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博议卷九

译卖鹤的人每天前来，接受爵位拜受官职，光彩赫然，似乎可以用来润色皇上的谋略。等到黄巾起义爆发，天下震动，却没听说有人献出半条计策，手持一杆长戈，帮助国家度过危急时刻【见《后汉书·灵帝纪》】，这也和懿公的鹤一样。永嘉末年，清谈的人布满朝廷，一边饮酒一边吟诗，傲视万物，胸怀旷达雅量，独立于风尘之外，精神风采俊逸超拔，如珠玉般互相映照，而五胡乱华时，屠杀他们简直像杀案板上的肉一样容易【见《晋书·纪》】，这也和懿公的鹤一样。普通年间，朝廷上白天谈论佛理，晚上谈论老庄，围坐听讲，轮番提问辩难，全国几乎形成风气。一旦侯景逼近台城，士大夫们习惯于骄奢懒惰，以至于不能骑马，束手就擒，没有人敢抵抗【见《南史·梁武帝纪》】，这也和懿公的鹤一样。这几个国家，在平日闲暇时所尊崇任用的人，玩赏他们的辞藻，仰望他们的威仪，接触他们的议论，揖让他们的风度，值得赞美、敬仰、羡慕和亲近。突然面临患难，那么他们与懿公的鹤有什么不同呢？怎么可以单独轻视懿公的鹤呢？任用的不是所培养的，所培养的不是所任用的，让亲近的人处于安乐，却让疏远的人处于危险，让尊贵的人享受利益，却让卑贱的人承受祸害，没有不蹈入懿公祸患的。我又对此深有感慨。鹤这种鸟，记载在《易经》中，传颂在《诗经》里，杂见于诗人墨客的吟咏，它被世人所珍视，不是普通禽鸟能比的。懿公乘坐它乘车，而举国痛恨它，视它如同猫头鹰一样。难道人的憎爱突然改变了吗？罪过在于它处在不该处的位置罢了。凭借鹤一向被世人所珍视，一旦处在不该处的位置，就已经被人如此痛恨厌恶。如果是其他禽鸟处在不该处的位置，那么被人痛恨厌恶的程度又会怎样呢？我因此有所感慨。

