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博议卷二十四

译黄昏时分，猫头鹰在夜里啼叫，趁着黑暗胡乱行动，万物中多有此类现象。我没想到林父也做出这种姿态。有人说：“君主淫乱，他也淫乱；君主奢侈，他也奢侈。古人中本来就有自我毁损以分担谤议的人【如齐国的管仲】，怎么知道林父不是这样做呢？”回答说：“谤议可以制止，却不可以分担。分担谤议，只会增加谤议。君主有失误，还指望臣子纠正；君主有过错，还指望臣子规劝。如果苟且附和君主的恶行，自以为是在分担谤议，上下互相勾结，混同为一体，那还能指望什么呢？一位君主的奢侈放纵，百姓已经叫苦不迭；众臣又奢侈放纵，来助长它，百姓怎么承受得了？这样对于谤议，不能分担使其减少，反而恰好增加使其更多。一炬之火，能烧山燎原，火势旺盛蓬勃，有人却把它分成几炬，想要减弱火势，有这样的道理吗？所以说：分担谤议，是用来增加谤议的。

译郑国人抓获了狂狡【鲁宣公二年春天，郑国公子归生接受楚国的命令，攻打宋国，在大棘交战，宋军大败，华元被俘。狂狡贿赂郑国人，郑国人跳入井中，狂狡撤去井栏将他们救出，结果自己反被郑人抓获。君子说：“狂狡失礼，违抗军命，活该被擒。在战争中表现出果敢坚毅并听从指挥才叫作礼，杀敌叫作果，达成杀敌的目的叫作毅，轻易改变这种态度就会招致杀戮。”】

君子与邪说辩论，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些华丽宏大、令人倾倒的邪说，如果不去辩论，我的正道就会消亡；如果不去辩论，我的正道就会丧失，这种形势不得不与之辩论。世人皆知其非，而我还要去辩论，这是本可停止却不停止。然而天下的祸患，往往从不去辩论开始。一粒粟米在地上，有时会长出；一种学说在世间，有时会被推行。那种学说虽然浅薄荒谬、狂妄偏激，人们都知道它是错的，但终究有这种学说存在于世间。今天抛弃它，怎么知道将来没有人采纳它呢？今天鄙视它，怎么知道将来没有人仰慕它呢？君子只看到起初的人不相信它，于是就不再把它挂在嘴边，却不知道这种学说在世间，从根到芽，从芽到叶，逐渐生长兴盛，日益壮大。百年之后，几代人的传承之后，最终一定会误导他人然后才停止。我因此知道邪说确实不能让它存在。宋襄公秉持不攻击受伤者、不俘虏头发花白者的学说，在泓水之战中失败【僖公二十二年】，举国都责怪他，他的学说不足以改变人心，由此可见。带着干粮，坐着铠甲，本来就是寻求与敌人决战，不是我杀他就是他杀我。在这个时候，反而想要释放敌人来表现仁义，迂腐昏暗到了这种地步，还值得与他辩论吗？况且国人皆知责怪襄公，必定没有人肯重蹈他的覆辙。这样看来，襄公的学说，恰好只是自我误导，而不足以误导他人，这本来就是君子不必辩论的。三四代之后，才有个叫狂狡的人，生长在宋国，听到襄公的风范而喜欢它。大棘之战，与郑人交战，不忍心郑人落入井中，撤去井栏将他们救出，反而被郑人抓获。沿袭襄公的残余言论，自取俘虏。这样看来，襄公的学说，近期不能改变当时国人的想法，远期却能误导后世的狂狡。由此可知，邪说不足以迷惑当时的人，未必不能迷惑后世的人。君子与邪说辩论，难道可以根据当时人的顺从或违抗作为判断标准吗？凡是天地之间，有这种东西就一定有喜欢它的人，有这种学说就一定有跟随它的人。打动人的东西不一定真实，打动人的学说不一定奇异。昌歜、羊枣，品质平凡味道低劣，历经千百年未曾被置于祭祀的俎豆之间，与柤、梨、橘、柚并列，忽然有喜欢它的人，甚至终身不能忘记【周文王喜欢昌歜，曾晳喜欢羊枣】。异端邪说在天下，固然有鄙陋乖谬、不足以欺骗愚昧大众的，但怎么知道世上没有像狂狡对宋襄公那样偏好独向的人呢？我因此更加知道异端邪说确实不能存在于世间。自从道术分裂，异端邪说像刺猬的毛一样多，听到的可以攻击，听不到的，怎么攻击？看到的可以攻击，看不到的，怎么攻击！现在想要像剪除杂草一样清除，使世间没有一种邪说存在，太难了！说：这并不难，根本在于端正人心罢了。孟子出现，与各派辩论，只粗略列举杨朱、墨翟一两家用以类推其余；同时代的列御寇、庄周，未曾过问；同时代的申不害、商鞅，未曾过问；同时代的邹衍、公孙龙，未曾过问。孟子难道是放纵敌人，成为我道道的累赘吗？大概人心一旦端正，那些偏颇、淫邪、逃避的言辞就会荡然无存，本来不需要逐一诋毁和普遍攻击。太阳一旦升起，群阴都潜伏；大雨一旦透彻，万物都湿润。如果一扇一扇地照亮，一畦一畦地灌溉，那么天的作为，大概就劳累了。

