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左氏博议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左氏博议》二十五卷，宋代吕祖谦撰写。吕祖谦有《东莱书说》，已另行著录。此书相传是吕祖谦新婚一月之内所完成。如今考证其自序，称他隐居在东阳的武川，居住了半年，乡里的人渐渐拨开杂草，跟随他交游。在交谈之余，话题波及到科举考试的策论文章，于是选取《左传》中治理混乱、得失成败的事迹，在下面阐述其见解。十天积累，一月储存，逐渐形成篇章。又考证吕祖谦的年谱，他最初娶韩元吉的女儿，是在绍兴二十七年，当时在信州，不在东阳。后来乾道三年五月，他因母亲去世守丧，居住在明招山。有学生前来讲习，到第四年才完成《左氏博议》。第五年二月解除母丧，五月才续娶韩家的妹妹。那么这本书的完成，实在是在守丧期间，怎么会有新婚之事呢？世俗流传的说法，是错误的。全书共一百六十八篇，《通考》记载为二十卷，与此本不同。大概是因为此本在每个题目之下附带记载《左传》原文，中间征引典故，也略加注释，所以析分为二十五卷。其注释不知是谁所作，看其标题版式，大概是麻沙所刊印。考证《宋史·艺文志》有吕祖谦门人张成招标注《左氏博议纲目》一卷，怀疑当时书肆将张成志的注释散入各篇之中。杨士奇称另有一本十五卷，题为精选。黄虞稷称明代正德年间有二十卷刊本，如今都没有见到。市面上售卖的版本，仅有十二卷，不仅篇目不全，连字句也多有妄自删削。世间很久没有见到全书，此本有董其昌名字两方印章，又有朱彝尊收藏印，也是旧籍中的珍品了。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恭敬校勘呈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左氏博议原序

《左氏博议》，是为诸生科举考试而作的文章。起初我隐居在东阳的武川，抬头看树林，低头看山谷，走出门去眺望，目光所及没有来往的人。居住了半年，乡里的人渐渐拨开杂草，跟随我交谈，余下的话语波及到科举考试的策论文章。我想有所辅助他们的笔端，于是选取《左传》，梳理治理混乱、得失成败的事迹，在下面阐述其见解。十天储存，一月积累，逐渐形成篇章。诸生在岁时休假时，必定抄录放在纸袋中，解除行装时没有空着回去的。同舍的亲戚朋友，又跟着广泛传播，蔓延四方，漫溢不可收拾。客人有时责怪我轻易发表言论，我慢慢回答说：“你也听说过乡邻求医的事吗？深重隐疾，人们羞于谈论而忌讳称呼的，却张贴在大道上，只怕行人不看，看了的人不传播。他们难道是白白忘记羞耻吗？是想蓄积德行而彰显疾病罢了。”我离群索居已有多年了，路过时没有人辅助我，跌倒时没有人搀扶我，心术的偏差，见闻的错误，而没有人纠正我。幸好因为这本书，胸中所存、所操、所识、所习，丝毫的差错谬误，随笔呈现显露，全部没有保留隐藏。又幸好借科举考试作为媒介，借穿儒服的学子作为邮递，普遍送到各位长者身边，或者怜悯而刻印，或者愤怒而责罚，或者侮辱而诘问，一语听到则一病痊愈，所得不已经很丰厚了吗？传闻愈多，疾病愈明白，益处愈多对我而言，有什么损害呢？于是依次排列其言语以告知观看的人。凡是《春秋》经义，不敢僭越议论，而枝辞赘喻，则是举子用来资助科举考试的。东莱吕祖谦伯恭序。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博议卷一

宋 吕祖谦 撰

郑庄公共叔段【隐元年，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惟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太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太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太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太叔出奔共。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

钓鱼的人辜负了鱼，鱼有什么辜负钓鱼的人？打猎的人辜负了兽，兽有什么辜负打猎的人？庄公辜负了叔段，叔段有什么辜负庄公？况且设置钩饵来引诱鱼，是钓鱼；设置陷阱来引诱兽，是打猎。不责备钓鱼的人而责备鱼吞食诱饵，不责备打猎的人

