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长文集卷之十七

译先前儿子枚从边塞回来，承蒙您施恩并赐下教示。我捧读之后一直珍藏在袖中，因频繁出入，纸张起毛、字迹脱落，后来才收入箱笥。等到北上时，原以为还能再次蒙受您的熏陶，或许可以在晚年有所成就；谁知您已经远离承明殿，我失去了依托庇护。某年老而荒疏，没有王粲、杜甫那样的才华；如今时世太平，也不是避乱投奔安定之地。只是厚着脸皮，拿毛笔混了十年的粗食，想把它当作羽衣，入山后一去不返。于是低头处在沙漠，回头又扑腾着翅膀回来；就像行路人不知道饥饿的鹰，便以为自己捉到了兔子，其实全是虚声，猎人自己知道罢了。答张翰撰；足以同苏轼、黄庭坚鼎足而立。绢不适合写小楷，干燥时墨不入纸，稍微湿润便全都洇开。像钱币那样厚的高丽纸才好，不过也只适合写字，不适合作画。如今寄来的纸又薄又暗，容易吸墨，而且卷束之后全都起皱开裂，连写字也不合适。四张长幅倒是佳品，可惜两个月没有动笔，手已经生疏，反而糟蹋了这些东西。因为年老以后杜撰的画，就像登州海市蜃楼，有时出现，有时不出现。近来又略画了一幅观音，随意寄去一条，并在上面写《心经》，姑且用来塞责黄庭□的委托。答许北口。如今的人只凭格律来取舍诗歌，哪里足以同他们谈论这个道理？您选诗，可以说一概归于正道，又得到诗歌的大旨，这件事再没有别的诀窍。也就是您所说的，能够兴发感情、可以观照风俗、能够群居相处、可以抒发怨愤；一条诀要就全部概括了。试着拿您选的诗来读，如果果真像冷水浇在背上一样突然一惊，那就是具有兴、观、群、怨的作品；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可是有一种诗直铺横陈，粗疏却像豪放，质朴却像高雅，能够打动俗人的眼睛；就像顽石、大块肉，放进盛宴便遭斥退，到了屠夫手里反而被取用，这一点不可不慎。我本来对诗是盲人摸象，偶然作些取舍，与您的意见没有多少异同；即使有异同，也仗恃您能理解我，不敢随意迎合。不妨再作斟酌，只是子安《采莲》《长安》等篇，涉及艳情的，我认为一定应当选入。拿它比作真西山《文章正宗》附录李斯《逐客书》，也是可以的。您看如何？答王口北；小□致石上一枝 我这个野客清贫寒苦，僧厨又斋寂冷清；承蒙您送来这份厚礼，使我吃到了肉，免得消瘦憔悴。想起没有竹子的雅言，如今把它画成图画；以您的高雅，料想不会讥笑我。停笔思量，抚心自知感激。致马策之；情意真挚而格调飒然。头发白了，牙齿也摇动了，却还拿着一寸毛笔，奔走数千里道路，在一个冷清的坑上忙碌。这同老牛踉跄耕田，拉不动犁、眼泪浸湿肩头的疮口，有什么不同？唉，真可悲啊。每到菱角、笋子成熟的时节，我一定呆坐出神；而尤其让我心神摇曳的，是策之所在的地方。厨中书籍，幸亏您替我好好收藏；我回去而且还健康的话，应当和您一起读它们。致柳生 在家时以为到了京城一定会满船满马地捕获鱼兽；等到了这里，却像来到干涸的泽地，整天看不见一只蹄、一道鱼鳞，说起来都让人羞惭。凡是传播消息、絮絮叨叨的人，不是说谎，就是有意讨好我，实在不值得相信。不过说不是鸡筋也不行，所以姑且悠闲等待罢了。致道坚 客居之中没有什么好兴致。如今进入燕地的人，就像在满山掘镰，遍地本应是金银，偏偏命薄的人挖到的都是空处；我就是这样的人。因为太史的情义深厚，所以不能立刻拂衣而去。答李参戎；才情充满纸面。刚捧读您的手教，接着又拜领您的厚礼。回想往日，我们在园林亭榭、树石之间举杯，谈说军旅之事，顾盼弓剑；太阳沉落、月亮升起，仍然舍不得分别。乘着醉意拂袖而去，彩饰的骑马交错奔驰，尘土在道路上缕缕升起，醉醺醺的几乎坠马，真像是昨天的事情。旧日景象如此迷人，如今又有新的雅集，想来可知。潇洒到了都城，卸下行装便想插羽传书；只是相隔三百里，裹足也能到达，倘若再劳烦车夫，给他一条办法，事情就能办成。不过这哪里是我应当自己说出口的呢？提笔奉答时正值忙碌而且暑热，汗水流成浆，苍蝇又聚集在笔端，所以没有多写。致梅君三首，俱以诙谐成趣。我这肉身笨重，年老了还要承受它；走不了几步便汗流成浆，片刻之间又拌上尘沙，马上就成了尚未开光、满身泥污的菩萨。又一次失于迎候您的车驾；何况我只在乡里故人咫尺之间，摇扇闲谈而已，并不能远行。天气稍凉后，当恭敬前去请教，同时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完。又一篇 读您的文章和诗，格调高雅、意趣幽深，两方面都显现并相互陈列；就像吴地的橘子渡过淮河，□□人几乎改变了本性，何况寒暑这样的细小事情呢？过一会儿，在您的书斋中，应当会听到蚯蚓孔窍里传出苍蝇般的声音了。又一篇 百丈深的井，却拿平常的一根绳子去汲水，越接续绳子越够不着。我读您的诗，想要跟随您的脚步走上近处，却已经喘息着无法望见了。确实如此。停下来凭吊古迹的三首诗，抄录下来请您指教；其余的当面再订正。答龙溪师的信 颈联是因为今年中秋月圆，联想到往年中秋月蚀。《淮南子》说：“蠏蛤观察月亮的盛衰，因为它们属于阴类。”击鼓是为了救月。您说这封信写得不整齐，确实如此。不过少陵《赐樱桃》诗的颈联说：“忆昨与沾门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宫。”也像这种体例。古人评论说：“诗到了李杜、昌黎、子瞻，变化才完全展开，于是没有什么意趣不能抒发，没有什么事物不能吟咏。”说的正是这个。那些用字眼来约束诗文的人，所得实在太少了；有意趣却不能抒发。我只是匍匐学步，远未达到这种境界，但也正是望见了门墙，不敢苟且写成不整齐的文字。冒昧妄为实在太深，恭请老师裁正。答兄子官人 父弟田水月拜复兄子给谏大人：来信充分看出您远方的挂念，又送来礼物，正逼近岁除，真是雪中送炭。疏稿虽然还没有全部读完，却像观看流水，刚看到一丈高的波澜，便知道它的源头和归宿，必定奔流不到万里不会停止。