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长文集卷之十八

译从上古直到今天，圣人并不少，必定很多。从统治四海、主宰亿兆，到琐细地治理一种技艺，凡是有利于人的人都是圣人。《周易》所谓“道在瓦砾，在屎溺”，难道不是指这些吗？所以治马的医生、制酱的师傅、修理尺棰、清洗寸铁而使它们恢复原状的人，都是圣人。我姑且以治理之事来说：有人产生一个想法，有人创立一件事情，又有人使成百上千的人接续它，年年积累、千万年积累，然后天下的治理工具才逐渐宏大、明备；由忠实质朴而成质朴，由质朴而成文饰，由文饰发展到无可增加，所具备的项目也多得数不清。假如今天只有一个人，却说“我自己创制、自己使用，而且一定要等到全部完成后才使用”，那么永远也治理不好。所以治理一定要累积众多圣人的成果才会成功。既然已经这样足以治理，而那一个人又说“我一定要亲自创制之后才治理”，那不是愚蠢，就是有病而迷惑。因此治理没有比因循已有成果更有利的了；因循而广泛吸收，就距离自作自用不远了。只有因循却不广泛吸收的人才会得到这种结果。孔子学习将近七十年，年老了，锤炼、斟酌、审察都已经充分，既广博又简约；但他删定、赞述、修订的东西有多少呢？治理的准备已经具备，百姓可以让他们遵循而止步于此。如今的治理者却说“我还要广博”，那就不是愚蠢而是有病迷惑了。所以说贵在因循，又说因循并不贵在广博。农、咀、草、轩、岐、区、缓、和、鹊、仓以及方剂，这些人一定要说“我自己作农、自己作轩、自己作岐，自己作区、缓、和、鹊、仓，自己制定方剂”，那就不仅荒谬，而且根本没有时间完成。所以说贵在因循，因循又贵在不广泛杂取。孔子删定诸书，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孔子集大成，是汇集了帝王之道的大成。然而方剂之道还不完全如此；方剂中每一种药都只适合一时一人。所谓“旦”，就是因为因循而兼顾各种方剂，所以不一定全部相合；不相合便思考，思考便有所得，有所得便等待天明，等待天明便果然使用、果然相合。这叫作因循方剂而不受方剂拘束，这叫作药物之王、医道之纲。至于民德，便显得丑陋了：分工以后各有常业，必须使农民务农、商人经商；观察木材再用来造梁。如今扰乱学术的人，往往只想拿梁材来用，却不观察木材本身。这就像强迫齐民学习帝王之学，以为掌握了帝王之学的梁材就尽了一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论》中之四 凡是广博，都是“一”的影子，是蜕变。这样，哪里会有真正的广博呢？凡是广博，都会成为弊病。圣人的广博，是广博于他所分掌的范围。譬如医术和棋艺：我是棋手，棋有棋谱，把棋谱全部学完，棋艺就到此为止；我是医生，医术有医书，把医书全部学完，医术也到此为止。所以所谓广博，也就是有所约束。不在自己的分际上求广博，却在不该分的地方求广博，于是才有百家之说。百家之说被采用，就从霸道而强盛，从强盛而诡诈，从诡诈而掠夺，纵横交错，谁也不知道最终会怎样，这全都是广博。广博而没有用的，就是今天所谓词家一流。词的起初，贵在“词”本身的兴发，所以词只有一个根本；古人用字作词是那样，能使人兴发，今人用字作词是这样，也能使人兴发，兴发是一个，字却有两个。兴发相同而文字有别，是因为古字艰深；艰深便产生解释，解释便产生浅易，浅易便不再古雅，不古雅便流于俗。古句越来越难，难便产生解释，解释便越来越多，多又产生更多，更多便不古，不古便失去刚劲。这是时代造成的，并不是本来可以不如此却故意如此。兴发与否并不取决于此。所以诗，古代是康庄大道，今天渐渐成了乡里的优人演唱；古代是坟墓，今天渐渐成了乡里歌唱者所谓的“宾之白”。