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博议卷十四

译（那些人的行为），都转移到了他们所仰慕的对象身上。那么，介之推的过失，难道可以不辨明清楚以警示后世吗？介之推指责其他大臣贪图功劳，他的话未必没有道理，但他说话时的出发点却是不对的。假如晋文公赐予他俸禄，介之推以此作为推辞俸禄的话，虽然不完全合乎情理，也还不失为一种耿直孤介的表现。现在既然没有获得俸禄却说出这样的话，那就是借着正义来发泄私怨罢了。先前如果晋文公地位安定之后，首先施行对介之推的奖赏，把他安置在狐偃、赵衰之间，我不知道介之推会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我私下认为这话未必会说出来。介之推的话不是在俸禄刚要赐予的时候说的，而是在俸禄没有轮到他之后说的，我本来就怀疑介之推不是出于公理，而是出于私怨。因为怨恨而愤恨咒骂，还不足以过多责备；只是不明确说出自己的怨恨，却借着道理来发泄怨恨，这是君子所痛恨的。时代不任用我，一定说“这时候不可进取”，从未肯明确说出我怨恨时代遗弃了我。起初如果被任用，就一定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了。别人不推举我，一定说“这个人不值得依附”，从未肯明确说出我怨恨别人抛弃了我。起初如果被推举，就一定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了。同样的时代，任用我就能治理好国家，不任用我就导致混乱；同样的人，推举我就是贤才，不推举我就是愚笨，为什么没有独立的操守呢？这是君子非常痛恨的。我本来就怀疑介之推难免是借着道理来发泄怨恨。介之推是高洁之士，不容易用凡俗之心去揣测他的利欲之心。事情本来就有外表相似而内心实际相差很远的，怎么知道介之推确实是出于怨恨呢？介之推是我所敬重的人，因为他的行为类似就给他定罪，不仅不忍心，也不敢这样做。用怨恨来判定介之推的罪过，不是我的说法，而是介之推自己的说法。也不是介之推的说法，而是介之推母亲的说法。介之推自己说既然发出了怨言，就不吃晋国的粮食。他的母亲也说：“何不也去求取呢？死了又能怨恨谁呢？”母子之间的真实内情，全都暴露无遗。介之推哪里能逃避真情呢？介之推如果确实认为跟随逃亡的大臣不应当受赏，那么狐偃、赵衰是跟随逃亡的大臣，他自己也是跟随逃亡的大臣。他们不应当受赏是一样的。晋文公奖赏狐偃、赵衰，固然过分而可以责备。奖赏的人过分，那么不奖赏的人就是合乎正理。这是晋文公在狐偃、赵衰身上失当，而在介之推身上得当。君主用常规对待我，我自安于常规。怨恨从何而生？身体为何要隐居呢？这是不能同时成立的道理。奖赏的人是对的，那么不奖赏的人就是错的；奖赏的人是错的，那么不奖赏的人就是对的。现在介之推既责备晋文公奖赏过分，又责备晋文公不奖赏自己，这符合人情吗？我因此知道介之推的话，只是借着道理来发泄怨恨罢了。天下本来就有外表高洁而内心卑劣、形式清高而精神浑浊的人，像介之推这类人就是这样。聚集争名的人于朝廷，聚集争利的人于市场。在山巅，在水边，忽然遇到像介之推这样的人，不是不潇洒可喜。怨恨之心在内心积聚，那么山林未必不是幽禁的罗网，涧溪未必不是愤激的声音。我没有见过这种（隐居者）确实胜过那种（争名逐利者）的。

译郑伯派刺客杀害子臧【僖公二十四年，郑国的子臧出逃到宋国，喜好收集鹬鸟羽毛做的帽子。郑伯听说后厌恶他，派刺客诱骗并在陈国、宋国之间杀害了他。君子说：“服饰不符合身份，是自身的灾祸。”《诗经》说：“那个人啊，服饰与身份不相称。”子臧的服饰就是不相称。那《诗经》说：“自找忧愁。”说的就是子臧吧】

