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博议卷十三

译所以说：大胜小，强胜弱，多胜少，这是兵家的定论。鲁国与邾国交战，在军队尚未接触之前，人们都预料鲁国必定获胜。然而在升陉之战中，僖公轻视邾国而不设防备，这样即使有众多军队也等同于没有军队，还不如邾国尚有一旅之兵、一割之用。这是鲁国如同没有鲁国，而邾国却仍有邾国。以有对无，胜利怎能不在邾国？失败怎能不在鲁国呢？我曾评论僖公作为君主，接纳莒国俘虏拏【事在元年】，接受介葛卢的朝见【事在二十九年】，傲慢自得，自居于众人之上，这是一个僖公。奔走于葵丘之会【事在九年】，周旋于践土之盟【事在二十八年】，惶恐渺小，自居于众人之下，这也是一个僖公。同是一个僖公，昨天勇敢今天胆怯，早晨兴盛晚上衰败，为何如此多变而没有坚定的操守呢？这大概不全是僖公的罪过，而是他所处的地位使他变成这样。僖公所居的是鲁国，凭借鲁国面对介、莒，就自大看待细微之事，心里不期然地骄傲；凭借鲁国仰望齐、晋，就自小看重大势，心里不期然地畏惧。既然看到大国值得尊崇，必然看到小国可以忽视，这就是祸患产生于所忽视之处，从而招致鱼门的耻辱，以及臧文仲的忠谏的原因。可惜他能够针砭僖公的毛病，却不知道僖公得病的根源。僖公得病的根源在哪里呢？假如让僖公换地方居住在齐、晋，就会由畏惧变为骄傲；换地方居住在介、莒，就会由骄傲变为畏惧。我因此知道尊崇大国的，不是僖公，而是鲁国；忽视小国的，不是僖公，而是鲁国。僖公不以自己为自己，而以鲁国为自己，所以比鲁国大的，他也认为大；比鲁国小的，他也认为小。难道不是被所处的地位所改变吗？从前舜从卑微的地位登上至尊之位，木石不能使他愚笨，鹿豕不能使他粗野，耕种不能使他劳累，制陶捕鱼不能使他受辱，穿单衣弹琴不能使他安逸，牛羊粮仓不能使他奢侈【事见《孟子》】，大概是地位被舜所改变，而舜不曾被地位所改变。唉！在僖公的时候，如果有能诵读舜的事迹来治愈僖公的毛病，或许他的病会有好转吧？

译郑文公夫人慰劳楚子，楚子进入郑国接受享礼。【僖公二十二年，郑文公夫人芈氏在柯泽慰劳楚子。楚子派师缙向她展示俘虏和割下的耳朵。君子说：“这不合礼制。妇人送迎不出家门，见兄弟不跨过门槛，军事行动不接近女性用品。”楚子进入郑国接受享礼，行了九献之礼，庭中陈列的礼物多达百种，又增加了六种笾豆。享礼结束后，夜间才离开。文芈在军营中送别，楚子带走了郑国的两位姬妾回国。叔詹说：“楚王大概不能善终吧？行礼最终却毫无分别。没有分别就不能称为礼，将凭什么善终？诸侯因此知道楚王不能成就霸业。】

看到逃跑才称之为败，看到间隙才称之为仇，看到疲惫才称之为疾，为什么看得这么晚呢？在逃跑之前就有先兆的败，在出现间隙之前就有先兆的仇，在疲惫之前就有先兆的疾。在萌芽之中，其先兆本来就已经清楚明白且无法掩盖，难道一定要等到显露出形迹后才醒悟吗？楚子率领军队经过郑国，接受了文公夫人的慰劳，接受了僭越的享祀，又带走郑国的两位姬妾回国，这本来就是蛮夷的常态，不足以玷污史册。我唯独奇怪叔詹的话，为什么看得这么晚？叔詹讥讽楚子带走郑国的两位姬妾说：“行礼，最终却毫无分别。没有分别就不能称为礼。”这是叔詹只知道没有分别是不合礼的，却不知道接受享祀是不合礼的。假如楚子不带走两位姬妾，那么叔詹就会认为接受享祀是合乎礼的正道了。哪里知道在受享的时候，就已经是没有分别的先兆了呢？当郑国向楚子献享时，陈列着鼎俎，肃整着酒器，洁净着巾幂，丰盛着肉干，威仪可以作为准则，进退可以衡量，难怪叔詹没有醒悟这是不合礼的。又不知道产生天下善行的根源在于敬，产生天下恶行的根源在于慢。一笾一豆之间的差别，作为礼来说是很细微的。严肃对待它而不敢侵犯，是因为心存敬意。这种心如果存在，将无所不敬，推而广之，直到遵守君臣、父子、夫妇的分别成为世间的大法，都是同一个“敬”字。忽视它而无所顾忌，是因为心生怠慢。这种心如果产生，将无所不慢，推而广之，直到扰乱君臣、父子、夫妇的分别成为世间的大忌，都是同一个“慢”字。所以今天谨慎对待一笾一豆的人，就是将来谨慎对待君臣、父子、夫妇分别的人；今天轻视一笾一豆的人，就是将来轻视君臣、父子、夫妇分别的人。楚国爵位只是子爵，却擅自采用上公九献的礼仪，庭实百品的盛况，增加六种笾豆的奢侈，在燕享之礼上，本来就已经没有分别了。燕享之礼没有分别，就是男女没有分别。都是没有分别罢了，开始的罪过不轻，后来的罪过也不重；开始的罪过不小，后来的罪过也不大。怎么可以在这中间划等号呢？燕享之礼没有分别，其罪过隐蔽；两位姬妾没有分别，其罪过明显。叔詹舍弃隐蔽的罪过而讥讽明显的罪过，唉！为什么看得这么晚？官吏必须先明白法律，然后才可以责备别人逾越法律；士人必须先明白礼制，然后才可以责备别人逾越礼制。叔詹还认为郑国向楚子献享是合乎礼的，那么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礼了，又怎么能责备楚子逾越礼制呢？