译里克劝谏晋侯，让他派太子去讨伐东山臯落氏【闵公二年，注释见第八卷《桓庄之族偪》标题下】

事物之间相互依赖的，不能彼此缺失；事物之间相互侵害的，不能彼此共存。两者不能彼此缺失，就不得不联合；两者不能彼此共存，就不得不争斗。联合它们，是希望两者都能保全；争斗它们，是希望其中一方获胜。想要保全两者，就不要偏袒其中一方；想要让一方获胜，就不要在两者之间犹豫不决。心意不可偏颇，所以在两者之间调和统一的人，称为明智；心意不可分散，所以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的人，称为奸邪。大概只有两者并存，才有所谓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两者既然不能并存，哪里还有所谓的中间地带呢？那里本来没有中间地带，而我却想处于其中，这说明那些摇摆不定的人，不是奸邪，而是愚蠢。父亲不能没有儿子，儿子不能没有父亲，这难道不是所说的相互依赖而不能彼此缺失的情况吗？作为父亲而倾覆儿子，是阴险；作为儿子而倾覆父亲，是悖逆。所以君子处于父子之间，必定以两者都保全为根本。至于邪恶与正直，则是相互侵害而不能彼此共存。有正直就没有邪恶，有邪恶就没有正直，哪里有所谓的邪正之间的中间地带呢？要做君子吗？何不主张正直；要做小人吗？何不主张邪恶。这是君子果断地希望一方获胜。应当保全两者时却想让一方获胜，那么那一方最终也不能独自获胜；应当让一方获胜时却想让两者都保全，那么两者必定不能都保全，只要仔细审察就可以了。医生对待疾病，从未敢偏助某一脏腑之气，让它独自获胜，而是小心翼翼地引导调养，使其均衡协调，彼此不相伤害，然后才停止。至于治疗痈疽，就切开肌肉流出血，毫不爱惜，这难道不是身体与痈疽决不能两者都保全吗？他看待五脏就像娇惯的儿子，只怕有丝毫的违逆；他看待痈疽就像仇敌，只怕有丝毫的残留，这不是前面怯懦后面勇敢，而是病情变化了，医术也随之变化。何况在国家危难疑惑的时候，怎么能固守一种方法而不知道前后的变化呢？由此可知，处于父子之间，调和融洽使他们两者都保全，柔和的人能做到；处于邪正之间，分辨清楚使一方获胜，刚强的人能做到。然而在邪正之间使用柔和，就会懦弱而招致奸邪；在父子之间使用刚强，就会激化而产生祸患。把前面的方法用在后面，把后面的方法用在前面，祸乱很快就会发生，如果不是权变在细微毫厘之间转移，机枢在俯仰笑怒之际转动，谁能不出现毫厘之差而谬误千里呢？里克在前面的事情上工巧而在后面的事情上笨拙，是理所当然的。晋献公将要废黜太子申生，先派他讨伐东山，里克进见献公，就劝谏说国君的嫡嗣不可以率领军队；退出来见太子，就告诫说做儿子的要害怕不孝，不要害怕不能立为太子，告诉父亲要慈爱，告诉儿子要孝顺，他处理父子关系做到极点了。后来骊姬杀害申生的阴谋已经形成，忌惮里克而不敢发动，派优施用言语打动他。里克仍然使用前面的方法而不知道变通，于是说：“我掌握君权而杀害太子，我不忍心。与旧友相通，我不敢。保持中立大概能免祸吧？”骊姬得到了他中立的话，开始无所忌惮，新城之难就发生了。这是里克知道父子之间应当两者都保全，而不知道邪正不应当两者并存。在两把刀刃之下，人不能容足；在两虎争斗之中，兽不能容蹄。骊姬与申生的时候，哪里还有中立的地方呢？形势已经更新却还固守旧的，形势已经改变却还固守初始，用前面的方法应对后面的形势，这就是里克失败的原因。我曾经评论里克的为人，长于柔和而短于刚强，所以能在无事的时候从容弥合缝隙，而不能在有事的时候奋起感慨。前面之所以符合节度，恰好遇到了他的长处；后面之所以失去节度，恰好遇到了他的短处。假如里克侥幸早死，没等到看见骊姬的祸端形成，那么他的短处终究不会暴露。世人又怎敢稍微诋毁他呢？虽然如此，人心不能两用。所以处理献公与申生之间的关系，只怕他们有偏向；至于拒绝骊姬，又只怕偏向不明。所以处理献公与申生之间的关系，只怕他们有厚薄之分；至于拒绝骊姬，又只怕厚薄不分。里克处理这种情况，太难了！有人说：“这并不难。称赞亲人而辱骂仇敌，用的是同一张嘴；向客人作揖而击打盗贼，用的是同一只手臂。难道听说它们互相争夺吗？”《大学》中说：“厌恶在上位的人这样做，就不要这样使唤下位的人；厌恶在下位的人这样做，就不要这样侍奉上位的人；厌恶右边的人这样做，就不要这样与左边的人交往；厌恶左边的人这样做，就不要这样与右边的人交往。”上下左右之间，都想要两者都保全而不伤害，多么宽恕啊！至于他论及小人，则认为“仁人放逐他们，驱逐到四方边远之地，不让他们与中国共处”，又多么愤怒啊？唉！古代的通达之人，大概已经知道了。齐侯戍守曹国，迁徙邢国，封立卫国【闵公二年，齐侯派公子无亏率领战车三百辆，甲士三千人去戍守曹国。僖公元年，齐桓公将邢国迁徙到夷仪。二年，在楚丘封立卫国。邢国迁徙如同回家，卫国忘记了亡国之痛】诸侯救援邢国【僖公元年，诸侯救援邢国。邢国人溃散出来投奔军队，军队于是驱逐狄人，准备好邢国的器物而迁徙他们，军队没有私心】修筑楚丘城墙【僖公二年春天，诸侯修筑楚丘城墙而封立卫国，不记载所防备的后患】

君王所担忧的，是霸主所喜欢的；霸主所喜欢的，是君王所担忧的。君王担忧名声，霸主喜欢名声，名声为什么可以担忧呢？不经历夏桀的暴虐，百姓不知道有商汤；不经历商纣的恶行，百姓不知道有周武王【齐国人讨伐燕国，宣王问说：“有人说不要夺取，有人说夺取它】

