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上·离娄章句下(凡三十二章)
合其道,地虽不比,由通一轨,故可以为百王法也。“孟子曰:舜生於诸冯,迁於负夏,卒於鸣条,东夷之人也”者,孟子言舜帝其始生於诸冯之地,其後迁居於负夏之地,其卒死於鸣条之野,是东夷之人也。以其地在东方,故曰东夷之人。“文王生於岐周,卒於毕郢,西夷之人也”者,孟子又言文王其始生岐山之下,其终卒於毕郢之地,是西夷之人也。以其地在西,故曰西夷之人。岐山本是周邑,故曰岐周。“地之相去也千有馀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馀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後圣,其揆一也”者,孟子言自舜帝所居终、始之地,与文王所居终、始之地,有千里以外之远,自舜所生之世,文王所生之世,相後有千二百岁之久,其皆得志行政於中国,以致治,如合其符节,有同而无异。一为先圣於前,一为後圣在後,其所揆度,则一而无二也。以其同也,揆,度也。○注“生始”至“东夷之人也”。○正义曰:案《史记》云:“舜,冀州之人也,耕於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於寿丘,就时於负夏,年二十,以孝闻。三十,尧娶以二女,遂举用之。五十摄行天子事。五十八,尧崩。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苍梧之野,葬於江南九嶷山,是为零陵。”今云舜生於诸冯,则诸冯在冀州之分。郑玄云:“负夏,卫地。”案《地理志》云:“卫地,营室东壁之分野,今之东郡是也。”其本颛顼之墟,推之则卫地与冀州之地相近,是负夏之为地名也。一云负夏鸣条者,《书》云:“汤与桀战于鸣条之野。”孔传云:“地在安邑之西。”郑玄云:“地在南夷。”云“东夷之人”者,案《史记》云:“帝舜为有虞。”皇甫谧云“舜嫔于虞,今河东大阳”是也。○注“岐周毕郢”至“酆镐也”。○正义曰:案《本纪》云:“古公▯父,去▯逾梁山,止於岐下。”徐广曰:“岐山在扶风义阳西北,其南有周原。”裴る案:皇甫谧曰:“邑於周地,故始改曰周。古公有少子季历生昌,有圣瑞,後立为西伯,移徙都酆。”徐广曰:“酆在京兆▯县东,有灵台;高阝在上林昆明,北有高阝池,去酆有二十五里,皆在长安南数十里。”徐广云:“文王九十七崩,谥为文王。”《谥法》曰:“慈惠爱民曰文。”“忠蒙接礼曰文。”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毕。马融曰:毕,文王墓地名也。《南越志》云:郢,故楚都,在南郡。则知毕在郢之地,故曰毕郢。○注“舜至文王,千二百岁”,“《周礼》有六节”。○正义曰:案《史记·世表》推之,是自舜至文王有千二百岁矣,其文烦更不录。《周礼》六节,案《周礼》云:“守邦国者用玉节,守都鄙者用角节。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金也。以英荡辅之。”郑注云:“以金为节,铸象也。必自以其国所多者,所以相别为信明也。今汉有铜虎符。”杜子春云:“荡当为帑,谓以函器盛此节。或曰英荡,或曰函关。门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注云符节,如今宫中诸官诏符也。玺节者,今之印章也。旌节,今使者所拥节。”是也。将送者,执此节以送行者也。凡此是《周礼》有六节之别尔。
译顺应天道,地域虽然不同,却遵循同一准则,因此可以作为历代帝王的法则。“孟子说:‘舜出生在诸冯,迁居到负夏,死在鸣条,是东夷人。’”这是孟子说舜帝起初出生在诸冯这个地方,后来迁居到负夏,最终死在鸣条的原野,是东夷人。因为他的所在地在东方,所以说是东夷人。“文王出生在岐周,死在毕郢,是西夷人。”这是孟子又说文王起初出生在岐山脚下,最终死在毕郢这个地方,是西夷人。因为他的所在地在西方,所以说是西夷人。岐山本来就是周人的城邑,所以称为岐周。“两地相距一千多里,时代相隔一千多年,他们得志后在中国施行王道,如同符节相合。先圣和后圣,他们的准则是一致的。”这是孟子说从舜帝居住、去世的地方,与文王居住、去世的地方,相距千里之外;从舜出生的时代,到文王出生的时代,相隔一千二百年的久远岁月,他们都在中国得志并施行政治,以达到大治,就像符节相合一样,相同而没有差异。一个是先圣在前,一个是后圣在后,他们所衡量的准则,则是一致而没有二致的。因为他们相同,揆,就是衡量的意思。○注“生始”至“东夷之人也”。○正义曰:查《史记》记载:“舜是冀州人,在历山耕种,在雷泽捕鱼,在黄河边制陶,在寿丘制作各种器具,在负夏做买卖,二十岁时,因孝顺闻名。三十岁时,尧将两个女儿嫁给他,于是提拔任用他。五十岁时,代理天子事务。五十八岁时,尧去世。六十一岁时,继承尧的帝位。在位三十九年,南巡狩猎,死在苍梧的原野,葬在江南九嶷山,这就是零陵。”现在说舜出生在诸冯,那么诸冯就在冀州的范围内。郑玄说:“负夏,是卫国的地方。”查《地理志》记载:“卫国之地,是营室、东壁二宿的分野,就是现在的东郡。”那里本来是颛顼的故地,推究起来,卫国之地与冀州之地相近,这就是负夏作为地名的由来。另一种说法认为负夏、鸣条,《尚书》说:“商汤与夏桀在鸣条原野作战。”孔颖达传注说:“地点在安邑的西边。”郑玄说:“地点在南夷。”说“是东夷人”,查《史记》记载:“帝舜属于有虞氏。”皇甫谧说:“舜在虞地娶妻,就是现在的河东大阳。”○注“岐周毕郢”至“酆镐也”。○正义曰:查《本纪》记载:“古公亶父,离开豳地,越过梁山,停在岐山脚下。”徐广说:“岐山在扶风义阳西北,其南有周原。”裴骃案:皇甫谧说:“在周地建邑,所以开始改称为周。古公有小儿子季历,生了昌,有圣人的祥瑞,后来立为西伯,迁移都城到酆。”徐广说:“酆在京兆鄠县东,有灵台;镐在上林昆明,北有镐池,距离酆二十五里,都在长安南数十里。”徐广说:“文王九十七岁去世,谥号为文王。”《谥法》说:“慈爱惠泽爱护百姓称为文。”“忠诚蒙受礼遇称为文。”武王即位九年,在毕地祭祀。马融说:毕,是文王墓地的地名。《南越志》说:郢,是楚国的旧都,在南郡。由此可知毕在郢地,所以称为毕郢。○注“舜至文王,千二百岁”,“《周礼》有六节”。○正义曰:查《史记·世表》推算,从舜到文王有一千二百岁,文字繁琐不再记录。《周礼》六节,查《周礼》记载:“镇守邦国者用玉节,镇守都鄙者用角节。凡是邦国使者的符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都是金属制的。用英荡来辅助它。”郑玄注说:“用金属制作符节,铸成形象。一定要用各国所富余的东西,以便互相区别作为信验。现在汉朝有铜虎符。”杜子春说:“荡应当是帑,意思是用函器盛放这些符节。有的说英荡,有的说函关。门用符节,货物用玺节,道路用旌节。注解说符节,就像现在宫中各官的诏符。玺节,就是现在的印章。旌节,就是现在使者所持的节。”这是正确的。将送者,就是拿着这些符节来送行的人。凡是这些,就是《周礼》中六节的区别罢了。
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於溱洧。(子产,郑卿。为政,听讼也。溱洧,水名。见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车度之也。)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以为子产有惠民之心,而不知为政,当以时修桥梁,民何由病苦涉水乎?周十月,夏九月,可以成涉度之功。周十一月,夏十月,可以成舆梁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君子为国家平治政事刑法,使无违失其道,辟除人,使卑辟尊可为也。安得人人济渡於水乎?每人而悦之欲自加恩,以成其意,则日力不足以足之也。)
[疏]“子产听郑国之政”至“亦不足矣”。○正义曰:此章指言重民之道,平政为首,人君由天,天不家抚,是以子产渡人,孟子不取也。“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於溱洧”者,子产,郑大夫公孙侨也。溱洧,郑国水名也。言子产为政听讼於郑国,於冬寒之月,见人涉溱洧之水,乃不忍,遂以所乘之车舆济渡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至“日亦不足矣”,孟子言子产虽有恩惠及人,而以陆地乘舆而济人於溱洧,然而不知行其不忍人之政而济人矣。所谓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是其政也。言岁中以十一月雨毕乾晴之时,乃以政命成其徒杠。徒杠者,《说文》云:“石▯工,石桥也,俗作杠,从木,所以整其徒步之石。”十月成津梁,则梁为在津之桥梁也。今云舆梁者,盖桥上横架之板,若车舆者,故谓之舆梁。如此,民皆得济,所以未有忧病其涉者也。君子之为,但平其政事,使无违失,行法於人,而使尊之。其若此则可也,又安得人人而济渡之乎?如人人济之,则人望我者无穷,而我应者有不足焉。故为国之政者,如每以人人而使之悦,虽日力之穷,亦不足以济之矣。但平其政事,使徒杠成於十一月,舆梁成於十月,则病涉之民无不济矣。子产不知为政之道在此,而徒知以乘舆济人为之惠,故宜孟子言之於当时,以激劝而讥讽之也。○注“子产,郑卿。为政,听讼。溱洧,水名”。○正义曰:案《左传》云:“子产,穆公之孙,公子发之子也。”又鲁襄三十年执郑国之政,故云郑卿,为政听讼也。云“溱洧,水名”者,盖郑国之水名。案《地理志》云:“溱洧,水在河南。”又《说文》云:“水在郑国南,入于洧。”则知溱洧,水名,在郑国也。○又於注周十一月,即夏十月。十月即夏九月,已说上篇,叔向云十月而津梁成,是其旨也。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芥,草芥也。臣缘君恩,以为差等,其心所执若是也。)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宣王问礼旧臣为旧君服丧服,问君恩何如则可以为服。)曰:“谏行言听,膏泽下於民;有故而去,则使人导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为臣之时,谋行言从,惠泽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譬如华元奔晋、随会奔秦是也,古之贤君遭此,则使人导之出境,又先至其所到之国言其贤良。三年不反,乃收其田里。田,业也;里,居也。此三者有礼,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雠。寇雠何服之有?”(抟执其族亲也。极者,恶而困之也。遇臣若寇雠,何服之有乎?)
