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博议卷二十三
吴，众人不察之地，可不少留意耶？齐懿公伐曹，入其郛，季文子非之，累数十言，其辞虽不一，大要皆为懿公发也。吾读其语，至于以乱取国，奉礼以守，犹惧不终，然后知秦汉取守之説，其所从来逺矣。文子之言，本论伐曹，偶及于取守，寓意而非造意，泛言而非立言，从容游谈，忽不自知，判取守为两事。吾是知逆取顺守之论，滥觞于春秋，而襄陵于秦汉也。吾请置叔孙通、陆贾之徒，而独与季文子辨取守一道也。源泾而澜渭，根莸而叶薫，古无是论也。取守之论，其分于春秋之际乎？吾于文子之言有见也。百年礼法之家，不幸而子弟欲败其家，犹必徘徊犹豫，半出半入，未敢奋然遽行其意。彼其意礼法未逺，其心犹有所畏也。尧舜禹汤文武以来，取以是，守以是，未尝斯须去礼。前圣后圣相付甚严，至于春秋列国正其隙方开之时，故文子之言犹若有所惮者。既曰：“以乱取矣，以礼守矣。”复继之曰：“犹惧不终。”一语开之，一语闭之，一语招之，一语麾之。前语方脱口而遽汲汲于自赎，岂非取守之论方分，而文子之心犹有所未安者？▯时寖逺，论寖广。至于隋唐之际，所谓“逆取顺守”，弄文墨者徃徃道之，晏然不疑。若误记以为六籍语者，尚奚言哉？此吾所以独与文子辨，而切意取守之论起于春秋之时也。唐太宗并缘此义，手▯二昆【杀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临朝而无愧色。第贞观之治，前代鲜居其右者，世俗遂谓文子之言犹信。“胠箧探囊而揖逊守之”，谓之工于守财，则可谓之勇于改过，则不可。为盗者弃其所攘，然后不谓之盗；逆取者舍其所取，然后不谓之逆。安有身拥盗物而自名顺守者乎？吾是以知取守之无二道也。
译吴地，是众人不加详察的地方，难道不值得稍微留意吗？齐懿公讨伐曹国，攻入其外城，季文子对此加以非议，接连说了几十句话，虽然言辞不尽相同，但大体都是为了齐懿公而发的。我读他的这些话，看到他说“以动乱夺取国家，用礼制来守护，还担心不能善终”，这才知道秦汉关于“夺取与守护”的理论，其渊源由来已久了。季文子的话，本意是论述讨伐曹国，偶然涉及夺取与守护的问题，是寄托寓意而非刻意造作，是泛泛而谈而非确立论点，从容闲谈间，忽然不知不觉，将夺取与守护判为两回事。由此我知道“逆取顺守”的理论，发端于春秋时期，而在秦汉时期泛滥成灾。请让我抛开叔孙通、陆贾等人，只与季文子辩明夺取与守护本是一回事。源头清澈而波澜浑浊，根茎臭恶而枝叶芬芳，古时没有这样的理论。夺取与守护的理论，大概是在春秋时期分道扬镳的吧？我从季文子的话中看到了端倪。百年礼法之家，不幸子弟想要败坏家业，也必定徘徊犹豫，半进半退，不敢奋然立即实行自己的意图。这是因为他们心中礼法观念尚未远离，内心还存有敬畏。自尧舜禹汤文武以来，夺取政权依靠礼法，守护政权也依靠礼法，未曾片刻背离礼法。前代圣王与后代圣王之间的托付非常严谨，到了春秋列国正当礼法缝隙开始打开的时候，所以季文子的话还显得有些忌惮。既然说了：“以动乱夺取了，以礼制守护了。”接着又说：“还担心不能善终。”一句话开启，一句话关闭，一句话招引，一句话驱遣。前面的话刚脱口而出，就急忙急于自我救赎，这难道不是夺取与守护的理论刚开始分化，而季文子内心还感到不安吗？〇时代逐渐久远，议论逐渐广泛。到了隋唐之际，所谓“逆取顺守”，舞文弄墨的人常常谈论它，安然自若，毫不怀疑。如果误记为六经中的话语，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就是我之所以只与季文子辩明，并深切认为夺取与守护的理论起于春秋时期的原因。唐太宗沿袭这个义理，亲手〇杀二昆【杀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临朝听政而没有愧色。只是贞观之治，前代很少能超过它，世俗于是认为季文子的话还是可信的。“撬开箱子、掏空口袋，却用揖让谦逊来守护”，可以说他善于守护财物，但如果说他勇于改过，那就不行了。做盗贼的人丢弃他所抢夺的东西，然后才不被称为盗贼；以逆取政权的人舍弃他所夺取的东西，然后才不被称为逆取。哪有身上拥有盗贼之物，却自称顺守的人呢？我因此知道夺取与守护没有两条不同的道路。
楚大饥，庸人帅羣蛮叛楚【文十六年，楚大饥，庸人帅羣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啓，楚人谋徙于阪高。蔿贾曰：“不可，我能徃，冦亦能徃，不如伐庸。”夫麇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自庐以徃，振廪同食，次于句澨。使庐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防。三宿而逸，曰：“庸师众，羣蛮聚焉，不如复大师，且起王卒，合而后进师。”叔曰：“不可，姑又与之遇，以骄之。彼骄我怒，而后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陉隰也。”又与之遇，七遇皆北，唯禆鯈、鱼人实逐之。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乗驲，防师于临品，分为二队。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仭，以伐庸。秦人、巴人从楚师，羣蛮从楚子盟，遂灭庸】