事物有了某种根源，遇到相应的事物就一定会发作。一粒谷物投入仓库地窖，经历岁月，混杂在尘土中，干枯颓败，似乎再也没有生机了。偶然得到半犁地的土壤，就会茂盛地覆盖土块，不需要一两天。这是因为根还在。这根源如果存在，仓库地窖不能使其腐烂，岁月不能使其隔绝，尘土不能使其淹没，一旦与土壤相遇，它的生机就蓬勃而不可阻挡。生机藏在一粒谷物之中，无论时间长短，遇到适宜的事物就一定会繁荣。邪恶藏在一念之中，无论时间长短，遇到适宜的事物就一定会发作。郑国世子华因为卖国被杀，他的弟弟子臧出逃到宋国，最终因为收集鹬冠而被郑伯杀害。在被杀的时候，距离子华被杀，将近十年，而宋国和郑国的疆界也不止数百里。风声不相通，利害不相及，郑伯看待子臧就像看待路人一样。鹬冠的奢侈，只是在道路上传闻，对郑伯起初并没有损益。以常情推测，不过付之一笑罢了。听到传闻不是发怒的理由，发怒也不是杀人的理由。现在郑伯一听到鹬冠的奢侈，就阴谋诡计，一定要置他于死地才罢休，为什么喜怒如此不合常理呢？大概郑伯的愤怒本来不在帽子上，只是遇到帽子而发作罢了。郑伯杀子臧的根源，早在子臧依附子华的时候就萌发了。以国君的身份诛杀一个逃亡的公子，像狐狸猪狗腐烂的堤防，有什么不可以？却拖延而不发作，不是有所等待。时间推移，地点改变，郑伯本来已经忘记了愤怒。愤怒虽然忘记，但愤怒的根源没有忘记。在没有遇到事物之前，本来潜伏而不显现。等到鹬冠的传闻传来，忽然触动他的根源，前日的积忿宿憾，一旦像新的一样，不剪灭他的身体不足以逞其毒辣。这就是罪小而怒大的原因。即使郑伯自己也说不出愤怒的原因，何况其他人呢？从其他人看来，鸡冠未必不依附于孔门【见《家语》】，貂蝉未必不尊贵于汉室，步摇的帽子，飞翮的帽缨，未必不被武帝认为奇特【《江充传》】，收集鹬鸟做帽子，哪里有可怒的实质呢？邻人的笛子，怀旧的人感到伤感【《晋书·向秀传》】，斜谷的铃声，爱溺的人感到悲伤【《明皇杂录》】，伤感在于人而不在于笛子，悲伤在于人而不在于铃声，愤怒在于人而不在于帽子。以我不愤怒，嘲笑他愤怒，就错了。唉！郑伯愤怒子臧，本于一念，而子臧依附子华的邪志，也根于一念之间。根于一念，遇到事物而发作，即使事情在十年之前，身在数百里之外，终究不能避免，这多么可怕啊！十年的长久，数百里的遥远，而愤怒的根源终究不去，我因此知道愤怒不可隐藏。十年的长久，数百里的遥远，而邪恶的根源终究不忘，我因此知道邪恶不可萌发。唉！去除邪恶的人，务必去除其根源啊！子臧虽然想要迁善改过，以去除邪恶的根源，然而郑伯的愤怒已经根植于胸中，他能保证遇到事物而不发作吗？说：郑伯为什么愤怒？因为子臧邪恶。过错在子臧，而愤怒在郑伯，我因此知道人心本来相通而没有间隔。子臧的过错既然可以触动郑伯的愤怒，那么子臧的改正难道不可以触动郑伯的喜悦吗？想子臧心意刚在睢阳野外回转，而郑伯脸色已在溱洧水边舒展了。心之相通，胡越之间没有间隔，何况父子之间呢？

卫礼至杀害邢国国子【僖公二十五年春，卫国人攻打邢国，两个礼至跟随国子巡视城墙，挟持他投向外边，杀了他。正月丙午，卫侯燬灭掉邢国，因为是同姓，所以称名。礼至作铭文说：“我挟持杀了国子，没有人敢阻止我”】

事物没有比金石更长寿的，言语在千载之上而流传于千载之下，都寄托于金石以求不朽。然而金属有时熔化，石头有时剥落，所寄托的未必真正可靠。一旦得到寄托，不熔化不剥落，看待古今如同早晚的，究竟是什么？说：是君子的议论。天下没有见到商汤的铜盘，却能诵读“日日新”的铭文，是寄托于《大学》。天下没有见到周朝的度量器，却能诵读“文思”的铭文，是寄托于《周官》。这就是铭寄托于汤盘的，反而不如寄托于《大学》的坚固；铭寄托于周量的，反而不如寄托于《周官》的牢固。君子的议论，其可靠岂是金石能比的？善于寄托于君子的议论，固然不朽；邪恶寄托于君子的议论，也不朽。卫礼至行险侥幸而夺取国家，恬不知耻，反而刻录他的功劳于铭文，以昭示后世。人们都认为礼至的恶行，因为金石而遗臭万世。却不知道礼至的恶行，虽然因为金石而传播，不因金石而久远。从现在寻找礼至所铭刻的东西，是鼎吗？是钟吗？是敦吗？是铏吗？都已经毁灭埋没，化为飞尘，荡为太虚，没有一丝一毫留存了。事物不存在，那么铭文不存在；铭文不存在，那么恶行不存在。然而礼至的恶行，传播在人口中，起初不随事物而腐朽。我因此知道礼至之所以遗臭万世的，不是金石，而是君子的议论。

