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长文集卷之二十

译《胡公文集序》《叶子肃诗序》《送李子遂序》《四书绘序》《诗说序》《送通府王公序》《送推府王公序》《赠李都使序》《陶宅战归序》《沈氏号篇序》《曲序》《赠礼师序》《肖甫诗序》《玄抄类摘序》《抄代集小序》《抄小集自序》《刻沛言序》《陆氏谱序》《李伯子画册序》《赠吴宣府序》《注参同契序》《赠严宗源序》《逃禅集序》《赠妇翁潘公序》《览越篇序》《王山人赠言》《北台疏草序》《云南武录序》《赠李宣镇序》《周愍妇集序》《海上生华氏序》《着郭子序》《赠张君序》《代边帅寿张相公母夫人序》《送沈君叔成序》《八骏图序》《赠梁尚书公序》《赠李长公序》《白氏谱序》《亦陶集序》《寿史母序》《张母八十序》《赠沈母序》○《胡公文集序》【□泉公】我读韩愈写给冯宿的论文章，书中说，自己写的文章，心里认为好，别人一定认为坏；稍微称心，别人就稍感奇怪；大为称心，别人必定大感奇怪。至于应付事情、写作流俗文章，下笔能使自己惭愧，稍有惭愧，别人便认为稍好；大为惭愧，别人就一定认为大好。起初我怀疑他说的话，后来我稍稍学习写古文，也常常一遇到应酬事务，就发现写在手中的文章大多不是出于内心。这就是所谓别人认为好、自己却感到惭愧的情况，时常会有；我又把罪责归到自己地位卑微、势力不足，不能直言上。可是考察韩愈与冯宿论文章时，他们已经取得科第，成为官员了。文章的艰难，人们知道；应酬流俗文章的艰难，人们难道知道吗？过去我刚成年时，在长沙公季所见到如今的右布政使胡公关于边事的奏疏。我连日连夜读它，抬头叹息说：这难道是古代晁错、赵充国一类的人吗？遗憾不能见到他本人，读完他平生所作的文章，同时窥见他所谓应酬文章。后来十八年，胡公从家中起用为浙江按察使。按察使是尊贵的官职，我虽然想去拜见，也不敢；而胡公恰好在长沙公处见到我的文章，并加以赏识。如今我来拜见，才得以读完他平生的作品；其中应酬文章确实占十分之六七，大体都是秦汉名家所写的文章，只是随着事情和对象不同而分别写成。文章直率却不伤害时政，婉转却不失去自我；要达到韩愈所说自己惭愧而别人认为好的境界，大概很少有人能做到。我再次抬头叹息说：有德之人的言论本来就是这样啊！我起初拜见胡公时，亲眼看到他束带迎到台阶前，与我一同饮食，从容交谈；告退时还一定送到衙门门口，仿佛不知道我是一个卑微的士人，不知道自己是显贵而居高临下的人。他所持守的，却本来就有千万人也一定愿意前往的诚意，表现在文章中便成为婉转与直率，都是合乎道理的。他有什么可在心中受阻而感到惭愧的呢？一天，胡公对我说，他曾经同我谈过，似乎想请你为他的文集作序。我说，这是我的志愿，只是未能得到他的许可，哪里敢用言辞来写呢？于是谨慎地借论文章来表达我的志向如下。○《叶子肃诗序》——见识超卓，言辞爽利。有人学习鸟叫，声音像鸟，但性情还是人；鸟有学习人说话的，声音像人，但性情还是鸟。这能据此判定人与鸟的区别吗？如今作诗的人与此有什么不同？不出于自己亲自体会所得，只是窃取别人曾经说过的话，便说某篇属于某种诗体，某篇不属于；某句像某人，某句不像。即使极其工巧、逼真相似，也免不了成为鸟学人说话。像我的朋友子肃的诗却不是这样。他的感情坦率直接，所以语言没有隐晦；感情舒展广博，所以语言没有拘束；感情多喜少忧，所以语言即使艰苦，也能排遣这种感情；感情崇尚高尚、以卑下为耻，所以语言虽然节俭，却内容丰厚。这就是所谓出于自己的亲身体会，而不窃取别人曾经说过的话。就依据他自己的所得，来评论他自己发出的声音；指出细小的瑕疵，使它趋于纯粹完善。这就是我献给子肃的意见。若说某篇不像某种诗体，某句不像某个人，那哪里是懂得子肃的人呢？○《送李子遂序》。感慨之中有一段音韵曲折。李君将要回建阳，同门诸友和我已经作诗为他送行，又请长沙公为他作序；长沙公再命我在篇末说几句话。我曾多次在禹迹寺中同李君交谈，他为我论说学问的真伪以及王道、霸道的辨别，甚至认为宋代所称的大儒，言论似乎像尧舜，行为却有些连管仲也不肯做的事；汉代所称的王佐之才，人人都称许他们，而他却一定知道那只是霸道的余习。他的话十分严厉而有条理，追问他所摘取的依据，他回答得清楚敏捷。至于谈到蒯通读《乐毅传》而常常流泪的事，他又认为蒯通有乐毅那样的才略和志向；蒯通想让天下三分、让韩信称王，就像乐毅想使燕国强大一样。蒯通因为韩信不听从而受挫，也像乐毅因为惠王不高兴而出奔；蒯通反而像是在怜悯韩信的压抑、不能被信任，并宽恕对他的责备。他评论古代人物很多，大体都是如此。至于评论当今名重一时的人，他都轻视而不肯评论。凭李君的高明以及他一向坚定的见解，对于古代所称的大儒、王佐，他都能自持尺度加以衡量，使人精神爽朗、耳朵痛快。然而他为什么唯独宽恕那些只会动口舌的人呢？难道不是因为只称王道而行为却实行霸道的人，本来就不如行为实行霸道、言论也公开承认霸道的人不欺骗人吗？这就是李君论学问真伪的地方，也是我一向有这种想法却不敢说出的地方。你真是豪壮的男子啊，难怪你轻视当时的人而不肯评论。不过古人已经远去了，你的评论即使偶尔有不恰当之处，也担心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明；今人还在世，你的评论即使没有一处不恰当，也只足以给自己招来祸患。我知道你的学问一定求真诚而不求虚伪，你的事业一定取王道而不取霸道。而且希望你一定探求隐微之处，不要把显露之处说尽。长沙公已经为你疏导源流、疏浚支流，我又怎敢抱着一块石头，预先堵住你稻米般细小的缝隙呢？大概只是想偷偷依附于互相责备、互相劝善的道理罢了。别人读到这些话，也许会认为我的话压低了你，也许会认为它抬高了你；你一定知道并不是这样。○《四书绘序》。直截了当地叙述感受，文章自然明白畅快。

译嘉靖辛亥年，我在钱塘的玛瑙山寺读书。寺西靠近岳鄂王祠，两廊墙壁上画着岳王出仕、退隐、征讨、安抚投降等事，人物、马匹、弓箭、旌旗奔驰、伏藏、行军营垒、叩首欢呼、相互问候的姿态，颜色和丹青能够显现它们的形迹，绘画却不能显现它们的神韵。我于是又略微写下表述和说明，把它同史册中的文字相比较，似乎更加明白畅达，而且感动人心。后来我读《内经》气穴等篇，读到藏俞、府俞之类，以及各条经络，都是三百六十有五处；追问它们所在的位置，即使有一百种批注也不能完全弄清。我在市上买了四幅《明堂图》，长条的是脉，圆孔的是穴，脉和穴的名称就记在旁边，彼此关键贯通；从前不明白的地方，看一遍便明白了。《四书》中的语言，是圣贤的精微意旨，整体仿佛人体，有脉络孔穴，隐藏牵引在字句之外；而传注、讲章辗转纠缠，未免如同床上再叠床。于是感念前面的事情，开始用五色笔绘图：就着本文总括的章段字句，凡是轻重缓急以及彼此相互印证的地方，分别加点、涂抹、圈画、钩连；既用颜色作标志，又制作形状来区别，颜色对应颜色，形状对应形状；对于形色都不能增加说明的地方，才用几句话概括脉络孔穴的道理，自以为差不多可以灿然明白。绘图和解释都属于捕捉意义的工具，但二者的不同之处，即使在我的序中也不能自行充分说明。学者君子观看这部绘书，幸望给予指教。不过，我作这部绘书的本意，大体是受到《明堂图》的启发。○《诗说序》【代作】文长的文章多有精到的论述，这一篇尤其卓异。我曾读曹孟德解释《孙子》十三篇的文字，以及李卫公与唐太宗谈论兵法的内容。他们的话有许多并非《孙子》的本意，但说到二人用兵时，却随即把平日所说所解施行在战争、营垒和防守之间，功效反而超过孙子。由此可知，凡是书中记载的内容，并不能全都理解，也不必一定逐字为它作解释；要紧的是取用我心中已经通晓的部分，以求适合实际运用罢了。至于我心中尚未通晓的地方，却一定要追求书中的通晓，即使解释完了，也未必有用。这好比发痒的人，用手指摩擦来搔痒，当然不能解决问题；使用我心中尚未通晓的地方，硬要追求书中所说的通晓，即使全部解释了，也不能解决问题，正如麻木的人用手指去搔，却感觉不到搔痒，仍然没有效果。诗篇多达三百篇，孔子概括它的旨意，只说“可以兴发感情”罢了，只说“思想没有邪僻”罢了。这并不是曾经逐篇解释它，可是其中寄寓劝勉和警戒、使人感发善念、惩戒放纵意志的意义，自然充溢在言语之外。至于见于《鲁论》《邹书》的解释，如《淇澳》《蒸民》，也只不过说了几句话。其他如《棠棣》本来是表达情怀的，孔子却用它来警戒遗忘；《巧笑》本来是赞美美好资质的，孔子却用它来订正礼制；《雄雉》本来是思念君子的，孔子却用它来激励门人进取善道。这些都不是正面解释诗义。会稽季先生所著《诗说解颐》共四十卷，我拿来读过，大体确实领会了这一道理。他的志趣端正，见识深远，意思全都本于经文而不拘泥于旧说，因此他的学说卓异而专一，成书勇敢而有决断。即使古代诗人与我们相距数千年，各家注解不下几十上百种，也不能断定他们全都错而我全都对。至于主张取用心中所通晓的道理来适应实际运用，深深领会了孔氏遗意的，只有季先生一人罢了。曹孟德和李卫公，不过是摘取他们所叙述的兵家学说，用起来确有助益，我尚且要取用它，何况这部书难道不是能够破除邪说、端正人心、向上阐发前人没有说明的道理、向下有助于后学的吗？我读它，心中觉得通畅，于是替它刊刻；刻成后请我作序，便为它作了这篇序。至于它剖析幽隐、指出缺漏、考订驳正、禁制持守，像剖开胃、拔出肾那样，即使善于躲避的人也无处逃遁；正如子唐子所说，古代经师不及之处，常常散见于各家著述中，并不只是这部书而已。○《送通府王公序》【代作】借景物和事情来描摹点缀，文章最为飘逸奔放，值得诵读。外物如果能够触动内心，并不一定非要贪慕声名利禄、喜欢荣华富贵，才算成为心灵的负担；即使游赏清幽旷远之处、登临高明之境、观玩文采，也同样可能成为心灵的负担。如今建宁难道不是清幽旷远、高明深邃、文采荟萃的地方吗？那里有名山大川，武夷九曲是列仙居住的地方，也是诗人所珍视的所在；那里有大贤鸿儒，如朱、蔡、游、胡、魏、真诸人，其他支派后裔更是数不胜数，是濂洛学者不敢轻视、关中汾水一带学者也无法窥测的地方。那里的图籍书册集中错出于市坊，数量以千计，即使富家大贾也不能全部收聚，记忆敏捷、目光迅速的人穷年累月也不能遍览。因此，凡是做建宁官员的人，清心怡神，必定要进入武夷九曲；访古问道，必定要寻找朱、蔡诸贤的故里，在那里拜揖徘徊；至于观览书籍，也一定要到建阳的书坊搜求，装满箱笥才罢休。人们以为这里清幽旷远、高明而有文采，远离声名利禄和荣华富贵。回头看自己的内心，能够完全超然、不受触动吗？我还不知道。我的同僚、通判上海的王君，少年时考中进士，历任工部郎中，任贵林府知府，因为触犯贵人而改任现在的职务。不久升为建宁同知，将要离开我赴任。我只想到，世上被贬谪的人，往往不忧戚地表现出悲伤，反而故意装作喜悦来接受新职；又不敢傲慢地对待上下级，便过分收敛压抑自己，勉强带着笑容与人相处。而王君处在这种境况中，却像云在空中运行，云自来自去，而天空毫无阻碍；他对我所说的“内心受到外物触动”，将会怎样看待呢？如今他到建宁任官，游览武夷，访求朱、蔡的遗迹，在书坊购买书籍以备观览，必定会与过去那些在建宁任官的人不同。又【代作】：写就职之事，文章更加峭拔直率。

