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博议卷十八

译这是极恶劣的行为。阳处父私下偏袒赵盾，违抗君命，败坏国法，擅自到董地搜求，夺取贾季的职位给予赵盾，他对赵盾的私情极深。假如赵盾果真存有公心，必定会想到任命应当出自君主而不该出自臣下，君主的命令已经确定而臣下擅自更改，这是没有国法了。偷窃财物的人称为盗贼，接受那财物的人也称为盗贼；擅自发号施令的人称为叛逆，接受那命令的人也称为叛逆。难道可以贪图一时的宠幸，而把自己置于叛逆的境地吗？如果赵盾秉持这个道义来坚决拒绝阳处父的命令，我才相信赵盾是真的公正。现在赵盾安然接受阳处父擅自发出的命令，坦然居于正卿的位置，享受他的利益却想逃避他的名声，背弃恩惠、抛弃防备，疏远断绝与阳处父的关系，故意显示自己的公正以避免接受私情的诽谤，赵盾的用心真是可怕啊！怎么知道赵盾疏远断绝阳处父是为了显示公正呢？从贾季杀害阳处父这件事就可以知道。贾季之所以敢杀害阳处父，是因为阳处父在晋国没有援助。晋国的权力专出赵盾，而赵盾的权力专出阳处父，有赵盾作为阳处父的援助，天下的援助，哪有比这更强的呢？而贾季反而说阳处父在晋国没有援助，这一定是赵盾得到职位之后，看待阳处父如同路人，利害不相关，患难不相救，这就是贾季知道他没有援助的原因。赵盾不援助阳处父，难道不知道阳处父的恩情不可辜负吗？他是矫饰情态来显示公正，急于自我辩解而来不及顾及别人罢了。然而在他显示公正之中，未曾不隐藏心机来施行他的私意。贾季既然杀害了阳处父，赵盾把罪责归咎于续简伯，不探查实情就诛杀贾季，大概是因为贾季杀害阳处父的原因，是不平他对我有私情。这样阳处父的死是由于我，阳处父由于我而死，我为阳处父报仇而杀害贾季，那就难免有私情的嫌疑了。所以宽恕贾季让他流放到远方，又送他的家眷以表示勤勉厚道的意思，都是矫饰情态来显示公正。谁想到他显示公正之中，暗中隐藏着极私的意图而自己却不醒悟呢？赵盾所派去送贾季家眷的人，是臾骈。臾骈是贾季的仇人，送家眷却派他的仇人，实际上是想要臾骈杀尽贾氏来发泄我的怨恨。假如赵盾果真出于善意，那么举晋国之人，难道没有可以担任送家眷责任的人吗？现在不托付给他人，而唯独托付给他的仇人，那么赵盾的情意就可以看出来了。如果臾骈听从同党的话，杀尽贾氏，那么保全贾氏的功德归于赵盾，灭掉贾氏的恶名归于臾骈。对外显示公义，对内报复私怨，他的心机可以说是险恶了。臾骈没有醒悟他的心机，反而认为赵盾对贾季施行礼数，抑制愤怒、消除怨恨。臾骈出边境处理这件事，虽然做得好，我恐怕未必投合赵盾的心机。卫瓘将要杀害邓艾，知道田续对邓艾有怨恨，派田续去追赶他，说：“可以报复江由的耻辱了。”田续果然杀了邓艾。卫瓘派仇人去追赶邓艾，赵盾派仇人去送贾氏，他们的心机本来相同。然而卫瓘的心机浅显，所以田续醒悟他的心机而杀了邓艾；赵盾的心机隐藏，所以臾骈没有醒悟他的心机而放生了贾季。保全贾季的，虽然是臾骈的美德，但本来不是赵盾的本意。赵盾显示恶，而臾骈误以为是善；赵盾显示邪，而臾骈误以为是正。人的错误，常常是这样，又何必担心错误呢？恶的心机可以感化善，邪的心机可以感化正。这样善常常存在于恶之中，而正常常存在于邪之中。善在恶之中，这是天下本来没有恶；正在邪之中，这是天下本来没有邪。这话，这理，微妙啊。

