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长文集卷之二十四

译我们儒家说“三才”，老子说“三生万物”，并且把“一生三”放在前面。这样一来，佛家反而无从立论，甚至连“一”这个字也应当一扫而去，更何况“三”呢？然而他们列举世界内外的一切存在，直到穷尽恒河沙数也不能说完；即使让隶首复生，重新拿起弓矢，运用勾股之法，每天计算一百亿，再召集徒众用一百亿人的手指，把奇偶数字交错乘除计算，也会每天都来不及完成，又何必看重“万”和能生万物的“三”，以及生出“三”的“一”呢？那么，做儒者应当如何自处？回答说：“一”并不是自己能够成为一，而是从无到有成为一；“三”也不是自己能够成为三，而是从无到有成为三；“万”也不是自己能够成为万，而是从无到有成为万。譬如人的出生：一是最初出生的祖先，三是父亲，万是子孙；子子孙孙相互延续，永无穷尽。那么在上古尚未有人出生以前，祖先又是从哪里出生的呢？懂得这一点，做儒者便知道应当如何自处了。陈子起侯，名汝元，别号太一，凭《小戴礼》考取明经，如今在郡中任文学。他天资优美，外表醇厚而内心茂盛，志向深远勤勉，不愿满足于小儒的浅陋成就，于是建馆藏书，行动时以博闻强识为务，安静时用来体察玄妙，昼夜勤勉不懈，仿佛已经窥见其中端绪，于是把馆命名为“函三”，请我作记。我想到“函三”的说法，虽出自《小戴礼》的注家，却是从弄丸公的《皇极经世》开始的；但对于弄丸公在这里的学说，我没有能够窥见门径。又依稀记得河南、青田以及考亭五位先生都曾窥探其门径，直到晚年自我检点时，也各自说尚未进入其中的深奥。然而后来掌握道统大权的人，往往把孔门正统授予五位先生，而把数字之学看作旁流，这似乎稍稍贬低了弄丸公。数字和道，究竟哪个在左、哪个在右，不曾窥见其门而又没有真正入门如我的人，哪里能够推测？陈文学一定已经对此深思熟虑了。或者我所说的“无”，并不是用虚无之“无”来混淆文学，而是说万物都以“无”为根本，是指文学所说的未发之中。儒者是参与说明天地人的三才之道的人。“一”居中而立，天地因此各得其位，万物因此得到滋养。所以扬子云认为，不懂这个道理，便只能停留在技艺层面。可是难道这样就能通达于天、通达于地，却不能通达人吗？扬子云也是错误理解儒学的人。周公、王季以及三氏的大君子，并没有什么完全相同的地方；他们所使用的，也正是各自不同之处。说他们各自普遍施行于世的地方是相同的，而一个成为经学，一个成为出世之学，这一点却不同。○《游五泄记》　古朴峭拔。万历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我和王图、吴系、马策一同前往五泄。起初住在谢家桥。第二天下雨，进山行走，驴不能负载，未能到达枫桥，骆君意便让我们住下。第二天，他的哥哥怀远公骆验来了。又过一天，和怀远公饮酒结束后，进入化城寺。又过一天，陈君心学来了。再过一天，在陈君处饮酒并住下。又过一天，中午才放晴，走了两天的路，抵达五泄寺，这一天就是到达之日。于是登山，不久大雾笼罩，天地之间什么也看不见，浑然如同尚未开辟。忽然又放晴，于是走遍五泄下游，在寺院的石鼓上题了姓名。这天晚上下雪。第二天中午又放晴，前往观看七十二峰，攀援摸索着陡峭的山壁，从西潭登山，因为水势上涨得太厉害而返回。又过一天，登上四泄对面的山峰，观看四泄下游，在寺中吃饭，于是整理行装回去。越过响铁、紫阆、长青三岭，太阳偏西时到达洞岩寺。吃饭完毕，已点上灯，僧人祖福捆好火把，请我们观看洞岩。进入到第三洞的鳖口洞，原来有外屏障，近来被占据洞穴的人破坏，泥土流入，堵塞了鳖口洞，于是返回。又过一天，天刚亮吃饭，再次出发，进入湖船□□，到达金家巉。天刚亮，越过两座小山岭，中午乘船经过离渚，太阳偏西时抵达家中。这次游览，洞岩的奇景胜在阴柔幽深，五泄的奇景胜在阳刚开阔；七十二峰两壁夹着一条山谷，景色时而明亮、时而幽暗，时而开阔、时而逼仄，奇妙处在阴阳之间。