译府中的同知，大体是辅佐知府处理政务的；然而府中兰、鉇等各司都有专门掌管的事务，于是军伍方面的事务便交给同知。如今天下卫所各伍之中，凡是涉及拘捕、械系、传递文书和刚到的兵卒，富人眷恋家室，就自己出钱买闲，企望尽快离去；贫苦者如果长期服役，官府便故意把不便的差役加给他们，想让他们花钱赎免自己。日久之后，他们渐渐困苦不堪，受不了索求，便常常相互约定逃走，于是军伍开始出现逃亡。再加上故乡门户多有繁衍，军伍中的祖孙有时显然不能相继服役，便又以缺额上报。大抵一卫之中，逃亡和缺额常常占八九成，留下的不过二三成。同知如果宽大，就偏护本地百姓，对他们说：那些逃亡者，是军伍中的官员驱逼他们逃走的；那些缺额者，怎么会安居乐业，却忽然被迁徙到千万里之外呢？于是为他们吝惜、救恤，在勾摄之中加以掩护。若同知刚强果断，就详细核查军伍，对军士说：逃亡者已经拘捕，尚未拘捕的也可以访查捆系；缺额者已经勾取，尚未勾取的也可以一同查验核实。于是为此搜罗牵连，在勾摄之外扩大追查。偏护百姓，百姓还没有明显蒙受恩惠，军伍的损耗却归罪于同知详细查军；详细查军，军队也没有明显增加强壮，百姓的困苦却归罪于同知。同知处在这种境地，确实很难。上海王先生以有名进士的身份，历任工部郎大夫，奉命在山东、江浙之间主管填补、征榷商税等事；后来敌虏入侵，又与各司监督制造铠甲兵器，称得上才敏品洁；出任桂林知府，最终因为违逆触犯上司而调任绍兴判官，不到几个月又有建宁同知的任命。我曾以同知绍兴的身份在先生手下任职，得以侍奉先生。如今四郊多有战事，额定军制的军队已经像上述那样凋敝，而补充军队的方法又如此两难；况且军伍中的逃亡、缺额，还有人照领他们的粮饷；如果反而兴办招募法，费用又增加一倍。即使停止招募，按名额征取粮饷，全部恢复额数，也实在不能得到精锐强壮、可以使用的人才。补充军队的办法确实不可不寻求完善，但我还没有所得。先生宽仁与刚断兼备，没有遗漏；在内外任职时，我早已听闻他的廉正公平，如今又有幸在同署亲眼见到。先生到建宁任职之后，处在两难之间，长远筹划、广泛掌握，必定会有办法教导我吧？先生此行，府中有人作词相赠；我又正好在山阴署理县事，于是借县中的旧事表达私人情意。○《送推府王公序》【代作】委婉曲折而多有感慨，烟波之意自然生出。霸州王先生以进士身份出任绍兴推官，三年间抱着文册上任，后来又回来；回来不到一个月，又被召任兵部武选主事。兵部本来就有许多司，武选司最为重要；武选事务很多，其中袭替、比试最为重要。大凡袭替之事，必须考察其祖宗最初迁转的情况，追查历来的功过；事情越多，文书越积越多，掌管的人不能处理完，便依靠属吏办理。属吏用繁琐文书束缚人，有时故意使文书脱漏、相互抵牾；稍加驳查便动辄经过一年。于是承袭官职的人到来，先穿着草鞋，扎束衣服，把数锭金子藏在袖中，望着吏员的门拜谒，长跪请求；假装缩减自己所愿给的钱，逐渐再增加，直到满足对方。不这样做，就要爱惜衣服，而所要付出的钱没有尽头。至于模拟考试，大多是骑马越过沟墙、发射三箭都命中，两人持枪相对而不躲避，以此判定中选与否，且层层递减。如今在沟墙、枪矢之间，究竟中选与否、能否承袭，又该如何呢？官职上至都督，下到指挥，不问是否心腹，只要四边廉静、才贤的人，有的已经肥胖得大腿生肉；即使问那些跨马而食肉的人，曾有不剥削百姓、靠贩卖职位致富的吗？在边地任职的人，有时因战败、贪赃而获罪，有时因机密之事受牵连；计穷无奈时，往往先行私下勾通，侥幸求得敌虏相助。小人中有从敌虏中回来的人，只因他的语言不能通达，译者便夸大恐吓，说敌虏将要大举来犯；朝廷一时急切用人，早晨上报姓名，晚上便坐入军帐。如今四郊多有战事。士气如冰消解。姑且只治理表面问题，没有比明确赏罚更重要的了。属吏掌握袭替之事，可以因此明确赏赐吗？在无事时放宽比试，在有变故时滥行升迁起用，可以因此明确惩罚吗？先生治理郡事三年，刑罚、赏赐、惩处没有一项不恰当，威势施行而恩德寓于其中，才智敏捷而操守坚定。兵法与刑法都是重大事务，班固因此作《刑法志》，却没有另作《兵法志》；先生一向平治刑法，兵事又有什么难处呢？至于袭替、比试中的奸弊，正是先生专门掌管的职务。从前大臣常有论说，其中筹划颇为周详，有的也可以采纳施行。其他事务则在职方部和各司，由上面赞助公卿，下面彼此协力，取长弃短，先生也负有责任。如今朝廷正重视兵事，所以我对先生此行不是作送别之文，而是提出劝告；这也算没有忘记同先生在郡中共事的情谊。○《赠李都使序》【代作】叙事写得峭拔遒劲。嘉靖丁卯年冬天，朝廷已经生擒海上贼首直，其次年正月便下令把在岑港的全部倭寇党羽诛灭。当时总兵俞公统率水师，部署各部，认为响礁门在马墓港北面，是贼寇必经之路，而且靠近巢穴，地势险要，便把这个任务交给广东都指挥李公。几个月中交战数十次，李公常常胜过贼寇；每逢夜间，他就驾着装有巨炮的船直抵贼巢，炮火击中贼船，死者很多，贼寇畏惧，不敢从这条路出来。于是贼寇开始制造火船，计划焚烧港口逃走。李公知道后，也找来几只船，在船头竖起两根长竿，仿佛象牙排列在一起；另派小艇用箭和石块攻击载火船的贼寇，同时利用船上竖起的长竿迎着火船，把它们引到堤岸上，几乎全部烧毁。贼寇的计谋更加窘迫。后来援兵从日本赶来，想从马墓港进入岑港，李公分派两支哨队，一边防守一边攻击，俘获和淹死的贼寇大致相等。贼寇终究不能进入，只得逃走，死在别的岛屿中。岑港的贼寇则怏怏逃往柯梅，像狐狸蹲伏、老鼠潜藏，过了好几个月才侥幸逃脱，可见也已经败坏得十分狼狈了。夷狄虽然同人类种族不同，但辨别死生、明白利害、惩戒过去而警戒将来，却是一样的。假如当初李公防守马墓时，他的智谋勇力稍有出入，旧贼没有出去，新贼又一定进入；贼寇出去就会更加骄横，进入就会更加壮大，仿佛大鱼冲破渔网，任凭它们来去，却没有任何阻挡它们的东西。这样一来，谁还分辨生死，谁还明白利害，又有什么过去可惩戒、将来可警戒呢？一般人被小利迷惑、对大局昏昧，遇到战争便把首级功劳放在前面，把战机放在后面；若用这种标准来衡量李公，所得的评价就太少了，难道可以这样吗？适逢通判吴公与李公共事已久，他们的智谋、勇气和劳苦大致相同。吴公回府时，谋求我的话，快马来送给李公，并且详细说李公性情忠诚慷慨，廉洁而有威严，统领三千名戍卒，坐镇百艘战船之中将近三年，没有不畏服他的。当初擒灭徐海等贼首以及直，李公都参与其中；而督府正以水道参将的职位向朝廷推荐他，他的功名大概不可限量了。《陶宅战归序》。叙事之中抒发感慨、发表议论，情意激越而感慨深远。

译从前松江的贼寇连续多年掳掠，乘船出海而归；留下来的还有一千多人，占据陶宅，沿着水路绕行十几道弯，扼守狭窄的桥梁，又在高岸深苇中埋伏，把那里作为险要之地。恰逢淛福与南畿两位巡抚会合，统率官兵二万人，约定各路军队一同进攻。当时会稽县尉吴君说道路险远，必须从间道侦察虚实，指明地形，使每个人都清楚明白，然后才应逐步逼近前进。主将不赞同他的意见，限定日期进兵，果然失败。十天以后再次进攻，又失败了。然而交战时，只有吴君能命令两名健足脱去衣服奔走，侦察从贼巢中望见的情形；他让士兵们拿着兵器坐在屋角，发现那两个穿红衣的人是草人后，才下令猛烈攻击贼寇，杀死六十人，斩首十二级。他又亲自殿后，掩护另一条道路上败退的士兵撤出；他所统率的七百人没有一人战死。第二次交战时，他率领一百多个四散逃跑的士卒，在险要处击败强贼；又把自己骑的马让给兵备副使，把败兵全部驱赶到前面，自己瞪眼断后，斜着脖子回头奔走，拉开空弓，把追赶的贼寇射退。于是两府才赏给吴君一百金，同时后悔没有早早采用他的意见。唉，世人只忧虑没有好的言论罢了；但有的人虽然有言论却不能亲自实行，有的人虽然能够采用意见却不能察辨言论的是非。大抵能进言的人多在下位，不能察辨并加以采用的人多在上位；上位者占着虚职，下位者没有实权，这就是事情日益败坏的原因。我曾经追忆仲夏时，吴君独自驱赶一百名逃贼，使他们陷入皋埠的水泽之中，后来府中诸公却同他们长期相持。我穿着短衣混在战士中，在船上观察形势，知道他们必定失败，于是筹划战守两件事，草稿写好后，又把它投入匣中，叹息说：“真像个儒生啊，真像个儒生啊，难道就没有有耳目的人吗！”去年冬天，王山人拿着策论到辕门，谈论柯亭战事的胜负，好像指点手掌一样清楚，却没有一个人听他的；他们所听取的意见，大多是儿童和愚人的见解，甚至是琐碎至极、鄙陋至极的言论，最后终于遭到失败而后悔。如今战事又紧急，府中多次召王山人来交谈；他们不听王山人的情况固然同从前一样，而他们听取别人的意见也同从前一样。因此我常常拍着大腿叹息。如今听到吴君的事，又拍着大腿叹道：“吴君本是县尉，毕竟是官员，而且多次与贼交战，已经有明显的成效，意见尚且不能被采用。王山人从未参加过战斗，而且只是一个平民，他被弃置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吴君是新安的大家族子弟，以吏员身份纳粮取得会稽县尉的职位。他处理政务慈爱、敏捷而果断，面对钱财一分一毫也不苟取；到了统率军队时，反而拿出自己的财物来供给士卒，所以士卒乐意为他效死。而且吴君还精通骑马射箭、剑术矛术、占星和校阅等技艺，多次出奇制胜。他谋划着把生死置之度外，身先士卒，士卒更加倚仗他，所以战斗终于取得了功绩。然而他一向喜爱结交名士，平时骑马奔驰，十多次到王山人家里，谈论时事。王山人趁他战斗归来，谋求我的话送给他。唉，假如有善于任用吴君的人，使他充分施展才能，即使封侯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沈氏号篇序》。曲调也纤细妩媚。我们越地有一条耶溪，环绕着名山，号称景色佳丽。它回绕沙洲，越过水中小洲，水面像镜子一样宽长；水草萦回，苔色澄明，转动着风光，轻轻泛流。它在前代尤其是宏伟的景观：红色荷花映照着隔水女子的妆容，紫骝马在落花铺满的道路上嘶鸣。镜湖就在附近，兰渚也不遥远；佳会并不常有，美好时辰难以等待。船只移动，景色随之变换；三春时节，才子们来游赏，太阳出来、烟霭消散，处处传来渔郎的歌声。古今记载的文字和图谱都还保存着。近来居士沈君寄居尘世而心存真妙，追慕前代贤人，起初羁留于市井，最终把情怀寄托在鱼鸟之间。他眷恋耶溪，尤其喜爱曲折的水涯；转入一片开阔天空，又回旋几道水弯，几声长笛在渺茫的沧浪间自在飘荡；一支小舟驶入荷花深处，便再也看不见了。他想把这景色流传下去，于是请画工绘图，并歌咏作画的缘由，遍邀文士题咏；最后在篇章末尾，请我写几句浅薄的话。今天早晨把玩这幅图，俨然如同游览真实的风景；将来若有机会陪同游赏，或许也能列坐在宴席末位。《曲序》。海樵君的诗篇，子都侯已经在粤南刻印了；到这时，他的侄子某又选取海樵君所作的若干首曲子刻印出来，传播于乡里，并把副本收藏在息柯亭中，题名为《息柯余韵》，这是顺从众人的爱好。事情已经办妥，他请我在篇首阐发其中的意义。我虽然还没有看到全篇，却过去曾同海樵君交游，因此本来就熟悉他的声调。比如喜爱琴瑟的人，琴瑟的声音没有不具备的；他把情思抒发出来，达到极致，抒写怨愤诽谤时，可以称为《小雅》，描写男女爱慕时，可以比配《国风》。至于用手指弹奏，遇到《小雅》，听的人足以产生怨情；遇到《国风》，听的人足以得到宣泄。然而海樵君如今已经琴弦断裂、琴柱崩毁了。琴瑟的声音已经杳然如云散风驰，而独自留下来的曲谱，本来就是听者所想侧耳倾听、从松楸树下唤起君魂的东西，谁知道它不能流传呢？古语说：“看见容貌而心生喜悦，是人的常情。”喜悦便会仰慕，仰慕便会郁结，郁结而有所宣泄，感情就会消散，事情也就完结；没有宣泄，感情或许结成疾病，否则也许潜藏下来而必定暗中实行。因此，发出声音就是宣泄情感。所以看这份曲谱的人，将要把海樵君看作登徒子，没有比他更像的；只有我认为没有比他更反登徒子的。他只是声调艳丽罢了。空同子称赞董子、崔张的戏曲，认为它们应当直接继承《离骚》；既然如此，艳丽的作品本来就不妨碍成为《离骚》一类的作品。唉，这种道理哪里是人人都能完全说明的呢？《赠礼师序》。议论十分明确。