郑国攻打宋国，俘虏华元【鲁宣公二年春天，郑国公子归生接受楚国的命令，攻打宋国。宋国华元、乐吕抵御。二月壬子日，在大棘交战。宋军大败，华元被俘，乐吕被杀，缴获甲车四百六十辆，俘虏二百五十人，割取耳朵一百人。狂狡拦截郑国人，郑国人跳入井中，狂狡撤去井栏将他们救出，结果自己反被郑人抓获。君子说：“狂狡失礼，违抗军命，活该被擒。在战争中表现出果敢坚毅并听从指挥才叫作礼，杀敌叫作果，达成杀敌的目的叫作毅，轻易改变这种态度就会招致杀戮。”将要交战时，华元杀羊给士兵吃，他的车夫羊斟没有分到。等到交战时，羊斟说：“昨天的羊肉，您做主；今天的事，我做主。”驾车冲入郑军，所以宋军失败。君子认为羊斟不是人，因为他因私怨败坏国家、灭绝百姓，这还有什么刑罚比这更重的呢？《诗经》所说的“人之无良”，大概就是指羊斟吧？残害百姓以逞私欲】

世间的感情，本来就有表面深厚实际淡薄、表面淡薄实际深厚的情况，不能不仔细考察。子弟和乡人都在席上，酒肉食物，必定先给乡人然后才给子弟，难道人情本来就是厚待疏远的人而薄待亲近的人吗？大概是因为疏远的人互相责备，所以不可不给；亲近的人互相宽恕，所以可以不给。对待乡人，东西给了但感情没到，这就是所谓表面深厚实际淡薄。对待子弟，东西没给但感情到了，这就是所谓表面淡薄实际深厚。凡是人情相处到了没有隔阂的地步，那么使用他不高兴，放置他不愤怒，给予他不推辞，夺取他不怨恨，旷达地相约在形体之外，难道会因为微小的事情就立刻改变态度吗？华元杀羊给士兵吃，而他的车夫羊斟没有分到，人们都认为华元对待羊斟淡薄，我却认为华元对待羊斟深厚。华元的意思，难道不是认为羊斟做我的车夫好几年了吗？左手拿着鞭子，右手捧着缰绳，早晨都一起出去

译傍晚时全都进入军中，无论是险阻还是寒暑，无论是登高还是疾驰，没有不与我共同经历的，彼此了解已深，相互信任已熟。今天犒赏将士，那些与我如臂使指、同体共命的人，难道会因为一杯羹汤的多少而计较轻重吗？只是顾及那些关系疏远、地位偏远的人罢了。羊斟虽然没有得到羹汤，但亲近厚待的心意，本来已经超过了百牢的丰盛和五鼎的豪华了。羊斟不懂得领受这份心意，却只想要领受那食物，愤怒怨恨勃然兴起，驱车奔向敌阵，将华元置于死地，不顾及军队的覆灭和士兵的伤亡。华元用君子之心对待他，羊斟却用小人的行为回报他，这不仅是辜负华元，更是辜负国家。议论的人有人说华元对待下属缺乏恩惠，从而激起羊斟的愤怒，我看华元的为人，温和慈祥的气度自然令人亲近，他免于被囚虏而归来，再次与羊斟相遇，仍然安慰开导、勉励慰劳，好像怕伤害他的心意一样。下至〇役时的嘲笑责骂，他也退避而不计较，那么华元难道是缺乏恩惠的人吗？华元尚能在羊斟已经叛变之后宽恕他，难道不能在未交战之前安抚他？没有这样的道理。这就是我论述华元对待羊斟，是厚待而非薄待的原因。然而华元也不能说没有罪过：每天与羊斟周旋相处，不了解他的内心，还以君子之道对待他，这是第一条罪过；一个因一碗饭一豆羹就显露脸色的人，却与他同车共载、托付生死，这是第二条罪过；情意尚未信服，就急忙忘记彼此界限以示无间，这是第三条罪过。明智不足以洞察奸邪，真诚不足以感动他人，到哪里不会遭遇祸患呢？可惜华元有君子的资质，却没有学习修养啊。

