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博议卷十

译昏乱而不能看见，簮何曾自己隐藏呢？心里急切地寻求，眼睛就模糊看不清楚了。桓公、管仲没有看到楚国的罪过，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楚国攻打郑国【僖公三年，楚国人攻打郑国。郑伯想要讲和，孔叔不同意，说：“齐国正为我们出力，背弃恩德不吉祥。”】齐国拘捕了陈国的辕涛涂【僖公四年，陈国的辕涛涂对郑国的申侯说：“军队经过陈、郑两国之间，国家必定非常疲惫。如果从东方出兵，在东夷展示军威，沿着海岸回国，这样可以吗？”申侯说：“好。”辕涛涂把这话告诉齐侯，齐侯答应了。申侯进见齐侯说：“军队已经疲惫了，如果从东方出兵而遇到敌人，恐怕军队不堪使用了。如果从陈、郑两国之间经过，供应他们的粮草鞋袜，这样可以吗？”齐侯很高兴，把虎牢给陈国，拘捕了陈国的辕涛涂。秋天攻打陈国，讨伐不忠。冬天，陈国讲和，归还了辕涛涂】申侯修筑赐邑的城墙，郑伯逃归【僖公五年，陈国的辕宣仲怨恨郑国申侯在召陵背叛自己，所以劝他修筑赐邑的城墙，说：“美城是个大名声，子孙不会忘记我帮助了你，请让我向诸侯请求为你修筑美城。”于是向郑伯进谗言说：“美城是他的赐邑，将要叛变了。”申侯因此获罪。秋天诸侯结盟，周王派周公召见郑伯说：“我安抚你跟随楚国，用晋国辅佐你，可以稍微安定。”郑伯高兴于周王的命令，却害怕不去朝见齐国，所以逃归，没有结盟。孔叔阻止他说：“国君不能轻率，轻率就会失去亲信，失去亲信祸患必定到来。生病时请求结盟，损失就多了，国君一定会后悔。”郑伯不听，逃离军队回国】郑国杀死申侯来取悦齐国【僖公七年春天，齐国人攻打郑国。孔叔对郑伯说：“谚语说：‘心里不争胜，何必害怕祸患？’既不能强大，又不能示弱，这就是灭亡的原因。国家危险了，请向齐国屈服来挽救国家。”郑伯说：“我知道祸患从哪里来了，暂且稍等。”我回答说：“早晨都顾不上晚上，怎么等待国君？”夏天，郑国杀死申侯来取悦齐国，并且是因为陈国辕涛涂的谗言。起初，申侯是申国出身，在楚文王那里有罪。文王将死时，给他玉璧，让他走，说：“只有我知道你，你贪求利益而不满足，我要什么你就给什么，我不挑剔你的过错。后来的人会向你索取更多，你必定不能幸免。我死后，你必定赶快走，不要到小国去，小国不会容纳你。”文王下葬后，申侯出逃到郑国。又在厉公子文那里有罪。听说子文死了，说：“古人有话说：‘了解臣子没有比君主更清楚的’，这不可改变啊。”】

