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养吾斋集》卷九元刘将孙撰序二

译刻印《长吉诗》的序 先父须溪先生评论各家诗歌时，最推重长吉。乙亥年避居山中，无从排遣思绪、寄托怀抱，才开始有意于搜集、留存他的诗作；后来由长吉扩展，又涉及各家。只是遗憾当时书本空白处太窄，旁注不能完全表达意旨，只能启发读者触类旁通、心领神会，不能详细论说。从此以后，传本四处流传，近年竟没有不知道读长吉诗、仿效昌谷体的人。然而传本大多辗转讹误脱漏，剑江王庭光非常喜爱并推重雅正之作，取善本校订后刊刻出来，传声给庐陵，让我来说明此事。至于那些不便闻知的内容，仍然无法载录。又凭什么来为这部编本作说明呢？只是我每每看见有人举出长吉诗教导学习者，都说他的构思深、感情浓，所以语言自然恰当，而不是刻意雕琢、毫无情思的辞句，只是费尽心力制造出来的。若能得到其中的情趣，达到惊动天地、使鬼神哭泣的境界，本来就应当如此。我又曾说，读我的《兴观集》，最能启发超越、触动觉悟的，正在长吉诗。唉，姑且把其中最平常、最浅近的说法写在这里。凡是能够读懂这些诗的人，一定也能理解这些话；或许其中万分之一能够有所验证吧。《天下同文集》序 唐代刘梦得为柳子厚的文集作序说：“文章随着时代而有高下；政局纷乱、土地分裂，三光五岳的气运离散，宏大的声音不能完整，所以一定要统一之后，文运才会振兴。”作者都认为这是深知文章之言。我却曾独自认为，梦得的话已经高明而美好，但拿他的时代来考察，却还不完全对。唐代盛时在贞观、开元之间，当时所称许的是欧、虞、褚、薛，最后又称燕、许为大手笔，如今他们的文章都还可以看到。到了贞元、元和以来，把韩愈、柳宗元并称，认为至德之世最为兴盛，但距离统一初期已经相差很远了。才华未必都带来福分，福分也未必一定凭借才华；因此使人想到《易》中所说的“吉人辞寡”，他们的福分实在难以估量。这就是所谓时代。我用这番话来为安成周南瑞所刻的《天下同文集》作序，十分恰当。唉！文章哪里只是用来观察气运，也可以用来评论人物。我每次读汉初的议论、盛唐的辞章以及东京诸老的文章，三千年间天下统一而文运盛极的时代，只有这些。那些忽然合并、短暂聚集的时代，文气萎弱、文章散碎，本来不能同这里相比。然而这些盛世的作者，就像浑厚的河流和高大的山岳，不借助风月来装饰形貌；又像偃卧的松树、弯曲的柏树，不与花卉争妍。风气开通，文采便兴盛；文采发展到极盛，光彩和景象又开始消退。梦得说这番话时，不知道他所说的盛世已经发展到了极点。如今文治正盛，天下统一的盛况，又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这样看来，唐代也还不足以称为盛世。士大夫各自创立家法，著述各自形成体制；功德方面的编纂整理，同诗书相互表里；下至街谈巷谣，也各自包含着使百姓立身处世、建立准则的学问。南瑞这部编集，又得到巨公大手笔的文章，选择精当、刊刻精美，那么阅读它的人，难道只凭逐行数墨的心胸眼目便足以领会吗？自从《文选》以来，唐代称为《文粹》，宋代称为《文鉴》，都是分类汇集而成的书。后世考察一代文章，应当从这部书中取证。《潜光集》序 柳子厚为先世撰写墓表，在碑阴列出先友的姓氏、仕历、名声和德行，用来表明与他交往的人都是当世名士大夫。古代孝子顺孙想要发扬前人的光辉，无不竭尽所能。往年李肯斋芾镇守庐陵，搜集《四忠一节》的行状、铭文和谥议，在郡斋刊刻，取名《景行编》。肯斋追怀西州文献、高山景行的心意尚且如此，后来长沙的节义辉映东南，与四五位公卿相互映照而不朽，难道不是由于他们所树立的志向和操守吗？我郡世代显贵的乔木之家，自澹庵忠简公以后，只有平林萧氏近年节制一方的盛况，历代愈加显著；他们居官的作为，内外都更加伟大；行录、墓道碑以及名流巨笔，五代不断有文字流传；闺门之内的礼仪，又是其他家族所没有的。萧焕有光明地继承先人的美德，唯恐来不及，于是搜集太中公以来，以及庸斋赵尚书以下所作的铭志，汇为一编，取名《潜光》。美啊，这八代传下来的家声，实在不只是超过一般而已。别人所说的“发潜”，是说有些事迹不为当世所知，须经发掘才显明；如果一个家门的功名世系已经在乡里昭著，又传播于南北，谁不知道、谁没有听说呢？本来不必依靠这部集子。