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养吾斋集卷十六元刘将孙撰记二

译彭泽县学三贤祠记 彭泽因陶渊明而著名，旧时设祠祭祀他。陶渊明又与唐代狄梁公合祀，称为二贤祠。战乱之后祠堂焚毁，只剩两块石碑和两尊塑像。苏轼从黄州调往汝州时，取道九江，访问在筠阳的苏辙；后来溯江进入岭南，作诗唱和陶渊明。孤山的碑和塑像也一并排列。大德丙午年，县令东平曹侯靖国在县学中一同建立三贤祠。县学教谕郭则正叙述事情始末，请我作记说：‘曹侯已经两次任彭泽县令并接受考核了。从上任开始，他修建谯楼，翻修县衙，平整官道，整治水驿，建造万里江天亭，恢复渊明祠，修葺城隍、东岳二庙。士人百姓感激喜悦，建立惠爱亭来赞美他。一天，他向县学询问二贤祠的情况，谋划在原址重建。则正请求说：“侯爷此举确实适宜。县学中有东坡的塑像，合起来成为三贤，怎么样？”侯说：“好。前任主簿杨月湖已经对我说过了。你的话正与他相合。我为本县免除儒户差役，这座祠堂也应当由读书人承担。”于是欧阳士正、林懋等向县中官长博啰部边济之、宁尉焦从善良、辅典史屈应隆请求，他们都欣然捐助，共同倡导建成此祠。工程始于大德十年十二月，至十一年二月完工。’ 祠堂高敞明亮，光彩交相辉映，人们来此宴饮并获得安宁，希望把这些记下来以免忘记曹侯的恩德，也让后来的人知道祭祀三贤的缘起。唉！狄梁公的事业与陶渊明的隐逸不同，苏东坡的议论又与狄梁公的事业不同。三位贤人所处的时代不同，所居的地位不等，所守的道路不一，但他们内心所存的东西却从未不同。古今忠臣贤者能够以一念建立天地、质问神明，靠的只是这颗心罢了，至于具体事业和行迹还不必论。陶渊明处在今昔交替的岁月中，依稀度日；苏东坡因言语招祸而流落受排斥，听到这些事的人都为之感动震惊而奋发。至于狄梁公凭精诚忠心、深谋远虑，周旋在奸邪之间，在国家倾覆之后才使人觉悟，如果不是他的功业在前面有所开启，并且遗留到后世，那么一时的周旋又怎能解除千百年来的责难？所以君子不能违逆时势，而事业成败都取决于天意。当义熙年间，如果建立狄梁公那样的事业，却不能像谢晦那样随波逐流，也不过只能与王昙首等人争一席之地罢了。当久视、大足年间，如果宏扬东坡那样的议论，那么前有裴河东覆败的旧迹，后有李昭德被杀的祸机接踵而来。当熙宁、元丰、绍圣年间，如果效法柴桑先生的作为，那么龙门、伊阙的隐士，华山、豹谷的遁世者，相望于寂寥之中，最终又有什么益处呢？隐居难道是士人的本心吗？遭逢百年兴废的关口，却没有一天在朝廷燕居的痕迹。他本来没有能力成为支撑大厦的栋梁，只能姑且在山涧的盘石上自得其乐。如果一定把这看作高尚，那就不是用来教导人的道理了。没有出仕，谁来承担艰难的事务？没有退处，谁来衡量时势而进入仕途？三贤的遭遇，都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但三贤的志向，又都不能不保存。狄梁公成功，是天意；陶渊明保全了晋宋之间的高节，苏东坡成为元祐年间的完人。他们一时的参差不同，却成为千古的模范，难道能说不是天意吗？看见不可为却不知道退避，知道艰难却仍想侥幸求行。听闻彭泽的遗风，以此立身，以此自守，也可以有所觉悟。事情虽受挫而道义得以伸张，形势虽曲折而志向终于实现。寻访狄梁公的行迹，以此侍奉君主、参与政事，或许还可以有所补益。身体可以受辱，议论却不能改变；名声可以毁坏，道理却不能被诬蔑。歌咏儋州遗留的刚烈事迹，使它与《离骚》争辉，也就是所谓颠沛困顿、仓促危急时刻都不离开道义。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遵行。谁说华山高不可攀？只要努力仰望并追赶它的高度。贤侯建立这座祠堂，难道不正是想把它作为教化的场所吗？所以我反复述说三贤的事迹，使经过祠堂而读到这篇文章的人有所感发，不只是铺陈夸耀而已。这就是曹侯教化人的用意。曹侯字清卿，正当盛年，很有志向；侍奉母亲孝顺，处理政务简约而有防范。他的父亲和兄长都曾任我庐陵郡的守官和副职，留下遗爱，我因此知道他的政绩。大名总管是他的父亲，如今的提举是他的兄长。士大夫称曹侯为“水心”，说则正是优秀之士。他是我先父湏溪先生的门人。祠堂建成又过了两个月，孟夏二日丙申记。