您信中委托的那些事，恐怕刻字者私自擅长这种技艺，或者担心被认为是请人代作；而我年老以来只会做倒包，看看“田水月”三个字便可知道。倘若允许我倒包，请另定一位官人，或写明擅长此技者的姓名；这样我就不苦苦推辞了。又一篇 小侄某拜答兄子长公谏垣：小侄没有俸禄已经很久，每日消遣只有杯中之物。来信所送各种东西，清淡可口，正是俗话所说的把我抬进了酒户，哪里配得上这样厚重的礼物？只是惭愧没有东西回报。另一帖中所说的事，没有什么可以回答。谏垣是满门中的才俊子弟；像您所说的那样，若取用不中用、不成才的人，大家就应当抛弃他，谁敢说不应该？我因直言劝善而触犯责罚，舌齿几乎说烂，蒙受辱骂和欺侮，又岂只是辜负恩德而已？世尊曾说，这类人冥顽不灵，历经千万劫也终究不能见到本性，名叫可怜可悯的人。如今我也是这样：一方面忧患他，希望他死；另一方面又爱惜他，希望他活。就像恶灰、蛊厉之病，众人都共同抛弃，却也未尝不共同怜悯。致两位画史；品评藻饰足以收入新语。奇异的山峰，陡绝的石壁；大水悬空奔流；怪石苍松，幽人羽客。大体上，以墨汁淋漓、烟云山岚满纸，空旷得仿佛没有天，稠密得仿佛没有地为上品。百丛妩媚的花朵，一根枯枝；墨色如雨润泽，色彩如露鲜明；飞鸣、栖息、动作、静止都像活的一样，能够悦人性情、撩动情思；技艺精工而进入逸境，这才是妙品。致许口北；韵味深远而可爱。

译昨天随意前往观看锻造，因为在柳树下停留，想起叔夜喜欢这种事情；过了很久也没想出其中缘故，于是错过了迎候二位高车，惶恐惶恐。您和诸位公一起承受贺典；我是个乡野人，便以不祝贺作为祝贺。承蒙命令写启文，连同对联一起奉上；如果觉得鄙陋，就请抹掉、扔掉。致来大同 本想写一封小信请您指教，可是边地没有可以承载书信的东西，加上笔墨和天气也都不合适。挥动破扇，您一定知道我是在拍掌自嘲。失于迎候车驾，拜领您囊中所遗的礼物，徒然满怀感激。致季友。当时五子名家争胜，文长独自达到这样的境界，只是眼中没有翳障。近来颇读韩愈、孟郊、卢仝、李贺的诗，才知道李白、杜甫之外，还有这样奇异的品种，眼界才稍微宽广。不知近来学习王维、孟浩然的人，为什么技艺这样狭小？在他们面前说李杜都不行，何况这四家呢？实在令人惊异叹息。难道虽然平常爱吃粗茶淡饭，竟然有龙肝凤髓摆在面前也全不理会吗？奉答少保公的信。这是出于深厚的爱护，并不是用言语谄媚。我刚听说您的身体欠安，立即买船渡江，连续几天到幕府恭候消息，以便前来侍奉，等候您的行动。后来得知您的起居已经万福，又听说旌节当天就要下来，便返回来，喜悦和兴奋交集。于是寄居在省城，等待您凯旋。恭敬地想到，明公以此身扶持社稷，岂只是千金之躯的珍贵；庇护门墙，又兼有二天般的恩戴。隆冬远道，全赖调养节制；决策以酬答纷扰，反而更应从容闲暇。恭愿您少亲自处理琐碎事务，时时适应寒暖变化，暂且远离酒宴，多多就寝休息。奉给师季先生的信；三封信都以言语见长。近来读到老先生所撰写的《韩氏祠堂碑文》，文意典雅卓异，确实可以流传。有少数想说的话：我认为应当直叙恢复产业、建立祠堂的事情，再把远离妇人的两件事缀在末尾，作为志书中遗漏的事情，这样才稳妥；不然就像这位老人一生只有这两件大事。况且它们横在文章中间，隔断了建立祠堂一文的文气。又有世间流传的故事，说曹操把关羽和他的嫂嫂关在一间屋中，关羽于是点灯直到天亮，事情才没有发生。这种事到了那种处境，即使庸人也做得到，不足以成为关羽的奇特之处；即使最愚蠢的人，也不会用这种办法来试探。凭曹操的智慧，决定不会做这种事。所谓杨节、潘氏，大概也是看了《三国志》小说后产生的说法，就像所谓斩貂蝉之类，世人都盛传，其实完全没有这些事，不能不加以考证。又一篇 昨天恭敬地承受夫子的来信教诲，知道您对《诗经》的讲解已经到了《桑扈》。我也很想前去侍奉老师，在函丈之前接受面授教诲，如今暂时还不能成行。不过我私下有一点意见想献上。大致认为，先儒如朱文公，著书解释经义，同时又想穷尽诸子百家的奥秘；因此，他有冰雪消解、义理通顺的妙处固然很多，但生吞活剥的弊病也确实存在。这正是后来的儒者应当深深戒惧的地方，不应驳斥先儒，却又重蹈他的弊病，反而给后人留下玩弄文墨的借口。解释经书，只有虚灵而活泼的地方，才可以用自己的心去体会、推度并加以发明；至于有事迹而事迹已经亡佚，有典故而典故无法考察，那么他的注释既然是臆说，我的训释又岂是亲身经历？彼此互相诋毁，前后相互翻异，就像审理疑案，徒然耗费拷打审讯的繁复工夫，终究没有指证和结案之日。不如一概赦免放下。此外还有劝课农桑的典章、休养生息的政令，以及可以同百姓一道重新开始的措施。近来读到所传的文字，尚可作为参考；除此之外，那些旁征曲证的说法，不过是夸多斗靡，故意摘取一字一句来售卖自己的见解，甚至略去全文，这实在是曲解文义、巧加诋毁，荒谬可笑到了极点。先生的道理明白，竟能把一切归于一端；才思敏捷，判断精审果决。至于先生同某氏，明知不能相提并论；至于我妄自揣测文公的那些话，或许也是先生愿意听、而不至于深加弃斥的吧。我起初因为放纵荒疏而失学，已经成了废人，幸蒙先生怜悯而收教；只是我志气衰弱卑下，几年来才仅仅能分辨菽麦，自知不过如此，哪里敢测度先生的深微？而先生却过分宽厚，不肯弃绝我，每当有所心得，便同我谈论。如今又蒙赐书，其中再次有相互斟酌的话。我浅陋的见解所能达到的不过如此，竟敢冒昧说几句。然而我的看法也并不是像今世的人那样，只因先生绝不著书便加以责怪。姑且就著书而言，我正是希望先生能包容、体会那些所谓活的、虚的而事迹已经亡佚、典故也无从考察的内容；既然是他人臆说，而我也不曾亲身经历，那么姑且留下疑问就是了。若说担心臆说足以惑乱天下，只须用几句话立下判断概括说明即可，不必一一另作解释。诗书没有口，冤屈正直也难以自明，惟愿先生稍加思考，再给我指示，以开拓我所未及见的地方。吕公防□之事，理应谨慎收览；得知其有主，实在令人欣慰。所告知的赵事确实存在，真值得忧虑。入秋以来天气酷热，伏望先生节制劳作，少费思虑，增加饮食，多多睡眠，千万千万。又。前些日子承蒙先生赐书之后，我随即写了一封长信奉上，交给尊府，说等钱信前去便送上，所以至今还没有送到先生案前。其中有些意思没有尽行写出：诗的兴体，起句本来就完全没有意义，自古乐府也是如此。乐府大概取自民间歌谣，正同古代《国风》是一类。如今南北东西虽然地方不同，但妇女儿童、农夫船夫、塞外曲调、征人吟咏、市井歌谣、街巷传唱，如所谓《竹枝词》，无不如此。这实在是天机自然发动，触及外物便发出声音，用来开启下一段想要抒写的情感；即使默默领会，也自有妙处。决不能用固定的意义去解释，不知先生以为如何？我极想恭敬地到先生案前，听闻新的解释，同时也得以陈述自己微薄的愚见。因家事草率，竟耽误了这次出行。等先生的著作脱稿之后，或许可以求得完成这番学习。不一一。○拟写给督府的信。谋划详尽切实，陈述的言辞光彩焕发。

