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第一 《周易孔义集说》　易类 提要 臣等谨慎考察：《周易孔义集说》共二十卷。本书由本朝沈起元撰写。沈起元字子大，太仓人，康熙辛丑年进士，官至光禄寺卿。这部书的基本主张是：十翼是孔子亲自撰写的，又没有遭受秦火焚毁，因此十翼独能完整保存，所以学习《易》的人一定应当以孔传为主。沈起元借用了明代高攀龙《周易孔义》的书名，另行编纂汇集；对于古今讲说《易》的各种著作不偏主任何一家，只要与孔传相合就予以采录。篇章次序仍依照今本，把《彖传》《象传》系附在经文之下。他认为，《易》的篇次是否亡佚，并不取决于古本篇次是否恢复。王弼把传附在经文之后，也足以供人观览玩味。只是《大象传》常常另起义旨，《文言》则引申触类来阐明《易》的深意，都不宜附在本卦之后，所以另行列出。书前列有三幅图：一是八卦方位图，一是乾坤生六子图，一是因重图，都是根据《系辞》《说卦》的文字绘制的。至于河图、洛书、先天、后天、方圆等图，则认为这是陈抟、邵雍一系的《易》，并非孔子原有，因而一概删去，颇能扫除纷繁纠葛的积习。其中也有不少地方能够推求验证旧说、引申出新义。例如《乾》卦《彖传》的“大明终始”，王弼注、程传、朱子都没有确切解释，沈起元独取侯行果“大明就是太阳”的说法，并以《晋》卦《彖传》的“顺而丽乎大明”以及《礼记》所说“太阳生于东方”来作证明，对于经义颇有根据。考察六三、九五、上九的“观我生”“观其生”，自从孔颖达疏解为行动出发以后，后来的儒者便都用动作施为来解释，终究免不了牵强。沈起元独取虞翻“生是指坤所生的民众”之说，尤其与九五《象传》的“观民”之义相合。他解释《大象传》，对于字句相似而意义不同的地方，比较同类、推求义旨，阐发得更加细密。在近代讲说《易》的学者中，也可以说是有根基的学问了。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周易孔义集说》《易》传承的源流 班固说：“孔子晚年喜好《易》，读它读到把编联竹简的皮绳磨断了三次，并为它作传。所谓传，就是十翼。” 鲁国的商瞿子木从孔子那里接受《易》，传给鲁国的桥庇子庸；子庸传给江东的馯臂子弓；子弓传给燕国的周丑子家；子家传给东武的孙虞子乘；子乘传给齐国的田何子庄。到了秦朝焚烧书籍时，《易》因为是卜筮之书，独独没有被禁止，所以传授没有中断【《隋书》说：“秦朝焚书，《周易》独因用于卜筮而得以保存，只是失去了《说卦》三篇。后来河内女子得到它】。汉朝兴起后，田何号称杜田生，传授给东武的王同子中和洛阳的周王孙；梁人周宽、齐人服生都著有《易传》。汉初讲说《易》的人都以田生为本。田何又传给淄川的杨何；周宽传给同郡砀地的田王孙；田王孙传给施讐、孟喜、梁丘贺。于是形成了施氏、孟氏、梁丘氏三家的学派。施讐传《易》，传给张禹及琅邪的鲁伯；张禹传给淮阳的彭宣和沛地的戴崇；鲁伯传给太山的毛莫如、琅邪的邴丹。后汉刘昆从沛人戴宾那里接受施氏《易》，又传给儿子刘轶。孟喜跟随田王孙学习《易》，撰作《易》章句，传给同郡的白光和沛地的翟牧。后汉的洼丹、觟阳鸿、任安都传授孟氏《易》。梁丘贺起初跟太中大夫京房学习《易》，后来又改从田王孙学习，传给儿子梁丘临；梁丘临传给五鹿充宗和琅邪的王骏；五鹿充宗传给平陵的士孙张、沛地的邓彭祖以及齐地的衡咸。后汉苑升传授梁丘氏《易》，又传给京兆的杨政。京房从梁人焦延寿那里接受《易》，撰作《易》章句，讲说长于灾异，并传给东海的殷嘉、河东的姚平、河南的乘弘，他们都做了郎官和博士。于是前汉多流行京氏之学，后汉的戴、冯、孙期、魏满也都传授它。费直传授《易》，传给琅邪的王璜，形成费氏之学；其经本采用古字，号称古文《易》，没有章句，只用《彖》《象》《系辞》《文言》来解释上下经。汉成帝时，刘向主持校理书籍，考察《易》的各家学说，认为各家《易》说都以田何、杨叔元、丁将军为祖，基本大义略同，只有京氏与众不同。