译宋昭公打算疏远众位公子【鲁文公七年，宋昭公打算疏远众位公子。乐豫说：“不可以。公族是公室的枝叶，如果疏远他们，那么根本就没有庇护了。葛藟尚且能庇护它的根本，所以君子把它作为比喻，何况国君呢？”这就是谚语所说的‘依靠它庇护却反而挥动长斧砍伐它’，绝对不行，您还是考虑一下吧。用恩德亲近他们，他们都会成为您的得力助手，谁敢有二心？为什么要疏远他们呢？”昭公没有听从。穆公和襄公的后代率领国人攻打昭公。六卿调和了公室的矛盾，乐豫辞去司马的职位让给公子卬】

被人恼怒，为我辩解的人，一定是与我亲近的人；被人怀疑，为我辩白的人，也一定是与我亲近的人。然而不知道，恼怒可以让疏远的人化解，却不能让亲近的人化解；怀疑可以让疏远的人辩白，却不能让亲近的人辩白。人们正在恼怒、正在怀疑的时候，期望亲近厚待的人前来，本来就预先怀着游说的念头等待他们到来。先怀着游说的心思等待他们到来，那么即使有公正的言论，也被视为私心；即使有正确的议论，也被视为偏袒。岂止是堵住耳朵不听呢？化解恼怒反而使恼怒更甚的情况是有的，辩白怀疑反而增加怀疑的情况也是有的。唉！亲近的人都还不能化解，何况自己辩解呢？亲近的人都还不能辩白，何况自己辩白呢？如果不审察形势，不洞察时机，不体察言语，不观察脸色，亲身前往辩白化解，径直触犯对方怀疑恼怒的锋芒，那么看一眼就会产生百般愤恨，问一句就会产生百般猜忌。话说多了被认为是在争辩，话说少了被认为是在阴险；态度庄重被认为是在傲慢，态度和善被认为是在轻侮。进退周旋，没有不是罪过的，束手就擒地奔赴仇敌之家，被杀死的，不是仇敌的过错，是我自己送死给仇敌。赤身裸体地投入虎穴，被咬死的，不是老虎凶暴，是我自己送死给老虎。对方正积蓄恼怒和怀疑，想对我施加毒害而未能得逞，我却委身于他面前去投送，想要保全性命难啊！宋昭公无道，刚继位时，想全部疏远众位公子，他的志向非常坚决。我以为被众位公子亲近的人，都会远远避开嫌疑退缩不前，而不敢参与这场祸乱。只有乐豫恳切不倦，极力进谏以阻止昭公，是因为乐豫看待众位公子，名声踪迹不相闻，祸福不相及，处于没有嫌疑的地位，可以畅所欲言而不忌讳吗？等到详细考证史传，乐豫实际上是戴公的后裔，也就是所谓的众位公子之一。身在众位公子之列，不因为自己而避嫌，唯独敢于在昭公面前辩白。昭公虽然没有听从，也安心于他的言论而不以为憾恨。乐豫不因为嫌疑而自处罢了，至于使无道的国君也安心于他的言论而不憾恨，这难道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吗？我推测乐豫平时闲暇时，处在众位公子中间，身在朝廷而心在山林，身在华贵的车服中而心在粗布衣中，身在钟鼎美食中而心在箪食瓢饮中，和谐而不同流，合群而不结党。乐豫本来不把自己当作公子看待，而别人也未曾敢把乐豫当作公子看待。正因为平素不把自己当作公子看待，所以虽然处在利害之中，实际上超脱于利害之外，从容进谏，忠诚恳切，专门感悟君主，没有什么能离间。在这个时候，乐豫哪里知道自己身为公子呢？为什么只有乐豫不知道自己身为公子？即使昭公又哪里知道乐豫是公子呢？倘若乐豫知道自己身为公子，那么嫌疑之心产生就不敢说话；倘若昭公知道乐豫是公子，那么愤恨之心产生就不能忍耐。将会看到谏言还没说完，就先于众位公子被赐死。正因为双方都出于不知情，这才两相安心而不互相忌讳。昭公虽然能安心于乐豫的言论，却不能听从乐豫的言论，最终导致众位公子的叛乱，刀箭相交，公室如同悬挂的旒旗般危在旦夕。乐豫又与六卿调和公室，辞去司马职位给昭公的弟弟卬，让昭公知道公族之中本来就有视富贵如鸿毛的人，以深深解除昭公的怀疑和恼怒。这是过去用言语进谏，现在用身体进谏。内心没有对富贵的贪恋，怎么能如此决绝地勇退呢？乐豫内心没有对富贵的贪恋，所以起初不因为公子身份而避嫌进言，忘记了触犯龙鳞的危险；最终不因为司马职位而拖累自己而放弃职位，超过脱鞋般的迅速。如果心中有一丝一毫的顾惜，那么口中就会有像山丘般的畏惧胆怯。所以能抛弃别人不能抛弃的，然后能说别人不能说的话。

