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养吾斋集》卷二十二元刘将孙撰记八

译湖山隐处记 三百年前的西湖，只是隐士盘桓的地方。自从苏东坡筑堤种柳，便成为游览观赏之处。自宋室南渡以后，京都宫阙遂成为富贵之地。然而近三十年来，烟云苍茫，虽然游船嬉游一如往昔，感慨却随之而生。难道没有山水优美的地方吗？只是方外之人的游踪也留下了痕迹。回想从前游览的人，心意难道在这里吗？后来到来的人，离开这里而到别处去，山水却依然如旧。我想造物主也已经厌倦这种情形很久了，或许又会恢复原初的样子，使高人胜士能够来游览并占有它，这本来就是它应有的归宿。可是由谁来共同领略呢？仙翁、僧人正各自处理公事，名山大川大多显得光彩超过人世。这样一来，东南就没有隐居之处了，何况湖山之间呢？水云汪氏年轻时以词章供职宫廷，像沉香亭北的李太白；中年随从八骏在瑶池设宴，像奉天的陆九凤翔、韩致尧在燕云朔雪之间；后来抱琴归来，像从会稽归来的庾肩吾，又像乘木筏远行的博望侯。于是他放弃尘世事务，自称道人，又寻找古杭旧日的建筑，在丰乐桥外五步处建造五间小楼，上题“湖山好景”，是紫薇史公所书；下题“水云隐处”，是本心文枢密所书。楼后有船亭十一间，是本心公所书。西湖的一曲水面就在这里。这里是过去奉养亲人的地方，地基则是春谷赵卿所赠。船形轩廊回环曲折，刻有十多位名士的棹歌，还没有结束；于是请我记述“水云隐处”，并指着虚无之处结契给我看，真使我恍然如同再次来到那里，于是为它写记说：“这里是从前最繁盛的地方。南北两岸处在红云般的岛屿之间，就是所谓飞龙舞凤的景象。画船来往，是禁苑和王府宅第也不能看见的景色，是登上台观后只能在杳茫中远望的景色。右边是断桥曲折的水湾、大佛头的奇诡景色，西太乙、四圣前后相接，第一桥的风月；这里穿行于红花、环绕着绿树，涂饰着金色、涌动着碧色，是宫省所统领、禁军所护卫的地方。左边是万松风声的郁苍、涌金门的出入、净慈寺的高耸隐约、第六桥的烟浪；这里如同画图屏障，摹写幽深、描绘胜景，横斜高下的景致不是笔墨能够完全表现的。在其他时候，能得到这样的隐处吗？如果当年正逢隆盛时代，尚方赏赐增加，贵公名宰分地题写匾额，又哪里会想到它会成为今日的隐处呢？水的今昔看不出有什么改变，云的来去却遥远得不能停留；俯仰面对这些景物，难道不会有触目而兴怀的吗？” 哪里没有芳草呢？又何必怀念故乡的屋宇？但我听说，大隐士隐居在朝市之中；像这样的隐处，也是因为朝市的变化而成为隐处的。隐者，谁没有自己的心意呢？本来就有不能隐居和不得隐居的人。骑在马上听去国的笳声，辽东人化鹤归来，即使想要隐去而离开，能够做到吗？想起开天年间的人，遐想月宫之游；怀疑巫山之人，又接续阳台之梦。即使想在这里隐居，能够做到吗？像水云这样的隐居，就是观看它的恒常；如水一样没有滋味，却欣赏它的变化；如云一样无心。清淡与寂泊相遇，晦暗与明亮并没有区别。逍遥于四方，湖山无不在眼中；归来休息而环顾四周，宇宙之大总不超出几案之间。这就足以称为隐居了。唉！百年以后，徘徊在这里的人观看我，又把水云一生的经历全部了解，他们也可以长久感慨了吧？还是只把这里看作游览观赏的胜地而已呢？不过水云本人并不知道。水云名元量，字大有。他的父亲名琳，字玉甫。生于甲申年，到现在八十一岁。有七个儿子：明白、灿逸、清远，都跟随元水云。他们三个各自从水字取号，依次为月、天霞、相玉楼。与中峰、凤山、隐人一同称誉，彼此竞相秀美竟达到这样的程度。水云能够实现自己的隐居，正是适宜的。自有乐地记 宇宙间的乐地，往往不是人能够真正拥有的：它们不是境界就是外物，人只是恰好寄居其中，享受它们的快乐，而它们本身并不属于人。即使随着自己的心意，又怎么能够真正拥有呢？何况山水的雄奇杰出，本来就不参与人事。