译却责怪野兽投入陷阱，天下哪有这种事呢？庄公雄健猜忌、阴险狠毒，把亲兄弟看作仇敌，一心要置他于死地，所以隐藏杀机让他亲近，放纵欲望让他胡作非为，培养恶行让他酿成大错。强大的军队，众多的战车，是庄公的诱饵；百丈高的城墙，两地的边境，是庄公的陷阱。那叔段愚顽不化，不过是鱼和野兽罢了，哪有见到诱饵而不吞食，经过陷阱而不落入的呢？引导他叛逆却反过来诛杀他的叛逆，教唆他背叛却反过来讨伐他的背叛，庄公的用心也够阴险了。庄公心里想，如果立刻惩治他，他的罪恶还没显露，人们一定不服；如果拖延惩治他，他的罪恶已经暴露，人们一定没有借口。他装作听不见，大概是想让叔段的罪行增多然后杀掉他吧。却不知叔段的恶行日益增长，庄公的恶行也随着增长；叔段的罪过日益加深，庄公的罪过也随着加深。人们只看到庄公想杀一个叔段罢了，我却认为，从封京之后到伐鄢之前，他处心积虑，何曾有一刻忘记叔段呢？如果起一个念头，就是杀一个弟弟；如果起百个念头，就是杀百个弟弟。从开始到结束，他杀叔段的念头，恐怕不可千万计，这也就是杀千万个弟弟而不可计数。一个人，杀害自己的亲兄弟达到千万而不可计数，天不覆盖，地不承载，翻尽四海的水，也不足以洗清他的罪恶了。庄公的罪过，难道不比叔段大吗？我曾反复考察，然后知道庄公的心，是天下最阴险的。祭仲等人，不识破他的机关，反而劝谏他的都城超过制度，不知道庄公正希望他超过制度；劝谏他势力雄厚将得到民心，不知道庄公正希望他得到民心。这是满朝的卿大夫，都落入他的计谋中了。郑国的诗人，不识破他的机关，反而讽刺他不能压制母亲从而害了弟弟，不知道庄公正希望得到不能压制母亲的名声；讽刺他小不忍而导致大乱，不知道庄公正希望得到小不忍的名声。这是全国的人，都落入他的计谋中了。满朝落入他的计谋，全国落入他的计谋，庄公的机心还没有停止。鲁隐公十一年，庄公封许叔，却说：“我有弟弟，不能和睦协调，却让他到四方谋生，何况能长久拥有许国呢？”他说这话，是庄公想欺骗天下。鲁庄公十六年，郑国公父定叔出逃到卫国，三年后让他回来，说：“不能让共叔在郑国没有后代，那么共叔在郑国有后代是旧事了。”叔段有后代，是庄公想欺骗后世。既欺骗朝廷，又欺骗国家，又欺骗天下，又欺骗后世。唉！多么危险啊，庄公的心！然而想要欺骗别人，必须先欺骗自己。庄公只喜欢别人受他欺骗的多，却不知道他自己欺骗自己的心也多。受欺骗的危害，是身体的危害；欺骗别人的危害，是心灵的危害。悲哀没有比心灵死亡更大的，而身体死亡也仅次于它。受欺骗的人，身体虽然受害，但心灵依然如故；那欺骗别人的人，身体虽然得志，但他的心灵已经残破无余了。在那边的人所丧失的很轻，在这边的人所丧失的很重。本想陷害别人，最终却自己陷入，这是钓鱼的人自己吞下钩饵，打猎的人自己投入陷阱。不是天下最愚蠢的人，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呢？所以我起初认为庄公是天下最阴险的，最终认为庄公是天下最愚蠢的。颍考叔让武姜回来

译违背事物本性的人，最终必然回归原状。凡是出于自然，而人们不知其所以然的，就是天。羽毛的漂浮，石头的下沉，箭矢的笔直，蓬草的弯曲，泥土的静止，水流的运动，自古以来本来如此，不可增减，难道不是天吗？如果用人力去战胜它，那么羽毛可以堆积而沉没，石头可以承载而漂浮，箭矢可以揉搓而弯曲，蓬草可以扶持而笔直，泥土可以开垦而移动，水流可以堵塞而静止。人力一旦穷尽，就没有不恢复原状的。不堆积它，羽毛就回归本性而漂浮；不承载它，石头就回归本性而沉没；不揉搓它，箭矢就回归本性而笔直；不扶持它，蓬草就回归本性而弯曲。静止，是泥土的本性；开垦，一旦人力穷尽，泥土的静止本来依然如故。运动，是水的本性；堵塞，一旦人力穷尽，水的运动本来依然如故。有限的人力，怎能战胜无穷的天呢？子女对于父母，是天理，即使天下最大的恶，天理也未曾不存。庄公怨恨他的弟弟并连累到他的母亲，将她囚禁在城颖，灭绝天理，安然居住而不怀疑。看他与母亲在黄泉下的盟誓，终身都没有可以改变的道理。居住不久就突然后悔，这后悔，究竟从哪里产生呢？大概庄公自己断绝天理，天理却没有断绝。庄公一时的愤怒，赫然勃发，似乎可以战胜天理。愤怒乖戾的时候，天理起初没有一天的减损，只是暂时被血气遮蔽罢了。血气的愤怒，就像沟渠中的水，早晨充满，傍晚干涸，而天理则与天地周流不息。愤怒的心稍微衰减，爱亲的念头油然而生，不能停止。那个颍考叔，只是顺应他想要回归的端倪而激发它罢了。对于庄公的天理，起初没有一丝一毫的增加。颍考叔见庄公，不用言语感动他，而用事物感动他；不用事物感动他，而用天理感动他。爱他的母亲，庄公与颍考叔同一颗心。同一颗心，就是同一天理。他喝肉汤，他留下肉，他送给母亲，都是天理的显现。颍考叔用天理展示给他，庄公用天理接受，所以不到离席之间，就把滔天的恶转变为盖世的善。这难道是声音笑貌所能做到的吗？可惜颍考叔得到了天理的本体而没有得到它的运用，所以也不能没有遗憾。当庄公告诉颍考叔发誓不见母亲的原因时，颍考叔何不告诉他：“醉酒时说的话，清醒后一定不实行；疯狂时的行为，病愈后一定不做。既然清醒了还实行，那么他的醉酒一定没有清醒；既然病愈了还做，那么他的疯狂一定没有病愈。您发誓不见母亲的话，没有后悔时一定认为是对的，既然后悔就一定知道是错的，知道是错的却害怕改正，这还算是没有后悔，还算是认为是对的。庄公如果听到这些话，那么他的私情邪念就会像冰消雪融一样，不再存在了。颍考叔却曲意为他解说，让庄公挖地直到泉水，陷入文过饰非的境地。庄公的天理刚刚开启，颍考叔却立刻用人欲遮蔽它，真是令人叹息啊！不仅遮蔽了庄公的天理，当颍考叔说出“挖地直到泉水”的话时，颍考叔胸中的天理所存的，也没有多少了。所以开启庄公天理的是颍考叔；遮蔽庄公天理的，也是颍考叔。假如庄公幸运地遇到孔孟，趁着这一念后悔，扩大他的天理而使之光大，四通八达，上不失为虞舜，下不失为曾参，哪里只是做郑国的庄公呢！可惜庄公没有遇到孔孟而遇到了颍考叔。