可是萧焕有之所以编集，是想让后人知道他们联结荣耀、承袭福庆的盛大光辉；百年的恩泽、世代的传承，都希望后人自身能够像他们的祖父、父辈一样，以盛德善政流芳后世，不仅成为世代为官的家族，也成为家族的庆幸。唉，萧焕有难道只是怀着孝子顺孙的心愿吗？我知道，他的光辉深远而有光，即使十代之后也仍然可以知道。萧氏本来是大和人，自平林公以来迁居城中。《川云清润集》序 河川中鱼跃、云彩飞行，是交游中最大的快乐；冰一样清洁、玉一样温润，是家庭中值得称道的美事。因此，志趣气质相同的人彼此抒发心意、显露妙思，实在是一时少有的事；人物相互辉映、传播芬芳、吐露秀美，也有时百年难遇。骤然相逢时，竟不知道其中的可乐；有愿望却不能实现，有追求却不能得到，偶尔看见古人所遇到的事情，便为之羡慕、仰望、叹息而不能自已。我对于四方有文名的人，始终怀着深切的情意，所以把这部集子命名为《川云清润》，并写下这样的序言。去年我从闽地归来，吾倩曾通过立间带诗来问候，我便跟着唱和；有时联翩唱和数十叠，有时牵引铺陈满百韵。寄牕、颜民、詹于立之间师友相亲的情谊，又不断地启发我。今年春雪以后，酬唱亲密地接连而来，于立把它们汇编成集，请我题名并作序。我喜爱“川云”这个名称，秀美雅正而又雍容；“清润”这个称呼，简洁深远而又爽朗。两个词没有事先谋划，却自然相同；没有彼此约定，却恰好相合。兴致适宜，情味深长。宾主之间美好欢娱的快乐，亲友之间相互竞进的愿望，像深泉一样的兴味和观感之益，听到这个名字，尚且可以悠然遐想、振奋追怀，何况还能亲自阅读它呢？从前东坡结识山谷，是从孙莘老那里得到山谷的诗文；原来山谷娶的是莘老家的女儿，后来任西昌县令，才开始唱和密州半字韵诗，并且勉励白下诸生，也很重视酬唱。从此以后，词藻和翰墨光照千载，世人称为苏、黄。后来王子立参与秦观、晁补之、张耒、李之仪之间的唱和，苏轼戏称不知是否还有“王郎”的话语，以显示文字无穷的喜悦；前辈朋友亲戚之间的风流意态，仿佛都可以看见。记下这些。寄牕和于立，也都是西昌人家的子弟。我想重新评论这部集子，又担心被讥为偏爱自家鸡；不过，采用“川云清润”这个名称，也足以使这部集子流传了。

译《本此诗》序 古今诗人自己最得意的语句，如果不是他们亲自说明，未必人人都能真正领会。比如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他自己说是梦中得到谢惠连的启发，仿佛有神灵相助。若不是他郑重珍爱这句诗，又把家庭兄弟之乐寄托在其中，这五个字本来没有特别精巧的地方，或许人人都能写到。至于“为园树防鸣禽”两句，才像是有意构思的作品；又有人把“防”改作“放”，但“放”不如“防”，“防”字自有一时自然的情趣。假如谢灵运不自己揭示其中的趣味，后人反而会更加喜爱下一句。诗本来出于性情，哀乐俯仰，各自充分发挥兴致。后来的诗人锤炼雕琢，夺去了天然成就；删改之时又失去了原初的意思，欣喜和悲哀远了，变化也就不对了。人间的好语句，无非是在幽静闲适之外悠然自得地得到的；而留心这种事情的人，却只把它当作禽畜的食粮。诗气之所以不昌盛，正是这个缘故。本卷中的诗，往往都是兄弟宾客聚会时，在酒边花下乘兴唱和，并非无缘无故写成。它们有时一笑而尽情抒怀，有时环顾四周而感动欣赏；“池塘春草”的兴致，全都呈现在眼前，所以辞情酣畅，像和风使人陶醉，自己也不知不觉。正不必刻意雕缀清丽，词句全都清美融洽，四六对偶都安排得妥当，实在是句句相称。我曾评论郊岛的诗，只能写出寒苦瘦硬的语句；像昌谷，也特别适合写苦调；昌黎的诗并非不奇特古奥，但他气势充沛，享有文字上的福分。文章可以凭努力写成，福分却不能勉强求得。本卷作品虽然不多，却都隐约得到这种福意。这就是我深深喜爱并乐于赞美它们的原因。《新城饶克明集词》序 古人没有不歌唱的。歌唱并不是别的东西，就是所谓的辞，也就是诗。登高能够作赋，便可以成为大夫。即使是闺房床第间的言语，也不越过门槛便吟诵出来。会同聚会时也不以此为羞，声音的抑扬高下，随着辞句长短安排音节。于是，熟悉声律的人便用律吕来裁定，使之合于音调；宫中的音乐有时与公庭的音乐不同，不过有它的曲调，不一定都有歌词。丝竹所奏的曲调，有时也不需要配上赋辞。到了竹枝、金缕一类，才开始各自创作歌词，使之配合音乐和舞蹈。于是便有了能歌和不能歌的分别，但仍然没有离开诗的范围，就像七言绝句而已，还没有发展到一长一短、各有曲谱和调子的程度。