楚子文任命成得臣为令尹【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率领军队攻打陈国，于是夺取了焦、夷，筑城于顿然后返回，子文认为他立了大功，任命他为令尹。叔伯问：“你打算把国家怎么样？”回答说：“我用来安定国家。有大功劳却没有尊贵的官职，这样的人能安定的有几个？”】范武子请求退休【宣公十七年春天，晋侯派郤克向齐国索取防邑，齐顷公让妇女隔着帷帐观看，郤子登车时，妇女在房里发笑。献子大怒，下车发誓说：“如果不报复这件事，就不能渡过黄河。”献子先回国，派栾京庐在齐国等待命令说：“如果不办成齐国的事，就不回来复命。”郤子到达后，请求攻打齐国。范武子将要退休，召见文子说：“你知道吗？我听说，喜怒能符合类别的很少，容易改变的其实很多。《诗经》说：‘君子如果发怒，祸乱大概很快停止；君子如果施福，祸乱大概很快平息。’君子的喜怒是为了止息祸乱，不能止息的必定会增加。郤子或许是想在齐国止息祸乱吧？不然，我担心他会增加祸乱。我将要退休，让郤子实现他的志向，大概会有头绪吧？你跟随其他几位大夫，只要恭敬就可以请求退休。郤献子执政。】

多而不可满足的，是欲望；锐利而不可极端的，是忿怒。治理欲望的方法，只有堵塞而没有开启；治理忿怒的方法，只有惩戒而没有放纵。对待自己是这个方法，对待别人也是这个方法。有的人议论说：“饥饿的人得到食物就停止，口渴的人得到饮水就停止，寒冷的人得到衣服就停止，炎热的人得到洗浴就停止，有欲望的人得到满足就停止，有忿怒的人得到报复就停止。”我的欲望可以堵塞，我的忿怒可以惩戒。至于别人的忿怒欲望，如果不稍微补偿一下，他们又怎么肯立刻停止呢？唉，这不是对忿怒欲望的比喻。忿怒欲望好比火，畏惧火的愤怒而投柴助长它，那么火势随着投柴而随之旺盛。忿怒欲望好比盗贼，畏惧盗贼的愤怒而给刀助长它，那么气势随着给刀而随之增加。柴是火的资粮；刀是盗贼的资粮；权位是忿怒欲望的资粮。假借资粮而希望他们停止，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先王尊崇权位以昭示天下，是用来严格万世的巨大防线。什么人没有欲望？什么人没有忿怒？忿怒欲望正在兴起，局限于无权无位而不能施展。脚将要走而又停住，手将要举而又收敛，口将要言而又沉默，念头将要生而又消。有溪壑般贪婪的欲望，郁勃炮燔般的忿怒，没有不局限于权位这道巨大防线而停止的。停止则回