译韩愈的文章，我早年就诵读并喜爱。至于他议论道理的文章，我却稍有非难；他攻击佛教，也只是攻击佛教粗浅的一面。我看他送给文畅的文章，说文畅想听佛法，就应当到他的老师那里去请教，不应当向我们儒生请问；向我们儒生请问，只是羡慕我们君臣父子关系的美好，以及礼乐制度和各种事务兴盛的缘故罢了。这难道足以攻击佛教吗？大体说来，佛教精深的一面，有学佛的人自己也不知道，而我们儒生却能知道；我们儒教粗浅的一面，有我们儒生自己不能完全做到的，学佛的人反而能够做到。所谓君臣父子关系美好、礼乐制度和事务兴盛，不正是我们儒教粗浅的一面吗？不然，学佛的人起初剃发出家，便认为这是断绝父子、轻视君臣；后来蓄发戴冠，佩戴簪笄和耳饰，忽然间生儿育女、谋求俸禄而贪得无厌，将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难道这样就足以保全父子关系、完备君臣关系，实践礼乐制度并履行各种事务的兴盛了吗？某位法师幼年便弃俗为僧，在大善寺中受戒多年，穿衣吃饭，接受供养以维持生活，起初并不从事禅学和讲经。这大概就是所谓不追求佛教精深之处的人；但他的心地行为正直平和，完全抛弃权势名利，尊敬自己的祖先，敬爱自己的父亲，慈爱自己的子孙和孙辈，确实如同世俗的伦理一样。这大概就是得到了我们儒教粗浅一面的意义，不能因为他剃发出家就轻视他。按受戒年数计算，到如今总共有六十年，具体为某月某日。他出生时，他的弟子名叫浩，早年便同我有诗酒交往，来请求我的文章为师父祝寿。我认为，佛教论心，所谓各种证悟，连同以寿命和形体为相的一切事物，都要全部扫除；而佛陀告诫波斯匿王时，又引恒河之性来使他觉悟，说这个身体变化消灭以后，还有不变不灭的东西存在。这些都是佛教中精深微妙的宗旨。法师既然不从事那些事务，我对他的话又有什么用呢？至于我们儒教粗浅的一面，如所谓君臣父子之类，法师既然已经按此行事，我的话又有什么用呢？于是我合掌行礼，作偈颂赞美他如下。《肖甫诗序》。诗风刚劲柔婉，铿锵有声。古人的诗本于真情，并不是刻意设置出来的。因此，有诗却没有所谓诗人。到了后世，才有了诗人；请求作诗的名目多到无法一一应付，诗的格调也多到无法一一品评。然而后世诗人对于诗，大多本来没有这种真实的感情，却刻意设置感情来作诗。刻意设置感情的人，目的在于求取诗人的名声；一旦求取诗名，势必袭取诗的格调，抄掠华丽辞藻。若果真如此，诗的实质就消亡了，这叫作有诗人而没有诗。有研究义理的人出来挽救这种弊病，认为辞藻是有限的，而义理是无穷的；格调中的华丽词句是有限的，而义理所生发的议论是无穷的。于是他们所作的诗全都出自义理，以议论为主：性情畅达的人，辞句明亮；性情郁结的人，辞句深沉。义理深、议论高的人，别人难以理解；义理通达、议论平易的人，别人容易理解。这两类诗人同样都近于嬉戏之作；然而如果说前者有限、后者无穷，那么无穷确实在后者而不在前者。肖甫和我从束发时便一同拜师，直到十六七岁才分开；又过了六七年才重新会合。会合后又一同拜师。起初同师时，一同学习求取功名的文章；后来分开，便共同从事词章；再后来重聚，就共同从事道学。从此，肖甫作诗开始进入义理而以议论为主；然而他的性情郁结，他所达到的义理以及所主张的议论，都深刻而高远。因此他的诗深沉，别人难以理解。那两类诗人各自认为自己的见解正确，像聚在一起争辩一样；即使辞句明亮、容易理解，彼此尚且不能相容，何况辞句深沉而难以理解呢？可是我唯独私下喜爱他的诗。某氏也很赞赏肖甫，将把自己藏在匣中的稿本稍加整理刻印出来传播，来检验它是否果真能为人接受；他因此来同我商议。我便简略说明其中的道理。俗话说：“老鼠连蒌薮都容不下。”于是我把这篇评论交给他，难道它也果真能为人所容吗？《玄抄类摘序》。编排次序十分雅正。书法失传已经很久了。流传下来的《书法钩玄》和《字学新书摘抄》，还足以维系书法传统。然而文章大多拙劣、残缺、散乱，文字又多有讹误，读起来茫然不解；想借它们来维系书法，实际上仍等于失传。因此我替它们分类，删去不重要的内容，稍稍注释其中的拙误，订正其中的讹误；苦于没有考据和解释的地方，就暂且缺略。大致说来，学习书法从执笔开始，执笔以后运笔，所以其次讲运笔；运笔以后书写，书写有法；条例是法的条目，法是条例的总纲。因此其次讲书法例，再其次讲书法。书法例，是学习书法功夫的开始；书法功夫则是条例和书法的终点，所以又其次讲书功。功夫不断精进，才开始达到书法的旨趣，所以又其次讲书致。书法思考，是书法旨趣的极致，所以又其次讲书思。书法中的时机，是思考之后的余绪，所以又其次讲书候。书写丹法微妙难言，便附在后面。书法到了这里，难道还可以昧于它的根源吗？所以又其次讲书原。书法到了这里，然后可以评论书家，所以又其次讲书评。孙过庭的《书谱》，大致兼备这些内容，因此最后以《书谱》收尾。又：落笔阴森。从执笔到书写，是手上的功夫；从书致到书丹，是心中的法则；书原属于眼睛，书评属于口舌。心最重要，手次之，眼和口居末。我玩味古人论书法的旨趣，说：“有的人从蛇相斗、仿佛起舞，剑器舞、仿佛挑夫争路中得到笔法。”起初我很不理解。等到看见雷大简说：“听江水的声音而笔法进步。”这才知道前面所说的蛇斗等，并不是点画的字形，而是运笔的姿态。懂得这一点，那么孤蓬自行振动、惊沙无故飞起、飞鸟冲出树林、惊蛇窜入草丛，都可以用一个道理贯通而没有疑问了。至于墙壁裂纹、屋漏痕、折钗股、印印泥、锥画沙，才是点画的形象；然而如果手上不能精妙运笔，也无从达到这种境界。由此可知，书法是心与手共同完成的。《抄代集小序》。感慨无穷而悲怆。古人作文章，很少替别人代笔。因为能写文章的人，不是显达就是隐逸；显达的人尊贵，求他尚且求不到，何况让他代笔；隐逸的人高洁，无法找到，又怎么能让他代写？我的文章处境不幸，就像马耕一样，处在不显达也不隐逸的中间，所以别人能够找到我来代笔，我自己也无法躲避代笔之事。如今科举制度采用时文，因此由科举入仕的人大多不作古文辞；即使有人作古文，他所收到的送行、赠答、庆贺、启事之类礼文，却比古代多出百倍，势必不得不从代笔者那里取得，而代笔者一定是士人中地位卑微但并非隐逸的人。因此，从代笔文章中可以观察人物，也可以考察时代。《抄小集自序》。委婉而跌宕。

译山鸡爱惜自己的羽毛，每次到水边照看影子，甚至因眩惑而溺水身亡也不顾。孔雀也爱惜自己的尾巴，每次栖息一定先选择安置尾巴的地方。有人想取它的尾巴，便拿着刀藏在竹丛中，等它匆忙经过时突然砍断；它稍微迟疑、忽然回头一看，金翠的光彩便全都消失了。这难道是因为它吝惜羽尾的心意专门通达于神灵，所以人不能夺取它所爱的东西，反而要在离去之后归还给它吗？这同麝被剖取脐香、蛇被剖取明珠，又稍有不同。我早年学习作古文辞，晚年受到少保胡公激励，作了《鹿表》，从此一百篇文章中有百篇都被牵缠，往来幕府中五年，最终因此感到无聊；后来变故从内室发生，于是被投入狱中，所有留恋的东西全都舍弃了。然而我仍然搜求、抄录散失的旧稿，并把曾经替胡公或替别人代作的诗文，一并搜集起来，成为若干篇。这不正像死也不顾一切，夺取自己所爱的东西，等离去以后再还给它，和孔雀、山鸡有什么不同吗？韩愈替当时宰相作《贺白龟表》，言辞近于谄媚依附；等到劝谏佛骨时，才表现得正直，只是处境不同罢了。怎么可以把人的文章一概而论呢？所以我不隐瞒自己替胡公和别人所作的文章。不过这就像自己妄自夸耀羽毛，又妄自夸耀尾巴，怎么能保证别人一定替我夸耀羽毛、夸耀尾巴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搜集、抄录这些文章，几乎就要被山鸡和孔雀讥笑了。《刻〈沛言〉序》【我自嘉靖辛酉年以后，文章和诗歌都被大大欺骗了，如今姑且把它们刻印出来，以博一笑。那些不等我请求便自行赠送给我的文章，也同样如此。】景陵县丞娄君查检他父亲过去任沛县县丞时所作的记游、唱和文章，以及别人赠给他父亲的文字；这些文字称赞他善于治理政务，佩印任职于其他县，受到各位大官发下奖赏文书，直到任职日久后告老还乡，文章和诗共有几十篇乃至上百篇。他的祖父御史所收到的赠文又有几十篇。娄君准备把它们交付刊刻，并写信嘱托我作序。座中有位客人说：“沛君治理沛县，一定很好；即使不够好，只要得到一两句称许也就足够了；却一定不能把沛地百姓的赞语全都买来，竟有这么多吧？然而这些事迹几乎已经陈旧了。况且，沛县县丞与沛地天子的尊贵，哪一个更高？县丞治理得好，与高祖刘邦提三尺剑消灭暴秦、平定天下相比，功劳哪一个更高？如今把这些文章拿来付梓刊刻，已经很奢侈了；但与《大风歌》几句话相比，哪一个更雄壮呢？如今又怎么样了呢？那么，这部集子是否刊刻，坐着就可以决定了。”我说：“这也不完全如此。如今若用糠秕的眼光看待天下，那么《典谟》也会显得陈旧，尧和舜也不能把已经完成的功烈永远封闭起来，反而把醒着的事诬说成梦。假如把陈旧的事迹用来磨砺世道，那么没有陈旧的事迹就无法作为借鉴。陈旧事物的作用，就像艾草可以用来灸治一样；枳与半夏也有药用价值；越是陈旧，越能发挥作用。