译晋国赵盾侵犯郑国【鲁宣公二年，秦国军队讨伐晋国以报复崇国之事，于是包围了焦邑和夏邑。晋国赵盾救援焦邑，于是从阴地率领诸侯的军队侵犯郑国，以报复大棘之战。楚国鬬椒救援郑国，说：“能够想要诸侯归附，却厌恶他们带来的危难吗？”于是驻扎在郑国等待晋军。赵盾说：“他们与楚国争竞宗族权势，大概将要灭亡了，姑且加重他们的病疾。”于是撤军离去】楚国灭掉若敖氏【鲁宣公四年，令尹子文去世，鬬般担任令尹，子越担任司马，蒍贾担任工正，蒍贾诬陷子越并杀死了他。子越担任令尹，蒍贾担任司马，子越又厌恶他，于是将若敖氏的族人囚禁伯嬴于轑阳并杀死了他，于是驻扎在烝野。将要进攻楚王，楚王用三位先王的儿子作为人质，他们不接受。军队驻扎在漳水岸边，秋天七月戊戌日，楚王与若敖氏在臯浒交战。伯棼射中楚王的辀车，箭镞射中鼓架并挂在丁寕上，又射中辀车并贯穿了笠毂，军队恐惧后退。楚王派人在军中巡视说：“我先君文王攻克息国，获得了三支箭。”伯棼偷走了其中两支，现在都用尽了。击鼓进军，于是灭掉了若敖氏】

事物顺着心意到来的，一定要用逆向的眼光去观察。天下的祸患，不产生于违背常理，而产生于顺从常理。剑盾戈矛，未必能打败敌人，而金银丝绸，往往足以灭亡别人的国家。霜雪雾霾，未必能引发疾病，而声色犬马游猎，往往足以断送人的性命。顺从常理而招致祸患，已经很久了。事物正顺着我的心意，而我再用顺从的眼光去看待它，就会看到吉祥，而看不到凶险。沉溺心灵放纵欲望，大概有陷入死亡而不觉悟的人。至于跳出纷华世俗，放眼开阔明朗，事物顺着心意而来，我用逆向的眼光去观察。在大快朵颐时放下筷子，在纵情豪饮时倾覆酒杯，只有天下最明智的人才能做到。鬬椒在楚国骄横奢侈，率领军队救援郑国，晋国赵盾于是退兵示弱，以顺从满足他的心意，从而加重他的病疾。鬬椒于是认为赵盾真的害怕自己，倚仗自己的强大，肆意悖逆，亲自将箭射向国君的车驾，从而覆灭了自己的宗族。赵盾用顺从投喂他，而鬬椒不用逆向的眼光去观察，这大概不是赵盾能误导鬬椒，而是鬬椒不能洞察赵盾。然而赵盾的谋略，在难以察觉之中，还有可以察觉的地方。豪奴悍婢，愚顽狠戾，全家的人，都畏惧躲避他们。出来辱骂市人，则必定奋起手臂与他们搏斗。大概他们的威势在家中施行，而在市井中不行，这大概容易明白。鬬椒的跋扈，楚国人向来畏惧他罢了。一旦走出楚国国境，与敌国相遇，则互相看待如同路人，为什么就立刻屈服呢？赵盾卷起旗帜改变车辕，未战就退却，迟疑好像有所畏惧，这在情理上是不应该的。情理上不应该却发生了，那一定有它发生的原因。鬬椒在这里为什么不深入观察呢？说晋国疆域不如楚国，不对；说晋国谋臣不如楚国，不对；说晋国军队不如楚国，不对。反复推究，不知道端倪，这大概是在豢养我而将我引入祸患。牛羊犬猪，沉醉于豢养，身体日渐肥壮而死亡日渐临近。鬬椒脚趾方、头颅圆、灵性而为人，却坐受仇敌的豢养，奢侈增加而罪恶盈满，自己奔赴刀砧，也太愚蠢了。假使鬬椒独自放纵他的奢侈，不遇到赵盾来豢养他的恶行，难道会迅速达到这种地步吗？回答说：心意在于善，凡是所遇到的，都是豢养我善行的事物；心意在于恶，凡是所遇到的，都是豢养我恶行的事物。难道一定要遇到赵盾的设谋，然后才能豢养他的恶行吗？一样的雨露，一样的寒暑。梧槚得到它们来豢养枝干，荆棘得到它们来豢养芒刺。造物主何尝有心，厚待梧槚的材木，而熟稔荆棘的毒害呢？都是自我豢养，而没有豢养它们的人。鬬椒如果心意在于善，赵盾虽然示弱，而豢养他的恶行，未必不会逆向观察其欺诈，惊恐警惕，从而开启改过之门。赵盾本打算豢养他的恶行，鬬椒反而借此豢养他的善行，大概唯恐遇到赵盾不够早。晋灵公不行君道【鲁宣公二年，晋灵公不行君道，加重赋税来雕饰墙壁，从台上弹射行人而观看他们躲避弹丸。厨师煮熊掌不熟，杀了他，放在畚箕里，让妇人载着经过朝廷。赵盾、士季看见他的手，询问原因而担忧，将要进谏。士季说：进谏而不被采纳，就没有人继续了。请让我先说，不被采纳则你继续。三次进见直到屋檐下，然后看他，说：我知道所犯的错误了，将要改正。叩头回答说：人谁没有过错，有过错而能改正，没有比这更大的善了。《诗经》说：无不有开始，很少能善终。像这样，那么能弥补过错的就很少了。国君能善终，那么社稷就稳固了，难道只是群臣依赖他吗？又说：天子职事有缺失，只有仲山甫能弥补。能弥补过错，国君能弥补过错，天子的职事就不会废弛了。仍然不改正，宣子屡次进谏。国君厌恶他，派鉏麑刺杀他。早晨前往，寝门开了，盛装将要上朝，尚早，坐着假寐。鉏麑退下，叹息说：不忘恭敬，是百姓的主君。杀害百姓的主君，不忠；抛弃国君的命令，不信。有一样在这里，不如死。撞槐树而死】