译这样，回头就有趋向于善的人了。天下人正放纵于愤怒和欲望之中而不知道反省，先王本来就不曾与他们争辩。只是严格地捍卫权位的巨大防线，使那些愤怒和欲望之人因缺乏凭借而陷入困境，气势衰退、力量懈怠，道路穷尽、无路可走，茫然无措而没有归宿。即使我不让他们趋向于善，他们自己也不得不趋向于善。那么，权位真是先王用来遏制愤怒和欲望的巨大防线吗？先王把它作为遏制愤怒和欲望的防线，后世却把它作为放纵愤怒和欲望的凭借，为什么如此相反呢？楚国的成得臣对陈国的子文有功劳，子文就把令尹的职位推让给他，用来满足他的欲望。齐侯羞辱了郤克，范武子就急忙请求退休并把政事交给郤克，让他在齐国发泄愤怒。唉！令尹难道是赏赐功劳的物品吗？而晋国几百年的国家社稷，难道是两三个臣子发泄怨恨的工具吗？楚国并不是设置两个令尹，只是庆幸成得臣有功劳罢了。如果假使几个人都建立了巨大的功劳，我不知道子文又拿什么给他们。春秋时期，出使外国受到羞辱的国家难道没有吗？暂且以晋国来说，像解扬被宋国围困所执【宣公十五年】，韩起、羊舌肹被楚灵王挫败【昭公五年】，这几件事如果与郤克的羞辱同时发生，那么晋国的军队也将车辆破旧、马匹汗流，向东向西奔驰追逐，绕遍天下都走遍了。报完各位臣子的怨恨才停止吗？子文和范武子太不思考了！本来想满足他们的欲望，反而助长了他们的欲望；本来想遏制他们的愤怒，反而张扬了他们的愤怒。所以成得臣的欲望随着职位一起增长，率领军队出征，使陈国臣服，使蔡国臣服，使鲁国臣服，使郑国臣服，使曹国臣服，使卫国臣服。贪求胜利不止，贪婪地遭遇强大的敌人，最终在城濮之战中失败【僖公二十八年】，军队覆没、自身死亡，成为天下的笑柄。当初如果子文不把大权给他，即使他骄横放纵、怨恨不满，也不过是受司败的刀锯惩罚罢了。楚国必定不至于不强大，晋国必定不至于独自称霸，西宫的东宫，若敖氏的军队，也必定不至于一起死亡。至于郤克在鞌之战中【成公二年】，虽然说是侥幸获胜，但是愤怒而不考虑危险，甚至想要扣留齐侯的母亲作为人质。如果没有鲁国和卫国的劝谏，那么以晋国的骄横抵挡齐国的愤怒，在背城借一的关键时刻，我不知道齐晋两国的胜负在哪里。如果不幸在即将成功时失败，那么祸乱的根源，范武子怎么能不承担罪责呢？成得臣的欲望，得到了子文的职位而兴盛；郤克的愤怒，得到了范武子的职位而伸张。君子看待别人的愤怒和欲望，不能救助就算了，怎么可以借给他们凭借而成就他们的恶行呢？我曾经考察评论这两个人的言论，范武子诵读已经混乱的诗歌，却误解了已经混乱的意思，还不足以深加责备。那子文对叔伯说的话，是多么悖逆啊！他说：“我是为了安定国家。”有大功劳而没有尊贵的官职，这样的人能够安定的，有几个？凡是人的爵位不足以酬谢功劳，感到不满的人本来就很多。如果立刻做出不安定的行为，危害国家，除非是盗贼小人，未必都有这种心思。子文说这样的话，是要一概把天下人当作盗贼小人看待吗？自从子文的话说出，臣子中建立大功劳的人，君主有时害怕他们不安定，反而加以屠杀。这是功劳成为身家的祸害。用这样的职位来回答这样的功劳，不再问他的才能是否胜任，让他把恶行散布给百姓，这是功劳成为职位的祸害。既然建立了大功劳，自认为处于危险猜疑不被赏赐的地位，而奸诈的谋略才开始产生，这是功劳成为国家的祸害。一旦有大功劳，就成为身家的不幸，职位的不幸，国家的不幸。谁还敢以功业自勉呢？《诗经》说：“谁生了祸乱的阶梯，至今成为障碍。”晋怀公杀狐突【僖公二十三年】，晋惠公去世，怀公命令跟随逃亡的人回来，限期不到，没有赦免。狐突的儿子狐毛和狐偃跟随重耳在秦国，没有召他们回来。冬天，怀公抓住狐突说：“你回来就免罪。”狐突回答说：“儿子能够做官，父亲教导他忠诚，这是古代的制度。写下名字、委身事君，有二心就是逃避。现在我的儿子名字在重耳那里，已经好几年了，如果再召他们回来，就是教导他们有二心，父亲教导儿子有二心，怎么侍奉君主？刑罚不滥用，是君主的英明，也是臣子的愿望。滥用刑罚来逞快，谁没有罪？我接受命令了。”于是杀了他。卜偃称病不出，说：“《周书》有这样的话，‘乃大明服’。自己不明智，却杀人来逞快，不也很难吗？百姓看不到恩德，只听到杀戮，还有什么后代呢？”

译善于观察别人，却不善于观察自己，这是天下人共同的弊病。能看清秋天鸟兽细毛尖端的人，却看不见自己的睫毛；能举起千钧重物的人，却举不起自己的身体。唉，观察自己是多么困难啊！人们都知道观察自己很难，却不知道借助别人来观察自己很容易。同样的话，别人说就听从，我说就违背，这一定有原因。同样的事，别人做就是对的，我做就是错的，这一定有原因。通过别人的善行，可以看到自己的恶行；通过别人的恶行，可以看到自己的善行。还有什么比这更切中要害的观察方法呢？晋怀公不知道是自己没有德行导致别人不来归附，只是责怪别人不听从自己，大概未曾借助别人来观察自己吧。怀公是晋国的国君。那个重耳，不过是一个流亡在外的公子罢了。狐偃、赵衰这些人，出来跟随重耳，陷入狄人的困境，在卫国受困，从齐国逃脱，从楚国脱身。有人受不了那种忧愁：乞讨食物、被扔土块、被观看洗澡、被持戈威胁；有人受不了那种侮辱：风雨中羁旅漂泊，经过都城和城邑；有人受不了那种劳苦。假使他们有一天舍弃重耳而跟随怀公，那么乡里乡亲会欢迎他们，亲戚族人都会到来，杀鸡宰羊斟酒，抒发往日的情谊，这是天下最大的快乐。高大的车驾，华丽的车轮，豹皮装饰的羔羊皮袍，前面有人趋步引导，后面有人陪伴跟随，光彩照人，随意驱使，这是天下最大的荣耀。厅堂深邃安静，从公务中退下来吃饭，身体舒适心胸宽广，四处张望没有忧患，这是天下最大的安宁。怀公何不借助别人来观察自己呢？跟随重耳的人，忧愁如此深重，侮辱如此严重，劳苦如此巨大，而狐偃、赵衰等人却去投奔他而不推辞；跟随我（怀公）的人，快乐如此巨大，荣耀如此显赫，安宁如此舒适，而狐偃、赵衰等人却抛弃我而不顾。那么德行的优劣厚薄，不用说话就可以看出来了。怀公何不因此自我反省说：快乐、荣耀、安宁，是人们共同喜爱的。狐偃、赵衰这些人，却要在艰难困苦中跟随重耳，难道他们与常人的情感不同吗？他们舍弃快乐而选择忧愁，一定是重耳的德行足以战胜那种忧愁；他们舍弃荣耀而选择侮辱，一定是重耳的德行足以战胜那种侮辱；他们舍弃安宁而选择劳苦，一定是重耳的德行足以战胜那种劳苦。何况我拥有晋国这样的大国，如果再修养德行，那么跟随我的人，既有道德带来的快乐，又有名位带来的快乐；既有道德带来的荣耀，又有名位带来的荣耀；既有道德带来的安宁，又有名位带来的安宁。重耳没有我所拥有的，而我拥有重耳所没有的。有无相互对照，人们将不用招引就会到来。这还是为怀公说的，并非最深刻的论断。如果德行美好光明，即使是冰封的天际、桂树生长的海边、荒远的地区、隔绝的河流，人们也会捧着珍宝，经过多次翻译而来臣服。何至于降低身份与一个流亡的公子争夺几个仆役呢？怀公的心胸太狭隘了！怀公放纵自己狭隘的心胸，不知道反省自己，只是杀人来逞快意。这使得在外的人断绝了归附我的念头，而坚定了侍奉仇敌的志向，没有比这更失算的了。即使是重耳，如果安于在外，那个毛偃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想要一逞快意，难道会容许重耳安于在外吗？那么把重耳引入晋国的，不是秦伯，不是狐偃赵衰，而是怀公自己。