丰歉在人，而不在天；强弱在人，而不在地。归丰歉于天，闭口而俟死者也；归强弱于地，束手而就亡者也。是故天时虽歉，以人而丰；地势虽强，以人而弱。强弱丰歉之权，系于人而已。楚地跨南服，威令行于诸侯。自蚡冒以来，羁百蛮以长绳，而鞭棰之，虽舆台隷人，莫不气吞鴃舌之君长。岁小饥馑，庸人率羣蛮而叛之，正如蚊防扑，缘何足介意？而一国骇惧，聚谋徙都，仰视庸濮，岌如泰山之将压，栗栗危惧，朝不谋夕。当是时，楚国封疆，岂削于前？舆赋岂减于旧哉？特主谋者弱，虽封疆舆赋之盛，不能使之强也。及蔿贾之言一发，大小老稚皆有奋心。自庐以徃，振廪同食，见气之盈而不见囷之竭，见师之饱而不见岁之饥。溃蛮灭庸，四境如扫。呜呼！不有君子，其能国乎？蔿贾未谋也，则楚以强爲弱；蔿贾既谋也，则楚以歉爲丰。无其人，则山川形势，地虽与之，而不能全；有其人，则运馈粮饷，天虽夺之，而不能病。人之权重矣哉！或曰：楚之是役，有庐戢黎之兵，有子▯防之谍，有师叔之谋，有子越子贝之旅，合众智，萃羣力，用集大勋，岂专蔿贾之功欤？曰：至难囘者，天下之势。是势一囘，则风驱雷动，云飞川决，虽僬侥戚施，亦皆鸣劒抵掌，赴功名之防。故囘大势，号爲天下之至难。有张良以决鸿沟之追，则参勃信布之徒不可胜用也【项羽自知少助，食尽，乃与汉王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羽解东归，汉王欲西归，张良谏，遂用其计，五年围羽垓下，楚地悉定】有邳彤以决河北之留，则弇异汉恂之徒不可胜用也【世祖从蓟还，失军，欲至信都，彤乃选精骑迎世祖，与世祖防信都。世祖虽得二郡之助，而兵众未合，议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还长安。彤曰：今释此而归，岂徒空失河北，必更惊动三辅，堕损威势，非计之得者也。世祖善其言。】乃止】天下患无张良而不患无参、勃、信、布；天下患无邳彤而不患无弇、异。汉恂当楚人防画未定之际，使无蔿贾之一言，退自窜于版高之墟，则虽有数子之智勇，不过﨑岖草莾间；其有匹夫之决者，不过先狗马填沟壑耳。贾也昌言于庭，抉楚国頽仆之势而起之，徧国中勃勃皆有生意，淬戈砺刃，惟恐见敌之晚。虽无数子，岂无能办此者乎？战于外，鼓于中，筹于上，用力愈佚，受赏愈醲。昔之治兵，葢未尝无次第于其间也。
郑子家爲书告赵宣子【文十七年，晋侯搜于黄父，遂复合诸侯于扈。于是晋侯不见郑伯，以为贰于楚也。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与之事君。十一月，随蔡侯以朝于执事。十二年六月，归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请陈侯于楚，而朝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蒇陈事。十五年五月，陈侯自敝邑徃朝于君。徃年正月，烛之武徃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徃朝以陈蔡之密迩于楚，而不敢二焉，则敝邑之故也。虽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见于召夷与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绛。虽我小国，则蔑以过之矣。今大国曰：『尔未逞吾
译楚国发生大饥荒，庸国率领群蛮背叛楚国。丰歉取决于人，而不取决于天；强弱取决于人，而不取决于地。把丰歉归咎于天，那是闭口等待死亡的人；把强弱归咎于地，那是束手就亡的人。所以，天时虽然歉收，靠人也能丰收；地势虽然险要，靠人也能变弱。强弱丰歉的权柄，只系于人罢了。楚国地跨南方，威令行于诸侯。自从蚡冒以来，用长绳羁縻百蛮，并鞭打他们，即使是地位低下的奴隶，也没有不气吞那些语言不通的君长的。这一年发生小饥荒，庸国率领群蛮背叛楚国，正如蚊虻扑打，哪里值得介意？而举国震惊恐惧，聚集谋划迁都，仰视庸国和濮人，像泰山压顶般岌岌可危，战战兢兢，朝不保夕。在这个时候，楚国的疆域难道比从前缩小了吗？赋税难道比旧时减少了吗？只是主事者软弱，即使疆域赋税兴盛，也不能使它强大。等到蔿贾的话一说出，无论老少都有振奋之心。从庐地出发，开仓共同进食，只看到士气充盈而看不到粮仓枯竭，只看到军队吃饱而看不到年成饥荒。击溃蛮族，消灭庸国，四境如同扫除。唉！没有君子，国家能存在吗？蔿贾没有谋划时，楚国由强变弱；蔿贾谋划后，楚国由歉变丰。没有那个人，即使山川形势有利，地虽给予，也不能保全；有那个人，即使运输粮饷困难，天虽剥夺，也不能造成祸害。人的权柄多么重大啊！有人说：楚国这次战役，有庐戢黎的军队，有子重防的间谍，有师叔的谋略，有子越、子贝的部队，集合众人的智慧，汇聚群体的力量，才成就大功，难道只是蔿贾的功劳吗？回答说：最难扭转的，是天下的局势。这局势一旦扭转，就会像风驱雷动，云飞川决，即使是矮小佝偻的人，也会鸣剑击掌，奔赴功名之地。所以扭转大势，被称为天下最难的事。有张良决断鸿沟之追，那么萧何、曹参、韩信、英布之类的人才就不可胜用；有邳彤决断河北之留，那么耿弇、冯异、寇恂之类的人才就不可胜用。天下担忧没有张良，而不担忧没有萧何、曹参、韩信、英布；天下担忧没有邳彤，而不担忧没有耿弇、冯异、寇恂。当楚国谋划未定之际，如果没有蔿贾这一句话，退而藏身于阪高之地，那么即使有几位智勇双全的人，也不过在荒野中艰难跋涉；那些有匹夫之勇决断的人，也不过先于狗马填塞沟壑罢了。蔿贾在朝堂上大声疾呼，抉起楚国颓败之势而使之兴起，全国上下都生机勃勃，磨刀霍霍，只怕见到敌人太晚。即使没有那几位智勇双全的人，难道就没有能办成此事的人吗？在外作战，在内鼓舞，在上筹划，用力越轻松，受赏越丰厚。从前治理军队，大概其中未曾没有次序。