译假使侥幸不被左丘明记载下来，那么铭文消失，恶名也就随之消失了，哪里会像今天这样仍然被人指责辱骂而不停止呢？被市井小人侮辱，睡一觉就忘记了；被君子侮辱，万世也不会磨灭。君子之所以在贫寒之士中笔伐口诛，使老奸巨猾之人心惊胆战，就是凭借这种权力。遇到伯乐，是劣马的不幸；遇到匠石，是无用之木的不幸；遇到左丘明，是礼至的不幸。当初如果礼至的事情偶然逃过了左丘明的记录，他的耻辱也一定会有停止的时候。这比起卫国人的嘲笑，还不如左丘明一个字带来的侮辱严重。礼至的耻辱，虽然让别人汗流满面、羞愧难当，但礼至本人何尝自以为耻辱呢？想来他在显赫刻石的时候，未必不愿意君子记录下来。以辱为荣，他无愧疚且不知羞耻，大概不值得过多责备。我深切奇怪的是，战国秦汉以来，用兵的人反复无常、狡猾欺诈，大抵都是礼至这一类人。不仅他们自己夸耀功劳，而且写史的人也跟着赞美歌颂，用来向后世夸耀。风俗一天天衰败，真是严重啊！春秋时期，有一个礼至这样的人，就已经被指为怪异，特别记载下来，作为笑料。谁想到后世像礼至这样的人，将成千上万而不停止呢？又谁想到后世执笔记录的人，也是礼至的同伙呢？风俗一天天衰败，真是严重啊！况且我有更深的担忧。读《左氏传》的人，人人都能嘲笑礼至的狂妄。战国、秦、汉以来，做将领的人，他们与礼至相差多少呢？然而史书所记载的，宏大华丽、雄伟壮观，令人惊喜又令人惊恐。读史的人被其辞藻所迷惑，而忽略了事实，未必不会欣然羡慕他们。同样的事情，读《左氏传》，就跟着左丘明轻视它；读后世的史书，就跟着史官重视它。我们心中真正的轻重标准，在哪里呢？今天读书，将来处世，是一样的。在正直的人群中，看到贪婪的人就轻视他而不效仿；在邪恶的人群中，看到贪婪的人就羡慕他而想效仿。人正直自己也正直，人邪恶自己也邪恶。正直的人难见，而邪恶的人易逢，最终必然成为小人的归宿罢了。唉！可怕啊！

译晋文公请求使用天子规格的墓道，周襄王赐予他南阳的土地，包围阳樊，包围原国，询问原国的守臣。【僖公二十五年，晋侯辞谢秦国的军队而撤军。三月甲辰日，驻扎在阳樊，右军包围温地，左军迎接周王。四月丁巳日，周王进入王城，在温地抓获太叔，在隰城将他杀死。戊午日，晋侯朝见周王，周王用甜酒招待他，并命令他接受慰劳。晋侯请求使用天子规格的墓道，周王不答应，说：“这是天子的制度，没有取代周德却有两个天子，这也是叔父您所厌恶的。”于是把阳樊、温、原、櫕茅的土地赐给晋国。晋国从此开始开拓南阳地区。阳樊不服从，晋军包围它。仓葛呼喊说：“用德行来安抚中原，用刑罚来威慑四方蛮夷，我们不敢服从是理所当然的。这些人谁不是周王的亲属姻亲？怎么可以俘虏他们呢？”于是放出了阳樊的百姓。冬天，晋侯包围原国，命令只带三天的粮食。原国没有投降，晋侯命令撤军。间谍出来说：“原国将要投降了。”军吏说：“请等待一下。”晋侯说：“诚信是国家的宝物，是百姓所依赖的。得到原国却失去诚信，凭什么来庇护百姓？所丧失的东西更多。”退兵三十里，原国就投降了。把原伯贯迁到冀地，赵衰担任原国的大夫。晋侯向寺人勃鞮询问原国的守臣，勃鞮回答说：“从前赵衰带着壶中的饭食跟随您，路上饿极了也不吃。所以让他治理原国。”】