即使欧阳修在滁州、苏东坡在百步洪，都自以为得到快乐；可是有时内心并不满意，只是借外物来宽解自己，于谈笑之中有沉重的心事，在燕饮酣乐之外仍有郁结。地方与人并不相属。至于扬州明月，不过是歌舞聚集之地；蚊山阴下暮春时节，也只能感慨风流转瞬即逝；一去之后，今昔不同，若不重新寻访而时节、事物、境界都已改变，那么它依旧存在，又有谁真正拥有它呢？至于外物，尤其不能长久。钧天万舞，快乐足以使人忘掉生命，但梦中遇到的境界，醒后却无法再次寻求；牛山四顾，快乐足以尽情，但情感已经迁变，欢乐不足以胜过悲哀。地方与外物都不会同人谋划。有时金谷来去，笑叹石友如今在哪里；燕楼俯仰，赋写红粉已经成灰。当它在千年中成为话题时，哪里只是暂时用来娱乐心志呢？像这样的地方，难道不是曾经拥有却终究没有真正拥有吗？那么乐地果真不能拥有吗？大概真正的拥有不在于境界，快乐也不在于外物，这样，我所居住的地方就有无穷的余地了。帘子垂下，尘世便远离；谈话口渴了，茶香便传来；墙上的画可以用来卧游，书中的签题可以使精神有所领悟。不必穿登山鞋，也不必准备乘兴出游的船，而快乐也无法用言语命名。放声高歌，风雪便飞舞；长声啸咏，鸾凤仿佛相应；前者长而后者短，任意前行，随心游览。即使浴沂、舞雩，也不足以安慰这种畅快。山色晴朗，鸟声鸣啭；天空清澄，虫声吟唱；洞庭湖的云气和声色，也不足以比拟这种舒适。何况清风吹来而亲友到访，夜雨降落而兄弟相聚；在一室之中醒来交谈，周旋于万象的景观之间，和婉愉快而无愧，辞谈舒畅而没有遗憾。这又是闺门之内的和睦安宁，是天性的亲爱和谐，这就是乐地。即使强力争夺，也不能侵入它的疆界；即使巧妙倾覆、用智谋颠倒，也不能闯入它的领域；即使尘世昏暗、道路阻隔，也不能使它分离破裂。说这不是我自己拥有的，难道可以吗？我庐陵曾氏，是讲究文章、礼法的家族。曾立又特别树立自己的志向，把堂命名为“自有乐地”；于是我根据人心、考察事理来向他说明，不只是指着名教而言，而名教已经都包含在其中了。

译半隐记 永丰邓圣任多次请求我写记，“半隐”是我为他写的题名，也是他自己的号。有人说：“隐居可以有一半吗？”我说：“古今本来就没有完全的隐居。”巢父、许由的隐居已经很古老了，但他们的言语、事迹以及被衣、老龙吉等人的传闻流传后世，拿这些话在当时说，也究竟和立功立言的人有什么不同呢？于是世人在尘埃之中仰慕他们，仿佛追赶不上；在山林之外歌咏赞叹他们，认为其声名无穷。那么，他们隐居的本心也不免带有求名之意，未必不会被绵上那个老妇人笑话。好事之人于是接着为他们作传：《隐逸传》《逸民传》《高士传》纷纷出现，隐士也默默地同史册一起流芳。等到详细考察又发现并不完全如此，便反过来说：“大隐隐于朝市。”唉，抛弃人世的快乐，追求尘世之外的游适，所求的是什么志向？所希望的是什么事情？不也是自我放任于烟霞之间，稍稍远离名利，难道不值得谅解吗？可是仍然免不了受到责备，难道不可悲吗？这样说来，即使说古今没有隐者，也可以。人不能高飞远举，就不能不处在人世间。商山四皓的隐居之处正在离长安不远的地方，一天有安车来聘请他们，便随车出山，入朝侍宴祝觞，功劳可以同张良、陈平相比；这就是半生隐居、半生显达。严子陵的富春钓台临江而当大道，也不像其他隐居处那样深僻；他穿羊裘来显示自己的不同。后来邺侯在名山辟谷，他所希望的如果像严子陵那样使客星出现在天文之中，那么严子陵的隐居又有一半是在自我表明，邺侯的隐居也不能算完整的一半。大略说来，圣任能够处在隐居的一半，也就足够了。天下的事情没有什么比“半”更可快乐的。庄子有句话说：“顺着督脉来作为常法”，这就是“半”的道理。在出仕与不出仕之间，可以玩味世事；在饮酒与不饮酒之间，可以保全生命。这种非隐非仕的半隐，确实足以保存自我。沉浮于世、嬉游自娱而混迹其中，可以；清静疏散、旷达自得，也可以。面对黄尘烈日，把它看作青山白云；身处石田茅屋，把它当作四通八达的大道。到了这种境界，半隐之人无论到哪里都能如愿，也不必留下隐居的行迹。