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博议卷二十二

译这类人也不缺乏。我专门列举那些不灵验的，他们专门列举那些偶尔灵验的。万一他们的事例比我的多，那么我不战自败了。至正的道理，不与具体事例相对照。如今我因为急于求成的缘故，舍弃道理而迁就事例，向下与异端并立在争夺的场合，而侥幸求得一次胜利，危险啊！左氏评论邾文公的话真好啊。邾文公占卜迁都到绎地，盲官和史官认为不利，邾文公不听从他们的话。祝贺迁都的人在门外，哀悼丧事的人在里巷。这本来是盲官史官得以借口的地方，也是驳斥他们学说的人所忌讳回避而不敢提及的。如今左氏不忌讳不回避，明确地记载在书中，又进而用“知命”来赞许他，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左氏所主张的是在道理，不在事例。事例的偶尔灵验，不足以作为我们学说的辅助；其偶尔不灵验，也不足以成为我们言论的瑕疵。有了这个理，然后才有这个验。用算筹来推算星象，有这个道理，所以灵验与不灵验的说法才产生。用圭表来观测日影，有这个道理，所以灵验与不灵验的说法才产生。至于寿命长短、生死存亡的正命，喧嚣淫邪、妖异祥瑞的邪说，判为两条途径，遥远而不相干系。怎么能用那种命运的长寿与否，作为这种学说灵验与否的依据呢？当邾文公死后，指着这作为盲官史官灵验的证据，固然不值得讨论；当邾文公未死时，指着这作为盲官史官不灵验的证据，也不免是舍弃道理而迁就事例。左氏之所以在邾文公死后发出“知命”的言论，实在是因为事情虽然偶然合乎道理，本来却不是这样，违背占卜而最终去世，既然不足以损害邾文公的明智，那么说占卜灵验的，难道足以增加盲官史官的分量吗？唉！盲官史官之所以能煽动迷惑世人，不过是侥幸于他们的事例灵验罢了。自从左氏“知命”的言论确立，那么事情虽然偶尔灵验，人们不再提及，盲官史官的伎俩到此就穷尽了。砍伐其根本，堵塞其源头，确实啊，左氏善于议论。

译齐国的公子商人频繁在国内施恩【鲁文公十四年，子叔姬作为齐昭公的妃子，生下了舍。叔姬不受宠爱，舍也没有威信。公子商人频繁在国内施恩，并且广招门客。他耗尽家财借贷给公家官吏，以维持这种施恩。夏季五月，昭公去世，舍即位。秋季七月乙夘日夜里，齐国的商人杀害了舍，并将君位让给元。元说：“你谋求君位已经很久了，我能够侍奉你，你不可以让怨恨积累太多，难道你想免除我吗？”于是由商人做了国君】

关于“自我治理”的学说，古今谈论治国的人将其视为根本。然而其中确实有名义相似而实质并非如此的情况，不能不深入辨析。“自我治理”的学说认为：树木有了蛀虫，风就会将其吹倒；堤坝有了洞穴，水就会将其冲垮；国家有了缝隙，奸邪之人就会乘虚而入。没有蛀虫的树木，看待风如同微风；没有洞穴的堤坝，看待水如同陆地；没有缝隙的国家，看待奸邪之人如同愚者。我如果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使其浑然完整、坚固严密，没有可以侵入的缝隙，那么即使有老奸巨猾之徒，也将缩手缩颈，退回到平民队伍中，怎敢生出变乱？这确实是世俗所谓的“自我治理”学说。

然而他们不知道，树木与风相互抗拒，所以常常要防备蛀虫；堤坝与水相互抗拒，所以常常要防备洞穴。如果治国的君主战战兢兢地深闭固守，每天与奸邪之人相互抗拒，那么治理国家的人也就太劳累了。况且他们未曾考察奸邪之人产生的原因。只有皇天上帝将本性降赐给下民，难道有生来就邪恶的人吗？是外物触动了他们。一个普通人在路上甩开手臂行走，并没有做盗贼的念头。过了一会儿，看到路旁的一间屋子，珍奇的货物映入眼帘，而篱笆围墙低矮平坦，没有人做主人，然后抢劫的念头才开始兴起。没看到这间屋子就没有这种念头，看到了这间屋子就有这种念头。他做盗贼，不是出于内心，而是出于那间屋子，这是显而易见的。