译攸州兰溪邺侯祠记 唐贞元年间的丞相邺侯、赵郡李公泌，字长源，年少时以奇童身份受到明皇赏识，经过肃宗朝，被任为宾友；代宗朝以他为师保；晚年辅佐德宗。在猜疑盛行的时代，他始终获得的荣名超过陆宣公。他一生向往山林远多于钟鼎显贵，以白衣山人的身份侍奉并谋划军国大事，并非他的志愿。他曾隐居衡岳，能够知晓懒残和尚，懒残也曾许诺他十年后做宰相。当他隐约居于湘中时，衡阳南北往往都有他的遗迹。因此，古代攸州兰溪西北一带称为龙隐山，泉石清幽清越。地方志记载邺侯曾在这里筑室读书。时代变迁，遗迹湮灭，僧寺占用了原址。兰溪姜氏是当地著姓，姜则敬敬重先贤，喜好修习高尚德行，常常怀念清风而追寻遗响。适逢吴兴陈无逸来任此州教授，闲暇时经过这里，用言语感动了姜则敬，于是他更加坚定了心意。旧址既因地势所限无法取得，便在山西麓创建龙隐精舍祭祀邺侯。邺侯曾隐居此山，这难道不是犹如神龙潜隐吗？这时是大德戊申年，于是我叙述事情始末，请求我为精舍作记，说：‘这是晦庵归来时的寓馆。’如果要使邺侯的遗迹像陶公的醉石一样流传，也只能依靠这篇文章。我已经记录了他人带来的图样，但既然是为邺侯作记，古今人才和名相的事业又使我内心有所感触，所以也不得不在这里说出来。世人通常说三代以后没有辅佐帝王的贤臣，这话固然如此。不过事情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来评论，而不能拿尧、舜、禹、汤、文、武的时代来相比；后世也不是三代那样的氏族社会。刑法政令、赋税征收、军队和财用的调度，也不同于井田、封建、学校的旧制。假如禹、皋陶、夔、后稷、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生在这个时代，也只能做这个时代的宰相。即使萧何、曹参、丙吉、魏相、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人的才略，虽然必定有所不肯做的事，难道真能达到《典谟》的境界而与《雅》《颂》相等吗？恐怕也有不能实行、不能做到的地方吧？后世评论人物，必定称许诸葛孔明，而孔明自己把管仲、乐毅相比，也就衡量出自己不可能达到唐虞之际的水平。难道是说他的资质赶不上吗？是时代不允许。至于邺侯，他所遭遇的时代与萧何、曹参、房玄龄、杜如晦相同，但所处理的事情更困难；他的力量比丙吉、魏相、姚崇、宋璟所需的更大，而他的志向也更加艰苦。我曾经评论汉代的留侯、曹魏的二荀、唐代的邺侯，他们都凭才智辅佐宰相，而邺侯不必在香案之前等待辞谢的礼仪，胜过荀文若颠沛流离的遭遇，也胜过《黄台瓜辞》的传诵和延英殿抚背流泪的场面，更不必依靠商山四皓那样的机巧。邺侯所建立的功业，难道不明白奇伟吗？可是世人还因为他喜好神仙之术而轻视他，难道不是过分了吗？至于个人的谋划，并不是世间的祸患。唉！皋陶、夔当日读到什么书、说了什么话，没有不认为这句话正确的。不过书有善于运用和不善于运用之分，谁没有读过书呢？但因书而犯错、因人人误用而贻误世道的事情却很多。邺侯是善于运用书本的人，我用这句话来记述这座祠堂。邺侯若有灵，难道不会认为我也稍微懂得其中的道理吗？由此也可以感叹世道了。姜则敬专心学习、崇尚雅正，这次建祠并不是为了求取什么，却因善心而兴办；他的风度志操，已经可以流传下去了。松坡赵公祠堂记 赵公名必覃，字景渊，由于先世居住在天台，父亲在吉州做官，死在任所，于是全家便在那里安家。