译我私下估计，岑港之战中各位将领和官吏已经竭尽心力，却仍然无可作为。明公若不在此时亲自独当其任，迅速收取成功，还要等待什么时候呢？若想迅速取得成功，那么其他如制造器械、改换将领、增加兵力、清理野外、坐困敌人、占候祈禳以及一切纷纷扰扰的说法，都只是枝叶；根本没有比治兵更优先的。世上谈治兵的人无不说要严明赏罚；赏是容易实行的，我请求只谈谈施罚的难处。斩首之刑可以在扎营列阵之前实行，却不能在交锋、众军溃败之际禁止，为什么？因为形势已经沉重到无法挽回。形势沉重而不能挽回，是由于用以约束混乱的制度从未得到辨明。因此，凡是善于用兵的人，必定致力于明确部伍：五人为伍，五伍为队，四队为百，每一级都有长官，而且长官都能依次施行处罚斩首，直到伍一级。这样，凡是各级长官所督率的，不过四人或五人。所以百人趋赴战场时，按军法应当用二十五人横刀分头督率；到了交锋、乘胜追击时，这二十五人又都成为战士。用一人制约四人，人数少而容易辨认；四人听从一人的制约，知道这种制度容易辨认，便不敢推诿。推广到十万、亿兆之众，无不如此，正如身体役使手臂、手臂役使手指。孙子所说的‘治理众人如同治理少数’，韩信所说的‘多多益善’，都是这个道理。古代善于用兵的将领无不遵循此法，在今天尤其是施行刑罚、对治弊病的关键药方。我愚见认为，今日治兵…… 应当一概以此法为主。然后招募选拔勇敢之士约二千人，训练这种方法三天；再召来几名对岑港地形和贼寇情形极为熟悉的人，让他们聚沙成形，指示险易、远近、营寨、门户，以及哪些地方空虚可以进攻、隐蔽处可以埋伏、松懈处可以袭击；还要说明贼寇通常预先埋伏等待、占据高处瞭望，以及失败后必然逃走的道路；劳逸、睡醒、起居、饥饱、警戒懈怠、昏晓之间可以乘隙的时机，也都要说明。至于有人说应当使用诸将的旧兵，委托他们作诱饵引贼，再攻击追赶败兵，也算一种计策；那么还应同时考虑他们作为诱饵出动或不出动、逃跑后敌人追赶或不追赶、追赶得远或不远等情形。敌人的短处和我们的长处，都要曲尽其详，然后制定趋避、进止、分合、奇正的规则，再同这二千人借三天时间互相讲解和操练，使他们如同出自一人，大体仿效训练昆明之战的意图。然后向驻在岑港的诸将下令，定期再次出兵；明公亲自督率二千人，分路领取万金赏赐，估计在诸将尚未发动之前，便可用半天时间突然抵达那里，亲自执桴击鼓，坐在悬山山顶，分布兵力发动攻击，一如先前讲习操练的方法，那么一顿饭的工夫，必能俘获贼众十分之三；再一顿饭的工夫，必能俘获十分之七，剩下的仅有十分之三。这样明公就能在明、越之间凯旋，不超过两天，有司已经可以报告班师了。这不是我愚妄的空话。听说这些贼寇每当我军逼近营栅时，总是使用发杠鸟铳把我军驱走，然后出来追赶败兵，或者收缩兵力自行抵抗。发杠鸟铳装填早药的发射快，装填旋药的发射慢；若能预先安排一支军队，分道急进，专攻其装填较慢的方面，那么他们将手足无措。可是当事者往往拘泥于开始失败，白白错失这个机会，不加研究。如今同二千人所讲习操练的乘胜进攻之机，确实不止一种；明暗变化的关键也不止一种，而且必定有用计谋破坏敌势、而不是单凭力量的办法。若不得已要以力争战，那么如有人所说，使用诸将的兵作为诱饵，攻击他们追赶的败兵；也可能敌人虽见我军败退却未必追赶，这时便可趁其重新装药的时机，迅速冲入空隙，似乎没有不能攻破的坚固之处。只是贼寇出兵追击，必不会空弃巢穴；收兵抵抗，也必将交战。因此，胜是胜了，但说一顿饭工夫俘获十分之三，指的就是这个。战事成败在呼吸之间，缓慢便不能成功，所以说‘一顿饭的工夫’。巢穴倾覆、众军溃散，遭遇伏兵便全军覆没，力量上的取胜就更容易了，所以说俘获十分之七。只是这种形势相继而来，所以说‘再一顿饭的工夫’。其余逃藏山中、埋伏涧谷的贼寇，剩下的还有多少，又不可能突然捉尽，不必劳烦明公坐等。余下的兵力分路进入，收拾余烬、擒获残敌，所以说在明、越之间凯旋，不超过两天，有司已经报告班师，就是这个意思。虽然如此，这只是大概情形。至于选兵，只求精锐严整；至于说其他旧兵不可使用，不必拘泥。训练战事，计划用三天；应当封锁海关，不让一只船出去。分作伏兵的人，宜从头到脚裹着绿衣，混入草木颜色中，只留下眼耳口鼻，使其能够观察听闻；夜间衔枚隐藏，不使草木发出声响或摇动。设置各级长官，应稍加考察，从伍、队中选拔杰出者授任。各级长官不使用现任官吏，以便容易施行军法。伍、队中凡属长官所统领的人，必须先查问彼此没有仇怨嫌隙，然后才可以任用，恐怕长官借机报怨，而众人心中积存疑惧。近来用兵的弊病，在于有合而没有分；如今进入敌巢的人和伏兵，应当多分几路，并且使贼寇无处不防，那么他们便无处不兵力单薄；无处不遭遇我军，便无处不失败。暗中同二千人约定，杀贼不必斩首；其他士兵拿首级来献的，暗中从登记簿上夺取首级给他们，使他们一心乘势杀敌，不因争取首级而妨碍战功。使用诸将的兵作诱饵时，不要告诉他们其中缘故；告诉了，他们就会更加偷懒，便不能成为诱饵。开始时只用万金奖赏他们出动；至于赏格、抚恤和典礼，以及等级差别，都应从优从重，然后斩罚才可以施行。然而若允许各级长官互相处罚斩首，人们一定会说太严，又一定会说他们没有官职，杀人不合制度。如今贼寇杀我军士，已多得无法记数；若因违反各级长官的军法而将其斩首示众，必定不会像先前溃散者那样多，于是便能成为无敌之兵，永远取得完全的利益。难道不胜过成批死在贼人手中，只能在屡次失败之间侥幸求生吗？刽子手、伍长也不过是卑贱百姓，一旦奉行军令，即使把刀加在尊贵者的脖子上也不会顾虑；长官虽无官职而杀人，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把失败转为功劳，把怯懦激发成勇敢，不是因循守旧、只求保全自己的人所能做到的。办法只在于振作士气、舍弃所爱；振作士气，没有比选拔士兵、明确部伍更重要的；舍弃所爱，没有比亲自独当其任而不疑更重要。