郑国子家写信告知赵宣子。
志』，敝邑有亡无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又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鋋而走险急，何能择？命之罔极，亦知亡矣。将悉敝赋以待于鯈，唯执事命之。」晋巩朔行成于郑，赵穿公婿池为质焉】
译《志》上说，我国面临灭亡，已无更严重的灾祸了。古人有句话说：“畏首畏尾，自身还能剩下多少？”又说：“鹿快死时顾不上选择隐蔽的地方。”小国侍奉大国，大国若有德，小国便如人般顺从；若无德，小国便如鹿般逃窜。手持短兵器奔向险境，情势危急，哪里还能有所选择？命运无常，我们也知道即将灭亡了。我们将倾尽全国的兵力，在鯈地等待，只听从您的命令。”晋国的巩朔到郑国求和，赵穿和公婿池作为人质。
井有余润，圃者不爲之増畦；车有余载，驭者不为之増槖。天下之理，惟厚于养而薄于求，然后可以相待而至于无穷。先王之有天下也，分地分民以建诸侯，圭焉而朝，鼎焉而食，辂焉而趋，鼐焉而燕。台其门，观其阙，秋毫皆君赐也。虽旦荐币而暮奉笾，犹不足以荅天地大德。而先王制为五服，六年一朝之典，夫岂欲佚诸侯而骄之哉？葢在我者常欲有余，在彼者常欲不足，使诸侯养其忠而不得尽展，蓄其力而不得尽施，此所以传百世而无不轨不物之患也。晋于郑何益哉？尝建置其社稷乎？未尝也。尝拥立其君长乎？未尝也。虽时有涓滴之惠，然干戈相寻，德不偿怨。彼其所以▯涂蓍道，君臣相望于晋之郊者，岂得已哉？特畏其力焉耳。晋人犹不餍其多求于郑，郑不胜其求，移书以直之。晋人气禠神夺，仆仆然行成，遣质惟恐不及，以大国之尊而下行小国之事，甘受屈辱而不敢辞。葢求之太尽，固有以招之也。周不能岁朝诸侯，而晋则能之。晋之拊循诸侯过于周，则可乎？然则执讯之辱，不发于郑，亦必发于他国也。过任之事，父不能得之子；无己之求，君不能得之臣。况俱号为诸侯者乎？虽然，晋楚俱大国也，郑介晋楚之间者也。郑之于晋，其抗辞以对者，葢非一端，如瓌馆登陴，争承问后之类，行行然每不肯为晋下。至于事楚则异是矣，饬车而朝，走币而使，惟恐少忤其意，敢抗辞以对者，殆无几何。其勇于晋而怯于楚乎？曰：晋，中国也，可告语者也；楚，蛮夷也，不可告语者也。郑有晋憾，犹敢诉焉；至于楚则不敢诉而敢叛。二者孰为得失哉？以迹而论，则楚恭而晋倨；以心而论，则晋亲而楚踈。人徒见郑之君臣入楚之境，貌恭心肃，遂以为畏楚；入晋之境，辞费説烦，遂以为慢。抑不知为晋楚谋者，宁受其畏乎？宁受其慢乎？必知所去取矣。谏防不至于朝诉谍，不至于府，晏然靖谧，号为无事。以晋楚之事格之，无乃犹有可察者乎？邴歜、阎职弑齐懿公【文十八年，齐懿公之为公子也，与邴歜之父争田，弗胜；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仆，纳阎职之妻，而使职骖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乃谋弑懿公，纳诸竹中，舍爵而行】
事有出于常情之外者，非人之所不能及，则必不能及人者也。肘腋怨雠，腹心仇敌，旷怀大度，高出于常情之外，夫岂常人所及哉？智不逾于常人，而欲为非常人之事，则必愚者也，闇者也，发褚以示盗者也，决隄以俟溺者也，跣足于雄虺之榛，而裸身于饿虎之蹊者也。至于奸雄凶猾之人，每持「宁我负人，无人负我」之语，睚眦之怨，必削株拔根，无噍类乃止。彼岂不知含洪光大为盛德事哉？葢思其上者，慨然以为不可学；至其下者，冁然以为不足学也。齐懿公夺阎职之妻，刖邴歜之父，而复亲近二人者，与之狎昵，卒屠其躯。意者懿公岂不分菽麦者耶？则戕君窃国机略，初不在人后，乃于人情易见之利害舛错如此，世未有知其説者。抑不知懿公之事，他人视之若不近人情，而懿公实未尝不用其情也。彼懿公身为公族，而弑其君于其父子亲族之间，亦已薄矣。至于宗族残忍鸷暴，慹然无情，推己之情而谓人皆然，此其所以日亲歜、职而不料其果于复雠也。人怪懿公之不近人情，而不知懿公之祸，正坐以己之情而度人之情也。请以太子劭之事实之：劭与弟濬俱谋逆，潘妃者，濬之母，而劭之所欲杀也。劭将杀其母而亲其子，疑若非人之情。抑不知劭、濬之情同于悖逆。元嘉之变，潘妃既戮，而濬之附劭有加于前，兄枭弟镜，何其异躯而同情也【南史·宋文帝纪】商人之待歜、职，正如劭之待濬，自谓人皆如已，不复置疑，此吾所以推懿公之祸，正在于用情也。吾考传之所载，二子既戕懿公，舍爵而行，略无所惮，而又切有所感焉。当懿公谋逆之时，贷粟之际，曲泽私德，伪声虚誉，营丘之民奔走而歌舞之，故能以支代宗而窃其国。居位未几，以凶虐而杀其身。向日之受其姑息者，竟无一人仗