译用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去攻打另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五十天就把它攻下了，人力是达不到这种程度的。不夺取它，必定会有上天的灾祸；夺取它，怎么样？”孟子回答说：“夺取它如果燕国百姓高兴，那就夺取它。古代有人这样做过，周武王就是这样。夺取它如果燕国百姓不高兴，那就不要夺取。古代有人这样做过，周文王就是这样。用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去攻打另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百姓用箪盛着饭、用壶装着酒来欢迎王师，难道有别的原因吗？是为了躲避水深火热的苦难。如果水深更加深，火更加热，百姓也就只是转个圈子罢了。”齐国攻打燕国，夺取了燕国。诸侯们正谋划去救援燕国。齐宣王说：“很多诸侯谋划攻打我，怎么对待他们呢？”孟子回答说：“我听说凭着七十里土地就能治理天下的，商汤就是这样。没听说过拥有千里土地却害怕别人的。《尚书》说：‘商汤第一次征伐，从葛国开始，天下人都信任他。’向东征伐，西方的夷人就抱怨；向南征伐，北方的狄人就抱怨。说：‘为什么后轮到我们呢？’百姓盼望他就像大旱时盼望云霓一样。做买卖的人不离开市场，耕种的人不改变劳作。诛杀他们的国君而慰问他们的百姓，就像及时雨降临，百姓非常高兴。《尚书》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了我们就得救了。’假如商汤、周武王有幸生活在唐尧虞舜的时代，没有祸害可以消除，没有功业可以显现。商汤就是商汤，周武王就是周武王，百姓就是百姓，在太平无事的环境中彼此相忘，那么圣人的志愿就实现了。功业是因为乱世才建立的，名声是因为功业才产生的，这难道是他们的本心吗？所以百姓像盼望云霓一样盼望商汤，不是商汤的昌盛，而是商汤的不幸；百姓用箪食壶浆欢迎周武王，不是周武王的昌盛，而是周武王的不幸。霸者的心思与此不同。凡是王者所说的不幸，正是霸者所说的大幸。王者担心天下有动乱，霸者担心天下没有动乱。动乱不极端，功业就不大；功业不大，名声就不高。想要抬高自己的名声，就必须夸大自己的功业；想要夸大自己的功业，就必须助长动乱。狄人在齐闵公元年攻打邢国，两年后齐国才开始把邢国迁到夷仪。狄人在齐闵公二年灭掉卫国，两年后齐国才开始在楚丘封立卫国。齐桓公体恤这两个国家，一定是在两年之后，为什么呢？这是为了助长动乱。齐桓公的心意是，认为当这两个国家刚开始遭受兵祸时，如果我急忙驱赶夷狄击退他们，那也不过是诸侯救灾恤邻的常规罢了。其事迹必定不会很奇特，其事必定不会很传扬，其恩德必定不会很深。这怎么足以取得威信、确立霸业呢？先让人饥饿然后给他食物，那食物就美味；先让人口渴然后给他饮水，那饮水就甘甜。现在我坐着助长动乱，等待他们的国家已经倾颓，城邑已经倒塌，屠杀已经残酷，流亡已经众多，然后慢慢起身去收拾残局，把他们从危急困顿之中拔出来，安置在丰乐平安的地方。这是邢卫的国君没有国家而有了国家，邢卫的百姓没有性命而有了性命。这样的深仁重施，几乎像浅视九渊、轻视九鼎一样容易。所以他的功名震动超越，光耀赫然，成为五霸之首。假如在萌芽状态就断绝了动乱，名声怎么能像这样显著呢？唉！邢卫的灾难，无论是国君、卿大夫、士人还是百姓，肝脑涂在中原，膏血滋润野草。如果仁人看到这种情况，奔走拯救，一刻也不能安居。现在齐桓公只想成就小小的名声，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去长达两年之久？多么残忍啊！助长别人的动乱而想要张扬自己的恩惠，增加寇贼的暴虐而想要彰显自己的功勋，这是用万人的性命来交换一人的名声。这究竟是什么心肠呢！现在的人乍见小孩将要掉进井里，惊惧同情的心意不期而至，这是人的真心。真心一发，森然不可阻挡，哪里有空闲去计较其他呢！如果有个人，说那小孩还没掉进井里就救了他，功绩浅；已经掉进井里才救了他，功绩深。缩手旁观，等到小孩已经坠落，才开始提起衣裳弄湿双脚去救他，那么他的父母一定会认为是再生之恩，乡邻一定会认为是过人的义举，大概凛凛然震动乡里。回头看前几天小孩还没掉进井里就救他的人，父母不感谢，乡邻不称赞，差别非常大。那么为小孩着想，宁愿遇到前面那个人呢？还是宁愿遇到后面那个人呢？唉！这就是王与霸的区别。