译怠慢善行而助长奸邪的，没有比迎合时俗的言论更甚的了。这种言论在世间流行，不知道已经多少年了。它有所本据，有所证明，辩论起来也有道理，所以天下人倾覆追随它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言论说：迎合时俗的人通达，违背时俗的人困窘。天下都是尧舜那样的圣君，而我独自像共工、鲧那样凶恶，所以遭受流放诛杀的刑罚；天下都是桀纣那样的暴君，而我独自像商汤、周文王那样贤明，所以遭受幽禁囚系的祸患。所以被流放到崇山、幽州是应当的，被囚禁在夏台、羑里也是应当的。乱世不利于行善，就像治世不利于作恶一样。你打算在乱世行善，何不先自我反省：能忍受饥饿吗？能忍受寒冷吗？能傲视炎热荒远之地而轻视剃发戴枷吗？能喜好刀锯之刑而亲近砧板斧钺吗？如果能做到，固然可以违背时俗而独自践行自己的志向；如果说不能，何不也随着时俗上下起伏以求保全自身呢？这种言论流行，像风一样吹拂、像波浪一样激荡，十个人中有九个都信奉它。唉！世间的君子，究竟用什么道理来驳斥它呢？春秋时期，是浇薄虚伪之风蜂拥而起的时候。迎合时俗而生存的人，我见过；违背时俗而死亡的人，我也见过。祭仲、潘崇的显赫荣耀，泄冶、伯宗的被杀受辱，都是世俗用来作为借口的例子。我曾经通过齐国和楚国争夺郑国时的情况来观察：郑国国君的臣子中，始终主张亲齐而不改变主张的，是孔叔；反复无常追逐利益，时而亲齐时而亲楚的，是申侯。用世俗的言论来衡量，那么孔叔的朴实固执胶着滞涩，在当今世上几乎难免灾祸；申侯掌握诡诈权变之术，遇到浇薄虚伪的时代，正是所谓草木逢春、庄稼逢秋的好时机。然而孔叔最终没有遭受丝毫祸患，而申侯反而因此杀掉了自己，那么世俗的言论果真可以完全相信吗？依附丁、傅两家的人都在哀帝朝中显贵，而朱博却因丁、傅两家而败亡；进献符命的人都在王莽时代封侯，而刘棻却因符命而被诛杀。从前的君子，坚定自守，违背时俗而不后悔，他们对此是明白的。唉！治世，是小人失意的时候；乱世，是小人得志的时候。为小人祈祷的人，必定祝愿他们遇到乱世而不遇到治世，却不知道事情有很大谬误？如果不是这样，小人在治世，片言只语触犯道义就遭到责骂，一举一动触犯法则就受到谴责，内心怀着毒害险恶，郁结无法发泄，确实不得志。然而抑制他们的恶行，正是为了保全他们的性命，爱护小人，有谁比治世更甚呢？严师的鞭打，慈母的呵斥，我只看到恩惠而看不到仇恨。乱世则相反。贪婪巨大的人家业也大，欺诈高明的人地位也高，众人喧哗嚣叫竞相作恶，不致使宗族覆灭、祭祀断绝不止。有诱饵来使他们的钩子芳香，有锦绣来使他们的陷阱华丽，怎能不诱导他们进入死地呢？这就是申侯沉溺于作恶的利益而达到这种极端的缘故。唉！小人啊，不要以遇到乱世为幸运啊！楚国灭掉夔国，黄国不向楚国进贡，楚国灭掉黄国。天下的祸患，依赖他人而不自我警戒的占最大比例；天下的耻辱，被他人依赖而不能保全的占最大比例。依赖他人而遭受祸患的，固然可以责备；所依赖的人不值得依赖，却将他人引入祸患，难道不是更可责备的吗？齐桓公尊崇周王室以安定中原，夔国、黄国，僻处江汉之间，仰慕中原的道义，自己依附于齐国，依赖齐国，却相继被楚国覆灭。左丘明以依赖他人而忘记防备来责备他们，却不知道一个国家之所以忘记防备，是因为深信中原大国可以依赖，最终至于被剪灭，难道不是误信中原大国而达到这种极端吗？作为中原大国的人，将人误入死地，尚不自责，还忍心跟随其后讥讽他们，太过分了！惭愧而不知道羞耻。人们泛舟，依赖船夫而不警戒，酣睡沉醉而溺死于水中，这个人固然有罪，然而岸边的人责备他可以，船夫责备他不可以。他是由谁招致祸患，而你还敢责备他吗？这溺死人的，不是水，而是船夫