[疏]“孟子告齐”至“之有”。○正义曰:此章指言君臣之道,以义为表,以恩为里,表里相应,犹若影响。旧君之服,盖有所兴,讽谕宣王,劝以仁也。“孟子告齐宣王曰”至“如寇雠”者,孟子告谕齐宣王,谓君之视其臣如己之手足,则臣亦视君如己之腹心。君之视其臣如畜之犬马,则臣亦视
译子产主持郑国的政事,用自己的车子帮助百姓渡过溱水和洧水。(子产,郑国的大夫。主持政事,指审理诉讼。溱水和洧水,是河流的名字。看到有人冬天涉水过河,出于仁爱之心不忍心,便用自己的车子帮助他们渡河。)孟子说:“这是小恩小惠,不懂得治理政事。每年十一月修好供人步行的桥,十二月修好供车辆通行的桥,百姓就不会为涉水过河而苦恼了。(认为子产有惠民之心,却不懂得治理政事,应当按时修缮桥梁,百姓怎么会苦恼于涉水呢?周历的十月,即夏历的九月,可以完成供人步行的桥。周历的十一月,即夏历的十月,可以完成供车辆通行的桥。)君子治理好政事,出行时清道回避百姓是可以的,怎么能一个个地帮助百姓渡河呢。所以治理政事的人,如果每个人都去取悦他,一天时间也不够啊。”(君子为国家治理好政事刑法,使不违背正道,出行时清道回避百姓,让卑贱者避开尊贵者,这是可以的。怎么能一个个地帮助百姓渡河呢?如果每个人都去取悦他,想亲自施加恩惠,以达成自己的心意,那么一天的时间也不足以满足他们。)
[疏]“子产听郑国之政”到“亦不足矣”。○正义说:这一章指出重视百姓的道理,平治政事为首要,君主顺应天道,天道不会每家每户地抚育,所以子产渡人,孟子不赞同。“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於溱洧”的意思是,子产,是郑国大夫公孙侨。溱水和洧水,是郑国的河流名字。说子产在郑国主持政事审理诉讼,在冬天寒冷的月份,看到有人涉水渡过溱水和洧水,便不忍心,于是用自己所乘的车子帮助百姓渡过溱水和洧水。“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到“日亦不足矣”,孟子说子产虽然有恩惠及人,却用陆地上的车子帮助百姓渡过溱水和洧水,然而不懂得实行不忍心的政事来救济百姓。所谓每年十一月修好供人步行的桥,十二月修好供车辆通行的桥,这就是政事。说在一年中十一月雨停天晴的时候,便用政令修好供人步行的桥。供人步行的桥,《说文》说:“石〇工,石桥,俗作杠,从木,用来整理供人徒步的石桥。”十月修好渡口桥梁,那么梁就是渡口上的桥梁。现在说供车辆通行的桥,大概是桥上横架的木板,像车舆一样,所以称为供车辆通行的桥。这样,百姓都能渡过,所以没有为涉水而忧苦的。君子的作为,只是平治政事,使不违背正道,对百姓实行法度,而使他们尊重。像这样就可以了,又怎么能一个个地帮助百姓渡河呢?如果一个个地帮助渡河,那么百姓对我的期望无穷无尽,而我应对的能力却不足。所以治理国家政事的人,如果每个人都去取悦他,即使一天的时间用尽,也不足以救济他们。只要平治政事,使供人步行的桥在十一月修好,供车辆通行的桥在十月修好,那么为涉水而苦恼的百姓没有不能渡过的。子产不懂得治理政事的道理在于此,而只知道用车子帮助百姓渡河作为恩惠,所以孟子在当时说这话,以激励劝勉并讥讽他。○注“子产,郑卿。为政,听讼。溱洧,水名”。○正义说:根据《左传》说:“子产,是穆公的孙子,公子发的儿子。”又在鲁襄公三十年执掌郑国政事,所以说郑卿,主持政事审理诉讼。说“溱洧,水名”的,大概是郑国的河流名字。根据《地理志》说:“溱水和洧水,在河南。”又《说文》说:“水在郑国南边,流入洧水。”就知道溱水和洧水,是河流名字,在郑国。○又在注中周历十一月,即夏历十月。十月即夏历九月,已在上面说过,叔向说十月渡口桥梁修好,就是这个意思。
孟子告诉齐宣王说:“君主看待臣下像手足,那么臣下看待君主就像腹心。君主看待臣下像犬马,那么臣下看待君主就像路人。君主看待臣下像泥土草芥,那么臣下看待君主就像仇敌。(芥,草芥。臣下因为君主的恩惠,认为有等级差别,心里所坚持的就是这样。)宣王说:“礼制规定,为旧君服丧,君主恩惠怎样才可以服丧呢?”(宣王问礼制规定旧臣为旧君服丧服,问君主恩惠怎样才可以服丧。)孟子说:“劝谏被采纳,言论被听从,恩泽施及百姓;有缘故离开,就派人引导他出境,又先到他所去的地方;离开三年不回来,然后收回他的田地和房屋:这就叫作三有礼。这样,就为他服丧了。(做臣下的时候,谋略被实行,言论被听从,恩惠施及百姓。如果有其他缘故,不得不离开,比如华元逃到晋国、随会逃到秦国就是这样,古代的贤明君主遇到这种情况,就派人引导他出境,又先到他所到的国家称赞他的贤良。三年不回来,才收回他的田地和房屋。田,是产业;里,是居所。这三者有礼,就为他服丧了。)现在做臣下,劝谏不被采纳,言论不被听从,恩泽不施及百姓;有缘故离开,就逮捕他,又在他所去的地方迫害他;离开的那天,就收回他的田地和房屋:这就叫作仇敌。仇敌有什么可服丧的呢?”(逮捕他的族亲。极,是厌恶并困迫他。对待臣下像仇敌,有什么可服丧的呢?)