况且治理沛县的官吏很多，发表赞语最多的，没有超过娄君的；那么少说话的，不知有多少人；完全不说话的，不知有多少人；说话却与事实相反的，又不知有多少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篇〕 用无言的人来衡量少言的人，用少言的人来衡量多言的人，用说法相反的人来衡量说法正确的人，这难道不能作为官吏的砥砺吗？如果确实能够砥砺官吏，即使内容已经陈旧，也可以刊刻。《陆氏谱序》。从令人发笑转为痛哭而起笔，感情一转，意味充足。汉朝兴起时，尉佗凭借鲛鳄般的资势，在海岛之外吐沫逞强；当时如果没有陆贾那样的贤才，凭几句话使他归服，南海的风浪几乎就要沸腾起来了。宋朝灭亡时，朝廷已经处在楼橹之间，年老的寡妇抱着孤儿哭泣，这同苟延残喘有什么不同呢？而文天祥、陆秀夫在其中周旋，只要还有一天气息，就要为国效力一天。国家的存亡本来不能确定，却由这两位公做到了这样的地步。我年轻时曾渡过庾岭，半途游览南方，没有到过厓山；然而船行和车马所经之处，多是两位公曾经走过的地方。每当想到这些，有时向故老询问遗闻；听到他们谈及其他事情以及陆秀夫抱宋帝投海的事，从来没有不感慨而眼泪涌出的。我一方面因想起他们而同他们交谈，感到欣慰发笑；另一方面又为他们痛哭。如今我来访天目山，经过富春，被陆邵武君邀请，醉后留宿在他的屋舍中。他拿出家谱，我才知道陆君是两位公的后裔。环绕鹿山而居的陆氏，活着的有几十家，死后葬在这里的，封土也有十几处。询问他们的来历，不过是二三代以内的人罢了，族人竟如此繁盛；如果不修家谱，凭什么使他们不至于湮没、疏远呢？我同陆君交谈，知道他交友有礼就是这样。不看这部家谱，又怎么知道他在亲属伦理上也如此笃厚呢？于是我起身告诉他说：“我昨天游历南方，追念两位公留下的遗迹，已经像那样感动；何况亲眼看见像你们这样的子孙呢？况且我同两位公只是路人，尚且如此感动，何况作为他们子孙的你们呢？我这次出行，可以预见陆氏将来一定有人才。” 如果真是这样，即使陆君不嘱托我作谱序，我也应当为它作序，何况陆君确实嘱托了我呢？《李伯子画册序》。很像苏轼的文章。李长君曾经收藏两部画册，每部有几十幅，山水、人物、羽毛、果实、花卉无不收录；就画作的品格而言，画家所说的精神与逸趣无不具备，大都是南宋、北宋以及元代国手所作。李君自辽地进入京师后，交游日益广泛，每幅画都一定请当时诗名卓著的人题诗，我也冒昧列在其中。到这时，他又请我为画册作序。我曾看见苏轼为王晋卿写《宝绘堂记》，其中多次陈说书画以及不善于收藏它们的人的弊病。依我从杂说中看到的记载，崔伯延每逢作战，必定让僧人超用胡笳吹奏壮士歌、项羽吟，然后才策马进入战阵，所向无不取胜。既然如此，画册中的诗当然不足以成为李君的弊病。只是关于这些画，我没有听说过相关的道理。然而鱼、鸟、鹅、鹳都记载在阵法之中；决开水流如同千仞之势，因地形制约水流，又是《孙子·形势篇》中的重要语句。这四件事，正是画家所说的羽毛、山水之类。果真如此，画作不但不会成为李君的弊病，反而对李君大有帮助。蛇相争、道路争行，与书法有什么关系？听见声音而渡水，与禅理有什么关系？然而一经触发便能领悟，终身享受而没有穷尽。何况凭李君的敏捷聪慧，又遇到这四种能够帮助兵家之理的事物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即使李君像王晋卿那样建堂收藏它们，让我们每天指点着吟诵、品评其中的内容，以等待李君有朝一日触类旁通、获得领悟，也是没有什么不可的。《赠吴宣府序》。描摹中自有生动的韵致，愤懑悲惋而深沉雄壮，直逼司马迁的笔力。

译嘉靖乙卯年间，海上开始大规模用兵，隶属各大府的军士尤其骄横。有一天，三四个身穿红衣、披着锦袍、着靴戴帽、身材魁梧而力气很大的人进入越乡，手按宝剑，袖藏锥子，怒目斜视，经过市场；吃饭便醉饱，到了狭窄的街巷便簇拥着红衣女子嬉闹，仿佛进入自家的厨房，一文钱也不给。太阳已经偏西，他们知道没有什么可以发泄的，便逐渐侵扰居民家。居民聚集喧哗，他们就逃到县衙门前，撞击县门，摇撼县丞、县簿，抓住并鞭打居民；居民仍然喧闹不止，斜眼看着县丞、县簿。县丞、县簿害怕惹祸，不敢发怒，他们借着酒力更加亢奋，仍在街市中任意横行，不肯离去。我当时正同吴君在稽山下讲学，遇到这四个人，便径直上前看着他们。那四人瞪眼斥道：“酸腐书生懂什么，竟敢看我！”随即抓住我的头巾，把它撕碎。我对吴君说：“市民是可以依靠的，为什么不把他们打出去？”吴君说：“没有约定，容易散开，不可。”你回家召集族人，我回住处召集族人，找到七八个人。我说：“可以了。”吴君说：“没有约定，不能承担伤害，不可。”于是他约束族人说：“你们只打他们的下身，不要打上身。”又约束市民说：“你们不要打，只管呐喊声援。”于是众人一齐击打那四个人，没有一个不被打倒，几乎打得皮开肉绽。打人的人趁势剥下他们的红锦衣和靴子，那四个人赤身裸体，号哭求饶。吴君说：“把东西全部还给他们。”他们磕头谢罪，额头撞地；市民欢呼合掌。吴君回答并拍着他们说：“辛苦了。”市民磕头称快，额头撞地，又回头对我说：“我们回去吧。” 我说：“好。”经过住处将要同吴君告别时，他说：“还不行，已经命人设宴在住处了。”于是举杯作揖，按功劳等级依次升坐，大家喝得大醉才散去。第二天早晨，县丞、县簿以及郡守都寄来书信致谢。有一天，我握着吴君的手说：“我平生只知道您握笔作文、摇动胡须，实在不知道您使用胆略竟然能达到这种地步。”吴君笑着说：“将来如果让我试着统率军队，也同样如此。”后来吴君果然出仕，直到现在已经二十二年，才开始替明天子统率十万军队，守卫数千里边塞，不拘泥于边防旧规，只用一句话便安定了敌情；敌人六年不敢越过栅栏，只能嗥叫着求取食物，稍稍摇尾乞怜而已。朝廷上下开始一致认为吴君是长城，一时的功勋名声没有人能同他相比。我因此更加相信，士人那种光明磊落、奇伟瑰丽、显赫辉煌、可以流传后世的事业，并不是平素就能确定、也不是一时可以袭取的，正如诸葛武侯、淮阴侯韩信一样，他们在刚刚用几句话拜见主上时，就已经在坐席和案几之间筹划天下大势。若不是吴君在稽山的一场争斗，哪里足以同他们相提并论呢？这时吴君正因贡举成绩晋升为兵部侍郎，又因任期届满接受赠荫，而我恰好因公事被征召在幕府之中，于是感念旧交，写这篇话赠给他。《〈参同契〉注序》。极像长公喜爱禅理和文字的风格。徐君景休所注的《参同契》能够保存下来，而其他各家的注本都已亡佚，是因为后人偶然不理解古人著述的体例。后世儒者对书中文字逐句训释、逐章增补，于是经书自成经书的体例，注释自成注释的体例；古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注释经书，只取在于阐明经义而已；注释的体例，有时并不逐章贴合、逐句训释。编次它的人也无法逐章分解、逐句划分；加上著述者的手笔和韵调相去不远，古今相隔，考问无从进行，于是把存在说成亡佚，辗转传抄便辗转相信了。景休的注本湮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景休的注本湮没，魏伯阳的经文也随之泯灭，而重新发掘景休，正是为了振兴魏伯阳。各家解释经文的人想发掘景休却做不到，甚至想把四言分作经文、五言分作注文，只凭字数来区别唱和，于是又有人妄自把文字割裂、拼凑，像千万双手抽丝一样，混乱不堪。好古的人还认为这种做法奇异，接着又错误地作序来使它流传；注释还没有恢复，经文反而完全丧失了。我觉察到这种情况，于是取庐陵陈氏的注本，分章上下，过了很久，有一天试着把某篇同某篇相互印证，经文和注释如母子般清楚，然后逐篇处理，没有一篇不是如此。譬如陆逊先捆束兵力，先攻破一座营垒，便明白了攻破蜀军连营七百里的方法；一旦行动，魏国的经文和徐氏的注释就像被席子卷走一样。长者分配财产，记录下来，众子的账册自然各自分明；然而在尚未分开时，不只是给众子画饼，还会使众子的亲属妄自猜测某件东西应当归某一房，并向亲戚夸耀。注释尚未分开、经文也就同样如此；到了分配财产、妄自猜测都停止，注释分明、经文确定，也同样如此。虽然如此，贯通文字义理、以文字印证，使人明白，也不过是小小的补益。如果领悟了真正的关键，文字本来就无所谓有无。因此，经文和注释可以在领悟之后执笔分辨，却不能在尚未领悟之前牵强附会。否则只是抟取糟粕，希望不被斲轮者讥笑，实在很难。〔此处原文自“阜阜冬冬”以下多有脱讹、错简，语义无法确考，保留原文痕迹：阜阜冬冬，有上无下，有西无东，贯心于中，开户支窓，参之斗蓬，一用寄冲，主言始终，言终于甘，始于十兄，若问吾心正兔三双而鸡十双，苍箕中人叙言。〕 《赠严宗源序》。开头的话意味隽永，篇末的情事却十分凄凉。楚国的钟仪被拘禁在晋军的仓库里，晋景公见到他，询问后知道他是楚国的乐官，便让他弹琴取乐。我本来就会弹琴，如今因内乱被拘禁，欢乐过去、悲哀到来，常常想弹一曲，却无法得到琴。每天同我相处的，是十几个巡逻看守的士卒和几十个罪犯；他们个个涂黑面孔、仰着鼻子，像凶恶的鬼卒一样。面对的都是手铐、脚镣、绳索、鞭子等刑具；看见的，是白天成群老鼠奔跑、争抢人的食物；所受的苦，是虱子搬家。我住在破旧的馆舍里，只有破旧的粗衣，既没有琴来娱乐，又有各种苦难增加困窘。因此，不是关系非常亲近的旧交，谁也不会踏入这个地方。距这里不远的葑之村有一位严君宗源，同我并没有平生交情，却同我的故友任君的侄子某一道，第一次带着一只猪蹄和酒肉饭食到这里给我吃喝，使我在此处稍稍不觉痛苦，而且感到快乐；他不想立即离去，我觉得奇怪，便多次询问某。某为我讲述：宗源年轻时非常聪明，书读一遍便不再重读，却全都记得；父亲去世后才停止求学，经营家业。然而他为人轻视钱财、看重意气，孝敬母亲，慈爱子女，急人所难，值得记述的共有好几件；他施舍别人，从不索取偿还。这样的人究竟是谁、同谁交往？凭他一向如此，确实应该安慰我于困厄之中而不离开我。听到这些话，我想写些文字记载这个人，稍稍彰明他的品行；所以他第二次来时，写下几句话还给他。唉，鱼儿相互吐沫来滋润，不如彼此忘却而游于江湖；如今既然不能游于江湖，那么即使相互吐沫滋润，难道不也胜过完全不相救吗？《逃禅集序》【钱刑部君号八山，云藏公是他的别号。】