译井水有余润，种菜的人不会因此增加菜畦；车子有余载，驾车的人不会因此增加行囊。天下的道理，只有厚待供养而薄于索取，然后才能彼此相待而达到无穷尽。先王拥有天下时，划分土地和人民来建立诸侯，用圭玉来朝见，用鼎来进食，用大车来行走，用大鼎来宴饮。门前的台阶，宫阙的观楼，细微之处都是君王的赏赐。即使早上进献币帛而晚上捧着笾豆，仍然不足以报答天地的大德。而先王制定五服的制度，规定六年一朝的典章，这难道是想要让诸侯安逸而使他们骄横吗？大概是因为在我方常想要有余，在彼方常想要不足，让诸侯培养他们的忠诚而不能完全施展，积蓄他们的力量而不能完全施放，这就是能够传承百世而没有不轨不物祸患的原因。晋国对郑国有什么益处呢？曾经建立过它的社稷吗？没有。曾经拥立过它的君主吗？没有。虽然偶尔有涓滴般的恩惠，然而干戈相寻，恩德抵偿不了怨恨。他们之所以涂改蓍草的道，君臣在晋国的郊外相望，难道是不得已吗？只是畏惧它的力量罢了。晋国人仍然不满足对郑国的多求，郑国承受不了它的索取，移书来纠正它。晋人气势沮丧，仆仆地求和，派遣人质唯恐来不及，以大国的尊贵而下行小国的事情，甘受屈辱而不敢推辞。大概是因为索取得太尽，本来就有招致这样的原因。周天子不能每年朝见诸侯，而晋国却能。晋国安抚诸侯超过周天子，这样可以吗？然而那么执讯的耻辱，不发生在郑国，也一定发生在其他国家。过分的要求，父亲不能从儿子那里得到；无休止的索取，君主不能从臣子那里得到。何况都号称是诸侯的人呢？虽然如此，晋国和楚国都是大国，郑国介于晋楚之间。郑国对于晋国，那些用强硬言辞来应对的，大概不止一端，像瓌馆登陴，争承问后之类，刚强地常常不肯屈居于晋国之下。至于侍奉楚国就不同了，整顿车辆去朝见，奔走币帛去出使，唯恐稍微违背它的意旨，敢于用强硬言辞来应对的，几乎没有几个。它对晋国勇敢而对楚国怯懦吗？回答说：晋国是中原国家，可以告语；楚国是蛮夷，不可以告语。郑国有对晋国的怨恨，尚且敢于申诉；至于楚国就不敢申诉而敢于背叛。这两者哪个是得失呢？从迹象来看，那么楚国恭敬而晋国傲慢；从内心来看，那么晋国亲近而楚国疏远。人们只看到郑国的君臣进入楚国的境域，貌恭心肃，就认为畏惧楚国；进入晋国的境域，辞费说烦，就认为怠慢。却不知道为晋楚谋划的人，宁愿接受它的畏惧呢？还是宁愿接受它的怠慢呢？必定知道取舍了。谏防不至于朝诉谍，不至于府，晏然靖谧，号称无事。用晋楚的事情来衡量，难道还有可以察觉的吗？邴歜、阎职弑齐懿公【文十八年，齐懿公做公子的时候，与邴歜的父亲争夺田地，没有获胜；等到即位，就挖出并砍断他的脚，而让邴歜做仆役，纳阎职的妻子，而让阎职骖乘。夏五月，懿公在申池游玩，两人在池中沐浴，就谋划弑杀懿公，把他塞进竹笼中，放下酒爵而行】
事情有出于常情之外的，不是人所能达到的，就是必定不能达到别人的。肘腋间的怨仇，腹心的仇敌，旷怀大度，高出于常情之外，这难道是常人所及的吗？智慧不超过常人，而想要做非常人的事情，那么一定是愚者，暗者，打开袋子给盗贼看的人，决堤等待溺水的人，赤脚走在雄虺的丛林中，而裸身走在饿虎的小径上。至于奸雄凶猾的人，常常持着“宁我负人，无人负我”的话，睚眦之怨，必定削株拔根，没有活类才停止。他们难道不知道含洪光大是盛德的事吗？大概是因为想到上面的人，慨然认为不可学；至于下面的人，冁然认为不足学。齐懿公夺取阎职的妻子，砍断邴歜的父亲，而又亲近这两个人，与他们狎昵，最终屠杀他们的身体。难道懿公是分不清豆麦的人吗？那么戕君窃国的机略，起初不在人后，却在人情易见的利害舛错如此，世上没有知道它说法的人。却不知道懿公的事情，别人看来若不近人情，而懿公实际上未尝不用他的情。那懿公身为公族，而在其父子亲族之间弑杀他的君主，也已经很薄了。至于宗族残忍鸷暴，慹然无情，推己之情而谓人皆然，这就是他日益亲近邴歜、阎职而不料他们果于复仇的原因。人们怪罪懿公的不近人情，却不知道懿公的祸患，正在于以己之情而度人之情。请用太子劭的事实来验证：劭与弟弟濬都谋逆，潘妃是濬的母亲，而劭想要杀她。劭将要杀他的母亲而亲近他的儿子，怀疑如果不是人的情。却不知道劭、濬的情同于悖逆。元嘉之变，潘妃已经被戮，而濬依附劭比以前更加厉害，兄枭弟镜，何其异躯而同情也【南史·宋文帝纪】商人对待邴歜、阎职，正如劭对待濬，自认为人皆如己，不再置疑，这就是我推论懿公的祸患，正在于用情的原因。我考察传记所记载的，二子既戕懿公，舍爵而行，略无所惮，而又切有所感焉。当懿公谋逆的时候，贷粟之际，曲泽私德，伪声虚誉，营丘之民奔走而歌舞之，所以能以支代宗而窃其国。居位未几，以凶虐而杀其身。向日的受其姑息者，竟无一人仗
戈以赴其急，推刃之人，缓歩出郊，略无所惮至。于是，然后知区区之小惠，果不足恃也。齐懿公罪恶贯盈，本无足责，吾特表而出之，以为好行小惠者之戒。
译拿着戈去奔赴那危急的关头，而那个推刀杀人的人，却从容不迫地走出郊外，几乎没有什么忌惮。到了这个时候，这才知道那一点点的小恩小惠，果然不足以依赖。齐懿公罪恶深重，本来不值得责备，我特意把它提出来，作为喜欢施行小恩小惠者的警戒。
襄仲杀恶及视，及叔孙惠伯，立宣公【注：在十七卷】
天下之乱，无形者不可讨，无志者不果讨，无助者不能讨。合是三无，乱之所以成也。匿机闭键，覆阱韬戈，城府高深，不见纎隙，是谓无形。视国传舍，视君奕棋，小冦不诃，大冦不御，是谓无志。胆壮形羸，志强势弱，孑然孤立，莫救危亡，是谓无助。发于彼者有形，立于我者有志，资于外者有助，亦何奸之不消，何难之不平哉？宜消而长，宜平而倾，此君子之所以深嗟而屡叹也。叔仲惠伯之祸，吾尝三复其事而悲之。惠伯受遗辅政，履危疑之朝，固当蚤警暮戒，大布耳目，剪荆▯于萌芽之始，殪虎兕于蠕动之初。虽深谲沉隠之谋，犹必钩考而披抶之。况襄仲亲以杀嫡立庶之计，显语惠伯，不讯而承，不索而获，是天发其奸，赐惠伯以讨乱之机也。惠伯抚机不发，见乱之形，恬不为备，意者惠伯沉浮媕阿，无狥国之志欤？恶视之难，杀身就义，凛然不负其意。谓惠伯无狥国之志者，诬也。有狥国之志，而见逆国之形，是宜忠愤俱发，百舍一赴，如注坡马，如纵壑鱼，如解縚鹰，靡容晷刻之缓。顾乃束手待毙，噤无所为，殆惠伯困于无助，畏襄仲之多助而不敢发也。襄仲所恃为助者，独齐耳。出姜实齐女，而子恶齐之自出也。