[疏]“孟子告齐”到“之有”。○正义说:这一章指出君臣的道理,以义为外表,以恩为内里,表里相应,就像影子和回声。为旧君服丧,大概有所兴起,讽喻宣王,劝勉以仁爱。“孟子告齐宣王曰”到“如寇雠”的意思是,孟子告诉齐宣王,说君主看待他的臣下像自己的手足,那么臣下也看待君主像自己的腹心。君主看待他的臣下像畜养的犬马,那么臣下也看待
其君但以国人遇之也。君之视其臣如土芥之贱而弃之,则臣视其君亦如寇雠恶而绝之也。凡此君臣施报相待以为用矣。盖无为於其内者,腹心也;有为於其外者,手足也:君臣相须,犹一体也。此言相待施报均於厚也。若以君视臣如犬马之畜,而臣视君如国人而弗亲,此言不相待施报,均於薄也。以君视臣如土芥之贱,而臣视君如寇雠而恶之,此言不相待施报,均於贱也。然则君臣施报,亦随之而已。“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宣王问孟子:於礼为旧君有丧服,何如斯可为之服言。旧君,所去之国君也。“曰谏行言听”至“则为之服矣”,孟子答之,谓臣之於君,君有过谬而谏之则行,事有可为而言之则听,而膏润之恩泽施之又下浃於民,此得行其道也。然不幸遭其事故而去之,则国君使人导之,以达其情,至出国之疆界,又先去其所往之邦以称誉之。去三年之久而不反归,然後国君乃收其田业里居。此三者是谓三有礼焉。如此三有礼,则可为之丧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至“何服之有”,孟子又言今之为臣於国君,君有过谬,及其谏也则拒之而弗得行,言则违之而弗听,而膏泽又不得以下浃,此不得行其道也。及其所遭事故而去之,君乃不使人导之,且搏执其亲族而戮之,又困极而恶之於其所往之邦,即自离去之日,遂便收其田业里居,此是谓遇其臣如寇雠之恶。既以寇雠遇其臣,则臣尚何有丧服为哉?○注“旧臣为旧君服丧服”。○正义曰:如《仪礼》言“以道去君,而未绝者,服齐衰三月”,《礼记》云“臣之去国,君不扫其宗庙,则为之服”,是为旧臣服丧服之谓也。○注“如华元奔晋,随会奔秦”。○正义曰:案《左传》成十五年:“华元为右师。华元曰:‘我为右师,君臣之训,师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赖宠乎?’乃出,奔晋。鱼石为左师,自止华元於河上,後及奔晋,得五月日,乃反。”《书》曰“宋华元出奔晋”、“宋华元自晋归于宋”是也。云“随会奔秦”者,案文公七年先蔑奔秦,随会从之,至十三年,晋人患秦之用士会也,晋侯乃使魏寿馀伪以魏叛者以诱士会,士会既济,魏人噪而还。杜注云“喜得士会也”是矣。
译国君只是把臣子当作一般国人来对待罢了。如果国君把臣子看得像泥土草芥那样卑贱而抛弃他们,那么臣子也会把国君看作仇敌那样憎恶而断绝关系。大凡君臣之间,都是凭借相互对待、施予与回报来发挥作用的。大概来说,在内部无所作为的,是腹心;在外部有所作为的,是手足:君臣彼此依赖,就像同一个身体一样。这是说君臣相互对待、施予回报都同样深厚。如果国君把臣子看作像犬马那样的牲畜,而臣子把国君看作一般国人而不亲近,这是说君臣不相互对待、施予回报,都同样浅薄。如果国君把臣子看作像泥土草芥那样卑贱,而臣子把国君看作仇敌而憎恶他们,这是说君臣不相互对待、施予回报,都同样卑贱。那么君臣之间的施予回报,也就随之而定了。“王说:‘按照礼制,为旧君穿丧服,怎么样才可以为他穿丧服呢?’”周宣王问孟子:按照礼制为旧君穿丧服,怎么样才可以为他穿丧服呢?旧君,是指所离开的那个国家的国君。“回答说‘谏行言听’到‘就为他穿丧服了’”,孟子回答,说臣子对于国君,国君有过错谬误而劝谏他,他就采纳实行;事情有可以做的而陈述给他,他就听从;并且恩泽又向下普及到百姓,这就得以实行自己的道义。然而不幸遭遇变故而离开他,国君就派人引导他,以表达情意,到达离开国家的边界,又先去他所前往的国家称赞他。离开三年之久还没有回来,然后国君才收回他的田产和住宅。这三点叫做三有礼。如果这样三有礼,就可以为他穿丧服了。“现在作为臣子,劝谏就不实行,陈述就不听从”到“还有什么丧服呢”,孟子又说现在的臣子对于国君,国君有过错谬误,等到劝谏他时却拒绝而不让实行,陈述时违背而不听从,并且恩泽也不能向下普及,这就不能实行自己的道义。等到遭遇变故而离开他,国君却不派人引导他,而且抓捕他的亲族并杀害他们,又在他所前往的国家极力诋毁他,从离开的那天起,就立刻收回他的田产和住宅,这叫做把臣子当作仇敌那样憎恶。既然把臣子当作仇敌来对待,那么臣子还怎么会有丧服呢?○注“旧臣为旧君穿丧服”。○正义说:像《仪礼》所说“以正道离开国君,而没有断绝关系的,穿齐衰丧服三个月”,《礼记》说“臣子离开国家,国君不打扫他的宗庙,就为他穿丧服”,这就是旧臣为旧君穿丧服的意思。○注“像华元逃奔晋国,随会逃奔秦国”。○正义说:查《左传》成公十五年:“华元担任右师。华元说:‘我担任右师,君臣的训诫,是军队所掌管的。现在公室卑微而不能匡正,我的罪过太大了。不能治理官职,敢依赖宠幸吗?’于是出逃,逃奔晋国。鱼石担任左师,在河边阻止华元,后来也逃奔晋国,到了五月,才返回。”《尚书》说“宋国华元出逃奔晋”、“宋国华元从晋国回到宋国”就是这样。说“随会逃奔秦国”的,查文公七年先蔑逃奔秦国,随会跟随他,到十三年,晋国人担心秦国任用士会,晋侯就派魏寿馀假装以魏地叛变来引诱士会,士会渡河后,魏国人欢呼着返回。杜预注说“高兴得到士会”就是这样。
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恶伤其类,视其下等,惧次及也。语曰:“鸢鹊蒙害,仁鸟曾逝。”此之谓也。)
[疏]“孟子”至“可以徙”。○正义曰:此章指言君子见几而作,故赵杀鸣犊,孔子临河而不济也,是上为下则也。孟子谓国君无罪而杀戮其士,则为之大夫者可以奔去。无他,盖大夫虽於士为尊,不可命以为士,然亦未离乎士之类也,是其恶伤其类耳。国君无罪而诛戮其民,则为之士者可以徙而避之。无他,盖士於民虽以为尊,不可命以为民,然亦未离乎民之类也,是亦恶伤其类耳。於士言杀,於民言戮者,总而言之皆然也,别而言之,则戮又轻於杀矣。案《周礼》“司稽掌巡市”,云凡有罪者挞戮而罚之。是知戮不过挞而辱之耳,而杀乃至於亡命故也。《史记》:赵杀鸣犊,孔子临河而不济,乃叹曰:“刳胎杀天,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鱼,则蛟龙不会;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君子讳伤其类也。今注云“语曰鸢鹊蒙害,仁鸟增逝”,是亦《史记》之文,赵注引之。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者,一国所瞻仰以为法,政必从之,是上为下则也。)
[疏]正义曰:此章指言君以仁义率众,孰不顺焉,上为下效也。孟子谓国君在上,能以仁义先率於一国,则一国之人莫不从而化之,亦以仁义为也。○注云上为下效者。○正义曰:如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也。又荀卿所谓表正则影正,盘圆则水圆,盂方则水方,是其旨也。
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若礼而非礼,陈质娶妇而长拜之也。若义而非义,藉交报雠是也。此皆大人之所不为也。)
[疏]正义曰:此章指言礼义,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为中,是以大人疑礼。孟子谓有所为礼,有所为非礼,有所为义,有所为非义。如非礼非义,惟大夫能弗为之也。○注“陈质娶妇,藉交报雠”者。○正义曰:此盖史传之文而云然。
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中者,履中和之气所生,谓之贤。才者,是谓人之有俊才者。有此贤者,当以养育教诲不能,进之以善,故乐父兄之贤以养己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如使贤者弃愚,不养其所以当养,则贤亦近愚矣。如此,贤不肖相觉,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训导也。)
[疏]“孟子”至“不能以寸”。○正义曰:此章指言父兄之贤,子弟既顽,教而不改,乃归自然也。孟子言君子以性德而教养灭其性德者,以性之能而教养灭其性之才能者,故人所以乐得其贤父兄而教养也。如君子有贤父兄之道,而不推己之性德以教养人之不中,不推己之才性而教养人之不才,是弃去其不中、不才之人也。如此,则贤不肖,恶能相去以寸哉?是不足以相贤矣。盖中者,性之德也。才,性之能也。贤父兄者,所以对弟子而言之也,如孟子所谓曾子居武城而谓之为师也、父兄也,是其意也。○注“中者履中和之气”至“养己也”。○正义曰:“中和之气”者,盖人受天地之中而生,禀阴阳之秀气,莫非所谓中和也。《中庸》云:“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贤以德言。云俊才者,俊智过千人曰俊,则知才能有过於千人之才能,是为俊才也。一云:俊,敏也,疾也。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後可以有为。”(人不为苟得,乃能有让千乘之志也。)
[疏]正义曰:此章指言贵贱廉耻,乃有不为,不为非义,义乃可由也。孟子言人之有不为非义之事,然後可以有为其义矣。又所谓人皆有所不为,达之於其所为义也,亦是意也。以此推之,则仁也,礼也,智也,皆待是而裁成之矣。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後患何!”(人之有恶,恶人言之。言之,当如後有患难及己乎。)