天下的动乱，常常基于细微，而成于显著。知道细微的叫做君子，知道显著的叫做众人。黍离的叹息，虽然舆台牧圉共同悲伤。至于在全盛之时看见铜驼荆棘，那么不是知道几微的人不能做到。晋灵公暴戾凶虐，宴请赵盾而埋伏甲士攻击他。人无不认为骇人：君臣不是敌国，殿陛不是战场。长戈大盾不用于边陲，而用于宴席。弁冕毁裂，俎豆抢夺，这不是最骇人的吗？却不知道

译晋灵公向来与敢于直谏的大臣为敌，那宫殿台阶之间变成战场，也已经很久了。只是他的迹象不明显，人们不能深入察觉罢了。灵公政治败坏之初，就已经疏远他的大臣而像仇敌一样对待他们，窃取用兵的谋略作为拒绝劝谏的计策。随防将要入宫劝谏，灵公屡次召见却屡次不看他，这是用静止来制约他，像挖深沟、筑高垒来等待敌人一样。这在兵法中，叫做“形”。随防将要进言，灵公迎上去表示悔过，来堵住他的嘴，这是向他示弱，用甜言蜜语和卑下的言辞来引诱敌人。这在兵法中，叫做“声”。用“形”来制约而不能抵御，用“声”来引诱而不能动摇。兵法已经用尽，那就直接搏斗而已。这就是赵盾在随防之后继续劝谏，所以暗中遭受鉏麑刺杀的祸患，明面上遭受唆使猛犬攻击的原因。内心攻取不下，才开始用武力攻取；心战不能取胜，才开始用武力作战。人们看到他既已动用武力，才惊恐害怕；从有见识的人看来，灵公的心腹之中，念念都是举兵；宴席之上，日日都在流血。正当君臣相互交接、和悦应和之时，就已经让他寒心了。赵盾也不知道他的君主把他当作仇敌对待，还喋喋不休地进言不止，最终导致伏甲刺杀的变故，他察觉得多么晚啊？替赵盾谋划的人，将怎么办？回答说：两个国家相互怨恨，一个使者可以和解；两个军营相互对峙，一个圆环可以解开。哪有仇敌尚且可以沟通，而君臣最终不能沟通的呢？感情背离，君门就像万里之遥；感情通达，万里之遥也像君门一样近。它们相差只有一间罢了。君臣本来就有重新沟通的道理。那灵公的无道，大概不容易用常理来论断，难道可以责备赵盾一定要沟通吗？这又不对。灵公与赵盾本来是君臣，只是因为猜疑阻隔而把他看作仇敌罢了。至于鉏麑与赵盾，风马牛不相及，拿着刀而来，这才是真正的仇敌。他进门窥探空隙的时候，难道还有善意吗？一看到赵盾盛装假寐，形神都庄重严肃，鉏麑收敛毒心、消除愤怒，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敢损伤赵盾的一丝一毫，诚敬感动人到了这种程度。像这样真正的仇敌，尚且可以信服感化，何况向来号称君臣、暂时成为仇敌的人呢？假使赵盾保养这份诚敬，在朝廷任职的时候，常常像将要上朝的时候一样。未必灵公的心意不会回转。清晨的气息，纯真精粹清明，像水没有波澜，像天空没有云彩，像玉石没有雕琢，像琴没有弹奏。当赵盾盛装将要上朝的时候，此时此境，往前可以追溯唐尧虞舜于过去，往后可以借助孔子孟子于未来，哪里还是春秋争夺的时代呢？可惜他出去与外物接触，机巧诈伪横生，对上不能挽救君主，对下不能免除恶名。回头看看清晨纯真精粹清明的境地，像四匹马拉的车奔驰、闪电飞逝而不可返回了。虽然如此，春天繁茂秋天枯萎，是众树的性质；早晨存在中午消亡，是众人的气息。高大的松树和巨大的柏树，贯穿四季而枝叶不改，它们看待春秋有什么呢？气息得到保养的人，黄昏、早晨、傍晚、正午，混混同流，又哪里会有早晨和中午的区别呢？所以超出树木一类的，没有春秋；超出人类一类的，没有旦昼。

