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博议卷二十一

译一定要知道，勤勉却无所成就，必定会产生悖逆之心。况且行军千里，谁会不知道？秦穆公推辞了。召见孟明、西乞、白乙，让他们从东门之外出兵。蹇叔哭着说：“孟明啊，我只见军队出发，却见不到他们回来。”秦穆公派人对他说：“你知道什么？你若是中等寿命，你墓上的树都该合抱了。”蹇叔的儿子也参加了军队，哭着送他说：“晋国人抵御我军，一定在殽山。殽山有两座山陵，南陵是夏后皋的墓地；北陵是周文王躲避风雨的地方。你们必定死在这两地之间，我就在那里收殓你们的尸骨。”秦军于是向东进发。

秦军经过周都北门，左右两列的士兵都脱下头盔下车，跳上车驾的有三百辆。王孙满当时还年幼，观察后对周王说：“秦军轻敌且无礼，必定失败。轻敌就缺乏谋略，无礼就轻率。进入险境而轻率，又不能谋划，能不失败吗？”

到达滑国时，郑国商人弦高将要到周都去做买卖，遇到了秦军，用十二张熟牛皮作为先礼，用十二头牛犒劳军队，说：“我们国君听说您将要率军经过我国，冒昧地犒劳您的随从。”孟明说：“郑国已有防备了，不可指望了。攻打它不能取胜，包围它又缺乏后续兵力，我们还是回去吧。”于是从滑国撤军返回。

晋国原轸说：“秦国违背蹇叔的劝告，因贪婪而劳苦百姓，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机会。天赐不可失去，敌人不可放纵。放纵敌人会生出祸患，违背天意是不祥的，一定要讨伐秦军。”栾枝说：“没有报答秦国的恩惠，反而讨伐它的军队，这难道是对死去国君的尊重吗？”先轸说：“秦国不哀悼我们的丧事，却讨伐我们的同姓国家，秦国就是无礼，有什么恩惠可报呢？我听说：一旦放纵敌人，就是几代人的祸患。为子孙谋划，这难道是对死去国君的不敬吗？”于是发布命令。

夏四月，在殽山击败秦军，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得以回国。文嬴请求释放三位将领，晋文公放了他们。秦穆公穿着素服在郊外等候，面向军队哭泣说：“我违背了蹇叔的劝告，使你们受辱，这是我的罪过。不罢免孟明，是我的过错。大夫们有什么罪？况且我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掩盖大的德行。”

秦穆公让孟明执政。文公元年，殽山之役后，晋国人已经回国，秦国将领、大夫及左右侍从都对秦穆公说：“这次失败，是孟明的罪过，一定要杀了他。”秦穆公说：“这是我的罪过。《周芮良夫之诗》说：‘大风有路径，贪婪的人败坏同类。听信谗言就应对，诵读正道如醉酒，不任用贤良，反而使我悖乱。’这是因为贪婪的缘故。”说的就是我啊。我确实贪婪，连累你们，你们有什么罪？于是再次让他执政。

晋秦在彭衙交战，再次任用孟明。文公二年，秦国孟明视率军讨伐晋国，以报复殽山之役。二月，晋侯抵御他。甲子日，晋军在彭衙与秦军交战，秦军大败。秦穆公仍然任用孟明。孟明加强修治国政，加重对百姓的施恩。赵成子对众大夫说：“秦军又来了，一定要避开他们。他们因恐惧而增进德行，不可抵挡。”《诗经》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努力修善他们的德行。”孟明已经念及此了。念及德行而不懈怠，谁能抵挡他呢？

秦穆公渡河焚舟。文公三年，秦穆公讨伐晋国，渡过黄河后烧掉船只，夺取王官及郊地。晋军不出战，于是秦军从茅津渡河，掩埋殽山的尸体后返回，于是称霸西戎，这是任用孟明的结果。君子因此知道秦穆公作为君主，用人周全，待人专一。孟明作为臣子，勤勉不懈，能因恐惧而思考。子桑的忠诚，能识人并能举荐贤良。《诗经》说：“在哪里采白蒿，在池沼和小洲。用来做什么，公侯的祭祀。”秦穆公有这种德行。早晚不懈怠，以侍奉一人。孟明有这种德行。为子孙谋划，以安翼后代。子桑有这种德行。

