有酒。这样看来，不实行的危害与不明白的危害相差很少，也同样是不明善。做父亲的，不可以不明白这个道理：溺爱会使人迷惑而看不见，严厉也会有所蒙蔽而听不到。做儿子的，不可以不明白这个道理：表面恭敬而内心不明白，畏惧惭愧反而使志向更加违背。做兄长的，不可以不明白这个道理：率先端正若不通融私情，深厚慈爱又可能像是在纵容恶行。做弟弟的，不可以不明白这个道理：抗言直谏容易近于不谦让，温和随顺又容易被嫌作轻薄狎昵。至于远处侍奉君主，近处结交朋友，私下整顿家庭，公开参与政事，其中是非相似、善与利相差一步的情形，又哪里有限呢？” 然而，善并不是难以认识，明辨也不是能力不足；只是把学问当成学问，却不在身心上实践，于是不能穷尽事物真伪的情状。亲身实行，被认为迂腐空疏；政治与学问被看作两条道路，选择未必不精明，固守未必不坚定，但认识仍有不到之处，所以不能通达，也就不能明善。智慧并非不足以严肃地选择取舍，只是守持得不坚；见识并非不足以辨别得失，只是实行不力。被因循拖延所缠绕，又被顾虑牵制，最后留下悔恨和遗憾，都是这个原因。所以不刚强就不能明善；只有格物而知至，才能通达；只有意念真诚、内心端正，才能刚强。明白善理而知道应止于善，难道只是使自身真诚、侍奉父母而已吗？徐氏的善已经显著了。假如他登上这座堂，看到这个名称，想到上天赋予我的本性、祖先和父亲对我的期望，能从内心体会、在自身验证，那么还有什么善理不能明白呢？我特意取人生家庭日常生活中的道理，为这座堂作记，只是用来感发人无边无际的良知罢了，还没有时间把它说得精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