齐国的公子商人杀害了他的国君舍，并篡夺了国家，议论的人都追溯指责昭公嫡庶不分，使得商人乘隙发动叛乱。我唯独认为商人未曾乘昭公的缝隙，而是昭公实际上开启了商人的缝隙。当初如果昭公在位时，国势尊崇，民心安定，那么即使有比商人更凶悍的人，又怎会有觊觎的念头呢？只是因为昭公轻视正妃，叔姬不受宠爱，轻视嫡嗣，舍没有威信，国家的根本已经动摇，商人才萌生了无君之心，而聚众施恩的计谋得以施行。说施恩是“骤”，是看到过去未曾施恩而现在突然施恩。过去未曾施恩而现在突然施恩，说明过去未曾有这种念头而现在才产生。商人本心没有邪恶，因为昭公向他展示了利益，从而触动了邪恶。那么篡弑的邪恶，究竟是产生于商人呢？还是产生于昭公呢？评论古人的人，应当追溯指责昭公滋生奸邪，不应当追溯指责昭公防备奸邪。外物来攻击我，我则防备它；自己招致混乱，将防备什么呢？因为树木担忧风，是可以的；因为蛀虫担忧风，则不可以；因为堤坝担忧水，是可以的；因为沼泽担忧水，则不可以。没有自己招致灾难却去防备它的道理。不思考自己滋生奸邪，反而责怪奸邪攻击自己，只看到别人，看不到自己，这种用心究竟如何呢？这种“自我治理”的言论，名义相似而实质并非如此，不能不深入考察。

虽然天下确实有元凶巨恶，在没有衅隙的地方挑起争端的人。大概不能专门责怪君主开启缝隙。有人说：君主以天下为一体，万物充满于天地间，开合盈虚，往来起伏，都是君心的体现。后世如果真的有生性邪恶的人，那么君主固然不承担责任。只是邪恶不产生于本性，而产生于外物，所以即使君主未曾亲自引诱，如果被外物引诱，这也是君主引诱的。即使君主未曾亲自陷害，如果被外物陷害，这也是君主陷害的。将到哪里去逃避责任呢？所以说：百姓有过错，责任在于君主一人。

楚国的鬬克、公子爕作乱【鲁文公十四年，楚庄王即位，子孔、潘崇将要袭击群舒，派公子爕和子仪留守，而自己讨伐舒蓼。这两个人作乱，修筑郢城，并派刺客杀害子孔，没有成功而返回。八月，这两个人带着楚王外出，将要去商密，庐戢黎和叔麋引诱他们，于是杀死了鬬克和公子爕。起初，鬬克被囚禁在秦国，秦国在殽地战败，派他回去求和，求和成功但不得志。公子爕请求担任令尹而没有得到，所以这两个人作乱】

道理有恒常不变的，而事情有偶然发生的。因为偶然发生的事情而怀疑恒常不变的道理，智者不会这样做。统计天下的事情，出于恒常的占十分之九，出于偶然的占百分之一。因为一个偶然而废弃一百个恒常，怎么可以呢？父子是天然的血缘，父亲不会因为曾经有过商臣、蔡般这样的儿子而怀疑自己的儿子；兄弟是天然的伦理，兄长不会因为曾经有过蔡叔、霍叔这样的弟弟而怀疑自己的弟弟；宰相虽然有王莽，但古今朝廷未曾没有宰相；将领虽然有董卓，但古今边疆未曾没有将领。如果持着不一定发生的事来剥夺必然的道理，那么万物都可畏，人人都可防，内心焦灼，没有片刻安宁。

君主本来有恒常的体制，秉持至公来对待天下。符合这个原则的晋升，违背这个原则的罢黜；趋向这个原则的提拔，触犯这个原则的刑罚。起初未曾容心于其间，所以有谴责愤怒而没有猜忌嫌恶，有疏远斥退而没有怀疑贰心。早上看到他的恶行，将他流放到岭海；晚上看到他的善行，将他列入朝廷。上面没有永远废弃的人，下面没有自我断绝志向的人。这确实是君主的恒常体制。

险恶浅薄的人，却说已经疏远的人不可再亲近，已经远离的人不可再接近。一经被摈弃侮辱，就结为仇怨。像鬬克、公子爕对于楚国，只是因为与秦国结盟成功但功劳没有得到酬谢，请求担任令尹而没有实现，窥伺间隙，最终酿成大变。何况那些遭受流放、放逐、诛杀刑罚的人呢？所以我不废弃