谈论周朝和秦国强弱的人，必定归结于地理形势，这种说法大概始于娄敬。娄敬的话说：“周公营建成周，定都洛邑，认为有德行容易兴盛，无德行容易灭亡，不想依靠险要的地势，让后世骄奢淫逸从而虐待百姓。”等到周朝衰微，天下没有人朝见周天子，周天子不能控制他们，这不是因为德行浅薄、形势弱小。秦国土地背靠山岭、环绕黄河，四面险要作为坚固的屏障，这就是所谓的天府【见《高帝纪》】。论述周秦形势的人，都推崇娄敬的观点，我却认为娄敬所见的只是周平王时期的周朝，哪里曾见过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期的周朝呢？娄敬认为周朝的形势弱小，秦国的形势强大，却不知道娄敬所说的秦国，其实就是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期的周朝。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期，岐山和丰邑是周朝的都城，像娄敬所说的“背靠山岭、环绕黄河，四面险要作为坚固的屏障”，大概都是周朝的形势。在那时，哪里有所谓的秦国呢？等到周平王东迁，轻易抛弃岐山丰邑的土地封给秦国，于是成就了秦国的强大。这是秦国不能自己强大，而是得到了周朝的形势才强大。秦国得到周朝的形势却用无道的方式行事，尚且足以雄视诸侯，兼并天下，何况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以盛德为基础，辅以有利的形势，谁能抵挡他们呢？所以天下形势强大的，没有比周朝更厉害的了。娄敬看到了什么就急忙把周朝称为弱小呢？所以我说道：娄敬所见的是平王时期的周朝，而没有见到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期的周朝。娄敬论述周朝的形势既然错误，他论述周朝的德行更加错误。形势与德行，难道是两样东西吗？形势好比身体，德行好比气息。人没有依靠气息充沛而把自己置于容易死亡的地方的，也没有依靠德行盛大而把国家置于容易灭亡的地方的。王者兴起，他的德行必定领先于天下，他的形势也必定领先于天下。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德行，天下没有人比得上；岐山丰邑、伊水洛水的形势，天下也没有人比得上。两者都达到了极致，而没有偏重或偏废。君子没有不尽力做到极致的，如果推崇德行而削弱形势，那就是有时不尽力做到极致了，怎么能称为王者的道理呢？娄敬的论述真是浅陋啊。不只是娄敬这样，即使是周朝的子孙也没有不这样的。晋文公平定了子带的祸乱后，请求使用天子规格的墓道来宠幸自己，周襄王不答应，说：“这是天子的制度，没有取代周德却有两个天子，这也是叔父您所厌恶的。”于是把阳樊、温、原、櫕茅的土地赐给他。周襄王的意思，认为我们周朝之所以为周朝，在于德行而不在于形势，典章文物的制度，子孙应当世代遵守，不能丝毫假手于人，至于区区土地，我何必吝惜而触犯强国的愤怒呢？却不知道墓道固然是天子的制度，千里的京畿之地，也是天子的制度。周襄王吝惜礼仪文饰，不把它给晋国，自认为能遵守天子制度。却不知道割让土地自我削弱，那么京畿之地的天子制度已经不完整了。吝惜一方面而毁弃另一方面，怎么能说他能遵守天子制度呢？形势好比身体，德行好比气息。撕裂肩背，砍断手足，自认为能保持气息的，我不相信。唉！周朝自从平王抛弃岐山丰邑封给秦国，已经失去了一半周朝的土地。以破裂不完整的周朝，小心翼翼地自保，尚且恐怕难以立足，怎么还能再有所侵削呢？奈何子孙还不知道珍惜！今天割让虎牢给郑国，明天割让酒泉给虢国。文王武王的疆土，每月每年都在损耗，到了襄王的时候，濒临灭亡了。又白白赠送几座城邑给晋国，就像在陈蔡之间丢弃粮食，在原曾的屋子里挥霍金钱，结果怎么能承受呢？周朝衰败到这种地步，见到的人都为之怜悯悲伤。晋文公却忍心在这个时候多取土地来壮大自己，就像在陈蔡之间抢夺粮食，在原曾的屋子里攫取金钱，这也太不仁义了。唉！晋文公难道不是周朝的子孙吗？坐视宗国的危难窘迫，不能帮助增益，反而趁机掠夺，这都能忍受，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呢？议论的人反而琐碎地讨论他攻打原国的诚信，询问守臣的不当，怎么舍本逐末呢？晋文公的不仁义到了这种地步，本来就不能用人情事理来责备。假使作为襄王的人知道祖宗的土地尺寸都不能给人，用正义大法明确告知晋国，晋国虽然强暴，未必敢立即对周朝施加无道。虽然如此，仲叔于奚对卫国有功劳，赏赐他繁缨，孔子认为不如多给他城邑。墓道与繁缨，不也是很大的差别吗？襄王看重墓道而轻视城邑，正符合孔子的训诫。孔子是对的，那么襄王也是对的；襄王是错的，那么孔子也是错的，必定居于一方。说不相似？仲叔于奚，是内臣，即使多给他城邑，还是卫国的土地。晋文公，是外臣，早上接受地图而