赵公以太平户籍随孟忠斋归附，授任宣抚司参议。李武愍公平定南方之后，赵公被任命为郁林州同知，还未赴任便去世了，这里就是他的故居。赵公从太平归来时，又另外选择住处。赵公去世后，儿子赵防又回到旧居。到了乙巳年，赵防也去世了，只留下一个孤单的孙子，强占侵夺和欺诈图谋使故居难以保全。赵公的女婿刘荛、贺士贵商议说：‘怎样才能保存它？要使觊觎者死心，不如共同仿照赵公的形象来祭祀他。’于是把事情刻在厅堂的石碑上，并托我作这篇文章。我常想起先父的话：‘过去我父亲去世时，曾与赵公前后住得很近，当时我们扶柩、戴孝、孤苦无依的情形十分相似。后来赵公成名做官，得以归来，享有园林居室之乐；我曾悲凉而庆幸我们彼此都能有所成就，却没有料到他的生命竟如此短暂。’赵公一生帮助成就的弟侄不少，为他们完婚，经营生计，分出并不丰厚的财产供养他们。他对后人的期望是怎样的呢？如果连这座故居也不能保全，有人心的人难道忍心吗？那么他的魂魄似乎也会有所遗憾。唉，建立祠堂的原因各不相同：有因敬畏而祭祀的，是因为神灵而敬重；有因爱戴而祭祀的，是因为盛德至善不能忘记；有因哀悼思念而祭祀的，是因为思念其人却无法再见。建这座祠堂的原因，又不只是哀悼思念，还要借此慰藉他一生的辛劳。九泉之下如果仍有未能释怀的地方，那么凡是自称为人的人，难道忍心废弃它吗？所以这是因义而兴建的，废弃它就是不义。‘哪里没有芳草呢？又何必怀念故乡？’如今之所以这样深切地寄情于此，也正是无处寄托感情的缘故。过去苏东坡舍弃佛像画板，认为交给人保管或交给鬼神保管都不可靠，慨然说：‘取走这些东西的人，和广明焚毁这些东西的人是一样的。’东坡说广明是大奸猾，对待别人却过于苛刻；但人事中确实有些感应是无法预料的。赵公胡须张开，目光炯炯，估量他的精神从未真正死亡。既然如此，这座祠堂也一定会与他一起长存。

译文氏祠堂记 庐陵富川文氏，自丞相信国公文天祥和广西宣慰公文氏同科及第以来，显赫声名和崇高爵位至今已经超过四十年，三代都受到恩宠褒奖，封土开国，品级俸禄一同尊崇，都应当建立祠庙。丞相文天祥有意修建却无暇顾及，等到宣慰公营建将要完成时，又未能最终建成。只有继承人尚志想到先祖旧居难以继续承继，便保存遗构而使它增光，在住宅东边修建祠堂。考察古代礼制，搜集旧日仪式，修饰庭院，彰显门第，庄严整肃，翼然有序；特意另建雉门和闳门，疏朗开敞地铺设地面，尽情展开曲折回环的栏杆。两边厢房共六室，左边收藏先人的手迹，安置暂存的神主，并供外氏陪祭；右边收藏遗书，封存祭器，贮藏遗留下来的衣服。前进便是拜庭，登上两级台阶进入重门，清静深远。四代共处一堂，五座神龛明晰排列。右边供奉太保、邢国公及邢国刘夫人；其次是太傅、永国公及永国邹夫人、永国刘夫人；又其次是太师、魏国公、华斋先生及魏国曾夫人；然后是少保、右丞相、枢密使、信国公文山先生；最后是广西宣慰、文溪先生曾夫人。祠堂完美建成，举行飨祭后，尚志来信说：‘这座祠堂不能不写一篇记。’先世的住宅，世代在其中生长；按照惯例登记上报官府时，先宣慰公初次从南方归来，援引旧例加以辨明，才没有全部被没收。至元丁亥年，官府按惯例把登记在各种名册中的房产斥卖出去，后来赎回归还。此屋失而复得，先宣慰公晚年从广西归来时，没有时间顾及其他事务，逐项清点先祖祭祀所应办理的事项以及伯兄志向中尚未完成的部分，每年亲自竭力完成；祠堂就是其中一项。他绘制墙壁、修饰工程，却突然去世，留下孤儿，临终遗命仍念念不忘。再想先世隐约不显多年，后来才因两位父辈而显扬，而两位父辈的志向又专在这里。祭祀时香烟蒸腾、令人凄怆，神灵仿佛洋洋在上；想到古人的魂魄不会忘记，便在草屋土块之中勤勉操劳，以私人力量使工程完成。然而从丞相一支来说，隆子是第二宗子，弟弟陞是嫡长子；陞居住在清江，因此不得不把这件事作为自己的责任。