译如果罢免了他，那就罢了；既然已经废黜，那就让他无法再复兴也可以；我不让他退隐也就罢了，既然已经让他退隐，那就让他无法再进用也可以。这种说法一旦实行，世间君主的心术就开始败坏了。然而不知道这两人的变故，大概超出了常理之外。君主面南而坐治理天下，一天要处理上万件政务。赏赐没有完全匹配功劳、爵位没有完全满足志向的人，肩并肩脚碰脚地挤在一起，即使善于计算的人也难以统计。如果都像这两个人那样做，那么放眼四周，谁不是君主的仇敌呢？如果都推下去罢免，那么曾经鞭打过的仆人就不可再让他背负行囊，曾经呵斥过的狗就不可再让它守卫门庭。世间哪有这样的道理呢？从古至今，从鼎镬中救出、从砧板上起死回生、从牢狱中释放，担任股肱心腹之任，那些宏大广博、震动显耀于宗庙重器的人，每个时代都不缺乏。为什么不逐条陈述、汇总举荐，以开阔君主的胸襟，而不应该只摘取这两人的祸乱来败坏君主恢弘的气度呢？这两人的祸乱，固然不能用常理来衡量。楚庄王命令他们留守，以不怀疑的态度对待他们，对这两个人没有辜负，而这两个人却辜负了他，这难道不是有君主的胸襟吗？不是这样的，守卫国家是重大的事务，不是面临大节不可动摇的人不能胜任。令尹不是可以谋求的官职，而臣子对国家有功劳，难道也应当像市井之人计算货物索取价值那样吗？这两个人如此浮浅急躁外露，即使守卫一个边塞，都难以胜任，何况把空宫托付给他们并交给他们钥匙呢？我只看到楚庄王没有君主的明智，而没有看到他具备君主的胸襟。如果相信这种说法，那么那些号称胸襟有余而明智不足的君主，一定会用明察来补救吗？回答说：这是两回事。道学不讲求，受蒙蔽的人就认为恢弘厚道、纯朴真诚不足以应对末世的变故，于是揣摩以钩取人的隐私，臆测以料想人的情感，天天追求却天天疏远。竟然不知道天理明明朗朗，本来没有不照亮的，而我们却用揣摩来搅乱它，用臆测来扰乱它，使内心混乱，导致错乱。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做法，正是使自己昏聩的原因。揣摩臆测的私心尽除，那么是非美恶的道理就彰明了。最明智的地方，本来就在恢弘厚道、纯朴真诚之中，世俗之人却舍弃它，而在诡诈辩慧之间竞相追求，这和到楚国买剑却在燕国屠宰有什么区别呢？你想要明察，就不要厌恶昏聩；你想要灵巧，就不要厌恶笨拙。

译单伯向齐国请求归还子叔姬【鲁文公十四年，襄仲派人告知周王，请求凭借周王的宠爱向齐国索要昭姬，说：“杀了她的儿子，还要她的母亲做什么？”请求接受她并治她的罪。冬天，单伯出使齐国，请求归还子叔姬，齐国人拘捕了他，又拘捕了子叔姬】季文子出使晋国【鲁文公十五年春季，季文子出使晋国，是为了单伯和子叔姬的缘故。注释说：通过晋国向齐国请求】齐国人赦免了单伯，送回了子叔姬【鲁文公十五年，齐国人送回了子叔姬，是因为周王的缘故。注释说：单伯虽然被拘捕，但能坚守节操不变，最终完成了周王的使命，使得子叔姬得以归来】