译傍晚时分，已经设置了版筑的模板，这与之前是不同的。

译展喜犒劳齐国军队【僖公二十六年，齐孝公攻打我国北部边境，鲁僖公派展喜去犒劳军队，让展喜向展禽请教应对的言辞。齐侯还没有进入鲁国国境，展喜就追上去，说：“我们国君听说您亲自举步，将要屈尊来到我国，派下臣来犒劳您的办事人员。”齐侯说：“鲁国人害怕吗？”展喜说：“小人害怕了，君子则不害怕。”齐侯说：“室内像悬挂的磬一样空荡，野外没有青草，凭借什么而不害怕呢？”展喜回答说：“凭借先王的命令。从前周公、太公是周王室的大臣，辅佐成王。成王慰劳他们并赐予盟约，说：‘世世代代子孙不要互相侵害。’这记载在盟府中，由太师掌管。桓公因此纠合诸侯来谋划那些不协调的事，弥补他们的缺失并匡救他们的灾难，这是彰显旧日的职责。等到您即位，诸侯的希望说：‘大概会遵循桓公的功业。’我国因此不敢积聚兵力保卫自己。说：‘难道他继承王位九年就抛弃命令废弃职责吗？那对先君怎么交代呢？’您一定不是这样的人，凭借这个所以不害怕。”齐侯于是撤军】鲁国到楚国请求出兵【僖公二十六年，东门襄仲、臧文仲到楚国请求出兵。臧文仲见到子玉，用讨伐齐宋的理由来引导他，因为齐宋对楚国不臣服】楚国讨伐宋国和齐国【僖公二十六年，宋国因为与晋侯关系好而背叛楚国，归附晋国。冬天，楚国令尹子玉、司马子西率领军队讨伐宋国，包围缗地。鲁僖公借助楚国军队讨伐齐国，夺取谷地。凡是军队能够左右其行动称为“以”】