圣任现在侍奉亲人、主持馆舍，正值壮年，并不是隐居的时候；所谓“半隐”，只要有这种心意，那么在尘世之间便不会抱有过高期望，而我的踪迹也可以因此自行隐藏。过去有人经过深山，看见隐士；隐士自称五十年不出门户，第二天却在集市遇见他，问他为什么，他说：“有事情使唤人。”可见所谓隐士大概都是这样，半隐本来就是每天同人相处。只是相遇时称呼他为“半隐”，他便回答：“好。”这才是真正的半隐。兰友记 人人都说兰是《离骚》中的君子。灵均是楚国人，所以他所喜爱、推重和采择的，大概就在兰。却不知道兰本来就是天地间美好的草木，是圣贤借物寄托志意的对象，也是百草中芳香的代表。它没有列入《易经》，但表达同心之意的话，却取法于兰。我的老师孔子在杏坛上弦歌，天地之大都不足以动摇他的心意，却唯独对猗兰有所感触。兰的国香，它这样显著地流传于千年以前，难道一定要靠灵均才显得尊贵吗？我为王植翁写这篇《兰友记》。植翁清正自守、雅正持重，以兰为友，于是举说兰的盛德，来彰显他所交友的对象。况且所谓朋友，就是以对方的德行为友。兰芳香深厚而枝叶繁密，幽静深远而自得其美，萧瑟地处在山泽之间，它不主动趋近人，而人却主动亲近它；这就是它的德性。徐孺子如龙潜隐于西江，谢安石如凤凰高举于东山，出处虽不相同，但他们一时所培植的志业有相似之处，这就可以谈德了。所谓朋友，是心意相契、彼此无所违逆的人。人心各不相同，正如人的面貌各不相同一样。我若因为利益而以王贡相交，把交友当作交易，难道是所谓朋友吗？兰有澹荡于丘壑之间的姿态，有傲然挺立于风日中的操守；它的清气，可以欣赏却不可侵犯，它的香气，传得越远越不衰减。郭大业追随羊叔子，三天都不能停止。刘真长每逢清风明月就想到许玄度，十年之间，人物的风神情致达到如此地步，恰好可以亲近许玄度；这才可以说是心意相契、莫逆于心的朋友。这就是所谓不必说话便能使人受到感染而归于和谐，这就是所谓受到德行熏陶而变得善良。三种朋友在寒冬中各自保持操守，清正固然清正了；但像华子鱼独自坐着那样，在风霜中孤高洁净，和风月相伴、与山水同游，高洁固然高洁了，却也像烟子、霞子被李太白称道那样，远离尘俗而与常人没有关系。这株兰从来没有离开人间，也从来不是耳目不可接近的东西；它虽然挺然自立，却仿佛在远处，悠然自得，却又似乎就在近旁。和善人居住在一起，就像进入栽种芝兰的屋子，时间久了便会和它一起受到熏染而改变。古人所说的，隔了一段时间没有见到黄叔度，鄙陋吝啬的心念就会重新生起；朋友的益处，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芝兰玉树，是希望它们生长在庭阶之间；封胡羯末，日后在淮淝建立的功业显赫，为世道所看重。这难道只是风流人物的相会欣赏、胸襟气度的清雅闲适吗？难道只可以说是交朋友吗？到了这个地步，我和兰相友，我也就成了兰。兰不只是知心的朋友，而且能够见用于世，这也是这种芳草获得的际遇。

译《如心画室记》黄庸之黄濬，发掘天然的巧思，自己领会而形成趣味，并不是靠老师传授。他擅长丹青水墨，花木竹石、禽鸟人物、神鬼仙佛、图障山水，眼睛一看，手就能画成，没有不满意的。他又擅长传神写照，无论老少、美丑，即使不询问儿童，儿童也能知道画的是谁。我把他的画室命名为“如心”，他请我写记。我说：道和技艺是一回事。没有从内心领会而只靠老师传授便能得到的，那不是最高境界。传授给人的，无非是模仿别人；这对于自己的心有什么关系呢？模仿别人，到了极像那个人的程度，就再也无法增加了；但心却没有极限，技艺也没有极限。所以善于教人的人，一定会从旁边打比方、从远处引证，等学生困惑之后忽然领悟，再检验他领悟得对不对，考察其理解的深浅。然而技艺成熟以后，即使追溯它的来源，也必定不能和所学者大不相同。为什么呢？因为所传授的不过是外在的物象罢了。书法和绘画是一样的，自古以来以书法著称的人，没有一味蹈袭前人的。