殆知阁
字典 摘录
儒藏孟子注疏十三

卷六下·滕文公章句下

儒藏 · 四书 · 已译 · 第 133–139 段

问曰:不见诸侯,何义”,丑怪孟子不见诸侯,故问之曰:不见诸侯,其义谓何也?“孟子曰:古者不为臣不见”至“可知已矣”,孟子答之公孙丑,言古之不为臣者不肯见,不义而饕富贵者也。如段干木逾垣墙而避魏文侯於外,泄柳闭门而拒鲁缪公於内,然皆不见之者,是皆文侯、缪公而就见已甚,迫切斯可以见矣,然干木、泄柳且不见之耳。阳货欲愿见於孔子,而畏孔子恶己之无礼而不见之。意已谓己为大夫而有遗赐,孔子但为之士,彼不得受其遗赐於其家,则必往谢己门,故阳货视孔子不在,遂馈送孔子蒸豚之礼。然而孔子至後亦以视阳货不在,乃往其门而拜谢之。故当是之时,阳货岂先不得见孔子?以其不合视孔子不在,乃馈蒸豚,孔子所以不欲见,亦复其亡而往谢之也。蒸豚,熟豚也。曾子又有云胁肩谄笑,竦缩其身,强容而笑者,其劳苦有甚於夏之五六月而灌园也。治畦曰灌园也。子路有云未合其志,而与之言,观其色赧赧然,面赤而心不正者,非我之所知也。由,子路自称名也。孟子曰:由此数者观之,则君子之所养以义,可得而知矣。盖就此数者论之,孟子必答孙丑以此者,则孟子不见诸侯是亦分也、义也。孙丑乃不知之,奈之何哉?今且以孟子不见诸侯,必以段干、泄柳为言者,盖谓魏文、鲁缪二君欲见此二子如此之迫切,而二子尚不见之,而况己往见诸侯哉?必以阳货为言者,盖谓孔子不见阳货者,乃阳货自取之尔。今己之不见诸侯者,亦以诸侯不礼於我矣。必以曾子所谓而言者,盖谓己如往见诸侯,亦是胁肩谄笑者也。必以子路所谓而言者,盖谓己如就见诸侯,亦是未同而观其色赧赧然之人也。此孟子所以执此而喻其意於公孙丑也。《说文》云:“畦,菜畦也”,是知即园也。○注“《论语》曰馈孔子豚”。○正义曰:案孔安国《传》云:阳货欲使孔子往谢,故遗孔子豚。阳货,阳虎也,名虎,字货,为季氏家臣,而专鲁国之政,欲见孔子,将使之仕也。豚,豕之小者。故《论语》於《阳货》篇云:“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宝而迷邦,可谓仁乎?’‘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凡此是其事也。○注“子路刚直”。正义曰:案《孔子弟子列传》云:“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是为刚直也,後死於卫。

译有人问:“不去拜见诸侯,这是什么道理?”公孙丑对孟子不去拜见诸侯感到奇怪,所以问道:“不见诸侯,其中的道义是什么?”孟子说:“古人如果不是臣属,就不去拜见君主。”直到“这就很明白了”,孟子回答公孙丑说,古代那些不是臣属的人不肯去拜见君主,因为那样做是不义且贪恋富贵的行为。比如段干木翻越墙垣躲避魏文侯于城外,泄柳关闭大门拒绝鲁缪公于城内,然而他们都不去拜见君主,这是因为魏文侯、鲁缪公主动去拜见他们太过迫切,这才勉强可以相见,但段干木、泄柳尚且不去拜见他们。阳货想要孔子去拜见他,却担心孔子厌恶自己无礼而不愿相见。阳货心想自己身为大夫而有馈赠,孔子只是士人,他不能在家接受馈赠,那就必定会来我家拜谢,所以阳货趁孔子不在家时,送去了蒸熟的猪肉。然而孔子后来也趁阳货不在家时,才去他家门口拜谢。因此在那时,阳货难道不是先没能见到孔子吗?因为阳货不合礼数,趁孔子不在时赠送蒸豚,孔子之所以不愿相见,也是趁他不在时才去拜谢。蒸豚,就是熟猪肉。曾子又说,耸肩谄媚地笑,缩着身子,勉强做出笑容,这种劳苦比夏天五六月里浇灌菜园还要严重。整理菜畦叫作灌园。子路曾说,如果志向不合,却与他交谈,看他面色羞愧、面红耳赤且内心不正的样子,这不是我所了解的。由,是子路自称其名。孟子说:从这几种情况看来,君子所培养的以义为重的品格,就可以知道了。大概就这几种情况而言,孟子必定用这些来回答公孙丑,那么孟子不见诸侯也是符合本分、合乎道义的。公孙丑却不明白,该怎么办呢?现在孟子之所以用不见诸侯这件事,必定以段干木、泄柳为例,是因为魏文侯、鲁缪公两位君主想要拜见这两个人如此迫切,而这两个人尚且不去拜见他们,何况是我主动去拜见诸侯呢?必定以阳货为例,是因为孔子不见阳货,是阳货自取其辱。如今我不见诸侯,也是因为诸侯对我无礼。必定引用曾子的话,是因为我如果去拜见诸侯,那也是耸肩谄媚地笑的人。必定引用子路的话,是因为我如果去拜见诸侯,那也是志向不合却面色羞愧的人。这就是孟子坚持用这些例子向公孙丑阐明自己意图的原因。《说文》说:“畦,菜畦”,由此可知畦就是菜园。○注“《论语》说馈赠孔子猪肉”。○正义说:根据孔安国的《传》说:阳货想要孔子去拜谢,所以赠送孔子猪肉。阳货,即阳虎,名虎,字货,是季氏的家臣,却专掌鲁国政事,想要拜见孔子,打算让他做官。豚,是小猪。所以《论语》在《阳货》篇中说:“阳货想要拜见孔子,孔子不见,阳货就赠送孔子猪肉。孔子趁阳货不在家时,去拜谢他,在路上遇到了。阳货对孔子说:‘来,我与你说话。’说:‘怀藏才能却使国家迷乱,可以叫作仁吗?’‘喜欢做事却屡次错过时机,可以叫作智吗?’说:‘不行,日月流逝,岁月不等人。’孔子说:‘好吧,我将要做官了。’所有这些都是这件事的记载。○注“子路刚直”。正义说:根据《孔子弟子列传》说:“子路性情粗野,喜好勇力,志向刚强正直。”这就是刚直的意思,后来死在卫国。