译依我对佛教之道的理解，正如《首楞严经》所说，大致是说：色身之外都是已经，色身之内都是万物；但也没有所谓自我和万物，也没有所谓没有自我和万物。这种道理十分宏大精微而难以命名，就是所谓无欲而又无所谓无欲。我们儒家若把喜、哀、乐作为情感，便认为应当有欲望来使它合乎中正；以不超过、不低于中正为无过无不及，那么所谓无欲的宗旨自然同佛教不能相合。可是如今诋毁佛教的人，动辄用儒家的标准来衡量佛教，甚至不探究佛教宗旨的精微，只拿那些剃发穿僧衣的末流来责难佛教；这就如同根据如今戴高冠、忙于求取俸禄的人，便说尧舜以中正之道治理天下就是教他们这样做，难道可以吗？有些喜欢佛教的人，又暗中取用佛教精微的学说来为自己服务，表面上却暴露佛教的缺漏，以便依附于中正之道，说佛教抛弃人伦、不是常道，将使天下改变，实在值得忧虑。唉，我们儒家所谓的常道，不正是有欲而又使欲望合乎中正吗？如今有欲望的人满天下，却找不到一个几乎能够合乎中正的人；这样看来，他们对于常道也已经十分困难，何况还想寻求佛教所谓非常之道，即无欲而又无所谓无欲呢？又怎么能忧虑它改变天下呢？以上只是略论佛教的微妙宗旨，至于它神通应现、广大奇异而不可穷究的地方，姑且不论。已经吃荤腥却勉强服食霞气的人，面对山川湖泽中的产物却不知道海洋所藏的东西，这还可以推说是各自依据所见不同；但那些戴着高冠、忙于求禄的人，混浊鄙陋、无可比拟，内心空虚而毫无见识，却偏偏喋喋不休地谈论宏大精微而难以命名的道理，又是为什么呢？这就是云藏公之所以逃离禅门，却又不能不发言的原因。《赠妇翁潘公序》。以骨肉亲情深切感人的情绪，抒发悲怆郁结的心情。郁结的气氛，就像在寒冷的沙地上听见清晨的号角，使人不忍回头看自己的故乡。我们家乡近来的嫁娶风俗渐渐浅薄：嫁女的人以嫁妆丰厚相互夸耀，出嫁那天，挑担的、装船的，在水陆道路上络绎不绝；绣花包袱、遮盖箱笼的物件密密麻麻，往往使一家财产耗尽。于是有女儿的人更加开始自我矜夸，闭门拱手，要求厚重聘礼；取得科第、获得一项官命的富家子弟，有女儿即使还在襁褓中，也接受他们的聘约，多至五七百金；中等人家减半，再低于此数的，世人便轻视他，谈婚论嫁时多不提及。大家相互沿袭，以为常规。我的岳父潘公在庚子年任名法给事、锦衣卫官，叙功授官为阳江县县丞。当时我的外兄童君尚也在京师，外兄偶然向岳父说起我：“我的姑母的丈夫徐夔州有个小儿子，九岁便能作举子文，十三岁作《赋雪词》，十六岁仿效扬雄作《解嘲》来解释毁谤。”岳父问：“这个人相貌好吗？”外兄说：“还没有见过。”这一年岳父回到家中，便把长女许配给我，并招我入赘。聘礼和首饰，只略备而已。后来乙巳年，我因为选择居所，被豪强无赖牵连陷害，家产几乎耗尽；居住一年后，又发生帷幕之变，我便辞别岳父，住到东城。然而岳父因为前面两件事，为我经营安排，头发几乎变白，所花费的金钱反而超过一般人家聘女的数目。那时我更加穷困不堪，而且还没有听闻道理，平素故意矫饰高傲，表现为无情的廉洁；当我辞别岳父、到东城居住时，坚决不拿岳父一件东西出行，又避免求取过多，简化自己的行迹。到这时，才有人对岳父说：“一般人选择女婿，不是为了利益，就是为了名声；不为名利，也要多给他一些寒暄虚礼。如今您把女儿嫁给这个人，上面既没有得到利益和名声，连虚礼也没有得到吗？”岳父说：“你所谓的利益……” “我是不谈的。所谓名声，是说他屡次被推荐却总被弃置吗？如果他的学问和理解松弛，确实应当忧虑；至于计较他的显达或困顿，就不该让通达之士听见。如今有人因亲近者处境困顿便疏远他，也有人因他得势便依附他；我的女婿如今正处在困顿、隐伏而少有交往的状态，本来不应把这种态度施加给我；但这正是壮士的志气，也是身处困境的人最难做到的地方，哪里可以诋毁他呢？”于是进言的人无言以对，退了出去。依我所考虑，岳父正是所谓接受一命之职的人；如果按照世俗习惯，他本应向我深深索取，然而他反而拿出自己的财物来帮助我度过患难。我住在他家六七年，后来自己居住又六七年了；经历新旧、浮沉、生死等变化，而岳父敬爱我始终如一。说来他本来就已经难以超过对我的施恩，等我听到那位无言可答者的话，更不由得感叹岳父竟能如此知我。我近来见过一些县丞、县簿，他们有才干、有力量、能办事，不是不很值得称道；然而士人有的嫉恨，百姓有的怨骂，直到横遭挫折也没有办法解脱。我过去跟随岳父在阳江时，看见他拔除大恶、决断大事，岂只是县丞、县簿不敢做的事，连佩戴獬豸冠、奉命出巡的使者也只是观望后慢慢谋划的事，他却反而得到士民的欢悦，大官也没有听说因他的奔放而厌弃、压制他。我这才叹道：假如岳父处在洪武年间，封侯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原来岳父本来就是才干宏大的人，机智也在世俗之上。他本来就应该了解我。我长久怀着感激之情，想要说出来却一直没有机会；恰逢今年以五十岁寿辰，于二月十三日生日接受亲友祝贺，我才得以作序说几句话，随在各位宾客之后。《览越篇序》。声音呜咽。我读苏轼写给文彦博的上书，感到悲哀。大意是说，他将被逮捕押赴狱中，所著书籍十篇中要亡失七八篇；到了黄州，写成《易传》《论语说》，又担心一旦沉沦埋没，不能流传；而且因为文字获罪，人们必定把它们看作凶险衰败、不祥的书，没有人肯收藏。苏轼认为文潞公是一代伟人，所以把书托付给他来使之流传。我晚年有幸同上虞葛韬仲、葛景文叔侄交往；两位君子的地位同文潞公相距很远，但在诸生之中卓然被称为伟人，大致同文潞公相似。我如今所作的文章要想比作文忠公，正如两位君子的地位要同文潞公相比；而我遭遇的患难则不只是苏轼所遭遇的那些。因此我也取出过去所作、散失后仅存的文章，从狱中托付给两位君子；葛韬仲又答应替我使它们流传，并为它们作序。最后，他还把自己所作的《览越篇》拿给我。我读后叹道：“这篇文章难道还需要等待我来使它流传吗？”他平日早早便在道理上用力，见到古今人物便把他们掌握、涵养了很久；一旦遇到古今人物，便引颈长鸣，声响超出倚梧、敲竹的范围。因此他的见识深远，声音清越挺拔，肆意发挥而雄健。他根本不需要讲究声调技巧，世上那些号称善于声调的人，又哪里足以窥见他的门墙呢？然而读这篇文章的人，品味其中的言语，也可以大致看出作者的伟大。我本来不能不为它作序。不过，皇甫谧为《三都赋》作序，足以使左思的文章显得重要；陈师锡为《五代史》作序，却不足以匹配欧阳修。因此，即使我不作序，也是可以的。《王山人赠言》。守护中气，大概是之后再次送别时所作，文字跌宕。又有一首偈，含有更深的领悟。

译钱氏有个儿子，年纪将近壮年，却患呕血病，每次一吐便满满一钵，各种治疗都不能停止病势。王山人附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用三五个字的诀法，让他坐在一间屋子里半天，病势便减轻；不到一个月，就能起身行走，饮食也恢复如常。不久，钱氏的儿子拿着一条鲤鱼来到我的柿叶堂，问其中的缘故，说：“想借先生的话来抵偿这次治疗。”那条鲤鱼活泼泼地在柿树下跳跃，我很喜欢它，答应写几句话，便问他说：“山人当初对你说了什么口诀？”钱氏的儿子不回答。我说：“按我所听到的，大概是守护中气吧。人劳累，气就会紊乱；气紊乱就生风，风起就生波；劳累过度，风势急迫，波动猛烈，或许会向上逆行。使身体安静、忘掉杂念，风就会停止，波也会平静；上下各自循着自己的运行之道，这样守护中气就没有什么事了，又有什么必要执着于‘中’呢？山人曾经对我说：‘我最初得到这套方法时，打通督脉和任脉，像蛇钻泥、蚂蚁寻找蚁冢；眼睛和耳朵像经过洗涤，清除积弊，又像热汤浇在积雪上，便以为神仙就在掌握之间。直到如今实行它，能够治病，却还不能成仙。所谓成仙，是舍弃守中的方法，到外面去求取鼎炉。’我说：‘舍弃守中似乎有些道理，但真正成仙的道理还没有说清。’后来我多次同他谈论，过了两年仍没有解决。因此写这篇赠言，又让钱氏的儿子拿去询问山人。假如仍不能免于意见不同，就让他再回到柿树下告诉我。”于是作偈说：“舍掉两头而守住中间，正像把麻绳打成一个结；如果还要向外面寻找，便像借来铁器修补铁器。麻绳打结有时还能解开，借铁补铁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能用口诀医治红色的血液，却胜过阿胶和郁金。” 《北台疏草序》【代盛太守作】从前我巡行辽地时写了几封短札，带回绍兴，偶然夹在随身书箱中。一天我同属下谈论辽地事务，稍稍谈到这些文字，恰好被杨会稽带走；不久徐山阴又来，我们共同商议，请乡先生某人校订刊刻，书版已经备齐。我写信劝止，却没有办到。书刻成后，我读了成编，便说：“古人说臣下进谏，入朝便把意见告诉君主，退朝后就把草稿烧掉。我没有草稿可烧，已经惭愧了；只是连别人刊刻也不能阻止，岂不是显得我太浅薄了吗？”座中有客人说：“那些烧掉草稿的人，是怕彰显君主的过失。您巡行辽地时，正赶上皇上即位不久，朝廷清明，没有什么缺失。您所写的，只是边塞利弊以及将帅是否有才，和古人彰显君主过失不同，有什么需要忌讳而烧掉呢？”我说：“将帅有才无才，既然已经上疏指出，又怎么忍心把他的过失公开出来呢？”客人说：“我说的不是这个。边塞的弊病，好比病人；将帅好比医生；他的处置，好比药方。至于说弊病是否真实，却不去核查医生的……” 《云南武录》序。这种奋发豪迈、深沉雄健的气势，足以使壮士也为之动容。我曾读《唐书·南蛮传》：永昌西部的野人用桑木制弓，取来便可作弓，不用加筋上漆也很锋利。越睒（音炭）的夷人用货物赎罪；又说□西边草木茂盛，出产良马。至于金、铁、铜、铅，到处都有。因此滇地的刀、剑、矛、戟闻名天下，是习武者所凭借的东西，其他蛮族没有谁能与之争胜。起初蒙舍诏自立为王，虽属伪政权，但看它选乡兵组成四军，罗苴子头戴朱鞮，背着犀革铜盾，赤脚奔走，翻越险地如飞。每百人设置一名罗苴子统领，又有望苴蛮，奔驰冲突如神。军队出发时，每人携粮斗五升，满二千五百人为一营。军令规定，前面受伤的便收养治疗，后面受伤的便斩首。这是习武的方法，其他蛮族没有谁能与之争强。后来势力壮大便骄傲起来，唐朝到孽孙异牟寻时才失败。他们在夷夏之间权衡形势，可以说很不明察。可是马伏波有征讨交趾的战事，诸葛武侯有平定南中的战事，都曾在你们云南之地经营筹划，他们权衡事情不失分寸，即使儿童妇女至今也把他们当作神来敬仰。这难道不是百世习武者的准绳、骄横者的良药吗？近来诸生被录取为武职：弓取材于西野，马取骏于越睒，刀戟取五金于各地产物；如果能把筹划权衡之道集中于一心，向马伏波、诸葛武侯二公学习，这就是平定天下的武略。又凭借这样的弓、这样的马、这样的剑戟，进而向我高皇帝麾下五位将军学习，一举平定云南，这就是开创基业的武功。诸生的乡里人在汉代有李恢，他谋划使蜀汉击破刘璋，又亲自请求代替邓方，并治理叛乱首领、安定南方土地。到了危难关头，他仍不忘舍生；叚赤城用身体喂大蟒，所持的剑从蟒腹中刺出，最终使一乡人得以生还。这两位豪杰，也差不多是以杀身来成就仁德的人所具有的武功。在这三方面□□□□，凭借自己的力量取得它们。能得到其中一点，也不辜负今天□□□□□。《赠李宣镇序》。议论详尽确切，□□□□。谈论军事的人说，如今独石以北只是孤立的一县，像一条手臂□□□□□。独石设置卫所，本来是开平的土地；开平以左有四个驿站连接大宁，□四□连接独石，彼此有急事，左右两边早晚可以互相救援。可是开平后来被弃给敌虏，横亘三百里，只把卫所迁到独石；有急事时左右不能相救，而且西虏侵犯蓟、辽，必定越过独石，沿着开平而来，放弃开平并非良策。议论礼制的人说，古代恒岳就在今天大同浑源州；自五代失去河北，到宋代仍不能统一，那里被契丹占有，所以暂借祭祀今天真定的恒山。可是议论者认为，高皇帝驱逐胡元，已经收复河北，北岳也不应改在真定，而吴人徐侍郎询问台人王侍郎，阅读《书札记》《大阅录》，前后看来，似乎成祖时北岳改在浑源祭祀。可是当永乐十六年夏天杨金三老奉诏修志时，还没有听说这种说法，难道是在志书写成以后才开始改祭吗？后来询问乡里，□□赵地的人往往说，赵地祭祀岳神本来并未废止。从前我客居上谷，想亲自到浑源去一次，已经备好粮食，约好同伴，却因错过日期而作罢。近来奉公差使命，心想也许可以了结旧愿，于是到徐地却生病回来了。我派儿子快马去告诉您，随即又写话说：您家世代是名将，独石该不该放弃，是您父子之间的专职，您的筹划一定早已有定论。至于浑源祭岳，却不是您的专职；况且我的意思是，您在处理军务的空闲，既然到了邻近之地，就一定会顺便问及：究竟是真定，还是浑源？为什么呢？□是方镇，岳是方岳；方镇与方岳，阴阳、表里本来是一体。难道不应当在百里之内的晋地邻境考察一番，却让聚讼之事远在千里之外的赵地，使人迷惑吗？公岂没有这个意思吗？《周愍妇集》序。婉转曲折，充分表达情意。

