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博议卷二

译然而隐公的询问，难道仅仅是为了仲子的一座宗庙吗？只是借仲子宗庙这件事来发问罢了。对于众仲，何不郑重地告诉他：“周公制定礼乐以达成太平盛世，天子使用八佾，诸侯使用六佾，这是周公所制定的乐舞。周公规定这些乐舞的等级，大概是想要推行于天下，流传于万世。周公身为诸侯却进献天子的乐舞，这难道不是想要尊崇周公本人而废弃周公的礼乐吗？周公想要推行于天下，而他的子孙已经扰乱了它；周公想要流传于万世，而他去世后就已经违背了它。假使周公有知，我知道他不会享用鲁国的祭祀了。您何不借此机会匡正礼乐的僭越，恢复诸侯的旧制，向天子禀告，向周公的宗庙禀告，让天下人再次见到周公的礼乐，这样鲁国就有两位周公了。现在还在仲子的宗庙使用六佾，这是用对待仲子的礼节来对待仲子，却不用对待周公的礼节来对待周公，为什么对待仲子如此优厚而对待周公如此微薄呢？”如果众仲能说出这番话，隐公能做出此举，就可以尊崇王室，可以使诸侯信服，可以堵塞乱臣贼子的源头，五霸之首就不在齐桓公而在隐公了。虽然如此，这并不是用来责备众仲的。当初成王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即使是召公、毕公那样贤德的人，也没有坚决争辩，直到孔子才感慨地说道：“鲁国的郊祭和禘祭不合礼制，周公大概衰落了。”大概必定进入圣人的境界，然后才能知晓圣人的心意。比圣人低一等的人，即使是召公、毕公尚且不能完全知晓，何况众仲呢？只是众仲错失了一次良机，所以僭越悖乱的习气流传到后世，以至于季氏以陪臣的身份，傲慢地在庭院中跳八佾舞，加重了孔子的叹息。唉！隐公的询问是在三家势力尚未兴起之前，孔子的叹息是在三家势力已经兴盛之后。在尚未兴起之前加以防范，是众人容易做到的；在已经兴盛之后加以禁止，是圣人也感到困难的。我因此更加为隐公感到惋惜。

译隐公辞谢宋国使者【隐公五年，宋国人夺取了邾国的田地。邾国人向郑国报告说：“请君王在宋国发泄怨恨，我国愿为向导。”郑国人率领周天子的军队防备着，讨伐宋国，攻入宋国的外城，以报复东门之战。宋国人派使者来报告，命令隐公听到宋国外城被攻入的消息，准备去救援，隐公问使者说：“郑国的军队到了哪里？”回答说：“还没有到达宋国都城。”隐公发怒，于是停止救援。辞谢使者说：“君王命令我共同忧虑国家的危难，现在我问使者说‘军队还没有到达都城’，这不是我敢知道的】

起初我读《战国策》，看见苏秦、张仪、公孙衍这些人，凭借他们的诡辩，玩弄当时的君主于股掌之上，突然让他们高兴，突然让他们愤怒，突然让他们忧愁，突然让他们快乐，指着河流说是陆地，君主也跟着说是陆地，指着老虎说是羊，君主也跟着说是羊，虽然有耳目鼻口，不能自己使用，而听任辩士的摆布，拍手扼腕，俯身哀悼仰身祝贺，在呼吸之间颠倒昼夜，在须臾之际改变寒暑，他们那三寸之舌，实在是百万生灵的命运主宰。等到我深入思考并广泛考证之后，才知道诡辩起初不足以依赖，那些《战国策》所载的，只是侥幸成功罢了。然而暂且用两个例子来阐明：赵国和魏国攻打韩国，在华阳交战，韩国向秦国告急，秦国不救援韩国，派遣陈筮去见穰侯。穰侯说：“事情紧急吗？”陈筮说：“不紧急。”穰侯发怒说：“使者往来不绝，向我国报告非常紧急，您来说不紧急，为什么呢？”陈筮说：“如果韩国紧急，就会改变态度而依附别国，正因为不紧急所以又来请求罢了。”穰侯说：“您不必去见秦王，请现在出兵救援韩国。”八天后在华阳之下打败了赵国和魏国【见《战国策》】。这种说法，世人都认为巧妙。郑国讨伐宋国，攻入其外城，宋国人派使者来向鲁隐公报告，隐公听到外城被攻入的消息，准备去救援，问使者说：“军队到了哪里？”回答说：“还没有到达都城。”隐公发怒，于是停止救援，辞谢使者说：“君王命令我共同忧虑国家的危难，现在我问使者说‘军队还没有到达都城’，这不是我敢知道的。”这种说法，世人都认为拙劣。我认为陈筮说“不紧急”，宋国使者说“未及都城”，他们的说法起初没有不同，陈筮侥幸遇到穰侯的听从，所以人们认为他的说法巧妙；宋国使者不幸遇到隐公的愤怒，所以人们认为他的说法拙劣。陈筮是得其时的人，并非智慧；宋国使者是失其时的人，并非愚笨。如果陈筮遇到隐公，就是愚笨；如果宋国使者遇到穰侯，就是智慧。愚笨和智慧起初没有固定的名称，巧妙和拙劣起初没有固定的定论。由此推论，凡是战国策士，之所以能打动当时君主的耳朵，都出于侥幸罢了，难道那些小小的说辞真的足以依赖吗？杜预认为宋国使者怨恨隐公明知故问，这大错特错。宋国使者以郑国军队讨伐的事向鲁国告急，鲁隐公问郑国军队到达的远近，这是人之常情。虽然听到攻入外城，然而问路上的情况，不如问使者来得详细，那么知道后又问，也是人之常情。况且宋国使者的使命专门在于郑国军队，隐公怎么能舍弃郑国军队而问其他事呢？因此“军队到了哪里”这句话，是隐公应当问的，宋国使者应当回答的，那使者如果不是疯狂迷惑丧失心智，怎么会自己激起愤怒呢？他之所以说“未及都城”的话，大概也像陈筮的计谋，想要激发鲁侯的救援罢了。没想到遇到隐公的暴怒，不能继续进献他的说法，于是导致辱没使命而归。因此知道诡辩果然不足以依赖。从陈筮来说，他扭转了穰侯不救援的心意，他的说法似乎有功；从宋国使者来说，他阻碍了隐公想要救援的意思，他的说法深可归罪。利害祸福都系于所遇到的时机罢了。后世只看见《战国策》所载，百发百中，于是认为正论不如诡辩，君子不如策士。殊不知《战国策》这本书，是策士所写的。书出于策士之手，必定不会自贬策士的不是。他们一时的谋议，成功的就记载，失败的就删去；中肯的就记载，失误的就删去。像陈筮这类人，侥幸有功，就大书特书，以显示给后世；像宋国使者这类人，败坏别人的事情，不记载在书中，也不知道有多少了。只有结合《战国策》来观看，然后知道策士的谋略，得不偿失，利不偿害，起初不能让人一定听从。我因此表明并指出这一点，作为策士的警戒。郑伯侵陈大获【隐公六年，郑伯侵犯陈国大获全胜。往年，郑伯向陈国请求和解，陈侯不答应。五父劝谏说：“亲近仁德，与邻国友好，是国家的珍宝。君王您答应郑国吧。”陈侯说：“宋国和卫国实在难以对付，郑国能做什么？”于是不答应。君子说：“善行不可丢失，恶行不可滋长，这说的是陈桓公吧？滋长恶行而不悔改，灾祸自然降临。即使想挽救，还能做到吗？”《商书》说：“恶行的蔓延，就像火在草原上燃烧，不可靠近，还能扑灭吗？”周任有话说：“治理国家的人，看见恶行就像农夫致力于除草一样，割除堆积起来，断绝其根本，不让它繁殖，那么善行就确立了】