译灭亡这两个国家的，不是楚国，而是齐国。这两个国家的灭亡，还不足以让人深深痛恨，我独自有所深深痛恨的事情。中原各国长期不兴盛，蛮夷肆意横行，没有人敢去遏制。齐桓公独自显赫地想要扶持衰微、振兴废弛，〇黄又奋然从荆蛮中自拔出来而跟随齐桓公。四方诸侯都将观察〇黄的祸福，以此作为进退的依据，这是关键时刻啊，是中原与外族胜负的决定时刻。如果〇黄已经依附中原，而国家安定，人民富足，那么诸侯们都会羡慕，抛弃楚国而投靠齐国。楚国虽然在江汉之间倔强，谁会和它同流合污呢？现在齐桓公坐视两个国家灭亡而不能救援，依附中原的没有福报，背离荆蛮的立刻有祸患。人心如果不是疯癫丧心，怎么肯辞别福报而走向祸患呢？这是驱使天下的人归附荆蛮啊。当初如果桓公倡导大义之初，外族都不仰慕中原的道义，漠然不响应，其危害还比较浅。为什么呢？他们虽然不知道依附中原有利，也不知道依附中原有害。不幸〇黄首先倚仗中原却得到祸患，那些画着花纹、身上刺着图案的蛮夷习俗，必定指着〇黄互相告诉说：“我们起初仰慕中原的原因，是因为圭璧黼绣的华丽，干戚羽旄的美丽，豆笾彞鼎的庄严，磬筦钟鼓的和谐。认为可以托付我们的国家而没有后患，从今以后才知道中原不值得倚仗，那些礼乐文物，也只是徒有其表罢了。怎么能被他们诱惑而自投于祸患呢？”这就是两个国家的灭亡，还不足以深深痛恨；因为两个国家的灭亡而断绝外族向往中原的心，这才是可以深深痛恨的。唉！中原好比君子，外族好比小人；小人对于君子的危害，好比外族对于中原的危害。世上那些自称为君子的人，招引小人并诱惑他们说：“你的方法很危险，我的道义很安全，你何不抛弃旧的而投靠新的呢？”偶尔有闻风而来的人，实际上没有什么给他们。既然夺走了小人谋生的方法，却不授予他们君子保护自身的工具，没有进入仁的境界而先陷入愚昧，没有进入义的境界而先陷入迂腐。倚仗他们单纯的善意，不曾设防，轻率触犯世俗禁忌，从而陷入祸患。以前的同辈互相责备并争着归咎于他说：“你不听我的话，舍弃便利的旧方法，而投靠迟缓迂腐的计策，现在祸福究竟如何呢？”以前鄙视我们这一党而自附于他们的人，我说你早上登上君子的门，晚上就收获君子的利益，却反而颠沛困辱，还不如我们这一党循常守故的安全，那么那些拘谨狭隘的人果然值得倚仗吗？一只狗对着形状叫，百只狗跟着声音叫，而仁义之道荒废了。这都是自称为君子的人的罪过。自称为君子的人确实不值得倚仗了，天下怎么能因为这些人不可倚仗就怀疑这种道义不可倚仗呢？那些导致军队覆灭的人相继出现，天下不怀疑兵书难以使用；行医杀人的人相望，天下不怀疑医书难以应用。世上没有因为罪责其人而一并罪责其书的。万古六经，反而因为腐儒曲士辈而废弃吗？楚文王宠信申侯【僖公七年，齐人伐郑，郑杀申侯以讨好齐国，注释见前篇题目】