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後已,何如?”(戴盈之,宋大夫。问孟子,欲使君去关市征税,复古行什一之赋,今年未能尽去,且使轻之,待来年然後复古,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後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攘,取也,取自来之物也。孟子以此为喻知攘之恶当即止,何可损少,月取一鸡,待来年乃止乎?谓盈之之言若此类者也。)

  [疏]“戴盈之曰”至“何待来年”。○正义曰:此章指言从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为之,罪重於故,譬犹攘鸡,多少同盗,变恶自新,速然後可也。“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戴盈之即戴不胜,字盈之也,为宋国之大夫,问於孟子曰:欲使宋君去关市之征税,今年未能尽去,且使轻取之,以待来年然後尽去之,如之何?“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至“何待来年”,孟子以此比喻之,以答盈之之言非也。言今有人日口攘取其邻家之鸡者,或有人告之曰:此攘鸡乃小人盗贼之道,非君子大公至正之道也。乃曰:请损之,但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後止而勿攘。今子如知宋君取关市之税为非义,若此攘鸡之非道,斯可速而止之耳,何可待来年然後已乎?此孟子所以告之是耳。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公都子,孟子弟子。外人,他人论议者也。好辩,言孟子好与杨、墨之徒辩争。)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曰:我不得已耳,欲救正道,惧为邪说所乱,故辩之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於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天下之生,生民以来也,迭有治乱,非一世。水生蛇龙,水盛则蛇龙居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无定居。埤下者於树上为巢,犹鸟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凿岸而营度之,以为窟穴而处之。)《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尚书》逸篇也。水逆行,洚洞无涯,故曰洚水也。洪,大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尧使禹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菹,泽生草者也,今青州谓泽有草为菹。水流行於地而去也,民人下、高就平土,故远险阻也,水去,故鸟兽害人者消尽也。)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暴,乱也。乱君更兴,残坏民室屋,以其处为污池;弃五▯之田,以为园囿长逸游而弃本业,使民不得衣食,有饥寒并至之厄;其小人则放辟邪侈,故作邪伪之说,为奸寇之行。沛,草木之所生也。泽,水也。至,众也。田畴不垦,故禽兽众多。谓羿、桀之时也。)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於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奄,东方无道国。武王伐纣,至于孟津还归,二年复伐,前後三年也。飞廉,纣谀臣,驱之海隅而戮之,犹舜放四罪也。灭与纣共为乱政者五十国也。奄,大国,故特伐之。《尚书·多方》曰:“王来自奄。”)《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後人,咸以正无缺。’(《书》,《尚书》逸篇也。丕,大。显,明。承,缵。烈,光也。言文王大显明王道,武王大缵承天光烈,佑开後人,谓成康皆行正道无亏缺也,此周公辅相以拨乱之功也。)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

译戴盈之说:“实行十分之一的税率,免除关卡和市场的税收,今年还做不到,请减轻一些,等到明年再完全实行,怎么样?”孟子说:“现在有个每天偷邻居鸡的人,有人告诉他:‘这不是君子的行为。’他说:‘请让我减少一些,每月偷一只鸡,等到明年再停止。’如果知道这样做不合道义,就应当立刻停止,为什么要等到明年呢?”