章草兴起后达到逸少的境界，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超过了；然而张芝、怀素、张旭等人，以及沧浪、山谷诸家，变化仍没有停止。就绘画来说，顾虎头的笔法，谢安石认为自苍生以来从未有过；然而没有听说虎头师从谁。师法周昉的人，后来还能把人的神气、情性以及言笑的姿态一并表现出来。同时代的韩干，仅仅能描摹形貌；到了周昉，不必师法顾虎头，却能精妙地进入神品，这不过是传神绘画中的一个例子。他的成就高超尚且如此，何况绘画的道理，哪里可以穷尽呢？最神妙的是心，最巧妙的也是心。心中所趋向的，一定会寻求使作品符合自己的心意；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到，还有什么技艺不能达到精妙呢？何况画物只是求得形似而已：明亮地呈现在我眼前的，无论横斜、高下，都是我绘画的根本；呈现在我面前的人的精神、谈笑，也都是我绘画的意趣。心中领会了，手上便有所回应；心希望它像，手便能如同我的心意。把自己的心作为对方的面貌，我既然已经使作品符合自己的心意，对方的面貌难道会有不像的吗？人的心各不相同，正如面貌各不相同；我的心却只有一个。我的心既然是一致的，就一定要使作品符合它，不因贵贱而改变，不因清浊而变更。这眉目就是这样的眉目，这颧骨面颊就是这样的颧骨面颊。一个身体有一个身体的动态，一张面孔有一张面孔的神韵。我的精神领会它的趣味，道理摄取它的精华。我所希望达到的形神相似，哪里会担心它不像我的心意，观看的人也会认为它极像那个人。用这种心来描写美丑，是这种心；用这种心来守护眼前的形象，是这种心；用这种心来经营惨淡、构思布局，是这种心；用这种心来临摹、设色渲染，也是这种心。面貌有万般不同，而我的心总要使它们各自相肖；心境有差异，事物有不同，而我的心总要使作品各自相类。具有这样的心，本来不是老师朋友讲解所能达到的，也不是靠践履形迹便能增进的。因此，吴道子学书法没有成功，便转而专攻绘画；有人说他是张僧繇的后身。卢棱伽有一天笔力忽然像他的老师，由此可知他的精气神已经全部发挥出来了；这难道不是心灵相通而获得理解吗？和大自然一样变化迅速，靠师承并积累学问的人，即使达到极高境界，也不过是极其相似，而才力已经用尽了。由此说来，绘画的生动意趣之所以不可穷尽，是因为心所生发的道理不可测度。过去苏东坡作《画说》，记载苏子由的话，认为鬼魅容易画好，而狗马难以画得好；这固然是至理名言，但韩非子已经这样说过了。顾虎头曾说：“人物最难画，生动的形态虽然可以描摹，却必须有神韵才算完整。”这又不是苏轼的话。大略记到这里，姑且作为我为庸之所写的记：如心取法于自己所得，实在是说心灵的老师胜过人的老师；古今名手的成就来源，也都具备这一点。我曾在一篇名画记中喜欢其中一句话：“书法和绘画都必须凭意气而成，也不是懦弱的人所能创作的。”这就是所谓心的学说。由“如心”推论到学问，其中有很大的道理。我只是针对庸之精湛的技艺，逐一列举自己从绘画理论中所得的见解，用来表现庸之的心意。当徐熙的画风盛行时，黄筌于是创作脱骨法，气韵远远超过徐熙；这当然不是黄氏家传的画法吗？庸之是庐陵城南人，年纪正盛，前途正在上升，当然还没有止境。《菊隐记》人没有不有所寄托而隐居的。身处山林还是朝市，都取决于志向存放在哪里；花木山水，也寄寓着兴致所适合的地方。有时是幽静闲适、独自往来的情怀，有时是把功名看作余事的乐趣。万物各自依附于万物，本来如此而不可改变。我之所以成为我，在那悠然的境界之中，这就是寄托我的寄托。东篱之菊姿态婉娩，在尘世之外显得高洁，成为千百年来盛美的德行。