前人没有判决的诉讼，是后人的责任。前代儒者没有判明的疑难，是后代儒者的责任。官吏的职责在于官府，儒者的职责在于典籍。官府中有冤屈，典籍中也有冤屈。辨明当世的冤屈，属于官吏；辨明异代的冤屈，属于儒者。人虽然有离去和到来，但官府是同一个；事情虽然有久远和近切，但典籍是同一套。官吏不能因为不是自己任职的时候而推脱诉讼，儒者难道也因为不是自己生活的时代就搁置疑难而不辨明吗？单伯为鲁国向齐国请求子叔姬，左氏没有不同的说法。公羊、谷梁两家认为单伯与子叔姬通奸，因此被拘捕。如果遵从左氏，那么单伯没有丝毫过错；如果遵从公羊、谷梁，那么单伯有如山丘般巨大的罪恶。这是千年未断的案件，等待后代儒者核实真相。我请求以经书为法律，以传注为案卷，以同时代的人为佐证，公正审理并昭雪冤屈。现在控告别人罪行的人，所控告的间谍，其氏族、爵位、乡土尚且不能知晓，那么不用审讯就知道是诬告。单伯实际上是周朝臣子，而公羊、谷梁却认为他是鲁国的大夫。周鲁的辨别，况且又颠倒了，还没有辨明他是哪国人，那么所说的罪行，哪里值得相信呢？我并不是依据左氏而指出单伯是周臣，公羊、谷梁正与左氏争讼，左氏的话虽然正直，怎么能驳倒这两家的口呢？我之所以指出单伯是周臣，大概是从经书中知道的，不是从左氏知道的。王畿内的诸侯在经书中出现的很多：祭伯的到来【隐公元年】凡伯的征伐【隐公七年】毛伯的赐命【文公元年】召伯的会盟【文公五年】考察其书写法则，与单伯没有细微差别。公羊、谷梁依据什么而把那些当作周朝，把这个当作鲁国呢？自周朝之外，经书中没有记载诸侯的臣子称“伯”的，粗略列举内部大夫来阐明：翚挟、柔溺、豹婼、意如之类，不称氏而称名的；叔孙得臣、仲孙何忌之类，兼称氏和名的；公子庆父、公弟叔之类，配合亲属关系称名的；仲遂、叔老、叔弓、叔之类，配合仲叔称名的。二百四十二年之间，不称名的，只有“季子来归”这一句话而已。何曾听说过内部大夫不称名而称“伯”的呢？公羊、谷梁的诬妄，显而易见了。即使按照公羊、谷梁的说法，把单伯当作鲁国大夫，那么经书不称名而称“伯”，也应当像季子那样。季友有平定祸乱的谋略，有托付孤儿的忠诚，以自身承担一国的安危，所以《春秋》不称名以尊贵他。如果单伯果真是鲁国大夫，经书不称名而称“伯”，必定有大功大善，地位在季子之上，怎么能反而背负在齐国通奸的罪行呢？背负极大的罪行，却得到极美的褒扬，那么孔子算什么？《春秋》算什么？孔子是对的，那么公羊、谷梁就是错的；孔子是错的，那么公羊、谷梁就是对的。拿着两种说法去诘问这两家，即使是苏秦、张仪、代厉那样的辩士，也未必能应对。推崇公羊、谷梁的人说：单伯列于经书，自从请求子叔姬以前，如迎接王姬、如征伐宋国、如会盟鄄地，在简册上不绝；到请求子叔姬之后，记载在策简上的，有单子而没有单伯。怎么知道称“伯”的不是鲁国，称“子”的不是周朝呢？回答说：爵位升降，各自随着时代。如滕国先前称侯而后称子，没听说有两个滕国【僖公十一年滕侯去世，桓公二年滕子来朝】杞国先前称伯而后称子，没听说有两个杞国【僖公十七年杞伯来朝，僖公二十三年杞子去世】这怎么能损害我的说法呢？或许有人说：古代冤屈和正直没有辨明的，哪里能数得完？单伯的事情，不过是牛身上的一根毛，仓库里的一粒粟米罢了。浩如烟海的尘世典籍，你能全部发掘并细致辨明吗？回答说：人无故背负罪名，经过百世而不能昭雪；后来的人又认为琐碎而不值得过问，这是直到天地终结都没有伸冤的日子了。推演这种心态来治理官府、临朝执政，那么面对堆积如山的文书，应对接踵而至的百姓，必将厌烦其繁杂琐碎，漫不经心不再在意；却不知道我看得很轻，他们看得很重；我看得很缓，他们看得很急。又何必吝惜片刻的辛劳，而让他们抱憾终身呢？在私塾学习，在官府听政，执笔的时候，都不能不思考。

宋国的华耦推辞宴饮【鲁文公十五年，宋国华耦来结盟，他的官员都跟随他。经书记载说：“宋国司马华孙，尊贵他。”鲁君给他设宴，他推辞说：“您的先臣华督得罪了宋殇公，名字在诸侯的策简上，我继承他的祭祀，怎么敢辱没您？请让副手接受命令。”鲁国人认为他敏捷】

君子立言，对待天下非常尊重，期望天下非常厚重。即使是极深奥极遥远的道理，也不敢轻视天下，逆料他们不能理解。所以见识虽然在一世之前，而心常常处于一世之后。这不是推逊不夸耀，而是自托于谦退。天赋的善性在于天，秉持的常理在于民。凡是具备耳目鼻口，号称人的，无不具备参与赞化育物的能力