译卫文公穿着粗布衣服（鲁闵公二年，卫文公穿粗布衣，戴大帛冠，致力于物产，训练农业，疏通商业，惠及工匠，尊敬教化，劝勉学习，传授方术，任用贤能。元年时有革车三十乘，季年时达到三百乘）。赵宣子执掌国政（鲁文公六年，赵宣子执掌国政，制定事典，端正法度，明确刑罚，督察逃亡，依据契约，治理旧弊，整顿职事，延续常职，提拔被压抑的人才。既定之后，交给太傅阳子与太师贾佗，让他们在晋国推行，作为常法）。晋悼公即位（鲁成公十八年，晋悼公在朝廷即位，开始任命百官，施行恩惠，免除债务，救济鳏寡，振作废弛，匡正匮乏，救灾患，禁止淫邪，减轻赋税，宽恕罪过，节制器物，按时役使百姓。任命魏相、士鲂、魏颉、赵武为卿，荀家、荀偃、栾黡、韩无忌为公族大夫，让他们教导卿大夫子弟，崇尚节俭、孝顺、友爱；任命士渥浊为太傅，让他修明范武子的法度；右行辛为司空，让他修明士蒍的法度；弁纠为御戎，校正隶属于他，让他教导众御者懂得道义；荀宾为右司士，隶属于他，让他教导勇力之士；当时卿大夫没有固定的御者，设立军尉来统摄他们；祁奚为中军尉，羊舌职辅佐他；魏绛为司马，张老为候奄；铎遏寇为上军尉，借偃辅佐他，让他教导士卒，亲近他们以听从命令；程郑为乘马御，六驺隶属于他，让他教导众驺懂得礼仪。这六官之长，都是百姓称誉的人。举荐不遗漏职守，官职不改变方向，爵位不超越德行，师不凌驾于正，旅不逼迫师，百姓没有怨言，这就是晋国恢复霸业的原因）。晋侯谋划休养生息的办法（鲁襄公九年，晋侯回国后，谋划休养生息的办法，魏绛请求施行恩惠，拿出积蓄借贷给百姓，从公室以下，只要有积蓄的都全部拿出，国家没有滞留的积蓄，也没有困苦的百姓，公室没有禁止的利益，也没有贪婪的百姓，用币帛更替宾客，用特牲接待宾客，器物不制作，车服只供给使用，实行了一年，国家才有了节制，三次出兵，楚国也不能与之争锋）。楚国的蒍掩担任司马（鲁襄公二十五年，楚国的蒍掩担任司马，子木让他统计赋税，清点甲兵。甲午日，蒍掩登记土地，测量山林，聚集沼泽，辨别高地，标记盐碱地，统计水涝地，规划池塘，区分原野、牧场、低湿之地、高燥之地、井田、平坦肥沃之地，根据收入修定赋税，统计车兵、马匹、步兵、甲盾的数量。既定之后，交给子木，这是合乎礼制的）。平王封赐陈、蔡，恢复迁徙的城邑（鲁昭公十三年，平王封赐陈、蔡，恢复迁徙的城邑，招致群臣的贿赂，施行恩惠，宽待百姓，宽恕罪过，举荐职事，召见观从，王说：“只要是你想要的。”）。子旗请求讨伐吴国（鲁昭公十三年，吴国灭掉州来，令尹子旗请求讨伐吴国，王不允许，说：“我还没有安抚人民，没有侍奉鬼神，没有修好守备，没有安定国家，却役使民力，失败后不可后悔。州来在吴国，就像在楚国一样，你暂且等待。”）。楚王派然丹、屈罢检阅军队（鲁昭公十四年夏，楚王派然丹在宗丘检阅上国的军队，并且安抚那里的百姓，分配贫困，救济穷苦，抚养孤儿幼童，养老病之人，收容鳏夫寡妇，救灾患，宽恕罪过，惩治奸邪，举用被压抑的人才，礼待新人，叙旧故人，奖赏功臣，和睦亲族，任用贤良，物色官员；派屈罢在召陵检阅东国的军队，也像这样做一样，与边疆和好，休养生息五年后才用兵，这是合乎礼制的）。楚国在州来筑城（鲁昭公十九年，楚国人在州来筑城，沈尹戌说：“楚国人一定会失败。从前吴国灭掉州来，子旗请求讨伐它，王说：‘我还没有安抚我的百姓。’现在也像从前一样，却在州来筑城来挑衅吴国，能不失败吗？”侍者说：“王施行恩惠不懈怠，休养生息五年，可以说已经安抚他们了。”戌说：“我听说安抚百姓的人，在国内节制用度，在国外树立德行，百姓安乐本性而没有仇敌。现在宫室没有限度，百姓每天惊恐，劳苦疲惫，死亡转徙，连睡觉和吃饭都顾不上，这不是安抚他们。”）

要把天下的事情，都责成一个人来做，根本与末节，松弛与紧张，废除与设立，品类繁多，目次杂乱，交错堆叠，充满溢出，这不是在片刻交谈之间所能决定的。必须精心思考，反复考虑，用心不知到了什么程度，然后才能大致通晓其根本原理；广泛询问，多方咨询，阅人不知到了什么程度，然后才能大致熟悉其利害关系；经历岁月，超过时节，耗费时日不知到了什么程度，然后才能大致形成其纲纪。法度虽然完备了，未曾尝试就突然想要颁布于天下，是顺从呢？还是违背呢？是欣喜呢？还是忧愁呢？是有效呢？还是无效呢？这些都是事先无法确定的。使用法度的人，正且惊惧怀疑，战栗恐惧，一定要等到事情果然成功，国家果然治理好，然后才敢坚持自己的主张。法度未出台之前，谋划布置像那样辛劳；法度出台之后，忧虑疑惑像这样危险。唉！难啊！我读《左传》，读到卫文公、赵宣子、晋悼公、魏绛、蒍掩治理国家，规划条陈，巨细具备，确实切近，可以举而行之。就像进入陶朱公的家，每件东西都可以救济贫困；就像打开仓公的药箱，每件东西都可以治疗疾病。不是空话啊。世上治理国家的人，与其凭空创造，像这样困难，何如取用几位公卿已经成功的法度，按照它来实行呢？所以不加省察的原因，只是轻易地把它当作纸上的空话罢了。唉！从卫文公到蒍掩，他们的治理方法记载在简册上的，虽然只有几简，却不知他们在筹划之初，耗费精神，竭尽平生之力，然后才能仅仅达到这个地步。这几位公卿平生的精力，聚集在几简之间，怎么可以把它当作纸上的空话轻易对待呢？他们苦身而立其法于数千百载之前，我安坐而得其法于数千百载之后，他们承担辛劳而留给我安逸，可以说是特别幸运的了。工匠中精巧的人，不肯传授给别人他的方法；弹琴中美妙的人，不肯传授给别人他的曲调。固然有服役终身而得不到他的人。假如幸运地得到了，他的喜悦会怎样？他的感激会怎样？治理国家的方法，不是比一个工匠、一把琴更简单啊。现在几位公卿治理国家的良法，表里