盛怒不施加于细微之处，重罪不责罚于小过失，这是人之常情。陈侯不答应郑伯请求和解，于是导致被讨伐，他失去讲求信义、修好和睦的道义，固然可以责备。然而春秋时期诸侯打一仗和一次，通一次绝一次，习以为常，像陈侯这样的罪过，晋、楚、齐、秦以下，没有谁没有的。左氏却深深排斥

译然而极力诋毁他，甚至认为像大火在草原上蔓延，不可靠近，即使是毫无道义的君主，责备他也不过如此，这多么违背人情啊？用《左传》的话来比较陈侯的过错，就像犯了笞杖之罪却施加斧钺之刑，拖欠升斗之租却索取仓廪之粟。如果左氏是愚人，那么可以让左氏稍微懂得治国之道，难道容许如此错乱吗？言辞严厉，责备峻急，这必定有深意存于其中。天下的事情，因畏惧而成功，因疏忽而失败，畏惧是福的根源，疏忽是祸的门户。陈侯因为宋、卫强大而畏惧它们，因为郑国弱小而疏忽它，于是认为郑国能做什么而不允许它讲和。等到战事连绵祸患结起，不在所畏惧的宋、卫那里失败，而在所疏忽的郑国那里失败，那么疏忽难道不是祸的门户吗？虽然郑军所侵犯的，不过是毁坏房屋，驱赶老弱，掠夺牛马，但推究“郑国能做什么”这一句话，实在是亡国败家的根本，大概是古人所说的一句话就丧失国家的情况吧。秦国削弱百姓而防备匈奴【秦国派遣蒙恬率领三十万军队北伐匈奴，修筑长城，依据地形设置险要关塞。陈涉一经号召，天下共同起事，因此导致秦朝灭亡】，难道不是畏惧匈奴势力强大，而认为百姓能做什么吗？然而灭亡秦国的不是匈奴，而是被认为能做什么的百姓。汉朝压制宗室而任用外戚【七国已经反叛，汉武帝于是采用主父偃的建议，下达推恩令，诏令诸侯分封王子弟，于是藩国开始分裂，宗室逐渐削弱。然而将政事委托给外戚，元帝、成帝以后，权力下移，最终导致王莽篡位】，难道不是畏惧宗室势力紧迫，而认为外戚能做什么吗？然而灭亡汉朝的不是宗室，而是被认为能做什么的外戚。晋武帝认为戎狄能做什么而不迁徙他们，所以最终亡于戎狄【晋惠帝元康元年，担忧匈奴郝度元与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共同拥立氐族首领齐万年为帝，将军孟观在中亭大破氐族军队，抓获齐万年。太子洗马江统认为戎狄扰乱华夏，应该尽早断绝其根源，于是撰写《徙戎论》以警示朝廷，朝廷不能采纳，而五胡肆虐，国家社稷化为废墟】。隋炀帝认为盗贼能做什么而不戒备，所以最终亡于盗贼【隋朝内史侍郎虞世基因为皇帝厌恶听到盗贼的消息，各位将领及郡县有报告战败求救的，虞世基都压制减少表状，不据实上报，只说防范窃贼狗盗，郡县追捕，即将消灭殆尽，皇帝认为正确，因此盗贼遍布海内，陷落郡县，皇帝不知道，十四年在江都被杀，隋朝国运于是转移】，以至于项羽看待高帝【项羽与高祖争夺天下，高祖多次战败不利，而项羽更加轻视汉军，最终在垓下失败】，王莽看待汉兵【王莽派遣王邑、王寻率领军队平定山东，号称百万大军，放纵军队包围昆阳，光武帝全部率领各营士兵，亲自率领千名骑兵作为前锋，王寻、王邑派遣数千士兵交战，光武帝冲击他们，连胜于是前进，王莽军队大败，汉兵到达长安，王莽说：“上天赋予我德行，汉军能把我怎么样”，士兵斩杀王莽并将首级传到宛城】，梁武帝看待侯景【侯景背叛北魏归附南梁，而梁武帝采用朱异的话接纳侯景，见霜不戒备，最终导致动乱灭亡】，唐明皇看待安禄山【安禄山奸巧善于侍奉人，很多人赞誉他，皇帝更加认为他贤能，张九龄、杨国忠多次说他必定反叛，而皇帝不以为意，宠爱待遇日益兴盛，最终导致范阳之变】，都是开始认为能做什么，而最终导致败亡，那么“陈侯能做什么”这一句话，实在是千年乱亡的根源，左氏怎么能不深深排斥而极力诋毁他呢？唉！君子的议论常常抓住根本，众人的议论常常抓住末节，凡是臣子深切告诫君主的，必定说暴虐、淫侈、拒谏、黩武，都是君主的大禁忌，至于论述桀、纣、幽、厉的恶行，也必定将前几种归咎于他们，却不知道这几种都是末节，其根本究竟在哪里呢？君主必定认为民怨能做什么，所以敢于暴虐；必定认为财匮能做什么，所以敢于淫侈；必定认为争臣能做什么，所以敢于拒谏；必定认为穷兵能做什么，所以敢于黩武，那么“能做什么”这句话，是万恶产生的根源，如果不探究其根本，那么“能做什么”这句话，虽然有导致动乱的端倪，而没有导致动乱的形状；虽然有可畏惧的实质，而没有可畏惧的迹象，不是洞察细微的君子，谁能遏制滔天巨浪于涓涓细流之初呢？左氏的议论真是深刻啊！