译这关系到贯通幽明之用的根本。我怎敢以浅薄的心胸和狭隘的度量，将这样的大任抛弃给那些罢黜冗杂、无能无为之辈呢？至于父母之邦，更是君子所敬畏而不敢忽视的。《诗经》说：“见到桑树和梓树，必定恭敬对待。”对于一草一木，尚且如此严肃恭敬，何况是人呢？左氏世代相传认为这是鲁国的史书，那么鲁国就是他的父母之邦了。他记载华耦来鲁国聘问，毫无缘由地宣扬祖先的丑恶，以此推辞宴请，却评价说“鲁国人认为他敏捷”。左氏的意思，难道不是认为华耦的辞令是鲁国人所夸耀的，而不是君子所珍视的吗？华耦的话，稍有礼义知识的人都知道其卑贱。虽然当时两三个轻浮浅薄之徒妄自夸耀，但曲阜方圆七百里的封地，难道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不对的吗？如今一概称鲁国人认为他敏捷，左氏的论断真是武断啊。一概称鲁国人认为他敏捷，这是说鲁国全境没有君子吗？还是不想想所谓的鲁国人，谁不是你的党羽朋友呢？谁不是你的姻亲亲属呢？谁不是你的师长呢？一句话说出，就把所有的党友、姻戚、师长都置于庸俗鄙陋的境地，倨傲暴慢之气显而易见，归咎于他不谦逊、不悌敬的名声。我认为左氏是推脱不了的。从前我的老师孔子也曾称赞鲁国，说“鲁国如果没有君子，我从哪里学到这些呢？”这是孔子一句话而把鲁国视为君子之邦，左氏一句话而把鲁国视为小人之邦。人心的不同，竟然到了这种地步！鲁国只是一个鲁国罢了，孔子以孔子的心去观察，所以看到可称赞之处；左氏以左氏的心去观察，所以看到可鄙夷之处。内心所持存的观念不同，眼前的观察也就随之变化了。有人说左氏所说的“鲁人”只是那些愚昧无知之流罢了，至于那些宏大通达、博学雅正的君子，怎敢用“鲁人”来称呼他们呢？回答说：宏大通达、博学雅正的君子，他们的才能虽然超出常人千百倍，但既然行走在鲁国的土地上，饮用鲁国的泉水，服用鲁国的药物，食用鲁国的粮食，如果不称他们为鲁人，难道他们是九夷八蛮的人吗？一旦成为君子就背离乡里，蔑视名教，不以鲁人自居，这是疏远父兄而以与同类为耻。这难道是君子所敢心安的吗？我更加看出左氏的错误了。虽然如此，众人不可能全部说尽，根本不能忘记。左氏的过失固然不能再重蹈覆辙了。但是，如果是十人聚集，三家集市，那些凡俗污浊低下的人，确实没有什么可取的。用一句话来断定他们，不也可以吗？回答说：至理公平地赋予每个人，先觉悟的人成为圣贤，未觉悟的人成为庸俗鄙陋。他们虽然未觉悟，但至理洋溢往来于眉眼举止之间，屈伸俯仰，无不是触动人心、启发万物的事物。我正忙于左右应酬都来不及，轻慢之心从何产生呢？别人看见我与庸俗鄙陋之人交往，却不知道我常与天理相接。终日与天理相接，怎敢轻慢呢？

译公孙敖的两个儿子【鲁文公十五年，齐国人送回了公孙敖的尸体，襄仲想要不哭丧，惠伯说：“丧礼是亲人关系的终结，虽然开始时不能做得完美，但结束时是可以的。史佚有话说：‘兄弟间要互相成全美好，救助匮乏，祝贺善行，吊唁灾祸，祭祀恭敬，虽然哀情各不相同，但不要断绝爱亲的道理。’你没有失道，有什么可怨恨别人的呢？”襄仲很高兴，率领兄弟去哭丧。后来，公孙敖的两个儿子来到鲁国，孟献子喜爱他们，这件事在国中都传开了。有人进谗言说：“他们将要杀你。”献子把这话告诉了季文子。两个儿子说：“夫子因为喜爱我们而闻名，我们因为将要杀你而闻名，这不也远离礼义了吗？远离礼义不如去死。”两人都自杀了】