[疏]正义
译孟子说:“国君没有罪过而杀害士人,那么大夫就可以离开;国君没有罪过而杀戮百姓,那么士人就可以迁徙。”(厌恶伤害同类,看到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受害,就恐惧祸患会依次轮到自己。俗话说:“鸢鹊遭受祸害,仁爱的鸟儿就会远远飞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疏]“孟子”到“可以徙”。○正义说:这一章旨在说明君子见微知著而行动,所以赵国杀害鸣犊,孔子到了黄河边却不渡河,这就是上位者给下位者树立榜样。孟子说国君没有罪过而杀害士人,那么身为大夫的人就可以逃亡离开。没有别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大夫虽然比士尊贵,不能命令士,但也还没有脱离士的同类,这是厌恶伤害同类啊。国君没有罪过而诛杀百姓,那么身为士的人就可以迁徙躲避。没有别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士虽然比百姓尊贵,不能命令百姓,但也还没有脱离百姓的同类,这也是厌恶伤害同类啊。对士说“杀”,对百姓说“戮”,概括来说都是如此,分别来说,那么“戮”比“杀”轻一些。查考《周礼》“司稽掌管巡视市场”,说凡是有罪的人用鞭打羞辱并处罚他。由此知道“戮”不过是鞭打羞辱罢了,而“杀”则导致丧命所以如此。《史记》记载:赵国杀害鸣犊,孔子到了黄河边却不渡河,于是感叹说:“剖开母体杀害胎儿,那么麒麟就不会来到郊外;排干湖水捕捉鱼,那么蛟龙就不会聚会;打翻鸟巢毁坏鸟蛋,那么凤凰就不会飞翔。”君子忌讳伤害同类啊。现在注解说“俗话说鸢鹊遭受祸害,仁爱的鸟儿就会远远飞走”,这也是《史记》的文字,赵注引用了它。
孟子说:“国君仁爱,没有人不仁爱;国君正义,没有人不正义。”(国君是一个国家所瞻仰效法的对象,政令必然跟随他,这就是上位者给下位者树立榜样。)
[疏]正义说:这一章旨在说明国君用仁义率领众人,谁不顺从呢,上位者做榜样下位者效仿。孟子说国君在上位,能够以仁义率先垂范于一国,那么一国的人没有不跟随感化的,也以仁义为行事准则。○注解说上位者做榜样下位者效仿。○正义说:就像所说的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在草上草必然倒下。又比如荀卿所说的标杆正影子就正,盘子圆水就圆,盂方水就方,就是这个意思。
孟子说:“不是礼的礼,不是义的义,有德行的人不做。”(如果是礼却不是真正的礼,比如陈质娶媳妇时长时间拜谢;如果是义却不是真正的义,比如借交情报仇。这些都是有德行的人所不做的。)
[疏]正义说:这一章旨在说明礼义,是人用来权衡适中、践行正道的标准,这样才能做到适中,所以有德行的人怀疑不合标准的礼。孟子说有所为礼,有所为非礼,有所为义,有所为非义。如果是非礼非义,只有大夫能够不做。○注解说“陈质娶媳妇,借交情报仇”。○正义说:这大概是史传中的文字这样说。
孟子说:“中正的人教养不中正的人,有才能的人教养没有才能的人,所以人们乐于有贤能的父兄。(中正的人,是践行中和之气所生,称为贤能。有才能的人,是指人有杰出的才能。有这样的贤能之人,应当用养育教诲那些不能的人,引导他们向善,所以人们乐于父兄贤能来教养自己。)如果中正的人抛弃不中正的人,有才能的人抛弃没有才能的人,那么贤能与不贤能的差距,其间连一寸都不到。”(如果让贤能的人抛弃愚笨的人,不教养那些应当教养的人,那么贤能也就接近愚笨了。像这样,贤能与不贤能相比,怎么能相差分寸呢,说明不可不互相训导。)
[疏]“孟子”到“不能以寸”。○正义说:这一章旨在说明父兄贤能,子弟既顽劣,教导而不改正,就归于自然本性。孟子说君子用本性德行来教养那些灭失本性德行的人,用本性的才能来教养那些灭失本性才能的人,所以人们乐于得到贤能的父兄来教养。如果君子有贤能父兄的道理,却不推广自己的本性德行来教养那些不中正的人,不推广自己的才能本性来教养那些没有才能的人,这就是抛弃那些不中正、没有才能的人。像这样,那么贤能与不贤能,怎么能相差一寸呢?这是不足以互相称贤了。大概中正的,是本性的德行。才能,是本性的能力。贤能的父兄,是相对于弟子来说的,就像孟子所说的曾子住在武城而被称为老师、父兄,就是这个意思。○注解说“中正的人是践行中和之气”到“教养自己”。○正义说:“中和之气”,大概是人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禀受阴阳的秀气,没有不是所谓中和的。《中庸》说:“喜怒哀乐,没有发作叫做中,发作都符合节度叫做和。”贤能是从德行来说。说杰出才能的,智慧超过千人叫做俊,那么就知道才能超过千人才能的,就是杰出才能。另一种说法:俊,是敏捷,是快速。
孟子说:“人有不做的事情,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人不为了苟且获得,然后才能有推让千乘之国的志向。)
[疏]正义说:这一章旨在说明贵贱廉耻,才有不做的事情,不做非义的事,义才可以遵循。孟子说人有不做非义之事,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义事。又所说的每个人都有不做的事情,通达于他所做的义事,也是这个意思。由此推论,那么仁、礼、智,都等待这个来裁成。
孟子说:“说别人的不好,对于后来的祸患该怎么办!”(人有恶行,厌恶别人说。说了,对于后来祸患及于自己该怎么办。)
曰:此章指言好言人恶,殆非君子,故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藏。”孟子谓人有好谈人之不善者,必有患难及之矣。故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後患何如?《庄子》云:“▯人者人必反▯之。”《论语》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亦与此同意。
译说:这一章明确指出,喜欢谈论别人的坏处,大概不是君子的行为,所以说:“不嫉妒不贪求,哪有不美好的呢?”孟子说,那些喜欢谈论别人不好的人,必定会有祸患降临到他身上。所以说:谈论别人的不好,对于后来的祸患该怎么办呢?《庄子》说:“毁谤别人的人,别人必定会反过来毁谤他。”《论语》说:“不嫉妒不贪求,哪有不美好的呢?”这也与此意思相同。
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者。”(仲尼弹邪以正,正斯可矣,故不欲为已甚泰过也。孟子所以讥逾墙距门者也。)
[疏]正义曰:此章指言《论》曰:“疾之已甚,乱也。”故孟子所以讥逾墙距门者也。孟子言孔子凡所为,不为已甚泰过者也,如《论语》云“疾之已甚,乱也”,同意。○注云“孟子所以讥逾墙距门者”,盖谓如段干木逾垣而避文侯,泄柳闭门而拒缪公,是为已甚者。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果,能也。大人仗义,义有不得必信其言,子为父隐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亲在不得以其身许友也;义或重於信:故曰惟义所在也。)
[疏]正义曰:此章指言大人之行,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所求合义也。孟子言大人者,其於言不以必信,所行不以必果,惟义之所在,可以信则信,可以行则行耳。如言必信、行必果,则所谓▯▯然小人哉矣,岂大人肯如是邪?盖孔子与蒲人盟,不▯卫而终▯卫,是言不必信也。佛▯召,子欲往而终不往,是行不必果也。○注“子为父隐”,“以其身许友也”。○正义曰:此案《论语》、《礼记》云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谓君。国君视民,当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谓也。一说曰:赤子,婴儿也,少小之子,专一未变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时心,则为贞正大人也。)
[疏]正义曰:此章指言人之所爱,莫过赤子,视民则然,民怀之张。大人之行,不过是也。孟子言世之所谓为之大人者,是其能不失去其婴儿之时心也,故谓之大人,如《老子》所谓“常德不离,复归於婴儿”之意同。
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孝子事亲致养,未足以为大事,送终如礼,则为能奉大事也。)