译晋国的赵穿杀死了晋灵公。【晋宣公二年九月，晋灵公请赵盾饮酒，埋伏甲士准备攻打他，赵盾的车右提弥明知道了这件事，快步登堂说：“臣下侍奉君主宴饮，超过三杯，就不符合礼制了。”于是搀扶着赵盾走下堂来。灵公唤出猛犬咬赵盾，提弥明搏斗并杀死了猛犬。赵盾说：“舍弃人而使用犬，虽然凶猛，怎么能够搏斗？还是出去吧。”乙丑日，赵穿在桃园攻打晋灵公。赵宣子还没有走出晋国边境就回来了。太史董狐记载说：“赵盾杀了他的君主”，并在朝廷上展示。赵宣子说：“不是这样。”董狐回答说：“您是正卿，出逃没有越过国境，回来不讨伐弑君贼，不是您又是谁？”赵宣子说：“唉！我怀念国家，自己招致了灾祸，大概说的就是我吧。”孔子说：“董狐，是古代的好史官，书写史实不隐讳。赵宣子，是古代的好大夫，为了维护法度而承受恶名，可惜啊，如果越过了国境就可以免罪了。”】许悼公喝下太子止的药后去世。【昭公十九年夏天，许悼公患疟疾，喝下太子止进献的药后去世，太子逃奔到晋国。史书记载说：“杀了他的君主。”君子说：“尽心竭力来侍奉君主，舍弃药物是可以的。”】

手有高低之分，所以把轻重托付给秤锤；眼有憎爱之别，所以把美丑托付给镜子；心有偏袒之私，所以把是非托付给圣人。天下之所以诚心归附、托付自身，只听命于圣人，为什么呢？因为圣人极公正，可以裁断天下所有的不公；极公平，可以衡量天下所有的不平；极正直，可以折服天下所有的不正。圣人立于天下之中，承受万世的是非争讼。如同天高海澄，众理自然显现，不会为了颜回、闵子骞而减少毫发的过错，也不会为了盗跖、庄蹻而增加锱铢的罪恶。如果持衡不定，倾斜无常，那么怎么能作为万世公议的主宰呢？《左传》记载赵盾弑君的事，假托孔子的话说：“为了维护法度而承受恶名。”我深切认为这不是孔子的话。赵盾如果真的有恶行，哪里容得下他推辞？赵盾如果真的没有恶行，哪里容得下他承受？掌握惩罚权柄的人，只应当核查罪行的有无罢了，哪里会讨论推辞或承受的理由呢？现在说“为了维护法度而承受恶名”，这是赵盾本来没有弑君的恶行，作史的人为了法度而强加给他，赵盾也为了法度而勉强承受罢了。难道有圣人肯允许执笔的人随意加人以恶名吗？圣人如果允许执笔的人加人以恶名，那么万世是非的权衡，到这里就歪曲了。法度是为罪行设立的，没有疾病就没有药方，没有罪行就没有法度。如果说赵盾不是弑君，只是为了法度而承受恶名，那么罪行与法度难道是两样东西吗？自从这句话出现，赵盾的事才开始被后世怀疑。赵盾弑君本来无可怀疑，灵公的死虽然借用了赵穿的手，但桃园的变故不是发生在赵盾未出逃之前，而是发生在赵盾刚出逃之后。赵盾早上出逃，赵穿晚上发动变故。赵盾如果不逃，赵穿也不会弑君，这说明弑君的缘由实际上起于赵盾，赵穿只是为赵盾效劳罢了。假如赵穿独自策划弑君，那么事成之后应当凭借威势窃取国家，灵公怎么会把一个逃亡的大夫重新推举出来掌握大权呢？那么赵穿弑君是为了赵盾而不是为了自己，这就很明显了。赵盾听说君主被杀急忙返回，不仅不能讨伐赵穿，反而派遣人迎接新君以巩固自己的恩宠，这是感激赵穿为自己所用而暗中报答他。士兵为将领冲锋陷阵，等到成功必定说“将领破敌”，而不说“士兵破敌”；奴仆为主人挥刀杀人，等到论罪必定说“主人杀人”，而不说“奴仆杀人”。赵穿既然为赵盾弑君，赵盾虽然想推辞弑君的名声，能吗？既然不能推辞，怎么能叫承受呢？董狐记载它，孔子沿用它，都是为了依据正法来惩治赵盾的实际罪行，没听说过有什么“为了维护法度而承受恶名”的说法。后世误信《左传》，于是认为真是孔子的话，于是说圣人的笔法本来就有名义上诛杀而实际上宽贷，文字压抑而意思褒扬的情况，沿用到许世子止的事上，也认为他不是亲手弑君，附会到“为了维护法度而承受恶名”的道理上，却不知道杀人的情况，有预谋、有故意、有嬉戏、有失误，称为杀是一样的；杀人的工具，有刀刃、有木棒、有酒、有药，称为杀也是一样的。世间有因误用药而杀人的人，等同于残杀抢劫屠戮剥皮之流，刑罚轻重固然有差别，然而不称为杀人则不行。许止误进药，不幸杀了他的君主，虽然与商臣、蔡般的恶行相比，相差何止千万，至于弑君的名声，怎么能不与他相同呢？记载他弑君，大概是法度所应当的，也不是所谓“为了维护法度而承受恶名”。《左传》假托孔子的话，误导后世如此，况且其中又有非常纰漏的地方，更加知道这不是圣人的话。董狐责备赵盾的两句话，深深击中他的心肝，所谓“出逃没有越过国境”，大概是责备他拖延停留，暗中有所等待，作为参与谋划的证据罢了。哪里曾说过在国境内就有罪，在国境外就无罪呢？《左传》不通晓董狐的意思，又假托孔子的话说：“可惜啊，越过了国境就可以免罪。”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以后有像赵盾这样的奸臣贼子，逆谋既定，从近关出逃，在境外等候，听说事成后慢慢回来，就可以脱去弑逆的名声了。这是为奸臣贼子谋划逃避罪责的方法，难道是圣人的话吗？晋成公设立公族。【宣公二年初，骊姬作乱，诅咒不再蓄养众公子，从此晋国没有公族。等到成公即位，于是任用卿的嫡子并为他们分封田地，作为公族，又任用其余的儿子也作为余子，他们的庶子作为公行。晋国于是有了公族、余子、公行。赵盾请求让赵括担任公族大夫，说：“他是君上姬氏的侄子，如果君上姬氏去世，那么我就是狄人了。”成公答应了他。冬天，赵盾担任旄车之族，派屏季率领他的旧族】