一切都是时代造成的。并不是本来可以不如此，却故意如此。所以准正文与诗相比，坟墓与宾客、康庄大道与乡里小路，怎么能相提并论？但说到兴发，正文本来不如“宾”，康庄大道也不胜过乡里小路；不只是小人如此，大人也同样如此。如今掌握这种道理的人，不致力于此文的兴发，却急于追求彼文的不兴发。这与夺取皮衣、葛衣来取得温暖和凉爽，却要从兽皮、树叶中取得温凉，有什么不同？还说这样做是因为它古老，真是糊涂极了。唉，木叶和兽皮都已经难以做到，如今又把紫色染坏白色，把绣品织成烂缬，剪碎楮纸，编织蝥虫。谈论媒人的，贵在促成婚姻；劝人借贷的，贵在使钱财流通；贵在兴发，而不在齐、楚两地那种喧哗。齐地的言语使婚姻破裂，齐地的言语使钱财脱离，这种齐地喧哗有什么可取？举一个例子：如今写词而叙述官职，古代官职如果是那样，今天的官职就一定要写成那样；叙述地名，古代名称如果是那样，今天的名称也一定要写成那样；其他事情没有不是如此。却忘了古代的“彼”就是我的“今”，一味仰慕古代，反而违背真正的古意，实在糊涂。虽然如此，这些话大概是针对写词而从人心取得兴发的人说的。像词这样只从人的口中取得兴发，只从人的耳中取得兴发，只从人的眼中取得兴发，却直接到兽皮树木中寻求温凉，还把它当作古意，那么也没有比今天更坏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全是因袭，全是剽窃，全是潦草；把一个奴仆的样式重复成百种役使。最下等的又全都昏昧、残缺、自己击鼓自鸣，专门寻找唐人的语气而不走出自己的境域。说到与自己相合的地方，他们便欣然；说到不相合或不知道的地方，不嘲笑就讥讽发怒，只说“这是唐代的”。刚讲到初唐、盛唐便惊愕，更高一层便说“这是汉代的”。如果除去几句有意味的话，剩下的都枯竭了；更高一层更是如此。他们所作的那些奴役文字，大多不超过几张楮纸，少的甚至只有几十、几百字就结束，往往拾取别人吐弃的残羹来当作肥美，自以为得到滋养；偶尔进而谈论其中发于内心的兴发，以及所谓发于耳目口的兴发，却忽然茫然若有所失。他们的弊病既然如此，就并不是真正的广博，却不知道这种风气正是由广博开端的。○《论》中之五 “明明德”三句话是纲领，八条目是二十句话的条目；三是虚，八是实；三是合，八是开；三是根本，八是枝叶。“本末”二字，是一篇文章的眼目。什么叫“眼”？如同人的身体，百体相连，看起来都像皮毛，臣妾之类也相似；到了眼睛，便突然明亮突出，使人警醒。所以作者精要而旨趣深远的地方，就要看这里。文章贵有眼，正是这个道理。因此诗有诗眼，禅句中有禅眼。《大学》首篇人人都熟悉，其中文章的体要全在这里。通晓这个道理，千万篇文章都是一体，如同首、尾和脊柱。然而一开一合，又没有固定的形式，而是随其所宜而适当安排。所以作者有长有短，长短不同而这一点相同；有丰有瘠，丰瘠不同而这一点相同；诗与文不同而这一点相同；上古的文章、诗，以及今天优人演唱和宾客歌唱的文字彼此不同，而这一点相同。超过这一点，就是画蛇添足；达不到这一点，就是割断鹤足；不明白这一点而妄作文章，就是貂皮不足却硬要续尾。指手画脚、攫取搏击，像在泥里思索来填饱肚子，原想借此鼓动众人，却反而失去了自己的浅陋之处。○《论》中之六