[疏]“戴盈之说”到“为什么要等到明年”。○正义说:这一章旨在说明从善改过,应当像坐着等待天亮一样急切,明知是错却还要去做,罪过比故意犯罪更重,就像偷鸡一样,无论多少都是盗窃,改变恶行、重新做人,必须迅速才行。“戴盈之说:实行十分之一的税率,免除关卡和市场的税收,今年还做不到,请减轻一些,等到明年”,戴盈之就是戴不胜,字盈之,是宋国的大夫,他问孟子说:想要让宋君免除关卡和市场的税收,今年还做不到完全免除,暂且减轻一些,等到明年再完全免除,怎么样?“孟子说:现在有个每天偷邻居鸡的人”到“为什么要等到明年”,孟子用这个比喻来回答,指出戴盈之的话是不对的。他说现在有个每天偷邻居鸡的人,有人告诉他:这种偷鸡的行为是小人盗贼的做法,不是君子公正正大的做法。那人说:请让我减少一些,只每月偷一只鸡,等到明年,然后再停止不偷。现在你如果知道宋君征收关卡市场的税收是不合道义的,就像偷鸡一样不合正道,那就应当迅速停止,怎么能等到明年再停止呢?这就是孟子告诉他的意思。

公都子说:“别人都说先生喜欢辩论,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我难道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天下百姓的生活已经很久了,总是治理与混乱交替出现。在尧的时候,洪水逆行,泛滥于中原地区,蛇龙居住在那里,百姓没有安定的住所,低洼处的人住在树上,高处的人挖洞穴居住。《尚书》说:‘洪水警告我。’洚水就是洪水。尧派禹去治理它,禹挖掘土地将水导入大海,驱赶蛇龙并将它们放逐到沼泽中。水顺着地势流入地下,长江、淮河、黄河、汉水就是这样形成的。险阻既已远离,危害人的鸟兽也消失了,然后人们才能在平坦的土地上居住。尧、舜去世后,圣人的道统衰落,暴君相继出现。他们毁坏宫室来建造池塘,百姓没有安身之所;抛弃农田来建造园林,使百姓无法获得衣食;邪恶的言论和暴虐的行为又出现了。园林池塘、沼泽众多,禽兽也随之聚集。到了纣王的时候,天下又大乱。周公辅佐武王,诛杀纣王讨伐奄国,历时三年讨伐其君主,将飞廉驱逐到海边并杀了他;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个;驱赶虎豹犀牛大象到远方:天下人大喜。《尚书》说:‘多么显赫啊!文王的谋略。多么继承啊!武王的功业。保佑开启我们的后人,都遵循正道没有缺失。’世道衰微,邪说暴行又兴起,臣子杀害君主的事有了,儿子杀害父亲的事也有了,孔子感到恐惧,于是作《春秋》。《春秋》是天子的事情。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

道微,周衰之时也。孔子惧正道遂灭,故作《春秋》,因鲁史记,设素王之法,谓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谓我正纲纪也,罪我者谓时人见弹贬者。言孔子以《春秋》拨乱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言孔子之後,圣王之道不兴,战国纵横,布衣处士游说以干诸侯,若杨墨之徒,无尊异君父之义,而以攒议於世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公明仪,鲁贤人。言人君但崇庖厨,养犬马,不恤民,是为率禽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言仁义塞则邪说行,兽食人则人相食,此乱之甚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闲,习也。淫,放也。孟子言我惧圣人之道不著,为邪说所乘,故习圣人之道以距之。)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说与上篇同。)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抑,治也。周公兼怀夷狄之人,驱害人之猛兽也。言乱臣贼子惧,《春秋》之贬责也。)《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此诗已见上篇说。)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是周公所欲伐击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讠皮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讠皮行,以奉禹、周公、孔子也。不得已而与人辩耳,岂好之哉?)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自谓能距杨、墨也。徒,党也。可以继圣人之道,谓名世者也,故曰圣人之徒也。)

译道义衰微,是周朝衰败的时期。孔子担心正道就此灭绝,于是作《春秋》,依据鲁国的史书,设立素王的法则,说的是天子的事。了解我的人认为我匡正了纲纪,指责我的人认为当时的人看到被贬斥的人。这是说孔子用《春秋》来拨乱反正。

圣王不再出现,诸侯放纵恣意,在野的士人横加议论,杨朱、墨翟的言论充斥天下,天下的言论,不归附杨朱就归附墨翟。杨氏主张为我,这是无视君主;墨氏主张兼爱,这是无视父亲。无视父亲和君主,就是禽兽。这是说孔子之后,圣王之道不兴盛,战国时期纵横捭阖,平民士人游说以谋求诸侯的任用,像杨墨这类人,没有尊崇君主和父亲的道义,却在世上肆意议论。

公明仪说:“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百姓面带饥色,野外有饿死的人,这是率领着野兽来吃人。”公明仪是鲁国的贤人。这是说君主只崇尚厨房和马厩,不体恤百姓,这就是率领禽兽来吃人。

杨、墨的学说不停止,孔子的学说就不彰显,这是用邪说欺骗百姓,充塞仁义。仁义被充塞,就会率领野兽吃人,人将互相残食。这是说仁义被堵塞则邪说盛行,野兽吃人则人互相残食,这是混乱到了极点。

我因此感到恐惧,研习先圣之道,抵拒杨墨,放逐放荡的言辞,使邪说的人不能兴起。闲,是研习的意思。淫,是放荡的意思。孟子说,我担心圣人之道不彰显,被邪说所乘虚而入,所以研习圣人之道来抵拒它。