译喜爱一个人却还能知道他的坏处，这是天下最大的善，也是天下最大的不善。常人的感情，有所喜爱就会有所蒙蔽，有所蒙蔽就会有所遗忘。不被蒙蔽也不遗忘，在深深的喜爱中依然清晰地知道他的坏处，只有天下最公正的人才能做到。为什么反而说这是最大的不善呢？知道他的坏处而疏远他，是善中之善；知道他的坏处而亲近他，是不善中之不善。唐玄宗对于李林甫（李林甫柔顺奸佞，多狡诈心计，深交宦官及妃嫔家族，探察皇帝的动静，没有不知道的，因此奏对常常符合皇帝心意，皇帝很高兴，想任命他为宰相，询问张九龄，张九龄回答说：“宰相关系国家安危，陛下如果任命李林甫为相，我担心日后会成为宗庙社稷的忧患。”皇帝不听从，最终导致安禄山颠覆天下，这都是出于李林甫专权固位的谋划）和唐德宗对于卢杞（唐德宗建中二年任用卢杞为宰相，卢杞阴险狡诈，想树立威势，稍有不顺从他的就想置之于死地。皇帝曾对李泌说：“卢杞忠诚清廉刚直，人们说卢杞奸邪，我完全没觉得是这样。”李泌说：“人们说卢杞奸邪而陛下独自没觉得，这正是卢杞之所以为奸邪的原因。倘若陛下觉得他奸邪，哪会有建中之乱呢？”）一样，都是任用小人，同样因为小人而导致动乱。相比之下，德宗还稍好一些。德宗说：“人们都认为卢杞奸邪，我独自没觉得他奸邪。”这是德宗任用卢杞，是因为喜爱他而不知道他的坏处。不知道他的坏处而任用他，还算是人情常理。至于唐玄宗则已经知道李林甫的坏处了。他认定李林甫嫉妒贤能，这种评价的精妙，虽然借用了张九龄等人的言辞，大概不过如此。所谓面临动乱的君主，各自认为自己的臣子贤能，只是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坏处，所以不能一天之内舍弃他们。假如知道他们的坏处，也一定不能让他们一天之内留在身边。现在唐玄宗明明知道李林甫的坏处，不能减少丝毫对他的喜爱，尊崇信任他长达十九年之久，这哪里还接近人情常理呢？意图在于任用贤能而不知道他的坏处，这是德宗，是失误；意图在于任用奸邪而不顾他的坏处，这是唐玄宗，是故意。失误还可以宽恕，既然知道他是奸邪却任用他，难道值得谴责吗？被欺骗的人罪责小，自我欺骗的人罪责大。德宗不过是被卢杞欺骗罢了，这是卢杞罪责大而德宗罪责小。唐玄宗洞察李林甫的坏处，如同看见肺肝一样清楚，这是李林甫本来就不能欺骗唐玄宗，而唐玄宗自我欺骗的罪责，难道在于李林甫吗？楚文王宠幸申侯，就像唐玄宗宠幸李林甫一样。唐玄宗知道李林甫嫉妒贤能，楚文王也知道申侯专谋私利不知满足，一个终身任用他不替换，一个终身宠幸他不衰减。两位君主的罪责，我不知道谁轻谁重。那子文不知道楚文王的过失，反而追述他的英明，也是迷惑了。古今以郭公厌恶坏人却不能除去作为大讥讽（齐桓公到郭国，问父老说：“郭国为什么灭亡？”父老说：“因为他们喜欢好人讨厌坏人。”桓公说：“按你们所说，那是贤明的君主啊。”父老说：“喜欢好人却不能任用，讨厌坏人却不能除去，这就是灭亡的原因。”）然而郭公不是喜爱他的坏处而不忍心除去，实在是厌恶他的坏处而不能除去。郭公虽然懦弱，但厌恶坏人的本心还没有丧失。哪里像楚文王和唐玄宗，既然知道他们的坏处却还喜爱他们呢？声音中不能并存的，是哭与笑；容貌中不能并存的，是愤怒与喜悦。喜爱那个人，必定不知道他的坏处；知道他的坏处，必定不喜爱那个人。奇怪啊，楚文王和唐玄宗的心！既然知道他的坏处，又喜爱那个人，两者并存于胸中，不相侵犯夺取，唯独为什么呢？大概有说法。善的力量强大，恶的力量也强大。不见到可欲之物而不混乱的，善的力量尚浅。日后见到可欲之物，怎么知道他不混乱呢？不见到奸邪而不愤怒的，恶的力量尚浅。日后见到奸邪，怎么知道他不愤怒呢？见到可欲之物而不混乱，那么他的心深入于善，善的力量已经坚固了。见到奸邪而不愤怒，那么他的心深入于恶，恶的力量已经坚固了。两位君主知道两位臣子的奸邪，是良知还没有泯灭；至于知道他们的奸邪却还喜爱他们，是被恶所控制。恶的力量已经坚固，即使良知也不能夺取。所以我论述并阐发它，作为善恶深浅的验证。