译这就是田单受到鲁仲连言语激励，一早上便攻下三个月不能攻克的狄城。否则，即使增加百万兵力，聚集千座粮仓，相互守候更换时日，叫黄帝执戈、巫咸占候、班输制造器械，也对作战没有益处；即使侥幸成功，也终究不能再次施行。我□奉笔墨侍奉明公，辱居门客之末，惭愧自己不是古代国士一流，空居书记之室。至于今天所陈述的这些话，如果有幸被采纳，便有冒领功劳、获得升进的嫌疑；不被采纳，又有被弃置而取笑的羞耻，但我的志向本来并不在此。我平生颇读兵法，粗略知道其中大意；至于专心研究时事，也是愚性使然，于是竟忘了自己才力不及。往年柯亭、高埠等各项战役，我曾亲自隐藏在军中，绕行贼寇船垒，测量地形，制定方略，设身处地默默试验其经营，并写在文书上的，也有好几篇。即使我有心于时事，纵然没有实际用途，不过像赵括的空谈，谁又能禁止呢？但我深自收敛，从未对人说过一句。如今侍奉明公车驾已经有些日子，却从未敢以一言冒昧进告诸将官吏。即使将领或过客满座、议论纷纷，我也只是暗中听着而已。我的自处就是如此，也可以由此知道我的为人。惟愿明公阅览后稍加选择，东南幸甚。○奉给督学宗师薛公，说明向来知己而未能趋访的缘由。可以感叹，先生是自古以来屈指可数的人物，肩负当今天下的期望。先生在浙江主持学政，深以流俗之学和时文为忧，始终郁郁不满。像我这样的小子，又是时俗所不喜的人，先生却唯独拔擢取用，深加奖掖，勤加诱导。先生离开浙江至今将近五年，浙江士人凡蒙先生顾盼的，无不接踵到先生门下，庆幸能得到一句教诲。唯独我到前年春天才谋求一次侍奉讲席；已经附船出发，又因溃散的寇兵萧显从松江逃到乍浦，大战发生，海宁关市戒严，于是又从杭州返回越地。如今已经三年了，而先生在往来的门生、过客之中，没有一个不殷切提到我，还说：‘让他来，我就能当面提耳教导，亲自指示给他看。’先生如此深知我、厚待我，而我对于先生，怎么竟敢如此浅薄呢？有客人怀疑我说：‘当初先生因为衣履之事责让你，后来又把你投省的文书交给儒学生员，难道你不疑心先生始终不满意你，所以不敢去吗？’这是什么话！这种计较毫厘、区分恩怨，是世间小丈夫在自己行伍中斗气的做法，难道是可以用来谈论师生关系的吗？既然对普通师生尚且不可，难道可以用来谈我同先生的师生关系吗？已经犯了过错却想侥幸获得不追究，制度有应当破除的地方却更加怨望别人不念旧情循例办理。我虽是劣等弟子，决不敢这样对待自己。至于看见别人犯了过错便果然交付不追究，制度有应当破除之处却只顾念旧情循例办理，这样的人不是猎取宽大安静的名声，就是含糊应付旧例以为有所得。先生是怎样的老师，难道竟肯这样自处吗？何况先生起初因衣履之事责让我，后来又因我质朴疏放、不受羁束而向众人称许；至于崇本抑华、谈道论学，任凭心胸而突破耳目成见，先生甚至说全浙江没有一个学生可以交谈，只有我差可相近。先生所谓把文书交给别人，不过是因为我所作的文章堵住了时人的议论罢了。由此便知，先生以时俗的标准对待众人，却以不合时俗、不随时流的标准对待我。所谓‘大将军有揖客不反重耶’，说的正是这个。即使我真是小丈夫，即使在先生面前只是普通师生，也不应当因此怀疑而不敢前往；何况我同先生是这样的师生关系呢？这是什么话！如今世上的弟子远道去见老师，不是请教，就是问候起居。大体说来，重在请教的，往往久留；重在问候起居的，往往很快离去。但对于这两件事，也有人不亲自前往而托书致意，那就是泛泛应酬的人。我私下想，我对先生既不敢把自己当作泛泛应酬之人；若亲自前往问候起居，便会很快离开，又觉得意犹未尽；若久留请教，能力又有所不能。因此拖延数年，既不亲自前往，也不敢托书，这就是原因。像前年附船出行，又是借着别人的方便，也不过是为问候起居打算罢了。明年二三月间，即使不以请教为目的，也一定要以问候起居为目的，以便倾吐数年来如犬马一般瞻仰、思恋和感激的心情。如今敢再次托言，正是因为前面所说的、客人对我的疑虑，我恐怕也有流言传入先生耳中，日后我当面见先生时，又不能先在先生面前说明。所以借钮常州公子的方便，预先替先生把这层疑虑说破。唉，我确实像犬马一样至愚，几乎没有知觉；但对于先生，难道会有一天忘记吗？○论玄门的信。似乎有真正的印证。前些日子承蒙当面教诲，后来又赐书。我反复恭敬诵读，知道执事精通校订道理，并非草率之言。回想我的鄙陋议论，只觉得荒谬；然而现在若想再申说这些荒谬之处来答复，也不是纸笔所能写尽的。主张彼家之说的人常常说：‘孤阳不能生长，就像天的阳气，必定要借助地的阴气。’我便反问他们：‘地本来就是天中的阴，难道这个人的雄性，必定要借助那个人的雌性吗？’他们于是又提出别的说辞，我也应当另行反驳。像前面这一问，也不是一句死板而武断的定论。南岳禅师讥讽磨砖不能成镜，只因为镜和砖是两种东西。至于无思无为，正是胎中婴儿的本来面目；人从小到老，顺着它发展到极点便成仙，反着它发展到极点便成鬼，原本是一种东西。这同磨镜求镜相同，而不是磨砖求镜。凡是执事对我的见解有所疑问，只是因为关于日月的新说彼此不能相合，何况又拘守旧闻；如果把日月一体的宗旨贯通起来，那么各种疑问或许都能完全消释了。草草奉答。又。了彻的话。