依我看来，大概没有比五泄更胜的了。即使借助其他事物来形容，最终也不足以尽其奇妙。苏长公游白水佛迹山时说：“山上的瀑布高三十仞，雷声滚动，电光四散，很难用言语形容，大体像项羽击破章邯军队时的情形，或许差不多。”这次出游，往返共十三天，陆路行走三百里，水路行走一百三十里。在骆四那里住宿，途中夜宿如之，在陈君那里住了一夜，在寺中住了两夜。我的驴摔倒两次，我有一次渡溪落水，淋湿了四五次，驴在山岭上跌倒三次，诸位同游者陷入泥淖跌倒的情况就不计算了。得到诗二十首，每写一首，诸位同游者必定唱和。○《闸记》【代作】周匝通达而显豁。从前知府富顺汤公绍恩修建三江闸，事情在陶庄敏的记文中已有详细记载。直到现在已经五十年，没有因水涝而报告灾情的。只是胶合石块的灰浆日久剥落，石头也因此稍有剥蚀，水日夜从缝隙中流过，反而已经有人因旱灾来报告了。万历癸未年，宣城萧君某以户部郎中的身份来任绍兴知府，询问民间的疾苦，了解情况后前去察看，找到可以把此事上报省中各位大吏的办法，得到许可，又同两三位同僚商议，命判府杨公某专门负责治理，并把工程交给县丞某，拿出库中余羡银若干两，征用役夫若干人，用熔化的锡堵塞石头剥蚀之处；同时凿开两端巨石的凹凸处并加以规整，把凸处作为上游的枕托，把凹处嵌合在旧砌石中，装入匣中包裹起来，使水不能越过新包裹处侵蚀旧砌石；在新旧砌石咬合处用熟铁做成小腰加以箍固。这样对旧砌石来说，就像车有辅木、牙齿有嘴唇一样，坚固程度增加了一倍，也能长久使用。萧君不论雨雪都亲自前往，工程几个月便完成了。工程完成后，因为他与我是同年，便错误地把记文托付给我，说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把此事告诉后来的人。我曾听父老说，最初汤侯修闸，是因为百姓深受水涝之苦，所以疏治三江；工程完成后，百姓又争相以各种困难来报告。这还可以推说是当初不知道它的好处。如今大家已经知道了，最容易推诿的说法，不过是汤侯花费钱财时按田亩收取，征役时一概抽丁；而如今萧侯用的是库中余羡，劳役时百姓每天给银三分，役兵原本有雇值，便给二分，不再按田亩收取，也不一概抽丁。可是仍然有人把不便归罪于萧侯，就像从前归罪汤侯一样。那么后来认为萧侯方便的人，怎么知道不会像今天认为汤侯方便的人一样呢？开始穿粗皮衣，后来穿衮衣；开始被视为弊病，后来又成为美政；像禇五那样继承前人而施行教化，治理下属本来就难以调和，自古以来就是如此。闸因水涝而开启却不及时，海边田亩便会有人偷偷决堤；偷决堤塘的人有罪，所以海边百姓诽谤闸。没有闸，海鱼会进入潮河，河鱼会在退潮时出去；有了闸则不会这样，所以内外渔民靠近闸的人也诽谤闸。还有人认为，闸居于这里，阻挡潮汐的吞吐，改变水流的顺逆，关系到水利的兴废，所以居住在这里的人也诽谤闸。诽谤的话哪里值得相信呢？但有人说，闸的启闭本来就有一定准则，绝不能差错；差错有轻有重，田亩受到的损害也随之不同。这种弊病在于掌管费用的人吝惜费用，或因私情而造成；闸口干涸，是因为外来的渔民行贿，使闸门迟迟不能关闭。这两种情况确实存在，并不属于一般的诽谤。唉，这也可以说是治理百姓的难处了。造物主创造人类，是很辛劳的；人一出生便有疾病，就要依靠医生，没有医生，几乎就等于没有生命。所以医生的辛劳同造物主相同。如今建造闸的人是谁？是汤侯。医治闸病的人是谁？是萧侯。继萧侯之后继续医治的人，知道自己为何辛劳，那么他们的功劳也是相等的。医生所用的药方有几种：堵塞砌石的缝隙，这是第一种；因为吝惜费用而拖延开闸，因为受贿而拖延闭闸，则像用针灸砭石治疗疼痛，这是第二种。○《西溪湖记》　纤细详尽。