齐桓公拒绝郑国太子华（僖公七年秋天，在宁母结盟，是为了谋划郑国的事。郑国派太子华在会盟中听命，对齐侯说：“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确实违抗君命，您如果除去他们作为成约，我把郑国作为内臣，您也没有不利的地方。”齐侯将要答应，管仲说：“您用礼和信使诸侯归属，却用奸邪来结束，恐怕不可以吧？父子不互相伤害叫做礼，遵守命令顺应时势叫做信，违背这两者，没有比这更大的奸邪了。”桓公说：“诸侯对郑国有讨伐，没有取胜，现在如果有机会，跟随他们不也可以吗？”管仲回答说：“您如果用德来安抚他们，加上训诫的话，而率领诸侯去讨伐郑国，郑国将要灭亡都来不及，怎么敢不害怕？如果总括他们的罪人来面对他们，郑国就有借口了，有什么好怕的？而且会合诸侯是为了崇尚德行，防备中列出奸邪，拿什么给后代看呢？诸侯的会盟，其德、刑、礼、义，没有国家不记录的，记录了奸邪的位置，君主的盟约就废弛了。做了却不记录，不是盛大的德行。您不要答应，郑国必定会接受盟约。”太子华既然身为太子，却谋求借助大国来削弱自己的国家，也必定不能免于祸患。郑国有叔詹、堵叔、师叔三位贤良执政，不可以离间。齐桓公拒绝了他，太子华因此……