译□□起初也只是一物，分开而成为两物；但这种分化最早发生在天地定位之前。从今天地已经定位以后来看，日月就好像天意束合的一物。若从天地尚未分开而日月先行分化，以经纬来说明，那么天地也是从日月产生的。就人而言，最初在胎中只是一团水，难道不像天地混沌吗？后来有外部形体成为天，有内部形体成为地，难道不像天地定位吗？然而内外形体的结合并非自行形成，而是有一种东西由一分为二，以经纬交织，然后形成。由此看来，没有日月，天地便不能形成。天地从混沌状态逐渐定位，无思无为，任凭日月渐渐经营，丝毫不差，积累子寅之气而生出人和万物，如同冶炼铸造一样。人的身体从一团水逐渐形成形骸，也能无思无为，任凭月月渐渐经营，丝毫不差，积累三年而结成婴孩，也如同天地的冶炼铸造。所以日月是生育万物的火候，天地和人都具有它。天地的冶炼广大，因此生出万人万物；人的冶炼狭小，因此只结成一个婴孩便停止。如今修习丹法的人不知道自身之中有一种日月的火候，也就是天地日月的火候；不知道自身结成婴孩，就是天地生出万人万物，却妄说必须取用彼家之物才能成丹，这就等于说天不能生物，还要借助另一个天来生物，难道可以吗？所以我写下以阴天、阳天为说的戏论，就是这个缘故。然而主张彼家之说的人又说，纯阳已经亏损，必定要借助彼家来补充；至于支遁的驳难，不能全部列举。翁先生的说法都是正门，并非彼家可比；但我愚昧，细细玩味高论，仍有许多不能彻底明白之处，所以只把自己妄见的内容拿来答复。总的说来，论道谈微妙之理，若不当面长谈尽意，终究不痛快。而我反复絮叨的这些话，也并非全出于臆测；当时幸好及早在心中觉悟，以此印证真正正宗的口诀。像《参同契》《内经》等篇，除去伪书之外，没有一处不相吻合；在心中求证，在天道上验证，也没有一处不相吻合，所以我决然相信而不疑。胎中的水无思无为，生生不息地生出婴儿；等到有思有为发展到极点，便死亡。既然如此，无思无为就是成仙从始至终彻底的事情。不必担心落入禅境，只怕不能入禅。南岳说镜与砖不相合，是因为二者是两种东西；若无思无为本来就是婴儿的本相，稍微掺入思虑作为，反而正是犯了磨砖求镜的错误。乾坤是《易》的门户，《参同契》中的意思似乎不如尊者所拟定的那样。○奉答冯宗师的信。确实有见识、有辨析，不是揣摩影子、捕风捉影的话。

译我妄自为《参同契》作注，师翁错误地取用其中的人意，只稍微摘改篇次，我何幸蒙受如此知遇！然而我敢于改动篇次，大概也是有理由的。因为世人把徐氏注混入经文，致使经文满篇重复、牵杂，直到无法理解。如今《圆三五章》所说的鼎器，就是《法象章》中升熬到相互守持的意思；其中说两七聚集直到末简的五相类之图，就是青龙至一所的意思。它所说的日数、黄白、黍米以及审谛等义，仔细玩味，都同《圆三五章》彼此印证。如果认为魏公先作《法象章》，又作《圆三五章》，岂不是又犯了重复的弊病吗？而且前面简篇的上、中、下三篇分散排列，不应没有总结；经文以隐约为主，注语以显明为主。《圆章》接近隐约，《法象》接近显明，所以知道《圆章》是总结经文，《法章》是总结注语。由此看来，《圆章》就是经文的杂乱言辞，不只是《法章》为注语的杂乱言辞。至于《参同契》，铺陈大概意思已经完备。一段文字其实是作为《五相类》的引子；《五相类》的图与杂乱言辞相比，更为简约。经注中历历指出五行属于同类，这是全书的要诀；观看图形确实可以默默领会，不烦劳文字组织。其他都是枝叶花果，只有这幅图正处在根株。如果把《御政》等三件事当作这些内容，认为五相类就是三相类，那么《御政》等不过是篇名，并不是要紧的话。魏公何必特意这样说？又为什么再写这一篇呢？如果只是想说明三件事本来是一件事，直接说‘三物出一门’就够了。如今说‘作此’，将依据什么称为‘作’呢？三物又何必需要制作呢？这样一来，唯昔一章应当放在什么地方，不用等有智慧的人也能知道。何况其中‘随旁风采’‘指画古文’等语，印证极其明显，我不敢虚说。‘仿效圣人文’等语也不止这一处。虚心观察，印证之处很多。只是徐、魏二人同时，徐氏认为不宜直说魏氏，便借‘惟昔日魏然’之类的说法，二人的注述都隐去姓名；‘惟昔’之语也稍稍使其说显得神秘。我对此很是痛惜。自任之语，语气承接上文，同‘若夫至圣者’的自任之语不同。《至圣章》的自任之语可以归于经文，不能归于注语；《惟昔章》的自任之语，既可以是经文作者的话，也可以是注者的话。何况徐氏注解经文，各章虽然详略先后同经文完全不能互相印证，却从未遗漏一简。暂且不论其中的紧要本旨，即便是赞述前文、训诫后人的话，也无不相互印证。像这种情形，若不是《历藏章》，便是印证世人喜好小术，说明养性之一端了。若论炉火一端，在魏氏经文中，如‘臣胜’‘尚延年’‘如欲作服食仙’‘如世间多学士’‘如若夫至圣’‘如吾不敢虚说’等作为赞述前文、训诫后人的话，像这样反复出现很多次。徐氏的注语加以印证，最明显的尤其是《惟昔圣贤》一章。其他如‘太阳流珠’末尾关于不得其理的一段、‘审遭逢’末尾和‘审专不泄’的一段，全都是彼此印证的话。现在略举其中明显而细微的例子：徐氏所说耗尽家财、妻子饥贫，不就是印证魏氏所说耗火而损失资财吗？徐氏所说立竿见影、呼谷传响，不就是印证魏氏所说金砂进入五脏、如雾散而似风雨吗？如果仔细玩味，无不如此。令人困惑的，只是所谓详略先后不同，不能处处找到证明罢了。不过这些地方姑且省略不辨，也还可以。为什么呢？《法象章》既然被看作魏公总结炉火之说，却完全不涉及功夫；接着是《圆三五章》，虽然在炉火问题上有重复，但‘腹齐三坐垂温’却是讲做功夫的话。根据这一点，尚可作为理由避开重复；再把《惟昔章》置于篇首作引子，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若把《五相类》当作《三相类》，把‘象彼仲冬节’当作应当置于内甲之后，这便是各家的大谬，决不可从。‘五相类’已经如前面辨明；至于‘象彼仲冬节’一段，是魏公特意在这里加以推衍说明的，正是根株而不是枝叶花果。首句提出‘象’字，随后说‘别序四象以晓后生’，这就是魏公的自注。内甲七八九六，只是推衍三十日为晦日的说法，而且只具备八这个数，是兑卦之象；至于六、七、九，都没有卦，也没有象。这样只能说是一象，怎么能说是四象呢？又有什么要义，值得用来启发后生呢？况且内甲一结束，便接到‘八卦布列曜’，次序多么清楚！