刘向又用中古文字的《易经》校对施氏、孟氏、梁丘氏三家的《易经》，有些版本脱去“无咎”“悔亡”等文句，只有费氏经本与古文相同。《范氏后汉书》说：“京兆的陈元、扶风的马融、河南的郑众、北海的郑康成、颍川的荀爽，都传授费氏《易》。”沛人高相研究《易》，与费直同时；他的《易》也没有章句，专门讲说阴阳灾异，自称学说出自丁将军，传到高相；高相又传给儿子高康和兰陵的毋将永，形成高氏之学。汉初设置《易》学博士，杨氏之学得以广传。宣帝又重新设置施氏、孟氏、梁丘氏的《易》学博士；元帝又设置京氏《易》博士，而费氏、高氏两家不得立为博士，只能在民间流传。到了后汉，费氏兴盛，高氏便逐渐衰微。永嘉之乱时，施氏、梁丘氏的《易》亡佚，孟氏、京氏、费氏之《易》也没有传人。只有郑康成、王辅嗣所作的注本流行于世，而王氏尤其受到世人重视。《系辞》以下，王弼没有作注，后世相承用韩康伯的注来续补。

译总论 《易》的卦象除了八种物象之外，还有卦画奇偶的象、内外上下的象、三才的象、中爻的象、变爻的象。中爻用来错杂地取物象、撰述德义；四画之内又另分为两个卦，卦象也随之变化。所谓变爻，是用九、用六；占《易》专门观察变爻，所以爻辞已有兼指变卦而言的情况，那么卦象也会随变而改变。这些都是按照卦爻考察、依据文字核验，属于周文王、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言辞，确实不可更改，并不是后人的附会。只是汉晋的先儒把相应之爻当作卦象，说从某爻到某爻组成某卦，实在很牵强。因为“应”是情感上的相应，不是此爻与彼爻的对应。至于半离半坎之说，越是巧妙反而越显拙劣，同样不能采用。《说卦》与经文偶有不同，读《易》的人只需根据卦辞、爻辞来说明卦象；例如乾不一定是虎，但根据《履》卦《彖传》，乾就是虎；坤不一定是马，但根据《坤》卦《彖传》，坤就是牝马。不必拘泥于《说卦》，勉强替它安排说法。《易》说“六位按时而成”，又说“六位形成文采”，并没有“无位”的说法。王辅嗣说“初爻、上爻没有位”，这是错误的。伊川说“乾卦上九尊贵而没有位”，这里的“位”是爵位，不是阴阳之位。阴阳奇偶，怎么能说没有位呢？李安溪认为《易》中初爻、二爻不说“位”，而三、四、五三爻才说“当位”或“不当位”，所以所谓“位”也是借来说明分位的“位”，意思是德行与地位相称。我认为“当位”就是正当、得正的意思。初爻、上爻说“正”的地方很多，难道不算当位吗？因此也不可拘泥。伏羲所画的卦，以及《彖》《爻》所取的意义，本来无非都是象。至于“中”“正”也成为卦象，则是孔圣所创立的。文王、周公系辞来判断吉凶，那么之所以成为吉凶，其道理从哪里来？孔子用“中”“正”来确定它，吉凶悔吝所以如此的原因才得到说明。《易》象为什么有中正？孔子把一卦分成两个卦体，以二、五爻作为“中”的象；又把六爻分为阴阳之位，以所乘阴阳相当、处于适当位置作为“正”的象。这和伏羲以阴阳奇偶为象一样，都是从原本没有具体象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不是开天辟地的圣人就不能做到。所谓“中正”二字，自《典》《谟》以来只说作抽象道理，到了孔圣传《易》，才有了可以据以观察的具体卦象。于是推求它没有不应验的，按察它没有不可更改的，这也可见其奇妙。一部《易》书，没有一个字不是着落于实处，却又由至实达到至虚，所以说它“洁净精微”；《易》的时义，是孔子阐发出来的。把一卦看作一个时势，一爻又各有一爻的时势，于是天下万世大大小小、精细粗疏的道理无不具备。这就是所谓“时中之道”。关于卦变的说法，只有程子的论述不可更改。因为变是《易》的重要义理，孔子的《系辞传》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总的来说不超出阴变阳、阳变阴；乾坤生出六子，是卦变的开端。六十四卦因重卦而形成，一经重叠，六位便已经确定，绝不能说它从某卦变来。来氏创立错综之说，不过是正对、反对的别称，也不符合因重之义。