译担任公族大夫

译在治世兴起而在乱世废弃，这是良法；在乱世兴起而在治世废弃，这是弊法。商纣王用暴虐奢侈毒害天下，炮烙、刳剔等酷刑，钜桥、鹿台等苛赋，纷纷兴起。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后，首先废除商朝的政令，恢复成汤、太甲、武丁的典章制度。他在一天之内听到那些淫虐的法令，就全部铲除，从根本上拔除祸源，哪里会留下深重的毒害来推卸给后人呢？到了成王、康王的时代，即使想要消除弊端，本来已经没有弊端可除了。后世如果有弊端可除，一定是前世消除弊端不彻底。其美名在后世，其责任在前人。我看到汉惠帝废除了禁止携带书籍的法律，才知道汉高祖对儒术的忽视。我看到汉文帝废除了禁止诽谤的禁令，才知道汉高祖对忠言的忽视。汉高祖取代秦朝，虽然每天忙得没有空闲处理其他事务，即使不能完全改革，至于儒术的废弃、忠言的阻塞，难道忍心坐视终身而不闻不问吗？幸好惠帝、文帝删除了这些弊端，假如也像汉高祖那样不过问，那么汉朝四百年的基业，名义上是汉，实际上就是秦了。后人因为惠帝、文帝的得当而知道汉高祖的失误，我也因为晋成公的举措而知道晋文公的缺失。晋国自从骊姬之乱后，诅咒不再蓄养众公子，晋国因此没有公族。直到晋成公即位才恢复公族。从晋成公上溯到骊姬的时代，经历的君主已经很多了。在晋文公之前执政的，如晋惠公、晋怀公，大概不足以责备。在晋文公之后继位的，如晋襄公、晋灵公，也不足以责备。唯独晋文公名列五霸，号称明君，身受《春秋》贤者的指责，却遵循骊姬的诅咒，宗族离散，竟然不知体恤，难道可以舍弃这一点而去责备其他吗？况且骊姬之乱，晋文公曾经亲身遭受。他之所以颠沛流离，逃往狄、卫、齐、曹、郑、楚，在道路上衰老，正是由于骊姬的诅咒。幸好回国即位，何不惩戒这场祸患，转而想到公子、公姓散落在远方，历经多年，难道没有像我被斩断衣袖那样惊恐畏惧的人吗？难道没有像我乞食那样饥饿疲惫的人吗？难道没有像我观看沐浴那样遭受轻慢侮辱的人吗？以我以前的困苦，推测他人现在的艰难，应当立即发布号令，聚集安抚，以尽敦睦宗族之义。然而晋文公急于功利，无暇改革。时移事改，即使他的儿子如乐在陈、雍在秦，都未能避免流离失所的祸患。经过几代传承后，才纠正过来。我因此为晋文公感到遗憾。天下的弊法，本来有经历千百年而不能废除的。商鞅的阡陌制，汉武帝的盐铁专营，张滂的茶税，刘守光的禁兵令，虽然知道它们的弊端，但或者受制于前，或者牵制于后，不容易在短时间内去除。至于公族制度，又有什么抵触呢？命令出自朝廷，法律由有关部门制定即可。晋文公犹豫不决，究竟是何用意？善于为晋文公辩解的人，我要问他。

楚子问鼎【宣公三年，楚子讨伐陆浑之戎，于是到达洛水，在周朝边境陈兵示威。周定王派王孙满慰劳楚子。楚子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回答说：“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鼎。从前夏朝正有德行时，远方绘制物象，九州贡金，铸造九鼎象征物象，百物都具备，使百姓知道神怪与奸邪。所以百姓进入川泽山林，不遇到不顺心的事，螭魅罔两，不能遇到。因此能够协调上下，承受上天的福佑。夏桀有昏乱的德行，九鼎迁到商朝，延续六百年。商纣暴虐，九鼎迁到周朝。德行美好光明，即使鼎小也重；奸邪昏乱，即使鼎大也轻。上天赐福给有德者，有一定的限度。周成王在郏鄏定鼎，占卜世数三十，占卜年数七百，这是上天所命定的。周朝德行虽然衰微，天命没有改变，九鼎的轻重，不可询问。】