译虞县地势较高，河水向东流。县城西南原来有一座湖，叫西溪湖，主要用来蓄水防旱，靠近县城的三个乡的田地一向都依赖它。宋末，李显忠请求把其中地势较高的地方拨给福王府放牧，后来仍然这样做，于是把湖全部改成田地，湖从此废弃，一遇旱灾庄稼就不能丰收。元代伊林希元想恢复湖泊，却没有成功。进入明代后，田地已经纳税，湖更不可能恢复了。万历癸未年夏天发生旱灾，知县朱侯先召集众人祈祷，随后又寻求长远办法，查得湖的旧址，便向府中某公某以及省中和各道的诸位大人请求，均得到许可，于是恢复西溪湖。湖面东起湖山山麓，北抵郑家堡以北一带，西至龙舌嘴前村的高地，南到长港■〈土逮〉；顺着湖的长度量得九百二十七弓左右，横向宽度约为纵向的三分之一，环湖丈量共一千七百五十二丈。湖泊原来作为田地时，计算有一千六百二十六亩；如今恢复田地为湖，理应仍然以湖抵偿田亩。夏盖、白马两湖以及第三湖，恰好新丈量出浮亩五百多亩；其中十二都的地方，丈量土地又查出隐藏田亩九百多亩，拿二百亩直接买下以抵偿田地；又有某处隐藏的额外税款若干，丈量所得恰好相抵，便用来抵税。田地和税款两方面都得到抵偿，湖泊于是宣布恢复。湖泊恢复后，其他应当堵塞的水道堵了，共七处；应当引水来辅助湖泊的水道引通了，共三十六处。设置闸门以蓄水和泄水，建造一座牌坊作为标志，又建一所房屋以便巡视、追究责任。工程由乡里的正长负责，按照畚箕铁锹所能到达的范围、工程的高低宽窄远近分派劳役，并且分别收取费用。取用仓中的粮食，雇募民丁，经过几个月便完成了工程。这次役作，没有劳累百姓，没有耗费公家钱财；取浮田修复坠废，根据下情考察地势，上面顺应天时，中间又免除了夏日田间使用桔槔的劳苦，使我们虞地即使千百年遭受严重旱灾，也不能必然使百姓饥饿和死亡。这是谁使它成为这样的呢？众人请我记下此事，我谨记道：侯名某，字某某，是本地人，因某支进士身份来任虞县知县。他清廉公平，兴办学校，奖励士人，尤其反复告诫百姓如此如此。○《义塜记》【代作】言辞合乎法度而端正。古代实行井田制来养活百姓，也凿井供人饮水。死者和迁徙者不能离开乡里，四井组成一邑；偶有迁徙，也只是迁到这个邑中，所以《易经》的井卦说“改邑不改井”。往来于井之间称为“改”，就是说往来者有所迁徙；称为“井井”，就是说迁徙的人彼此救助。那口井还是这口井。《易经》所说供人饮用的井，本来就是耕作之井。既然有田地可以养活人，哪里还需要寄食他乡？迁徙又不出邑，哪里会有客死异乡的人？后世井田制度废弃，百姓生活困窘，便不得不去外地谋生；客居外地而不能回乡，便不得不埋葬在异乡，因此客死他乡的人越来越多。后来有人想把这些尸骨埋葬起来，像范式、李勉那样的人，于是客死者又少了。会稽白子受是位崇尚义举的人，他寻找乡里年老而贤德的十个人一同饮酒，酒饮尽后站起来说：“暴露在外的尸骨太可怜了，为什么不为他们建坟呢？”但建坟必须从我乡和山阴开始。十位老人说：“好。”把这件事告诉众人后，跟随响应的有三百人，共筹得银两二千一百四十多两，买地直到齐化门外六里，地名叫崇南坊，修整后为尸骨建坟。坟地规模足以容纳，规划也可以长久使用。事情完成后，白子因为我曾经听闻此事，便拿记文来请我作记。我曾读《周礼·冢人》，对设置冢人的制度感到疑惑：仿佛说由官府出地，让同族合葬，由墓大夫掌管国家百姓的墓地，那么百姓似乎应当没有不能安葬的。可是《礼记·月令》又记载孟春时节掩埋暴露尸骨的政令；西伯仁慈，使百姓送葬一定不会有遗憾，但岐周的郊野仍常常遇到遗弃的枯骨，只能侥幸加以掩埋。像这样的情形，难道是古代墓大夫的葬事只专门负责那些没有远迁的农民，而那些经商、服役在外地的人仍然不能免于暴尸沟壑吗？至于西伯掩埋尸骨时称为“枯骨”，这难道是古公亶父还没有迁到岐山时留下的亡魂吗？王政本来也没有固定不变的形式，关键在于随时以义理补救。墓大夫的力量不足，所以用埋葬暴骨的政令加以补救；岐地的枯骨早先被遗弃，所以用追踪掩埋来补救。国家所在之处有公冢，用来施惠于各种夭亡者，坟墓也称为“义冢”；起初并没有料想到客死异乡的鬼魂会有这么多。公冢满了，所以再用私人力量补救。迁徙的人虽然出了乡里，但死后仍仿佛没有离开故乡的井。