《易》道重视交感；天地不交，万物就不能生长，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不交，人道就会断绝。所以《易》以阴交阳、阳交阴作为造化的枢纽。孔子又从二体六爻之内，用“应”说明远处的交，用“比”说明近处的交，这样交感之道才完备。交感有善有不善，吉凶悔吝便由此产生；于是又在应、比之中考察其中不中、正不正，是合乎时义还是违背时义，以此决定吉凶。这就是所谓“神而明之”。《易》包摄天下的道理，其大要不外乎三纲：君道与臣道，父道与子道，夫道与妇道，如此而已。但卦辞寄托在卦象上，如果不能得到卦象，必然会误解卦辞；误解卦辞，必然会损害其所包含的道理。圣人根据卦象建立言辞，没有一个字是泛泛设置的。孔子解释文王、周公的辞，极其简约而精确；所使用的虚字，如“而”字、“以”字、“之”字，都有深意，用来显明系辞的道理。学习者忽略一个字，差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其危害不只在于误解辞义，更在于危害世道人心。讲说《易》的人有数千家。即使是解释卦辞、爻辞的，也各自执守一种说法。其中有些义理可以旁通，有些则绝不能兼容。后学浅陋，究竟应当听从哪一家？反复熟读、玩味文字义理，就可以判定。圣人的言语，从《典》《谟》直到今天，不仅道理没有两个，文章义理也万古不变。虚心涵泳，圣人的心意中有些明确显现、不可移易的地方；所谓“文在兹”，就是指这个。《易》，是圣人教人效法天道的学问。圣人不以不可见的天来教人，而是以可以看见的天来教人，这就是八种物象。八种物象全都是天的体现。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相互交错，形成六十四卦，使人观察卦象而知道万事的道理，都以天为根本。行动或止息，前进或退却，对上位或对下位，应该刚强还是应该柔顺，卦象与义理全都具备。效法它就成为事业，完成它就成为德行。所以《大象传》一定说“以……”，难道要等到用蓍草占筮时才显现它的作用吗？《易》的兴盛，大概是在中古时期吧？孔子说这句话，可以想见自从伏羲画卦以来，《易》的道理已经晦暗很久了。《连山》《归藏》不但后世没有流传其学说，孔子也只说“我得到了坤、乾”，却没有说明它们的意义。《周礼》说太卜掌管三《易》的法式：第一是《连山》，第二是《归藏》，第三是《周易》。它们的经卦都是八个，别卦都是六十四个。由此可以想见，在此以前它们只用于卜筮；但是考察《左氏传》所记载的筮卦占验之精妙，也同样是依据《系辞》来判断的。在《周易》成书以前，有卦画而没有文字；从事卜筮的人，也不知道究竟应当怎样运用它的意义。这就像朱子所说的“如今的环珓相似罢了”。那么，伏羲当日画卦以通达神明的德性、类比万物的情状、顺应性命之理，终究仍如处在长夜之中。于是文王、周公兴起，为卦画系上卦辞、爻辞，《易》道才开始兴盛。这不仅是使卜筮发挥作用，也是从文王、周公开始才变得神妙，并不只是阐发幽微、显明义理、剖析事物而已。宋代道士陈图南于是说：“伏羲画卦不建立文字，只让天下人观察卦象。能够像卦象那样行事，吉凶就会相应或相违；如果违背其道，吉凶就会反过来。”后世卦画不明，《易》道无法流传，圣人因此不得已而作卦辞、爻辞。学习者把求道的范围止于此处，便不再知道还有卦画。这简直是认为文王、周公的辞反而妨碍《易》道，想要废弃卦辞、只观察卦象，对圣人的诬蔑实在太严重了。后来儒者仍有尊奉这种说法的，真是厉害啊！以探索隐秘、行事怪异来迷惑人的风气，竟达到如此地步。