局势缓和时就讲信用，局势紧急时就耍诈术；处境安定时就讲信用，处境危险时就耍诈术。世俗的人情，都是这样。公卿大夫，平时安逸舒适，侃侃而谈正直的言论，把张仪、苏秦、代厉看作是什么样的人？一旦紧急军情如雷般传遍，边境战事四起，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如果有谁能拾取张仪、苏秦、代厉遗留的权谋手段，来排除危难解决纷争，那么大家都很高兴，只恨听到得太晚。他们并不是突然忘记了以前的言论，只要能够渡过一时的难关，就不顾一时的欺诈了。所以无事时是君子，有事时是小人；在国内是君子，面对敌人时是小人。他们心里认为，诚信这东西，在国家闲暇时，用来淳厚风俗，是可以的。四郊多垒，这是什么时候？两军对阵，这是什么地方？小小的权谋，难道应当用在这里吗？只要对我有利，即使把敌人置于害处，也不顾惜；只要对我有福，即使把敌人置于祸处，也不顾惜。他们哪里知道君子之道在战争之间施行，本来就有两全而不伤害的方法呢？听到这种话，未必相信；有这样的人，听到他的名字，未必相信；有他的实际事迹。我请列举这个人，指出他的实际事迹，来开导他们。齐孝公亲自率领军队讨伐鲁国北部边境，鲁国派展喜去犒劳军队。他出发时，实际上是从栁下惠那里接受言辞的。别人为他拟定的言辞，必定是开合诡辩，期望误齐而保全鲁国。我看栁下惠的言辞，多么温厚诚恳，约束自己而施予广泛啊？首先告诉齐侯先王的命令，以〇其尊崇周室之心；接着告诉齐侯周公太公的和睦，以〇其亲近鲁国之心；最后告诉齐侯桓公的盛况，以〇其图谋霸业之心。既为鲁国考虑，又为齐国考虑。起初没有一句欺骗的话。想展喜传达使命的时候，齐侯一听到王命的重大，必定肃然起敬；再听到齐鲁的旧谊，必定欢然和睦；三听到霸业的盛况，必定慨然振奋。向来愤恨怨毒之气，暗中消解，不知所在。这应该掉转车头返回，不等到他的话说完。栁下惠的辞令，没有张仪、苏秦、代厉的欺诈，却有张仪、苏秦、代厉的功效。那么排除危难解决纷争的人，在变诈之外，难道没有方法吗？我现在才知道，保存鲁国、扰乱吴国、攻破齐国、强大晋国、称霸越国的人，决不出于孔子门徒【子贡见《史记》】虽然，栁下惠的辞令很好，鲁国使用他的辞令却不好。齐孝公整备军队而出，已经临近鲁国边境，按常理来说，哪有听到一句话就立即返回的呢？孝公超越常情，乐于听从善言，不怕三军暴露在外，空手而还，这是对鲁国有大恩啊。鲁国曾经不知道报答齐国的恩惠，反而以德为怨，与楚国联合出兵讨伐齐国。这是栁下惠的辞令，恰好成为鲁国款待敌人的工具罢了。古语说：“栁下惠见到饴糖说：‘可以用来养老’；盗跖见到饴糖说：‘可以用来黏住门闩’。”这话不是为盗跖说的，是为鲁国说的。盗跖得到栁下惠的饴糖而成为盗跖，鲁国得到栁下惠的辞令而成为欺诈。一样东西而有两种用途，一句话而有两种心思，随人的所见，怎么样呢。饴糖和辞令，有什么罪呢？那么鲁国的君臣，就是一个盗跖啊。

楚国灭掉夔国【僖公二十六年，夔子不祭祀祝融与鬻熊，楚国责备他，他回答说：“我先王熊挚有病，鬼神不赦免，自己逃到夔地，我们因此失去楚国，又祭祀什么呢？”秋天，楚国成得臣、鬬宜申率领军队灭掉夔国，把防子带回来】

用君子的话借小人的嘴〇之，那么天下人看到他的邪恶而看不到他的正直；用小人的话借君子的嘴〇之，那么天下人看到他的正直而看不到他的邪恶。所以《大诰》这一篇落入王莽的笔下，就成为奸邪的言论【王莽曾经作《大诰》来告谕群臣】阳虎的话编入孟子的书中，就成为格言【孟子说：“阳虎说：‘追求富贵就不仁了，追求仁义就不富贵了’”】不是言论改变了，而是气变了言论随之改变。在这里有一棵树，枝干本来没有改变。春气到来，那么枯萎的繁荣，衰败的兴盛，陈旧的更新，憔悴的润泽；秋气到来，