对此我既感动又赞许，所以记文写成后立碑，仍然称作“义冢”。至于其他事项，如坟地有多余土地，舍屋中留下的款项用来供给事务，尤其详尽而妥善的地方，把不同土冢隔开以区别嫌疑；登记土地、舍屋、工程始末、时间、劳役分派，以及各位创建者、帮助者、出资者的姓名和出资等级，全部刻在碑的北面。○《石顶浮图记》【代作】文辞深刻，构思奇峭。当初我治理新河时，本来是为了便利农民和士人。人们相互指着地势优胜处说：“这里将会给我们带来便利。”于是我便因新河口的石顶可以建浮图，请求在河口小市的石顶再建一座浮图。浮图有九级梯层、八面，按尺计算高约二百尺，耗银按两计算共三千多两，大体都依靠墓地收入，没有花费官府一文钱。负责总管的是某官某，分段办理的是某色人某，负责出纳并监督的是生员某。工程始于壬午年九月，至乙酉年四月浮图建成。我曾说，人处在天地之间，与天地相通的气有温凉寒暑、浊清、欣喜悲惨、和顺乖戾等种种变化；这些吉祥和不祥，都从人的口、鼻、皮肤孔窍进入脏腑，然后浇灌冲刷人的心志思虑，积聚在胸中，再表现在事业以及饮食、衣服、功用上，大体都相差不多。只因一呼一吸、日常习染之间，人的灵明或愚昧便由此决定。所以古人看见山川城郭间的气有想要离去、不能停留的，必定借助外物把它留住；就像把车辖投进井里，挽留饮酒的宾客，使他们重新在一堂欢宴，不至于冷落寂寞。从楼观亭台直到改变一檐之荫、增添一株树，浮图是其中最大的留气之物，无不具有留住气的作用。气留住便产生各种祥瑞，气不能留住便产生各种不祥。因此虽然疆域相接、土地相连，郡县郊野相距不过一缕炊烟，风俗物产和人才却不只是相去如胡越，其中所说的吐纳之气确实会使它们不同。留气的器物虽已具备，如果草率建造，也仍然像船没有水和风，不能行驶；必须有帆才能前进，帆的大小相同，但完整与破损不同，船行驶的情况也会随之不同。浮图从大江边高高的石顶拔地而起，高二百尺，八面九级，它作为帆，既大又完整，难道还不够多吗？如今子弟有病，向父兄告知，父兄必先请求治疗；治疗无效，便请求招请史官、巫师作厌胜之术，父兄也一定会听从。若不是这样，便像仍有余力未用，使堪舆家舍弃荒诞迂曲的做法，采用这个道理治理山川城郭，谁能舍弃它呢？不过，这套话对父兄来说是可以说的。万历某年某月某日，浙山阴某记。○《修郡衢记》　文字简约而有折转。

译绍兴府统辖八县，东、南、西三条道路交错通向其他府，号称交通最为繁忙。凡是各县以及其他府到绍兴府办事的，车马和行人蹄声脚步声如织，雷鸣车轧、杵声相杂，只有一条街道承受这些交通，而与府治相接的地段尤其严重。因此它比其他街道更容易坍塌；坍塌后遇到连绵阴雨便泥泞不堪，不下雨又倾斜不平，不仅行走困难，景观也很丑陋。庚午年，有人请求修缮它。当时主持知府事务的是某，判官是某，推官是某，三人都认为连年饥荒，即使修街，也必然劳累百姓；与其劳累百姓，不如让景观丑陋、行走困难。于是百姓中某某等人共同商议说：“三位府中大人因为怕劳民而停止修街，我们可以用‘不必劳民也能修好街道’的理由请求，应该能够得到同意。”于是某等人把这番话上报，诸位大人同意了，于是修街。街道修成后，丈量从府治向南到止桥、向东到阁东，超过若干步；纵向若干丈，横向若干丈，需用石料若干，役工共若干人，耗银若干两。银钱来源，上自阁中大老、卿大夫、士，下至庶人，共若干人；出银有不同等级，最多若干，最少也不少于若干。这就是所谓不劳累百姓，却便利他们行走、改善街道景观的工程。邑人某记。○《长春祠记》。曲折掩映，大有风姿气度。歙县有位何君，名洪。他的父亲名讳某，在嘉靖某年间到杭州经商，何洪出生得最晚。后来父亲渐渐老了，何洪说：“经商不能停止，但奉养父亲也不能违背。”于是开始买店铺迎接父亲，从此世代成为杭州人。父亲去世后，葬在湖南山麓，刻木建祠。甲子年间，何君的次子炅得病，病势极重，祈祷求医都不见效。恰好有人说，余姚有位徐叟名永，能够招致神灵，便把他请来。