士防不见先蔑【鲁文公七年，赵宣子违背先蔑而立灵公，己丑日，先蔑逃奔秦国，士防跟随他。士防在秦国三年，不见士伯其人，说：“能在国内使人逃亡，却不能在这里相见，要他有什么用？”士季说：“我与他同罪，并不是认为他义，将见什么呢？”等到回国，于是就不再见】

事物容易结合的，没有比处在患难之时更甚了。同一条河里的鳣鱼，不知道鲔鱼；鲔鱼不知道鳣鱼。游泳时互不相顾。等到失去水，就互相吐沫湿润，欢快地相亲。难道是得水时不仁，失水时仁吗？处在患难之地，不得不结合啊。同船的人，胡人不知道越人；越人不知道胡人。语言不相通。等到遇到风浪，就互相奔赴救助，慷慨地协力。难道是无风时不义，有风时义吗？处在患难之地，不得不结合啊。士防与先蔑，并立于晋朝。他们交往居住周旋之久，难道像胡越那样无情吗？等到因为公子雍的缘故，都获罪而逃奔秦国。这正是干涸之泽的鱼，互相吐沫湿润的时候。士防看待先蔑，却漠然无情。岁序三次更替，而曾不与之一面。处在患难之地，反而落落难合，为什么呢？人们知道患难容易结合，却不知道它所以结合的原因。忧愁相同就容易结合，怨恨相同就容易结合

译意气相投则容易结合。怀着同样的忧患相遇，必定互相亲近以谋划解除忧患；怀着同样的怨恨相遇，必定互相亲近以发泄怨恨；怀着同样的愤怒相遇，必定互相亲近以逞泄愤怒。那些早晚聚集防备，握手交谈，促膝商议的人，哪里还有善意呢？不是指责别人就是诋毁别人，不是私下的计谋就是诡诈的计谋。用忧患去助长忧患，用怨恨去助长怨恨，交往日益加深而恶念日益滋长。他们之所以容易结合，究竟是正当的呢？还是不正当的呢？窦婴和灌夫，在废黜退隐之时父子般欢好【见本传】；淮南王和衡山王，在怨恨不满之日兄弟般交谈【见本传】；他们的结局究竟如何呢？这是随会不忍心做的事。我曾听说君子身处患难，内心反省没有愧疚，反过来从自身寻求原因，安守本分而行事。本来没有忧患，何必与人共同承担忧患？本来没有怨恨，何必与人共同承担怨恨？本来没有愤怒，何必与人共同承担愤怒？如果那人道义令人仰慕，忠信可以交友，和乐平易可以亲近，慈爱仁厚可以依靠，那么在患难开始之前，我本来就会与他结合。哪里一定要等到有患难才与他结合呢？等到有患难才开始结合，那么这种结合就不是我的本心了。被患难驱使，苟且结合以成就事情。这也是随会不忍心做的事。贫穷的人不肯与富人亲近，却与穷人亲近，这是什么原因呢？富人是他们忌讳的，两个穷人之间就没有忌讳了。愚笨的人不肯与贤能的人亲近，却与愚笨的人亲近，这是什么原因呢？贤能的人是他们的忌讳，两个愚笨的人之间就没有忌讳了。人处在患难之时，因为自己在患难中，就嫉妒那些不在患难中的人。他们看待那些优游自在、愉快安逸的人，既憎恶又嫉妒，远远地避开他们。只有那些同在患难中的人，才亲密无间、亲近狎昵而没有隔阂之心，这难道不是浅薄狭隘而可怜吗？这也是随会不忍心做的事。有人说：赵盾实际上掌握晋国大权，背弃先蔑而立灵公，那么赵盾所仇视的只有先蔑罢了。至于随会虽然因为牵连而一同出逃，本来不是赵盾所愤怒的对象。随会明确地在秦国断绝与先蔑的关系，是为了暗中在晋国结交赵盾，侥幸得以回国，不顾出卖朋友以换取恩宠，这不是极其阴险刻薄的人吗？我回答说：这是后世人的心思，而不是随会的心思。用后世人的利欲之心去衡量君子的公心，那么他的一切举动、言语沉默，没有不可以用利欲来解释的，难道只是先蔑这一件事吗？随会如果出于利欲之心，那么他的阴险诡诈仅仅足以欺骗一个人罢了，不动声色而群盗自然投奔，这也可以用利欲之心来感化吗？辅佐五位君主而名声传扬于诸侯，这也可以用利欲之心来图谋吗？本来就不能用后世人的利欲之心去衡量君子的公心。虽然如此，对于随会的公心，我仍然有遗憾。随会不因为共同患难而亲近先蔑是可以的，至于断绝踪迹不见面，那就是矫枉过正了。我不知道随会在晋国的时候，在朝廷，在官府，在街道，果真能避开先蔑而不见面吗？在晋国就见，在秦国就不见，这是不免以罪过来自我嫌恶，而不是公心的极致。以公心自处，那么离开国家就像在国内一样，有患难就像没有患难一样，虽然不更加亲近，也不更加疏远，难道因为晋国和秦国就改变自己的心吗？我本来怀疑随会的公心没有尽善尽美。我本来是用公心来要求他，而不是用利欲之心去衡量他。