如今曲子流行，句式长短参差不齐，已不能再像从口中自然唱出那样随声相合，但还没有发展到大曲的程度。到了柳耆卿一类人依据音律创制新声，秦少游、周美成凭才情畅快创作，歌词便不再只是朱唇皓齿所能负担的东西了。从此以后，体制也屡屡变化。长篇发展到《哨遍》《大酺》《六丑》《兰陵》等极盛之处，无不可以反复铺陈、浩荡开阔，气势豪迈，用来任意纵情高歌。风流才子又转而委婉曲折地写屏帏之中的柔情细语，以此取胜，于是词的写法也越来越多。乐府词有专集，从《花间集》开始，所收都是唐词。《兰畹集》多收唐末宋初的词，曾慥编有《集雅词》，近年赵闻礼编有《阳春白雪》。此外还有称为《大成》、称为《妙选》的，几十家都不能尽数列举。歌喉所唱的作品，喜欢和谐婉转的，或许是玩味辞藻的人所不满意的；骚人墨客乐于称道的，又可能有与知音者不相合的地方。新城饶克明正值盛年，立志于此事，以周美成为宗旨，汇集各家相合之作，分别定调，使声音随调而行。近年以此著名的作品，无不收录，而且还在四方增补刊行。我因为他以调为主，所以借此谈论歌唱。送彭元鼎采集诗歌的序 近年不只是诗歌兴盛，采集诗歌的人也接踵而来，难道不是世道正在复归古风、斯文正在兴盛的运势吗？安成彭元鼎以通晓经学而有世间声誉，才能清俊而又善于作诗。他带着这种志业行走江湖，刊刻成集；各篇赠序，上溯古代史书，下至诗歌评论，仍然来索取我的一句话。我难道能够置身此事之外，再拿别的什么来帮助他吗？不过我曾观察事物的道理而有所感触，私下认为采集诗歌的道理，或许可以从这里得到启发。如今园林繁盛华丽，千红万紫，令人眼花神夺，即使花英飘落、花蕊凋零，也没有不可爱的地方，因此也不忍责难；可是荒凉寒冷的野外水边，只有一枝几朵花，远望时令人动容，逼近看却移开目光，因孤单稀疏而显得憔悴，草丛杂乱、枝条盘曲、节疤拥挤，本来既可喜，也可议论。至于黄色的稊草、白色的芦苇，漫无边际、充满视野，其中偶尔有野花略显艳丽，颜色稍有不同，便令人亲手采摘、用心欣赏，不能没有感情；即使蜂蝶，也会在那里徘徊。唉，文章也正是这样！我曾感叹，孔子删定诗书之后、《离骚》产生以前，难道没有一句接近大道的话吗？然而几百年间竟没有在世上受到称道。这虽然只是一种技艺，难道不也有时运和命数吗？过去我的先父须溪先生，每每为江南百年文献的零落而悲哀，想通过诗歌保存那些人的为人，于是像采诗者一样走遍四方；但最终没有实现他的志愿。我每次诵读《河汾续诗》中的话，都说：“唉，我不敢忘记。” 所以我对元鼎说了这些采集诗歌的道理。元鼎观察四方之后，大概一定不会废弃这项意义吧？送临川二艾采集诗歌的序 我曾读《中州集》，为其中的用意而怜惜悲伤。它是在战乱之后，史书散佚、人物亡故的情况下，把大概情形保存下来。我因而想到，东南百年来，文章文献本来很盛，如今茫然一片，又有谁能重新看见并记住呢？像我这样晚出的人，还能赶上听闻诸老的事迹，知道大概情形。如今头发已经斑白，我曾想仿效《中州集》的体例，因各人的诗分别为他们作小传，留待后人。只是苦于没有通行四方的使者，徒然时时望云兴叹。所以每逢采诗者出游，我没有不鼓励并寄予厚望的。临川二艾君，是诗人中的英才，远道来到光泽任职的尘劳之中求见我，以便开始他们采诗的行程。从这里出发到杭州，再到金陵，你们欣然跃动的心情会是怎样呢？于是我记起往年谈话中曾涉及成都旧事：范石湖任帅时，陆放翁来进入幕府。成都有一名妓女能作诗，范石湖曾先戏问她说：“陆参议的诗在其中第一，你能打动他吗？”妓女笑着说：“可以。”陆放翁到来后，石湖又先把这件事告诉他，并且说：“不要落入女子的奸计。”一天设宴，妓女在团扇上题了两句：“画堂蟋蟀怨深夜，金井梧桐生暮寒。”范、陆二人相互对视，却不能说出它们出自哪里。陆放翁对于唐诗几乎没有不记得的，环顾四周实在找不到出处，便把她叫来询问。她迟疑了一会儿回答说：“这是妾身作的诗。”两位公卿大为惊讶，认为这两句很像唐人诗集中的句子。如今在剑南还有这副联语，实在奇异。唉，过去一名妓女尚且如此。二位君子出行以后，即使遇到这样细小的作品也不可以忽略，何况那些光明磊落、气势可以撑起天地的作品呢？将来再见面时，我愿意倾囊细谈，也希望你们能够成全我这点心愿，不辜负你们这番跋涉。