译细枝末节，左丘明在《左传》中将其秘密全部揭示，学者一打开书卷就能完全得知，反而不知道它的珍贵，这难道不奇怪吗？一定要曾经练习过绘画，然后才知道顾恺之、陆探微画作的珍贵；一定要曾经练习过书法，然后才知道钟繇、王羲之字帖的宝贵。如果拿这些给乡下老农看，他们就会诋毁为破旧的绢帛和腐烂的纸张。如果未曾留意国家治理的大体，又怎么知道这几位先贤遗留的治国方法可贵呢？有人问：楚平王刚取得国家时，宽恕罪过、举荐贤职，整顿军队、安抚百姓，他的方法与这几位先贤没有不同，然而楚国最终没有振兴，这说明法律不足以用来治理国家吗？回答说：如果平王一直坚守这些方法，而楚国最终没有振兴，那么说法律不足以治理国家，是可以的。但他后来宫室建造没有节制，百姓日益惊恐，这就已经不能坚守这些方法了。那么楚国没有振兴，不是法律的罪过，而是废弃法律的罪过。今天服用人参、白术，明天服用乌头，却指责人参、白术是杀人的东西，这可以吗？

译晋国荀息向虞国借路去讨伐虢国【僖公二年，晋国荀息请求用屈地产的马和垂棘产的玉璧向虞国借路去讨伐虢国，晋献公说：“这是我的宝物。”荀息回答说：“如果能从虞国借到路，这些宝物就像放在外面的府库一样。”晋献公说：“宫之奇还在那里。”荀息回答说：“宫之奇为人懦弱而不能强行劝谏，况且他从小在君主体下长大，君主宠信他，即使他劝谏，君主也不会听从。”于是派荀息向虞国借路说：“冀国行为不道，从颠軨入侵，攻打鄍的三门，冀国既已困顿，也是因为您的缘故。现在虢国行为不道，依托逆旅来侵犯我国南部边境，冒昧请求借路去讨伐虢国的罪过。”虞公答应了，并且请求先讨伐虢国。宫之奇劝谏，虞公不听，于是发兵。夏天，晋国里克、荀息率领军队会同虞国军队讨伐虢国，灭了下阳。先记载虞国受贿赂，这是原因】虢公在桑田打败戎人【僖公二年秋天，虢公在桑田打败戎人，晋国卜偃说：“虢国必定灭亡了。失去下阳而不恐惧，反而又有战功，这是上天夺去了他的明鉴而加重他的疾病，必定轻视晋国而不安抚他的百姓了，活不过五年】晋国再次向虞国借路去讨伐虢国，灭了虢国又灭了虞国【僖公五年，晋侯再次向虞国借路去讨伐虢国，宫之奇劝谏说：“虢国是虞国的屏障。虢国灭亡，虞国必定跟随它灭亡。晋国不可开启寇仇，不可玩忽，一次已经过分，难道可以再来一次吗？谚语所说的‘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说的就是虞国和虢国啊。”虞公说：“晋国，是我的同宗，难道会害我吗？”宫之奇回答说：“太伯、虞仲，是太王的昭辈，太伯没有顺从，所以没有继承王位。虢仲、虢叔，是王季的穆辈，担任文王的卿士，功勋在王室，记载在盟府。将要灭掉虢国，对虞国有什么爱惜的呢？况且虞国能比桓叔、庄伯更亲近吗？晋君还爱惜他们。桓叔、庄伯的族人有什么罪而被杀戮？不就是因为逼得太近吗？亲人因为逼得太近尚且害他们，何况是国家呢？”虞公说：“我的祭祀丰盛洁净，神明必定保佑我。”冬天，晋国灭了虢国，虢公丑逃往京师，晋军返回，驻扎在虞国，于是袭击虞国灭了它】

劝谏的作用，在于君主尚未明白之前，而不在于君主已经明白之后，这是臣子侍奉君主的常规法则。然而君主已经明白却不劝谏，名义上一样，实际上有两种情况：已经明白却不行动吗？这是不需要劝谏；已经明白却不改正吗？这是不应当劝谏。既然说已经明白了，却仍然不改正，为什么呢？是被利益所诱惑而冒犯祸害。臣子极力劝谏的，我听说过这样的话：说“这必定是奸邪，这必定是欺诈，这必定是危险，这必定是灭亡”，深切明显，希望君主能够醒悟一次。现在君主已经知道它是奸诈，已经知道它是危亡，却抑制不住欲望而直接触犯，反而用花言巧语拒绝我，又何必劝谏呢？虞国因为贪恋虢国的宝物，因为骄傲自取灭亡，都不值得深入讨论。我只奇怪虞国拒绝宫之奇的劝谏，他的话太不符合实际情况，很久之后才醒悟，虞公只是用花言巧语来应对宫之奇罢了。晋献公残害同宗，灭了霍国，灭了魏国，数不胜数，都暂且不论，请专门就借路这件事来讨论。晋国，是姬姓；虞国，是姬姓；虢国，也是姬姓。晋国对虢国用兵，而虞公却对宫之奇说：“晋国，是我的同宗，难道会害我吗？”虞公虽然昏庸，不至于立刻忘记虢公也是姬姓，他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大概是虞公心里知道晋国没有善意，只是被玉璧和马匹的利益所诱惑，不能自制，冒犯祸害而去做。如果正直地告诉别人真情说：“我非常喜爱玉璧和马匹，顾不上晋国的欺诈”，必定被人嘲笑，所以支吾其词，泛泛而言，姑且用来堵住宫之奇的嘴罢了。他的心里难道认为晋国真的不害同宗吗？宫之奇于是认为虞公真的不知道晋国和虢国是同宗，就像教导婴儿孩童一样，提着耳朵教诲他，多么不了解实际情况啊？虞公急切想要断绝宫之奇的话，认为如果和宫之奇讨论人事，那么我的说法有时会用尽，不如托之于神怪，推堕于恍惚迷茫之中，使没有依据可考。于是又说：“我的祭祀丰盛洁净，神明必定保佑我。”也只是借神怪来拒绝宫之奇，起初并不是真的认为神明可以依赖。宫之奇又琐碎地进言，多余了。大体上君主不知道它不对，所以应当告诉他不对；君主已经知道它不对，再反复告诉他不对，没有益处。宫之奇虽然忠诚，但对成败的命运有什么补益呢？至于荀息用微小的玉璧和马匹颠覆虞国和虢国如同翻手掌，世人都认为他聪明，以我看来，荀息也不能算是聪明。荀息为晋国谋划，一工一拙；荀息预料宫之奇，一中一失。玉璧和马匹回归而白白得到两国，是工巧。骊姬和申生的祸患，近在肘腋，竟然不能谋划，拙劣还有比这更大的吗？预料宫之奇虽然劝谏，将不会听从，确实猜中了。如果宫之奇前后的劝谏，正直不屈，反而认为他懦弱不能强行劝谏，不是失误吗？他预料宫之奇有时猜中有时失误，不足以决定晋国的存亡。至于在内难中拙劣而不能谋划，这是晋国国统屡次断绝而几乎断绝祭祀的原因。怎么能说是聪明呢？