译得罪于郑国。冬天，郑伯派人向齐国请求结盟。

译道是无待的，如果说它有待，那就不是道了。“待”这个名称，是从哪里产生的呢？用彼来等待此，叫做待；用此来等待彼，也叫作待。有了彼和此的分别，待的名称就产生了。从来没有彼等待彼的情况，也没有此等待此的情况。雨在天上，庄稼在田里，是截然不同的两样事物。告诉人们庄稼等待雨水，这是可信的。丝帛在织机上，衣服穿在身上，是截然不同的两样事物。告诉人们衣服等待丝帛，这也是可信的。如果对人们说：“我依靠眼睛来看，依靠耳朵来听”，那么世人本来就会怀疑而不相信了。为什么呢？眼睛，是我的眼睛，不是借别人的眼睛来看；耳朵，是我的耳朵，不是借别人的耳朵来听。我看就能看，我听就能听，本来就不是有待的。虽然如此，这固然不是有待的待，但还不能免除无待的待。眼睛即使是离娄那样的人，也不能保证自己不瞎；耳朵即使是师旷那样的人，也不能保证自己不聋。这虽然不依赖他人，但仍然依赖血气之躯，还不是我所能完全主宰的。举天下万物，我所独自主宰而不依赖外物的，大概只有心对于道吧？心之外有道，那就不是心；道之外有心，那就不是道。心如果等待道，就已经背离了道了。等待道尚且不可以，何况想要依赖外物呢！古代的学者是为了修养自己，而不是因为别人不值得去做。通晓天下万物无非是自己，便看不到有别人可以去做的事情。他们的行动，他们的静止，他们的言语，他们的沉默，没有一样是出于别人的。整饬自身，磨砺品行，不是为了扬名；辨别嫌疑，明察细微，不是为了避谤；减轻赋税，减少刑罚，不是为了取悦百姓；深谋远虑，不是为了防患。本来无所依赖而行动，又怎么会有所依赖而停止呢？有所羡慕而行动的，外面没有可羡慕的就不行动；有所畏惧而停止的，外面没有可畏惧的就不停止。说行动，说停止，都依赖外物而不发自内心，那么我的为善就没有根本了。没有根本的水，早晨满溢，傍晚干涸；没有根本的善，早晨锐利，傍晚堕落，这怎么可以依赖呢？郑国的子华以世子的身份出卖他的国家，齐桓公贪图利益将要接受，听从了管仲的劝谏才停止。世人都传颂管仲的话，认为恰当。以我看来管仲的话，是多么不懂得根本啊！管仲说：“诸侯的防备，他们的德、刑、礼、义，没有国家不记载的。记载了奸邪的位置，君主的盟约就废弛了。做了坏事而不被记载，就不是盛德。”管仲不能用道来感化君主的心，使君主自己为善，反而依赖简册上的毁誉来制约他。唉！为善如果真的依赖外物，假使自古没有史官，诸侯没有史籍，难道就会放纵心意而不再为善吗？不引导君主用心来控制外物，反而用外物来控制心，这是以外制内。幸好桓公以好名之心取代了好利之心，才听从了管仲的劝谏。如果桓公好利之心胜过好名之心，那么残破的竹简、腐朽的竹片怎么足以制约桓公呢？管仲的说法到这里就穷尽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圣人设立左右史官来记录言行，难道也是以外制内吗？不是这样的。依赖史册来约束自己，固然依赖外物；把史册看作外物，也难免有外物之见。至理没有外物，被私情所遮蔽，被私智所蒙蔽，才开始限定自己的一身为内，而把其余的都抛弃为外物。至于圣人的心，万物都具备，尚且不见有内，又怎么会有外呢？史官是心的史官，记录是心的记录。推而至于盘盂上的铭文，几杖上的警戒，没有一样事物处在心之外。唉，这难道是管仲所能达到的吗？

宋太子兹父请求立子鱼【僖公八年，宋公病重，太子兹父坚决请求说：“目夷年长而且仁德，君主请立他为君。”宋公命令子鱼即位，子鱼推辞说：“能把国家让给别人，还有什么仁德比这更大呢？我比不上他。”况且这样做也不顺理，于是逃跑退下。九年，襄公即位，因为公子目夷仁德，让他担任左师来听政。于是宋国大治，所以鱼氏世代担任左师】

没有缘故而做出惊世骇俗的行为，是追求名望的极致表现。宋襄公让位于子鱼，就是这样的例子。从统绪上说他是正统，从亲属关系上说他是嫡子，从形势上说他是顺位，没有缘故而想要把君位推给别人，如果不是追求名望，还有什么说法呢？然而追求名望的罪过，人们都共同指责，不值得深究。至于不明白什么是善，这是学者共同的弊病，应当首先讨论。宋襄公没有缘故而让出国家的原因，我知道了。他内心急切地想要向世人表现自己，郁郁不乐地怨恨没有善行可以做，所以做出惊世骇俗的行为来震惊世人。在平地上筑山，是因为那里没有山；如果住在泰山华山旁边，一定不会去筑山。在平地上开凿沼泽，是因为那里没有沼泽；如果住在江海旁边，一定不会去开凿。平地没有山，所以用版筑强行造山；平地没有沼泽，所以开凿强行造沼。那些矫揉造作而强行做出惊世骇俗行为的人，难道不是因为平时自视没有善行可做，不得不采取这种手段吗？人们说：天下的善，遇到了不可不做，没遇到不可强求。这比宋襄公高出一等，但也未免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一年之中，从春到冬；一天之中，从早到晚；一个国家之中，从君主到百姓；一个人身上，从头顶到脚后跟。没有时刻不是善，没有事物不是善，周流充满，随处都满。现在却说遇到善就可以做，没遇到善就不能做，我不知道选择什么作为善，抛弃什么作为不善呢？善良的人为善，总觉得时间不够；世俗之人却感叹善难以遇到，怎么如此相反呢？以鲁国遇到宋国，叫做遇；以齐国遇到陈国，叫做遇；以子路遇到荷蓧丈人，叫做遇。为善而想要遇到善，善难道在外吗？君子明白善的人，天理浑然一体，生生不息，不知道有善的