译凡例 古本《周易》中，文王的卦辞、周公的爻辞属于经，分为上下两篇；孔子的十翼属于传，分为十篇，各自是一部书。费长翁开始用《彖》《象》《系辞》的文字解释上下经。郑康成把《彖传》《大象传》《小象传》合在经文之中，并加上“彖曰”“象曰”等字。王辅嗣沿用这种做法，认为孔子赞述爻辞，本来就是为了解释经文，应该与经文相邻。王辅嗣又把乾、坤二卦的《文言》附入经文，在开头加上“文言曰”三个字。于是喜好古学的人常常感叹古《易》已经亡佚。到了宋代，吕汲公、吕东莱订正古《易》，分为十二篇。朱子的《本义》初稿也依据吕东莱本的篇次。明初修订《大全》时，又把《本义》重新按程传的次序拆分，这就是今天流行的本子。我认为《易》是否亡佚，关键在于义理是否保存。篇次的分合，难道只是捕鱼的竹笼和渡河的筏子吗？学习《易》的人不能舍弃卦辞、爻辞来寻求《易》，也不能舍弃孔传来解释卦辞、爻辞。伊川《易传序》说：“从来没有不能得到卦辞而通晓其意义的。”我所传述的是卦辞、爻辞。既然如此，想要得到文王、周公的辞，舍弃孔传又从哪里入手呢？王氏把传附在经文之后，用来帮助观览玩味，这是学习《易》的固定方法，不能说是变乱篇次。现在仍然沿用这种做法。只是《大象传》是孔子用卦画的两个卦体来教人观察卦象、学习《易》的方法，往往另起义旨，补充文王、周公没有发明的意义。《文言》则引申触类，阐明《易》的深意，都不宜附在本卦经文之后，所以不敢完全同于王氏。关于十翼的说法，各家不同。胡安定把《上彖》《下彖》《大象》《小象》《文言》《上系》《下系》《说卦》《序卦》《杂卦》作为十翼，似乎是正确的。现在把《彖传》《小象传》分别附在各卦经文之外，其余《上下系辞传》《大象传》《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仍各自成为篇章。高忠宪说：“《易》的注解从孔子开始，注就是经，经就是注；不是孔子，又怎么知道《易》在说什么？究竟说了什么呢！”我曾感叹这是真正高明的论断。后世讲说《易》的人，只应详细解释、玩味孔传，自然可以得到经文的旨意。自王辅嗣以来，常常先在卦辞、爻辞下面作注，不是剽袭前人，就是分歧另立，实在很不恰当。赵复斋解释《乾》卦《彖传》说：“元亨利贞，形容乾体；孔子赞述它，旨意非常明白。”后学玩味卦辞而有所心得，又另立言语，离开根本就越来越远。唉！难道只有《乾》卦《彖传》如此吗？如果不是把经文与传文分开而又合看，那么经文下面简直不容再安插一句话。因此，本书在卦辞、爻辞下面立即附上孔传，后面再列出诸儒的说法，用来解释孔传。从前因为“彖曰”“象曰”这些字，导致后儒把孔传当作彖传、象传，这正是郑氏造成的误导。现在用“易曰”标明传文，并用阴文记载，使初学者知道经、传的区别，也知道卦辞、爻辞就是彖、象的所释之文，打开书便一目了然。《易》的义理广大而完备，不可能穷尽。然而孔子说：“《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理”，这是举出它的纲要。讲说《易》的人各成专门、各立名家，古今不断出现；即使有纯正和驳杂之分，大体都各有所得。只有焦氏、京氏偏重灾变占验，与孔传所说的义理相背。此外，难道没有阐发经义的地方吗？王辅嗣却把马、郑、程、朱一扫而空，也把注疏一扫而空。程传与《本义》也互有不同。《易》义的纷争，比其他经书更为严重。各种说法纷乱交错，应当以圣人为准绳加以裁定。孔子是为万世确立准则的圣人，而这十翼又是他亲自撰写的，竹简编绳都读断了三次，才完成它；不像《诗》《书》《春秋》那样经过删订笔削，尚且有难以探求其说的地方。十翼又没有遭受秦火焚毁，书籍独能完整保存；那么学习伏羲、文王、周公三圣之《易》的人，自然应当以孔传为主。我不揣度自己的浅陋，对于汉、晋、唐、宋、元、明以及 本朝讲说《易》的各种著作，一概不偏主任何一家，只要与孔传相合，能够旁通曲畅的，就采录进来，命名为《孔义集说》，以表明遵从孔子的旨意；至于各位儒者，则总的按照时代先后排列。汉唐人解释经书，一个字、一个义都很谨慎；凡是前人已经阐发过的，一定称引“某氏说”之类，不愿剽袭为自己的说法，可以看出先儒治学不苟且。本书即使是片言只语，也一定载明某氏之说，以保存这种宗旨。前儒已经阐发、后儒又加以尊奉的，既然采录了前人的说法，后人的说法便不再重复，担心造成重叠。讲说《易》的人有一千多家，其中可以融会贯通、相互参证的说法，一并采录而不遗漏；那些与孔传不相符合的，就不再收录，也没有必要另外辩论。