齐所以不顾其亲而从其请者，特以襄仲专政，欲以亲鲁耳。惠伯若亟遣使于齐，援婣戚之义，明利害之数，以感动齐侯，则齐未必不翻然改计。葢弃至亲之甥，而即甚踈之人，齐必不为也。舍已立之君，而待将簒之贼，齐又不为也。堕救患之名，而取党奸之谤，齐又不为也。惠伯傥如前所陈，以晓齐侯，则齐知子恶有惠伯为之内主，又知襄仲不能专鲁之权，则安肯舍此而助彼乎？襄仲既失齐助，则块然几上肉耳。侨如倚晋倾鲁，气葢一国，晋人朝悔而侨如夕走【成十六年】惠伯诚能厚结齐驩，以孤襄仲之援，吾见临淄之▯未反而东门。之室已虚矣，释此不为，乃捐身命，甘与草木同腐。此君子所以深为惠伯惜也。呜呼！襄仲泄谋于人，在法当败公室；连姻于齐，在法当亲。惠伯可讨，不讨而使襄仲转败为成；可附，不附而使齐侯变亲为怨。虽有区区之心，何救▯玉之毁乎？是以君子恶徒善。
季文子出莒仆【文十八年，莒纪公生太子仆，又生季佗，爱季佗而出仆。且多行无礼于国，仆因国人以弑纪公，以其寳玉来奔，纳诸宣公。公命与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冦出诸竟，曰：“今日必达。”公问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对曰：“先大夫臧文仲敎行父事君之礼，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队。曰：‘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頼奸之用，为大凶徳。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行父还观莒仆，莫可则也。孝敬忠信为吉徳，盗贼藏奸为凶德。夫莒仆，则其孝敬则弑君父矣；则其忠信则窃寳玉矣。其人则盗贼也，其器则奸兆也。保而利之，则主藏也；以训则昏民无则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
鲁道衰而权移于季氏。议者徒见其专权之祸，而不见其窃权之由。吾读左氏书，至季文子出莒仆之事，然后知季氏窃权之始，葢在此也。权，君之所司也。堂陛甚高，扄鐍甚严，操柄甚尊，岂人臣能一旦徒手而夺其权哉？必有隙焉，然后能乘之；必有名焉，然后能假之；必有术焉，然后能攘之。吾于莒仆之事，未尝不三叹文子之险且谲也。宣公簒立，大臣未附，国人未信，其权未有所属，此千载一时之大隙也。以季子之富强，投其隙而攫取其权，谁曰不克？然取之太迫，则君不安于上，民不厌于下，虽刼而留之，其权终有时而还。故因莒仆之事，借其名，閟其术，嘿收一国之权于掌中，而人不悟，深矣哉，文子之谋也。莒仆弑君窃邑，宣公不惟纳之，而又欲封
译襄仲杀死了公子恶和公子视，以及叔孙惠伯，拥立了宣公【注：此事在十七卷中】。
天下的动乱，没有形迹的不可讨伐，没有决心的不能果决讨伐，没有外援的不能讨伐。这三者凑合在一起，就是动乱得以形成的原因。隐藏机关、关闭锁钥，掩盖陷阱、收敛兵器，城府高深莫测，不露丝毫破绽，这就叫做没有形迹。把国家当作旅店，把君主当作棋局，小贼不呵斥，大贼不抵御，这就叫做没有决心。胆量虽大但形体羸弱，志向虽强但势力薄弱，孤立无援，无人救助危亡，这就叫做没有外援。如果对方发动叛乱时有形迹可寻，我方立身行事有坚定的志向，借助外部力量有援助，那么还有什么奸邪不能消除，什么危难不能平定呢？本该消除的却滋长，本该平定的却倾覆，这就是君子深深感叹并屡次叹息的原因。叔孙惠伯的灾祸，我曾反复思考这件事而感到悲愤。惠伯接受遗命辅佐朝政，身处危疑重重的朝廷，本应早晚警戒，广泛布置耳目，在萌芽之初剪除荆棘，在蠕动之初杀死虎兕。即使是深谋远虑、隐蔽难测的阴谋，也必定要钩稽考据并揭露批驳。何况襄仲亲自用杀嫡立庶的计谋，公然告诉惠伯，不审问就承认，不搜求就获得，这是上天揭发了他的奸谋，赐给惠伯讨伐动乱的机会。惠伯手握机会却不发动，看到了动乱的形迹，却安然不做防备，难道惠伯是随波逐流、优柔寡断，没有为国效忠的志向吗？公子恶和公子视遇难，杀身成仁，凛然不负其意。说惠伯没有为国效忠的志向，是诬蔑。如果有为国效忠的志向，并且看到了背叛国家的形迹，这应当是忠诚和愤怒同时爆发，百舍一赴，如同下坡的马，如同入壑的鱼，如同解绳的鹰，不容片刻迟缓。然而却束手待毙，沉默无所作为，大概是惠伯困于没有外援，畏惧襄仲外援众多而不敢发动。襄仲所倚仗的外援，只有齐国。出姜实际上是齐国女子，而公子恶是齐国所生。齐国之所以不顾亲情而听从襄仲的请求，只是因为襄仲专权，想要亲近鲁国罢了。惠伯如果迅速派遣使者到齐国，援引亲戚道义，阐明利害得失，来感动齐侯，那么齐国未必不会翻然改变计策。大概抛弃至亲的外甥，而亲近疏远的人，齐国必定不会做。舍弃已经拥立的君主，而等待即将篡位的贼人，齐国又不会做。丢掉救患的名声，而招致党同奸邪的诽谤，齐国又不会做。惠伯倘若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去晓谕齐侯，那么齐国知道公子恶有惠伯在内部主持，又知道襄仲不能独揽鲁国大权，怎么肯舍弃这边而帮助那边呢？襄仲既然失去了齐国的援助，那就只是案板上的肉罢了。侨如倚仗晋国倾覆鲁国，气势压倒一国，晋国人早上后悔，侨如晚上就逃走了【成十六年】。惠伯如果真的能厚结齐国的欢心，以孤立襄仲的援助，我看到临淄的使者还没返回，东门的房屋已经空了。放弃这些不做，却捐弃身命，甘愿与草木一同腐朽。这就是君子深深为惠伯惋惜的原因。唉！襄仲向人泄露阴谋，按法应当败坏公室；与齐国联姻，按法应当亲近。惠伯可以讨伐，不讨伐反而让襄仲转败为成；可以依附，不依附反而让齐侯由亲变怨。虽然有微薄的忠心，怎能挽救美玉的毁坏呢？因此君子厌恶空有善心而无行动。