四室五龛，把先宣慰公附祭于永国公之后；宗族祭祀至今不坠，修祠举行祭祀，宴享延及高祖、曾祖，其中的艰难辛劳，若非先宣慰公，不能达到今天。衡量情理，安顿并侑享诸位先人，难道还不如让后人说这不合礼吗？你替我征考文献，折中其中适宜之处，作记传给后世，依据的是家庙制度和国家典礼。寝堂是私人祭祀之处，国家典礼根据爵位制定，所以按品级区别以彰显恩典；私人祭祀以感情为主，所以依照实际情况制定礼仪。祭祀若没有宗法便不能实行，而宗法废弃，到现在已经两千年，先儒也说古代诸侯、大夫世代相传。那时有爵禄、土地田产，所以有大宗、小宗主持祭祀以及传承重器的意义。朱氏则认为大宗不能实行，便向下归从小宗。宗庙虽然受国家典礼制度限制，但汉代以来已经废弃而无人讲求；唐代虽恢复其名，却没有恢复其实质。后来庆历年间举行讨论，最终也没有人真正建立。那时的诸位老臣认为，必须像三代那样世世以嫡长子封国授邑，已经废坠的礼制没有恢复的日子。董文潞公仿照唐代杜氏建立一座庙，河南也因为制度尚未完备，称为私庙。那么，庙宇的制度、祭祀的等级，只要合乎人情而使人心安，也通达礼的本意而不违背。若考察经典制度，也有可以作为依据的地方。兄弟同居而合祭，是政和年间礼制规定的庙制。兄弟共同祭祀，依照叔、伯次序设立神位，祝文各以自己的后嗣为主祭，牌位也仍依原来次序，这是范氏家仪。这样一代设两个神龛，并不是违背礼制。宗兄、宗弟、宗子，以及其他在外任使、由儿子代为执事，是古礼。宗子出仕或远行，支子仿照这种办法祭祀，是蓝田吕氏的说法。这样由小宗承担宗族祭祀，也不是违背礼制。宋莒公的议论真是高明，他说：古今礼仪本来不同。建立宗庙神主，排列昭穆，是为了尽孝。即使有所差错，也是过错在于太重孝道；如果什么都不做，就是舍弃小的违背古礼而趋向大的违背古礼，难道不是糊涂吗？司马温公记述潞公家庙时说：‘这些都是礼制随着实际情况采取变通的办法。’吕与叔论祭祀制度时说：‘古书说：儿子如果不把父亲视为自己的私亲，就不能算作儿子。兄弟去世后，祭祀一定由宗子主持，那么这就使有的儿子不能侍奉自己的父亲，不合义理。礼制不能充分施行，附祭于宗庙又怎能使人心安？这就是所谓不得已的办法。’这些人都是熟悉礼制的人。于是文氏合建这座庙，我为此作记说：礼制因义而起，事情应合乎人情。为什么要建庙？是为了报答根本。报答根本，没有比事业更显著的。如果能在国家存亡、兴废之间尽忠，在宗族死生、断续的关头保全宗族，以一身作为根本，自从得姓以来又由于我才重新有宗族，那么宗族就不能用通常的法规来论定。为什么祭祀要慎重？是为了安宁先亲。安宁先亲，没有比孝悌更重要的。生时同出一源，按年齿兄弟相次，做官时志向相同，死后又托身于此。如果祭祀分开而把他们区别对待，不是孝悌的本意，不是亲人得到安宁的办法，也不是神灵得到安宁的办法。在礼制变通之中观察损益，在久已散佚的典籍之后斟酌缺文，既然事情已经这样，前代没有这种礼制，这也正是礼制中因时制宜的一种礼。所以祭祀本来就不能拘泥于通常的情理。礼制不能实行，是因为形势不允许；形势之所以不允许，是因为人情不能安定。事情关系到伦理纲常的大义，只能按照人心来衡量，使之安定；礼制有不同于古今常规的变通，只能引导到大义上，使之合宜。礼书不是说过吗？事情本来各有适当的办法。我的先人与丞相兄弟交情深厚，曾参与江西幕府的讨论，又曾为尚志写《春晖堂记》。我不才，因缘结交于二公之间，他们都曾说过知己之言。所以对于尚志的请求，不敢推辞。于是考订古代的约制，酌取人情，讲述文脉传承，作成铭诗。至于世系、姓名和事迹，正如旧庙碑所记载的功烈和容貌，二位文公在东南已经显赫表明，不必再详述。隆子名尚志，陞名逊志。尚志如今以承事郎任龙与路宁州判，辞说：‘文武二帝的德行，如高山降下甫侯、申侯。千年庐陵，魁首俊彦出于一门，龙首鳌头，身着衮衣绣裳。一门昌盛，是一郡的光荣。彩虹般的光辉，宝剑般的气概，北地霜雪与南方云气。一身所遭逢的际遇，是一代的荣耀。宣慰公文溪虎应龙，是我的从伯。他命我使宗族完全，追随藩王而建功，分掌兵权而宣扬威武，入承明殿任侍从。’