一个人抵抗强敌，一句话排除大难，这是众人所喜欢的，而明智者所担忧的。楚国像大猪长蛇，接连侵食中原大国，陈兵列阵，在周朝郊外示威，询问九鼎的轻重，局势岌岌可危，如同泰山、华山、嵩丘将要倾覆而未压下来。王孙满善于言辞，引用天意神灵，折服楚子的狂妄僭越，使楚人收起铠甲兵器，退却离去。文王、武王的宗庙，钟簴没有移动，瀍水、洛水的都城，城阙没有改变，他再造周室之功，实在关乎社稷，这本来是众人所共同喜欢的。有什么可担忧的？担忧的说法，不是担忧他一时的功劳。喜欢在今天，而担忧在将来。天下的祸患，不可习以为常，而侥幸不可依赖。问鼎，是大变，国家几乎灭亡，祭祀几乎断绝。王孙满凭借辩才抵御，所以楚子退听，也是侥幸罢了。周人于是认为强大的楚国的凶焰如此，还畏惧我的文告而不敢前进。将来再有在京城附近跳梁的，正需要一个辩士就够了。这是把寇难习以为常，而真认为三寸舌头可以依赖。从东迁以来，周朝的君臣，上恬下熙，奄奄没有立志，身上不见骊山、彘地的祸患，口中不诵读《板》《荡》之诗，沉溺于宴安，渐渐变得懈怠。君子还希望如果遇到祸变，或许能警戒恐惧，改变以前的行为。现在三代所传的大宝，镇守蛮夷跋扈，竟然敢睥睨动摇，想要以蛮夷污浊的奢侈，有改玉改步的意思。祸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如果使王公卿士恐惧敬畏，怀有覆亡的忧虑，那么后稷、公刘的基业还有希望。恰好王孙满的言辞偶然奏效，他的君臣相与高枕无忧，于是认为我的舌头还在，寇至何畏？习以为常祸患而依赖侥幸，开启

译这难道不是王孙满的过错吗？从此以后，沿袭这种风气成为习俗，询问他们如何治理国家，就重视文饰而轻视德政；询问他们如何抵御外敌，就重视辩说而轻视军队；询问他们如何安抚邦国，就重视应酬应对而轻视信义。从内部观察实际状况，日益衰败；从外部观察言辞，日益新奇巧妙。典籍册书华丽绚烂，似乎还像在周成王、周康王时期；但国家形势已经衰微，确实已如同夏朝、商朝末年那样了。下至战国时期各国互相吞并的时候，还沿用王孙满遗留下来的防备手段，虚张声势地号称有九九八十一万军队，用来欺骗齐国，左骗右哄，自认为计谋得逞。一旦秦军向东出兵，辩说不能使对方屈服，游说不能使对方投降，那些擅长言辞的人，闭口无言，毫无施展之处，只好叩头归罪，甘愿做俘虏。这才知道浮夸的言语和虚饰的辞令，果然有时是靠不住的。太晚了啊！人生了病，偶然得到刀匕那样的药剂而痊愈，于是凭借剩下的药剂放纵无度，把自己投入死地，这是先前的治愈，导致了后来的死亡。所以我曾说，王孙满退却楚军的功劳，不足以抵偿他懈怠周室的罪过。

译左氏博议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博议卷二十五

宋 吕祖谦 撰

郑国的公子宋、公子归生弑杀了郑灵公【鲁宣公四年，楚国人向郑灵公进献了一只鼋（大鳖），公子宋和公子归生（子家）将要朝见，公子宋的食指跳动，他指给子家看说：“过去我这样，必定能尝到奇特的味道。”等到进入朝廷，厨师正要宰杀鼋，两人对视而笑，郑灵公问他们原因，子家如实禀告，灵公召见公子宋却不给他吃。公子宋愤怒，用手指蘸了鼎里的肉汤尝了尝然后退出。灵公大怒，想要杀公子宋，公子宋与子家谋划，先对子家说：“畜养的老马尚且还害怕杀它，何况是国君呢？”反而诬陷子家，子家恐惧而顺从了他。夏天，弑杀了郑灵公。《春秋》记载说：“郑公子归生弑杀了他的国君夷”，这是因为他的权位不足以承担弑君之罪】郑国讨伐幽公的动乱【鲁宣公十年，郑国的子家去世，郑国人讨伐幽公的动乱，砍劈子家的棺材并驱逐他的族人，改葬幽公，给他谥号叫灵】