译那么荣美的就会枯萎，盛壮的就会衰败，新鲜的就会陈旧，润泽的就会憔悴。所谓“气”，是潜藏在枝干内部而浮现在枝干外部的东西。言语也是如此，如果加上温厚之气，凡是刚劲暴戾粗厉的言辞都会转变为温厚；如果加上愤恨乖戾之气，凡是温和醇厚平和的言辞都会转变为愤恨乖戾。不改动一个词，不移动一个字，而善恶之间的差距却像天渊一样，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气的作用。气可以改变言语，言语却不能改变气。所以君子的学问，在于修养气而不在于修饰言语。防子回答楚王的询问，道理上是正确的，但他激昂愤怒因而导致国家灭亡，是因为愤恨之气夺取了言语的正道。防子不祭祀祝融和鬻熊，是符合礼制的。卫国以康叔为祖，不敢祭祀后稷；鲁国以周公为祖，不敢祭祀公刘。这并不是罪过，这本来就是先前儒者已经论述过的。然而防子言语中所坚持的道理，是对的；但言语中所流露出的气息，却是错的。只修饰言语而不修养气，即使有正确的礼制和大义，反而会被愤恨乖戾之气所败坏，不足以化解纷争反而加速灾祸，难道不是很可惜吗？防子不应当祭祀祝融、鬻熊，楚国本来就知道，知道却还要询问，只是借以此为发动战争的借口罢了。按常理，防子不得不愤怒。愤怒之心既已产生，言语也随之变得严厉。所以他回答楚王的言辞说：“我的先王熊挚有病，鬼神不赦免他，他自己逃窜到防地，我因此失去了楚国，又为什么要祭祀呢？”愤恨乖戾之气，几乎像矛戟一样，伤害人至今，读者尚且为之变色，何况是仇敌呢？假如防子有君子之德，也一定会以不应当祭祀来回答，但他言语所流露出的气息就不同了。正因为防国没有君子，所以被私愤蒙蔽，只能做出不应当祭祀的回答，而没有闲暇思考不应当祭祀的原因，反而追咎失去楚国、怨恨鬼神不保佑，这是多么悖谬啊！唉！祖先可以怨恨，那么天也可以怨恨了。如果真像防子所说，那么石厚的儿子可以废除石碏的祭祀，而说防子的孙子。大概有不进入敬侯宗庙的人了。防子起初之所以不祭祀，哪里曾有过这种意思呢？人情中固然有自我夸耀而以恶为美的，但没有自我诬蔑而以美为恶的。防子的祭祀典章本出于礼制，现在为了发泄愤怒，甘愿自处于悖逆的地位，而忘记了守礼的初心。愤恨乖戾之气对人的改变，真是可怕啊！愤怒楚王而上及到自己的祖先，这愤怒迁移得多么远啊？愤怒只停留在楚王身上，难道可以自附于不迁移愤怒吗？回答说：不可以。所谓迁移愤怒，不是等到愤怒从室内发到市井才叫做迁移，不是等到愤怒从甲发到乙才叫做迁移。愤怒在于对方，而迁移到自己身上，这就叫做迁移愤怒。愤怒在于对方，而迁移到自己身上，这就像夺取别人的毒酒而自己饮用，不裂腹溃肠的，几乎没有。那么颜回不迁移愤怒，究竟与人有什么不同呢？也不过是不夺取毒酒的智慧罢了。