译不同朝代同样光耀，山川却没有福分，百姓也没有俸禄。国家如果没有信国公，永远愧对科举名臣；归来时庐甑坠落，拯救溺水者却坠入深渊。家族如果没有宣慰公的忠诚，就不会有祭祀；祭筵之中神灵洋洋，佩剑着履庄严高峻。孝子有后代，忠臣有家族。兄长在前，弟弟在后，先祖安享祭祀。孝子的家族，是忠臣的后代。不是孝子不能祭祀，不是忠臣不能传承。每年按时献酒献食，后人都来齐集，都来瞻观。上天知道盛德，神灵怜悯忠孝，不要废止这种传统，要长久以祭祀来教化后人。’ 孝睦庵记 吉州新淦县境内有一座界山，其中显赫的是王氏。近些年王氏日益兴盛，兄弟恭敬和睦，庭院台阶森然秀美。他们侍奉父母，前后都和悦亲爱。登上他们的厅堂，足以使人赞叹其和乐兴盛的风范，吟诵而流传。一天，他们拿先母彭夫人庵堂的记文来请我，说：‘悲痛啊，我的母亲早早去世！临终时，她叫来几个儿子教导说：“要孝顺。”离开她已经二十五年了，却从来没有忘记。墓地两次迁移，庵堂也两次重建，以“孝睦”为名来彰显这一点，使我们不忘。希望您作篇记，让子孙像今天这样永远不要忘记。’我叹息而又羡慕地说：‘孝没有不导致和睦的，和睦是为了什么呢？它正是孝的完成。并不是为了兄弟才和睦，而是为了尽孝。仰观高天，俯察厚地，四方上下，难道没有可以寄托感情的地方吗？我们的父母幸而还留下我们兄弟彼此相望，怎么能不尽力和睦呢？霜露已经沾湿草木，荒野中令人哀哀悲伤。想到别人顾影自怜而无同伴，而我们却像棠棣花一样彼此交相辉映，怎么能不谋求和睦呢？’人往往把一个人的身体分开看成不同的身体，所以疏远亲人而亲近疏远的人。幼儿没有不知道爱自己的父母的，但有了弟弟，哥哥就会哭闹。父母养育我、顾念我、反复照料我，要报答他们的恩德，正如苍天无边无际，谁不知道孝必须尽到呢？然而对自己的亲生父母尽孝，对不能不尽孝的人尽孝，到了兄弟之间，却认为疾病痛痒彼此无关，感情也可以容许中断。这并不是厚薄心意有所不同，而是因为心中把孝和悌分成了两件事，没有想到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兄弟和自己本来是一体。唉！孝根本出于天地，高于纲常，所以承载天理，树立民众的常性。愚夫愚妇都能够知道并实行的道理，世上的君子却有人一抬脚就失掉它。他们大概以为自己作为人子的根本大端已经端正，大本已经建立，手足不整齐，就像手指不能完全一样，身体形貌不过是彼此如此，面孔也不能完全相同。兄弟之间和睦愉悦，固然可以称为美事；即使外表相同而内心不同，也似乎不损害大节。然而兄弟是谁所生出来的呢？是父母的身体、毛发和皮肤。即使对杯盘之类尚且有所不忍，起居、处所、笑语也还会令人想念。可是反而把孩子分开抚养却不悲伤，吃饭时伤害手臂也不怜惜，那么这就意味着在父母膝下承欢的日子里，已经怀有不肯像韩朋妻那样同死的怨恨，已经有了分梨让枣故事中的讥笑，内心还怀着分隔筑墙、彼此操戈的念头。这样一来，生前恭敬奉养、尽力使父母欢喜，死后哭泣捶胸、跳踊哀悼，都只是假装罢了。为什么不回过头来想一想呢？我有了儿子，难道会有不爱他的父亲吗？我爱我的儿子，我的父母也一定爱他们的儿子。心里不知道这一点，却只在礼制上把它当作孝，这种情况往往如此。又有因利害相互伤害，甚至把对方的恶意牵连到亲人，竟然比及泉之誓还恶毒，却仍不顾念亲情。爱憎相互冲撞，怀疑从迹象中积成怨恨，事情迫于恐惧，即使是选择灾祸，也还要把它做到极端。于是华贵门第中有子臧、季札那样的节操，而富贵世家却大多生出像袁绍、刘表那样的庸劣子弟。古语说：‘儿子多，忧惧就多。’又说：‘收藏财物太多，会成为子孙的累赘。’唉！我谈论世道和人情到这里，竟不知自己的心已经悲伤了。