周与郑交恶【隐公三年，郑武公、庄公担任平王的卿士，平王偏向虢公，郑伯怨恨平王，平王说“没有这回事”，所以周与郑交换人质。王子狐作为人质在郑，郑子忽作为人质在周。平王去世，周人打算把政事交给虢公。四月，郑祭足率领军队夺取温地的麦子，秋天又夺取成周的庄稼。周与郑交恶。君子说：“诚信不发自内心，人质没有益处。”明白恕道而行事，用礼来约束，即使没有人质，谁能离间他们？如果有明确的诚信，涧溪沼泽边的草，苹蘩蕴藻的菜，筐筥锜釜的器具，潢污行潦的水，可以进献给鬼神，可以献给王公，何况君子结两国的信，用礼来实行，又哪里需要人质？《风》中有《采蘩》《采苹》，《雅》中有《荇苇》《泂酌》，昭示忠信】

天子看待诸侯，就像诸侯看待大夫一样。季氏对于鲁国，如同两个君主，而世人并不并称他们为鲁季；陈氏对于齐国，如同两个君主，而世人并不并称他们为齐陈。大概季氏虽然强大，仍然是鲁国的季氏；陈氏虽然强大，仍然是齐国的陈氏。怎么可以君臣并称而扰乱他们的名分呢？周，是天子；郑，是诸侯。左氏叙述平王、庄公的事情，开始说是周郑交换人质，最后说是周郑交恶，并称周郑，没有尊卑的区别。不责备郑背叛周，而责备周欺骗郑，左氏的罪过也太大了。我认为左氏确实有罪，周也不能没有罪。周东迁的时候，郑伯入朝担任卿士，君臣的名分还在。君主对于臣子，看到贤能就任用，看到不贤就罢免，还有什么可隐瞒的呢？平王想罢免郑伯而不敢罢免，想进用虢公而不敢进用，懦弱昏暗软弱，反而用虚言欺骗他的臣子，本来就已经失去了天子的体统了。又甚至

译周与郑互相交换人质，交换人质，是邻国之间的事。如今周降低自己的尊贵地位而向郑国交出人质，郑忘却自己的卑微地位而向周国交出人质，双方的势力相当，地位对等，尊卑的分别就荡然无存了。在交换人质之前，周是天子，郑是诸侯；既然交换了人质之后，周和郑就都是诸侯罢了。然而周有什么可畏惧的呢？温地的麦子，洛地的禾苗，周本该满载而归而不顾惜。当初如果平王开始厌恶郑伯而屡次废黜他，郑虽然强悍，不过是一个叛臣罢了，我们天子的尊严依然如故。如果与他交换人质，就是把自己置于列国的地位而不敢以天子的身份自居了。郑人的心里，认为他们的儿子来在我这里做人质，我的儿子去在他们那里做人质，只看到他们与我相同，而看不到他们与我不同，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哪里还知道周是君主呢？一旦动用兵戈而不忌惮，这就不是诸侯背叛天子，而是诸侯攻打诸侯了。假如周向来以天子自居，保持至尊至严的分别，郑怎敢冒犯呢？正因为周以列国自居，所以郑以列国对待它，天下也以列国对待它，左丘明也以列国对待它。周不主动讨伐别人，必定不敢讨伐它；周不自己降低身份，别人也不敢轻视它。无王的罪责，左丘明固然不能推辞，周也应该分担一部分责任。虽然如此，左丘明所记载的君子之言，固然出自左丘明的笔下，但也推究了当时君子的议论。他们谈论周郑，一概称为两国而没有轻重之分，这说明当时所谓的君子全都不知道有王室了。戎狄不知道有王，不值得担忧；盗贼不知道有王，不值得担忧；诸侯不知道有王，也不值得担忧。至于名为君子的人，也不知道有王，那么普天之下知道有王室的，还有谁呢？这就是孔子所忧虑的原因。这就是《春秋》之所以写作的原因。这就是《春秋》之所以从平王开始的原因。

译宋穆公立殇公【隐公三年，宋穆公病重，召见大司马孔父，将殇公托付给他，说：“先君舍弃与夷而立我为君，我不敢忘记。如果凭借大夫们的福佑，我能保全性命直到去世，先君若问起与夷，我将用什么言辞来回答？请你们拥立他与夷来主持国家大事，我即使死了，也没有悔恨。”孔父回答说：“群臣愿意拥立冯。”穆公说：“不行。先君认为我有贤德，让我主持国家。如果抛弃德行不让位，就是废弃先君的选择。怎么能说我有贤德，发扬光大先君的美德，可以不努力去做吗？您不要废弃先君的功业。”于是让公子冯出居郑国。穆公去世，殇公即位。君子说：“宋宣公可以说知人善任了。立穆公，他的儿子享受了君位，这是以义命之啊。”《商颂》说：“殷商承受天命，一切都适宜，百种福禄都承担。”说的就是这个吧】