季文子驱逐莒仆【文十八年，莒纪公生了太子仆，又生了季佗，偏爱季佗而驱逐了仆。而且莒仆在国内多行无礼之事，仆于是利用国人弑杀了纪公，带着宝玉来投奔鲁国，献给宣公。宣公命令给他封邑，说：“今天一定要授予。”季文子派司寇把他驱逐出境，说：“今天一定要到达边境。”宣公问其原因，季文子派大史克回答说：“先大夫臧文仲教导行父侍奉君主的礼节，行父奉行并周旋其中，不敢失坠。他说：‘看到对君主有礼的人，侍奉他就像孝子供养父母一样；看到对君主无礼的人，诛杀他就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先君周公制定周礼说：‘用准则来观察德行，用德行来处理事务，用事务来衡量功绩，用功绩来供养百姓。’作誓命说：‘破坏准则的是贼，包庇贼的是藏，窃取财物的是盗，盗取礼器的是奸。主持包庇的名声，依赖奸邪的作用，是最大的凶德。有常法不赦免，在九刑之中。’不敢忘记，行父回头观察莒仆，没有什么可以效法的。孝敬忠信是吉德，盗贼包庇奸邪是凶德。那莒仆，论他的孝敬却弑杀君父；论他的忠信却窃取宝玉。那个人是盗贼，那器物是奸兆。保护他并从中获利，就是主持包庇；用来训导，百姓就没有准则了。不衡量善行，而都在于凶德，因此驱逐他】
鲁国正道衰微，权力转移到季氏手中。议论的人只看到他们专权的祸患，却没看到他们窃取权力的缘由。我读《左氏传》，读到季文子驱逐莒仆这件事，才知道季氏窃取权力的开始，大概就在这里。权力，是君主所掌管的。堂阶很高，门锁很严，操柄很尊贵，难道臣子能一旦徒手就夺取权力吗？必定有缝隙，然后才能乘虚而入；必定有名目，然后才能借名行事；必定有手段，然后才能攘夺。我在莒仆这件事上，未尝不三次叹息季文子的阴险和诡诈。宣公篡位即位，大臣未归附，国人未信任，他的权力未有所属，这是千载一时的巨大缝隙。凭借季子的富强，投其缝隙而攫取权力，谁说不成功？然而取得太迫切，那么君主在上面不安，百姓在下面不满，虽然胁迫而保留权力，那权力终究有时而归还。所以借莒仆这件事，借其名目，隐藏其手段，默默将一国的权力收于掌中，而人们不察觉，季文子的谋略真是深啊。莒仆弑君窃邑，宣公不仅接纳他，而且想要封
之，是固羣臣之所当争也。文子托去恶之名，改君命而使司冦斥仆于境外，以尝试宣公意，以谓君苟怒我耶，则吾固可自附于忠愤爱君之徒；君苟听我耶，则鲁之大柄自是归我矣。退不失誉，进不失权，君有从违，我无増损，其自为计，乃如此。自古之盗权者，皆觊成而恶败，葢成则受大福，败则蹈大祸，未有如文子之计，不幸不成，犹不失蹇谔之称者，其为计可谓高出古人之右矣。既而宣公果惑于史克之对，终莫能诘，一时上下皆为所▯，君嘉其直，人诵其忠，而不知国命已移于防防之中，更千百载，观者犹以斥莒仆为文子之美，莫有辨其为窃权之始者。吁！死诸葛可以走生仲达【诸葛亮与司马懿对垒渭南，相守百余日，亮数挑战，懿不出。亮卒于军中，长史杨仪整军而出，百姓奔告司马懿，懿追之。姜维令仪反旗鸣鼓，若将向懿者，懿领军退，不敢逼。于是杨仪结阵而去，入谷然后发丧。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懿闻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死姚崇可以筭生张説【姚元崇将死，戒其子曰：「疾果不救，则以吾平生好玩所寳置于张丞相，彼得之，当为吾作神道碑。」既而张説果受其子献，而为之撰其碑。后既觉，乃曰：「死姚崇尚能以计中生，张説】孰谓既死之文子，余欺遗谲，尚能欺千百岁之后乎？至其后世子孙，取卞城费舞佾设拨之类，狼纵之迹，若泥中之鬬兽，葢得文子之粗者也。吾详考史克之对，歴数莒仆之罪，言虽指仆而意讥宣公。宣公负簒弑之恶，实鲁之仆耳。闻克之言，其颡能无泚乎？克内则阴中宣公之隠以胁，之外则盛称文子之功以诳。之一胁一诳，捭阖箝制，真季氏徒也。然克之辞浮丽夸靡，学者或咀其华而忘其实。吾请摘其妄以示之。克首称先大夫臧文仲敎行父事君之礼，行父奉以周旋，罔敢失坠，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呜呼！行父尚记文仲之教乎？前日襄仲之难，嗣主受弑，无礼于君，孰大于是？行父乃恬若不见者，文仲之敎何在？也不鹰鹯于襄仲，而鹰鹯于莒仆，可怜哉！克之缪妄不情，若此类甚众，姑发其一以告学者，使无惑焉。」宋公杀母弟须及昭公子【文十八年，宋武氏道昭公子将奉司城须以作乱，十二月，宋公杀母弟须及昭公子，使戴庄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马子伯之馆，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孙师为司城，公子朝卒，使乐吕为司冦，以靖国人】武氏之族以曹师伐宋【宣三年，宋文公即位三年，杀母弟须及昭公子，武氏之谋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马子伯之馆，尽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师伐宋，秋，宋师围曹，报武氏之乱也】