译可以挑选，也不知道有不好的可以抛弃。尚且看不见精微，什么算是粗疏？尚且看不见纯粹，什么算是驳杂？即使达到世间所谓最高的节操，像尧舜的禅让，也不过是世俗自己加上的名号罢了。行走、说话、饮食、睡眠，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事。而残疾人却羡慕别人的行走，认为那是自己无法企及的，难道行走真的比说话、饮食、睡眠之类更难吗？从残疾人的角度来看，确实如此。尧舜的事迹，遍布天下，无论是礼乐、法度，还是征伐、巡狩，或是历练、禅让，都是顺应事理的自然必然，本来并没有在其中区分轻重。那么所谓的禅让，只不过是尧舜众多事务中的一件罢了。世俗之人指着这一件事认为它高尚，而忽视其余的事认为它们平常，没有别的原因。他们自己觉得舍弃一块金子很难，因而对尧舜忘记天下（的权力）很容易感到惊骇，于是夸大它作为最高的节操，矫揉造作地去效仿。这就是宋襄公那样的人，之所以每时每刻都不绝于世的原因。唉！尧舜的禅让，尧舜何尝自己知道它高尚呢？用世俗的心去揣度，才觉得它高尚。既然如此，那么不仅仅是那些被幽禁、死于荒野的毁谤，是用利欲之心来衡量圣人。诵读尧舜禅让并认为它高尚的人，正是用利欲之心来衡量圣人。

译《左氏博议》卷十

《经部·春秋类·左氏博议》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博议》卷十一

宋 吕祖谦 撰

葵丘之会，重温盟约【僖公九年夏，在葵丘会盟，重温旧约，并且修习美好的礼制。周天子派宰孔赐给齐侯祭肉，说：“天子在文王、武王的宗庙举行祭祀，派我赐给伯舅祭肉。”齐侯将要走下台阶拜谢，宰孔说：“还有后续的命令，天子派我说：‘因为伯舅年高，加上辛劳，赐爵位提升一级，不必下拜。’”齐侯回答说：“天子的威严就在咫尺之间，我小白怎敢贪恋天子的恩命而不拜谢呢？恐怕跌倒在下面，给天子带来羞辱，怎敢不拜谢！”于是走下台阶拜谢接受。秋天，齐侯在葵丘与诸侯结盟，说：“凡是我们同盟的人，结盟之后，言语行为都归于友好。”宰孔先回国，遇见晋侯说：“可以不用会盟了。”齐侯不致力于德行而勤于远略，所以北伐山戎，南伐楚国，西面举行这次会盟。不知道东面的远略，西面却这样做了。这大概会在动乱吧？国君致力于平定动乱，不要勤于出行。晋侯于是返回】