人们都喜爱奇特，而君子不喜爱奇特；人们都喜爱高峻，而君子不喜爱高峻。君子的性情，未曾不与普通人相同，但喜爱与厌恶却与普通人不同，为什么呢？大概事物违背常理就是怪异，地位超过中道就是偏颇。从古至今，只有常理；从南到北，只有中道。在常理之外，再去追求奇特，这就是怪异了；在中道之外，再去追求高峻，这就是偏颇了。所以众人所说的奇特，就是君子所说的怪异；众人所说的高峻，就是君子所说的偏颇。最珍贵的没有比得上金的，最多的没有比得上粟米的。然而吃粟米就能活，吃金就会死，违背常理的害处，大概就是这样。前往百里远的都城，却一定要走千里远的路，走得越快，离都城越远。我又知道中道确实不可越过。君子之所以行动不崇尚苟且的艰难，言论不崇尚苟且的明察，治理百姓没有可以流传的政绩，治理军队没有可以欣喜的战功，难道是厌恶奇特而畏惧高峻吗？奇特如果真的是奇特，那么君子已经先于奇特了；高峻如果真的是高峻，那么君子已经先于高峻了。他们徘徊退缩，始终不肯前往，不是不喜爱奇特，而是不喜爱怪异；不是不喜爱高峻，而是不喜爱偏颇。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躲避显赫的名声，承受平庸的毁谤，这难道是人的常情吗？有国家的人将君位传给儿子，这是常道，也是中道。宋宣公认为这样还不够奇特，一定要传给弟弟，以此作为奇特；认为这样还不够高峻，一定要传给弟弟，以此作为高峻。一次传给穆公，却让他驱逐自己的儿子；再次传给殇公，却让他被杀【桓公二年，宋督弑杀殇公】。公羊学派认为君子重视居守正道，宋国的祸患，是宣公造成的。这种说法已经无以复加了。我曾推想宣公的心意，一定认为圣人建立国家，让父子相继，是为普通人设立的。尧是什么人呢？不传给儿子，而传给舜；舜是什么人呢？不传给儿子，而传给禹。我为什么把自己当作普通人，而不羡慕尧舜那最奇特、最高峻的行为呢？殊不知道没有不常的，也没有不中的。传贤这件事，从普通人看来，就认为它奇特，认为它高峻；从尧舜看来，就只看到它的常理而看不到它的奇特，只看到它的中道而看不到它的高峻。举起万钧重的鼎，乌获认为平常，而别人认为勇敢；游过千仞深的深渊，摆渡人认为平常，而别人认为神奇。未达到尧舜的境界却私下效仿，这就是懦夫举起乌获的鼎，孩童进入摆渡人的深渊，到哪里不失败呢？卫州吁【隐公三年，卫庄公娶了齐国太子得臣的妹妹，叫庄姜，美丽但没有儿子。卫国人因此为她作了《硕人》。又娶了陈国的女子，叫厉妫，生了孝伯，早死。她的妹妹戴妫，生了桓公，庄姜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公子州吁，是受宠爱的妾所生。他勇猛且喜好军事，庄公不禁止。庄姜厌恶他。石碏劝谏说：“我听说爱儿子，就要用义理正道教导他，不让他陷入邪路。骄横奢侈淫乱放纵，是陷入邪路的根源。这四种恶习的产生，是因为恩宠俸禄过度。如果要立州吁，就确定下来；如果还没有确定，就会成为祸患的阶梯。勇猛而不骄横，骄横而能谦下，谦下而不怨恨，怨恨而能克制的人，很少啊。况且卑贱妨害尊贵，年少欺凌年长，疏远离间亲近，新进离间旧臣，小压大，淫乱破坏义理，这就是所谓的六逆。君主合义，臣子奉行，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这就是所谓的六顺。背离顺理效仿逆理，所以招致祸患。做君主的，应当致力于去除祸患，却加速祸患的到来，恐怕不行吧？”庄公不听。他的儿子石厚与州吁交往，禁止不了。桓公即位，石碏就告老隐居。四年春，卫州吁弑杀桓公自立，石厚跟随州吁到陈国。石碏派人告诉陈国说：“卫国狭小，我老了，无能为力。这两个人，确实弑杀了我们的国君，敢请陈国谋划处置他们。”陈国人抓获了他们并请求卫国派人来处决。卫国人派右宰丑在濮地杀了州吁。石碏派他的家臣獳羊肩在陈国杀了石厚。君子说：“石碏是纯臣，厌恶州吁却连石厚也一起处置，大义灭亲，说的就是这个吧】

未曾显露的性情，是别人所不知道的；未曾发动的性情，是自己所不知道的。列举天下的事情，那些迹象可以指出的，让人评判说：哪个是善？哪个是恶？哪个是忠？哪个是邪？哪个是对？哪个是错？哪个是诚？哪个是伪？尚且参差不齐而不能了解其真实情况，对于性情未曾显露在外的人呢？这就是那些外表严厉内心软弱、表面刚强内心柔弱的人，之所以常常误导天下后世的原因。未曾显露的性情，难以知晓到如此地步。还有更加难以知晓的呢？赌博的人一定会偷盗，在刚开始赌博时，还没有偷盗的性情。然而

译财物匮乏，就一定会导致盗窃。辱骂他人的人必定会争斗，但在刚开始辱骂的时候，并没有决定要争斗的念头。然而愤怒到了极点，就一定会导致争斗。大概是因为贫穷就有产生盗窃的道理，辱骂就有产生争斗的道理。人的情绪尚未发动，但其中的道理已经萌芽。这不仅别人察觉不到，连自己也不能自觉。这难道不是天下最难知晓的事情吗？