齐国寺人貂泄露军情【僖公二年秋天，齐国寺人貂开始在多鱼泄露军情】寺人貂立无亏【僖公十七年，齐侯的夫人有三个：王姬、徐嬴、蔡姬，都没有儿子。齐侯喜好女色，多内宠，像夫人一样的有六人：长卫姬生了武孟，少卫姬生了惠公，郑姬生了孝公，莒嬴生了昭公，密姬生了懿公，宋华子生了公子雍。齐侯和管仲嘱托孝公给宋国

译襄公，被立为太子。雍巫与卫共姬私通，通过宦官貂向齐桓公进献美味，雍巫也私通了齐桓公，齐桓公答应了他，要立武孟为太子。管仲去世后，五位公子都争着要继位。冬季十月乙亥日，齐桓公去世。易牙进入宫中，与宦官貂勾结内宫之人杀害众位大臣，立公子无亏为国君。孝公逃奔到宋国。宋襄公攻打齐国，立孝公为国君。僖公十八年春天，宋襄公率领诸侯攻打齐国。三月，齐国人杀死了无亏。齐国人将要立孝公，但抵挡不住四位公子的党徒，于是与宋国人交战。夏季五月，宋军在甗地击败齐军，立孝公为国君后回国。

译管仲最初向齐桓公进献治国方略时，对于盘游纵佚之类的事都说无害，而霸业却深深戒惧并痛绝这些行为，认为它们是祸害，霸主只是偶尔参用小人罢了。管仲的意思是，认为有抑制就必有张扬，有约束就必有放纵，所以他执政之初，首先与齐桓公约定，将齐国一分为二，把全国的快乐都归于君主，把全国的权力都归于我。我给予君主快乐，君主给予我权力，用这种快乐来交换，权力和快乐两者互相贸易。约定既定，各自坚守界限，截然像胡地和越国一样不可互相侵犯。从今以后，管仲如果进献苦言来阻碍桓公的快乐，那么管仲就违背了桓公；桓公如果使用小人来侵犯管仲的权力，那么桓公就违背了管仲。他之所以能够长久地专权并成就伟大的功业，依靠的就是这个约定。那所谓的寺人貂，如果修筑高台楼阁，蓄养大量的狗马，奢侈地追求声色，来侍奉桓公游宴的快乐，这本来就是管仲所允许的。现在他却恃宠干政，泄露军事机密，这就正触犯了管仲的约定。军事崇尚神密，泄露他人的军事机密，尚且不免被诛杀，何况是霸主节制的大军，岂能容人随意扰乱呢？身为管仲，何不依据当初的约定质问桓公，将貂尸陈于军门呢？却反而隐忍坐视而不争，难道是因为愚昧而不知道争吗？那么管仲不是愚昧的人；难道是因为懦弱而不敢争吗？那么管仲不是懦弱的人。他之所以不争，大概一定有原因吧。下棋的人举起棋子，才走三四步就收手甘愿认输的，是国手；倒空棋盒，满盘皆输，争辩还不止息的，则是棋艺低下的人。管仲是国手，在细微之处就已经显现出不利的征兆，怎么能不知道难以为继而停止呢？所以智者的失败在于内心，愚者的失败在于事情；智者的失败在于精神，愚者的失败在于形迹；智者的失败同室之人不知，愚者的失败国人皆知。假使管仲一定要等到口舌之力耗尽，然后才肯处于不胜之地，那还算是管仲吗？管仲与桓公的约定如此明确，桓公首先违背约定让貂扰乱军政，按常理来说，管仲的道理很直，桓公的道理很曲；管仲争辩必胜，桓公争辩必败；管仲为什么反而自处于不胜之地而急忙不争呢？回答说：管仲起初与桓公约定，既然已经把佚乐给了桓公。供给君主浮靡淫丽之乐的人，属于君子呢？还是属于小人呢？名叫佚乐，没有不依靠小人的；名叫小人，没有不贪图权势的。已经允许他放纵佚乐，却禁止他亲近小人，这就像给人田地却夺走他的农具一样。已经容许他亲近小人，却禁止他夺取我的权力，这就像与盗贼共处，却厌恶他偷窃一样。世间哪有这样的道理呢？管仲急于功利，迫切想要得到齐国的权柄，来不及长远考虑，而做出了这个约定。到了泄露军事机密、多鱼之时，管仲固然已经默默地在心里后悔当初约定的谬误了。起初失策，不能在最后补救，这就是管仲吞声不敢计较的原因。如果是别人处在管仲的位置，必定不估量事势而争辩，即使桓公勉强听从他的话而驱逐貂，然而驱逐貂之后，谁给桓公提供耳目之娱？谁给桓公极尽心志之欲？如果再寻找像貂这样的人来继任呢？那么盗权的情况依然如故。如果寻找不盗权的人放在君主身边，那么必定是那些庸碌无能的人然后才行。舆台阉寺之辈能迎合君主心意的人，必定能盗取君主的权力；不能盗取君主权力的人，也必定不能迎合君主的心意。