译郑伯朝见桓王【注：见《隐公六年》】

君子议论事情，一定要让事情为我所用，而不让我被事情所驱使。古今应当议论的事情，多得数不胜数。如果看到事情艰难，就跟着说它难；看到事情容易，就跟着说它易。更严重的，反而迁就自己的观点去迎合事情，这难道不是被事情所驱使吗？立论的可贵之处，大概在于阐明尚未明晰的道理，而不是仅仅议论自己见解的表象。如果只议论自己见解的表象，这就好比说火是热的，说水是冷的，说盐是咸的，说梅是酸的，天下人都知道，哪里还需要我的说法呢？只有君子立论，相信自己而不轻信他人，相信内心而不轻信眼睛，所以能驾驭事情而不被事情驾驭。看到眼前的事，就能得到背后的理；看到前面的事，就能得到后面的理。众人只知道这件事本身，而君子却独自知道事外的道理。试举一两个例子来阐明这一点。

《春秋》初期，郑国侍奉周王室，其背叛与归顺的态度不一，人们的议论也不一，但都是随着事情立论，很少有能得出事外之理的。郑伯朝见周桓王，桓王对他无礼，众人的说法不过是认为桓王无礼是不对的，这是《左传》已经说过的。君子议论这件事，则认为王纲既已坠落，傲慢固然招致祸患，卑下也会招来侮辱。比如周夷王走下殿堂接见诸侯，礼节虽然卑下，但周王室更加衰微【《史记·本纪》】；周襄王听从晋文公的召见，礼节虽然卑下，但晋国更加僭越【《僖公二十八年》】。由此可知，桓王的过失，不仅仅在于对郑伯无礼，而在于不能振兴王纲，这是事外的道理，是《左传》没有说过的。

周郑关系恶化，众人的说法不过是认为桓王把政权交给虢公，这是《左传》已经说过的。君子议论这件事，则认为王者对待诸侯，有畏惧他们的迹象就会使他们骄傲，没有畏惧他们的迹象就会使他们服从。在周平王时期，打算任用虢公却不敢任用，反而与郑国交换人质【《隐公二年》】，郑国知道周王室畏惧他们，所以在打算任用虢公之初，侵犯王室，践踏麦禾，毫无顾忌。在周桓王时期，打算任用虢公就立即任用，未曾犹豫，郑伯知道周王室不畏惧他们，所以在已经任用虢公之后，奉承王命，朝见、防守、征讨，起初不敢违背。由此可知，周郑交恶，不在于任用虢公，而在于周王室畏惧郑国，这是事外的道理，是《左传》没有说过的。

桓王把苏忿生的田地赐给郑伯，因此失去了郑国，众人的说法不过是认为有赐田的名义，而没有赐田的实质，这是《左传》已经说过的。君子议论这件事，则认为苏忿生既然已经叛逃，他的田地就不再属于周王室所有，给他一个虚名，固然足以引起郑国的怨恨。然而苏忿生是王室的卿士，苏忿生的田地是王室的田地。叛臣盗据王室的土地，君王不能自己取回，反而借助他人之手去取回，怎么能不被郑国轻视呢？由此可知，郑国背叛周王室，不仅仅在于怨恨周王室，而在于轻视周王室，这是事外的道理，是《左传》没有说过的。