徐永所供奉的神灵附在笔上写道，自称纯阳子，随即作了一首诗：“三春柳外莺声好，啼落残红半树花。分付杜鹃休叫月，一窗□雨湿春沙。”写完后，何君诵读这首诗，知道炅已经无法救治了；但当时正是冬天，诗中却说“三春”，于是认为即使救不活，也应当还要过些日子。六天后，炅果然死了。何君害怕了，又让徐永招来纯阳子，询问其中缘故。纯阳子说：“昨天说三春，三春是说炅六日，已经暗示出来了，只是主人没有领会。”何君大为惊愕，又为儿子悲痛。纯阳子于是对他说：“死者已经无法救治，活人的福分难道不能修取吗？我替你取个号，叫福修子。”又说：“我们这些神仙近来已经厌倦壶峤仙山，想暂时在人间休息。西湖以南有座山叫长春山，你家的祖坟在那里，你替我在这里选择地点建造居所。你家两代祖先都是仙籍中的人，所以我来把这件事托付给你。我们仙家的嘱托，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何君叩头听命，在祖坟山麓选择吉日，命工匠面向江水、背靠山势，在中间建一座阁，左右各夹建一座建筑；上面建一座亭子，架设飞桥；垒石于下，又建房屋，供时令祭享使用。砌池使水清澄深邃，设置栏杆，交错种植杂树鲜花，奇禽相互鸣应，俨然如同紫都始青之乡。所有规划营造，全都出自神灵的意旨。匾额和楹联上的字，也都是神灵亲自书写的，共有数百余字，无不瑰丽超逸，远离尘俗。到了某年某月某日工程完成，塑造神像并迎请安置；凡列入仙籍的，从某位到某位共有十几人，何君的祖父某公以及女祖仙姑也在其中。四时祭祀，祭品数量各有等级；直接计算工程和财物，耗费金钱若干余两。我最初听说神仙厌弃尘世，却又要在人间独居，并不十分相信。后来在旅舍遇到何君，他请我饮酒，把事情说得十分详细。我看何君是诚实的人，虽然我不相信这件事，难道应当怀疑何君吗？我曾读过《纯阳子传》，纯阳子与人间往来的事很多，不足为怪。至于王方平要会见麻姑，难道没有他的地方吗？后来他甚至在蔡经家饮食，这还可以说只是暂时停留；像梓童真人命令苟洙父子为他建造殿宇，亲自题写“霄霞”二字，亲自作记并亲自书写；其中的图画和文章，全都是晋代名家之笔，这又是谁能够伪造的呢？到现在我才知道，世间确实有像何君这样忠信而不加雕琢的人，即使是神仙，也不能把他拒之远方。既然如此，今天为这座祠堂作记，应该请纯阳子亲自来写，就像苟洙父子那样，至少也应当不在梓童真人之下；可是为什么反而让我这个凡俗鄙近的人来作呢？又是为什么呢？○《半禅庵记》。这类文章参透幽微真实，足以和长公相抗衡。人的身体具备一切佛性，譬如海水；各种业习凝结起来，譬如海冰。处在水的状态时，只是一片水，哪里会有冰？到了结冰的时候，虽然已经形成冰，水的本性却没有消失。又如炼汞求朱，把白色矫变成红色；调和铅制作粉末，把白色熨成黑色，变化染成不同形态，各自都有界限。就像从吴地到越地，必定经过钱塘江；在江心交界之处，吴越便分开了。然而向东走便进入吴地，转回来向西走便进入越地，分界并没有固定形状，交界处也难以用脚步截然划开。由此说明，“半”的意义就可以明白了。徽州休宁居士程希正甫的家，在黄石潭上大谷中万松最深处，围园百亩，名为松逸园。他刚刚建成一座优美的建筑，八处景物聚集，心情娱乐，无不具备；又在半山腰束茅建庵，用旃檀木雕刻大士及诸菩萨像供奉其中，题名为“半禅”，请同乡王山人仲房为园作记，又摘取庵记的事情来请我写。我认为正甫为人风雅端正，融会贯通根尘。他所说的“半禅”，是说居士还没有离开家庭关系，这就是半俗；稍稍脱离尘世罗网，这就是半禅。这个解释大概就是如此。譬如塑像工匠把一块石屑和一块土沙混合起来塑成佛像，香洁与污秽混杂在一起，最终不能成为一半佛像；又如鸭和鸡双生，共用一个头，一只向东走，一只向西去，不能归于任何一边。修行高深的人不如一下子超越各种因缘。如果彻底澄清本性之海，那么这半俗无不就是半禅；把这将要融化而尚未融化的冰全部还原为水，就没有什么禅可以分成一半，更何况半俗呢？铅的白、汞的红，越地的东、吴地的西，道理也是这样。天池居士如今正陷在无边的世俗之中，却完全契合禅的真实义理，并没有妄作，因此我为他写下这篇记。倘若把它刻入石中，交给仲房、古矜两位长者参究，也许可以。○《吕氏始祖祠记》。