译渡过黄河。渡过济水。包围令狐。进入桑泉。夺取臼衰。晋军驻扎在庐柳。秦穆公派公子絷出使晋军。晋军撤退驻扎在郇地。狐偃与秦、晋两国的大夫在郇地结盟。公子重耳进入晋军。丙午日，进入曲沃。丁未日，在武宫朝拜。戊申日，派人在高梁杀死怀公。宦官寺人披请求进见。晋文公派人责备他，并且拒绝他说：“蒲城之战，国君命令我住一夜，你就立刻到了。后来我跟随狄君在渭水边打猎，你为惠公来请求杀我，命令你住三夜，你住到第二夜就到了。虽然有国君的命令，为什么这样迅速呢？那件被撕破的衣袖还在，你还是走吧。”寺人披回答说：“臣下以为国君回国即位，已经了解臣下了。如果还不了解，又将遭遇祸难。国君的命令没有二心，这是古制的规定。铲除国君的恶人，只看自己的力量。蒲人和狄人，对我有什么相干呢？现在国君即位，难道就没有蒲人和狄人吗？齐桓公放下射钩之仇而让管仲做相国，国君如果改变主意，何必屈尊下命呢？逃亡的人很多，难道只有我这个受过刑的人吗？”晋文公接见了他，寺人披把祸难的事告诉了他。当初，晋侯的童仆头须是看守仓库的人。怀公出逃时，他偷了仓库的财物逃跑，全部用来谋求让重耳回国。等到重耳回国，头须请求进见。晋文公拒绝他，借口在洗头。对仆人说：“洗头时心就倒转，心倒转就图谋反叛，我见不到他，是应该的。留下的人是社稷的守卫，出走的人是羁旅的仆役，这也说得过去。何必怪罪留下的人呢？国君如果仇视匹夫，害怕的人就太多了。”仆人把这话告诉了头须，晋文公立刻接见了他。