译萧学中采集词作的序 古今作者的作品流落失传很多，难道只有在我们这个时代才值得遗憾吗？秦少游的词胜过他的诗，“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是他词中最精彩的地方。然而洪容斋记载杜牧的“正销魂，梧桐又移翠阴”，由此才知道少游的句子有几分仿效它，已经不只是暗中犯用而已。后来又有“行到一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那是他将要离开、观察万物变化之时所作，神情变化活泼脱俗，但仍未脱离这个窠臼。杜牧的原作又哪里是少游所能赶上的呢？然而我极力想求得杜牧作品的全貌，却始终不能得到。近来才在《古诗杂袭》中得到它；如果不是容斋偶然拈出，哪里还知道有杜牧呢？文字流落人间，本来就像泰山与毫芒一样悬殊；又有这样不传的遗憾，难道不是因为没有人采集并传播它们吗？诗还可以凭借句子，有些朗朗上口、人人熟悉的句子，口口相传而不被忘记；词却特别零散，因而失传得更严重。江湖之间百年以来，骚人墨客像杜牧这样苦心创作的，不知有多少没有流传。樊川本来就是名家，尚且如此，何况那些不如樊川的人呢？姜白石曾在春寒时，与几位客人在垂虹作词，拿词稿遮住额头，一边行走吟咏，一边不停涂改；一首词写成竟如此艰难。不传的遗憾，哪里叹息得尽呢？近年来采集诗歌的人很多，却没有涉及词作的。我朋友萧壑冰的儿子学中，慨然有志于此。学中本来曾接受我先父的教诲，年少时便能写出光彩灿然的文章；他做这件事并不是借此博取名声，所以我当然非常愿意支持他。这次出行，无论得到词还是诗，都要广泛搜求、全部保存下来，我希望将来能够得到它们，仔细评论。过去先父曾教导我说：“年轻时走在京华路上，喜欢看墙壁间的题诗题词，其中也有佳作。”玉山旅舍中曾有人题过一首词，其中两句是：“如此凉宵没有什么可遗憾，所遗憾的只是故人已经白头。”等到后来再次经过，墙上的题词已经不见了。唉！你的雅趣，既然从杜牧以来，又触动了我心中明亮的感受，就请替我把它发扬出来，并且把这两句作为采集词作的先声，千万记住！学中，即使是墙壁上的题词，也不可再让它失传。钦定《四库全书》《养吾斋集》卷十，元刘将孙撰，序三 《曾御史文集》序 东南一百五十年来，庐陵的文章最为兴盛。胡澹庵奇特博大，如彝器和鼎簋；周益公的见识周密、文章典雅裁正，如金科玉律。杨诚斋清峭，如冰中的松树、雪中的柏树；两三位大老的风流相互辉映，对后人给予了极大的启迪。杨东山凭借宽厚丰裕继承家学，曾撙斋凭借文采广博启发秀异，毅斋凭借醇厚茂盛使国家文章光华焕发。近年黄庐东的简约严整、刘玉渊的精练隽永、欧阳巽斋的天然情趣和义理意致，又往往更上一层。盛大啊！岂只是四方不敢奢望唐代所谓三百家，实在是文风已经超过唐代了。唐文虽然经韩愈、柳宗元而发生变化，但同时的樊宗师、皇甫湜等人仍不免艰涩；要找像李习之、杜牧之、刘梦得那样的人，四方零落，屈指可数，而骈俪堆砌事实的弊病，到西昆体时还没有完全改变。欧阳修、苏轼一变文风，议论都出自本心；关中、洛阳之学相继兴起，辞采又兼有义理。师友传授的深厚根源、胸襟思想的本源，即使是在科场应试的文章中，也能做到文从字顺，不愧于古代作者。考察一代文章的源流，实在是欧阳公无穷的恩赐。这样看来，庐陵文章的兴盛就很恰当了！御史东轩先生曾公，生长在欧公的故里，承接毅斋秘监的文风；而他与巽斋的关系，又像东坡遇到欧阳门下一样。曾公年轻时便向诸位前辈请教，胸怀浩然之气，以斯文自任；天资高明爽朗，一往直前而达到超卓境界。他进入太学，在公府考试中夺魁，升入舍选，获得著名进士的声誉。最初分任教官，便进入幕府，起草委婉周密的文书檄文，以才干出任书记而著称。两次辅佐春官，所取中的都是宿学之士，因而被称为明察的主司。德祐年间分巡考察，意见不合便离去，被称为不阿附权贵。当时他任御史。这部文集共有五十余卷。他的文章雍容，如祥麟威凤，不必猛烈搏击而群邪自服；他的文章雅正，如《清庙》之歌、朱弦之琴，不必随声附和而众声自少；他的剖析裁决，如楚钟、周鼓，不刻意彰显文采而制度完备；他的明丽，如青天白日，不炫耀光芒而万物景象自现。至于用很少的文字胜过很多文字，即使幽兰芳芷也不足以比喻他的清雅；迂回曲折，辞意充分，正如晴日春风中的景色，令人不知不觉便想沉醉其中。唉！这难道是那种炫耀于世、惊骇俗人、以奇巧为工的吗？此前，公的长子复初与族叔舜咨汇编了这些文章，如今益初、巽初又刊刻成集。过去公在公府考试中凭赋夺魁，巽斋欧阳先生正是校阅文章的人；他在长沙发放粮米时，古心江文忠公在那里成为他的知己。我的父亲与公同时，曾在六馆、公府考试中一同参加考试并联列魁亚；壬戌年又同榜于巽斋门下，同受业于古心，作为同门一生心意相同、道路相同，彼此相知很深。于是巽初兄弟请我作序。既然引我来承担此事，也只是因为我们对斯文有深厚绵长的情谊；虽然这不是我的职责，却也没有什么可以推辞的。况且公确实了解我，我私下推论庐陵斯文的盛况一直发展到公这里，难道只是为了成为庐陵的声望吗？关于文献的征验，应该可以从这里考察。公名睎颜，字达圣，学者称他为东轩先生，谥毅斋；他的族人益初兄弟，又以文章使家世相传。