译余姚有许多姓李的人，其中有一支其实姓吕。吕氏迁到余姚，是从新昌开始的。宋朝时，有个叫吕亿的人，在某宗朝任大理评事，随驾南行，于是定居新昌。传到第七代吕鎌。吕鎌的父亲某人侍奉宋朝福王府，官职是郡马。当时敌军逼近宋朝，甚至将要威胁皇亲国戚，吕鎌开始谋划迁徙避难，却没有成功。后来传到吕珙，吕珙传给贵义。敌军果然逼近，贵义才迁到上虞达溪；他喜爱余姚山水，又迁到余姚新河。从此余姚有了吕氏。吕与李读音相近。高皇帝刚建立明朝时，法令严厉。贵义公一代登记户籍时，误把吕写成李；等发现时户籍已经上报，想请求改正又不敢。贵义因此终身抱憾。临死时，他叫来儿子德玉诀别，说：“我死以后，要让吕氏子孙世世代代标明自己的姓氏；活着时暂且随从李姓，死后仍恢复吕姓。”从吕鎌到德玉，世代修养德行，在余姚很有声望。自德玉之后传了几代，出了今天的师相公，名本；他凭策论得到皇帝认可，考中甲第，历任翰林官，后来从国子监师转为宰相辅佐。世皇帝致太平十四年辛酉年夏天，他因太夫人服丧回乡。服丧期满后，便把废弛的追远祭祖之事彻底整顿一新。他回头对长子礼部君元说：“姚地自从始祖吕鎌开始谋划迁徙以来，积累德行将近二百年，到今天才集中显现，希望不要使它衰落，难道可以怠慢这件事吗？你应当重新营建祠堂。” 礼部君立即答应，命人赶快拓展房舍旁边的土地，修建祠堂，奉祀吕鎌、德玉等四位祖先。自吕鎌到德玉，依次设置神主并升祔，又置办若干亩田地，用来供给祠堂的房屋和祭祀仪物；祭祀品级升降的规制，全部依照我朝所汇集的礼制。始建于某年某月某日，师相公乐于看见祠堂建成，在门上题写“吕氏迁姚始祖祠”。他命我作词说：“我将把它刻在牲石上。”我再拜，惶恐答应。谨按吕氏世代为侯伯：夏代受封为太岳，周代姜太公望受封于齐；进入汉代，因高后外戚而封侯的，也有二十多人，其中吕霸晚年最为显赫。后来他的子孙，魏代有吕虔，唐代有吕延之、吕□□、吕渭；吕渭的儿子有吕温、吕公；石晋时有吕琦；宋代有吕蒙正、吕端。吕端的儿子是由诚，由诚的儿子是亿，吕亿实际上就是新昌一支的始祖。这十一位公，有一位侯、两位宰相、四位上卿，其余任侍从、出守地方，地位也与之相当。唉，盛大啊！然而吕氏从外戚开始衰落，在二十位侯爵时就已经成为大族；吕霸仅仅因为年幼而免于祸患。积累了千百家族之后，才有文穆公吕蒙正、正惠公吕端；到吕鎌谋划迁徙时，又因为外戚虽有灭族之祸，但流离迁徙也几乎使家族衰落；又积累二百年，才有今日的师相公。他在三代时的祖先是太岳、太公望，在宋代则是文穆公、正惠公。他们的功德遍及天下，祥瑞发端于祖宗，以祠堂报答祖先，谁能说不合适呢？于是我叩首作诗说：周代吕氏承继夏代，受封土地于青地；祭祀山岳，煮海取盐，实在都是神明。到了中叶，两次都因外戚而兴衰；太阳正中便出现彗星，也是世代气数。在汉代不再依靠外戚，逐渐发展到吕霸、吕虔；宋、唐之间大为兴盛，共有十一位贤人。贤人究竟如何？有两位宰相、四位卿大夫，过去还有侍从之臣，世代都是显明的臣子。自剡地追溯古代，曾成为宋朝外戚；再次占卜迁徙，才居住在姚邑。吕氏从吕鎌开始像瓜蔓般繁衍，积累一百年，又有公卿兴起。师相辅佐皇帝，功德显赫，成为众望所归，如同山岳。在宋室中，有正惠公和文穆公。相公说：“唉，承受这样的美好福运，这并不在于我，福气是祖先培植的。”于是他在姚地建祠，实际上寻得了旧址；扩大建筑、拓展地基，是从相公开始的。既然择定四位神主，便用太牢奉祀；春秋举行享祭，后嗣从此开始兴盛。房屋、祭器和礼仪都遵循我朝制度，族中百余人，可以说懂得追远之义。