译晋文公从流亡在外到称霸天下，是从流离失所、困顿艰难的境地中挣脱出来，成就了宏大显赫的功业。当时狐、赵、胥、郤等各位大臣推举辅佐的功劳居多。如果要评定这些大臣功劳的次序，在文公回国之前，必定把策划复国的谋略列为第一；在文公回国之后，必定把城濮之战列为第一。我却认为，复国的功劳不如离开齐国的功劳大，而城濮之战中各位将领按功绩评定勋劳，甚至比不上寺人披、头须的万分之一。上天化生万物，从萌芽到枝条，从开花到结果，这不过是造化中细微的小事罢了。只有经历霜雪，其劲烈刻薄，剪断枝叶，剥伤树皮纹理，然后才能收敛膏液，郁积磅礴，迸发为阳春般的滋荣。这才是天下的大造化。必定要有大的凋零，然后才有大的发生；必定要有大的摧折，然后才有大的成就。文公安于齐国的富庶，不再有四方征战的志向，如果随从的大臣也顺从他的欲望，那么他终身不过是营丘的一个布衣罢了。幸好随从的人见识高远、思虑深远，在桑树下谋划后离开齐国，剥夺了他安逸如雨露般的享受，而用祸患如霜雪般的压力压制他，激励他像郑文子那样在沃盥时观浴，以激起他愤激之情，促使他像切磋琢磨玉石那样，将往日松弛堕落、骄横怠惰的气习扫除干净，称霸之心勃然而生，朝见武宫，没有失去原有的基业。如果不是剥夺他在齐国的安逸，又怎么能提升文公的志向而使他称霸呢？文公当初之所以眷恋齐国，是因为喜爱那二十乘的马车。随从的人夺走文公的二十乘车马，却给了文公整个晋国四千乘的赋税，让他舍弃鸿毛而得到泰山，可以说是懂得取舍了。如果不离开齐国，怎么能进入晋国？那么，策划复国的功勋，怎么能不把离开齐国列为第一呢？文公进入晋国后，坐席还没坐暖，就已经忘记了当初寺人披、头须对他的恩情，愤怒地产生了不平之心。如果肆意施行愤怒的杀戮，那么恐惧的人就会很多，即使侥幸避免了焚宫的变故，怎么知道日后不会有蒯聩、戎州那样的祸端呢？幸亏寺人披和头须极力抗争，用危言警示他，文公一听到他们的警示，愤怒乖戾之气全都消散，将浅陋褊急的胸襟，转变为广大平易正直的格局，对下属宽厚尽礼，人们都思奋以取得城濮之战的胜利。这难道不是寺人披和头须一次警示的力量吗？挽回万里迷途的人，靠的是一声呼喊的力量；治愈十年废疾的人，靠的是一针的力量；登上五霸盛烈的人，靠的是一次警示的力量。从寺人披、头须来看城濮诸将的功劳，那么我是源头而他们是水流，我是根本而他们是枝干，其大小轻重，判然分明，这就是我推崇寺人披、头须而轻视城濮诸将的原因。文公正安于小利，立刻剥夺他，使他不能安于小利；文公正因大业而骄傲，立刻警示他，使他不因大业而骄傲。先前剥夺他，后来警示他，把文公置于不得不称霸的境地，这确实是各位大臣的功劳。虽然如此，这并非仅仅是各位大臣的功劳，其根本实际上在于文公自身。文公在出亡之初，不计较君父的命令，已经具备了君主的资质。在他安于齐国之前，在渭水边处于危险，在五鹿遭受饥饿，所以动心忍性，增加他所不能的，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虽然有时有所蒙蔽，但一经剥夺和警示，初心立刻回归，迁移改悔，迅速得不容眨眼。如果文公先前没有这样的资质，两三位大臣即使有斡旋的妙用，又能施展在哪里呢？君主有这样的资质，大臣有这样的作用，却仅仅成就了霸业就止步了，这是我替文公感到遗憾的原因。在洙水泗水之滨，席间函丈，圣人的教化如天运般自然，剥夺子贡的学问而使其一贯自通，剥夺颜渊的才具而使其卓尔自见。有时咳嗽，有时回顾，有时说话，有时微笑，一次警示之下，万种思虑消亡。我未曾不遗憾文公生在孔子之前，而又自恨现在的学者生在孔子之后。唉，孔子虽然遥远了，但孔子的神化，大概贯通万世古今为一个炉冶，起初未曾停息。谁说我们生得太晚呢？

晋文公与秦穆公赋诗【僖公二十三年，晋重耳奔秦，后来秦穆公宴请他，子犯说：“我不如赵衰有文采，请让赵衰跟随。”公子赋《河水》，秦穆公赋《六月》。赵衰说：“重耳拜谢恩赐。”公子下拜稽首，秦穆公下了一级台阶辞谢。赵衰说：“君主称颂辅佐天子的使命，重耳怎敢不拜谢。”】晋侯宴请晋文公赋诗【文公三年，晋文公到晋国，与晋侯结盟，晋侯宴请他，赋《菁菁者莪》。庄叔让晋文公下拜，说：“小国受命于大国，怎敢不谨慎礼仪？君主用大礼赏赐，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呢？这也是小国乐于大国恩惠的表现。”晋侯下台阶辞谢，登上台阶成拜，晋文公赋《嘉乐》。】甯武子来聘问，晋文公赋诗【文公四年，卫国甯武子来聘问，晋文公与他宴饮，为他赋《湛露》和《彤弓》，他不推辞，也不回答赋诗。使者私下询问，他回答说：“我认为这是练习礼仪而达到的。从前诸侯朝见天子，天子宴乐他们，于是赋《湛露》，那是天子当阳，诸侯服从命令。诸侯对抗天子所厌恶的敌人并献上功劳，天子于是赐给他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用来报答宴饮。现在陪臣来延续旧好，君主辱赐恩惠，怎敢冒犯大礼而自取罪过？”】荀林父赋诗【文公七年，先蔑出使，荀林父阻止他说：“夫人和太子还在，却向外寻求君主，这必定行不通。您以疾病推辞如何？不然将涉及摄政。派卿前往也可以，何必是您？同官为僚，我曾与您同僚，怎敢不尽心呢？”他不听，为他赋《板》的第三章，还是不听。等到逃亡，荀伯把家眷和器具财物都送到秦国，说：“因为是同僚的缘故。”】郑伯宴请晋文公赋诗【文公十三年，郑伯在棐地会见晋文公，也请求与晋国讲和，晋文公都成全了。郑伯与晋文公在……】