译穆伯娶己氏。穆伯以币奔莒。穆伯归鲁复适莒。齐人归公孙敖之防，声己不视。

问修怨于君子，必以为非；问修怨于小人，必以为是。二者皆未为定论也。专于报怨者，商鞅之徒耳，范睢之徒耳，格之以圣人之门，在所摈也。专于忘怨者，老聃之徒耳，庄周之徒耳，格之以圣人之言，亦在所摈也。吾圣人之门，未尝修怨，未尝不修怨，权其小大轻重而中持衡焉。小者忘之，大者报之；轻者忘之，重者报之。未尝一偏而主一说也。穆伯为襄仲聘妇于莒，中道而夺之，夫岂细怨也哉？而惠伯区区其间，委曲调防，始则释其憾，终则全其恩。彼非不知轻重小大之所在也。盖穆伯之于襄仲兄弟也，怨之小大，在他人可言耳，兄弟之间，非较小大之地也。怨之轻重，在他人可言耳，兄弟之间，非较轻重之地也。合以人者，有时而离；合以天者，无时而离。兄弟之属，天也。人怨不足以害之。襄仲之怨，穆伯以人观之，则固大矣，重矣；以天视之，则兄弟之亲与生俱生而不可离，岂以恩而加，岂以怨而损哉？雨雹变于前，太虚之真体未尝动也；恩怨交于前，兄弟之真情未尝动也。曰雨，曰雹，而真体之中本不知有雨雹；自恩自怨，而真情之中本不知有恩怨。襄仲向者之怨，私情之怨耳；今者之解，私情之解耳。乃若胸中之天，则向无怨而今无解也。不然，则岂惠伯立谈之顷所能回耶？焚廪阶之虐治，栖入宫之侮，百世之后，读其书者犹为舜切齿，而舜之恩意源源不绝者，非以德而报怨也，以弟待象而不以象待象也，以天观象而不以人观象也。盖郁陶而思舜者，乃象之天；彼傲而害舜者，特象之人耳。舜之胸中纯乎天，故见象之天而不见象之人也。使惠伯立于舜之朝，将化于舜之天而不自知矣。虽有喙三尺焉，攸用。

酆舒问赵衰、赵盾于贾季。

天下之物，不可以疑心观也。万物错陈于吾前，凫短，鹤长，绳直，钩曲，尧仁，桀暴，夷廉，跖贪，区别汇分，本无可惑。疑心一加，则视凫如鹤，视绳如钩，视尧如桀，视夷如跖，是非物之罪也。以疑先物所见，固非其正也。内疑未解，外观必蔽。不求之于心，而求之于目，难矣哉。此犹非其难也。物未尝欺吾，而吾则疑物也。吾先以疑待物，而物之似复适投吾之所疑。以我之疑观物之似，此天下之至难辨也。贾季之仇，赵盾，古今莫不闻言出于仇雠之口，人固先以疑心听之矣。使季誉盾之清耶？人必曰：阳誉其清，而阴讥其陋也。使季誉盾之刚耶？人必曰：阳誉其刚，而阴讥其狠也。季以公心誉之，人以疑心听之，言在此，而意亦在彼。