译萧达可文集序 太史公写作《史记》，笔力和精神，主要集中在《世家》《列传》；他刚刚创立体例、改变史法，自成一家之言，把书藏在名山大川，并不依靠金匮石室，也能独自行使自己的志趣。是非取舍之间，俯仰谈笑，简直像一个阅历世事的老人，件件亲闻亲见；有时旁及隐微之事，有时中途断开而显得参差。他所写的赞，只是为了补足一篇传记，余意中多有嬉戏，仿佛没有必要再论，便随意借别的事说上一句。比如写汉高帝功臣的兴起，大多如此。就像世上没有善于绘画的人，不能把它画出来一样，这是为什么呢？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大功业，总归只写得很近、很实在，却能使人心胸豁然、意趣满足，眉目之间自然发出赞叹，仿佛面对当时的人物。这是古今文章的第一流境界。然而学习者只把它当史书看，只按叙事来读，实在可叹。韩愈得到其中精微而变化的精神，将它发挥在金石文章中，超出千古；又出奇制胜写成《毛颖传》，却有人反而讥笑、批评他，这大概正是子长所说的不容易对俗人说的道理吧？可是韩愈刻意构思而写成，显得矜重、刻露，不够自然；若把这种文章放进唐史中，不知会成为怎样的情形。后来谁不知道尊崇《史记》、知道学习韩文呢？然而对人谈论作文，只说读《史记》来学习文章、仿效《毛颖传》，若不是确实有所触动、心领神会的人，是很少的。我的朋友萧达可，年轻时凭时文著名，却已经具有古意；一涉及古文，便深思深构，凝聚精华而写作。各种起兴、运意，都不落入陈旧的路径和窠臼；即使是韵文，也写得楚楚动人，不是迎合时俗的装饰，真可以说是努力去掉陈言。有人因此讥笑他，只有我父亲须溪先生一见便喜爱，曾对门生和子弟们说：“他的入手处不同于诸人的写作，就像人学道而参悟顿悟的禅法；即使没有成佛，也已经离开最初的境地了。”达可每每请求我说一句话来给自己取信，我拖延了很久，间或叹息说：“等到我每天等待他逐渐成熟、更加逼近的时候，他应当还不止于此吧。”如今算了，又有谁能够真正了解他呢？达可茫然地要我在篇首写几句绪言，我们掩袖相视，他说我还应当有所增益于他；可是这些本来都是您自己积蓄而成的，又还有什么可说呢？或者，您的作品都是内心有所感动而流溢为言语的吗？还是不免矫饰自己的性情，以求表现某种事理呢？庄子善于譬喻，越写越低近、越写越明白，所以不令人厌烦；太史公善于鼓舞变化，把平常小事写得生动，别人认为不值得流传的，他也能写得奇妙。您不担心不奇，也不担心不古；只是不能让您不刻意求奇、不刻意求古。学习古人就像描摹精神，有人得到外形，有人得到精神；得到精神，即使外形不像，也仍然相似。我这番话，就像东坡在灯下所说的那样。若只是临摹壁上人的颧骨，您难道不会认为这样做太卑下吗？没有什么，只要这是您所愿意的，我们就共同学习。《瞿梧集》序 冕山熊先生的门人把新刊成的《瞿梧集》寄给我。刘某在临汀郡学中曾向先生学习。刘某离开先生已经将近三十年，如今读到这部集子，心中豁然，仿佛仍在鹤臯先生身边侍奉、跟随明秀先生求学，不知岁月已经久远，今昔也已不同。我起身说道：“这种文章的遭遇，实在是上天所决定的。自圣贤以来，往往都是因为所处的环境不能实现自己的志愿，而千年之后仍能流传，也正在这里。六经诸子，谁不是如此呢？只不过所遭遇的时代有深浅，所发出的辞章有隐显。洙泗之间车迹往返、困顿憔悴，以及他的门徒，他们所论著的文字，已经充分发抒了开天辟地以来正大之情，却没有留下可以进入其中的学问。漆园先生怀抱孤独愤懑而长久自处，因此以一人之身自创名号，把天地造化、四方内外混合为一体；不必等待在议论中显现，其中无不保存着精微义理。即使借物来表达，也已经深深造诣到其中的本质。