译姑且用今天吴地的画首英、浙江的画首进作譬喻：假使乞求画画的人，实际画的是英和进，却把名字写成公和孤，一定不对。假使乞求文章的人，实际写的是左丘明和屈原，却把名字写成左丘明和屈原，也一定不对。一定要写赵、孟才行。为什么轻视真实的人不重视赝品，而重视赝品的人反而不轻视它呢？并不是这里适合赝品、那里不适合赝品。古代的文章是一，今天的文章是二；文章的根本是一，所以推荐者必然推荐文章，文章必然受到尊重，受到尊重的必然被崇尚。但如今真实内容已经消失，而人们所崇尚的尤其只是习气。不能得到真实，却还希望得到它的名声，所以习气便把赝品当作贵重。实际内容已经改变，名目却不改变。这并不是今天求文章的人向已经贵重者求取文章的责任，而是今天求文章的人应当向尚未贵重者求取文章的责任。至于绘画，真实始终是一，并没有改变。今天向士人求文章，也应当守住这一点而不改变；这样才不会有赝品文章。○《论》中之七 聃、御寇、周，是中国的佛教；他们对于昙，就像契、印一样，不约而同。他们与我儒并立而成为两家，仅此而已，其他没有所谓的道。后来流变为养生之说，是聃氏门徒的作为：进入不可测的深海，只学习潜水而已，并不是为了得到珍珠。潜到海中一半时，偶然得到珍珠；后来学习潜水的人，便把学习的目标转移到珍珠上。这就是养生学说兴盛，而其他枝端邪说开始纷纷兴起、如荆棘堵塞山路的原因。所以“道”的名目由此分歧，与佛、儒合起来成为三家，但本来并不是三家。所谓二变为三，就像嫡统、庶统、闰统；楚国有昭、景二族，甲氏也是如此；汉代有陀氏。○《会稽县志》诸论 各篇论述都擅长讲治理和经世之道，写入典章法度，与唐宋名家大致相当。地理总论 沿革论 分野论 形胜论 山川论 风俗论 物产论 治书总论 设官论 作邑论 户书总论 徭赋论 户口论 水利论 灾异论 礼书总论 官师论 选举论 祠祀论 古迹论 地理总论 我编写《会稽县志》，把地理部分放在开头；地理的项目有六项，即沿革、分野、形胜、山川、物产、风俗。考察《王制》说：“广阔的山谷、巨大的河流，各有不同的制度；百姓生活在其中，风俗也各不相同，刚柔、轻重、迟速各有差异，五味的调和不同，器械的制作不同，衣服的适宜也不同。修明教化而不改变风俗，整齐政令而不改变各地的适宜。”所谓川谷，就是地理书中的山川；所谓广大，就是形胜；所谓民生、刚柔、轻重、迟速，是风俗形成的原因；所谓味、器、衣，就是物产的类别。这四类事物都是由土地形成的，也如同冶炼工人根据器物来铸造。剑不能做成戟，酒器不能做成壶；工匠也只能顺着器物原有的条件，稍加磨治。所以说，五方的百姓各有自己的性情，不能强行改变；教化可以遵循，政令可以整齐，而风俗和适宜却不能更改。如今天下是一个大器，会稽也是冶炼中所制的一件器物。治理这个地方的人如同工匠；把器物交给工匠，所以必须先说明器物；把治理交给县令，所以必须先说明地理。有人说，地理在前，县邑沿革在后；分野属于天，天又在地之前，那么编志为什么把沿革放在开头？我说：呼唤马，如果呼唤骊马，其他马就不能应答；只说马，其他马也能应答。如今编写县志却不把沿革放在开头，就像呼唤马而不呼唤骊马。其他县邑也会纷纷应声而来，又哪里谈得上专指分野呢。沿革论 我考察各史书，会稽成为县邑始于隋开皇九年。因此从开皇九年以前直到秦代，史册中凡是称“会稽”的，都是会稽郡；如今编写县志的人却常常把郡的事情写进县里，难道不是因为“会稽”这个名称既可通称郡、邑，而编者又没有深究何时专指郡、何时兼指县邑的过错吗？开皇以前有会稽郡，没有会稽县；当时会稽一县的地域还分为山阴、上虞、永兴、始宁四县。开皇以后，既有会稽郡，也有会稽县；山阴、上虞、永兴、始宁四县才合并为会稽一县。由此推论，开皇以前史册所记的人物，有些并未指明其所属县邑而泛称“会稽”，那是因为整个郡的人都可以这样冒称，哪里只是四县之中的人呢？如今却想拿尚未称为县邑时的“会稽”来对应今天的会稽，也就违背事实了。既然如此，沿革又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编写会稽县志，凡是与县邑有关的事，都从县邑初设时写起；初设时间是隋开皇九年，便以此作为起点。分野论 古今记载星宿分野的书大约有十家，都把斗宿、牛宿归属吴越，又一定说属于扬州，这确实如此。