桓公左右如果都是庸碌无能之徒，那么桓公在宫中块然无趣，无法自适，必定反过来责备管仲说：“你答应我的，是享受为君的快乐；我给你的权力，也是用来交换我的快乐。现在我窘迫枯槁，竟然不能稍微享受为君的快乐，难道不是你欺骗我吗？”这样，在用貂之初，管仲固然可以拿着左券责备桓公违背约定；驱逐貂之后，桓公也将拿着右券责备管仲违背约定。君臣互相指责，必定导致互相疏远，管仲自身将不能在齐国安身了。管仲与桓公君臣之间的交情，如果让天下人一旦看到他们相责到这种地步，岂不是贻笑后世吗？管仲隐忍而不争，是害怕这种耻辱。况且从貂刚被进用之时来说，桓公之所以敢用貂，是因为管仲允许了。当时，管仲为主而貂为客；从貂被宠幸之时来说，桓公之所以没有疏远管仲，是因为不害貂。当时，貂为主而管仲为客。君臣之间的欢好，暗中转移了客主的势力，互相变换。过去貂是被管仲所容，现在管仲是被貂所容，正忙于取容尚且来不及，何况说驱逐他呢？等到管仲将死之时，才明确数说貂的奸恶，列在易牙、开方之间，想要一并驱逐他们。平时不敢排击，作为保身的计策；将死之时尽言不讳，以获取知人的名声。他为自己谋划，也很巧妙了。管仲的谋划虽然巧妙，然而既然开启了祸乱的根源，即使弥缝障蔽，终究不能遏制。庶孽交争，国家统系几乎断绝。天下的事情，确实不是巧妙的人所能办到的。唉！管仲辅佐桓公而自我期许如何呢？大概是想要混一文轨，统一类别，即使是山戎、孤竹之类，都纳入封疆。还觉得狭隘。晚年末路，以至于使桓公不能自己确定继承人，仅仅把这件事托付给宋襄公。管仲起初想要把桓公置于何地，现在反而不能保全一个儿子而托付给他人。想象管仲在托付宋襄公之际，脸色羞愧而口吃，局天蹐地，无处安身。我读书到这里，没有不怜悯他的衰败而哀叹他的穷途末路的。世上诋毁霸业的人，必定说崇尚功利。

译五霸之中，齐桓公最为兴盛。那些诸侯互相残杀，自身死亡后连棺材都入不了，灾祸尚且不能避免，哪里还敢奢望功利呢？由此可知，王道之外没有平坦的大道，全都是荆棘；仁义之外没有功利，全都是祸患。那些借贬低霸主来宣扬功利的人，他们借机抬高自己声誉的心机是多么深啊！

译左氏博议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博议卷十

宋 吕祖谦 撰

阳谷之盟谋划伐楚【僖公三年秋天，诸侯在阳谷会盟，谋划讨伐楚国。齐侯为了阳谷的盟约而来寻求结盟。冬天，公子友前往齐国，主持盟誓。】齐国送还蔡姬【僖公三年，齐侯与蔡姬在园囿中乘船游玩，船身摇晃，齐侯害怕，脸色改变，禁止蔡姬这样做，蔡姬不听。齐侯发怒，将她送回蔡国，但并未与她断绝关系。蔡国人将她改嫁了。】齐国侵犯蔡国讨伐楚国【僖公四年，齐侯率领诸侯的军队侵犯蔡国，蔡国溃败，接着讨伐楚国。楚子派人与齐军交涉说：“您住在北海，我住在南海，即使是风马牛也互不相及，没想到您会涉足我的土地，这是什么缘故呢？”管仲回答说：“从前召康公命令我先君太公说：‘五侯九伯，你都可以征伐，以此来夹辅周王室。’赐给我先君征伐的权限，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你们进贡的包茅没有交纳，王室的祭祀无法供给，没有用来缩酒的东西，寡人因此来征讨。昭王南征没有回来，寡人因此来责问。”楚人回答说：“进贡没有交纳，是我们国君的罪过，怎敢不供给呢？昭王没有回来，您还是去水边问问吧。”齐军前进，驻扎在陉地。夏天，楚子派屈完到齐军中，齐军撤退，驻扎在召陵。齐侯陈列诸侯的军队，与屈完一同乘车观看。齐侯说：“难道是为了我吗？是为了继承先君的友好关系，与我结好，怎么样？”屈完回答说：“您施恩惠，向敝国的社稷祈求福佑，屈辱地接纳我们国君，这是我们国君的愿望。”齐侯说：“凭借这些军队作战，谁能抵挡？凭借这些军队攻城，什么城能攻不破？”屈完回答说：“您如果用德行安抚诸侯，谁敢不服？您如果用武力，楚国将方城作为城墙，汉水作为护城河，即使军队再多，也没有用武之地。”屈完与诸侯结盟。】