但有几种说法大体相同而其中一种不同，有些解释沿用了一千多年却忽然改变为另一种解释；对于取舍的原因，不得不极力说明其所以然，以辨别是非，确定它的归宿。又有先儒没有涉及的地方，我以千虑之中偶得一得，偶然有所见解，统统附在按语中，等待明智者采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系辞传》说：“平居时就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就观察变化、玩味占断，学习《易》的方法就全在这里了。”孔子又说：“假如多给我几年时间来学习《易》，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因此，《易》是教人减少过错的书。天下万事的道理，都有天造地设、不可改变的部分；圣人抬眼所见无不是这些道理，百姓每天使用却不知道，所以用《易》的卦象显示给他们，使他们知道顺应它就吉，违背它就凶，以此引导百姓先行使用。伏羲所以画卦，文王、周公所以系辞，孔子所以反复赞述，无非都是用天道说明人事，包含忧虑世道、救济民众的深意。至于天为什么覆盖大地、地为什么承载万物、日月为什么运行、四时为什么运转，自有天道主宰，本来不需要借助卦画。因此，本书对于所谓河图、洛书、伏羲方圆图、先天卦位图，不敢断定其真伪；总之它们与人事无关，也不是孔子所说的，所以都不再收录。只有依据孔传“万物出乎震”这一节，编成八卦方位图；依据“乾为天”这一节，编成乾坤生六子图；依据“因重”这一节，编成六十四卦因重图，以备观览玩味。《系辞传》说：“错杂万物、撰述德性，辨别是与非，如果不是中爻就不能完备。”所谓中爻，就是互卦。文王的卦辞、周公的爻辞，以互体建立义旨的地方，其卦象十分明白。因此先儒多用互体解释《易》，不能忽视。现在在每一卦下面标明中爻互卦，作为观察卦象的帮助。

译《坤》卦《彖传》说：西南得到朋友，东北失去朋友。《说卦传》说：万物从震卦中出，震是东方之卦；在巽卦处整齐，巽是东南方之卦。“齐”是说万物都洁净整齐。离，就是光明；万物都在这里相见，是南方之卦。圣人面向南方听理天下，面向光明而治理，大概就是取法于此。坤就是地，万物都得到它的滋养，所以说“把事务交给坤”。兑是正当秋季，是万物喜悦的时节，所以说“喜悦”。说到兑时，便转到乾而相战；乾是西北方之卦，说的是阴阳相互迫近。坎就是水，是正北方之卦，也是劳苦之卦，是万物归藏的地方，所以说“劳苦于坎”。艮是东北方之卦，是万物终结旧阶段、开始新阶段的地方，所以说：“万物成就之事，说在艮。” 《说卦传》说：“乾是天，所以称作父；坤是地，所以称作母。震卦是第一次求索而得到男孩，所以称为长男；巽卦是第一次求索而得到女孩，所以称为长女。坎卦是第二次求索而得到男孩，所以称为中男；离卦是第二次求索而得到女孩，所以称为中女。艮卦是第三次求索而得到男孩，所以称为少男；兑卦是第三次求索而得到女孩，所以称为少女。” 根据这些话，可以想见伏羲当时自然是先画出三条阳爻和三条阴爻。等乾、坤确立以后，才有求索；按照求索所得在上、中、下的位置，于是有长、中、少之别。所以《说卦传》从“乾为健”这一节以后，全都先说乾坤，再说六子。六子又按长、中、少排列，因此八卦的次序就是乾一、坤二、震三、巽四、坎五、离六、艮七、兑八，层次井然，不可改变。邵氏按照一阳一阴各自再生一阳一阴，逐层累积向上达到三画；三画完成后，排成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的次序。这样一来，便是乾坤尚未形成，六子已经同时出现；六子先形成，作为母亲的坤反而后形成。这与孔圣所说的不相符合，学习者应当知道应当听从哪一种说法。《经部，易类，周易孔义集说，图》钦定《四库全书》《周易孔义集说》卷一 光禄寺卿沈起元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