邪说产生于心,就会危害于事;产生于事,就会危害于政。圣人再兴起,也不会改变我的话了。这与上篇的说法相同。

从前禹治理洪水而天下太平,周公安抚夷狄、驱赶猛兽而百姓安宁,孔子完成《春秋》而乱臣贼子畏惧。抑,是治理的意思。周公安抚夷狄之人,驱赶危害人的猛兽。这是说乱臣贼子畏惧,是因为《春秋》的贬斥。

《诗经》说:“抗击戎狄,惩戒荆舒,就没有人敢抵挡我。”这首诗在上篇中已经解释过。无视父亲和君主,是周公所要抗击的。这是周公想要讨伐打击的。

我也想要端正人心,停止邪说,抵拒邪僻的行为,放逐放荡的言辞,来继承三位圣人的事业,难道是喜好辩论吗?我是不得已罢了。孟子说,我也想要端正人心,抵拒邪僻的行为,来奉承禹、周公、孔子。不得已才与人辩论,难道是喜好它吗?

能够言论抵拒杨、墨的人,是圣人的门徒。孟子自称能够抵拒杨、墨。徒,是门徒的意思。可以继承圣人之道,称为名世的人,所以说他们是圣人的门徒。

[疏]“孟子曰:予岂好辩哉”至“圣人之徒也”。○正义曰:此章指言忧世拨乱,勤以济之,义以匡之,是故禹、稷骈踬,周公仰思,仲尼皇皇,墨突不及污,圣贤若此,岂不得辩也。公都子问孟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与杨、墨之徒争辩,敢问是何如?“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答之曰:我岂好与彼争辩之哉,但欲正人心,不得已而用辩之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至“上者为营窟”,孟子言天下之生民以来,至于今以久矣,其间一治一乱甚多。当尧之时,水逆势而流行,泛滥浊於中国,蛇龙由是居处於其间,民亦无所安其居处,以至居於埤下者,乃於树上为巢,如鸟之居於巢也;居於高原之上者,乃凿为穴窟而处之。“《书》曰:洚水警余。洚水,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至“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言《尚书》逸篇之文。云洚水警惧我,此盖舜言,故称余。余,我也。孟子引之,故自解之洚水,言洚水则洪大之水也。故舜使禹治其洪水,禹乃掘也,因其势顺而流注之海;又驱遣蛇龙而放之菹。菹,泽生草之所也。於是水从地中流行,故不泛逆,所谓导江导淮导河导入汉之水,是禹之治也。危险艰阻既以远去,而无泛滥之患,鸟兽之害於人者遂消灭,然後人皆得平坦之地而居之。所谓水逆行,泛滥於中国,蛇龙居之,为巢、营窟之难,於是免矣。“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至“及纣之身”,又至“咸以正无缺”者,孟子言自尧舜既没之後,圣人所行之道衰微,暴虐之君更兴,乃毁坏民之宫室以为之污池,而民皆无所安居休息;又弃五▯之田以为之园囿,而恣游傲,乃使民不得衣食,於是民有饥寒。其小人皆放辟邪侈,作邪伪之说,为奸寇之行。又作园囿污池,於是草木沛泽茂盛,而禽兽至众。及纣之世,又为大乱,周公乃辅相武王,诛伐其纣,又伐奄国,终始三年,讨戮残贼之君,乃驱逐飞廉谀臣於海隅之地而戮杀之,遂灭与纣共为乱之国者有五十国,然後驱遣其虎豹犀象之野兽而远去之。天下之人,已皆大悦,而归武王。《书》所谓“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後人,咸以正无缺”,是斯之谓欤。盖言大明文王创始之谋谟,大缵集武王之功烈,佑开後人皆以正道行之,故无亏缺也。後人是谓成王、康王在後者也。“世衰道微,邪说暴行”至“其惟《春秋》乎”,孟子又言至周世之道衰於是微灭,邪说暴行之人又有起作,於是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惟孔子於此时乃恐惧正道遂灭,而害人正心,故因鲁史记而作《春秋》之经。盖《春秋》者,乃设素王之道,皆天子之事迹也。孔子云:知我正王纲者,其惟以《春秋》知我矣;罪我以谓迷乱天下者,其亦惟以《春秋》罪我矣。“圣王不作,诸侯放恣”至“是禽兽也”,孟子又言自孔子之後,圣王无有兴作於其间,诸侯乃放恣为乱,布衣之处士乃横议而游说於诸侯,於是杨朱、墨翟偏蔽之言盈满於天下。天下之言者,不归从杨朱之为己,则归从墨翟之兼爱。以其为己之言行,是使天下无其君也;兼爱之言行,是使天下无其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之类也,非人也。“公明仪曰”至“率兽而食人也”。孟子又引昔公明仪有云:君之庖厨乃多有其肥肉,栈厩之中多养其肥马,而下民以有饥饿之颜色,郊野之间以有饿死之莩者,如此是国君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至“吾为此惧”,又至“吾言矣”,孟子又言杨、墨自为、兼爱之道不熄灭,则孔子之正道不著明,是邪说欺诬其民,而充溢掩其仁义之道也。仁义既以邪说充塞而掩之,则不特率兽食人,而人亦将自相食也。孟子故言我为此恐惧,乃欲防闲,卫其先圣之正道,而排斥拒其杨、模▯放逐其淫辞,使邪说者不得兴作於其间。所谓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此盖说在上篇,此更不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