若把这一段插进去，就会大大梗塞文脉。俞氏原本拟定四言为经、五言为注，时间久了，发现《内甲章》同这一段的音韵并不相叶，又因‘阳气索藏’同‘仲冬摧伤’似乎相近，便把鹿指为马；杜氏的滔天之说、俞氏的滥觞，都由此而来。而且‘闭口不谈’就是《养性篇》的塞兑义，‘匡廓消亡’就是《养性篇》的隐明义，这是‘理玉要至精’的旨意，所以篇末特意挑出说明，以郑重告诫后生，正是怕人专门执著枝叶花果，茫然不知从何下手。这实在不可不辨。惟愿师翁胸襟明净虚空，见道真切，推演转移而不拘泥于□□□□；青州一脉千年所赖，愿从事此学者得到灵验安宁。能够忘情于生死，愚昧狂妄而又同归于正，这就是所谓以管窥天。言语文字所能表达的以上，还有极其细微的内容，不敢贸然涉及。惟愿先生宽宥，不要因为我身陷囹圄而把我当作犬豕；万一稍稍放缓刀锯之刑，我还有一曲《广陵散》，挥手辞谢余响，然后伸颈接受束缚。身在桎梏之中，下笔艰难，仓促之间不能尽情铺陈。‘阜阜冬冬’也是离合体。前五句是‘隆庆’二字，第六句是‘三年’二字，第七句是‘十月’二字。‘主言者’是‘注’字，‘廿者’是‘廿二’两字，‘十兄’是‘初九’，‘吾心’是‘悟’字，‘正免句’是‘正六月’，‘鸡句’是‘二十日’。‘苍箕’是苍龙七宿中的箕星。箕星如今画作悬点的是四月，丝线围绕牵连成口字，中间加上人字，便是‘囚’字。汉武帝召东方朔时，曾用隐语以枣谐‘来来’。古代纬书又说‘卯金刀为刘’；‘白水真人’中‘真’字下面的贝为‘具’。按照古书偏旁，大体都是随意拆合，所以我也随意这样拆解。不能尽述。○答复别人询问《参同契》。

译‘象彼仲冬节’十四句，本来排在《大易性情》十四句之后，是魏公临篇告诫后生的话；俞氏本却把它升置在‘仲尼赞鸿蒙’二十四句之后。姑且依照他的意思来讨论：如果认为仲冬是子月的中气，草木全部凋落，君主闭关静养微弱的阳气，天道到了这里收敛到极点，玄幽虚寂，日月在此时合璧运行，匡廓消亡，类似上文《内甲》所说的坤乙三十日，东方丧失光明，四者合成三十，阳气消尽而潜藏，那么还说得过去。如果反而取上文七八九六这四个数作为下文‘别序’，说这是四象之四象，就讲不通了。因为上面所列的月魄，只是说初八日在丁方的时候有兑卦之象；至于七日、九日、六日，未曾听说它们属于什么卦、是什么象。这样看来，所谓象只限于初八日的兑，可以说是一象，怎么能说是四象呢？如果认为这三、七、九本来没有卦象，但从月魄逐夜运行来观察，它们也都各有象，那么一个月三十日全都有象了，又为什么只说四象？再假设魏公的文章多有谬说，他特意拿七八九六这几个数来合成三十日，正是想说明月尽的晦日是坤体，那么特别举出三十为晦，究竟有什么要义？又为什么要用来启发后生的盲目者呢？何况上文二十四句逐一列举八卦之体，以比准月魄盈亏的形象，到坤卦便结束了；所以紧接着说八卦布列、星曜运行，不失中元精微而难以看见，推度其效验和符证，平居便观察它的象，依照它的形状来拟议。这样可以说是八象，难道可以说是四象吗？这是因为魏公的《参同契》一书，在上、中、下三篇中分散铺陈得太多，所以作《圆三五章》加以总结，但仍认为它属于铺陈泛滥；在微妙纤细处还存在缺略之弊，终究只是大略仿佛。因此说它‘未纯一’‘未备’‘有遗脱’‘不幽深’‘不能相互钩援’。于是又作《五相类图》加以约束，正是要使铺陈纯一、补足纤微、填补遗脱、润饰幽深，并使各处相互钩连牵引。这样，它的旨意才齐一而不相悖，所以说‘大易的性情全都尽备了’。所谓易，就是日月；日月，就是坎离；所谓性情，就是坎离进入其中便成为情，出来便成为性。坎水中有金，离火中有水，而土又各自具备其中；这不正是五行相互同类吗？所以后文说‘正在根株，不失其素’，正是专指《五相类》而言。‘正在根株’，是说完全去掉言语文字的枝叶。‘不失其素’，素就是太素的素，也就是虚无。意思是后生下功夫，正在于虚无安静。虚无安静，那么大易的性情便可以得到准则。黄老之术所驾御的，就是这个；炉火之术所依据的，也是这个。它本来是一件事，并没有两条道路。那么它的形象是什么呢？就是取象于仲冬的时节、子月中气的时候，草木全部凋落；君主深深潜藏；天道极其玄妙寂静；日月正相互持守，而天地匡廓消亡。这是守黑的妙处，是至静至默的道路。不明白的人却只在言语文字之间喧嚣争论，反而自行败坏受伤，难道是魏公把它约束成图的本意吗？所以说‘谬误失事，序言还自败伤’。‘别序四象以晓后生盲者’，说的就是这个。因此观察‘象彼仲冬’的‘象’字，便可知道下文的‘四象’。下文列举四象，在开头先挂出一个‘象’字，这就是魏公的自注。虽然如此，下文四者之象乃是无象之象。篇章已到末尾，不得已用形状来描述它，以郑重告诫学者，恐怕他们到枝叶花果中去求取，差之毫厘便谬以千里。如果按俞氏本把这一章调到这里，使它位于魏公、徐氏注中铺陈卦象和月魄之后，正好是平铺直叙、铺陈律历的简篇，哪里有空隙突然告诫后生，像这样截断文脉呢？即使有告诫，辞气也应当随篇章舒缓，不急迫，如‘居则观其象’以及‘可不慎乎’之类就是如此。不应当又说‘别序’，又说‘晓后生盲’，这样急切吧？至于我认为《圆三五章》在意义上前后承接，总体就是一章；又认为《法象章》的杂乱言辞是用来注解《圆三五章》的，这也有道理。因为魏公的书分为三篇，其下篇六章一直散说炉火，却以《圆三五》一篇作结，所以也不能脱离鼎器炉火，另设一种物象来描写。于是徐氏注中的杂乱言辞，从‘升熬于甑山’直到‘淡泊而相守’，都是鼎器炉火之事。魏公下篇论炉火，一直用五行相配，但也有散见各处的弊病。所以到了《五相类》，便用图把它们合在一处；徐氏注中的杂乱言辞也以此相印，从‘青龙□□六’到‘三五并危一’全都归集于一处，都是五行合于□处之事。至于其中所说的日数取甫，就是《圆三五章》中的节候；先白后黄，就是《圆三五章》中的火白芽黄。至于‘反复研悟’等语，也就是《圆三五章》中‘寻审谛思’等语。各章都是如此，若把篇目细细相互参照，那么徐氏注的《法象章》不是徐氏一书的杂乱言辞，又是什么呢？魏公的《圆三五篇》不是魏公一书的杂乱言辞，又是什么呢？