译虽然他的言辞坦率明白，正直无疑，可以明确指认，尚且还要揣摩猜度，无所不至。何况那些赞誉的话，难免有可疑之处呢？冬天，是人们所喜爱的；夏天，是人们所畏惧的。贾季说赵衰像冬天，赵盾像夏天。我不知道贾季是认为赵衰胜过赵盾呢，还是认为赵盾胜过赵衰呢？这大概是不能确定的吧。是因为赵盾的威严令人畏惧呢？还是因为赵盾的暴虐令人畏惧呢？这大概也是不能确定的吧。一句话中夹杂着胜负两种意思，一个字里具备威虐两方面的含义。假如贾季向来与赵盾没有隔阂嫌隙，那么人们本来就不敢怀疑他是在诋毁赵盾。现在贾季与赵盾的仇怨如此深重，他的话语又如此暧昧，用以前的仇怨来验证后来的话语，即使是有智慧的人观看，也一定会断然说这是在诋毁赵盾。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贾季的诋毁似乎不是假的，而是真的。人们看待贾季，不是怀疑，而是明白。我怎么知道贾季不是在诋毁赵盾呢？关于幽囚野死的诽谤，不出自康衢之间，而出自秦汉之后【《礼记·檀弓》】，大概是用秦汉的心思去衡量唐虞的心思，确实令人怀疑啊。关于痈疽瘠环的诽谤，不出自洙泗之滨，而出自战国之末【《孟子·万章》】，大概是用战国的心思去衡量孔子的用心，确实令人怀疑啊。拿着后世的心思去观察古人的事迹，大概没有一处不是可疑的，难道只是贾季这件事吗？兄弟在墙内争吵，对外共同抵御侮辱，古人未曾因为私人争斗而忘记家国大义。用后世的心思去衡量，未必不会怀疑他们隐藏怨恨。人的行为，不因厌恶而废弃。古人未曾因为私人厌恶而忘记乡里。用后世的心思去衡量，未必不会怀疑他们矫揉造作。贾季与赵盾更换班次的仇怨，只是私人仇怨罢了。百年父母之邦，难道会因为一个赵盾就大大抛弃它吗？赵盾之所以敢让贾季去责备郤舒，是知道贾季怨恨赵盾而不怨恨晋国。贾季之所以肯面对郤舒而赞誉赵盾，也是以晋国为主而非以赵盾为主。赵盾是奉晋国之命行事，而不是奉赵盾个人之命行事。贾季也是为晋国说话，而不是为赵盾说话。怎么可以用后世浅薄的心思去衡量呢？用冬天比喻赵衰，用夏天比喻赵盾，表面上似乎优待赵衰而贬低赵盾。其内心则是认为戎狄难以用爱心怀柔，容易用威严征服。想让郤舒知道赵盾的威严不可侵犯，不像赵衰那样还可以亲近。张扬赵盾的威严，是为了张扬晋国的威严。这就是所谓实质上是赞同而文辞上不赞同。马援未曾尊崇高帝而轻视光武帝，激切地说话，是为了让隗嚣知道光武帝的谨慎细致不可欺骗【见《后汉书·马援传》】。贾季未曾优待赵衰而贬低赵盾，激切地说话，是为了让郤舒知道赵盾的威灵不可侵犯。马援曾与光武帝有微小的嫌隙，那么世人用怀疑贾季的理由来怀疑马援，也是可能的。心思不够古雅却急于阅读古人的书籍，那些怀疑岂能穷尽呢？晋国郤缺对赵宣子说归还卫国的土地【《左传·文公七年》，晋国郤缺对赵宣子说：“当初卫国不和睦，所以夺取它的土地，现在已经和睦了，可以归还了。叛乱而不讨伐，凭什么显示威严？顺服而不怀柔，凭什么显示恩惠？没有威严没有恩惠，凭什么显示德行？没有德行凭什么主持盟会？您作为正卿，主持诸侯而不致力于德行，将怎么办？《夏书》说：用美善来告诫，用威严来督察，用九歌来劝勉，不要让它败坏。九种功业的德行，都可以歌唱，称为九歌。六府三事，称为九功。水火金木土谷，称为六府。端正德行、利用万物、丰厚民生，称为三事。合乎道义而实行，称为德行。没有礼就不快乐，这是叛乱的原因。像您的德行，没有可以歌唱的，谁会来归附呢？何不让和睦的人歌唱您的德行呢？宣子听从了。】晋国归还卫国田地【《左传·文公八年》春天，晋侯派解𫍯把匡、戚的田地归还给卫国，并且再次给予公婿池的封地，从申地直到虎牢的边境】