和睦，正是尽孝的办法，可人们却不知道。孝没有终止，和睦也没有终止。我们兄弟现在要想着不忘父母来尽孝，并因此和睦。我们的子孙又要不忘我们兄弟和睦的事情，并且在他们兄弟之间和睦。作为兄弟，世代没有尽头，因此和睦也没有尽头，兴盛也没有尽头。要记住啊！王君先母的教诲，多么盛大啊！王君兄弟以此给庵命名，是多么恰当啊！过去晋代临沂王氏侍奉母亲极其孝顺，太保、光禄二位公卿亲如一人，后来公侯延续数十世，上天对于孝与睦，确实深深眷顾。我列举王家兴盛的大事，来记述这座庵。唉，后世的人啊，不要忘记你们诸位伯叔父的志向。这座庵起初建在杜园，戊寅年十一月迁到观薮阡；又过了二十年，戊戌年重新建在坟墓右边。彭夫人字梅友，是贡士的妻子，名泰；她有五个孙子，长孙君的文章、才采和议论与各位叔伯子侄相当。孝睦的恩泽正这样兴盛起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丈〕

译盱赵氏三庵记 盱江常庵赵氏，凭清正耿介、才德贤能而兴起，考中进士，入任从班，任京兆尹；他的行事功业，见于先父湏溪先生所作的墓志。定宇君继承家业、承续遗志，在追念远祖、厚待先人方面，无不竭尽力量。常庵去世时，家中没有剩余财产，也没有田地房屋留给儿子。定宇在世变之后遭逢家祸，努力自立；既然立碑纪事，又建成庵堂，购买田产来守护和祭祀，一直祭祀到先人、曾祖母，共有四座坟墓、三座庵堂。常庵葬在南丰安化的黄山，庵名常清。南徐人葬在南城沙溪，常庵曾任西广经略机宜，定宇为他作墓志，说他在旅途中梦见有人清清楚楚告诉自己身后之事，并说他将为通神君掌管女事，于是庵名常静。常庵去世九年后，太夫人曾氏才去世，年过九十。名士曾自庵是她的女儿，具备妇德母仪，是乡邦的师范。定宇为她作墓志，想请名公作铭文，没有成功。她葬在英德生母吴夫人的坟墓右侧，墓地在南丰军港，于是合建一座庵，名为常清静。英德是定宇的曾祖使君。每座庵都有田产，命僧人或道士主持其事，于是把三座庵合在一起请我作记。这里面的话确实有令人感动之处。定宇说：‘我不幸很早就经历世事，见过许多世态炎凉，其中忘恩负义、心怀不平的人，几乎不可胜言。从前士大夫获得显贵荣华，对霜露、蓼莪所引发的感情没有寄托之处，便修饰房屋，购买肥沃田地，把它托付给佛寺、道观，以寄托无边无际的思念。有时升任二府，得到赐予的功德寺，也有人白手起家，按照丛林的规制建立寺院；寄托给他们的事情究竟会怎样，谁也说不清，而他们安居、饱食、聚集徒众、扶翼后学，即使不能尽到德行，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时代衰落、世道变迁，有的人反而成为祸害，陵辱欺压子孙，完全删除他们的名籍，宾主关系颠倒，连白骨也不能保全，虽然想报答也来不及了。我经历的变故很多，因而多有忧惧，遥遥追想，如果把今昔的事情作为教训，没有不引以为戒的。然而我将把事情托付给谁呢？子孙分散，坟墓相距遥远，我对于陵谷变迁的忧虑，比所要警戒的还迫切。那些辜负他人的人固然无可奈何，但难道就没有可以托付的人吗？况且后来的子孙是贤是愚也无法预知。假如其中有人不忍心辜负先人，也未必不能借助他来保存祭祀。因此我把这些事情留下来不止，设置防护，把三座庵贯通为一体，每座庵各刻一块石碑，又把其中一块重刻后收藏在家中。守护这三座庵，未必没有一个具有人心的人；让我的后人有所依据、有所责问、有所约束禁止，或许可以差强人意。’我对定宇的用心俯仰悲伤。古语说：‘从三代以后，连巧于计算的人也无法知道了。’ 这些道理虽然可以知道。盛衰反复的变化，都是事物的规律。只有有见识的人，才能控制事情并曲折防范；明智的人，能从细微处看出显著的趋势。道以清静为根本，达到常态便是无为，也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这就是清静的极致。