然而天下这么大，有扬州；扬州有吴越；吴越有浙江省；浙江省有郡；郡又有会稽一县。这样一层层缩小，和斗牛二宿相应的占验，难道不很少吗？春秋时吴国攻打越国，史墨说越国得到岁星而攻打吴国，必定会遭受凶祸。汉代岁星、荧惑、太白聚集在斗牛之间，后来孙氏果然占有江左。晋代苻坚将要入侵，石越说：“今年岁星在吴地，天道不顺。”不久苻坚果然失败。陈叔宝将要败亡时，有彗星出现在牵牛宿。由此推论，大概是以纬书承接经书；善于观测的人可以把范围逐寸分析，不专看星宿，而看它所对应的地支，那么会稽所属斗牛二宿的吉祥和灾祸，便可以坐着等候而知晓，又有什么“少”可说呢？豫章人占验王气，认为主应临安；雷焕占验剑气，认为主应丰城；郑康成注《周礼》也说，州中的诸国在星宿上各有分属，这正是这个意思。可惜那部书已经亡佚。如今所谓《清类》，果真完全得到其中的旨意吗？有人又怀疑越地在东南，而牛、女属于北方星宿。可是即使相隔几里的山，松树生在南面，茯苓生在北面，也可以这样。这边枯萎，那边也枯萎；这边茂盛，那边也茂盛，这是精气贯通到了极点。如今天地玄黄本来并不相互隔绝，人们却根据自己所见的清浊景象而把它们分开。黄色有尽，玄色无穷，就像一个球体中浮着一粒粟米。人们又因为自己所处的只是一个角落，便想据此确定天地的南北，难怪会闭塞而疑惑。僧人一行说：“星宿与土地以精气相联系，并不拘系于方位角落。”这话确实正确。形胜论 郡县之所以有形胜，难道只是为了游观吗？《易经》说，地势险要就是山川丘陵；史书称秦国是四面有险的国家，背靠山、带着渭水，东面有函谷关和黄河，西面有汉中，南面有巴蜀，北面有代地和良马，这就是天府。由此推论，便可以知道形胜的含义。会稽东面有娥江，北面有大海，南面有杉木、驻日、嶀山等山岭的险阻，西面与山阴的邻界相接，像人的背腹手足一样形势完整；水陆两方面的险要也都具备。土地六千顷，丁男六万人错落居住其中；没有战事就耕作取食、凿井取饮，有战事就肩负兵器、身披铠甲，在四郊筑壁防守。像从前攻打东关、破坏清风，与倭夷交战那样，凭借险要谋划，选择有利时机进攻，那么所谓娥江、大海、各山岭和邻界，未必不能成为增强我方声势的条件。这一点很清楚。至于那些所称的佳山秀水，认为它们是胜景，那只是游观的工具，并不是形胜；已经记在山川部中了。山川论

译记载扬州山川的，《禹贡》只说彭蠡、三河、震泽便停止了；《周礼》只说会稽、具区、三江、五湖便停止了。扬州不过天下九州的九分之一；如今一个县邑在天下所占的比例，几乎只有千分之一。一个圣明的君主、一位贤能的宰相，记载天下九分之一的山川，尚且不到一尺书札；如今编写会稽志，记载天下千分之一的山川，却累积几十张纸还没有写完，中间还常有遗漏，为什么呢？秦代以前，天下土地各自属于封国，王者只制定贡物即可，不必责求数量；所以夏代扬州的物产，只说贡金三品，以及瑶、筱、簜、齿、革、毛、羽、木罢了；周代扬州的物产，也只说金、锡、竹、箭罢了。秦以后天下统一归于京师；既然统一归于京师，王者虽然制定贡物，却不能不责求数量。因此即使一根毛、一片鳞的产物，也必须考察其土地出处、登记在册，和田地亩数同样计算，不敢含糊。物产不责求数量，所以山川可以略写；可以略写，所以记载像州这么大的山川，不到一尺书札。物产责求数量，所以山川不能略写；不能略写，所以记载像县邑这样小的山川，累积十几张纸还写不完。而且其中还常有遗漏。风俗论 老子说，治理达到最高境界时，邻国彼此可以望见，鸡鸣狗吠的声音互相听得到，百姓各自甘心于自己的食物，喜爱自己的服装，安于自己的风俗，乐于自己的职业，直到老死也不相往来。依我看古代所摘录排列的各志书说法，会稽人重视犯法，勤劳节俭，重视祭祀，文雅而风流；我希望他们不要安于这种风俗。