译荀子说人性本恶，杨子说人性善恶混杂，而我的孟子则说人性本善。凡人对于父子，姑母对于儿媳，按理说没有不爱的，何况儿媳贤良而且孝顺呢？周氏做儿媳，可以说既贤又孝；而做婆婆的，不但不爱她，反而把她当仇敌，逼得她死去。这部集子，是哀悼她的人所写的文章。我想反驳荀子，那么为什么会有周氏的婆婆？想反驳孟子，那么为什么会有周氏这样的儿媳？想反驳杨子，那么为什么□既有周氏这样的儿媳，又有周氏这样的婆婆？然而，婆婆把儿媳当仇敌，最终并没有□□儿媳；而把儿媳当作仇敌的人却很多，那么孟子所说的人性善，便是□老子右、□□左的说法了。然而我的老师孔子称许夷、齐，以他们为民众所称道的人；他又痛恨世道混乱，而□不□□。周氏活着时遭受实际祸患，死后却徒然得到虚名，以□□□□□□□。虚名只是鬼神所享用的东西，究竟享用还是不享用，谁知道呢？我□□□□□□□不违背老子，却违背孔子。即使如此，等到死去，不还是胜过活着行善却没有办法自我辩白，死后反而蒙受恶名吗？我们越地人常谈沈锦衣的死，以及将要连累杀害他的长子，恰好有天幸使长子获免，于是说上天确实能帮助善人，并责备司马氏传说伯夷的说法。但上天既然能使伯夷的长子活下来，为什么不能不让沈锦衣先死？难道伯夷是善人，锦衣是不善人吗？现在姑且论说一下：锦衣是善人还是不善人？如果像东海孝妇那样，上天后来能使旱灾发生来昭雪她的冤屈，却偏偏不能另作安排，使她在先前免于死亡，难道上天只能在后来降旱灾，却不能在先前另有作为，仿佛只能降旱灾吗？然而造化吝惜把名声赐给人，却确实让死者活着时享有的福分短、死后享有的名声长。人本来常借此来宽慰死者，那么名声果真比实际更贵重吗？如果确实如此，周氏因为一死而得到这部集子的名声，果真是上天特别厚待她了；周氏可以安心瞑目了。然而世上有行善却声名埋没的人，不仅埋没，反而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蒙受恶名，上天又将怎样处置他们呢？中郎的孝行，遇到司徒那样的贤者，却最终蒙受逆罪之名；所谓逆，是结党。淮阴侯的忠诚，遇到酂侯那样的知己，不但不能救他，反而落井下石；最终也蒙受逆罪之名，所谓逆，是创伤。这和把鹤称作乌有什么不同？却没有听说上天另有处置。唉，假如周氏知道这些事…… 那确实可以安心瞑目了。《海上生华氏序》。镌刻绘画。我因时事有所激愤，病得很重，好像有鬼神附在身上。我奔跑着拔下一枚壁柱钉，约三寸长，刺穿左耳的孔道，倒在地上；钉子撞得没入耳孔，我却不知道。疼痛持续了几十天，疮口鲜血迸射，每天要合拢数次，没有一天不到这种程度。过了两个月，血多得以斗计算。人瘦弱得像虮虱，气息断续不相接。全国的医生都不能奏效。有人说华氏医术高明，游历各地，广泛传授海上的医方，便试着请他治疗，果然很快痊愈。他一来，只问我要两种药，把药放入耳孔，血立即止住。后来又服圣母散三十剂，才恢复起来。于是同他交往，每天询问医方，内容无穷。他自己说，像他这样治愈的，江湖间奇怪的疾病很多；只是国人轻视他的医术，没有人知道他，即使知道，也没有人召请他。我贫穷，想写文章为他扬名，却一直没有空闲。于是想起从前给张山人的两封信。其中一封说：“我的耳朵常常在玉耳中出血，哗哗作响，好像惊雷，随即喷射成瀑布，令人无从下手。拿给各位医生看，他们也全都束手无策。我妄想着古人用强弩射潮，尚且能够挡住东海；如今我的耳朵这样，看来我自己是必死无疑，而越地的治疗办法也可想而知了。后来得到一位华氏，只用两味药，止血的效果如神。”另一封说：“陈胜囚禁赵王，项羽拘执太公，在那种情势下设法用计离间，百般都无法逃脱，最后能赖以成功的，却是地位极低的仆役和隐姓埋名的侯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日〕 事情不可忽视，大多就是这样。我想用这句话为华氏医工表彰，请文兄作一首诗。”华氏每天梳理好头发，带着药具，很快地来到我这里。我把器具放在左边座位上，坐下来同他交替用筷子吃饭喝酒，心里很甘愿，没有一丝勉强。唉，我赠给华氏的礼物，算来没有超过这两封信的了。要让越地人知道他的医术，不能因为他的手艺而轻视他。”于是给他题号称作“海上生”。《着郭子序》。非常明白流畅。在极其古远的最初，天施布它的气，地承受它而化成形体；人和万物都从地穴中生出来，也像今天父亲播种、母亲怀胎一样。种子生在地上，而地中的各种洞穴，无论是已经生过东西、如同妇人还可以再次怀胎的，还是从未生过东西、如同女子可以重新受胎的，都是生气所在之处。生气所在的地方，在远古时代，甚至还能创造生命；如果安葬者取骨骸来乘受这种生气，即使不能创造生命，难道不能使亡者的灵性不止息吗？既然有灵性，若不降福子孙，又将降福谁呢？所以骨骸乘受生气而福泽及于子孙，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道理。客人说：“远古开始生育万物时，地面还可以凿穴，今天为什么不能这样呢？”我说：“土性安静而厚实，民众便能生存。到了后世，土地被震动、泄散、偷薄，生育万物的条件已经耗损了。土质松软，生物才能出来；到了后世，土地变得坚实，偶然有生命产生，也不能出来。因此才有挖地得到生物的事。”客人说：“远古刚开始生物时，靠什么吃奶、吃食？等到长成，又用什么衣裳遮蔽，不使身体倒下？”我说：“人藏在土中，有孔窍却没有泄漏，阴阳相合，不呼不吸，绵绵息息，不计岁月；一定坚固而且有灵性以后，才破穴而出，就像老聃头发白了才从母亲腋下裂开出生。这样的生物，水火不能侵害，哪里需要衣食？到了胎生时代，生命逐渐变薄、变弱，居住在土中便开始感到痛苦，住在树上便容易坠落；万物没有不是这样，大概开始时庞大，最终变得纤弱。有人说空桑孕育伊尹，这和酿酒在露天的瓮中有什么不同？称海上生为人，又凭借什么呢？由此谈论从穴中生出的道理，便清楚明白得如同火光照耀。这不是我的臆测；万物都从土中产生，最终又归于土中，广成子早已先我说过。那么埋葬骨骸的人得以乘受生气，大概正是获得了它们天然孕育的缘故，又怎么会仅仅使灵性不立即消失，而不让荫庇长久延续呢？” 《赠张君序》。议论也很畅快。

译经典说，鹏鸟要飞翔，必须等待大海运转；它飞起来必须奋力鼓动，迁徙时还必须借助九万里高空的风，然后向南飞。而蝉和斑鸠只能突然飞起，在榆树、枋树之间上下，不过寻丈距离，却凭这一点讥笑鹏鸟。这就是见识有大小之分的原因。寿命也是如此，所以有朝生暮死的菌类和蟪蛄，不知道一个月的变化和一年四季；而冥灵和大椿，它们的一春一秋，有的以五百年计算，甚至有以八千年计算的。见识有大小、寿命有长短，彼此不能相及，就是如此。如今想用有限的寿命经营无穷的知识，即使把自己扩大成鹏鸟，又对寿命有什么益处？要使寿命增加，就必须谨慎保养一息，爱惜一毛，不侵犯世人，也不救济世人，然后才可以。若是这样，那么龟鹤不衰老、木石长久存在于尘世，也就足够了。所以养生家和圣人有些话并不完全取用，原因正在这里。至于谈论昙花的人却说：鹏、鸠、蝉的见识大小，菌、蟪蛄、冥灵和上古大椿的寿命长短，都不能免于变化败坏；但它们之中自有不变不坏的东西存在。这样一来，我所说的见识便无处不在，我所说的寿命也就没有所谓开始，又哪里有终结呢？唉，这种说法也可以说宏大而精妙了。我的朋友张君，早年努力从事圣人之学，如今又把二氏一并参究。因此，他遇到各种感应交接的场合，对于伦理中大小繁杂的事务，像雨雪纷纷而下那样，无不默默加以裁断；他心胸冲淡，几乎达到道人境界。众人都感到不足，唯独他有余。我知道他确实如此，却不知道为什么如此。我曾听射箭的人说过：靶子是固定的，手臂却没有定准；拿固定的靶子去迁就不定的手臂，射一百箭也不会命中一次。有一个人，于是把弓收藏起来不射，说：“用它来保全我的形体。”又有一个人，射箭和不射箭都好像忘记了，说：“用它来保全我的真性。”等到羿来到，却不是这样：他没有射时，安静得像保全形体的人；射箭时，超然得像保全真性的人；因此一定不会失去鹄的。凭借这种境界终其一生，即使给他加上直冲青霄的翅膀，穿透重叠的犀牛皮，贯穿悬挂的虱子，也没有什么不能做到的。这样看来，二氏的学说难道不是我们学习圣人的一项助力吗？又何必担心它损害儒学？从前我说不了解张君，现在姑且凭这些来比拟他，想来大概差不多了。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张君的见识也接近鹏鸟了；至于他的寿命，又怎么能和楚地的冥灵、大椿相比呢？代边帅为张相公母夫人祝寿的序。因王母授符的故事发议论，文章于是铿锵有声，令人鼓舞。我少师相公赵太夫人，在万历丙子某月某日迎来七十一岁生日。我既受相公的厚恩，却没有什么可以为太夫人祝寿，于是绘制西王母图献上，并谨慎写下这番意思：南方、西方，在方位上属坤；在府藏中属金石，所以其中珍宝奇异的景象，有不能用常情测度的地方，于是才产生了王母的传说。总之，不能把它当作确凿依据，也不能完全当作荒诞之谈；这也像今天的太夫人，本来就不是平常人。她所享有的福分，以及她所抚养教育的人，不仅是天下人从未认识的，也是天下人从未听闻的。若突然把这些告诉别人，他们惊疑而未必完全相信，也没有什么奇怪。然而传说王母又说，黄帝与蚩尤交战不能取胜，王母派使者授给黄帝符信，黄帝于是诛杀蚩尤、平定天下，最终在涿鹿郊野建都。涿鹿就是今天上谷以东、我奉命办事的地方。我在行营空闲时，常常拿授符战胜的故事询问长老，却没有人知道是否确有其事。查考史书，史书说黄帝得到六位辅相，天下才得到治理；六相大概就是风后、力牧一类人吧。