然而，一切都由无中生有，又由有归于无。我看世上想要无事的人，往往反而生出许多事情；也一定要有所准备以求无事，然后才能达到无为。老子说：“将要收拢它，必先使它张开；将要关闭它，必先使它敞开。只有收张、开合足以周全地应对事物的变化，然后清静才可以长久。”难道只有这座庵是这样吗？定宇为此事考虑得很周密。这样看来，它能够长久存在的道理也就可以知道了。东坡替老泉舍弃吴道子所画的画板来为他祈求福报，曾说：“我担心佛家之物不能保全，用力量守护、用世代守护、用鬼神守护，都不可靠。”于是慨然说道：“我之所以舍弃它，是替先父舍弃的。谁不是人家的儿子？谁忍心把它取走？”只是一块小小的画板，话说到这个地步，他自己却不知道其中的过失。我借此来记这座庵，实在是很合适的。唉！那些成为佛、道二教徒的人，难道不也是父母所生的吗？佛之所以成为佛，道之所以成为道，正在于它们平等。假使它们不平等，就是超过世俗之理，凌驾于苍生之上而向下俯视了。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定宇的心实在太苦了。后来的人还应当记住一句话：“谁不是人家的儿子？” 项氏旌表记 皇庆元年，江西行省向中书省申报，说吉安路龙泉县的项振宗拿出家财重新建起县学，学校和庙舍全都完备了。府宪复查属实，认为应当议定旌表他的办法。中书省交给有关部门议定，回复说行省所报属实，并命有关官司旌表他的门闾。于是龙泉县官员尊崇他家的门第，在门上题匾写道：“朝省旌表义士项振宗门闾。”此前县学毁于兵乱，只剩下一座十分简陋的殿，初一、十五才举行礼仪，历经十年竟没有人过问。防府推官程侯因公事到县里巡视，往来四顾，感慨叹息；想到修学的经费无从筹措，官府又能从哪里取得？我考察当时热心行义而才力足以办成此事的人，没有谁比两浙盐司袁步场司丞如常项君更合适。于是前往劝说他，正触动了他的内心，他一听便立即兴办，并承担下来。从门到正堂，栋梁椽檩全都焕然一新；大殿改换旧貌，轩廊高敞明亮；长廊深远幽静，厨房、浴室一应俱全。旁边又建了米仓和校官的住所；随后核查学校租税的收入，划定疆界，整治田地，登记在簿册中并加以核正，使它永远不致败坏，所费钱财多得无法计算。工程完成后，休息、宴饮所需的器具也全都备齐。这大概是在皇庆戊申年。旌表后的第三年，在明伦堂右边塑了如常的遗像。学生和乡中老人吟咏追思，不能忘怀；其中的尊长张某、康某说：“这正是旌表所显示的显荣恩宠，也是修建学校的功绩。希望把这件事记在祠堂里，让后来的人有所考察。”我接受了他们的话，不敢推辞。唉！旌表是古代的制度。自从表彰乡里的制度兴起以来，它用来褒奖善行、劝勉众人的作用，在于以爵禄赏赐加以表彰；至于能使人心长久敬仰的，还没有见过像这次旌表这样显著的。

译《书》说：“表彰他的宅第乡里，树立他的美好声名。” 在天地之间树立一种事业，能使它的声名越久越新、越远越能流传，并不是树立本身做得不够，而是政治所说的教化、风俗所说的感化，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因为一个人的善行而表彰他、树立他的声名，使经过他门下的人询问并知道缘故，发出赞叹而长长叹息。世间有尽头，声名却没有边际；即使相隔百年、数代之后，仍能使人感动奋发、振作而起，难道仅仅是移风易俗的美好功效吗？即使我圣人的教化能够流行万世、与日月同辉，也都是这样树立声名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风吧！表彰乡闾，有因孝行节操而表彰的，那是一个人自己尽到本分；有因赈济借贷而表彰的，那是当时人们赖以获救。难道有因修建学校而受到褒奖的吗？钱财容易捐出，捐得合宜却难；行善谁都可能做到，但能把善行推广到同类事情上的却少。