大概所遭遇的困厄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所发出的文辞更加奇特。唉！谁知道三千年之后，竟会用‘瞿梧’来命名我们冕山的文集呢？可悲啊！梧树从前难道不是凤凰栖息之处、朝阳升起时往来的地方吗？忽然到了山势尽头、岁月将暮之时，竟把四海寄托在一根枝条上。它虽然未尝不是深广如潭、崇高千仞，但听到它声音的人也会有所感，而它本身却已经衰老了。我本来就把自己置身于瞿鹊之间，但凡进入耳中、触动心灵的东西，无不认为是昔日的凤凰。”欧阳公说：“苏梅二人等待太平而生，他们与造就太平的功业相等。”起初的志愿，谁不希望如此呢？抚视一个时代的百年光阴，试问梧树的年岁究竟有多少？这难道是凤凰的愿望吗？或许也只是梧树衰败的命运吧？有人说：“若用来评论瞿梧，这样说是对的；那么后人评论这部集子，会怎样呢？”我谨以东南一带的评价记述如下：“冕山先生在太学时，使程文改变了一时的文体，考官得到他的文章，就像欧阳六一遇见东坡。他在庐陵教授学生时，所得人才不比湖学少，而文采超过他们。他的碑铭、记、序、诗、赋、杂传，变化融合庄子、列子和佛典，或嬉笑，或皱眉叹息，卓然自成一家。然而这些还只是他的粗略表现。”当他提举教授军务、解舟停在苍然亭下时，他的志向和思念究竟是什么？老成旧友逐渐凋零，灵光也只剩晚年的烛火。后来让门人弟子执笔叙述其事，这是先生不得志，却是斯文之幸，所以说这是天意。刘某十七岁时，凭应试文章得到先生的赏识，如今头发也已经斑白。编集、评论、编次，是我应尽的责任。只是我恰好流落在外，只能写下这样的私下感慨。先生是东阳澹圃先生的儿子，父子兄弟的科举功名和文章，实在是冠冕一方。当世我的父亲须溪先生曾经为《藻思流春》作序，惋惜辛未年上榜的三人不能使自己的才学得到充分施展。后来担任庐陵教授、国子正，挂冠辞官而去，终于成为清虚道人。

译《清权斋集》序 我曾默默地对诗歌产生感慨，而这种感慨全不只是语言文字之间的意思。五言诗从二位卿相开始，他们以少卿的身份统率数千人，横行绝域，意气是何等豪迈，可诗歌却缠绵婉转，看不出英雄气概。曹孟德是豪杰，变化多端，才华高出群雄，难道是因为他的功业没有建立，所以诗歌音韵低沉暗淡，完全看不出下马横槊的姿态吗？再往下说到韦苏州，他的诗悠然如秋，淡泊如水，却自己说从前曾和杨开府一起豪侠纵荡，难道仅仅像他们二人所写的那样吗？唉！不知道其人，只诵读他的诗，真的可以吗？松瀑黄可玉是庐山西坡先生的家族成员，还来得及接触古心昭文家庭中问学的情趣，承受文献典范的保存；他的胸怀有专一至诚的本性，也有因时局而感慨、放眼四方的悲哀。他忧思深切，是诸葛亮的远望；他迷惘无依，是薇歌中无力担当的悲叹，是因为四方上下没有足以寄托情怀的地方，所以把这些寄托在诗中。过去他跟随我的先父讲学，希望有所觉悟，被认为是《太玄》之中的一项成就。如今读他的诗的人，都知道其中值得品味，却没有人知道他的为人；知道他的人，也只知道他是高尚之士，哪里足以了解他内心所存的东西呢？我大概算是了解他的人，却也为无法尽言而感到悲痛。大概他隐藏自己的心志已经很久了。唉！借助言语来显现志向，而志向又有不能写在言语中的地方，我哪里敢说古人的言语和志向彼此不同呢？或者，他在文字中有所屈折，不得不俯仰周旋、低沉郁抑而加以掩饰，也正是这种情形。因此，那些外表雄伟刚健的作品往往都是伪饰；性情深沉隐秘的地方，如果不从作者本人去探求，那种内心的真实情怀就不容易认识。这样看来，诗歌的声音虽然传得很远，它产生的缘由却仍然值得感知。我担心阅读这部集子的人，把它当作昌黎的张籍、东坡的晁补之那样，以为这样就足够了，所以反复阐发、相互映照地写下这些话。唉，可玉，难道他只是要我和你这样彼此了解而已吗？还应当在三千年后再次兴起，以歌声相互酬答，长歌远望；可是命运又有什么办法呢？《谭村西诗文》序 文章以气为主，并不是把气本身当作主旨，而是因为文章内部有所主宰，于是它的气势浩然流动，充满其中而无所不达，终于好像是气在作主一样。所以文章兴盛时，就像风雨骤然来到，山川草木都随之变色；又像江河浩荡，波涛平静或惊骇，各自呈现不同的气势。推大而言，可以写金石制作，歌咏明堂，颂美清庙；推小而言，可以表现才情婉转，清歌《白雪》，并协和于《阳春》。写古代，可以写鼎彝器物，陈述淳厚古朴的风俗，追述泰古；写当时，可以写花柳明媚，临眺眼前川流，学习少年人的情态。