事物改变人的，没有比权位更厉害的。仰视他的帽子，过去是鹖羽，现在是貂皮；俯视他的衣服，过去是粗布，现在是貉皮；饿了看他的食物，过去是竹篮，现在是鼎；渴了看他的饮品，过去是瓢，现在是酒杯。是谁让他这样的呢？是权位改变了他。这种改变还有更大的：卑贱的人可以让他傲视，沉重的人可以让他轻浮，朴实的人可以让他奢华，恭敬的人可以让他傲慢。这种改变还有更大的：尊贵的人把自己放在尊位，不值得惊骇；让尊贵的人反而安于卑位，才值得惊骇。尊贵的人反而安于卑位，不值得惊骇；让尊贵的人连自己的尊贵都忘记了，才值得惊骇。我因此知道权位的改变，不仅改变那个人，而且波及他人；不仅改变当时，而且波及后世。身处权位之中的人，可以轻视吗？起初，公孙敖生了谷，遭遇祸难而出逃，又在莒国生了两个儿子。孟献子实际上是谷的儿子，他看公孙敖就是祖庙；他看在莒国的两个儿子，就是叔父、季父。两个儿子回到鲁国，传文中说孟献子喜爱他们，闻名于国。等到有人要讨伐他们，进谗言说两个儿子时就说：“夫子因为喜爱我们而闻名，我们因为将要杀你而闻名，这不也远离礼义了吗！”于是两人都冒着寇难而死。品味两个儿子的话，反过来看孟献子像祖父辈，把自己放在孩童之列。左丘明记载这件事，也忘记了两个儿子是叔父。献子虽然地位是宗主，位列国卿，但天然的血缘尊卑要有常理。喜爱而不恭敬，本来就不合礼。两个儿子看到人爵的尊贵，而忘记了天然血缘的重要；后来记载的人，也跟着忘记了。权位的改变人，可怕啊！本宗的亲人，长幼高下，即使是牧马养牛的下人，非常愚钝昏暗的人，还能数得清。现在一旦改变于权位，卑贱的人自视如尊贵，尊贵的人自视如卑贱，错乱颠倒，不再能记住，那么其他事情遗漏的，能计算得尽吗？父兄所训诫的，师友所教导的，被废弃遗忘的不知有多少；年幼时所立志的，长大时所习得的，被废弃遗忘的不知有多少；邦国所系累的，朝廷所记载的，被废弃遗忘的不知有多少。凡是我前日所学的、所闻的、所讲的、所谋划的，像棋子一样分布、罗列在胸中，都因为声利而混乱，能不深深恐惧吗！唉！孟献子去世，到现在将近两千年了，他的声华宠利荡然无存，无法把握。有气焰能改变人吗？然而读他书的人，习惯他的章句，安于他的训诂，尚有不醒悟两个儿子是叔父、献子是兄子的人，何况身处那个时代，亲当那个地位，想要卓然自觉于沉酣胶扰之中，难啊！

左氏博议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博议卷二十三

宋 吕祖谦 撰

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鲁文公十五年，齐侯侵犯我国西部边境，说诸侯不能做什么，于是攻打曹国，进入其外城，讨伐它来朝见。季文子说：“齐侯大概不能免于祸难吧？自己无礼，却去讨伐有礼的人，说：‘你为什么行礼？’礼是用来顺从天道的，天道如此。自己反而逆天，却又去讨伐别人，难以免于祸难了。《诗》说：‘为什么不互相畏惧？不畏惧天。’君子不虐待幼贱，是畏惧天。在《周颂》中说：‘畏惧天的威严，因此保全它。’不畏惧天，将能保全什么？以乱取国，奉行礼来守，还担心不能终。多行无礼，不能在了】

话在这里而观察在这里的，是众人的观察；话在这里而观察在彼处的，是君子的观察。两方在庭堂诉讼，甲拿着契约，乙拿着质剂，争论激烈，健吏搁笔不能下判。后来偶然查看旧府的文书，恰好听到道路上的言论，缝隙打开，节解，没有隐藏的情。文书难道是预先为此时设置的？言论难道只是为此事发出的吗？遥远而不相涉，而其证据很确切；寥远而不相及，而其比喻很亲切。我知道它的说法了：无心的话，其话真；无心的见，其见定。因此观察话有方法，略去专一而观察旁侧。坚白论求之于惠施、邓析，清静论求之于老子、庄子，刑名论求之于申不害、韩非，耕稼论求之于陈相、许行。规规然自局于简册之内，而不敢驰骋。君子称之为俗儒，取守之论，儒者所争，而未有知其所由始的。自从叔孙通、陆贾之徒进说于时，而逆取顺守之说【陆贾时时上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他说：“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说：“马上得之，寜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浸淫于天下。后之人虽争之，强辨之，疾终莫能溯其源而拔其根，殆观其专而不观其旁之病也。盗发于秦，盗获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