译急于让人听从的人，必定把说话迟缓当作大忌。然而他们最终不能让人信服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说话太缓，而是因为太急。提高声音，加快呼喊，但听的人好像还是没听见；言辞危言耸听，议论激烈，但听的人还是认为不切中要害。栏杆可以折断，台阶可以涂红，帽子可以摘下，手板可以归还，但听的人的心意终究不能改变。忠臣义士，感慨愤懑，只怪自己的话还不够急切。互相激励，互相磨砺，话语越紧迫，效果越疏远。后来听说有一句话，醒悟之意难以挽回，听的人以为这话一定切中要害，出于自己平日所虑之外。等到慢慢询问其中的道理，却是我们过去共同讥讽嘲笑，认为迂腐不切实际的。说话的人急切而听的人迟缓，说话的人迟缓而听的人急切，难道听的人喜欢与说话的人相反吗？推翻酒杯，推倒酒坛，不能阻止人喝酒；而谈笑讽咏，可以使人终身视酒如仇敌。关门投下车辖，不能挽留人留下；而偶然相遇契合，可以使人终身跟随我像父子一样。强迫人听从的，本来不如使人自己听从。凭借卫国的弱小而取怒于晋国，土地被侵削，临近危亡，君臣不安，朝不保夕，形势可以说非常紧急了。为卫国谋划的人，必定急切询问、急切祈祷，急于向晋国解释是可以的。现在郤缺为卫国向赵宣子请求侵夺的土地，却取用古人的陈词，所谓六府、三事、九歌等，反复诵读。这是什么时候说这样的话呢？然而话一出土地就归还，转眼之间。拿着残破的书简，熟烂的话语，却比辩士说客游说之功更快。我因此知道世人所谓的急切，未必不是迟缓；世人所谓的迟缓，未必不是急切。唉！用这种利害去解释那种利害，是同在利害之中；用这种是非去攻击那种是非，是同在是非之中。晋国既然以土地为急，为卫国请求的人也以土地为急，说话的人和听的人都陷入是非利害之中，这就像两个人角力争胜负，怎么可以预先确定呢？所以郤缺进言，从容舒缓，不与宣子争于是非利害之中，而把宣子置于是非利害之外。他正琐碎细碎，滞留在土地尺寸的小节上，而我忽然以圣人的法语大训、仁声正乐，投到他的耳边，心融神释，如同朝见舜禹而陪同龙，胸中豁然开朗没有界限，到了这种地步，哪里还会知道有晋国疆界卫国界限的区别呢？这就是他不费力，不费辞而平息两国之憾于片言，归还数年之侵于一日的原因。虽然如此，舜的琴不如舜自己弹奏，禹的音乐不如禹自己歌唱。琴还在但曲调已变，音乐还在但人已不同。郤缺追诵六府三事九歌的话语，在春秋争夺之中，怎么能如此迅速地感动人、使人醒悟呢？大概音乐有兴起和停止，但至音没有存亡；时代有久远和接近，但至理没有古今。九叙之歌，在唐虞时代听来不新，在晚周时代听来不旧。越说越深，越听越感动。一念警醒，固然可以再还唐虞之天地于几席之间，又哪里只是归还戚田呢？

待人要宽厚，论人要详尽。待人而不宽厚，君子不称之为恕；论人而不详尽，君子不称之为明。善于待人的人，不以百个过错掩盖一个优点；善于论人的人，不以百个优点忽略一个过错。善于待人的人，像天地，像江海，像沼泽，宽广得无所不容；善于论人的人，像日月，像权衡，像水镜，明亮得无所不察。这两者决不能错置。待人应当宽厚，世人固然已经知道了；至于论人应当详尽，学者常常怀疑这近乎苛刻，而不敢详尽。却不知道论人的人，是借别人的短处来攻我的短处，借别人的过失来攻我的过失，主要在于自我反省而不是为了别人。品评的高下，用来检验我的见识的高下；取舍的公私，用来检验我的心的公私。如果在言语上粗略而不详尽，那么藏在心里的一定有昏昧而未明的。我们的夫子讥讽子贡的方正，话还没说完就自己拿起春秋之笔，善善恶恶，没有丝毫宽贷，这难道是忘记了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