[疏]正义曰:此章指言养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终,行之高者,事不违礼,可谓难矣,故谓之大事。孟子言人奉养父母於其生日,虽昏定晨省,冬温夏清,然以此之孝,亦不足以当其大事也。惟父母终,能▯辟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斯可以当之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造,致也。言君子学问之法,欲深致极竟之以知道意,欲使己得其原本,如性自有之然也。故曰欲其自得之而已。)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居之安,若己所自有也。资,取也。取之深,则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愿本也。故使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疏]“孟子”至“得之也”。○正义曰:此章指言学必根源,如性自得,物来能名,事来不惑,君子好之,朝益暮习,道所以臻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至“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者,此孟子教人学道之法也,言君子所以深造至其道奥之妙者,是欲其如己之所自有之也。己之所自有,则居之安。居之安者,是使权利不能移,群众不能倾,天下不能荡是也。居之安则资质以深,则自本自根,取之不殚,酌之不竭是也。资之既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左右逢其愿者,则理与万物得,性与万物明,取之左则左,取之右则右,无非自本自根也,故云取之左右逢其原。如此,故君子所以学道,欲其自得之也。如庄生所谓黄帝遗其玄珠,使智索之不得,使离朱索之不得,使契诟索之不得,乃使象罔得之。盖玄珠譬则道也;智有待於思,言思之亦不能得其道也;离朱有待於明,言以明求之亦不能得道也;契诟有待於言,以言求之亦不能得其道也;象罔则无所待矣,唯无所待,故能得其道,是其所谓自得也。
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博,广。详,悉也。广学悉其微言而说之者,将以约说其要,意不尽知,则不能要言之也。是谓广寻道意,还反於朴,说之美者也。)
[疏]正义曰:此章指言广寻道意,
译孟子说:“仲尼不做过分的事情。”(仲尼纠正邪僻以归于正道,达到正道就可以了,所以不希望做得过分、太过。孟子因此讥讽那些翻墙越门的人。)
[疏]正义说:这一章旨在说明《论语》所说的:“厌恶太过分,就会引发动乱。”所以孟子讥讽那些翻墙越门的人。孟子说孔子凡是所做的事,都不做过分、太过的事情,就像《论语》所说“厌恶太过分,就会引发动乱”,意思相同。○注解说“孟子讥讽翻墙越门的人”,大概是指像段干木翻墙躲避魏文侯,泄柳闭门拒绝缪公,这些都是做得过分的人。
孟子说:“德行高尚的人,说话不一定守信,做事不一定果决,只以道义为准则。”(果,是能够的意思。德行高尚的人依靠道义,道义有时不允许一定守信,比如儿子为父亲隐瞒过错;有时不能果决地实行自己想做的事,比如父母在世就不能把身体许给朋友;道义有时比守信更重要:所以说只以道义为准则。)
[疏]正义说:这一章旨在说明德行高尚的人的行为,实行重要的方面,不一定守信、不一定果决,所追求的是符合道义。孟子说德行高尚的人,对于言语不一定要守信,对于行为不一定要果决,只以道义所在为准,可以守信就守信,可以实行就实行罢了。如果说话一定守信、做事一定果决,那就是所谓的小人罢了,难道德行高尚的人会这样吗?大概孔子与蒲人结盟,不答应卫国而最终却去了卫国,这是说话不一定守信。佛肸召见,孔子想去而最终没去,这是做事不一定果决。○注解说“儿子为父亲隐瞒过错”,“把身体许给朋友”。○正义说:这是依据《论语》、《礼记》所说的。
孟子说:“德行高尚的人,不失去他婴儿般的心。”(大人指国君。国君看待百姓,应当像看待婴儿一样,不失去民心,这就叫大人。另一种说法说:赤子,是婴儿,年幼的孩子,心思专一没有变化,人能不失去他婴儿时的心,就是贞正的大人。)
[疏]正义说:这一章旨在说明人所爱的,没有超过婴儿的,看待百姓也是如此,百姓就会怀念他、拥护他。德行高尚的人的行为,不过如此罢了。孟子说世上所谓的大人,是他能不失去他婴儿时的心,所以称为大人,就像《老子》所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的意思相同。
孟子说:“奉养活着的人不足以当作大事,只有为死者送终才可以当作大事。”(孝子侍奉父母尽力奉养,还不足以称为大事,送终合乎礼仪,才算是能奉行大事。)
[疏]正义说:这一章旨在说明奉养活着的人竭尽全力,是人情所勉强的。哀悼死者、送终,是行为高尚的人,做事不违背礼仪,可以说是难事了,所以称为大事。孟子说人奉养父母在他们活着的时候,虽然早晚问安,冬天温暖夏天清凉,但这样的孝,也不足以当作大事。只有父母去世,能按礼制哭踊哀悼,悲哀地送他们,占卜墓地,安葬他们,这才可以当作大事。
孟子说:“君子通过道深入造诣,是想要他自己有所得。(造,是达到的意思。说君子做学问的方法,想要深入达到极致以知道意,想要让自己得到根本,就像本性中本来拥有的一样。所以说想要他自己有所得罢了。)自己有所得,就能安守;安守,就能积累深厚;积累深厚,就能左右取用都遇到源头:所以君子想要他自己有所得。”(安守,就像自己本来拥有的一样。资,是取用的意思。取用深厚,就能得到根本。左右取用,在所遇到的都知道其本源。所以让君子想要他自己有所得。)
[疏]“孟子”到“得之也”。○正义说:这一章旨在说明学习必须追溯根源,像本性中自己得到的一样,事物来了能命名,事情来了不迷惑,君子喜好它,早上增加晚上练习,道所以能达到。“孟子说:君子通过道深入造诣”到“君子想要他自己有所得”者,这是孟子教人学道的方法,说君子之所以深入达到道的奥妙,是想要他像自己本来拥有的一样。自己本来拥有,就能安守。安守,是使权利不能转移,群众不能倾覆,天下不能动荡。安守就能资质深厚,就能自本自根,取用不尽,酌取不竭。资质既深,就能左右取用都遇到源头。左右遇到本源,就是理与万物相得,性与万物相明,取用左边就左边,取用右边就右边,无非是自本自根,所以说左右取用都遇到源头。像这样,所以君子学道,想要他自己有所得。就像庄子所说黄帝丢失了他的玄珠,让智者寻找得不到,让离朱寻找得不到,让契诟寻找得不到,于是让象罔得到了。大概玄珠比喻道;智有待于思考,说思考也不能得到道;离朱有待于明察,说明察也不能得到道;契诟有待于言语,说言语也不能得到道;象罔则无所依赖了,只有无所依赖,才能得到道,这就是所说的自得。
孟子说:“广泛学习并详细解说,是为了反过来简约地解说。”(博,是广博。详,是详尽。广泛学习详尽其微言而解说,是为了简约地解说要点,意思不完全知道,就不能简约地解说。这叫做广泛探寻道意,又回归于质朴,是解说的美事。)
[疏]正义说:这一章旨在说明广泛探寻道意,
详说其事,要约至义,还反於朴,说之美者也。孟子言人之学道,当先广博而学之,又当详悉其微言而辩说之,其相将又当以还反说其至要者也。以得其至要之义而说之者,如非广博寻学,详悉辩说之,则是非可否,未能决断,故未有能反其要也。是必将先有以博学详说,然後斯可以反说其约而已。
译详细地阐述事情,概括出最精要的义理,回归到质朴的本源,这是阐述道理中最美好的境界。孟子说,人学习大道,应当先广泛地学习,又应当详细地探究那些精微的言辞并加以辩说,而在相互引导的过程中,又应当以回归并阐述那最精要的道理为归宿。如果要想获得那最精要的义理并加以阐述,如果不先广泛地学习、详细地辩说,那么是非对错就无法决断,因此也就没有人能够回归到那精要之处。所以,必定要先有广博的学习和详细的辩说,然后才可以回归并阐述那精要的道理罢了。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以善服人之道治世,谓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以善养人,养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若文王治於岐邑是也。天下不心服,何由而王也。)
[疏]“孟子曰”至“未之有也”。○正义曰:此章指言五霸服人,三王服心,其服一也,功则不同也。上论尧舜,其是违乎!“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至“未之有也”者,孟子言人君之治天下,如以善政而屈服人者,未有能屈服其人也。以善教而养人者,然後故能屈服其天下。然以善教养天下,天下不以心服而归往为之王,未之有也。以其能如此,则必为之王者,使天下心服而归往之矣。盖所谓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之意也。又云善教得民心是矣,若文王作辟雍,是能以善养人者也,故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孟子曰:“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凡言皆有实,孝子之实,养亲是也。善之实,仁义是也。祥,善。当,直也。不善之实何等也,蔽贤之人直於不善之实也。)
[疏]正义曰:此章指言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故谓之不祥也。“孟子曰”至“蔽贤者当之”者,孟子谓人之言,无其实本者,乃虚妄之言也。以虚妄之言言之,则或掩人之善,或饰人之恶,为人所恶者也,故其为不祥莫大焉,不祥则祸是矣。不祥之实者,乃蔽贤直之也。所谓蔽贤,则掩人之善是矣。如臧文仲知柳下惠而不举,虞丘知叔敖之贤而不进,凡此之类,是谓蔽贤者也。