保养身体与修养心性，难道是方法相同而效果不同吗？呼吸之间的一点偏差，饮食之间的一点失误，这种病症往往是早上发作而晚上就痊愈了。保养身体的人之所以兢兢业业地畏惧这些，并不是畏惧这些病症本身，而是畏惧它们相互引发的后果。寒冷仅仅停留在寒冷，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呢？然而由此相互引发，怎么知道它不会变成肺痨、痞块、厥逆、癖积呢？热症仅仅停留在热症，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呢？然而由此相互引发，怎么知道它不会变成烦躁、口渴、疽疮、溃疡呢？当病症相互引发时，即使是名医也不能预先料到它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保养身体的人怎敢不谨慎对待开始呢？修养心性也是如此。喜怒哀乐稍微失去中正，以邪气传递邪气，转而相互引发，聚合离散、起伏波动，出没高低，变化出千姿万态，不知道最终会走到哪里。善于修养心性的人，之所以警戒恐惧，防止邪念、保持真诚，不敢有毫厘的偏离中正，就是畏惧这个缘故。郑公子宋看见厨师宰杀鼋，用手指跳动示意，看着公子归生而笑，这不过是相互开玩笑罢了。玩笑仅仅停留在玩笑，不过触犯朝仪不庄重的惩罚，它的过失是很轻微的。然而这颗心一旦失去中正，转而相互引发，因为公子宋的玩笑而招致灵公的玩笑，偏偏不给他吃，来驳斥他手指跳动的占卜。公子宋于是勃然大怒，用手指蘸鼎中的肉汤尝了尝然后退出。这是心的第一次变化。这颗心又转而相互引发，因为公子宋的愤怒而招致灵公的愤怒，愤恨他的傲慢凶狠，打算处以极刑。公子宋于是恐惧，与公子归生谋划实行弑君逆乱，被归生拒绝。这是心的第二次变化。这颗心又转而相互引发，因为公子归生的拒绝而激起公子宋的阴谋，反而向灵公诬陷归生以胁迫他。归生果然落入圈套，害怕祸患波及自己，最终共同弑杀了灵公。这是心的第三次变化。公子宋与公子归生起初相互开玩笑，哪里会料到祸患会发展到如此极端的地步呢？一笑之间的失误，谁能避免呢？大概公卿大臣和车夫仆役，人人都犯过这样的错误，而官府家庭，天天都有这样的事。哪里知道这颗心经过三次变化之后，竟然陷入大逆不道的境地呢？我不仅为过去的人感到恐惧，更为后来的人感到恐惧。虽然如此，水向下流而在高处停止，火在干燥处传播而在潮湿处停止。公子宋、公子归生、灵公三人之中，如果有一人善于修养心性，性情本来治理得好，那么之前的恶念必定有所停止，而不能发展到那一步了。公子宋与公子归生的窃笑，灵公如果知道君臣之间不可以相互戏谑，那么祸患必定停止。灵公不给公子宋吃，公子宋如果知道区区口腹之欲不足以拖累我的心，那么祸患也停止。公子宋蘸指尝肉，灵公如果认为罪过轻微，谴责不到要杀他的地步，那么祸患也停止。公子宋谋划弑君，公子归生如果以道义显于神色，立即纠正他的言辞，那么祸患也停止。不幸的是这三个人，性情都不加治理，以混乱代替混乱，相互激发，这就是他们共同陷入大祸的原因。这难道仅仅是一个人的过错吗？

楚国的箴尹克黄不抛弃君主的命令【鲁宣公四年初，若敖在防地娶妻，生了斗伯比。若敖去世，斗伯比跟随母亲居住在防地。他在防地女子中淫乱，生了子文。防地夫人让他丢弃在梦中，老虎给他喂奶。防地国君打猎看见他，恐惧而返回。夫人把情况告诉国君，于是派人收留他。楚国人称喂奶为谷，称老虎为于菟，所以给他取名叫斗谷于菟。把他的女儿嫁给伯比，伯比实际担任令尹。子文是他的孙子，箴尹克黄出使齐国，回来到达宋国，听说发生动乱。他的人说：“不可以回国了。”箴尹说：“抛弃君主的命令，独自谁来接受？君主，就是天。天可以逃避吗？”于是回国复命，而自己拘禁在司败那里。楚王思念子文治理楚国的功绩，说：“子文没有后代，用什么来鼓励善行？”让他恢复职位，改名叫生】

端正道义而不谋求利益，阐明正道而不计较功效，这是我们儒家的根本宗旨【董仲舒传】自从谋求利益、计较功效的说法流行以来，即使是古人事迹严峻刚烈、卓越超绝，明显超出常情俗虑之外的，没有不用这种心态去衡量的，它的危害难道轻微吗？楚国灭掉若敖氏时，箴尹克黄确实是他们的族裔，恰好出使齐国，侥幸漏网，这本来应该委身于诸侯以逃避死亡，没有比这更先考虑的保全之策了。伍员在外，听说伍奢被囚禁，逃奔吴国而免死；李广利在外，听说李氏的狱案，投降胡人而生存。这与箴尹的事情正相类似。箴尹唯独以君命为重，明知是死地而径直前往，如果不是审察道义与命运，把生死看作一样的人，怎么能立刻辨别这一点呢？谋利计功的人还说：“死地就是生地。”若敖氏既已灭亡，回去则死而逃跑则生，这是人们共同知道的。冒着死亡去复君命，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