桓王剥夺郑伯的政权，率领诸侯讨伐郑国，反而被郑国打败。众人的说法，不过是认为不应当剥夺郑伯的政权，这是《左传》已经说过的。君子议论这件事，则认为郑伯的政权本就应该被剥夺，只是桓王不能使名分正当罢了。当郑伯擅自废黜泰山祭祀的时候，以废黜祭祀为由讨伐他，这名义难道不正当吗？当郑伯用玉璧交换许田的时候，以独占土地为由讨伐他，这名义难道不正当吗？如果在这个时候讨伐他，名分正当，道义顺畅，郑国将连覆亡都来不及了。桓王在那个时候不能讨伐，拖延了几年，竟然无故剥夺他的政权，讨伐他的国家，郑国不服从也是理所当然的。由此可知，桓王导致失败，不在于剥夺郑伯的政权，而在于剥夺政权的时机不对。这是事外的道理，是《左传》没有说过的。

郑国已经打败了王室的军队，于是收敛军队停止进攻。众人的说法，不过是认为郑伯只是想苟且自救，这是《左传》已经说过的。君子议论这件事，则认为郑伯在未取胜时，让祝聃射中桓王，这种行为非常悖逆；既已取胜，就让祭足慰劳桓王，言辞非常恭敬。前面的悖逆，大概出于真情，想要获取一时的胜利；后面的恭敬，大概是出于矫饰之情，想要逃避天下的指责。即使杜预也相信他是想苟且免祸，而没有醒悟到郑伯不仅欺骗了当时的人，他遗留的奸诈，还能欺骗千年之后的杜预，可谓阴险了。盗贼以盗贼自居，其情状还可以宽恕；盗贼以君子自居，其情状尤其可诛。由此可知，议论郑伯的人，不应当相信他苟且免祸的言辞，而应当痛恨他诈称苟且免祸的言辞。这是事外的道理，是《左传》没有说过的。

大体上，议论事情的体裁，与叙述事情的体裁不同。叙述事情是记载事实，议论事情是推究道理。那些史册所记载的，既然已经叙述了事情的实际情况，议论者又跟着叙述事情，却不能推究事外的道理，这与叙述事情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不叫作议论事情。况且史册已经叙述过了，哪里还需要我再做多余的言辞去叙述呢？即使把我的议论削去，对于那件事情，难道能有什么增减吗？这样我的议论反而依赖那件事情而成立，而那件事情不依赖我的议论就明白了。所以善于议论的人，事情跟随议论；不善于议论的人，议论跟随事情；善于议论的人，事情凭借议论而彰显；不善于议论的人，议论凭借事情而存在；如果议论凭借事情而存在，那么议论反而成为事情的累赘，还拿什么来执笔写作呢？