译季文子家赋《鸿雁》，季文子说：“我们国君未能免于这种处境。”文子赋《四月》，季文子家赋《载驰》的四章，文子赋《采薇》的四章，郑伯拜谢，鲁公回拜。鲁公宴请季文子，赋诗。（鲁成公九年，伯姬嫁到宋国，夏季文子到宋国送亲，回来复命，鲁公宴请他，赋《韩奕》的五章。穆姜从内室出来，再拜说：“大夫辛勤屈尊，不忘记先君，并惠及继位的国君，恩泽施及未亡人，先君还可以有所指望。我斗胆拜谢大夫的厚意。”又赋《绿衣》的末章，然后进去。）鲁公宴请范宣子，赋诗。（鲁襄公八年，晋国范宣子来聘问，并且拜谢鲁公的屈驾，告知将要对郑国用兵。鲁公宴请他，宣子赋《摽有梅》，季武子说：“谁敢呢？现在拿草木作比喻，我们国君在您那里，是您的气味相投之人，欢欣地接受命令，什么时候会有变呢？”武子赋《角弓》，宾客将要出去，武子赋《彤弓》。宣子说：“城濮之战，我们先君文公在衡雍献功，从襄王那里接受彤弓，作为子孙的珍藏。匄是先君守官的继承人，怎敢不接受命令？”君子认为他懂得礼。）叔孙穆子赋诗。（鲁襄公十四年，诸侯大夫跟随晋侯讨伐秦国，晋侯在边境等待，派六卿率领诸侯的军队前进，到了泾水没有渡河。叔向见到叔孙穆子，穆子赋《匏有苦叶》。叔向退下后准备船只，鲁国人、莒国人先渡河。）高厚赋诗。（鲁襄公十六年，晋平公即位，与诸侯在温地宴饮，让各位大夫跳舞，说：“唱歌赋诗必须合乎类别。”齐国高厚的诗不合类别，荀偃发怒，并且说：“诸侯有异心了。”让各位大夫盟誓高厚，高厚逃归。）穆叔赋诗。（鲁襄公十六年冬天，穆叔到晋国聘问，并且陈述齐国的事。晋人说：“因为我们的国君还没有举行禘祭，百姓还没有休养生息，不然不敢忘记。穆叔说：“因为齐国人早晚在敝邑的土地上发泄怨恨，所以大大请求，敝邑危急，早上来不及等到晚上，伸长脖子向西望，说大概能在执事之间吧，恐怕来不及了。”见到中行献子，赋《圻父》，献子说：“偃知道罪过了，怎敢不听从执事，共同忧虑社稷，而使鲁国落到这地步。”见到范宣子，赋《鸿雁》的末章，宣子说：“匄在这里，怎敢让鲁国没有归宿呢？”）晋国宴请季武子，赋诗。（鲁襄公十九年，季武子到晋国拜谢出兵，晋侯宴请他，范宣子执政，赋《黍苗》。季武子起身，再拜叩头说：“小国仰仗大国，就像百谷仰仗甘霖一样。如果经常施以甘霖，那么天下和睦，岂止是敝邑？赋《六月》。”）晋侯、郑伯赋诗。（鲁襄公二十六年，卫侯到晋国，晋国人抓了他，囚禁在士弱家里。秋天七月，齐侯、郑伯为了卫侯的事到晋国，晋侯一并宴请他们。晋侯赋《嘉乐》，国景子辅助齐侯赋《蓼萧》，子展辅助郑伯赋《缁衣》。叔向命令晋侯拜谢两位国君说：“寡君敢拜谢齐君安定我们先君的宗庙；敢拜谢郑君没有二心。”国子让晏平仲私下对叔向说：“晋君向诸侯宣扬他的明德，体恤他们的祸患并弥补他们的缺失，纠正他们的违逆并治理他们的烦乱，这就是做盟主的原因。现在却让臣子拘禁国君，怎么办？”叔向告诉赵文子，文子告诉晋侯，晋侯陈述卫侯的罪过，派叔向告诉两位国君。国子赋“辔之柔矣”，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于是答应归还卫侯。叔向对子展说：“郑国七穆，罕氏是最后灭亡的。”子展节俭而专一。）庆封赋诗。（鲁襄公二十七年，齐国庆封来聘问，叔孙和他一起吃饭却不恭敬，为他赋《相鼠》，他也不知道。）郑国七子赋诗。（鲁襄公二十七年，郑伯在垂陇宴请赵孟，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二子石跟随。赵孟说：“七位大夫跟随国君来宠幸我，请都赋诗来结束国君的赏赐，我也借此观察七位的志向。”子展赋《草虫》，赵孟说：“好啊，是百姓的主君。只是我不够资格担当。”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说：“床第之间的言语，不越过门槛，何况在野外呢？不是让人听得见的。”子西赋《黍苗》的四章，赵孟说：“寡君在这里，我能做什么呢？”子产赋《隰桑》，赵孟说：“我请求接受它的末章。”子太叔赋《野有蔓草》，赵孟说：“这是您的恩惠。”印段赋《蟋蟀》，赵孟说：“好啊，是保家之主，我有指望了。”公孙段赋《桑扈》，赵孟说：“不交往不傲慢，福气将到哪里去？如果保持这些话，想推辞福禄，能吗？”宴享结束。赵文子告诉叔向说：“伯有将被杀了。赋诗用来表达志向，志向欺骗他的上级，并且公开怨恨他，以此作为宾客的荣耀，他能长久吗？侥幸的话，灭亡也会晚些。”叔向说：“是的，已经奢侈了。所谓不到五年就灭亡的，说的就是这位大夫。”文子说：“其余的都是几代的主君。子展是最后灭亡的，身居高位不忘谦退，印氏其次，快乐而不荒淫，用快乐安定百姓，不淫乱以役使百姓，之后灭亡，不也可以吗？”防罢赋诗。（鲁襄公二十七年，楚国防罢到晋国参加盟会，晋侯宴请他，将要出去时赋《既醉》。叔向说：“防氏在楚国有后代，是适宜的，承受君命不忘，敏捷，子荡将掌管政事了。敏捷地侍奉君主，一定能养育百姓治理政事，他到哪里去呢？”）穆叔宴请庆封，诵诗。（鲁襄公二十八年，叔孙穆子宴请庆封，庆封遍祭，穆子不高兴，让乐工为他诵《茅鸱》，他也不知道。）令尹赵孟赋诗。（鲁昭公元年，令尹宴请赵孟，赋《大明》的首章，赵孟赋《小宛》的二章。事情完毕，赵孟对叔向说