天下从事治理的人，没有不有所期望的。王者期望成为王，霸主期望成为霸主，强国期望成为强。没有目标，谁能射中它？没有愿景，谁能趋向它？志向，是用来确立这个期望的；行动，是用来奔赴这个期望的；功效，是用来回应这个期望的。泛泛地议论，突然地行动，忽然地停止，漫无边际，没有归宿，这哪里足以用来治理天下呢？所以期望，是圣君贤臣用来领先于天下治理的。期望虽然是治理的先导，但也可能成为治理的祸害。期望成为强国的，到了强国就停止，想拉他使他进升到霸主，是不可能的。期望成为霸主的，到了霸主就停止，想拉他使他进升到王者，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平素所期望的只到此为止。强而止于强，伯而止于伯，这不过是安于小成罢了。虽然不足以肩承盛世而追随远大的轨范，然而向下看弱小的国家和简陋的邦国，所获得的不是已经很多了吗？说他没有志向，可以；说他有祸害，就不可以了。然而不知道天下的形势，不兴盛就衰败；天下的治理，不前进就后退。强而止于强的，必定不能保持他的强；伯而止于伯的，必定不能保持他的伯。驱赶骏马在陡峭的山坡上奔驰，中间哪有驻足的地方呢？齐桓公从牢狱枷锁中提拔管仲，把国家政事托付给他，在立谈之间，就立刻以霸业相期望，多么雄壮啊！期望既已确立，左边有国子，右边有高傒，前面有鲍叔牙，后面有隰朋，下至比闾族党的百姓，早起晚睡，磨砺奋发，以奔赴我们国君所期望的目标。到了葵丘之会，威势加于诸侯，名声震动四海，天子赐给祭肉，王命使者下临，周围环绕着旌旗，高筑坛陛，张挂帷幕点燃火炬，有司警戒日期，排列玉圭交叠鞋履，低头就位，冠冕整齐，肃静无声。于是桓公走下台阶，遵循朝廷下拜的礼仪，王命兴起俯跪起立的仪容，恭敬谨慎；环佩冲牙的声音，铿锵悦耳。隆重的宠信荣光，光辉闪耀在行列中，重申五命的威严，展示盟书的诚信，明确的约定显赫的命令，如同横亘银河而轰鸣雷霆。那些小小的曹、许国君，出于边远偏僻之地，突然见到旷古骇俗的宏伟景象，目光呆滞气息夺去，不敢仰视。虽然平日跋扈倔强，不受控制如晋侯者，也还是涂油喂马，奔走道路，恐怕触犯后至的诛罚。五霸中没有比桓公更高的，而桓公九次会盟，葵丘之会，实在是最高的。一时的文物盛况，骚人墨客夸谈矜语，直到今天不衰。唉！桓公平素所期望的，到了葵丘之会，全部偿愿，满足无余，种之累年，而获之于今日，确实可以说没有辜负所期望的了。期望既已满足，他的心也满足了。满足就骄傲，骄傲就懈怠，懈怠就衰败。近来因为宰孔的讥讽，远则招致五公子之乱【僖公十七年】谁知道盛极乃衰之始呢？我曾经比喻桓公的功业：葵丘未会之前，如同从初一至十五的月亮，渐渐增长而渐渐圆满；葵丘既会之后，如同从十五至三十的月亮，渐渐缺损而渐渐耗尽。大概未满则有增加，既满则招致损失罢了，还能再增加吗？人心之不可满足，真是严重啊！桓公不是不知道满足可以警戒，期望既已满足，他的心不得不满足。假如桓公所自期者不止于霸主，怎肯到了霸主就满足呢？桓公的罪过，在于自期之时，而不在于既满之时。雨骤而沼泽溢出，不是雨的罪过，是凿沼者的罪过；酒烈而酒杯翻倒，不是酒的罪过，是造杯者的罪过。沼泽所能容纳有常限，酒杯所能容纳有常量，人的期望有常愿。超过其限，超过其量，满足其愿，虽然不想满，而不自知其满了。我不做沼泽，何忧十日之霖？我不做酒杯，何忧千酿之醴？桓公平素不以霸主自期，则向下看霸业，也不过是蚊虻飞过眼前罢了。我因此知道自期之不可小。进升霸主而至于王者，极天下之所期，无在其上者，其亦可以息乎？说：王道果真可以息，那么禹的孜孜不倦，汤的汲汲以求，文王的纯亦不已，是为什么呢？晋献公派荀息辅佐奚齐【僖公九年初，献公派荀息辅佐奚齐。献公病重，召他说：“把这个幼小的孤儿托付给大夫，该怎么办？”荀息稽首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