那么，黄帝能在涿鹿建都，果真完全由于王母的符信吗？从前青把二酋入侵我国边疆时，奔驰跳跃、闪动倏忽，超过传说中蚩尤吹云喷雾的暴烈。历代圣主承受这种侵犯，几乎动辄天未亮便起身穿衣，直到相公执掌国政，敌人才低头闭嘴，奉上信物称臣，安然伏在马蹄驼背之间。后来他们牵着驹马而来，即使小小的守关、持戈吏卒，也能挥动尺长的鞭子抽打他们。这样的情形已经六年了，我因此得以侍奉相公周旋其间，同甲士和农民休养生息，居安而预先防备危难。天下安定，全都可以从这里看出。如果这样还对人说，相公并不等同于风后、力牧，恐怕也是他们一类吧，谁会说不是呢？至于追问相公从何而来，那么相公是谁生育、谁抚养教育的呢？这样看来，太夫人所派出的使者和所授的符信，每天侍立在轩辕庭前，比起王母来，又怎么能说哪个荒诞、哪个可信呢？所以我私下常说：相公二位大人住在楚地，王母远在西方万里之外；如果只是因为享受福禄而把相公比作母仪天下者，天下人还未必都相信；如果把相公比作风后、力牧一类，而把太夫人的庭训比作王母的符信，天下人没有不相信的。我确实任职上谷，知道黄帝与王母的事情颇为详细，也因此对太夫人的寿辰有所感触：应当有像王母那样不朽的地方在她身上，而不仅仅是形貌粗略相似。因此献上图画，同时进献这番说法。《送沈君叔成序》。文章只有几行，却悲凉激烈，几乎可以和《易水歌》相比了。叔成的父亲仗剑走出边塞，拾取他先父的遗骨回来；又抱着书在宫阙下号哭，取得仇人所衔的两只虎、几只狐，才算出了心中恶气，随后拂衣归乡。他在野棠树下勒马，洒泪把事情报告给先父墓道。从此乡里称赞叔成是奇男子，没有辱没先父。事情办完后，他又跨一头驴，带着短剑，将渡过江淮向北，再次到京师办事。他来向我辞别时，看到我戴着枷锁、手脚拘挛，同老鼠争抢残余的烤肉，虮虱在身上瑟瑟作响，宫室压着我的头，馆舍里只有破棉絮。成父忽然两眼流泪，大声说：“叔叔竟然疲惫到这个地步了吗？您袖中那只搏虎的手，怎么会变成这样？”我虽然形体强健如今已成囚徒，但精神稍稍振作起来，于是作歌为他送别。《八骏图序》。以古人为法。《八骏图》所画的，是文皇作战时所骑的马。作战时马匹中箭，各有中箭地点：郑村坝、白沟河、东昌、夹河、藁城、宿州、小河、灵壁。马各有名字：龙驹、赤兔、乌兔、飞兔、飞黄、银褐、枣骝、黄马。为马拔箭的人，各有姓名：都指挥丑丑、都指挥亚失帖木儿、都督童信、都指挥猫儿、都督麻子帖木儿、都督亦赖冷蛮、安顺侯脱穴赤、指挥鸡儿。人的排列次序各依马匹，马的排列次序各依地点，丝毫不乱。自注说：以上序文写在木双槐岁末，我嫌它不简略，所以特意删去大半。《赠梁尚书公序》（代作）。苍劲繁茂，值得诵读。

译近来筹划边防的人说，西虏既已款塞称臣，牵着驹马来向中国请求牧地，而地势又有山涧相连，坚固的堡垒、厚重的城墙和排列的亭障临压其上，即使守备也容易用力。东虏的土地却到处多沙卤，容易崩塌，不能靠亭障守卫；而且敌虏连年屡受创伤，怒目切齿，枕戈而卧，等待机会突然窃发，无法预料是哪一天哪一年。然而去年敌虏传箭给各酋长，聚集二十万人，准备向我国报仇；大总制梁公手执节钺，奉天子玺书，以兵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的身份亲临其地。蓟、辽两镇的文武大臣也各按职分奉行玺书，束玉横金听命于他的，不下数十人。梁公于是筹划有利之策，命辽军出兵攻击胡虏，蓟军则前往在敌地筑壁，仿佛要乘隙捣毁敌人的巢穴。这样做还不够，他又率精锐部队驻在两壁之间，占据督亢，显示左右两臂相连的形势，使敌军受到形势限制而彼此隔绝。不到十天，敌虏果然困窘解围而退；驻守辽地的军队乘势追击，取得胜利，最后又袭击敌军，大获全胜。天子知道梁公有统合军队的才能，恰逢兵部缺少尚书，于是提升梁公为兵部尚书。户部郎大夫以及藩、臬诸大夫某君等，就是那些各按职分奉玺书、向梁公接受胜果报告的人。到了这时，他们来请我写文章。我自己只是儒生，幸而拿着一管小笔侍奉皇上，正是古人所说的毛锥一类，哪里足以了解梁公？不过我确实有一大幸处。为什么呢？易牙是天下最精妙的厨师。当他的主人召集宾客而让易牙掌厨时，大的缺物，如鼎、锅，没有不向主人报告的；小的缺物，如食器、俎案，也没有不向主人请示的。甚至细小到肉酱、调味料和酸辣滋味，也一定要报告、请示，这不是太琐碎了吗？因为大小都请示，所以大的事务都能办妥，细小的却未必周全。到了易牙自己召集宾客掌厨时，便把各项事情交给手下人去办；如果有所缺少，大事不必请示，小事也不必报告。因此菜肴的甘美一定优良，筵席的准备没有遗漏，和往日不同。所以别人替人掌厨，反而胜过易牙亲自掌厨。去年梁公在蓟、辽两镇，正如易牙替主人掌厨；如今升任兵部尚书，便像自己掌厨了。这样下去，我将看到他如今召集宾客时的美味，以及筵席准备的周备程度，必然超过去年。因此我说这是我的私幸，也是国家的幸事。我只是儒生，其他事情什么也不知道；知道的只是把这番话告诉诸位大夫罢了。《赠李长公序》。浑厚雄健、深沉坚毅，是集中得意的文章。周公教导伯禽时，让他辨认树叶向下和向上的区别，以此懂得父子之间应有的道理。树叶对于父子关系，本来是完全不相干的；但周公教导儿子、伯禽成就为人之子的道理，最终不过就在这里。因为天下的事没有一件不是成于合乎道、败于不合道的，而道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孝悌。议论者没有察觉这一点，却说武将之家崇尚诡诈和刚毅，于是在家庭生活中率性粗疏，在军门之内侥幸求胜。一遇到孝悌的事，便认为迂腐迟钝，只是老儒生的说教，一概置之不讲，却不知道赵括在长平失败，正是因为没有善于运用他父亲的兵书；而伯禽最终成就淮、徐之功，则是由于敦厚信义、习于礼让，推究根本正是这些品德积累而成，并不是只靠《费誓》中一朝一夕用威势约束部下的效果。我五年前在燕王府认识如今的参戎李长公，当时他带着两个弟弟，刚刚击破胡虏回来，弓刀上的血迹还未干。他一开口说话就能谈一整天，气势凌厉豪放，无法遏制，把天下士人都看得不值得与之匹敌。他年纪还很小时，就跟随尊长与匈奴作战，大大小小不下数十次，斩获俘虏的功劳全都写进上书。如今他三十二岁，才开始在马水拜为参将。我正好客居京城，骑马送去一封信，后来从容地拜访了他，我没有谈论其他事情；可是幕府中的客人，对长公无不替他结袜、挽袖，供应饮食。他估计征收盐税等所得的私藏有数十百金，全都减免，用来滋养百姓；命商人愿意出钱出力，使士卒不至于缺食。他自己本来只吃蔬菜和一粟，每一样都一定从家中取来；至于他看待士卒如同看待自己的儿子，把士卒的疾苦当作自身疾苦，士卒死后无钱安葬，便立即给棺材钱，减少自己的膳食费用来充作祭饭。我见到这些，叹息说：孝悌的效果，大概就在这里吧。公居家时侍奉尊人宁远公和母夫人，观察脸色便战战兢兢，听见声音便长跪等待。如今他身着官服，率领千人从东方而来，临别时只要父母一句话不合心意，便立即脱去衣服接受鞭打；人在西方，每逢吃饭都思念父母，每说到感动之处便流泪。唉，这难道是武将所谓沾沾自喜地崇尚诡诈刚毅的人可以同日而语的吗？如今用兵好比赌博，孝悌就是资本，取胜并建立功业就是所得。资本丰厚，气势安定，必然取胜。资本少，气势便不安定，也必然不能取胜。这就是我向公祝贺的地方：祝贺他资本丰厚，并不只是祝贺他必然取胜。什么叫资本丰厚？就是鲁伯禽的孝行。祝贺时为什么一定要举鲁伯禽为例？因为宁远公刚开始受封，已经拥有土地。《白氏谱序》。两种说法都非常真实，结尾一两句话诙谐风趣。族谱在兴盛时兴起，在衰败时废弃，不可不谨慎对待。人一富贵，力量便有余裕；有余裕，就会想到亲族。丧葬、祭祀、冠礼、婚礼等礼仪活动，唯恐族属之间往来不多。这时岂只是想聚集亲近的族人，即使疏远的族人也同样如此，所以编谱正是要使族人增多。衣食不能供给，流散便随之而来；礼仪没有办法自行维持，姓名也因此湮没。偶尔有稍能自给的人，也只怕族人来求取而要施舍，聚会行礼又耗费太多；这时只怕族人不减少，所以族谱便废弃了。作为仁人孝子的人却不是这样，因此族谱常常兴起而不废弃。不幸一时没有这样的人，族谱便废弃；后来有一个这样的人出现，族谱又复兴。会稽白氏的先世，按照谱中所说，出自黄帝，经过周、秦、楚，这些都有可以考察的依据，大体上是族谱中常见的说法。至于从关中迁到会稽，从国光开始；从会稽迁到宛平，从彦中开始。传了几代直到今天，我的朋友白受采，字君亮，却只能追溯到高祖、曾祖以上一两代，再往上便茫然不可考了，这就不是小事了。况且君亮常常让我为他的祖先分宜公作传，如今在副本中也看不见，难道白氏本来曾经中衰，因而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渐渐湮没了吗？我家也有族谱，族谱的兴废同样如此。昨天我杀了一只鸡，召集族中熟悉此事的人共同商议；不到两天，君亮拿着这部谱来请我作序，我正想同君亮互相订正、刊印它，可君亮却又把它缝连起来，买了马鞭，向北去了。《亦陶集序》。

译我的朋友葛公旦氏，年轻时具有奇异的才姿，承继世代学问，手持三寸笔，和当时的英俊才彦在上下之间竞驰。那时若说他不想登上青云、依附日月，以报答平生抱负，我是不相信的。等到有一天他对仕进有所厌恶，便像丢弃破鞋一样抛开它，把自己的锋芒全都收敛，潇洒地处在无用之地，求做一名处士，却还怕自己好像有所声闻，所以常常以陶渊明自比。然而他退处时仍仿佛有所不敢，因此他的集子编成后题名也只叫“亦陶”而已。了解他的人赞许他，不完全了解他的人似乎也不完全赞许。如今茭白、芦苇像竹子，难道要比较它们的竹枝、竹箨而要求完全相同吗？也不过取其一节相似罢了。有人说陶渊明抛弃的是县令，公旦抛弃的只是仕途；可是仕途难道不是取得功名的工具吗？又哪里可以用功名限制人的生命呢？所以公旦所抛弃的，和陶渊明所抛弃的是一样的。竹与茭芦在一节上相似，其他方面我又知道什么呢？至于公旦的诗，多半像杜少陵，少部分像陶渊明；然而黄庭坚评论陶渊明，又说别人作诗，心里总有意于等待人们赞美或毁谤其工拙，只有陶渊明只是寄托情怀而已。若是这样，那么公旦的诗也同样像陶渊明。《寿史母序》。气势汹涌，一层层奔涌而出，文章像江河决口。我曾和客人谈论水，问哪一种难、哪一种容易。客人说：“溪涧难，河海容易。”为什么呢？客人说：“溪涧的水，被两岸束缚，被白石排列阻挡，宽不过一丈，深不满一尺，鲋鱼不能转身，行走其中的只有水蛭。河海却不是这样，边际接天连地，日出月落都在其中，万种珍宝奇物，连虬龙蛟龙也如同微小虫类；取用的人无穷，使用也不会枯竭。照这样说，难道不是溪涧难而河海容易吗？”我说：“这确实如此。但当狂风震撼天空，秋雨不停时，一只蚂蚁穿穴，百条堤坝都可能毁坏；泥水泛滥，沙石翻滚，十天白昼也不能澄清；冯夷、阳侯袖手旁观也无法筹划。