译“令尹已经自认为可以称王了，情况怎么样？”回答说：“君王势弱，令尹势强，这能行吗？恐怕不能善终。”赵孟问：“这是什么缘故？”回答说：“凭借强大去战胜弱小并安于这种状态，强大是不义的；不义而强大，其败亡必定迅速。”

穆叔、子皮赋诗：鲁昭公元年夏天四月，赵孟、叔孙豹、曹国大夫进入郑国，郑伯设宴款待他们。子皮告诫赵孟，礼仪结束后，赵孟吟诵《匏叶》，子皮于是告诫穆叔，并且告诉他说：“赵孟想要只行一献之礼，您就顺从他的意愿吧。”子皮说：“敢这样做吗？”穆叔说：“这是别人所希望的，又有什么不敢的呢？”等到宴享时，在帐幕下备好了五献的笾豆。赵孟推辞，私下对子产说：“我已经向太宰请求过了。”于是只用了一献之礼。赵孟作为宾客，礼仪结束后才设宴。穆叔吟诵《鹊巢》。赵孟说：“我承受不起。”又吟诵《采蘩》说：“小国如同蘩草，大国省察农事而使用它，这难道不是天命吗？”子皮吟诵《野有死麕》的末章。赵孟吟诵《常棣》，并且说：“我们兄弟和睦相处，使猛犬也能安静而不吠叫。”穆叔、子皮以及曹国大夫起身拜谢，举起兕觥说：“小国依靠您，知道可以免于罪过了。”饮酒欢乐，赵孟退出时说：“我不再这样做了。”

季武子、韩宣子赋诗：鲁昭公二年春天，晋侯派韩宣子来聘问，鲁公设宴款待他。季武子吟诵《绵》的末章，韩宣子吟诵《角弓》。季武子拜谢说：“斗胆拜谢您弥合修补敝邑的恩德，我们国君有所指望了。”季武子吟诵《节》的末章。宴享结束后，在季氏家中设宴，那里有一棵嘉树。韩宣子称赞它。季武子说：“我岂敢不封植培育这棵树，以不忘《角弓》的恩情。”于是吟诵《甘棠》。韩宣子说：“我承受不起，无法比得上召公。”

楚子赋诗：鲁昭公三年十月，郑伯前往楚国，子产作为相礼。楚子设宴款待他，吟诵《吉日》。宴享结束后，子产于是备齐田猎的器具，楚王在江南的夣地打猎。

郑六卿赋诗：鲁昭公十六年，晋国的韩起聘问郑国，郑国六卿在郊外为韩宣子饯行。韩宣子说：“各位君子请都吟诵诗篇，我也借此了解郑国的志向。”子齹吟诵《野有蔓草》，韩宣子说：“年轻人真好啊，我有所指望了。”子产吟诵郑国的《羔裘》，韩宣子说：“我承受不起。”子太叔吟诵《褰裳》，韩宣子说：“我在这里，怎敢劳烦您去追求别人呢？”子太叔拜谢，韩宣子说：“您说得真好，如果没有这样的事，难道能善终吗？”子游吟诵《风雨》，子旗吟诵《有女同车》，子栁吟诵《萚兮》。韩宣子高兴地说：“郑国大概可以了吧？各位君子奉君命馈赠我，吟诵的诗不出郑国的志向，都是亲昵宴饮友好的意思。各位君子是几代君主的人，可以没有恐惧了。”

小邾穆公、季平子赋诗：鲁昭公十七年，小邾穆公来朝见，鲁公与他宴饮。季平子吟诵《采菽》，小邾穆公吟诵《菁菁者莪》。昭子说：“如果没有国家作为凭借，难道能长久吗？”

宋公赋诗：鲁昭公二十五年，宋公设宴款待昭子，吟诵《车辖》。第二天宴饮，饮酒欢乐，宋公让昭子坐在右边，两人交谈得相互流泪。乐祁作为佐官退下后告诉人说：“今年国君和叔孙大概都要死了吧？我听说，悲哀时却快乐，快乐时却悲哀，都预示着灾祸。”心是身体的主宰，心的精爽，就是魂魄。魂魄离开了，怎么能长久呢？