译这本来就是群臣应当争辩的。臧文仲借“去恶”的名义，改变君主的命令，让司寇将莒仆驱逐出境，以此来试探宣公的心意。他认为，如果君主因此发怒，那么我本来就可以把自己归附到那些忠诚愤慨、爱护君主的行列中；如果君主听从了我，那么鲁国的大权从此就归我所有了。退一步不失声誉，进一步不失权力，君主无论顺从还是违背，我都无所增减，他为自己谋划，竟然如此。自古以来的窃权者，都希望成功而害怕失败，因为成功就能享受大福，失败就会招致大祸，没有像臧文仲这样的计谋，即使不幸不成功，仍然不失刚直敢谏的美名，他的谋划可以说高过古人了。不久宣公果然被史克的回答所迷惑，最终没能追究，一时上下都被他蒙蔽，君主称赞他的正直，人们传颂他的忠诚，却不知道国家命脉已经转移到了臧文仲的掌控之中，即使过了千百年，观看的人仍然把驱逐莒仆当作臧文仲的美德，没有人能辨别这是窃权的开端。唉！死去的诸葛亮可以吓退活着的司马懿，死去的姚崇可以算计活着的张说，谁说死去的臧文仲，遗留的欺骗和诡诈，还能欺骗千百年之后的人呢？至于他后世的子孙，采取像卞城、费地、舞佾、设拨之类的手段，放纵狼藉的行径，如同泥潭中搏斗的野兽，大概是只学到了臧文仲的皮毛罢了。我详细考察史克的回答，历数莒仆的罪状，言语虽然指向莒仆，但意在讥讽宣公。宣公背负篡位弑君的恶名，实际上是鲁国的莒仆。听到史克的话，他的额头能不冒冷汗吗？史克在内暗中击中宣公的隐痛来胁迫他，在外极力称赞臧文仲的功劳来欺骗他。这一胁迫一欺骗，开合钳制，真是季氏的门徒。然而史克的言辞浮华艳丽、夸饰靡丽，学者或许咀嚼其华美的辞藻而忘记了实质。我请摘取他的荒谬之处来展示给大家。史克首先称先大夫臧文仲教导行父侍奉君主的礼节，行父奉行并周旋其中，不敢有丝毫失坠，见到对君主无礼的人就诛杀他，就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唉！行父还记得臧文仲的教导吗？前几天襄仲的祸难，继位的君主被弑杀，对君主无礼，还有比这更大的吗？行父却安然自若好像没看见一样，臧文仲的教导在哪里呢？不对襄仲像鹰鹯一样，却对莒仆像鹰鹯一样，真是可怜啊！史克的荒谬虚妄不合情理，像这类情况很多，暂且举出一例来告诉学者，使他们不被迷惑。”宋公杀死了同母弟须和昭公子。武氏家族借曹国的军队攻打宋国。
身后之爱憎，可以验身前之臧否。闻其名而共慕之，见其嗣而共恤之，是人也，必有遗爱在民者也。闻其名而共诋之，见其嗣而共疾之，是人也，必有遗衅在人者也。故是非善恶之辨，必至于子孙而后定。以朱之淫而宾于虞【见尚书】以盈之材而亡于晋【见晋语】非尚论其先，果何以致之哉？宋昭公之无道也，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众叛亲离而殒其身者也。人亡而虐不亡，骨朽而恶不朽。其平日之所践歴，犹将削其迹而去之，况所谓子孙者，岂有措足之地乎？然武氏道昭公子而为乱，虽不克成，然余殃流毒，更三四年而后息。使宋人果憾昭公，则眇然弱息焉能摇民心，倾国势，震荡讙动，一至于此？殆未有知其説者也。生而向，死而背者，世固尝有是矣。曷尝闻生则厌之，死则怀之者乎？彼昭公果何以得此于民哉？君天也，民之于君，固有不可解于心者。昭公虽无道，然尝托在君位矣。君民之间，葢自有不胶漆而固者。前日之怨，岂民之本心哉？物有以迫之，鈇焉▯焉则怨，桁焉槢焉则怨，畋焉游焉则怨，台焉囿焉则怨。至于身没之后，鈇▯▯桁槢朽，畋游弛，台囿荒，前日之怨，窅然空然，堕于眇茫，漫不见踪迹。氷泮则水生，尘尽则鉴彻，怨去则思来。斯民始怵恻凄▯，追惟畴昔君臣之义，见其遗嗣，恻怛兴怜。故奸宄乘之，犹足疑误羣听。此真民之本心也。惜乎，怨在身前，思在身后。昭公亲当今日之怨，而不及待他日之思，此其所以履危亡而莫救欤？当昭公将弑之际，徬徨四顾，无非仇敌，涂穷势极，自赴阬阱。抑不知民心本未尝忘昭公，特夺于残虐，不暇思耳。使昭公奋发悔悟，改前之爲，则民将移其身后之思于身前，向之鸱鸮皆鸾鳯也，向之堇▯皆参术也，向之碪质皆几席也，向之仇敌皆姻娅也。迁善之门，飜手可辟，适治之路。举足可登，乃延颈待毙，自谓无防，愚矣哉！
左氏博议卷二十三
<经部,春秋类,左氏博议》>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博议卷二十四
宋 吕祖谦 撰
晋不竞于楚【宣元年，晋荀林父以诸侯之师伐宋，宋及晋平。晋又防诸侯于扈，将为鲁讨齐，皆取赂而还。郑穆公曰：“晋不足与也。”遂受盟于楚。晋侯侈，赵宣子为政，骤谏而不入，故不竞于楚】
下流固恶之所归也。举夏之恶，皆归桀；举商之恶，皆归纣。虽有龙逢、比干之徒，持一篑而障横流，终莫能遏其归也。君子不幸而立暴君之朝，蹙頞疾首，坐视其君为恶之所归而不能遏，则有之矣。怙乱肆行，推恶于君，忍以其君为归恶之地者，是诚何心哉？晋灵公之不君，固众恶之所归也。侈以败国，贪以失隣，皆灵公之实恶，而非所谓归恶也。吾独怪荀林父，当时号贤大夫，伐宋之役，亦取赂而还，浸失郑之助，而成楚之强。意者迫于灵公之暴而不得骋邪？则林父是役，秉▯専征，本非有所牵制也。固宜指弑君之罪，以明大义于天下。顾乃怵于小利，迁延退却。林父非不自爱重者，胡为而甘受贪惏之名也哉？其心必谓灵公之贪侈，闻于天下，吾虽受赂，而罪诸侯必以罪灵公而不罪我。幸有灵公以为归恶之地，固可借灵公自解，以逃巽懦苟得之责。此其所以取赂而无所惮也。不然，则林父前尝事襄公矣，何为而不取赂邪？后尝事成公矣，何为而不取赂邪？不前不后，而独取赂于灵公之朝者，盖襄、成失徳，不闻于诸侯，于是时受赂，则恶名必归于已。至于灵公，则素负贪侈之名，宜林父得以嫁其恶也。左氏载晋失诸侯，不竞于楚之由，亦不过归罪灵公之侈，初无一言罪其臣。果不出林父之所料，则林父之为谋亦宻矣。呜呼！庄蹻为盗于楚，而楚之盗皆托之庄蹻，庄蹻宜得此名者也。已实为盗，而归庄蹻以盗名者，是亦一庄蹻也【庄蹻，楚威王时为将】灵公为恶于晋，而晋之恶皆托之灵公，灵公宜得此名者也。已实为恶，而归灵公以恶名者，是亦一灵公也。况林父被服名教，习知君臣之义，而忍为此，其恶殆甚于灵公矣。鼯鼷