而溪流和山涧却澄澈宁静，细流明亮清晰，尺寸规矩都看得分明，很容易稍加整治；即便略有摇动，也是刚刚兴起便立即平息。在这种时候，水的难易应当归给溪涧呢，还是归给河海呢？”人在世上也是这样。卜子夏、田子方、鲁仲连这些人，从社会取得的东西少，所以自我守持常常有余，因而很少有瑕疵。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从外物取得的很多，所以在自我约束方面常常像有所不足；如果真的做到无所不足，便不合人情了，因此人们能够指出他们的瑕疵。对女子、妇人来说也是如此。陶侃的母亲贫困简约，没有其他经营，只剪下头发、砍碎禾秆，换取供给和草料，吃苦菜、饮苦茶；她所做的事没有多过教训儿子，所以说容易。巴寡妇清只是一个寡妇，却驾驭万镒财富，役使千名奴仆，仍没有德行过溢之处，还能以礼接待天子，所以说难。现在也是如此。史恭人嫁给少卿公，少卿的功绩可与前面四位相比，她本来应该有德行外溢、也有瑕疵；可是恭人身处其中，天下人都称贤的少卿，从生到死，没有人有不同说法。少卿去世后留下的孤儿，过了很久才在朝廷中任司隶；恭人处在他的上面，天下人称贤的司隶，从幼年到成人，也没有人有不同说法。因此史氏的先…… 贞女被称为烈妇，好比山涧中有小洲，所以说容易；恭人节俭自守而没有德行外溢，好比大海截断波澜，所以说难。她的长寿也是如此：别人应酬少，忧虑少，到了白头，耳目仍然聪明，手脚没有痛苦，这是容易的。恭人每天应酬百次，每月应酬千次，一年应酬千次以上；如今已经这般年纪，耳目仍然聪明，手脚没有痛苦，这就是难。难当然值得祝贺，也可以由此知道她的长寿。《张母八十序》。描摹得像画一样，还多有神韵。起初我和子锡、子文等人住得很近。子锡的长兄将军子仪和两个弟弟一起来我家私塾求学，稍后子锡、子文便和我一起带着书策来往，我们都还留着童发。两家的兄弟没有一天不来三四次，骑竹马、穿裲裆衣，一溜烟就到了门前；从匤畔庵左边到卫署右边街道，不过数百步，尘土缕缕，黄昏时遮暗一条巷子，全是我们几个孩子踢踏出来的。那时我和二张还梳着童发，作对联、写文章，渐渐使座上宾客惊叹，一时名声在郡中骤然兴起。太君和他们的父亲一起抚爱我们，来时便给我们吃粔籹、餦餭，有时还拿果品糕饵塞进我们的袖中；我们嬉戏得蓬头垢面，她便替我们梳洗，衣服破了便替我们缝补，洗涤熨烫，从不嫌琐碎。将军家本来备有军用器物，我们有时拿剑槊玩耍，拾起弓来拉，大家牵着马槽里的马，不戴马笼头就奔驰，还在卫署台阶和道路中射箭，跳过台阶，以至跌倒损坏物件；母亲始终爱我们，不露恼怒的脸色，也不严厉禁止责骂两个孩子，心里仿佛期望他们志向远大，不屑于用儿女琐事束缚他们。几十年来，二张轻视世俗学问，成为诗人，四方都知道他们；宾客满座，吟诗长啸，饮酒作乐，几乎没有空夜。而我却在学校中迟疑徘徊，希望一飞冲天，却屡屡坠落，后来触犯罗网，辞去官场中的职务，更加一心沉沦放任；只是时时仍跟随二张游玩。太君更加替我们准备肉食、酿造黍酒，教诫整顿家中妇女，不能违背丈夫的心意。有人问她，她说：“只要人家在伦理天理上没有大的亏欠就够了；至于富贵，总会有尽头。两个孩子在同辈中所奔驰追求的，正不应当和他们比较长短。”唉，鸣鸠被称为君子长寿，不正是因为它用心专一吗？太君几十年间看待自己的儿子和我们这些人，一直如同一日。我和我们这些人的经历各不相同，但太君从小时候给我们吃果品糕饵，到如今为我们准备肉食的日子，却没有一天不同。太君在戴笄戴耳饰时，是女子妇人的同伴；至于询问她的内心，她却有鸣鸠君子的意味，恐怕没有超过她的了。凭这一点，难道不能预知太君长寿吗？如今太君已经八十岁了，她的儿子们交托我执笔作颂，我恭敬应诺，于是作颂说：我确实自暴自弃，不能像淮阴的钓徒那样拿出千金报答漂母的饭食。假如上天有意顾念我们这些人，就让我们四十年后仍像今天这样为太君作颂，以稍稍报答太君给我们吃果品糕饵、准备肉食、酿酒的恩德。《赠沈母序》。古雅俊逸，篇末很令人感慨。

译沈母太君俞氏，是沈伯子的母亲。太君嫁到沈家时刚二十五岁便守寡；她有婆婆曾经得病，太君竟割下大腿肉给她治病，使她得以不死。然而家贫，无法供给药物和饮食，太君便靠针线纺织来供养，直到婆婆去世。后来母亲生活缺乏，生有一个孤儿，就是伯子；当时伯子还在襁褓中，而如今已经娶妻，有了儿女，甚至有了孙子。伯子又懂得读书，能拿笔写作，近于分隶书体，在乡人中卓然可称表率。像这样，孤儿和儿子都是荠；而□君则是□、是蓼，计算起来，从二十五年一直到今天。太君如今六十六岁，因此太君成为苦菜和蓼草的日子，也已经六十六年了。到现在才得到督抚以及按察徐、朱两公发檄，命有关部门表彰她的家门。伯子是我的朋友，从前又对我有恩。太君在我经过伯子家时，常常洗涤器皿、宰杀牲畜，拿出肉食，耗尽酒器中的酒和灯中的油，连滴漏都干了，却还让伯子拉住我的衣袖，有时藏起我的巾帽鞋履。像这样，太君大概是不认为我对伯子没有益处。如今她的家门得到表彰，我不能不向她祝贺。我平常常说，教化世人的事情，即使未必立即得到有关部门认可，只要有逸事贤行，野史替它在纸笔之间记下几句话，也足以取信于后世。昨天修订县志，遇到我所知道的贞女孝妇，众人便说她们还没有获得旌表、建坊，举手阻止我，不让我随意记载；遇到已经有表彰、而我不知道的人，众人却催促我赶快写，不再等待考察核实，往往因此遭到无休止的讥骂。由此看来，人固然不能没有实际德行；至于实际德行能否得到名声，那权力不在笔墨，而在官府的组绶，确实如此。既然这样，这次表彰我怎么能不高兴、不给太君祝贺呢？《徐文长文集》卷之二十（终）。《徐文长文集》卷之二十一。公安袁宏道中郎评点。门人章斐然华甫校订。跋。短篇文章，最为淡雅飘逸，才思俊秀而笔势圆转，有晋人的风韵，也有宋人的理趣。题写《新建公少年书董子命题》之后。题写《石梁雁宕图》之后。题写《梅花道人墨竹谱》。题写画作之后。题写茆氏石刻。送画给寺院，在画的左边题写。题写苏长公《维摩赞》墨迹。题写米南宫墨迹。题写子昂所书《道德经》。题写夏珪《山水卷》。题写李北海法帖。题写陈山人九皋氏《三卉》之后。题写《八陶渊明卷》之后。题写沈征君周的画。为葛公旦题写谢叟时臣的《渊明卷》。题写朱太仆《十七帖》。又在后面题跋。题跋写在卷尾。大苏所书《金刚经》石刻。读《余生子传》。题写马君所收藏的王新建公墨迹。题写吴子所收藏的画。题写季子微所收藏的《摹本兰亭》。题写《红眼公传》。题写《新建公二序》手稿。题跋司马公草书。赵文敏墨迹《洛神赋》。题写《草玄堂稿》之后。《新建公少年书》。董子命题之后。看重这个人，就应当没有什么不看重的。何况是他的书法呢？看重他的书法，也应当没有什么不看重的。何况是他早年用力完成的书法呢？看重他用力完成的作品，也应当没有什么不看重的。何况是题字呢？董某得到新建公早年的书法，特意请我题写。题写《石梁雁宕图》后 台州、雁宕之间，自从我有知觉以来，心神便一直驰骋于那里，只是苦于不能前往；如今在图谱中看见它，就像听人说梅子，一面口中生津，一面又生出渴意，不如直接喝一盏苦茶，才开始感到沁人心脾。今天观看这卷画，山石仿佛用斧削刀裁成，青色绿色一一描绘涂抹，几乎如同真景实物。与往日所见那些依稀仿佛的图谱相比，差别实在太大。虽然比苦茶稍好一些，却还是觉得不同，也仿佛掬水送到口边，略微降下心中的火气。老人我看遍世间远近、真假，原有许多不同，不知将来拄杖登临大小龙湫，又会作何观感。题写《梅花道人墨竹谱》我看梅花道人画竹，仿佛群凤被大鹏掠过，羽翎飞腾闪烁，掠转变幻、忽隐忽灭的奇诡，即使凤凰自己也未必能够知晓；然而评论者有时却说它是赝品。这难道合乎情理吗？题画后 仙人胜在道，女子胜在容貌。有人在画中观看神仙，便希望有朝一日遇见他；及至果真遇见，道未尝不是道，人却说这不是道，就像韩愈面对他的侄子，虽是至亲，仍然不能相信他一样。有人在画中观看女子，便希望有朝一日遇见她；及至果真遇见，容貌未尝不是容貌，人却说这就是美貌，就像登徒子面对自己的妻子，虽极其丑陋，仍不认为她丑一样。对于道，为什么竟这样苛刻；对于容貌，又为什么竟这样宽恕呢？我偶然在某君馆舍中看到这件事，因而如此题写，是说给那些昏昧的人听的。某君早年相信道，而我晚年计较容貌。不必烦劳风吹和警醒，观看者自会有所领悟。题写茆氏石刻 金华宋先生受人敬重，是因为他的道；后来终于被学士采用，是因为他的文章。世人珍爱他的书法，大概多半由此而来。然而即使没有道、没有文章，他的书法本身也自然珍贵。丰考功晚年患痹病，跌倒后牵连到手臂和手腕，书法多少受到一些妨碍；归安茆君康伯购得之后，选择并刻下的，竟是两位先生盛年时五次相合的作品。他把这些寄给我题写，虽说我并不是合适的人选，却实在像吃饱了一顿美食那样痛快。俗话说：‘若不是赤脚追赶，怎么能剥取皮革中的肉？’ 送画给寺院，在画左边题写 右边这幅佛教画，是塞外僧人所赠，相传是李伯时的作品。仔细看过，确实不是李伯时不能画成这样。上方题字的人署名‘西河溥’，大概也不是普通和尚，只是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人，可惜他的手书已经亡佚。代替他题写的人稍微通晓文墨，所写待诏体也不俗。如今把它归还给华严寺清公的门徒某人，作为供养，正如苏长公舍弃四幅菩萨像的先例。唉，这也算都得到安置了。题写苏长公《维摩赞》墨迹 我早年就仰慕大苏公的书法，但所见只限于金石刻本，很少得到他的真迹。马某博雅好古，获得了这件墨迹，我才有幸一见。若一定要判断它是真是假，就引用苏公《赞维摩》中两句话来回答：‘如果说这幅画没有真实之相，那么毗耶城中也不是实有。’ 题写米南宫墨迹 我看过米南宫的书法很多了，潇洒疏宕、爽朗飘逸，没有超过这幅帖子的。譬如朔漠之地万马奔腾，其中骅骝独自领先。题写子昂所书《道德经》世人喜爱赵书，是取其妩媚；若拿古代服饰、劲健装束来责求它，可以吗？他毕竟是帝王后裔、王孙贵族，穿着轻暖的皮裘，骑着良马，纤细的脚足，正与他的身份相称。他其他的书法大多如此，而《道德经》尤其妩媚。不过，它可以用来治疗那种笔意枯涩、顽钝粗劣，像世人所说‘枯柴蒸饼’一样的书法之病。题写夏珪山水卷 观看夏珪这幅画，苍茫、洁净、空旷、深远，使人舍弃外在形迹而心生喜悦。只是两处衔接的地方，墨色和景物彼此都没有交融，必定有所遗漏。可惜啊！云气遮护蛟龙，枝股必然会有间断，也只在观者的意会罢了。题写李北海法帖 李北海这幅法帖，在难以布置的地方，字字相互侵让，彼此错落，运用位置安排的法则，独高于众人。世人说集贤曾师法他，也只是得到他的皮毛罢了，大概是详于筋肉而略于骨骼。譬如折下来的海棠枝，不接在铁干上；添作妆饰倒可以，却失去了生长的生意。题陈山人九皋氏《三卉》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