徐子曰:“仲尼亟称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徐子,徐辟也。问仲尼何取於水而称之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後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言水不舍昼夜而进。盈,满。科,坎。放,至也。至於四海者,有原本也。以况於事,有本者,皆如是是之取也。)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苟,诚也。诚令无本,若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天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沟小浍皆满,然其涸也可立待之者,以其无本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人无本,行暴得善声,令闻过其情,若潦水不能久也,故君子耻之。○)
[疏]“徐子”至“君子耻之”。○正义曰:此章指言有本不竭,无本则涸,虚声过实,君子耻诸,是以仲尼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徐子曰:仲尼亟称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者,徐子即徐辟者也,徐辟问孟子,以谓孔子数数称道於水,乃复自而叹之,曰“水哉水哉”云,水之为水哉水哉,何仲尼独数数称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至“是之取尔”,孟子答之曰:孔子所以数数称於水者,以其有本源之泉水,混混滚势而流,不舍昼夜,是流之不竭,至,有坎科则必待盈满而後流进,以至乎四海之中。以其道大有本亦如是。是孔子所以亟称而必取之尔。“苟为无本”至“君子耻之”者,孟子又言苟为无本之水,是若周之七八月,夏之五六月间,天之大雨骤降,其雨之水卒然聚集于大沟小浍,皆盈盈然而满溢,则其乾涸但可立而守之也。以无本源,故如是之速乾耳。孟子复於此,言如声誉名闻,有或过於情实,而君子所以羞耻之,亦无本之水矣。然则孟子答徐辟以此者,非特言“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後进,放乎四海”而已矣,盖有为而言之也,以其原泉混混,则譬君子之德性;不舍昼夜,则譬君子之学问;盈科而後进,则譬君子之成章;放乎四海,则譬君子於是造乎道也。○注云“徐子徐辟”。○正义曰:经於《滕文公》篇云:“墨者夷之,因徐辟而见孟子。”又曰:“徐子以告夷子。”是知徐子即徐辟也。○注“大沟小浍”。○正义曰:案《周礼·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
译孟子说:“用善政来使人屈服,从来没有能够使人真正屈服的。用善道来养育百姓,然后才能使天下人心悦诚服。天下人如果不从内心信服,却能使他称王的,是从来没有过的。”
[疏]“孟子曰”到“未之有也”。○正义说:这一章旨在说明五霸使人屈服,三王使人信服,虽然“服”字相同,但功效却不同。上文论述尧舜,难道有违背这个道理吗!“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到“未之有也”这一部分,孟子是说君主治理天下,如果凭借善政来迫使百姓屈服,从来没有能真正使百姓屈服的。只有用善道来教化并养育百姓,然后才能使天下人心悦诚服。然而,如果用善道教化养育天下,天下人却不从内心信服而归顺拥戴他称王,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他能做到这样,就必定能称王,使天下人心悦诚服而归顺他。这大概就是说“善政使百姓畏惧,善教使百姓爱戴”的意思吧。又说善教能得到民心是对的,像周文王修建辟雍,就是能用善道养育百姓的例子,所以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不心悦诚服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孟子说:“言语没有事实依据,是不吉利的。不吉利的事实,蒙蔽贤才的人应当承受。”
[疏]正义说:这一章旨在说明举荐贤才受到上赏,蒙蔽贤才遭受显戮,所以称为不吉利。“孟子曰”到“蔽贤者当之”这一部分,孟子是说人的言语,如果没有事实根据,就是虚妄之言。用虚妄之言来说话,就会掩盖别人的善行,或者粉饰别人的恶行,为人所厌恶,所以它的不吉利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不吉利就是灾祸。所谓不吉利的事实,就是蒙蔽贤才的人应当承受。所谓蒙蔽贤才,就是掩盖别人的善行。比如臧文仲知道柳下惠的贤能却不举荐,虞丘知道叔敖的贤能却不进用,凡是这类情况,都叫做蒙蔽贤才。
徐子说:“孔子多次称赞水,说:‘水啊水啊!’他在水身上取法什么呢?”孟子说:“源头涌出的泉水滚滚流淌,日夜不停,注满洼地后继续前进,最终流入四海。有本源的事物就是这样,孔子取法的就是这一点。如果无本源,就像七八月间大雨骤降,沟渠都满了,但干涸却立等可待。所以名声超过实际,君子以此为耻。”
[疏]“徐子”到“君子耻之”。○正义说:这一章旨在说明有本源就不会枯竭,无本源就会干涸,虚名超过实际,君子以此为耻,所以孔子在河边说:“逝者如斯。”“徐子曰:仲尼亟称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这一部分,徐子就是徐辟,徐辟问孟子,认为孔子多次称赞水,又自己感叹说“水啊水啊”,水作为水啊水啊,为什么孔子唯独多次称赞水呢?“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到“是之取尔”,孟子回答说:孔子之所以多次称赞水,是因为它有源头的泉水,滚滚流淌,日夜不停,这是流淌不竭,遇到坑洼就必定等待注满后才继续前进,直到流入四海。因为大道有本源也是这样。这是孔子之所以多次称赞并取法它的原因。“苟为无本”到“君子耻之”这一部分,孟子又说,如果是无本源的水,就像周历七八月、夏历五六月间,天降大雨,雨水突然聚集在大沟小渠中,都满满地溢出来,那么它干涸只需站着等待片刻。因为无本源,所以干涸得这么快。孟子又在这里说,如果声誉名望超过实际情况,君子之所以以此为耻,也是因为它像无本源的水一样。那么孟子回答徐辟这些话,不仅仅是说“源头涌出的泉水滚滚流淌,日夜不停,注满洼地后继续前进,最终流入四海”而已,而是有所指而言的。因为源头涌出的泉水,比喻君子的德性;日夜不停,比喻君子的学问;注满洼地后继续前进,比喻君子的成就;流入四海,比喻君子于是达到了道的境界。○注说“徐子即徐辟”。○正义说:经文在《滕文公》篇中说:“墨者夷之,通过徐辟去见孟子。”又说:“徐子把这话告诉了夷子。”由此可知徐子就是徐辟。○注说“大沟小渠”。○正义说:根据《周礼·遂人》:“掌管郊野,凡是治理郊野,百亩之间有小沟,小沟上有小路。十夫之地有大沟,大沟上有田埂。”
。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郑注云:“十夫,二邻之田。百夫,一ガ之田。千夫,二鄙之田。遂、沟、畎、浍,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广深各二尺;沟倍之,是广深各四尺也;洫又倍之,是洫广深各八尺也;浍广二寻,深二寻。”然则注云大沟、小浍,又非以常制言之尔。《论语》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是仲尼常称於水者也。
译一百夫有洫,洫上有涂。一千夫有浍,浍上有道。”郑玄注说:“十夫,是两个邻的田地。百夫,是一个里的田地。千夫,是两个鄙的田地。遂、沟、洫、浍,都是用来将水通向河流的。遂的宽度和深度各为二尺;沟加倍,即宽度和深度各为四尺;洫又加倍,即洫的宽度和深度各为八尺;浍的宽度为二寻,深度为二寻。”既然如此,那么郑注所说的“大沟”、“小浍”,又不是按照常规制度来说的了。《论语》说:“孔子在河边说:‘消逝的时光就像这流水一样啊,日夜不停。’”这是孔子常常称道水的原因。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於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几希,无几也。知义与不知义之间耳。众民去义,君子存义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伦,序。察,识也。舜明庶物之情,识人事之序。仁义生於内,由其中而行,非强力行仁义也。故道性善,言必称於尧舜。但君子存之,庶民去之而不由尔。)
[疏]“孟子曰”至“行仁义也”。○正义曰:此章指言禽兽,俱含天气,就利避害,其间不希。众人皆然,君子则否。圣人超绝,识仁义之生於己也。“孟子曰:人之所以异於禽兽者几希”至“非行仁义也”者,孟子言世之人所以有别异於禽兽畜者无几也,以其皆含天地之气而生耳,皆能辟去其害而就其利矣。但小人去其异於禽兽之心,所以为小人也;君子知存其异於禽兽之心,所以为君子也。所谓异於禽兽之心者,即仁义是也。禽兽俱不知仁义,所以为禽兽。今夫舜之为帝,在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虽与禽兽杂居其▯,然能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莫不从之,若决江河也,而无滞之耳。如此,是舜能明於庶物之无知,而存乎异於禽兽之心,详察人伦之类,而由仁义之道而行之矣。然舜既由其仁义而行之,非所谓行仁义而得之人也,是由仁义而行以得之天性也。孟子以此言之其有以异於禽兽者,皆舜之徒也。曰舜亦人也,我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但当存其异於禽兽之心耳,如杨雄“由於礼义,入自仁门,由於情欲,入自禽门”,斯其旨欤。