卫庄公宠爱州吁，不过是沉溺于自己的喜爱罢了，起初并不知道这会成为篡位弑君祸患的根基。虽然州吁在受宠之初，也未曾有过篡位弑君的心思。等到因为受宠而骄横，因为骄横而放纵，因为放纵而残暴。庄姜厌恶他，卫桓公忌惮他。州吁开始担忧自己无法免于灾祸，于是求免祸的心思就产生了。前面有篡夺国家的利益诱惑，后面有杀身之祸逼迫，于是弑君叛逆的阴谋就形成了。那州吁的初心，哪里会预料到自己会走到这一步呢？

石碏的劝谏很好，可惜他进言太晚了。当石碏劝谏的时候，州吁已经受宠了，已经喜好军事而不加禁止了。对于受宠的人突然剥夺他的宠爱，能不怨恨吗？对于不加禁止的行为突然加以禁止，能不愤怒吗？假使庄公听从了劝谏，父子之间的关系受到的伤害也已经很多了。何况庄公并没有听从呢？如果石碏能在祸患未萌发时就加以制止，那么桓公就不会被弑杀，州吁就不会叛逆，国家就不会危亡，儿子就不会被诛戮了。虽然石碏讨伐贼人的忠诚，凛然与卫国始终相伴，但我还是遗憾他不能在祸患未显现时就消除它，而只是在祸患显现后才去补救。

唉！卫国非常狭小，州吁非常卑微，他们的篡位争斗就像蛮触两氏的战争一样，一切都不值得讨论。我唯独因为州吁的事情而感到恐惧。

杀人毫不忌讳的人，世人称之为暴虐；贪图财物没有止境的人，世人称之为贪婪；沉湎酒色昏庸放纵的人，世人称之为荒淫；阴险毒辣诡诈多变的人，世人称之为险恶。如果无缘无故地给人加上这四种恶名的诽谤，能不生气的人很少。却不知道世人所共同指责的，不过是情绪已经发泄、事情已经显露出来的罢了。

我在平日闲暇时，一旦偏向愤怒，那么虽然没有杀过人，但一念之间的暴虐已经藏在胸中了。一旦偏向喜爱，那么虽然没有贪占财物，但一念之间的贪婪已经藏在胸中了。如果不能减少欲望，那么虽然没有沉湎酒色的过错，但一念之间的荒淫已经藏在胸中了。如果不能平复心境，那么虽然没有阴险毒辣的过错，但一念之间的险恶已经藏在胸中了。这四种恶念的根源藏在心中，潜伏着没有发作，即使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恶念。这不正像州吁在受宠之初，篡位弑君的恶念已经藏在胸中而自己不知道吗？

等到藏在胸中的一念恶念已经成熟，遇到事情就会显现，遇到外物就会触动，外面的恶习招引内心的恶念，内心的恶念呼应外面的恶习，以恶合恶，就像堤坝决口，像野火蔓延，有不能自我控制的，唉，这也太危险了。

君子修养心性，应当明白通达，使像秋毫那样细微的不正之处都没有容身之地，然后才可以。如果容许像秋毫那样细微的不正之处，就像播下一粒稗草的种子，虽然起初没有看到它的危害，假以时日，用雨露滋润它，没有不茂盛地成为庄稼的祸害的。既然有了这个根源，就一定会有这种苗头，想要除去稗草的危害，应当除去稗草的种子才行。

那么，禁止过错的人，如果不知道过错产生的原因，又哪里有空闲去嘲笑州吁呢？

臧僖伯劝谏鲁隐公去棠地观鱼：大凡物品不足以用来演习大事，它的材料不足以用来制作器物，那么国君就不去从事。国君是要把百姓纳入正轨和法度的。所以演习大事来衡量法度，叫做“轨”；选取材料来彰显事物的文采，叫做“物”。不合乎法度和事物规律的，叫做乱政。乱政频繁施行，所以会导致败亡。因此春天搜捕、夏天苗猎、秋天狝猎、冬天狩猎，都是在农闲时节用来演习大事的。每三年治理军队，进入国境时整顿军队，归来时举行饮酒仪式，以清点军实，彰显礼制，明确贵贱，辨别等级，顺应长幼，练习威仪。鸟兽的肉不登上祭坛，皮革、牙齿、骨头、角、羽毛不制成器物，那么国君就不去射猎，这是古代的制度。至于山林川泽的产物，器用的资材，是皂隶的事情，是官员的职责，不是国君所应涉及的。鲁隐公说：“我将巡视土地。”于是前往陈列鱼具并观看捕鱼。臧僖伯称病没有跟随。《春秋》记载：“公矢鱼于棠”，是不合礼制的，而且说明是去遥远的地方。