陈五父到郑国，主持盟誓，歃血时好像忘了【《隐公七年》，陈国与郑国讲和，陈五父到郑国，主持盟誓，壬申日，与郑伯结盟，歃血时好像忘了，泄伯说：

译五父必定不能免于祸患，不再指望盟约了。桓公五年，陈国发生动乱。曹国太子朝见鲁国，演奏音乐时叹息。桓公九年，曹国太子来朝见，鲁国以上卿之礼接待他。在宴享曹太子时，初次献酒，音乐奏响时他叹息。施父说：“曹太子恐怕有忧患吧，这不是叹息的地方。”晋侯接受玉帛时态度怠慢。僖公十一年，周天子派召武公、内史过赐给晋侯命书，晋侯接受玉帛时怠慢。内史过回去告诉周天子说：“晋侯恐怕没有后代了吧？天子赐给他命书，他却怠慢地接受瑞玉，这是自己先抛弃自己，哪里还会有继承者呢？”齐侯言语轻率。文公十七年，襄仲前往齐国，拜谢谷地之盟，回国后说：“我听说齐国人将要吃掉鲁国的麦子，以我看来，他们将不能做到。齐侯言语轻率，臧文仲说过：‘国君言语轻率，必定会死。’”公孙归父谈论鲁国的音乐。宣公十四年，秋季九月，楚子包围宋国。冬季，公孙归父在谷地会见齐侯，见到晏桓子，与他谈论鲁国的音乐。桓子告诉高宣子说：“子家恐怕要逃亡了吧？他眷恋鲁国了。眷恋必定贪婪，贪婪必定图谋他人，图谋他人也会被人图谋，一国的人都图谋他，怎么能不逃亡呢？”赵同不恭敬。宣公十五年，晋侯派赵同向周天子进献狄人的俘虏，态度不恭敬。刘康公说：“不到十年，原叔必定有大灾祸，上天已经夺去了他的魂魄。”晋侯接见鲁侯时不恭敬。成公四年，鲁公前往晋国，晋侯接见鲁公时不恭敬。季文子说：“晋国必定不能免于祸患。《诗经》说：‘恭敬啊，恭敬啊，上天只显明地思考，天命不易啊。’晋侯的命在诸侯手中，能不恭敬吗？”郑伯授予玉帛时，目光游移且行动迅速。成公六年，春季，郑伯前往晋国，拜谢成子之盟。在东楹的东边互相授予玉帛时，士贞伯说：“郑伯恐怕要死了吧？这是自己抛弃自己。目光游移且行动迅速，不安于自己的位置，适宜不能长久。”郤锜处理事务时不恭敬。成公十三年，晋侯派郤锜来请求出兵，处理事务时不恭敬。孟献子说：“郤氏恐怕要灭亡了吧？礼是身体的主干，敬是身体的根基。郤子没有根基，况且是先君的后代卿大夫，接受君命去请求出兵，本应保卫国家，却怠慢抛弃君命，不灭亡还能做什么？”成子接受祭肉时不恭敬。成公十三年，鲁公前往京师，与诸侯朝见周王，于是跟随刘康公、成肃公会见晋侯讨伐秦国。成子在社庙接受祭肉时不恭敬。刘子说：“我听说，人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这就是所谓的命。因此有动作、礼义、威仪的准则来安定命运。有才能的人用这些修养自己以获福，没有才能的人败坏这些以招祸。所以君子勤于礼，小人尽力。勤于礼没有比致敬更重要的，尽力没有比敦厚笃实更重要的。敬在于养神，笃在于守业。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祭祀有执膰，战争有受脤，这是神灵的重大节操。现在成子怠慢，抛弃了他的命，恐怕回不去了吧？”苦成叔傲慢。成公十四年，卫侯宴享苦成叔。惠子相礼，苦成叔傲慢。惠子说：“苦成家恐怕要灭亡了吧？古代举行宴享，是为了观察威仪，省察祸福。现在夫子傲慢，这是招致祸患的道路。”卫孙文子聘问鲁国，没有改过的样子。襄公七年，卫孙文子来聘问，鲁公登阶，他也登阶。叔孙穆子相礼，快步上前说：“诸侯的盟会，寡君未曾落后。卫君现在您不落后于寡君，寡君不知道错在哪里，希望您稍安勿躁。”孙子没有言辞，也没有改过的样子。穆叔说：“孙子必定要灭亡，作为臣子，国君有过错却不改，这是灭亡的根本。”齐高厚相礼太子，诸侯都不恭敬。襄公十年春季，齐高厚相礼太子光，在钟离先会见诸侯，态度不恭敬。士庄子说：“高子相礼太子会见诸侯，本应保卫国家，却都不恭敬，这是抛弃国家，恐怕不能免于祸患吧？”齐侯卫侯不恭敬。哀公二十一年在商任会盟，是为了禁锢栾氏。齐侯卫侯不恭敬。叔向说：“两位国君必定不能免于祸患，会盟朝见是礼的常规。礼是政事的载体，政事是身体的守护。怠慢礼就失去政事，失去政事就不能立足，因此会动乱。”蔡侯在郑国宴享时不恭敬。襄公二十八年，蔡侯从晋国回来，进入郑国，郑伯宴享他，他不恭敬。子产说：“蔡侯恐怕不能免于祸患吧？他每次经过这里，国君派子展在东门之外慰劳他，他却傲慢，我说他还将改正。现在回来接受宴享却怠慢，这是他的本心。国君作为小国侍奉大国却怠慢傲慢作为自己的本心，将能得死吗？如果不免于祸患，必定由他的儿子承担。他作为国君，淫乱而不像父亲。我听说，这样的人常常有儿子，祸患。”穆叔见孟孝伯，谈论赵孟言语轻率。襄公三十一年，穆叔从会盟回来，见到孟孝伯，对他说：“赵孟将死了吧，他的言语轻率，不像国君的样子。况且年纪未满五十，却谆谆然像八九十岁的人，不能长久了。如果赵孟死了，执政的恐怕是韩子吧？您何不跟季孙说，可以树立善君子。”孝伯说：“人生几何，谁能不轻率？早晨顾不上晚上，将用什么来树立？”穆叔出去告诉人说：“孟孙将死了吧，我告诉他赵孟的轻率，他却更甚。”赵孟对刘定公说我们苟且偷食，早晨不谋晚上。昭公元年，周天子派刘定公慰劳赵孟于颍地，馆舍在洛水弯曲处。刘子说：“美哉，禹的功绩！明德远矣。没有禹，我们恐怕要成为鱼了吧？我和你戴着弁冕，穿着端委来治理百姓，临视诸侯，这是禹的力量。您何不也远继禹的功绩而大庇百姓呢？”回答说：“老夫只畏惧罪过，怎么能忧虑远方？我们苟且偷食，早晨不谋晚上，哪里能长远？”刘子回去告诉周天子说：“谚语所谓‘老将知而耄