檐角高飞，临近江海；追念祖先，归于敦厚，正体现了这样的孝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石刻孔子像记》　也是一种证据。何氏《余冬录》记载黄伯固说：“偶然考察孔子的画像，发现孔子没有胡须，只有家庙中的小像才是真像。又引用《孔丛子》说：‘先君没有胡须。’近来郎氏《七修稿》也说：‘我夫子七十二种表相，形貌已经完备。’如今画孔子的人大多画有胡须，而那些表相中独独不提胡须，实在可疑。”我想黄伯固的看法大概有根据。然而我读《孔子家语》：孔子到郑国去，和弟子们走散了，独自站在城郭东门。郑国人对子贡说：“东门有个人，额头像尧，脖头像皋陶，肩头像子产；可是腰部以下比大禹短三寸，疲惫失意的样子像一条失去主人的狗。”子贡把这些话告诉孔子，孔子笑着说：“形貌之类是末节，却说像一条失去主人的狗，确实如此啊！”唉，我夫子当时的情形，大概已经很受伤了。他屡次前往各国君主之处，却屡次不被任用，始终没有可以投止的地方，四处徘徊，仿佛丧失了家园一样。不被任用，又怎么能补救东周的乱局？这就是《春秋》创作的原因。所以说：“我的志向在《春秋》。”唉，也不过只是有这样的志向罢了。东门的人是亲眼见过孔子的；《孔丛子》说“孔子后来”，而《荀子》记载：“东门的姑布子卿，是善于相面的人，也没有胡须。” 孔子的相貌既然如此，孔子大概确实不应当有胡须。韩昌黎肥胖而有胡须，韩熙载清瘦而只有少许胡须；两人都谥为文公，姓氏又相同，绘画的人也把他们二人混淆了。由此可知，人世间的事情实在没有不出错的。○《烈妇姚氏记》【代作】替别人叙写事情，即使不是不切实，最终也像嚼蜡一样无味。每次诵读这位公的文章，确实很有感慨叹息。

译隆庆六年七月九日，郡城三校的诸位生员向浙江代巡谢公上书说：山阴县十六都百姓姚忠的女儿姚氏，在嘉靖三十六年刚满十六岁时，嫁给本县迎恩坊百姓朱缙。朱缙的父亲去世后，家境更加贫困，朱缙又嗜酒失业。过了四年，他连同妻子一起把自己卖到某位宦官家中，准备带妻子去京城。妻子察觉后愤怒地说：“这件事将要牵连到我；况且我丈夫总是懦弱无能。我丈夫家族和我家族都是读书人家，怎么能让儒家女子蒙受这样的嫌疑和羞辱呢？”她想拒绝，却知道做不到，于是夜里把衣裾和衣袖缝在一起，怀抱石头投河而死。她死处就在下和丰坊界上，距离她家不到一百步。后来朱缙终于因贫困而死，没有家产，也没有后代，此事便一直没有彰显。如今明公持节来到浙江，重视大体，首先教化百姓，所到郡县都登记忠孝贞廉之人，用来教导晚近的风俗，无论事迹显著还是隐微，都不遗漏。像姚氏这样的人，不应当长久沉没。明公看了这封信，便把此事交给县中长吏办理。长吏到姚氏原来居住的地方，召集三老、子弟以及过去曾听说此事的人查问，众人的说法都与诸位生员所言相同。大家认为应当在姚氏故宅立表彰牌，而朱缙先因无家而死，牌坊没有归属，便开始商议在他投河的地方立碑。明公回复说可以，并且说：“碑用来表彰姓氏，时间久了也会湮没，应该把事情记载下来，以便修志者采录。”县令谨遵明公命令，前来向我征求记文。我既已把事情如上记下，因而感叹说：我已经老了，快八十岁了，经历的事情并不少。可是每次见到表彰贞烈妇女的事，询问以后，不是某位贵人的妻子，就是某位贵人的母亲。即使不一定全都如此，大体上也就是这种情形。因此，接受表彰的人往往夸耀它，认为得到表彰非常困难；而评论表彰的人又轻视它，认为施行表彰非常容易。表彰本来是为了教化风俗；如果很容易，又怎么能起到教化作用呢？像今天表彰姚氏，情况却完全相反：接受表彰的人得到它似乎很容易，而评议是否应当表彰的人却慎重得非常困难。正是因为看重它，才能起到教化风俗的作用。唉，实在可惜！没想到我已经老将八十岁，竟又看到院台和县令如此善于教化百姓。因此在记述此事之外，也一并写下这些话来告诉世人。○《镇海楼记》【代作】俊伟宏阔，畅达，足称大篇。镇海楼相传是吴越王钱氏所建，用来朝向远望汴京，表示臣服之意。