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旨酒,美酒也。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书》曰:“禹拜昌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执中正之道,惟贤速立之,不问其从何方来。举伊尹以为相也。)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视民如伤者,雍容不动扰也。望道而未至,殷录未尽,尚有贤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诛於纣也。)武王不泄迩,不忘远。(泄,狎。迩,近也。不泄狎近贤,不遗忘远善。近,谓朝臣。远,谓诸侯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汤、文、武所行之事也。不合,己行有不合也。仰而思之,参诸天也。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
[疏]“孟子曰”至“坐以待旦”。○正义曰:此章指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辅成王,太平之隆,礼乐之备,盖由此也。“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孟子言禹王恶疾其美酒,而乐好人之善言,以其酒甘而易溺,常情之所嗜者也,故禹王所以恶之。盖仪狄造酒,禹王饮而甘之,遂疏仪狄是也。善言谈而难人,常情之所厌者也,故禹王所以好之耳。盖闻皋陶昌言,禹受而拜之是也。“汤执中,立贤无方”,孟子言汤王执大中至正之道,使其贤者、智者得以俯而就,而不为狂者,愚者、不肖者得以▯而及,而不为狷者矣。未尝立骄伉崖异绝俗之道,而使人不可得而至也。所谓中道而立,能者从之,是其旨欤。《尚书》云“汤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是其事矣。立其贤,则不以一方任之,但随其才而用之,以其人之材,固有长短小大,不可概以取之矣。《书》云“佑贤辅德,显忠遂良”,是其事矣。总以汤言之,则所谓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用人,故无遗贤,是其旨欤。“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孟子言文王常有恤民之心,故视下民常若有所伤,而不敢以横役而扰动之也。《尚书》曰“文王不敢侮鳏寡”,又曰“怀保小民”,是其事矣。盖以望商之有贤,道未得至,故不敢诛於纣也,故曰未之见也。“武王不泄迩,不忘远”者,孟子言武王於在迩之臣,则常钦之而不泄狎;在远之臣,则常爱之而不遗忘:是所谓不泄迩,不忘远也。非特臣也,虽远迩之民,亦如是。《尚书》云“武王不宝远物,则远人格,所宝惟贤,则远人安”,又曰“华夏蛮貊,罔不率俾”
译孟子说:“人与禽兽的区别很小,普通人丢弃了它,君子则保存了它。(几希,就是很少。指知道义理与不知道义理之间的差别罢了。普通百姓丢弃了义,君子则保存了义。)舜对万事万物的情理很明晓,对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秩序很明晰。他是从内心发出的仁义去行事,而不是刻意去施行仁义。(伦,指秩序。察,指认识。舜明晓万事万物的情理,认识人际关系的秩序。仁义产生于内心,从内心发出而行动,不是勉强自己去施行仁义。所以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说话必定称道尧舜。只是君子保存了这种本性,普通人丢弃了它,所以不能像舜那样罢了。)
[疏]“孟子曰”到“非行仁义也”。○正义说:这一章主要指出,人与禽兽都蕴含天的精气,趋利避害,这方面的差别很小。普通人都是这样,君子则不然。圣人超群绝伦,认识到仁义是产生于自己内心的。“孟子曰:人之所以异於禽兽者几希”到“非行仁义也”的意思是,孟子说世人之所以与禽兽有别的地方很少,是因为他们都蕴含天地之气而生,都能避开祸害而追求利益。但是小人丢弃了区别于禽兽的心,所以成为小人;君子知道保存区别于禽兽的心,所以成为君子。所谓区别于禽兽的心,就是仁义。禽兽都不懂仁义,所以是禽兽。如今舜作为帝王,住在深山中,与树木石头居住在一起,与鹿猪游玩,虽然与禽兽混杂居住,但能听到一句善言,见到一件善行,没有不跟随的,就像决开江河一样,毫无滞碍。这样,说明舜能明晓万事万物的无知,而保存区别于禽兽的心,详细考察人伦的类别,从而遵循仁义之道去行动。然而舜既然是从仁义出发去行动,并不是所谓通过施行仁义而获得的人,而是从仁义出发去行动从而获得天性。孟子通过这话指出,那些有区别于禽兽的人,都是舜一类的人。说舜也是人,我也是人,有所作为的人也能像他一样,只要保存那区别于禽兽的心罢了,就像杨雄说的“遵循礼义,从仁的门进入;放纵情欲,从禽兽的门进入”,这就是其中的旨意吧。
孟子说:“禹厌恶美酒而喜欢善言。(旨酒,就是美酒。仪狄造酒,禹喝了觉得甘甜。于是疏远仪狄,断绝美酒。《尚书》说:“禹拜谢昌言。”)汤坚持中正之道,提拔贤才不拘泥于固定方式。(坚持中正之道,只要是贤才就迅速提拔,不问他从哪里来。举荐伊尹担任宰相。)文王看待百姓如同对待受伤的人,向往大道却好像还没见到。(看待百姓如同对待受伤的人,是指从容不迫,不扰民。向往大道却还没到达,是因为殷朝的统治还没结束,还有贤臣在位,大道还没实现,所以向往而不致于诛杀纣王。)武王不轻慢亲近的人,不遗忘疏远的人。(泄,指轻慢。迩,指近处。不轻慢亲近的贤人,不遗忘远处的善人。近,指朝廷大臣。远,指诸侯。)周公想着兼有三代圣王的德行,来施行这四位圣王的事迹,如果有不符合的地方,就抬头思考,夜以继日;幸好想到了,就坐着等待天亮。”(三王,指夏、商、周三代的圣王。四事,指禹、汤、文、武所做的事。不合,指自己的行为有不符合的地方。仰而思之,指参验于天。坐以待旦,指想要急切地施行。)
[疏]“孟子曰”到“坐以待旦”。○正义说:这一章主要指出周公能思考三代圣王的道,来辅佐成王,太平盛世之隆盛,礼乐之完备,大概由此而来。“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孟子说禹王厌恶美酒,而喜欢别人的善言,因为酒甘甜容易使人沉溺,是常人所嗜好的,所以禹王厌恶它。大概是仪狄造酒,禹王喝了觉得甘甜,于是疏远仪狄就是这样。善言谈论起来艰难,是常人所厌恶的,所以禹王喜欢它。大概是听到皋陶的昌言,禹接受并拜谢就是这样。“汤执中,立贤无方”,孟子说汤王坚持大中至正之道,使贤者、智者得以俯身就范,而不成为狂放的人;使愚者、不肖者得以勉强达到,而不成为狷介的人。不曾树立骄傲、孤高、绝俗的道,使人无法达到。所谓中道而立,有能力的人跟随,这就是其中的旨意吧。《尚书》说“汤努力彰显大德,在百姓中建立中正”,就是这件事。提拔贤才,就不以一方任用,而是根据他们的才能来使用,因为人的才能,本来有长短大小,不能一概而论。《尚书》说“辅助贤德,显扬忠诚,成就良善”,就是这件事。总括来说汤的话,就是所谓常善于救人,所以没有抛弃的人;常善于用人,所以没有遗漏的贤才,这就是其中的旨意吧。“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孟子说文王常有体恤百姓的心,所以看待百姓常好像他们受了伤,而不敢用横征暴役去扰动他们。《尚书》说“文王不敢欺侮鳏夫寡妇”,又说“安抚保护小民”,就是这件事。大概因为希望商朝有贤人,大道还没实现,所以不敢诛杀纣王,所以说没见到。“武王不泄迩,不忘远”的意思是,孟子说武王对于在身边的臣子,常常尊敬而不轻慢;对于在远处的臣子,常常爱护而不遗忘:这就是所谓不轻慢亲近的人,不遗忘疏远的人。不只是臣子,即使是远近的百姓,也是这样。《尚书》说“武王不珍视远方的物品,所以远方的人归顺;所珍视的只有贤才,所以远方的人安定”,又说“华夏蛮貊,无不顺从”,
,是其事矣。“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至“坐以待旦”者,孟子言周公辅相成王,常思念兼此三王而施行此四事,以为功业矣。三王即禹、汤、文武之三代王也。然以孟子则曰三王者,盖文、武明父子也。言其父,则子不待言而在其中,故但云三王四事者,即恶旨酒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与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不泄迩不忘远,是四事也。然以孟子於事则云四,盖父子所为有不同,所以别言之也。言周公施为,其有不合於此三王四事,则常仰望而思索之,必夜以继日,而未尝敢忘去之也;及幸而思索,得合於此三王之四事,则鸡鸣而起,坐以守待其旦明而施行之耳。是其急於有行,如恐失之谓也。○注“三王三代之王也”。○正义曰:禹,夏之代始王也;汤,殷之代始王也;文、武,周之代始王也:是为三代之王也。