译“及之者”，这说的恐怕是赵孟吧？他身为晋国正卿，主持诸侯盟会，却与普通人同等，早上谋划不到晚上，已经抛弃了神明和百姓。神明震怒，百姓背叛，凭什么能够长久？赵孟活不过一年了。神明震怒，不享用他的祭祀；百姓背叛，不听从他的役使。祭祀之事不被顺从，又凭什么能长寿？单子目光向下，言语迟缓。鲁昭公十一年，单子到戚地会见韩宣子，目光向下，言语迟缓。叔向说：“单子恐怕将要死了吧？朝廷有固定的位次，防地有标志，衣服有缝线，腰带有结扣。在防地会见，在朝廷议事，必定要在标志和固定位次的位置上进行，这是为了彰显事务的次序。目光不超过腰带结扣和衣缝的范围，这是为了规范仪容。用言语来发布命令，用仪容来彰显它。一旦失礼，就会有缺憾。如今单子身为周王室的官伯，却在防地发布命令，目光不抬到腰带以上，言语不超过一步的距离，仪容不规范，仪容和言语都不彰显。不规范就不恭敬，不彰显就不顺从，没有守护生命的气息了。”十二月，单成公去世。宋公与叔孙昭子交谈，互相哭泣。鲁昭公二十五年，宋公设宴招待叔孙昭子，赋《新宫》诗。叔孙昭子赋《车辖》诗。第二天设宴饮酒，十分欢乐，宋公让叔孙昭子坐在右边上位，交谈时互相哭泣。乐祁退下后告诉别人说：“今年国君和叔孙昭子恐怕都要死了吧？我听说，在悲哀时却欢乐，在欢乐时却悲哀，都是丧失心智的表现。心智的精爽，就是魂魄。魂魄离去，凭什么能够长久？魏献子面朝南坐。鲁昭公三十二年，十一月，晋国的魏舒、韩不信前往京师，在狄泉会合诸侯的大夫，重申盟约，并且命令修筑成周城墙。魏子面朝南坐，卫国的彪傒说：“魏子必定会有大祸，僭越本位来号令大事，这不是他所能胜任的。”邾子拿着玉圭很高，鲁公接受玉圭很低。鲁定公十五年，春天，邾隐公来朝见，子贡在一旁观看。邾子拿着玉圭很高，他的仪容仰起；鲁公接受玉圭很低，他的仪容俯下。子贡说：“从礼仪来看，这两位国君都有死亡的征兆。礼仪，是死生存亡的根本，左右周旋、进退、俯仰都从这里取得准则，朝见、祭祀、丧礼、军事都从这里观察。如今正月互相朝见，都不符合法度，心已经亡失了。喜庆之事不合根本，凭什么能够长久？高仰是骄傲，卑俯是衰替。骄傲接近动乱，衰替接近疾病。国君是主人，恐怕会先死吧？”夏天五月，鲁定公去世。孔子说：“赐真不幸。”因为子贡的话说中了，这是让赐多嘴多舌啊。

译春秋时期，诸侯盟会、聘问、享礼，人们都将升降进退、言语沉默的礼节，视为吉凶祸福的预兆，这种矫饰荒诞、不合常理的做法，世人所共知。我对此仍有所怀疑。观察人的方法，在于隐蔽而不在于显露，在于幽暗而不在于明亮。显露与明亮，是人们所畏惧的；隐蔽与幽暗，是人们所忽视的。人们所畏惧的，即使是小人也知道自我修饰；人们所忽视的，即使是君子也不能没有瑕疵。大概是因为畏惧就会刻意注意，而忽视就会大多不加注意罢了。如果不能趁其不备之时去观察，而只是在他刻意注意的时候去观察，那么伪善的脸色、过度的恭敬就会蜂拥而起，他的本质和真实状态，又从哪里能够看见呢？治理众人的仪容，一定比闲居之时严肃；对待宾客的言语，一定比私下亲近之时严谨。更何况在盟会、聘问、享礼的时候，钟磬陈列在庭院，笾豆摆放在席上，傧相站在前面，三揖之礼在下进行。早上在厅堂上失态，晚上就会在国内传为笑柄，一句话的失误，足以引起众人的讥讽。人情喜好胜利而厌恶耻辱，难道不能在须臾之间勉强做到吗？现在考察《左传》所记载的，那些周旋揖让、辞气容貌，可笑可指之处，在史册中随处可见。这是不可理喻的道理。唉，我明白了！凡人的情性，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作恶，在人们看得见的地方行善，想要欺骗世人来推销他的奸诈，为什么不反观自身，就近取譬呢？肝脏患病，眼睛就不能视物；肾脏患病，耳朵就不能听声；脾脏患病，嘴巴就不能进食；心脏患病，舌头就不能说话。肝、肾、脾、心，在体内而人们看不见；眼、耳、口、舌，在体外而人们看得见。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患病，那么病症一定会在人们看得见的地方显露出来。因此，隐蔽与显露、幽暗与明亮，本来没有两种道理。隐蔽所隐藏的，等待显露而暴露；幽暗所积蓄的，等待明亮而彰显。那些春秋时期的公侯卿大夫，未曾致力于暗室屋漏中的修养，等到盟会、燕享的时候，虽然想要勉强修饰，终究有时无法掩盖。歃血而忘记礼仪的，不知道自己忘记了；接受玉帛而怠慢的，不知道自己怠慢了；奏乐而叹息的，不知道自己叹息了；相互交谈而哭泣的，不知道自己哭泣了。刚刚戴上帽子，佩玉声响俨然，肃然自认为符合礼制，却不知道人们已经在背后议论他了。平日闲暇之时，在暗室屋漏中的所作所为，到了这个时候，就像面对明镜，没有不显露出来的。我因此知道，显露的是隐蔽的影子，明亮的是幽暗的回响。君子想要不得罪众人，必须先不得罪独处时的自己；想要不得罪朝廷，必须先不得罪家庭。如果仅仅用一天的恭敬，来掩盖终身的邪恶，这是弄浊源头而扬起水流，砍伐树根而灌溉树叶啊。虽然如此，春秋时期，旁观窃议的人，只是那些盲史之学的学者罢了，而过失谬误，已经无法逃避他们的眼睛。假设有懂得大道的人站在他们旁边，又将如何呢？

隐公向众仲询问关于“族”的事【隐公八年，无骇去世，羽父请求赐谥号和族氏，隐公向众仲询问关于族氏的事，众仲回答说：“天子建立德行，根据出生的情况赐姓，分封土地并赐命氏。诸侯以字作为谥号，并以此作为族氏。官员有世袭功劳的，就有官族；封邑也是如此。”隐公命令以字作为展氏】