自从屈灵均以芳草比君子、以露水比仙境以来，陶渊明寄托其中的深长意味、徘徊南山的情怀，寥寥相望于天地之间，光彩昭然，一往而成为胸襟期许，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谁知道老圃中的秋日容色、寒花的晚节，收摄了彝鼎铭歌的神功，也收摄了昼锦相州的事业？哪里独独没有芳草，却偏偏独自眷恋这一物呢？因此，能够使这菊花显耀的，不只是隐士盘桓之处；巨公元夫，也都浩然俯仰，把这里作为隐居之所。所以称作“菊隐”。过去有人说：此人正当时世所用，为什么一定要隐居？有松柏般的姿态，有栋梁般的期望，又为什么偏爱菊花？我说：不是这样。大丈夫生活在世上，难道真想做隐士吗？一寸小草也承受春日的恩晖，一抱粗的树木也能长到冲天。上天所以厚待它的成长，本来就是要降下这样的使命。既然已经培植扶助，使它在盛美之时开花，在逢遇珪璋般尊贵、通达而有为的时代中施展才华，反而说“我隐居”吗？这难道是承受上天恩宠的方式吗？还是说，隐居的意味本来就不可不保留呢？留侯不愿接受三万户的封邑，希望遵从与赤松子、黄石公的约定；谢公功成名就之后，却感慨地想要归隐东山。隐居的踪迹在终南山的佳处，有人把它看作求取仕进的途径；隐居的心在金马门，也有人把它看作逃避尘世的地方。六一公把自己隐在六种事物之间，这种“不隐之隐”，正是隐居所得的情趣，万物不过是寄托罢了。濂溪把菊称作花中的隐逸，与莲花的君子并列；牡丹的富贵则与它们鼎足而三。苏东坡因为朱逊之取黄色作为菊花的正色，称赞他像正直之人。何况以适意隐居为乐的人，对菊花深有意味，他的胸襟情趣便可以知道了。我记述这种隐居，似乎隐居又似乎不隐居；秋花色彩美好，宛然自矜而艳丽。不知道是菊花有待于人来显扬，还是人看重这菊花；看见菊花就如同看见其人，看见其人也如同看见菊花。举杯一笑，仰慕彭泽令陶渊明的高风，吟咏安阳的盛事。替这株菊花祝愿的人，还没有穷尽。

译《风月吟所记》清风明月存在于天地之间，无处不在，只是没有谁能够独自占有它。渔夫樵夫在江中山外都可以拥有清风明月，但这类人往往不是能够说出并欣赏它的人。只有骚人墨客偶然遇到清风明月而倾心沉醉，用一句话便使它成为千载不朽的风月，也借此自我振作；这大概就是称作“吟所”的原因吧？古今都称李太白、苏子瞻飘然如仙，而两位先生得意的语句，正是在风月之间。清风明月不用花一文钱购买，太白的神情仍然可以想见。只有江上的清风和山间的明月，取用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主无穷的宝藏。东坡那种淋漓放纵的情态，本来仿佛就在眼前。这清风，这明月，千古常新；我在吟咏之所中吟哦，超越尘俗，奔驰逸出于两位仙人之外，精妙的意趣浮动不定，吟风弄月，仿佛将要见到他们。登上青云而纵情遨游啊，悲叹古人不能与我同游。即使如此，只要具有这种意趣，也一定会有不同于流俗之处。万安祐圣观道士萧独清，凭诗歌游历四方，受到名公和前辈的称誉。他曾请西山滕玉霄题写“独清嬾拙人”几个大字；我游历庐阜，又由此遨游四海，心意还没有满足。于是他把诗集山房命名为“风月吟所”，并题写匾额“风月吟所”，请我作记。还是说，风月也在这个处所之外吗？你凭借吟咏所得而称为“所”的风月有多少？而在这个“所”之外无边无际的风月，又有谁能全部得到呢？谁会同你争夺这个处所中的风月？正因为它无边无际，所以不可穷尽；到处都是“所”，为什么偏偏只在这里呢？即便如此，苏东坡有“切月批风”的说法，我也姑且替你试一试新磨的刀锋。清心就接近于道，涉历世事便多有忧患。你的本色若真能如此，难道还能容许自己不以为然吗？所以我不必多作往复辩说。流水落花，哪里传来黄莺飞过的声音？垂杨不深不浅，我大略所见的景物，没有一样不是风月。从此若说没有完整的风月，那么这里就是它的所在，也算得到它的归处了。钦定《四库全书》《养吾斋集》卷二十三，元代刘将孙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