然而如今所安于的，是婚姻计较财礼，嫁女常常使家产破败，甚至生女便把她溺死；父母去世不表现悲戚，反而大宴宾客，像庆贺自己所欢喜的事情；迷信堪舆家，有人竟让父母尸骨暴露数十年而不顾。百姓有四季耕耘、诵习本业，以丝布为衣，以鱼盐、稻、果蓏、蠃蛤为食，却反而不以此为乐、为美、为甘；如今所乐的职业，是以赌博为生，成群的少年每天在市井中横行，狡猾地拖欠佃主的租税，又从中制造祸患来威胁人。他们所甘、所美的食物和服装，竟要穷尽江南江北、山南山西，竞相追求绮丽，把一方所输送的物产全都耗尽，数量多得无法计算。像老子所说邻国相望而不相往来，大概只是上古的事情，我哪里敢对今天的会稽抱这种希望呢？至于司马某所称的，也只不过是几十年前的会稽罢了。如今不敢希望达到上古，却希望恢复几十年前的风俗，并革除其中更严重的弊病：婚姻方面革除计较财礼、厚嫁、溺女和父母丧亡时大宴；职业方面革除赌博、少年结群和狡猾佃户；服饰饮食方面革除穷尽江南北、山东西而追求华靡。唉，这样的风俗大概还可以接近理想吧。人的身体有瘤，风俗也有瘤。风俗的瘤就是丏户。丏户以“户”为称号，不知起于何时，相传是宋代罪俘的遗裔，所以被排斥，称为堕民。他们内外大多习惯于卑污无赖；四民之中，他们不得占有职业和产业，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百姓也绝不冒称；四民所凭借的职业，他们也不得凭借；他们登记的职业，百姓也绝不列入；四民平常所穿的服装，他们也不得穿。大概四民过去都称说这是官府特意用来区别并羞辱他们的。至于户籍和职业，直到今天已经开始混乱；服装也稍有僭越而混乱了。丏户既然被百姓排斥到这种地步，也竟然纠集同党互相争讼、求取侥幸，必定胜过百姓。治理此地的官员若知道内情，便偏袒百姓；偶尔不知道，也常常偏袒丏户。百姓以此为耻，努力凭借沿袭的风俗求取舆论支持，必定要官府偏向自己才肯罢休。于是丏户结盟聚党、要求官府偏袒自己的行为更加严重，所以说丏户是风俗的瘤。虽然如此，瘤子终究从正常肌肤外突出来，切除它也是应该的；假如长瘤的人肯责备自己说“我现在接受治疗，并且设法使自己恢复为正常肌肤”，为什么一定要把瘤子割掉呢？经典不是说过：“人如果不仁，痛恨他过分了，反而会造成混乱。” 丏户自己说：“宋朝将领焦光瓒的部落反叛宋朝而投降金朝，所以被□，称作堕民。□男子每逢婚丧之家，或元旦，就成群索取酒食；妇女则学习做媒，或者陪伴良家新婚，又替妇女做买卖，往往一见面就偷窃抢夺；尤其擅长制造流言、扰乱是非，离间人的骨肉。” ○男子从事捕蛙、卖饴糖，把竹子弯成牛头灯，像牛头一样举着。编织机扣，塑造土牛、土偶，打夜狐，也就是驱鬼。女子则替人家弯制女子的髻冠，梳头做假发，成群跑遍市巷，同时到私交之处去。○户籍称为“丏户”；即使有产业，也不得充任粮里正长，并且禁止他们入学。○旧志说：帽子做成狗头的形状，裙布横向制作，不穿长衫；在门上题写“丏”字。物产论 计然对范蠡说：“知道斗争，就修治防备；顺应时令，就修治物产。掌握这两点，万物货物的情形就可以看见。所以岁星在金年则丰收，在水年则受损，在木年则歉收，在火年则干旱。”这是说顺应时令的作用。因此旱灾时应准备船，水灾时应准备车，物产流通的道理就可以知道了。他又说：“粮价二十会使农民受损，九十会使商人受损；平价出售粮食，调齐物价，使关市不缺货，这是治理国家的道理。”所以积蓄物资的原则，是务必使物品完好，不让钱币停滞，用物品相互贸易，腐败的粮食就拿来食用。这些话越国采用了，使自己的家业富足。如今会稽的农粮、商人的钱币和各种物产，比计然的时代增加的不只是两三倍；然而仍不能免除经常歉收，难道是缺少计然、范蠡那样的人吗？大概不是。古代调节农民与商人的权力，常在上面；如今调节农民与商人的权力，常在下面。