天下的事情，简单就容易知道，繁杂就难以知道，这是常理。至于氏族之说，则相反。氏族没有比古代更繁杂的，而知道它的人很容易；氏族没有比现在更简单的，而知道它的人很难。三代的时候，所谓“姓”，是统括祖先所从出的，百世不变；所谓“氏”，是区别子孙所从分的，几代就变化一次。天子建立德行，根据出生的情况赐姓【根据他所由出生的地方赐姓，比如舜由妫汭出生，所以陈国为妫姓】，他们得到的姓虽然只有一个，而子孙分别成为氏的，数不胜数。有以祖父的字作为氏的【比如陈伯袁的后代成为袁氏，齐公子高的后代成为高氏，卫公子惠孙的后代成为孙氏，宋公子乐父的后代成为乐氏，宋司寇牛父的后代成为牛氏，鲁闵子骞的后代成为骞氏，这些都是以祖父的字作为氏的】；有以先世的谥号作为氏的【杜预说：有的就直接用先人的谥号作为族氏】；有以所居的官职作为氏的【祭仲起初担任祭地的封人，掌管封疆，后来以之为氏】；有以始封的邑作为氏的【比如文王封子时叔于沈，所以他的后代成为沈氏；武王封太伯的曾孙于阎，所以他的后代成为阎氏；晋穆族封少子成师于韩，所以他的后代成为韩氏；晋献公封毕万于魏，所以他的后代成为魏氏；宋公子段食于褚，所以他的后代成为褚氏；宋太公食于萧，所以他的后代成为萧氏；楚贲皇食于苗，所以他的后代成为苗氏；晋叔向食于杨，所以他的后代成为杨氏；杞的后代食于娄而成为娄氏；越的后代食于欧山之阳而成为欧阳氏，这些都是以始封的邑作为氏的】。分支别类，千条万径，起初似乎参差错乱而难以考证，等到慢慢观察，有纲有条，就像指掌一样清楚。孟、仲、季、臧、东门、子叔都出自鲁国【孟穆伯、仲子、季文子、臧僖伯、东门襄仲、子服昭伯、叔孙氏等就是】；游、国、丰、印、公孙、伯张都出自郑国【游吉、国参、丰卷、印堇父、公孙泄、伯张之类就是】；向、华、荡、乐、鳞、鱼、仲、老都出自宋国【向宜、华督、父荡、意诸

译乐吕、鳞朱、鱼石、仲几、老佐这些人就是例子】栾、高、崔、国、叔仲、东郭这些姓氏都出自齐国【栾子雅、高傒、崔夭、国归父、叔仲还、仲孙湫、东郭偃就是这些人】追溯它们的支流，就可以知道它们的源头；追溯它们的枝叶，就可以知道它们的根本。这难道不是很简单吗？自从秦汉以来，姓氏制度，大多出自皇上的赐予，百姓自行更改的几乎没有。至于世代坚守一个姓氏，传承千余年而不改变的，天下到处都是。姓氏的变化不像古代那样频繁，姓氏的类别不像古代那样繁多，可以说简单而容易知晓了。然而很少有人能够辨别姓氏的渊源。王这个姓氏是同一个，我却不知道是出自元城的王呢【后汉的王充，是会稽人，他的祖先从魏郡元城迁徙居住到这里】还是宜春的王呢【前汉宜春侯王莽的后代】或是卭成的王呢【前汉卭成侯王奉光的后代，奉光是宣帝皇后的父亲】刘这个姓氏是同一个，我却不知道是出自陶唐的刘呢【汉高祖刘邦，汉朝帝王的本系出自唐帝，降及到周朝，有秦朝人改姓刘】还是奉春的刘呢【刘敬劝说高祖定都关中，高祖封刘敬为奉春君，赐姓刘】或是元海的刘呢【晋朝赵国的刘元海，本是匈奴种族，汉光武帝时内附，号称南匈奴】那些能够明辨而不迷惑的人，很少了。姓马的人，未必能辨别出是马服的马【赵奢因为封为马服君，他的后代于是转而姓马】还是马矢的马呢【后汉的马隆，他的祖先本姓马矢氏】姓石的人，未必能辨别出是周卫的石【周朝的石速，卫国的石碏】还是后赵的石呢【后赵的石勒，本是羯族】古代的姓氏繁多，而知道的人反而多；现在的姓氏简单，而知道的人反而少。在古代理应困难却反而容易，在现在理应容易却反而困难。这其中的道理究竟在哪里呢？大概是因为谱牒的明晰与废弃罢了。谱牒明晰，那么即使是困难的也能知道，何况那些简单的呢？谱牒废弃，那么即使是简单的也不知道，何况那些困难的呢？我因此知道谱牒的学问不可不研究。世上的学者，向上想要知道天文，向下想要知道地理，大的想要知道治乱兴衰的踪迹，小的想要知道草木虫鱼的名字。至于自己的姓氏，我的祖先是从哪里出来的，却茫然不知，这难道可以不感到羞耻吗？不知道我的祖先姓氏的渊源，这本来就可以感到羞耻了。至于我自己一身之间，看却不知道看的来源；听却不知道听的来源；说话却不知道说话来源；行动却不知道行动的来源；以至于喜怒哀乐，都不知道它们的来源，这更是大大可耻了。不知道我的祖先姓氏的渊源，询问那些精通谱牒学问的人就足够了。不知道我自己视听言动、喜怒哀乐的来源，将要询问谁呢？唉！