译左氏博议卷十四

<经部,春秋类,左氏博议》>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博议卷十五

宋 吕祖谦 撰

宋叛楚即晋【僖二十六年秋，宋国因为与晋国关系友好，便背叛楚国而依附晋国。楚国令尹子玉、司马子西率领军队讨伐宋国，包围了缗地。】楚子将围宋【止】文之教也【僖二十七年，楚子准备包围宋国，派子文在睽地整顿军队，从早到晚完成，没有杀戮一个人。子玉在蒍地整顿军队，整天完成，鞭打了七个人，割了三个人的耳朵。国内的长老都向子文祝贺，子文请他们喝酒。蒍贾当时还年轻，最后到达，没有祝贺。子文问他，他回答说：“不知道有什么可祝贺的。您把政事传给子玉，说是为了安定国家。在国内安定，在国外却失败，所得到的有什么呢？子玉的失败，是您提拔他造成的。提拔他导致国家败坏，将要祝贺什么呢？子玉刚愎而无礼，不能用来治理百姓。如果超过三百辆战车，他就不能取胜了。如果取胜而祝贺，我为什么最后才到呢？”冬天，楚子与诸侯包围宋国。宋国公孙固到晋国报告危急情况。先轸说：“报答救恩，救助患难，获取威名，确立霸业，就在于此了。”狐偃说：“楚国刚刚得到曹国，又新近与卫国联姻。如果讨伐曹国和卫国，楚国必定去救援，那么齐国和宋国就安全了。”于是晋国在被庐举行大阅兵，建立三军，谋划元帅人选。赵衰说：“郤縠可以。”于是让他统领中军，郤溱辅佐他。让狐偃统领上军，狐偃推让给狐毛，自己辅佐狐毛。任命赵衰为卿，赵衰推让给栾枝。让先轸统领下军，先轸辅佐他。荀林父驾车，魏犨担任车右。晋侯刚回国就教育百姓，两年后想使用他们。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义，没有安定他们的居所。”于是出去安定襄王，回来致力于有利于百姓，百姓怀念生存了。将要使用他们，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信，没有宣扬他们的用途。”于是讨伐原国来展示信用，百姓容易改变志向的，不追求丰厚，明确地征召他们的言辞。公说：“可以了吗？”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礼，没有产生他们的恭敬。”于是大阅兵来展示礼仪，设立执秩官职来端正他们的官位，百姓听从而不迷惑，然后使用他们。撤去谷地的戍守，解除对宋国的包围，一战而称霸，这是文公的教育。】晋侯将伐曹【止】防诸侯于许【僖二十八年，晋侯准备讨伐曹国，向卫国借路，卫人不允许。晋军从南河渡河，侵犯曹国，讨伐卫国，夺取五鹿。晋侯与齐侯在敛孟结盟，卫侯请求结盟，晋人不允许。晋侯包围曹国三个月，丙午日攻入曹国，命令不得进入僖负羁的宫室，并赦免他的族人，这是报答恩惠。逮捕曹伯，分割曹国和卫国的田地赐给宋国人。楚子进入居住在申地，派申叔撤去谷地的戍守，派子玉撤去宋国的包围，说：“不要跟随晋军。晋侯在外流亡十九年了，终于得到晋国，险阻艰难都尝遍了，百姓的真情和虚伪都了解了。上天借给他年寿而除去他的祸害，上天所安置的，难道可以废弃吗？”子玉派伯棼请求作战，说：“不是敢一定立功，希望借此堵住谗言恶人的嘴。”楚王发怒，只给他很少的军队。晋侯于是把宛春拘禁在卫国，并且私下答应恢复曹国和卫国。曹国和卫国向楚国宣告断绝关系。子玉发怒，跟随晋军。晋军撤退，军吏说：“让国君避开臣子，是耻辱。况且楚军已经疲惫了，为什么要撤退？”子犯说：“军队理直气壮，理屈则疲惫，难道在于时间长短吗？如果没有楚国的恩惠，我们达不到这里。退避三舍避开他们，是用来报答的。”退避三舍，楚军想停止，子玉不同意。四月，晋侯驻扎在城濮，楚军背靠高地扎营。子玉派鬬勃请求作战。晋侯登上有莘的废墟来观察军队，说：“老少有礼，可以使用了。”于是砍伐树木来增加兵器。己巳日，晋军在莘北列阵，楚军大败。晋军三天住宿吃饭，到癸酉日才返回。甲午日，到达衡雍，在践土建造王宫。丁未日，向周王进献楚国的俘虏。己酉日，周王用甜酒宴请，命令晋侯宽恕。周王命令尹氏和王子虎、内史叔兴父，任命晋侯为诸侯之长，赐给大路车服、戎路车服、彤弓一把、彤矢一百支、玈弓矢一千支、秬鬯酒一卣、虎贲三百人，说：“王对叔父说，恭敬地服从王命，来安抚四方诸侯，纠正远地的邪恶。”晋侯三次推辞，听从命令，说：“重耳敢再拜稽首，奉行宣扬天子的伟大美好命令。”接受策命出来，出入三次觐见。卫侯听说楚军战败，害怕，出逃到楚国，于是到陈国，派元咺奉叔武接受盟约。癸亥日，王子虎在王庭与诸侯结盟，约定说：“都要奖助王室，不要互相伤害。有违背这个盟约的，神明惩罚他，使他军队溃败，不能继承国家，以及他的子孙，没有老幼之分。”君子认为这个盟约可信，认为晋国在这次战役中能以德攻敌。城濮之战，晋军中军在泽地遭遇大风，丢失大旗的左旃。祁瞒违抗命令，司马杀了他并在诸侯中示众，让茅茷代替他。军队返回，渡过黄河，舟之侨先回去，士会代理车右。七月，整顿军队凯旋进入晋国，进献俘虏割下的耳朵，饮酒至大赏，征讨不服从的，杀舟之侨在国民中示众。于是国民大服。君子认为文公能行刑，三次犯罪而国民信服。冬天，在温地会盟，讨伐不服从的。这次会盟，晋侯召周王以诸侯身份相见，并且让周王狩猎。仲尼说：“以臣子召君主，不可以为训。”所以史书说：“天王在河阳狩猎”，说不是他该去的地方，并且彰显德行。晋侯生病，竖侯獳贿赂筮史，让他说：“以曹国为解，齐桓公为法，而封异姓。现在您为法，而灭同姓。曹叔振铎，是文王的昭辈，先君唐叔是武王的穆辈，并且会合诸侯而灭兄弟，不合礼；与卫国同时受命而不与卫国同时恢复，不合信；同罪异罚，不合刑。礼用来行义，信用来守礼，刑用来正邪。舍弃这三者，您将怎么办？”公高兴，恢复曹伯，于是在许地会合诸侯】

户有枢，言亦有枢；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