否则，《圆三五章》的话就是《法象章》的话，《法象章》的话就是《圆三五章》的话，魏公就成了床上叠床、屋下架屋，重复得太厉害了！这样一来，《惟昔圣贤》一章若不是注，我不敢虚说；那么它是什么注呢？因为‘怀玄抱真’直到‘变形而仙’，本来是魏公功法成功的内容；而‘忧闵后生’直到‘志士家贫’，本来是魏公成书的内容，并且说‘吾甚伤之’。末尾才是徐氏从事其事，本来是在说自己为此书作注；其中最能证明的，是‘随旁风采、指画古文’几句作为印证，我不敢虚说。至于‘对谈吐所谋’几句，意思是有智慧的人应当审慎思考其中用意；‘观焉’是印证学者应当更加努力的几句。其中稍有疑碍之处，是徐、魏二人同时，为什么要称魏氏为‘惟昔之圣贤’？却不知道当时二人一人创作、一人注述，都隐去自己的姓名，所以徐氏称魏氏为‘惟昔’，也稍稍使其说显得神秘。后来注书的人往往把自己的话托名古人，都是这样。

译由此来讨论各篇的次序，我哪里敢草率附会呢？不只如此，凡是魏□的各篇，徐氏没有不逐篇印证、□注的。不仅关键精要之处如此，即使训诫后生、赞扬前□的话，也都以注语相印证，只是有详略、颠倒、彼此显隐的不同。有时用□字概括印证一篇，概括印证数句；有时用数句解释一个字，解释□句；有时注语在后面，反而印证经文前面的内容；有时注语在前面，反而印证经文后面的内容。只是在人进行摘取、操持、安排时相互观察罢了。我同各位注家的异同，大略就是这样；同杜氏尤其如水火不相容。因为其他注虽然错误，却还没有破坏经文；杜氏虽然没有直接写入经文，却把四字定为魏氏经文、五字定为徐氏注语，唯独严重破坏了经文，其他一无所据。《胡粉章》始终以相因相类为说，用铅、汞、砂、银作比喻，正是直接指明五行同类。又说‘杂性不同类，安肯合体居’，这是反过来说明五行同类。徐氏注说‘白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归戊己’，也是直接指明五行同类。又说‘药物非种，名类不同’，也是反过来说明五行同类。最后又说‘同类易施功，非种难为巧’；而它的上文又先列举五行，这又是直接指明五行同类。由此知道五行就是五相类。丹能否炼成，最重要的莫过于此；舍弃这个，再没有可传的诀要。传述者魏公因为各篇分散出现，颇有遗脱，所以既作杂乱言辞，又画图加以更简约的说明，这就是所谓‘正在根株’。杜氏却把三道说成相类。所谓三道，不过是书中篇名罢了，是什么重要事情呢？魏公难道还要补足遗脱，特意作这三相类吗？《御政》的‘政’，是火候；《养性》所说的，正是《御政》的政；《伏食》是火候的准则以及成功之事，本来是一件事，不能说是三类，何况能说是相类吗？至于金木水火土，在人的身体中就是心肝脾肺肾。开始时本来只是一寸水，根本无所谓相类；等到生成以后，各自居于人体，人们只知道它们并不相类。所谓‘一’，就是用来掩闭这一点。因此魏公紧要地告诫人说：这五种看似不相类的东西，正是你的同类。就像说仁义礼智信同出一性，发作而应合于事迹时，便分成五种归属。孔子、孟子推究它的本原而告诉人们说：这五者是你的一类。如今姑且舍弃这个道理，却煞费苦心地举出《论语》《孟子》的篇名，说《学而》《为政》《八佾》三篇相类，《梁惠》《公孙》《万章》三篇相类，这可以吗？不可以吗？‘阜阜冬冬’几句，并不是紧要的话。因为我分注此书，终于隆庆三年十月廿二，开始于这个月的初九有所领悟，又是在这一年的正六月二十日悟到的。所以‘吾心’就是‘悟’字；‘鸡十双’就是二十日；‘正兔三□’就是正六月，意思是悟在正六月二十日。‘主言者’就是注□。‘甘’就是廿二。把‘十’字寄托的中竖画之一□放到‘用’字中间，再把‘用’字还原其竖画，冲入一个字的中间，便成为‘十月’两字。意思是注这部书始于十月初九，终于廿二。‘阜阜冬冬’是因为‘隆’字左旁是阜，其下部为与阜同音的??，所以是阜阜；‘隆’字上部的文字，是有上部而没有下部的冬，‘庆’字下部的构形也是有上部文字而没有下部的冬，所以是冬冬。把‘庆’字下部的文字虚挂在‘隆’字下面，随意取作冬冬，以同阜阜的双文韵。但“庆”字还没有解释完。“开户”的“户”，是说“庆”字的“?户”字下方有缺，所以说“开户”。“支窓”的“窓”，是说“庆”字的□像窗棂支撑在“户”字之间。不过□少了“东”字的一画，像窗只有西边的棂而没有东边的棂。“贯心”是说“庆”字必然从“阜”到“贯心”，同时离合“隆庆”二字。“参之斗蓬”，“参”是三。“斗”字上加上一个?，像蓬草一样，是“年”字。这一句是离合“三年”二字。“苍箕中人”，是说“囚”字。东方苍龙七宿中的“箕”，星有四点；图写星宿时，通常用彩笔带出它的三面，如果再添一面就成为?字了；中间加上“人”，不就是“囚”字吗？“秦田水月”，“田水月”是“渭”字。“秦”字上面的三画，以“徐”字旁边的三画“彳”来类比，就是“徐”字。而且徐、秦同姓，正如紫阳本中朱某与邹肵的关系。起初某人注这部书，不愿彰显自己的姓名，又不愿把自己的痕迹完全抹去，所以制作这种隐语诀法，希望德祖能够知道。然而这也是要紧的事，所以只是随意写成，并不工整。不仅写得随意而不工整，偏旁也有许多讹误。不过汉武帝曾用隐语召东方朔，说“先生来来”，东方朔解释说“来来”就是“枣”。可是“枣”字从“束”而不从“来”。纬书说“卯金刀”为“刘”，但“刘”字从?而不从“卯”。又说“货泉”为“白水真人”，但“货”字从“贝”而不从“具”。可见讹误相沿，自古就是如此。所以魏公在自叙篇中说“陈敷羽翮，东西南倾”，某人把它离合为“阳”字，偏旁却全都不相合，正可以从这里看出。汤遭逢厄运时，水旱相隔并作而成为“阳”，人人都知道。况且既然已有一个“阳”字，就不应重复出现。但玩味文章意义，便知道所谓“敷陈羽翮，如东西南倾、诘屈窘迫”，似乎有牵强拼凑、离合字形的意思。否则文章写到这里，本来应当写成明白易懂的铺陈叙述。重复写一个“阳”字，想来也是作者偶然在笔下捏造，以混淆读者。这些都属于细小问题，所以不详细解释。如果要解释这类地方，还有几段稍微关系到文义的。例如既然说配以伏食、雌雄设陈，接着却说“挺除武都八石弃捐”，大概是怕人误认成雌黄、雄黄。《悟真篇》说“休炼三黄及四神”，也是这个意思。“审用成物”中的“成物”，世俗所说的成物，是炼成金银。“审”就是果，意思是说假如果真能炼成世俗所谓的金银，那么本来就应当如此。“五言用八石”，是说用八石不能炼成金银。