译左氏博议卷二

《经部，春秋类，左氏博议》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博议卷三

宋 吕祖谦 撰

滕薛争长【隐公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见，争夺位次先后。薛侯说：“我先受封。”滕侯说：“我是周王室卜选的正统，薛是庶姓，我不能排在他们后面。”鲁隐公派羽父向薛侯请求说：“您和滕君屈尊来到我这里。周地有谚语说：‘山上有树木，工匠就测量它；宾客有礼仪，主人就选择它。’周王室的盟会，异姓排在后面。我如果朝见薛君，不敢与各位任姓诸侯并列位次。您如果屈尊赐给我恩惠，我就愿意替滕君请求排在前面。”薛侯答应了，于是滕侯排在前面。】

用言辞使人信服，以正直为主，这是世间的普遍看法。我认为，言辞的正直，固然可以使人信服，但也可能引发人们的争执。天下的道理，到了正直就停止了，现在反而说会引发争执，为什么呢？听说听到过错就高兴的，是君子；听到过错就生气的，是普通人。君子心口如一，所以与人辩论，心里认输了，嘴上也就认输；普通人心口不一，所以与人辩论，心里虽然认输，嘴上却不认输。言辞的正直，固然可以说服君子。如果与普通人辩论，那么在我这里虽然正直，在对方那里虽然歪曲，如果依仗我的正直而与他计较曲直，他怎么肯自我反省自己的歪曲，而甘心处于失败的地位呢？他的势必与我辩论，辩论而失败，必定争执；争执而失败，必定愤怒。愤怒之心一起，其祸患就有说不完的了。君子常常很少，普通人常常很多，那么言辞的正直，对天下有利少，而有害多。果真如此，那么言辞不可以正直吗？回答说：不是正直的罪过，而是自恃正直的罪过。假使我不自恃正直，又从哪里引发人们的争执呢？从前滕侯、薛侯朝见鲁国，滕是同姓，应当排在前面；薛是异姓，应当排在后面。当他们争夺位次时，举鲁国的人，谁不知道滕的正直而薛的歪曲呢？作为隐公，如果主张滕的正直，指责薛的歪曲，那么滕将自夸他的正直而更加骄傲，薛将自耻他的歪曲而更加愤怒。假使隐公的言辞果真出于此，不仅不能解决两国的争斗，反而会使两国的争斗加剧。只有隐公不自恃正直，而委婉他的言辞，不曾明言薛侯的歪曲，而是退托于卑微低下的地位，以己喻人。他的话说：“我如果朝见薛君，不敢与各位任姓诸侯并列位次。您如果屈尊赐给我恩惠，我就愿意替滕君请求排在前面。”他的话谦逊顺从温和平易，迂回从容，不急躁不逼迫，不自夸不张扬。想薛侯听到这话，必定自己思考说：“作为主人谦抑如此，作为宾客应当如何呢？作为大国谦抑如此，作为小国应当如何呢？”虽然有愤怒乖戾之心，沉浸在这话中，如同跟随春风，如同沉醉于美酒。看到鲁国的恭敬，而看不到滕国的傲慢；看到鲁国的谦逊，而看不到滕国的争夺。以前的虚张声势和骄傲神色，已经云散雾消，而没有再存在了。我由此知道鲁国善于辞令。唉！委屈自己使人信服，接近于弱；委屈别人使自己信服，接近于强。凡人的情感，没有不以弱为耻而喜欢强的。然而我想使人信服，别人也想使我信服，两强不相让，他们的争执什么时候才停止呢？隐公降低大国的尊贵，而屈从于小国的卑微。起初虽然好像弱，但是用一句话就平息了两国的争斗。强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所以达到强的方法，始于弱；达到弱的方法，始于强。不是忘记强弱的人，谁能真正知道强弱的区别呢！

颖考叔争车【隐公十一年，鲁隐公在郲地会见郑伯，谋划讨伐许国。郑伯在太宫授给军队兵器，公孙阏与颖考叔争夺车子，颖考叔挟着车辕跑开，子都拔箭追赶他，到了大路口，没追上，子都愤怒。七月，隐公会见齐侯、郑伯讨伐许国，在许国传令，颖考叔拿着郑伯的旗帜蝥弧率先登城，子都从下面射他，他摔倒了，瑕叔盈又拿着蝥弧登城，四周挥动旗帜呼喊说：“国君登城了！”郑军全部登城，于是进入许国。】

道理存在于天下，就像元气存在于万物中一样。一气之春，播散于各类物品，它的根，它的茎，它的枝，它的叶，它的花，它的颜色，它的芬芳，它的气味，虽然有千万种不同，然而何曾有两种气呢？道理存在于天下，遇到亲人就是孝，遇到君主就是忠，遇到兄弟就是友，遇到朋友就是义，遇到宗庙就是敬，遇到军旅就是肃。随着一件事而得到一个名称，名称虽然达到千万，而道理未曾不一。气没有两种气，理没有两种理。然而物得到气的偏颇，所以它的理也偏颇；人得到气的全备，所以它的理也全备。因为物得到偏颇，所以莸不能成为薰，荼不能成为荠，松不能成为柏，李不能成为桃，各自守着一方面而不能相通，不是物的罪过，是气的偏颇。至于人，则完全接受天地之气，完全得到天地之理。现在反而守着一善而不能互相推广，难道不是人的罪过吗？颖考叔的孝，闻名于郑国，一句话就回转了庄公思念母亲的心，他的孝固然值得嘉奖【隐公元年】假使考叔能推广这种孝而达到极致，那么充满天地，横跨四海，凡天下的道理，没有出于孝之外的。为什么考叔有这种孝而不能推广它，讨伐许国的战役，反而争夺一辆车而丧命，可惜啊！他与庄公问答之际，温良快乐，多么和谐啊！他与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