译[疏]“孟子说:我难道喜好争辩吗”到“是圣人的门徒”。○正义说:这一章旨在说明忧虑世事、拨乱反正,勤勉地救济它,用道义来匡正它,因此禹、稷奔波劳碌,周公仰天深思,孔子惶惶不安,墨子连烟囱都来不及熏黑,圣贤们如此,难道能不争辩吗?公都子问孟子说:外人都说先生喜好与杨朱、墨翟的门徒争辩,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孟子回答说:我难道喜好与他们争辩吗?我是不得已啊。孟子回答说:我哪里是喜好与他们争辩呢,只是想要端正人心,不得已才使用辩论罢了。“天下百姓生存已经很久了,一治一乱”到“在上面的人挖洞筑室”,孟子说天下百姓自诞生以来,直到现在已经很久了,这期间一治一乱的情况很多。在尧的时候,水违背常理而泛滥,在中国大地泛滥成灾,蛇龙因此居住在其中,百姓也没有安定的居所,以至于住在低洼地的人,就在树上筑巢,像鸟儿住在巢里一样;住在高原上的人,就挖洞穴居住。“《尚书》说:洪水警示我。洚水,就是洪水。让禹去治理它,禹挖掘土地让水流入大海”到“然后人们才得以在平坦的土地上居住”,说的是《尚书》散佚篇章的文字。说洚水警示我,这大概是舜说的话,所以称“我”。我,指舜。孟子引用它,所以自己解释洚水,说洚水就是洪大的水。所以舜让禹治理洪水,禹于是挖掘土地,顺着地势让水流注入大海;又驱赶蛇龙将它们放逐到沼泽之地。沼泽,是生长水草的地方。于是水从地下流淌,所以不再泛滥逆行,所谓疏导长江、淮河、黄河、汉水,就是禹的治理。危险艰难既已远去,没有泛滥的祸患,危害人的鸟兽于是消灭,然后人们都得以在平坦的土地上居住。所谓水逆行,在中国泛滥,蛇龙居住其中,筑巢、挖穴的困难,于是都免除了。“尧舜去世后,圣人的道衰微”到“到纣王身上”,又至“都端正而没有缺失”,孟子说自从尧舜去世后,圣人所推行的道衰微,暴虐的君主相继兴起,于是毁坏百姓的房屋来建造污浊的池塘,百姓都没有安居休息的地方;又废弃五十亩的田地来建造园林,肆意游乐傲慢,致使百姓得不到衣食,于是百姓有饥寒。那些小人全都放纵邪僻,作邪伪的学说,行奸盗的行为。又建造园林污池,于是草木茂盛,禽兽众多。到了纣王的时候,又发生大乱,周公于是辅佐武王,诛伐纣王,又讨伐奄国,前后三年,讨伐诛杀残暴的君主,于是驱逐飞廉等谄媚之臣到海边杀死他们,于是灭掉与纣王共同作乱的五十个国家,然后驱赶虎豹犀牛大象等野兽让它们远去。天下的人,都已经非常高兴,归附武王。《尚书》所说的“伟大显赫啊,文王的谋略;伟大继承啊,武王的功业,保佑启迪我们的后人,都端正而没有缺失”,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大概意思是说大明文王开创的谋略,大继承武王的功业,保佑开导后人全都按照正道行事,所以没有亏缺。后人指的是成王、康王等后来的人。“世道衰微,邪说暴行”到“大概只有《春秋》吧”,孟子又说到了周朝世道衰微,邪说暴行之人又兴起,于是有臣子弑杀君主的,有儿子弑杀父亲的,只有孔子在这个时候恐惧正道于是灭绝,而危害人的正心,所以依据鲁国的史书作了《春秋》这部经典。大概《春秋》是设立素王的道,都是天子的事迹。孔子说:知道我的正王纲的,大概只有凭借《春秋》知道我了;怪罪我说是迷乱天下的,大概也只有凭借《春秋》怪罪我了。“圣王不再兴起,诸侯放纵”到“这是禽兽”,孟子又说自从孔子之后,圣王没有在其中兴起,诸侯于是放纵作乱,平民中的处士于是横加议论游说诸侯,于是杨朱、墨翟偏颇蔽塞的言论充满了天下。天下的言论,不归附杨朱的为我,就归附墨翟的兼爱。以我的言行,是使天下没有君主;以兼爱的言行,是使天下没有父亲:没有父亲没有君主,是禽兽之类,不是人。“公明仪说”到“率领野兽吃人”。孟子又引用从前公明仪的话说:君主的厨房里有很多肥肉,马厩中有很多肥马,而下面的百姓有饥饿的脸色,郊野之间有饿死的尸体,这样就是国君率领野兽吃人。“杨、墨的道不熄灭,孔子的道不显著”到“我因此恐惧”,又至“我说了”,孟子又说杨、墨的为我、兼爱之道不熄灭,那么孔子的正道就不显著,这是邪说欺骗百姓,而充满掩盖了仁义之道。仁义既然被邪说充满而掩盖,那么不仅是率领野兽吃人,人也将互相残杀。孟子所以说我为此恐惧,于是想要防范,保卫先圣的正道,而排斥拒绝杨、墨的放逐淫辞,使邪说者不能在其中兴起。所谓在心中产生,危害于事;在事中产生,危害于政;圣人再兴起,必定会赞同我的话,这大概在上篇说过,这里不再说。“从前禹抑制洪水而天下