译游乐宴饮的安逸，是君主所喜爱的；直言规劝的正直，是君主所不喜爱的。用君主不喜爱的事物，去夺取君主所喜爱的事物，这是臣子进谏之所以常常担心难以被采纳的原因。那么，进谏的方法，应当如何呢？回答说：进谏的方法，让君主畏惧我的话，不如让君主相信我的话；让君主相信我的话，不如让君主乐于接受我的话。用灾祸来告诫君主，是为了让君主畏惧；用事理来开导君主，是为了让君主相信；用心意来感化君主，是为了让君主乐于接受。列举天宝年间的动乱而不能阻止（唐玄宗去骊山），列举敬宗前往骊山之行【唐敬宗想幸临骊山温汤，李绛、张泮屡次劝谏都不听，张权舆在紫宸殿下磕头劝谏说：从前周幽王幸临骊山，被犬戎所杀；秦始皇在骊山修筑陵墓，国家灭亡；唐玄宗在骊山行宫，安禄山发动叛乱；先帝幸临骊山而寿命不长。皇上说：骊山真的这么凶险吗，我应当去一次以验证那些话，于是幸临温汤，当天就回宫，对身边的人说：那个磕头的人的话，哪里值得相信呢】，列举台城被围而不能解除，列举宪宗对佛骨的迷惑【元和十四年，凤翔法门寺塔有佛指骨，皇上派使者迎到京城，留在宫中三天。韩愈上表极力劝谏，认为佛是夷狄的一种法术罢了，从黄帝到禹、汤、文、武，都享有长寿，百姓安乐，那时还没有佛。汉明帝才开始有佛法，其后动乱灭亡相继发生，国运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信奉佛逐渐虔诚，年代尤其短促。梁武帝一共三次舍身，最终饿死在台城，信奉佛求福，反而得到祸患。由此看来，佛不值得相信了。皇上得到奏表大怒，于是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难道不是仅仅用灾祸来告诫，而没有用事理来开导吗？论述朝会之礼而不能制止，论述庄公观看社祭【庄公二十三年夏，庄公到齐国观看社祭，不合礼制。曹刿劝谏说：不可以，礼是用来整顿百姓的，所以会用来训导上下级的准则，制定财用的节制；朝用来端正爵位的意义，遵循长幼的秩序；征伐用来讨伐那些不合理的。诸侯有王，王有巡狩，用来大规模演习，不是这些君主就不行动了。君主的行动必定被记录，记录而不合法度，后代看什么呢】，论述律吕的根本而不能停止，论述景王铸造钟【昭公二十一年春，周天子将要铸造无射钟，泠州鸠说：大王大概会因为心病而死吧？音乐，是天子的职责；音乐是声音的载体，而钟是发出声音的器具。天子观察风气来制作乐器。用钟的声音，来推行它，小的不空虚，大的不沉重，就与万物和谐。万物和谐就美好地完成。所以和谐的声音进入耳朵，而藏在心里。心里满足就快乐，空虚就不和谐，沉重就不能容纳。心因此受到感动，感动过度就产生疾病。现在钟声沉重了，大王的心承受不了，他能长久吗】，难道不是仅仅用事理来开导，而没有用心意来感化吗？灾祸固然可以让人们畏惧，然而遇到骄傲轻慢而不畏惧的人，那么我们的说辞就穷尽了。事理固然可以让人们相信，然而遇到昏庸迷惑而不相信的人，那么我们的说辞就穷尽了。臧僖伯劝谏隐公，先说不合规矩、不合礼物的混乱，接着说搜狩治兵的事理，他的话深刻明显，可以让人畏惧，可以让人相信。然而终究不能挽回隐公观鱼的马车，大概是没有用心意来感化他吧。那隐公的心，正沉溺于观鱼的快乐，虽然有明显的灾祸也将无暇顾及，虽然有极致的道理也将无暇相信。臧僖伯没有办法打开他的心，而仅仅想夺取他的快乐，也太疏远了。作为臧僖伯，如果真的能用自己的道理带来的快乐替代观鱼的快乐，让隐公的心怡然自得，面色和悦，背部温润，四肢舒畅，那么回头看世人共同嗜好的，如犬马、如声色、如珠玉、如文绣，还不如土芥瓦砾了。即使给他看天池的鲲，龙门的鲤，鬛翻云而鳞横海的鱼，也不足以交换我们真正的快乐，何况一勺棠水呢？我曾经论述过，君主的游宴，因为畏惧别人的话而停止的，只是不敢做，而不知道不应当做。因为相信别人的话而停止的，知道不应当做，而不知道不值得做。只有释然心悟，然后才知道不值得做，知道不值得做，即使劝他做，他也不会做了。

郑国打败燕国【隐公五年四月，郑国人侵犯卫国牧地，以报复东门之役。卫国人联合燕国军队攻打郑国。郑国祭足、原繁、泄驾率领三军驻扎在前面，派曼伯与子元潜行驻扎在后面。燕国人畏惧郑国三军，而没有预料到制地的人。六月，郑国两位公子率领制地的人在北制打败燕国军队。君子说：不防备不测，不可以出兵】，郑国打败北戎【隐公九年，北戎侵犯郑国。郑伯抵御他们。担忧戎军说：他们转移我们的车，害怕他们侵扰我们。公子突说：让勇敢而不刚强的人试探敌人然后迅速撤退。您设置三伏兵等待他们。戎人轻率而不整齐，贪婪而没有亲信，胜利时不相让，失败时不相救。先头部队被俘获，必定努力前进，遇到伏兵必定迅速逃跑。后头部队不救援，就没有后续了，于是可以逞强。听从了他。戎人前面遇到伏兵的逃跑，祝聃追逐他们，夹击戎军前后攻击，全部杀死。戎军大败逃跑】，楚国打败邓国【桓公九年，巴子派韩服告诉楚国，请求与邓国交好。楚子派道朔带领巴国使者去邓国聘问。邓国南鄙鄾人攻击并夺取了礼物，杀死了道朔及巴国行人。楚子派防章责备邓国，邓国人不接受。楚国派鬬廉率领军队及巴国军队包围鄾。邓国养甥、聃甥率领军队救援鄾】