即使有计然、范蠡这样的人，又能在哪里施展呢？姑且举一件事：自酿酒的利益一提高，糯米只有十分之六，作秣料的米却占了十分之四；酿酒的行业天天盛行，而炊食的需要天天受到阻碍，农民也因此受损，却没有人加以制止，更何况想要制约商人呢？所以我说，即使有计然、范蠡，也没有地方施展，原因就在这里。治书总论 有了像会稽这样的土地，只要不改变土地的开辟状况，就可以施行教化和养民的政令。然而土地不能自行施行政令，必须交给能干的人，这就是设官；设官不能只停留在空文，而要把政令施行到百姓中、落实到实际生活，又必须交给工匠，这就是作邑。自周代设置官职，从正开始直到我明代设置官职，以知县为止，其属官多达几十、上百种，都是设置官职的内容；从县官居住的署开始，到保卫百姓居住地的烽堠为止，数量大约有九类，都是营造县邑的内容。这两方面都是因地制宜而治理，所以总称为《治书》。设官论

译我读柳宗元《封建论》，大意是说：上古时代起于争斗，终于质朴，于是刑法政令逐渐产生。因此先有里胥，后来有县大夫；有了县大夫，后来有诸侯；有了诸侯，后来有天子。从天子到里胥，都是有德的人；死后一定寻找他的子孙来封立，这就是封建制度的起源。如果这话可信，那么县大夫的设置，最初并不属于天子，而是百姓自己寻找有德的人来听从他的治理。后来既有天子，天子才开始从有德者中选取官员，要求他们治理百姓。然而从最初由天子选取官员以后，又有许多子孙继承祖先的职位来治理，未必都像祖先。如今谈论制度的人，往往主张封建而贬低郡县的设官。唉，如今所设置的官员，大多也是天子从有德者中选取，要求他们施政于百姓，这与上古百姓自己求取有德者来听从治理相类似。即使其中有少德的人，不也和上古后来由子孙继承祖先职位、未必肖似祖先的情况相同吗？这样看来，凡是少德者，是他任官的责任，而不是设置官职本身的责任，这一点很明白。谈论制度的人又怎么能抬高封建而贬低郡县的设官呢？” 作邑论 县邑设置官员，都是为了治理县邑；县邑不营造，凭什么成为县邑呢？营造县邑，必须建造署舍供县官居住，这叫县署；建造属署供属官居住，这叫属署；建造学署供先师神位以及教师、学生居住，这叫学署。又有寓居之所，其宫舍不隶属于县邑，土地却隶属于县邑；有废置之处，过去曾设置官员和署舍，如今省去官员，也省去署舍，所以称为寓、废。修筑疆域来划分百姓，修筑城池来防卫；坊用来统辖城内，里用来统辖城外；市用来进行城内贸易，镇用来进行城外贸易；津梁用来沟通内外；邮舍用来把命令传到外面、把外面的命令传入里面；警用来侦候内部，烽用来侦候外部。这些全是县邑所以成为县邑的设施，所以总称为作邑。户书总论 统计县邑人口以征调百姓，从军户、灶户直到僧道，共有十七类，人数六万有余。统计县邑田亩以征收赋税，从田到溇，共有七类，数量七十万七千有余。人口向上承担的役务有两种：一是用银钱雇人代役，二是亲自出力服役。服役的人有五百八十九名，服役地点有六十八处。田亩向上缴纳的赋税有两种：一是本色，便于就近输纳；二是折色，便于远地输纳。税目有七项，总计米五万二千六百六十二石有余，钞九千三百四十五贯八百文有余。茶叶的贡纳，以及各项不从田亩征收的专卖收入，水利、灾祥中不涉及赋税的部分，都不在此内。人口与田亩、茶贡与各项专卖收入，向上供养官府，官府也凭此供养百姓。凡是养民的道理，大多属于户政，所以编作户书。户书与地书中的物产相联系；物产出于山川，山川属于土地；土地取法于星宿，星宿又联系着县邑的沿革。徭赋论 我听长者们说，徭赋制度大概没有比如今的一条鞭法更好的，只是担心它不能长久实行。一条鞭法的本意，大略是说均平制度开始推行时，下达各县，由县长吏自行议定；县长吏以上的官员才依从节俭。如今已经独自背负□奢的嫌疑，怎么忍心把被怀疑为奢侈的一切都裁减掉来回复上级？