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此皆孟子言至於此,又复自尧至於孔子再详总说之也。言往者自舜使禹抑治其水,而天下於是乎得平安;至周公相武王,兼征夷狄,驱逐暴兽,而人民於是乎得宁静;以至孔子作成《春秋》,而褒贬著,而乱臣贼子於是乎恐惧之。“《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说在上篇详矣。孟子言如是则无父无君者,是周公所欲膺击而伐之也,我今亦欲正其人心,息灭其邪说,距止其险陂之行,放逐其淫辞,以奉承禹、周公、孔子三圣者,岂我好与杨墨之辩哉?是我不得已,故当与之争辩也。然而能言距止杨墨之道者,是亦为圣人之徒党也,故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讠皮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注“尧使禹治洪水,通九州”至“消尽也”。正义曰:“禹通九州”者,盖始自尧所都冀州而起,遂从东南通于兖州;兖州既达,又东南通於青州;青州既达,又从南通於徐州;徐州既达,又南通於杨州;杨州既达,又西通於荆州;荆州既达,又从荆而北通於豫州;豫州既达,又从豫而西通於梁州;梁州既达,又从梁而北通於雍州;雍州既达,於是又通乎冀州;冀州乃帝都也。凡此是皆禹通之耳。○注“奄,东方无道国”至“王来自奄”。正义曰:案郑玄云:“奄国在淮夷之北。”裴る亦引而证《史记》。云伐奄者,孔安国云:周公归政之明年,淮夷奄国又叛,成王东伐淮夷,遂灭奄而徙其君。五月,自奄还至缟京,是王自奄也。云“飞廉,纣谀臣”,案《史记》云“飞廉乃颛顼之苗裔也,飞廉善走,其子恶来,恶来有力,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伐纣,并杀之”是矣。“舜放四罪”,所谓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凡此是也。○注“禹稷胼胝,周公仰思,仲尼皇皇”。正义曰:经云禹稷手足胼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继日,扬雄云“仲尼皇皇”,是也,凡此盖言皆能勤於为生民耳。

译平定天下,周公征伐夷狄、驱赶猛兽,百姓得以安宁;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感到恐惧。这些都是孟子的话。到了这里,又再次从尧到孔子详细地总括论述。说的是过去,从舜派禹抑制治理洪水,天下于是得以平安;到周公辅佐武王,征伐夷狄,驱逐猛兽,人民于是得以宁静;直到孔子编成《春秋》,褒贬分明,乱臣贼子于是感到恐惧。“《诗经》说:‘抵御戎狄,惩戒荆舒,就没有人敢违抗我’”,这在上一篇已经详细论述过了。孟子说,像这样无父无君的人,是周公想要打击讨伐的。我现在也想端正人心,止息邪说,抵拒险恶的行为,放逐淫乱的言辞,以此来继承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难道是我喜好与杨朱、墨翟辩论吗?是我不得已,所以应当与他们争辩。然而能够言说抵拒杨朱、墨翟之道的人,也是圣人的门徒,所以说:“我也想端正人心,止息邪说,抵拒险恶的行为,放逐淫乱的言辞,以继承三位圣人,难道是我喜好辩论吗?是我不得已啊。能够言说抵拒杨朱、墨翟的人,是圣人的门徒。”

○注“尧派禹治理洪水,疏通九州”至“消尽也”。正义说:“禹疏通九州”,大概是从尧的都城冀州开始,于是向东南疏通到兖州;兖州疏通后,又向东南疏通到青州;青州疏通后,又向南疏通到徐州;徐州疏通后,又向南疏通到扬州;扬州疏通后,又向西疏通到荆州;荆州疏通后,又从荆州向北疏通到豫州;豫州疏通后,又从豫州向西疏通到梁州;梁州疏通后,又从梁州向北疏通到雍州;雍州疏通后,于是又疏通到冀州;冀州是帝都。所有这些,都是禹疏通的。

○注“奄,东方无道的国家”至“王从奄回来”。正义说:根据郑玄说:“奄国在淮夷的北面。”裴�也引用并证明《史记》。说讨伐奄国,孔安国说:周公归政的次年,淮夷奄国又叛乱,成王向东讨伐淮夷,于是灭掉奄国并迁徙其君主。五月,从奄回到镐京,这就是王从奄回来。说“飞廉,商纣的谄媚之臣”,根据《史记》说“飞廉是颛顼的后代,飞廉善于奔跑,他的儿子恶来,恶来有力气,父子都凭借材力侍奉殷纣,周武王讨伐纣王,一并杀了他们”,是这样。