译三次追击巴国军队未能取胜。鬬廉将楚军横列在巴军之中作战，结果败退。邓国人追击楚军，背对巴军夹攻楚军。邓国军队大败，鄾国人连夜溃逃。商宻投降秦国。鲁僖公二十五年，秦国、晋国攻打鄀国。秦国人经过析隈，进入境内并捆绑俘虏来包围商宻。黄昏时逼近城下，夜间挖坑、流血、加上盟书，假装与子仪、子边结盟。商宻人恐惧地说：“秦国夺取了析地，戍守的人反叛了。”于是向秦军投降。郑国打败宋国。鲁成公十六年，郑国子宰攻打宋国，宋国将鉏、乐惧在汋陂击败郑军，郑军退驻夫渠，没有警戒。郑国人伏击他们，在汋陵打败宋军，俘获将鉏、乐惧。宋国依仗之前的胜利。楚国灭掉舒庸。鲁成公十七年，舒庸人因为楚军战败，引导吴国人包围巢国，攻打驾地，包围厘虺。于是依仗吴国而不设防备。楚国公子槖率军偷袭舒庸，灭掉了它。楚国打败吴国，灭掉舒鸠。鲁襄公二十五年，吴国国君诸樊攻打楚国，以报复舟师之战，攻打巢国城门。巢国牛臣说：“吴王勇猛而轻率，如果打开城门，他将亲自攻打，我射中他，必能杀死他。这位国君死了，边境或许能稍微安宁。”听从了他的建议。吴国国君攻打城门，牛臣藏在矮墙后射他，吴王死去。鲁襄公二十四年，吴国人召引舒鸠人背叛楚国。楚王军队驻扎在荒浦，派沈尹寿和师祁犂去责备他们。舒鸠国君恭敬地迎接。两位使者回报说没有叛乱，并且请求接受盟约。两位使者复命，楚王想要攻打他们。防子说：“不可以，他们报告没有叛乱，并且请求接受盟约，却又攻打他们，这是攻打无罪的人。暂且回国让百姓休养生息，等待他们的最终表现。最终如果不二心，我们还有什么可求？如果仍然背叛我们，就没有借口可以讨伐。”鲁襄公二十五年秋天，防子冯去世，屈建担任令尹。舒鸠人最终叛乱，子木攻打他们，于是灭掉了舒鸠。冬天，楚王用灭掉舒鸠的功劳赏赐子木，子木推辞说：“这是先大夫蒍子的功劳，把它赏给蒍掩。”晋国灭掉肥国。鲁昭公十二年，晋国荀吴假装防备齐国军队，向鲜虞借道，于是进入昔阳。秋天八月壬午日，灭掉肥国，把肥国国君緜臯带回来。晋国灭掉陆浑。鲁昭公十七年秋天，晋侯派屠蒯出使周朝，请求在洛水和三涂山举行祭祀。苌弘对刘子说：“客人的仪容凶猛，不是祭祀，恐怕是讨伐戎人吧？陆浑氏与楚国非常和睦，一定是因为这个缘故。国君要防备他们。”于是警戒戎人做好准备。九月丁邜日，晋国荀吴率领军队从棘津步行渡河，派祭史先用牲口在洛水祭祀。陆浑人不知道，军队跟随他们。庚午日，于是灭掉陆浑，列举他们背叛晋国亲近楚国的罪状。陆浑国君逃奔楚国，他的民众逃奔甘鹿。吴国打败楚国夺取余皇。鲁昭公十七年，吴国攻打楚国，在长岸作战，大败吴军，俘获他们的战船余皇。派随国人和后到的人看守它，环绕挖壕沟，直到泉水充满沟渠，堆满炭火，列阵等待命令。吴国公子光向众人请求说：“丢失先王的战船，难道只是我的罪过吗？大家也有责任。请借船回去以挽救性命。”众人同意。派三个长胡子的人潜伏在船边说：“我喊余皇就回答。”军队夜间跟随他们，三次呼喊都依次回答。楚国人跟随并杀死他们，楚军混乱，吴人大败楚军，夺取余皇回国。吴国打败胡、沈、陈三国。鲁昭公二十三年，吴国人攻打州来，楚国防越率领军队以及诸侯的军队奔赴救援州来。吴国人在钟离抵御，公子瑕去世，楚军士气低落。在鸡父作战，吴国国君用三千罪人首先攻击胡、沈和陈三国争夺阵地。吴国分为三军跟在后面，中军跟随国君，光率领右军掩杀，余率领左军。吴国的罪人有的逃跑有的停止，三国军队混乱。吴军攻击他们，三国战败，俘获胡、沈的国君以及陈国大夫舍。胡、沈的囚犯派使者逃奔许国和蔡国说：“我们的国君死了！”军队喧哗跟随他们，三国军队逃奔楚国，楚军大败。越国在檇李打败吴国。鲁定公十四年，吴国攻打越国，越国国君勾践抵御，在檇李列阵。勾践担心吴军整齐，派死士两次擒获吴军，吴军不动。派罪人三行，把剑放在脖子上说：“两军有纪律，我触犯旗帜鼓声。”不听从国君的行动，前进不敢逃避刑罚，敢去死，于是自刎。吴军注视他们，越国国君趁机攻打他们，大败吴军。灵姑浮用戈击打阖庐，阖庐脚趾受伤，断了一趾返回，死在陉地。夫差让人站在庭院，如果出入一定对自己说：“夫差你忘记越王杀你父亲了吗？”就回答说：“是的，不敢忘记。”三年后报复越国。越国在笠泽打败吴国。鲁哀公十七年三月，越国国君攻打吴国，吴国国君在笠泽抵御，夹水列阵。越国国君设置左右两军，派人在夜间有时在左有时在右击鼓呐喊追击吴军，分兵抵御。越国国君用三军悄悄步行到达吴军中军并击鼓，吴军大乱，于是打败他们。