厌恶小人的恶行，就是宽容小人的恶行；夸大小人的罪过，就是轻视小人的罪过。小人怀着恶念、背负罪责，他们的心从未有一天是安宁的。一旦被人揭发，真情暴露、计谋泄露，手脚慌乱，还敢用什么言辞来争辩呢？他们之所以抗拒不服，是有原因的。这不是小人的罪过，而是治理小人者的罪过。治理小人者，憎恶他们太过分，追究他们太深入，认为仅仅直指他们的罪恶，不加附益，不足以使小人深陷困境。因此，在小人原本的恶行之上，又增加恶行，使其更严重；在小人原本的罪过之上，又增加罪过，使其更多。小人开始愤然不服，即使是旁观者也会感到君子并不公正。所谓的小人，正担心没有理由为自己辩解，日夜庆幸我们有一句话的错误、一个字的偏差，以便乘隙攻破我们的说辞。现在我们却故意使用夸大无实的毁谤之辞，让他们得以借口，这是给小人留下了自我辩解的资本。他们的恶行，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增加，反而将真实的恶行变成了虚假的恶行；他们的罪过，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增加，反而将真实的罪过变成了虚假的罪过。那么对于小人来说，只怕君子增加得不够多罢了。唉！君子何必因为一个虚假而丧失百个真实？小人又何必因为一个诬陷而解脱百个惩罚呢？大商人在店铺里拿着秤杆和秤砣卖东西，一铢就是一铢，一两就是一两，一钧就是一钧，一石就是一石，人们当面交易，没有人敢多出一句话。如果暗中加重秤杆秤砣来谋取利益，所赢取的即使只有毫发之微，众人都会竞相抛弃他，他将立刻成为沟渠中的枯骨。秤杆秤砣已经确定，加重就是贪婪；罪恶已经确定，加重就是滥施。因此，索取财物的人，索取了不应当索取的，那么应当索取的反而不能索取；治理小人的人，治理了不应当治理的，那么应当治理的反而不能治理。只要索取应当索取的，国库自然容纳不下；只要治理应当治理的，奸邪之人自然无法逃脱。又何必曲折地索取而过度地治理呢？齐桓公与管仲进行伐楚的战役，如果直接指责楚国不供给贡职来讨伐它，那就正好击中它的要害，楚国一定会叩头归罪了。而君臣考虑过度，认为不供给贡职的罪过不够，于是远求昭王南征不复的事情，想要扩大楚国的罪过，壮大我们出师的名义，以掩盖侵犯蔡国的私心。却不知道胶舟之祸，已经过去了几百年，荒忽茫昧，无法考证，楚国怎么会坐受其责呢？这就是招来水边侮辱的原因。假使桓公、管仲仅仅以包茅责问楚国，而不加上昭王之问，那么话一出楚国就会服从了，哪里还需要进军到陉地，才仅仅得到他们请盟呢？影子是形体的回报，回声是声音的回报，刑罚是罪过的回报。高低轻重，都是自取的。难道有一个形体产生两个影子，一个声音产生两个回声的吗？君子使用刑罚，应当听任小人自犯，而不将自己置于其间。多给就是多，少给就是少。如果无法抑制愤怒，而用私意增加，那就是我的刑罚，而不是刑罚本身的刑罚了。讨伐别人的国家，颠覆别人的种族，残害别人的身体，而掺杂进我的私意，唉！危险啊！小人诽谤君子，叫做诬陷；君子增加小人的罪过，也叫作诬陷。小人诬陷君子，是全面的诬陷；君子诬陷小人，是一件事的诬陷。大小虽然不同，但最终都归于诬陷而已。君子正痛恨小人进行诬陷，却又效仿小人进行诬陷，又凭什么责备他们呢？可惜在伐楚的时候，没有人用这些话告诉桓公。那么楚国的罪过，果真只限于不供给王祭吗？回答说：不是。楚国听说周王室衰微，窃取王号来自娱，淫逸的名声掩盖了天子，没有比这更先的罪过了。桓公、管仲正想找出出师的名义，尚且远取几百年的罪过来加给楚国，使他们知道僭越王号必然没有反过来为楚国隐瞒的道理。现在却安然不加责问，这一定是没有看到。楚国的僭越王号，天下人都知道，为什么齐国的君臣唯独看不到呢？这没有别的，只是因为有意想找出出师的名义，所以越寻找越看不到。人寻找掉落的发簪，发簪横在面前，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