如今每有一次举动，或奉承上级的一纸檄文，往往只要看一看钱袋，掌管钱袋的官吏和辅助商铺的人就已经发愁被牵连。至于雇役既繁多又艰苦，像仓、传等差役，也常常报酬不抵劳苦，没有人愿意应募。所以长者们相互说：假如果真再在全县摊派几百金，不过每亩增加一毫一厘的费用；否则很快就会看见千百年的大利坐视着改变。为什么呢？谋求蠲免丁役的人将要乘这个空隙暗中破坏它。正统年间，御史朱英创议十年一役，当时人们认为便利；如今不过一百多年，竟然轻易地改变它。关心百姓疾苦的人，千万不要因为每亩一毫一厘而吝惜，使谋求蠲免的人得以乘机改变这项良法，那就幸甚了，幸甚了。” 户口论 人口与产业相称，养民才不会困乏；养民不困乏，然后才可以要求百姓驯顺。如今按户籍统计，人口有六万二千有余；不入丁册、不入户籍的人，何止是这个数字的三倍？一个县的田地只有四十余万亩，富人往往拥有从数千亩到百十等不同规模的土地；把这些类别合计起来，只需几千家就能占有四十余万亩田地。合计依靠田地生活的人，以及依靠其他行业、别处产业生活的人，也仅仅能够使大约十万人不挨饿；此外没有沾到一寸土地的人，还有十多万人。即使不被富人占有而平均分配土地，上面的土地也仍然不够，哪里能说养民不会困乏呢？既然养民已经困乏，却想要求百姓驯顺，这只能施加于那些没有固定产业却有恒常心志的人；但这样的人能有多少呢？唉，实在困窘了。苏轼说过：吴、蜀有可以耕作的人，却没有他们的土地；荆、襄有可以耕作的土地，却没有他们的人。苏轼的意思，大概是想把贫寒之人迁徙，使人口与产业相称。唉，这哪里是容易说的事呢？水利论 会稽上承各条水流，下临大海，赋税收入的多少，总是取决于蓄水、泄水的时机。不是这样，田亩便会像胃一样受害；上游是咽喉；大海是尾闾。因此咽喉治理得当、尾闾调节有节，胃就调和，精气也不会失散；否则，咽喉、尾闾、胃便失去养育它们的根本。所以上一篇写徭役之后接着记水利，使主管治理的人知道应当重视什么。灾异论 水利关系到田亩，所以列入户籍还可以说得通；灾异关系到户籍吗？六气调和，风雨顺适，年成谷物就繁盛，人口也增长；六气不调，年成歉收，万物耗损，天灾疫病就会兴起。因此，灾异对于户籍的关系，远比水利更为重大。然而，为什么对地理说得详细，对天灾却说得简略呢？回答说：灾异显现在天上的，各郡相同，省察天下也相同；至于显现在地上的，在各邑尤其切近。所以我特意详细记载。唉，导致灾害的原因和消弭灾害的方法，本来都有应当承担责任的人。《礼书总论》百姓有了养生的条件，才可以施教；官员和师长，都是施教的人。施教者与受教者，必须各自有所感化，教化才会更加振兴。因此，官迹、选举中会出现人物；至于寄居的贤者、贞烈之人、艺术家、仙人和僧道，也都属于人物，所以全都附列在《人物志》中。祠祀，是为了追念、尊崇那些贤能有德的人；记载古迹，是为了不忘那些贤能有德的人；它们和人物志也属于同一类。可是，为什么又把寺观接在后面呢？寺观本来就是佛、道二教中贤能有德者的栖居之处，也听任他们的门徒在那里祭祀贤者罢了。况且佛、道二教的教化，与我们圣人的教化，是交替消长的。我正是据此来考察教化，所以不能遗漏。唉，一邑到了这种程度，也就完备了；但总括起来，没有一项不是关于教化的。凡是教化的义理和类别，都归属于礼，所以作《礼书》。《礼书》同地方的风俗有关，而风俗又取决于山川；山川属于地，地受星象影响，星象又随着各邑的沿革而变。《官师论》