其他以好义而获旌表的人，难道有能够被称为义士的吗？他浩大地成为斯文的光彩，增加我道的分量，并不是为了求名，也不是为了谋利，这不正是所谓无所图而去做事吗？鲁侯修建泮宫，事迹著录在颂诗中；文翁兴建学校，后人在蜀地为他建祠。他们对当地负有教化的责任，尚且还要歌颂、祭祀他们，不能自已。何况这是职责所没有涉及的事情，却凭一个人、一家的力量完成了呢？那么，写下这篇记，难道只是记载他的美德、彰显他的荣耀，使它成为乡里的美谈、子孙后代的佳话吗？还要像人们思慕甘棠那样思慕他，像培植甘棠那样护持这项事业，使人不要忘记《角弓》所说的道理，从而兴起仁义、教化百姓、成就风俗，知道其中确有劝善的意义。人又有谁不想行善呢？假使后来的人知道应当努力的方向，那么劝勉人的作用就在这里了。王司狱去思记 国家对刑法规定得很详尽，尤其慎重对待狱讼。罪行尚未查明，不得轻易拘禁。即使已经入狱、囚禁了巨奸首恶，也每天供应食物；暑天命令他们洗浴，寒天供给柴薪，甚至衣服、棉絮也各有定额。这一切都是为了珍惜百姓的性命，扩大好生之德。设置司狱这一官职，除了保护、照料囚徒之外，也可以使冤屈和积滞得到伸理。然而通常因为职位冷僻，只是因循旧例，谨慎到不出差错而已。像太原人王天辅担任吉州司狱，却是此前从未有过的。吉州一路统辖四州县，囚犯数量是其他路的两三倍；其中贫穷无所依靠、只能靠官府供食的，几乎占一半。过去囚犯入狱后，相关物资都没有现成储备，要等上报府衙、得到批准拨付下来，往往不是几天办不成。官仓的陈粟每升舂米只能得到八合，用来做两餐，哪里够吃饱？前任司狱刘镕与属吏赵良考察囚犯吃不饱的情况后，明确拿出自己的俸禄，率领本地官吏和士人，聚集少量钱财，合计得到中统钞五百八十二贯；买下城郭附近的田地，乡间计量为一十八石三斗，又折合九石一斗五升，登记为官有产业，用来补足不足之处。天辅到任后，又进一步充实并办理此事。宁可自己的俸禄不够，也一定不让囚犯缺少食物；又买来市场上的沉汁、豉等调味品，按制度置备纸被、莞席，寒暑之时按时为他们梳洗。不幸有人生病，亲自督促医治；凡有冤屈，都一定不让它沉滞，急切地为之申理，甚至在朝廷上据理力争、触怒上官，也不畏惧。他又利用余力，依托旧有的防御设施建造新的官署，严整高敞，明亮洁净。下至狱卒居所，也增置田产，谋求长久的利益。事情尚未完成，便因父亲去世而报告服丧，当天就解职请求离去。即使按照近来的制度本可以不离职，他也一定不肯留下。囚犯们把他当作失去的慈父母，官吏强行挽留，他也不顾这些。于是囚犯们因为思念他的恩爱，请我把事情记在墙上，以劝勉后人。唉，古代的君子没有不尽心于狱讼的。有的人供应饮食、安排休息洗沐，把囚犯看得像自己的家人；有的人谨慎看护，使囚犯保全性命，自己认为没有造成冤屈；有的人即使囚犯感恩伏法，仍然为狱官诵经祝福。不必非要把囚犯全部释放回家、造成奇迹，然后才可以树立名声。在案件尚未裁决、久留未决之时，早晚饥寒的逼迫，有些痛苦是片刻也不能忍受的。那些治理狱讼而不使百姓受冤的人，不能把释放与否作为区别标准。新官署墙上画有唐太宗为人平反的故事，观看的人也可以因此触动内心。这些不就是超过寻常的阴德吗？古人说，努力寻求使人活下来而最终没有做到，那么死者也不会遗憾。若把这种心施加于一座监狱尚且如此，那么推广到审听诉讼、论罪判决，难道还有不尽心尽力求其生路的人吗？世上本来有隐藏悲哀而求取荣名的人，也有荒诞自解、什么说辞都能编造的人。听到天辅这样的品行，能不惭愧吗？一篇记同时具备三种善意，不只是王天辅离任后人们思念他的事值得记录，也应当写下天辅的名字和懋德。阶进长期在省闼任职，仪表气度伟岸，而且明达干练、笃实可靠，确实是有用的人才。钦定四库全书 《养吾斋集》卷十七，元刘将孙撰，记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