译这正是他所做的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到“坐以待旦”这一段,是孟子说周公辅佐成王,常常思念兼取这三位先王而施行这四项政事,以此作为功业。三王就是禹、汤、文王武王这三位三代君王。然而孟子称他们为三王,大概是因为文王、武王是父子关系。提到父亲,儿子自然不言而喻地包含在内,所以只说三王四事,即厌恶美酒喜好善言、汤持守中道举贤不拘一格、看待百姓如同受伤般怜悯、向往大道却觉得尚未见到、不疏远近臣不遗忘远方之人,这就是四项政事。然而孟子在说政事时称其为四,大概是因为父子二人的作为有所不同,所以分别陈述。说周公的施政,如果有不符合这三王四事的地方,就常常仰望思索,必定夜以继日,未曾敢忘记;等到幸运地思索,得以符合这三王的四项政事,就鸡鸣时起床,坐着等待天亮来施行。这是形容他急于付诸行动,唯恐错失时机的样子。○注:“三王是三代的君王”。○正义曰:禹是夏代的开国君王;汤是殷代的开国君王;文王、武王是周代的开国君王:这就是三代的君王。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王者谓圣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颂声不作,故《诗》亡。《春秋》拨乱,作於衰世也。)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此三大国史记之异名。“乘”者,兴於田赋乘马之事,因以为名;“▯杌”者,へ凶之类,兴於记恶之戒,因以为名;“春秋”,以二始举四时,记万事之名。其事,则五霸所理也,桓、文,五霸之盛者,故举之。其文,史记之文也。孔子自谓窃取之,以为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窃,亦圣人之谦辞尔。)
[疏]“孟子曰”至“窃取之矣”。○正义曰:此章指言《诗》可以言,咏颂太平,时无所咏,《春秋》乃兴,假史记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至“丘窃取之矣”者,孟子言自周之王者风化之迹熄灭而《诗》亡,歌咏於是乎衰亡,歌咏既以衰亡,然後《春秋》褒贬之书於是乎作。《春秋》其名有三,自晋国所记言之,则谓之《乘》,以其所载以田赋乘马之事,故以因名为《乘》也;自楚国所记而言之,则谓之《▯杌》,以其所载以记へ凶之恶,故以因名为《▯杌》也;鲁以编年,举四时,记为事之名,故以因名为《春秋》也。凡此虽曰异其名,然究其实则一也。盖王者迹熄,则所存者但霸者之迹而已。言其霸,则齐桓、晋文为五霸之盛者。故其所载之文,则鲁史之文。而孔子自言之曰:其《春秋》之义,则丘私窃取之矣。盖《春秋》以义断之,则赏罚之意於是乎在,是天子之事也,故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窃取之者,不敢显述也,故以赏罚之意寓之褒贬,而褒贬之意则寓於一言耳。○注云“乘为乘马之事,▯杌为へ凶之类”。○正义曰:乘马之事已详,故不再述。云“▯杌へ凶”者,案文公十八年《左传》所谓浑敦、穷奇、▯杌、饕餮四凶,其言“▯杌”,乃曰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告之则顽,舍之则へ,天下之民,谓之“▯杌”。杜预云:“▯杌,へ凶无畴匹之貌也。”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泽者,滋润之泽。大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玄孙,善恶之气乃断,故曰五世而斩。予,我也。我未得为孔子门徒也。淑,善也。我私善之於贤人耳,盖恨其不得学於大圣人也。)
[疏]“孟子”至“诸人也”。○正义曰:此章指言五世一体,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斩各有时,企以高山,跌以陷污,是以君子恨不及乎仲尼也。孟子恨以不及仲尼也。“孟子曰:居子之泽”至“予私淑诸人也”者,孟子言君子小人虽有贤、不肖之异,然自礼服而推之,则馀泽之所及,但皆五世而断耳,以其亲属替之者焉。惟孔子有道德之泽,流於无穷,虽万世亦莫不尊亲者矣。孟子所言我未得为孔子徒党者矣,我但私有所善於己,未有善诸人人也。盖孟子学孔子者也,然必於此乃言予未得为孔子徒者,盖亦公孙丑问“夫子既圣矣乎”、则曰“夫圣孔子不居”之意也。孟子之志,又可知矣。斩,断也。淑,善也。○注云“自高祖至於玄孙”。○正义曰:自高祖至玄孙者,凡有九等,高祖、曾祖、祖父、己身、子、孙、曾孙、玄孙是也。今注乃以此证五世而斩者,据己身而推之,则上自高祖,至玄孙,是为无服者也。
●卷八下·离娄章句下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三者,皆谓事可出入,不至违义,但伤此名,亦不陷於恶也。)
[疏]正义曰:此章指言廉、惠、勇,人之高行也,丧此三名,则士病诸,故设斯科以进能者也。“孟子曰”至“死伤勇”者,盖言凡於所取之道,可以取之则取之,故无伤害於为廉;可以无取而乃取之,是
译孟子说:“圣王的教化衰微,于是《诗经》不再产生;《诗经》不再产生,然后《春秋》才出现。(王者指圣王。太平之道衰败,王者的教化止息,颂扬太平的歌声不再兴起,所以《诗经》消亡。《春秋》是为了拨乱反正,在衰世中创作的。)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名称虽然不同,实质是一样的。‘其中记载的事迹是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其文字则是史官的记录。’孔子说:‘其中的微言大义,则是我私自借鉴并加以阐发的。’(这是三大国史书的不同名称。‘乘’,兴起于田赋和乘马之事,因此以此命名;‘梼杌’,指凶恶之类,兴起于记录恶行的警戒,因此以此命名;‘春秋’,以春、秋两季代表四时,是记录万事的名称。其中记载的事迹,是五霸所治理的政事,桓公、文公是五霸中最显盛的,所以举出他们。其中的文字,是史官记录的文字。孔子自称‘窃取’,是因为他作为素王。孔子身为臣子,没有接受君主的命令,私自创作,所以说‘窃’,这也是圣人的谦辞罢了。)
[疏]“孟子曰”到“窃取之矣”。○正义说:这一章旨在说明《诗经》可以用来歌颂太平,当时没有值得歌颂的太平盛世,《春秋》于是兴起,借助史官的文字,孔子加以匡正,用来纠正邪僻。“孟子曰:王者之迹熄”到“丘窃取之矣”部分,孟子说自从周代圣王教化的踪迹熄灭而《诗经》消亡,歌咏于是衰败,歌咏既然已经衰败,然后《春秋》这部褒贬善恶的书于是才出现。《春秋》这个名字有三种说法,从晋国所记载的角度来说,称为《乘》,因为它记载了田赋和乘马之事,所以因此命名为《乘》;从楚国所记载的角度来说,称为《梼杌》,因为它记载了凶恶之事,所以因此命名为《梼杌》;鲁国以编年体例,列举四时,作为记录事件名称,所以因此命名为《春秋》。这些虽然名称不同,但究其本质是一样的。大概是因为圣王的踪迹熄灭,所剩下的只有霸王的踪迹罢了。说到霸王,那么齐桓公、晋文公是五霸中最显盛的。所以其中记载的文字,就是鲁国史官的文字。而孔子自己说:其中《春秋》的大义,则是我私自借鉴并加以阐发的。大概《春秋》以义理来裁断,那么赏罚的意图就在这里,这是天子的事,所以说其中的大义是我私自借鉴的。所谓“窃取”,是不敢公然陈述,所以将赏罚的意图寄托在褒贬之中,而褒贬的意图则寄托在一言一语之间。○注释说“乘是乘马之事,梼杌是凶恶之类”。○正义说:乘马之事已经详细说过,所以不再叙述。说“梼杌是凶恶”的,查考文公十八年《左传》所说的浑敦、穷奇、梼杌、饕餮四凶,其中说到“梼杌”,是说颛顼氏有个不成材的儿子,不可教导,告诉他则顽固,放任他则凶恶,天下的百姓称他为“梼杌”。杜预说:“梼杌,是凶恶没有匹敌的样子。”
孟子说:“君子的恩泽,五代以后就断绝了。小人的恩泽,五代以后也断绝了。我没有能够成为孔子的门徒,我只是私下向贤人学习善道罢了。”(泽,是滋润的恩泽。大德或大凶,流传到后世,从高祖到玄孙,善恶之气就断绝了,所以说五代就断绝。予,是我。我没有能够成为孔子的门徒。淑,是善。我私下向贤人学习善道,大概是遗憾自己不能向大圣孔子学习罢了。)
[疏]“孟子”到“诸人也”。○正义说:这一章旨在说明五代同气,上下贯通,君子和小人,断绝各有其时,仰望高山,跌入污秽,所以君子遗憾自己赶不上仲尼。孟子遗憾自己赶不上仲尼。“孟子曰:君子之泽”到“予私淑诸人也”部分,孟子说君子和小人虽然有贤与不贤的区别,但从礼服推演来看,那么余下的恩泽所波及的,都只是在五代以后就断绝了,因为亲属关系逐渐疏远。只有孔子有道德的恩泽,流传无穷,即使万世也没有不尊亲他的。孟子所说的我没有成为孔子的门徒,我只是私下有所善,并没有向众人宣扬善。大概孟子是学习孔子的,但一定要在这里说我没有成为孔子的门徒,大概也是公孙丑问“夫子已经是圣人了吗”、孟子回答说“圣人孔子都不自居”的意思。孟子的志向,由此也可以知道了。斩,是断绝。淑,是善。○注释说“从高祖到玄孙”。○正义说:从高祖到玄孙,共有九等,高祖、曾祖、祖父、自己、子、孙、曾孙、玄孙是也。现在注释用这个来证明五代而断绝,是依据自己来推演,那么上至高祖,下到玄孙,就是没有服丧关系的人了。
●卷八下·离娄章句下
孟子说:“可以拿取,也可以不拿取,拿取就会损害廉洁。可以给予,也可以不给予,给予就会损害恩惠。可以死,也可以不死,去死就会损害勇敢。”(这三者,都是说事情可以进退,不至于违背道义,只是损害了这些名声,也不会陷入邪恶。)
[疏]正义说:这一章旨在说明廉洁、恩惠、勇敢,是人的高尚品行,丧失了这三个名声,那么士人就会感到羞耻,所以设立这些标准来激励能者。“孟子曰”到“死伤勇”部分,大概说凡是在所取之道上,可以拿取就拿取,所以没有伤害到廉洁;可以不拿取却拿取了,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