译至理所在，可以心领神会，却不可刻意强求。那些残破的简册，反复诵读吟咏，隔了一夜便已有遗忘。至于街头巷尾的歌谣，偶然传入耳中，却能终身不忘。天下的道理，本来在刻意寻求时显得疏远，而在无心相遇时显得真切。道理触动我的心，是无意中的相逢，没有约定却自然汇聚，自然而然地产生。即使我自己无法向别人言说，何况能刻意强求呢？一旦涉入刻意寻求，即便有所见，也不是正道了。日常饮食之间，无处不是至理。只是我退而刻意去求，便随着逼迫而随之失落。钻研精思，日益陷入穿凿附会。竟不知道这道理就在眼前显现，而我却未能相遇。这不是不用力的罪过，而是用力的罪过。天下的学者，都知道不用力的害处，却不知道用力的害处。如果知道力量不足以依赖，完全摒弃这种刻意之力，达到无所用力的境地，那就接近大道了。二帝三王的典籍，伏羲、文王、孔子的《易》，《礼》的仪章，《乐》的节奏，《春秋》的褒贬，都是用来体现天下至理的。天下的人，不以道理看待经典，而以经典看待经典，剖析割裂，雕琢修饰、疏漏穿凿的变化繁多，天下就没有完整的经典了。圣人对此感到忧虑，广泛观察天地之间，虫在夏天鸣叫，鸟在春天鸣叫，普通男女的欢乐、安逸、悲伤、愤怒、舒展、收敛，都出于天机，不能停止而自然流露。这些情感在诗歌歌咏中鸣响，于是圣人释然欣喜地说：“未被穿凿破坏的天理，还有这些留存，这本来就是普通男女胸中完整的经典。”于是将其取出，排列在《易》《礼》《乐》《春秋》之间，合起来称为六经。被囚禁的臣子、卑微的妾侍的言辞，与尧舜禹汤文武的格言大训并列，而没有轻重之分。圣人的意图，大概是要举出普通男女胸中完整的经典，来拯救天下破裂不全的经典，让学者知道所谓的《诗》，本来发自民间草野之间，脱口而出，提笔而成，不可以用义例来规范，也不可以用训诂来局限。义例训诂之学，到了《诗》这里就完全废除了。这种学问既然废除，就没有钻研索求、杂乱私意来拖累心灵。一吟一诵，声调转折，心境虚静从容，至理自然相遇。片言只语意味深长，而五经的疑难都如冰消瓦解。这是圣人想要用《诗》的平易，来拯救五经的支离破碎。谁知后世反而用五经的支离破碎，来改变《诗》的平易呢？我曾观察《春秋》时代，各国朝见聘问，都赋诗来互相传达心意。诗依附于事，不迁就事来迎合诗；事寄托于诗，不迁就诗来迎合事。心意在关键细微之处传达，痕迹不同于牝牡骊黄之外，断章取义，可以神会，却不可以言语强求。那些浅陋儒生的义例训诂，到这里都失败了。《春秋》时代，善于用诗，大概就是这样。当时，先王的经典逐渐沦丧，易降格为卜筮，礼沦丧于僭越，乐流于淫邪，史书病在错乱。即使多闻的诸侯，如左史倚相那样的人，也不过以诵读解说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为能事，唯独赋诗尚未落入浅陋儒生的学问。这是先王的教化未经践踏，岿然独存的，只有风雅颂罢了。这就是孔子既将《诗》列入六经，又在过庭之问中首先提及的原因。秦朝焚书，汉代杂糅，以齐鲁学派分别，以谶纬混淆，以五际扰乱，以专门狭隘，一分一厘地剖析，一寸一寸地比较，哪里还有诗呢？唉！怎能得到《春秋》时代赋诗的解说来告诉后人呢。

左氏博议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博议卷十四

宋 吕祖谦 撰

介之推不言禄【僖公二十四年，晋侯赏赐跟随逃亡的人，介之推不请求俸禄，俸禄也没有给他。介之推说：“献公的儿子有九个，只有国君还在。惠公、怀公没有亲族，内外都抛弃了他们。上天没有断绝晋国，必定会有君主。主持晋国祭祀的，不是国君又是谁？上天实际上安置了他，而那几个人却认为是自己的力量，不也是欺骗吗？窃取别人的财物尚且称为盗窃，何况贪图上天的功劳认为是自己的力量呢？下面的人认为犯罪是义，上面的人奖赏奸邪，上下互相蒙蔽，难以与他们相处了。”他的母亲说：“何不也去求取呢？死了怨恨谁呢？”回答说：“指责别人却效仿他，罪过更严重了。况且已经说出怨言，就不吃他的食物。”他的母亲说：“也让国君知道怎么样？”回答说：“言语，是身体的装饰。身体将要隐居，哪里还用装饰呢？这是求取显达。”他的母亲说：“能这样吗？我和你一起隐居。”于是隐居而死。晋侯寻找他没有找到，把绵上作为他的田产，说：“用来忘记我的过错，并且表彰善人”】

身处争夺奔竞之中，而见到旷达超逸、高出世俗的举动，喧嚣的尘世和滞重的思虑，一扫而空，心胸开阔，目光明亮，顿时恢复原本的景象。暑天的风、旱天的雨，不足以比喻它的畅快；解渴的浆、充饥的炙，不足以比喻它的美好；在沂水沐浴、在舞雩游玩，不足以比喻它的清高。晋文公回国之初，跟随的各位大臣争先恐后地争功，子犯接受璧玉，颠颉、魏犫纵火焚烧，急切凶狠，有市井之人所不忍为的，而介之推独自超然处在众人纷扰之外，谁说这个时候会有这样的人呢？这值得百世之后，听到他的风范的人仍然叹息赞叹而不能停止。虽然如此，盗跖的风范不足以误导后世，而伯夷的风范反而可以误导后世；鲁桓公的风范不足以误导后世，而季札的风范反而可以误导后世。凡人的情感，既然厌恶它就一定警戒它，那些所以陷入沉溺而不知道错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