译其他《律历章》中的问题，俞注已经解释得很详细了。但“任畜微稚”之“任”解释作南吕之“南”义，见于《白虎通》和《史记·天官书》，难道可以不慎重吗？“章菅括微密闿舒布宝”中的“菅”是锁，“菅括”是约束，“囊布”是泉布；这些都必须结合各自所见的书籍文义加以指出，或许可以使后人容易阅读。至于描写伏食已经炼成的神妙状态，还有“金砂入五内”“刀圭沾净魄魂”等语，痴人还拘泥于这是金砂从口进入咽喉的证据，却不知道金是我身中的水，金砂是我身中的木；水银从来泄漏，便已经流出五脏了。如今不再泄漏，而积聚到结成丹，那么这就是“入”，这就是“沾”了。哪里还要从口和咽喉进入以后，才可以说“入”和“沾”呢？至于“命本危一之从”，是因为它深合“房六、昴七、张二”这四宿的意义。王震《泽集中内甲》与各家说法相比，尤其简明。像这些地方，都应当略加指出、分别疏解。但我当时只是急切地致力于阐明大义，实在不能不详于那一方面而略于这一方面。虽然如此，正如所说“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我在《火记》篇中的注释，说去掉乾坤坎离并有两个，取其中上德的一个，已经说了；但也不要就把两个不活动者的“上德”认作那一个。《晦朔章》的注中有“出入两刻”等字，消息已经在这里透露出来了。否则只是钻研篇章、索求句意，解得对与解得不对，对身心都没有任何所得。象山答复紫阳讨论《太极图》时说：作《大传》的时候，并没有说无极、太极，难道它们曾经同属于一物，却不足以成为万物变化的根本吗？这正切中了那些只谈文章、玩弄文字的人的毛病。“敷陈泛滥”等说法，虽然是指上、中、下三篇的文字，并不是指□□□章。然而□□本来要作“五相类图”，而且先为它作引子的□□，也不是除去《圆三五章》而言的。□□是性情，虽带有“坎”的说法，其实只是禽类中的一种；但不要马上把它看成人心。《止德篇》说“金炁亦相须”，其中“炁”字应当是“水”字。《徐文长文集》卷十七【完】●《徐文长文集》卷十八 公安袁宏道中郎评点 丰干余允干鸿宥校订 论 《论》中之一 《论》中之二 《论》中之三 《论》中之四 《论》中之五 《论》中之六 《论》中之七 《会稽县志》诸论 ○《论》中之一 文长所说的“快语人”各篇，虽有本色、高奇之处，却不是故意写得荒诞险怪来欺骗人。语言达到极致，必须是圣人才能无所遗漏；这是国家的难题。然而习惯于写“中”的人、不习惯写“中”的人，甚至悖离“中”的人，都不能超出“中”而□之，似乎很容易。为什么呢？所谓“中”，就是人的真情，所以说容易。言语不写成“中”，必须是二氏的圣人才能完全做到。然而不习惯写“中”的人，没有谁果真能够不写成“中”。这就不只是容易，而是难上加难。为什么？不写“中”、不处于“中”，就不是人的真情。鱼生活在水中并饮水，无论清水浊水都饮，这是鱼的本性，所以说写成“中”似乎还容易。不饮水却不是鱼的本性，所以说不写成“中”是难上加难。二氏之所以自认为与众不同，就在于他们不饮水这一点并无不同；有差别的是求作鱼与不求作鱼的人。不求作鱼的人，只求不丧失自己作为鱼的本性而已，并不是不求作鱼。再说，所谓“为中”，就像把布制成衣服，再把衣服量体裁制。人从儿童到老年、从侏儒到长人，衣服的尺寸都要看人的身材。人没有不穿衣服的，衣服没有不是布做的，布没有不量裁的。给儿童穿适合老年人的衣服，就是超过“中”；给长人穿侏儒的衣服，就是达不到“中”。圣人却不是这样去量度的。至于佛教，便不穿衣服了；不穿衣服，也就不使用布了；既不用布，量度又施加在哪里呢？所以说是不为“中”。黄教与缁衣之教的不同，开头譬喻说“还想做鱼”，已经把道理说尽了。虽然如此，鱼有跳跃的，有变化的，偶尔离开水而彻底饮水，也有这种情况，看似困难其实容易；但鱼不变化、不跳跃、不离开水而饮水，难道一定都饮清水吗？有这种情形吗？看似容易其实困难。所以说，中庸是不可能做到的。○《论》中之二 天与人，得到“一”这一点是相同的。人有形骸，天没有形骸；没有形骸，则“一”不受形骸役使，所以“一”不生病；受形骸役使，所以“一”生病。不生病是什么？尧传给舜、舜传给禹所说的“道心”就是它。生病是什么？尧传给舜、舜传给禹所说的“人心”就是它。所谓“微”是什么？形骸胜过“一”，于是“一”像膏油遇太阳、火一样消融了。所谓“危”是什么？“一”不能胜过形骸，于是形骸像土遇太阳、竹簣一样越积越高。所谓“中”，就是斟酌人的形骸而使之合于天。也就是说，使道心占一半、使人心占一半。因而叫作“中”。这个“中”很难说清。说成一半，就几乎要堕入执着。所以说“中”贵在顺应时宜，这也很难说。尧、舜二位圣人开始在土阶上治理人心，不过三尺高；按形体治理躯体，不过七尺高；他们的夔、象以及九个男子、二个女子，最多也不过几个人，最终使亿兆百姓争相参验天地两端的，都是这些事。这就是二位圣人的善□：因其人的实际情况而使人成为人，不能一概用天道去改变他。然而没有一件不是天道；也正是根据人不能纯粹以“一”而使之归一，所以没有一件不是以“一”为根本。因此，“精”就是使之精于这个“中”；“一”就是使之归于这个“中”。所谓“精”，就像治玉者对玉进行切磋琢磨。玉本来是玉，经过切磋琢磨，仍归于一体。这就是二位圣人使人合于“中”的功夫。二位圣人，是用形骸治理形骸、用人道治理人的人。形骸是什么？是孔窍、皮革、躯体、外壳。唉，二位圣人不能强迫人完全合于天道，因为人终究是人。这就是二位圣人不得已的地方。至于说到他们所得的“一”，那么它是人，却也如同天一样。○《论》中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