“舜流放四个罪人”,所说的就是流放共工到幽州,放逐�兜到崇山,放逐三苗到三危,诛杀鲧于羽山。四个罪人受到惩处,天下都信服。所有这些就是如此。

○注“禹和稷手脚生茧,周公仰头思考,仲尼忙碌不安”。正义说:经文说禹和稷手脚生茧,周公仰头思考,夜以继日,扬雄说“仲尼忙碌不安”,是这样,所有这些大概都是说他们都能勤于为百姓谋生。

匡章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後耳有闻,目有见。”(匡章齐人也。陈仲子,齐一介之士,穷不苟求者,是以绝粮而馁也。螬,虫也。李实有虫,食之过半,言仲子目不能择也。)孟子曰:“於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巨擘,大指也。比於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指中大者耳,非大器也。蚓,蚯蚓之虫也。充满其操行,似蚓而可行者也。蚓食土饮泉,极廉矣,然无心无识,仲子不知仁义,苟守一介,亦犹蚓也。)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孟子问匡章:仲子岂能必使伯夷之徒筑室、树粟,乃居、食之邪?抑亦得盗跖之徒使作也,是殆未可知也。)曰:“是何伤哉?彼身织屦,妻辟纟卢,以易之也。”(匡章曰:恶人作之何伤哉?彼仲子身自织屦,妻缉纟卢,以易食、宅耳。缉绩其麻曰辟,练其麻曰纟卢,故云辟纟卢。)曰:“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锺。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避兄离母,处於於陵。(孟子言仲子,齐之世卿大夫之家,兄名戴,为齐卿,食采於盖,禄万锺。仲子以为事非其君、行非其道以居富贵,故不义之,窜於於陵也。)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己频<戚页>曰:‘恶用是▯▯者为哉?’(他日,异日也。归省其母,见兄受人之鹅而非之。己,仲子也。频<戚页>不悦,曰:“安用是▯▯者为乎?▯▯,鹅鸣声)他日,其母杀是鹅也,与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於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异日母食以鹅,不知是前所频<戚页>者也。兄疾之告曰:“是▯▯之肉也。”仲子出门而哇吐之。孟子非其不食於母,而食妻所作屦纟卢易食也;不居兄室,而居於於陵人所筑室也:是尚能充人类乎?如蚓之性,然後可以充其操也。是以孟子喻以蚯蚓而比诸巨擘而已。)

  [疏]“匡章曰”至“而後充其操者也”。○正义曰:此章指言圣人之道,亲亲尚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浊,不可常法。是以孟子喻以丘蚓比诸巨擘也。“匡章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至“目有见”者,匡章齐国之人也。仲子,齐国一介之士也。匡章谓孟子曰:陈仲子之为人,岂不诚为廉士者哉?言仲子居处於於陵之地,三日无食,故不求食,以至饥饿,使耳聋而无闻,目盲而无见。井里之上有李果为螬虫所食者,其实已过半矣,但匍匐往而取食之,食至三吞然後耳方有所闻而不聋,目方有所见而不盲。言仲子之至如此之甚,尚不肯苟求於人,是所谓岂不诚廉洁之士哉。“孟子曰:於齐国之士”至“下饮黄泉”,孟子答之,以谓於齐国之众士中,吾必以陈仲子但如指中之大者耳。虽然,大指又安能为廉洁之士哉?如充满其仲子之操守,则必似蚯蚓而後可行也。故蚓但上食其槁壤之土,下饮其黄泉之水,是谓极廉矣。今仲子所居处之屋,且以为伯夷之所筑而居之欤?抑亦即盗跖为利者之所筑而居欤?仲子所食之粟米,且以伯夷之所种而食欤?抑亦即为盗跖者之所种而食欤?故孟子以此问之匡章乃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欤,抑亦盗跖之所筑欤?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欤,抑亦盗跖之所树欤?然孟子必以伯夷言之,又必以盗跖言之者,盖谓伯夷之清最为洁者,盗跖最为贪利者,而仲子必不能使伯夷之徒筑室、树粟乃居、食之也,但亦盗跖所筑、树而居、食之也,岂足谓之廉士哉?故曰“是未可知也”。以其但亦盗跖所筑、树也,殆未可得而知也。“曰:是何伤哉?彼身织屦,妻辟纟卢,以易

译匡章说:“陈仲子难道不确实是廉洁的人吗?他住在於陵,三天不吃东西,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井边有李子,被蛀虫吃了一半,他爬过去要吃,咽了三下,然后耳朵才能听见,眼睛才能看见。”

孟子说:“在齐国的士人中,我必定认为陈仲子是大拇指(最突出的人)。虽然如此,陈仲子怎么能算廉洁呢?如果要把陈仲子的操守贯彻到底,那只有像蚯蚓那样才行。蚯蚓,上面吃干枯的泥土,下面喝地下的泉水。陈仲子住的房子,是伯夷建造的吗?还是盗跖建造的呢?他吃的粮食,是伯夷种植的吗?还是盗跖种植的呢?这是无法知道的。”