译《官师表》没有另行取材，只是仿照本邑学校题名记的体例来记载和表列罢了。题名记遇到一位官员，就写“某”；遇到一位师长，就写“某”，不问这个人的善恶，也不问他是否没有可称道之处。因此，本表考察一位官员，就谨慎地像题名记那样写“某”；考察一位师长，也谨慎地像题名记那样写“某”，同样不问其人的善恶及有无可称道之处。偶尔有人的姓名不见于题名记，却散见于其他书中，便谨慎采录下来，也像前面一样不评价其人，只与题名记相同而已。不过，偶尔遇到确实贤能的人，不能完全不加辨别；又因为受题名记体例的限制，不敢马上将其列入，于是就在姓名下面稍微写几句话。这一点就是与题名记不同之处。《选举论》选举不问其人究竟如何，遇到姓名就记载，这一点与官师表相同；从科录中取材考察，也与按照题名记考察相同。偶尔在姓名下面写几句话，其体例也和在官师表下面写几句话相同，所以不再另行论述。《祠祀论》一邑设置祠祀，凡是为了记载年岁的，都与年岁有关的神祇；本邑已经祭祀了。像五岳镇护一州，禹的功业遍及九州岛，天子下令祭祀，而其祭地在本邑境内，所以本邑也可以记载，都是为了表彰贤者。凡是与贤者有关的鬼神，本邑已经祭祀了。像祠祀创设于私人墓地、由其子孙祭祀的，又不是天子下令祭祀，但其追思关系到本邑的公共事务，所以也可以记在本邑。厉鬼既不是贤者，也不是与年岁有关的神祇，却祭祀它，并且还记载下来，为什么呢？屈平的《国殇》中说：“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子产也说：“匹夫匹妇的魂魄，还能依附在人身上而成为淫厉。”殇就是伤亡，厉就是灾气，何况还有在幽暗水泽中饥饿而死、在枯竭之地困毙的意义呢？难道仅仅是与年岁有关而已吗？《古迹论》贤人、隐士居住过的地方，恩泽相连，风流遗韵长存，能够使经过的人产生感慨，使听闻的人思慕并希望向他们看齐。记载这些事情的人探寻幽微、拾取遗逸，积成册卷加以书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至于追溯上古之事，遥远地引用渺茫怪异的传说作为古迹，难道不显得荒诞吗？不过，长人遗骨、肃慎人的箭，孔子在广博见闻中也没有废弃它们。假如出使晋国的人不能叙述黄熊之事，又不知道实沈、台骀所在的地方，那么凭什么能够使郑国受到尊重呢？由此可知，出使四方而不辱君命，并不只是取法于《诗》。《徐文长文集》卷之十八【终】●《徐文长文集》卷之十九 公安袁宏道中郎评点 门人章斐然华甫校订 策 问：韩信攻破赵国时采用背水阵，他说：“把军队置于死地，之后才能求生；把军队置于无路可逃的境地，之后才能保存。”又说：“我韩信如果不是平日得到过抚慰、训练士大夫，驱使士人作战，那么按形势就必须把他们置于死地，使人人各自为战；给他们留下生路，他们就会逃跑。”为什么前些日子石墩之战，军队临水而大败；近日柯亭之战，军队登岸就舍弃船只来坚定死战的决心，却又失败了？如果认为那不是把军队置于死地，那么实际上已经把军队置于死地了。如果认为韩信的军队训练有素、法令严明，难道今天的军队就没有训练、法令也不严明吗？那么韩信又说这是驱使市井之人让他们作战了。同样使用这个方法，胜败却不同，原因是什么？○问：韩信攻破赵国时采用背水阵，他说：“把军队置于死地，之后才能求生；把军队置于无路可逃的境地，之后才能保存。” 又说：“我韩信如果不是平日得到过抚慰、训练士大夫，驱使士人作战，那么按形势就必须把他们置于死地，使人人各自为战；给他们留下生路，他们就会逃跑。”为什么前些日子石墩之战，军队临水而大败；近日柯亭之战，军队登岸就舍弃船只来坚定死战的决心，却又失败了？如果认为那不是把军队置于死地，那么实际上已经把军队置于死地了。如果认为韩信的军队训练有素、法令严明，难道今天的军队就没有训练、法令也不严明吗？那么韩信又说这是驱使市井之人让他们作战了。同样使用这个方法，胜败却不同，原因是什么？议论极其明白畅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