因此韩愈的古文，即使小律诗、小绝句也没有不精妙的；苏轼才华宏大，即使回文和华丽文句，也各自极尽体裁之妙。有人说能够写文章却不能作诗，能够作诗却不能写文章，都是因为他的主宰力量薄弱，气势容易衰竭。茶陵村西谭明望把他的文章和诗寄给我。他的书、记、序、志，在浩荡奇伟之中含有节制严密的意味；各种杂著和赋，在古雅磅礴之外又有从容含蓄的思致。诗文精整磊落，对偶巧妙而寄托深远。凡是他那种轻快迈进、明白畅达的地方，难道不是因为他有所主宰吗？从前韩公称许孟东野的诗，二百年后苏东坡又以自身、诗、气和志向都达到昌盛来称许自己。我对于“以气为主”这句话，也私下希望能够有所补益。主宰是相同的，但用来作主宰的东西不同，所以我想把它改说成：“文章以理为主，以气为辅。”村西大概对此有所领会吧？因此替村西举出这一点。《九臯诗集》序 “九臯”是幽静闲适、深远的地方，鹤就喜欢那里。难道是上林苑的梧桐不能栖息吗？然而它的鸣声达到极处，即使雝雝喈喈，在高处飞翔、观览光辉，也未必能比得上它清越透彻而不旁杂的声音。难道不是离人越远，在世间就越显得疏远？它的声音因此难以被人听见，却能上达于天，便与天合为一体。这边远，那边就近；这边疏，那边就密，并不是耳目之间通常所能理解的。唉，天地之间哪里没有声音呢？天上的声音没有比风更大的了，但风声翏翏调调，也不过如此。若风声呼号、吼叫、激越、呵斥，吹倒万物还来不及，听的人便会感到厌烦。黄莺声声啭鸣，燕子呢喃低语，难道不可爱吗？但听过之后就过去，也有人会忘掉。至于从风露的滋味中得到感发，在无人的旷野里感到畅适，它们鸣叫并不是为了取悦人，人听见它们也不是它们的本意而得到。缥缈的声音使人无不回首；即使是萧然无识、只知肉食的鄙夫，或耳聋而只会听筝笛的人，也会心意消融、精神惭愧，这才是九臯之鹤的鸣声。所以说“声闻于天”，不是天，就不足以知晓它。凡是声音，不过只能被人听见罢了，谁能听见上天呢？九臯是什么地方？天高而听察下方，又有什么能超过它呢？万物中那些承受清气、超出同类的，正是这样。人的声音中精粹的是语言，语言中更加精粹的是诗。假使诗写得轻快飘逸，就都像鹤一样；它的诗意高举挺拔，就像鹤在九臯鸣叫。能使人想听却不可轻易得到，诗到了这种境界，才可以说是有情趣。诗，是用来使自己的性情得到快乐的，难道只是炫耀美好、推销自己的技艺吗？欣喜、悲哀和感动由内心自然发生，其中有浅有深；把它恰当地写出来，也有浓有淡。志趣高尚，就一定不能流于凡俗；世俗意味淡薄，就一定不能庸俗。因此陶渊明的冲淡幽寂，苏州的简洁质朴，昌黎的奇特畅达，欧阳修的清远，苏黄的神妙变化，他们涵养气质，各自卓然相望，都像阮籍的侄子阮咸那样在鸡群中轩昂出众，理当超然于尘埃混浊之外，不再是喧闹细碎之声所能相比的。凡是学诗的人，一定不能没有这种志趣；我一直没有见到这样的人，直到见到薛君卬夫。卬夫是公侯家的后代，出身门第如此显赫，却清冷淡泊如同书生，奋发志向，专意追求诗名；他的诗集名为《九臯》。这种志趣远远超过流俗。我读完他的诗集，飘飘然仿佛青田的君子站在面前，泠泠然仿佛华表上的仙人戛然立在身旁；清爽得像饮下金茎甘露、醉于玉液，不知自己已经驾着车游向蓬莱，梦游赤壁了。虽然如此，九臯之鹤对于世间没有什么要求，却不能使自己的声音不被上天听见；它振翅乘着旋风，直上云霄。清高者以此为游，其行进也不可以停止。向下看九臯和大地的旧境，难道还不足以保存吗？我听说天门有九重，仙人终日相互追随陪伴，只有鹤与他们为伴。我们这些人将要听到它的声音，恐怕就不可得了。怎么能不在这部诗集上反复吟味呢？

译《蹠肋集》序 老杜有“新诗改罢自长吟”的句子，大概是因为诗句还不完全合乎心意，字还没有安置妥当，这些都是别人不知道的；修改之后获得满意，便高兴地长声吟诵。这种快乐很难向别人说清，作者用心的深浅，自己最知道，实在令人感慨。从前听说我乡的罗磵谷、李三谿、徐西麓、胡古潭诸位贤者，都把作诗当作日常功课；四方出行，每次都约定会面，远的两三年聚一次，近的必定几个月相见。他们不谈别的，一定互相拿出近作，一同推敲字句；遇到不稳妥的地方，有时整天相对而一言不发，眉间郁郁，交错着倚栏散步，送来的食物也不知道吃，询问事情也不答复。这样过数日，甚至超过十天才分别。虽然他们诗的格律高下难以一概而论，但一时之间用心用力的勤苦，从今天看来，难道不是文坛的风流文献吗？