它的基址、楼台、门户、栏杆极为高大宽广、雄伟壮丽，详细记载在其他志书中。此楼在钱氏时代名为朝天门，元至正年间改名为拱北楼；皇明洪武八年改名为来远。当时有术士认为它的名称和书画不吉祥，后来果然应验，于是改用现在的名称。成化十年失火，重新建造；嘉靖三十五年九月又失火。我奉命总督直隶、浙江、福建军务，在杭州开府，正当调动军队治理贼寇，驻扎嘉兴。等到返回杭州，才开始同某官某等人商议重建镇海楼。有人认为这是不急迫的事情而表示反对。我说：“镇海楼建在府城中央，跨越交通大道，截断吴山山麓。它四面有名山、大海、江湖、潮汐的胜景，一眼望去苍茫无际，可以看见数百里；民间房屋有百万户，其中村镇、集市以及官府、私人各处的景物，数也数不清，而能够在举目俯视之间尽收眼底的，只有这座楼是最为杰出的景观。至于浩渺的岛屿，也仿佛都在我们的掌中。登高远眺，气势足以俯压百蛮；东方夷人来进贡经过这里的，也往往瞻仰礼拜，徘徊许久才离去。因此四方来的人无不趋前仰望，把这里当作游观之地。这样的景观延续了几百年，如今却忽然废弃，使百姓惆怅失落，仿佛失去了归宿。这不是用来彰显太平、使远近之人喜悦的做法。” 不只是这样而已。楼中所收藏的钟、鼓、刻漏等器具，以及标示四时气候的榜文，都是让百姓知道昼夜、作息、寒暑开闭以及桑麻种植、渔猎耕作等事项的指南。如今一旦废弃它，就会使百姓茫然不知所往；这既不能显示节序，也不能使各种设施发挥作用。况且人们相传钱镠归附宋朝后建造此楼，事情显著已久；到了方国珍时，他向我高皇帝求缓死，尚且知道借钱镠的事来申诉。假使今天海上的群盗也能知道钱镠的事，他们的祈求和方珍当初的言辞或许对臣道有所补益，难道可以任其遗迹湮没而不彰显吗？我任职于清理海疆，观察今日事务，没有比这件事更急迫的了。诸位只管营建，不要增加百姓的征敛，并且务必先从自己做起。于是我与某官某某等捐出公款若干银两，又向百姓募得若干银两，于是聚集工料，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施工。计划建造石砌门，门上架楼；楼基层层砌石，高若干丈尺，东西若干步，南北为其一半；左右设曲折台阶通达楼上。楼高又若干，官署共七楹，巨柱百根，钟一口，鼓一面，大小各有规格；四时节序榜文也各有等级，收藏其中，完全依照成化年间的制度。历经若干年月才建成。楼尚未建成时，凶悍的海盗遍布海上，我调兵前往讨伐，日夜无暇顾及此事。到如今五年之间，凶盗被擒，来犯者逃遁，居住其间者震慑不敢再来，海上才安定下来，而楼也恰好建成，所以沿用旧名，称为“镇海楼”。《酬字堂记》。黄花与瘦石，并不妨碍幽静的情致。镇海楼建成后，少保公进渭说：“这件事应当写篇记，你替我草拟一篇，写成后拿来。”公看后称赏说：“听说你在外寄居已经很久了。”于是急忙召我来，掌管仓廪银两，拿出二百二十两银子给我，让我建造秀才的居所。我推辞说太奢侈，不敢接受。公说：“我还惭愧像晋公子那样。”于是这篇文章终于能够使公惭愧了。倘若只拿福先寺的事写几句话来责备我、回报我，那报答就太薄了，何必说奢侈呢？”我感激公的话，拜谢所赐，拿回家后，把囊中所有文物卖掉，凑足与公所给相同的数目，在城南买了十亩贫瘠的土地。那里有房屋二十二间，两个小池塘，养鱼种荷；树木、果树、花木和材木共三类，合计数十株；长篱绵延一亩，用枸杞加以围护。外面有几十竿竹子，竹笋破土而出，仿佛冲入云霄。客人来了，就捕鱼烧笋，再用落果佐食；喝醉后便吟诗唱歌。房屋起初陈旧杂乱，后来逐渐整理更新，于是给堂题名为“酬字”。《徐文长文集》卷第二十四【终】●《徐文长文集》卷第二十五 公安袁宏道中郎评点 钱塘许尔京士魏校订 碑 《会稽吴侯生祠碑》《徐相公碑》《季先生祠堂碑》《知清丰沈公祠碑》《庞公碑文》《刘公去思碑》《会稽吴侯生祠碑》。得娥陪说：风采神韵自然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