匡章说:“这有什么妨碍呢?他亲自编织草鞋,妻子搓麻线,用来交换粮食和住所。”

孟子说:“陈仲子是齐国的世家子弟,哥哥陈戴在盖地做官,俸禄有一万钟。陈仲子认为哥哥的俸禄是不义的,所以不吃;认为哥哥的房子是不义的,所以不住。他避开哥哥,离开母亲,住在於陵。有一天,他回家,有人送给他哥哥一只活鹅,他皱着眉头说:‘讨厌这种嘎嘎叫的东西做什么?’后来,他母亲杀了这只鹅,给他吃。他哥哥从外面回来,说:‘这是那只嘎嘎叫的鹅的肉。’陈仲子跑出去把吃下去的肉吐了出来。靠母亲供给就不吃,靠妻子交换的就吃;哥哥的房子就不住,於陵的房子就住:这还能算是把同类的事情贯彻到底吗?像陈仲子这样的人,只有像蚯蚓那样,才能把他的操守贯彻到底。”

之也”,匡章又言於孟子曰:此何伤於仲子为廉哉?言虽盗跖之徒而筑、树之,而仲子所居、食之,亦不足伤害仲子为廉洁之士矣。以其彼仲子亲织其草屦,妻缉绩其麻,以更易室粟而居、食之也。“曰: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锺,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至“蚓而後可充其操者也”,孟子又言仲子者,乃齐国世卿大夫之家也,其仲子之兄名戴者,食采於盖之邑,禄受万锺之秩,仲子乃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以兄所居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遂逃避其兄,离去其母,而自处於於陵。於陵,齐之别邑也。异日,归省其母,见有馈遗其兄之生鹅者,乃频<戚页>不悦,而言曰:“安用是▯▯者为馈哉?又至异日,其仲子之母乃杀此鹅与仲子而食之,其仲子之兄自外而归至,见仲子食此鹅肉,乃疾告之曰:此是前日所馈我▯▯者之肉也。仲子觉为鹅肉,出门外哇而吐之。以其母所杀之食而且不食,乃食於妻子所辟纟卢而易所食而食之;以兄所居之屋而且不居,乃以於陵之人所居之屋而居之:如此,尚何能充为人之类乎?若仲子者,但如蚓之性然後可充其所操也。孟子意谓仲子之廉以此,是不足为廉者矣,人安可得而法之邪?匡章子所以言仲子为廉士者,以其欲则法之,宜孟子以是言而比喻巨擘、蚯蚓之类而排拒之也。巨擘,大指也。○注“缉绩其麻曰辟,练麻曰纟卢”。○正义曰:《释名》云:“辟,分辟也。纟卢,布纟卢也。”是知为缉绩练麻也。○注“食采於盖”。○正义曰:盖,齐之下邑也。《公孙丑》之篇亦有说焉。

译“之也”,匡章又对孟子说:这哪里损害了陈仲子的廉洁呢?意思是,即使像盗跖那样的强盗徒众建造房屋、种植树木,而陈仲子居住其中、食用其果,也不足以损害他作为廉洁之士的名声。因为陈仲子亲自编织草鞋,妻子纺麻织布,用来交换房屋和粮食来居住、食用。孟子说:陈仲子是齐国的世袭贵族,他的哥哥陈戴在盖邑享有万钟的俸禄,陈仲子认为哥哥的俸禄是不义的俸禄而不吃,认为哥哥居住的房屋是不义的房屋而不居住,于是逃避哥哥,离开母亲,独自居住在於陵。於陵是齐国的别邑。有一天,陈仲子回家探望母亲,看见有人送给哥哥一只活鹅,便很不高兴地说:“为什么要用这种不干净的鹅作为馈赠呢?”又过了几天,陈仲子的母亲杀了这只鹅给陈仲子吃,陈仲子的哥哥从外面回来,看见陈仲子吃了鹅肉,就急忙告诉他:“这是前几天送给我那只不干净的鹅的肉。”陈仲子知道是鹅肉,就跑到门外呕吐出来。因为母亲杀了鹅给他吃他都不吃,却吃妻子纺麻织布交换来的粮食;因为哥哥居住的房屋他不居住,却居住於陵别人提供的房屋:像这样,怎么能算是合乎人的常理呢?像陈仲子这样的人,只有像蚯蚓那样,上食尘土,下饮黄泉,然后才能充实他的操守。孟子的意思是,陈仲子的廉洁像这样,是不值得称为廉洁的,人们怎么能效法他呢?匡章之所以说陈仲子是廉洁之士,是因为他想效法他,所以孟子用大拇指、蚯蚓之类的比喻来排斥他。大拇指,就是大指。○注:“缉绩其麻曰辟,练麻曰纟卢”。○正义说:《释名》说:“辟,是分辟的意思。纟卢,是布纟卢的意思。”由此可知是缉绩练麻。○注:“食采於盖”。○正义说:盖,是齐国的小邑。《公孙丑》篇也有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