译身后的爱憎，可以用来检验生前的是非。听到他的名字就共同仰慕他，见到他的后代就共同怜悯他，这样的人，必定有遗留的恩德在百姓心中。听到他的名字就共同诋毁他，见到他的后代就共同憎恨他，这样的人，必定有遗留的祸患在别人心中。所以是非善恶的辨别，一定要等到他的子孙那里才能确定。因为朱的淫乱而能在虞国做客（见《尚书》），因为盈的才能而能在晋国灭亡（见《晋语》），如果不推崇评论他们的祖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呢？宋昭公无道，不能驾驭他的大夫，甚至到了侮辱国君祖母的地步，众叛亲离而丧命。人死了但暴虐没有消失，骨头腐烂了但恶行没有朽坏。他平时所经历的事情，尚且要抹去痕迹而抛弃它，何况所谓的子孙，哪里还有立足之地呢？然而武氏作为昭公的儿子作乱，虽然没有成功，但余殃流毒，过了三四年才平息。如果宋国人真的怨恨昭公，那么渺小的孤儿怎么能动摇民心，倾覆国势，震荡喧哗，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大概没有人知道其中的道理吧。活着时向往，死后背离，世上固然有过这种情况。哪里听说过活着时厌恶他，死后怀念他的人呢？那昭公究竟凭什么得到百姓这样的态度呢？君主是天，百姓对于君主，本来就有心中无法割舍的情结。昭公虽然无道，但曾经处在君主的位置上。君民之间，大概自有不靠胶漆却牢固的东西。以前的怨恨，难道是百姓的本心吗？事物有逼迫他们的，用斧钺砍杀就怨恨，用枷锁囚禁就怨恨，打猎游玩就怨恨，建造台囿就怨恨。等到他死后，斧钺枷锁朽坏，打猎游玩停止，台囿荒芜，以前的怨恨，深远空茫，堕入渺茫之中，完全不见踪迹。冰融化了水就生，灰尘尽去镜子就明，怨恨离去思念就来。百姓开始感到悲痛凄切，追想过去君臣的情义，见到他的遗孤，怜悯之心兴起。所以奸邪之人趁机利用，还足以迷惑众人的视听。这才是百姓的本心。可惜怨恨在生前，思念在死后。昭公亲身承受今天的怨恨，却等不到明天的思念，这就是他陷入危亡而无人救援的原因吧？当昭公将要被杀的时候，彷徨四顾，没有不是仇敌的，走投无路，自己跳入陷阱。却不知道民心本来没有忘记昭公，只是被残虐所夺，来不及思考罢了。如果昭公奋发悔悟，改正以前的行为，那么百姓就会把他们死后的思念转移到生前，以前的鸱鸮都变成鸾凤，以前的苦菜都变成人参白术，以前的砧板都变成几案，以前的仇敌都变成姻亲。迁善的门，翻手可开，通往治世的路，举足可登，却伸长脖子等待死亡，自以为没有防备，真是愚蠢啊！
左氏博议卷二十三
<经部,春秋类,左氏博议》>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博议卷二十四
宋 吕祖谦 撰
晋不竞于楚【宣元年，晋荀林父以诸侯之师伐宋，宋及晋平。晋又防诸侯于扈，将为鲁讨齐，皆取赂而还。郑穆公曰：“晋不足与也。”遂受盟于楚。晋侯侈，赵宣子为政，骤谏而不入，故不竞于楚】
下流本来就是恶行汇聚的地方。列举夏朝的恶行，都归咎于桀；列举商朝的恶行，都归咎于纣。虽然有龙逢、比干这样的人，用一筐土来阻挡横流的洪水，最终也不能遏制它的汇聚。君子不幸处在暴君的朝廷，皱眉头痛，坐视君主成为恶行汇聚的地方而不能遏制，是有的。依仗混乱肆意妄为，把恶行推给君主，忍心让君主成为恶行汇聚的地方，这究竟是什么心呢？晋灵公不像君主，本来就是众恶汇聚的地方。奢侈导致国家败坏，贪婪导致失去邻国，都是灵公实际的恶行，而不是所谓汇聚的恶行。我唯独奇怪荀林父，当时号称贤大夫，伐宋的战役，也接受贿赂而返回，逐渐失去郑国的帮助，而成就了楚国的强大。难道是迫于灵公的暴虐而不能施展吗？那么林父这次战役，掌握兵权专征，本来没有什么牵制的。本来应该指出弑君的罪行，向天下阐明大义。却竟然被小利所吓住，拖延退却。林父不是不爱惜自己名声的人，为什么甘愿承受贪婪的名声呢？他的心里一定认为灵公的贪婪奢侈，闻名于天下，我虽然接受贿赂，但诸侯定罪一定会定罪灵公而不定罪我。幸好有灵公作为恶行汇聚的地方，本来可以借灵公为自己解脱，以逃避懦弱苟且的指责。这就是他接受贿赂而无所顾忌的原因。不然的话，林父以前曾经侍奉襄公，为什么不接受贿赂呢？后来曾经侍奉成公，为什么不接受贿赂呢？不前不后，唯独在灵公的朝廷接受贿赂，大概是因为襄公、成公失德，没有闻名于诸侯，在这个时候接受贿赂，那么恶名一定归到自己身上。至于灵公，本来就背负贪婪奢侈的名声，所以林父得以嫁祸他的恶行。《左传》记载晋国失去诸侯，不能与楚国竞争的原因，也不过归罪于灵公的奢侈，没有一句话罪责他的臣子。如果不出林父所料，那么林父的谋划也算周密了。唉！庄蹻在楚国做盗贼，而楚国的盗贼都依托庄蹻，庄蹻应该得到这个名声。自己确实做盗贼，却把盗贼的名声归给庄蹻，这也是一个庄蹻【庄蹻，楚威王时为将】。灵公在晋国做恶，而晋国的恶行都依托灵公，灵公应该得到这个名声。自己确实做恶，却把恶名归给灵公，这也是一个灵公。何况林父穿戴名教，习知君臣之义，却忍心这样做，他的恶行大概比灵公更严重了。鼯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