我常见作诗的人说得容易，连前辈的弊病也不放在眼里，诗作读过便像不存在一样，私下常为此感到遗憾。这正是贾长沙因那“二句”而流泪的原因。以立每次寄诗来，便总是把新作交给我；我每次等到诗来，就努力为他推敲。他在诗以外值得取法之处，是诗一来便请求修改，而且非常勤恳；这就是他的用心与诸位只知不断献诗、不能停止的人不同的地方。然而，诗有可以修改的，也有不可以修改的。篇中的句子、句中的字，是可以修改的；长篇诗的曲折变化，是不可修改的。长篇兼有文章的体制，有的从中间兴起，有的出于构思创作，不拘守旧常，收拾转换，奇怪之处层出不穷。但作诗的人往往不以议论为主，认为那是文人的诗；却不知道各种写法各有适宜之处。诸位大家本来就有难以言说的地方，如昌黎、东坡，确实是把文章写成诗；可是小律、短绝、回文等近体诗，往往又精妙绝伦。后山、简斋的诗律严密，但七言古体终究似乎略有不足。我哪里敢指责前人呢？然而这一点也不能隐瞒。以立在长篇诗中已经领会了其中的旨趣，所以我格外欣喜，特意在这里说出。可以修改的地方既然已经得到妥善处理，领会诗意的人若按照我所说的去考察各家，无不可以有所启发。所谓把二百年的诗学传给后人，这是多么幸运，竟然在我王郎这里得以实现！皇庆癸丑七月望日，养吾斋写于光泽，这就是为以立诗集所作的第二篇序。《牛蓼集》序 学诗就像学仙，时机到了，骨骼自然会改变。这句话并非无根据地说，我确实亲身实践并在心中验证过。过去我曾经练习写字，遗憾不能随心如意。长者教我说：“时间久了，自然会熟练。”当时我曾用俗语反问：“替人抄书的人，时间还不够久吗？”后来写得越久、写得越多，笔下忽然觉得转折变化，仿佛神明转移，这才领悟到其中的趣味。作诗也是如此，不是靠皱眉模仿就能得到的。很久没有见到以立的诗了，往年见到他的诗作，老成意味令人喜爱；近来他归来，得到这小卷诗，连绵不绝地逼人而来。我几十年用力求得、领会到的地方，忽然已经被他收拢，拿来作为枕席了。律诗用典用意，似乎对偶又似乎不对偶；古诗句出奇而严整，气势浩荡又能收敛，没有不合宜的地方。诗何必写得很多？假如由此扩充下去，成为名家并不困难。因此我欣然为它题识。苏东坡曾戏言：“不知道又有王郎的孩子，我这封胡羯末四个儿子中，竟没有一个合我心意的。”在岁寒之时并不孤独，幸喜有这样的王郎罢了。这些话应当另写一卷，这篇序就题在卷首。养吾斋老人乙邜年中秋书 《如禅集》序 诗本来就有不得不类似禅的地方。山川草木、风烟云月，都是耳目共同能够认识的景物。它们进入我的语言，使人神清气爽，在言外获得意味；悠然领悟，在语言之外体会境界；情趣高举挺拔，又使人的感受得到别的触发。哪里只是像禅而已？禅的种种解悟，大概也不能超过它。然而禅是借助浩瀚空茫之境，使人无法测度；诗则从眼前景物和视野中的兴发，以及古今人的性情，使有觉悟的人咏歌、感叹，乃至手舞足蹈而不能停止。登高望远，因眼前景物触发情怀，百世之前、千载之后的事情，简直如同从自己的口中说出。诗的禅意到了这里，就达到极致了。但诗果真能达到这种境界的，有几个人呢？即便如此，学习诗的人也不能没有这种志向。因为积累不厚，发出时就浅；感发不深，感染人就薄。那禅者有的面壁九年，有的在齐腰深的雪中站立；后来学诗的人，他们的功夫能做到这样吗？庐陵易成已在闽山中把一编诗给我看，题为《如禅集》。我从在福建起就手不释卷，直到回到江西数月之后才为它作序。他的浩荡长篇，有不可穷尽的气势；他的简洁短赋，有不可尽说的情感。沿着这一点说，把它视为禅宗也可以；或者说，诗只是怕不能达到禅的境界罢了。假如能够彻底觉悟，便真是投向哪里都无不如意。从前听说汤晦静接待后学时，常常举出“喜怒哀乐未发”两句话，没有人能够契合回答。一天徐径畈以少年书生身份径直拜访，请晦静再次举问这两句话。径畈说：“请先生出题，我来回答。”晦静问：“怎样才叫作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径畈答：“迟日江山丽。”晦静又问：“怎样才叫作发而皆中节之和？”径畈答：“春风花草香。”师友双方都认为各自有所领悟，而径畈一生的学问大概也没有超出这里。我举出这件事来说明诗与禅。禅啊禅啊，难道只是诗才如此吗？钦定《四库全书》《养吾斋集》卷十一，元刘将孙撰，序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