译用兵，是君子所擅长的，是小人所短拙的。这是事理必然如此，但世上却没有知道它确实如此的人。我曾经拿这个道理试着对众人说过。谈论用兵的人，愤然提出责难说：“君子凭什么被称为君子？”我回答说：“只是真诚罢了。”小人凭什么被称为小人？我回答说：“只是欺诈罢了。”责难的人说：“果真像这样，那么用兵就是小人的长处，而君子的短处了。万物都轻视欺诈，唯独用兵崇尚欺诈。君臣互相欺诈，那么国家就危险；父子互相欺诈，那么家庭就败坏；兄弟互相欺诈，那么亲情就疏离；朋友互相欺诈，那么交往就疏远；商人互相欺诈，那么事业就荒废。至于用兵，小欺诈就小胜，大欺诈就大胜。小人擅长欺诈，所以他们用兵也擅长；君子短于欺诈，所以他们用兵也短拙。自孙武以来，制胜的方法不同，但都归结于欺诈。这几个人，如果以君子长者的道理去对待，怎么能成就他们的功业呢？所以儒家眼中的小人，是兵家眼中的君子；兵家眼中的君子，是儒家眼中的小人。那些微不足道的忠诚信实，哪里值得在孙武、吴起的门下称道呢？”我回答说：“我只是说说这个道理罢了。现在你列举古代的事情来攻击我，用你的事情来证明我的道理，更加知道用兵不是君子就不能胜任了。”春秋时期那些将领之所以能取得一时的功效，只是因为他们是小人遇到了小人罢了。如果君子遇到他们，即使郑、楚、秦、晋等十几个国家的军队合为一军，集合孙武、子突等十几个人的智慧作为将领，我知道谈笑间指挥他们，从容宽裕得很。我不是说大话来夸耀众人，这也是事理必然如此。大概君子对于用兵，没有不运用真诚的。世上没有真诚而轻率的人，敌人虽然想引诱他，怎么能引诱他呢？世上没有真诚而贪婪的人，敌人虽然想利诱他，怎么能利诱他呢？世上没有真诚而扰乱的人，敌人虽然想扰乱他，怎么能扰乱他呢？用这种真诚来安抚统御，那么众人都不怀疑，不是反间计所能迷惑的；用这种真诚来防备抵御，那么众人都不懈怠，不是诡计所能误导的。他们以前之所以取胜，是因为对方轻率而侵入，因为对方贪婪而侵入，因为对方扰乱而侵入，因为对方怀疑、因为对方懈怠而侵入。一旦真诚确立，五种祸患都消除了。犀牛无处投掷它的角，兵器无处投掷它的刃，孙武、子突之类的人无处施展他们的欺诈了。岂只是孙武、子突之类的人呢？即使全部召集自古以来的懂兵之人，环绕攻击他们，聚集喧哗他们，即使极尽欺诈计谋，对于百个君子也只是对待一个罢了。又极尽欺诈计谋，对于千个君子也只是对待一个罢了，又极尽欺诈计谋对于万个君子也只是对待一个罢了，他们的欺诈达到万也不够，我的真诚守住一个却有余。他们常常劳累而我常常安逸，他们常常行动而我常常静止。以安逸制约劳累，以静止制约行动，难道不是天下常胜的道理吗？那么天下善于用兵的人，不得不归于君子。善于用兵的人，本来没有超出君子的了。然而自古以来记载在帝王谱系和刻在景钟上的人，被刺字、剃发、盗贼、商贩之类的人相继出现在史书中，而宋襄公、陈余之类的人，每每以仁义被天下人嘲笑。这又是为什么呢？大概穷尽小人手段的人，才无愧于小人的名声；穷尽君子道理的人，才无愧于君子的名声。世上所谓的小人，已经穷尽了手段，配得上小人的名声；世上所谓的君子，没有掌握道理，只是依托君子的名声罢了。用伪君子对抗真小人，持守一时的真诚，却想要破除百年的欺诈，怎么能不败呢？举起斧头砍树，如果不能砍倒，说是斧头钝，那么可以说木头胜过了斧头，却不可以。舀水来浇火，如果不能熄灭，说是水少，那么可以说火胜过了水，却不可以。怎么能因为宋襄公之类的人就怀疑君子短于用兵呢？

左氏博议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博议卷二

宋 吕祖谦 撰

隐公向众仲询问舞队的行列数【隐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将要举行万舞，隐公向众仲询问舞队的行列数，众仲回答说：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舞是用来节制八音和施行八风的，所以从八佾以下，隐公听从了。于是初次献六佾舞，开始使用六佾】

问的名义怎么样呢？问道的人没有通达道，问礼的人没有熟悉礼，问路的人不认识路，问风俗的人不通晓风俗。凡是称为问的，不是有所不知道，就是有所不安。所以晋国人不问晋国的事，齐国人不问齐国的事，秦国人不问秦国的事，楚国人不问楚国的事，难道不是心里知道，身体安适，不再有待于问吗？隐公出生在鲁国，在鲁国长大，在鲁国做国君，他看鲁国的舞乐用于禴、祠、烝、尝等祭祀，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祭祀；动作屈伸、行列变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完成。到了考仲子之宫，才开始向众仲询问舞队的行列数，难道是真的有所不知道吗？这一定是他心里有很大的不安。自从成王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到隐公，大概几百年了。以成王的贤能而赐予他，以伯禽的贤能而接受他，举世没有人知道这是错的。后来沿袭使用，群公的庙宇，全国也没有人知道这是错的。隐公出生在几百年之后，唯独能怀疑几百年的错误，心里局促不安而急于询问，他的天资也很高了。众仲告诉他先王的正礼，使六佾的献舞重新出现在仲子的庙里，不能说没有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