译天下的事情，因为利益而结合的，也一定会因为利益而分离。秦国和晋国联合出兵攻打郑国，郑国将要灭亡了。烛之武出来游说秦穆公，在片刻的谈话之间，使郑国从即将灭亡的境地中得以保全，不仅使秦军撤退，还使得秦国留下戍守部队后离去【僖公三十年】，这转变的速度为何如此快呢？烛之武的一番话，使得秦穆公背叛晋国而亲近郑国，抛弃强大的盟友，依附弱小的国家，抛弃旧日的恩情，招致新的怨恨，抛弃既成的功业，冒着危险和困难，如果不是利害关系深深击中秦穆公的心，难道能这样吗？秦穆公对于晋国，相互交往的时间很长，相互信任的程度很深，相互结盟的情谊很厚，一旦被烛之武所说的利益所触动，就抛弃晋国如同抛弃鼻涕唾沫一样，那么对于郑国又会有什么顾惜呢？将来如果有比烛之武所说的更大的利益，我知道秦穆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顺从。这样看来，〇子偷袭郑国的谋划，实际上是烛之武开启的。举国郑国的人，都传颂烛之武退却了两国的军队，在唇舌之间延续了百年的祭祀，谁知道危亡的祸端，也已经从烛之武的唇舌间萌芽了呢？秦穆公听从烛之武的话而在郑国驻军，不是因为喜爱郑国，而是因为其中有利益。听从〇子的话而偷袭郑国，不是因为憎恨郑国，而是因为其中有利益。心中没有晋国和郑国的分别，只趋向利益，哪有轻易断绝数十年缔结交情的晋国，反而重视结交才依附几年的郑国的道理呢？烛之武用利益开始，〇子用利益结束。假使外部没有〇髙的谋划，内部有三子的响应，哪里还会有郑国呢？这样看来，烛之武留下的戍守部队，实际上是留下了祸患，虽然使国家免于被晋国灭亡，却把国家输给了秦国。君子重视言论中不轻易谈利，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秦穆公既然因为利益而轻易断绝与晋国的关系，也一定会因为利益而轻易断绝与郑国的关系，利心一旦打开，就不能自我遏制，难怪他轻视蹇叔的劝谏而招致殽山的失败。殽山之战，评论者有的把过错归咎于晋国，认为秦国偷袭的是郑国，消灭的是滑国，对晋国并没有早晚的紧急威胁，却冒着丧事去拦截。我认为晋国固然可以责备，秦穆公也不能没有罪过。孙权与刘备约定共同讨伐刘璋，刘备正用〇〇头发入山的话来拒绝孙权，不久却自己夺取了益州，这就是孙权深深怨恨而有荆州之战的原因【见《三国志》】。晋国与秦国共同围攻郑国，秦国独自退兵并留下戍守部队，以此背叛晋国，不久却自己偷袭郑国，这就是晋国深深怨恨而有殽山之战的原因。先前害怕别人分走自己的利益，后来又想自己独占利益，这是人情中最厌恶的事情。知道孙权怨恨刘备，就知道晋国怨恨秦国了，怎么可以把过错单独归咎于晋国呢？然而秦穆公吸取了殽山之败的教训，仍然任用孟明视，修治国政，终于洗刷了巨大的耻辱。孔子把秦穆公悔过的誓言列在二帝三王之后，大概是有深意的吧？一次悔过可以破除百种错误，一件善行可以涤除百种私利。秦穆公在春秋时期，早上被议论晚上被贬低，左边有瑕疵右边有污点，即使拔下头发也不足以数清他的罪过。等到进入《春秋》的记载，却温和纯粹，不见防备和间隙，这是《典谟诰誓》中的秦穆公，而不是春秋中的秦穆公了。圣人的劝诫真是深远啊！从那时以后，晋国有邲之战的失败【宣公十二年】，齐国有鞌之战的失败【成公二年】，楚国有鄢陵之战的失败【成公十六年】，其余战败的军队难以一概列举。像秦国这样吸取失败教训而悔过的，则没有听说过。这就是《春秋》记载止于秦国的原因。如果在秦穆公之后有悔过自誓的举动，那么孔子的编撰史书，难道会终于秦国吗？

齐国的国庄子出使鲁国，在郊外慰劳并赠送礼物，礼仪完成后又加上了敏捷的应对【僖公三十三年，齐国庄子来聘，从郊外慰劳到赠送礼物，礼仪完成且应对敏捷。臧文仲对鲁公说：“国子执政，齐国还有礼仪，您应该去朝见。”臣听说，服从有礼的国家，是社稷的保卫】。郑国的公孙段辅佐郑伯，礼仪没有违背【昭公三年，夏四月，郑伯到晋国，公孙段辅佐，非常恭敬谦卑，礼仪没有违背的。晋侯嘉奖他，授予防地说：“子丰对晋国有功劳，我听说且不忘，赐给你州田以酬谢你旧日的功勋。”伯石再拜稽首，接受防地后出来。君子说：“礼仪对人的急迫性难道不重要吗？伯石的骄纵，一次在晋国行礼，还能承受他的俸禄，何况以礼仪始终如一呢？《诗》说：‘人如果没有礼仪，为什么不快点死。’说的就是这个吧。”】。昭公到晋国，郊外慰劳并赠送礼物，没有失礼【昭公五年，公到晋国，从郊外慰劳到赠送礼物，没有失礼。晋侯对女叔齐说：“鲁侯不善于礼仪吗？”回答说：“鲁侯哪里懂得礼仪？”公说：“为什么从郊外慰劳到赠送礼物，礼仪没有违背的？为什么不懂？”回答说：“这是仪节，不能说是礼。礼是用来守护国家，推行政令，不失去民心的。现在政令掌握在家臣手中，不能夺取；有子，家羁不能任用。违背大国的盟约，欺凌虐待小国，利用别人的灾难，不知道自己的〇。公室分裂为四，百姓依附他人，心思不在公室，不图谋长远。作为国君，灾难将及自身，不忧虑其所，礼的根本和末节将在这里吗？却琐碎地练习仪节以求速成，说善于礼仪，不是太远了吗？”君子认为叔侯在这里懂得了礼】。孟僖子不能应对郊外的慰劳【昭公七年，三月，公到楚国，郑伯在师之梁慰劳，孟僖子作为副使，不能辅助礼仪，到了楚国不能应对郊外的慰劳】。孟僖子担心不能辅助礼仪，于是讲求学习【昭公七年，九月，公从楚国回来，孟僖子担心不能辅助礼仪，于是讲求学习。如果能懂礼的人，就跟随他。等到他将要死的时候，召集大夫说：“礼，是人的主干，没有礼无法立足。我听说将有通达的人，叫孔丘，是圣人的后代。我若

译〇（孟懿子）去世后，（孟武伯）必定将儿子孟説和何忌托付给孔子，让他们侍奉孔子并学习礼制，以此确定他们的社会地位。”因此，孟懿子和南宫敬叔以师礼侍奉孔子。赵简子向子太叔询问作揖谦让、周旋应对的礼仪。【鲁昭公二十五年夏季，在黄父会盟，谋划周王室的事务。赵简子命令诸侯的大夫向周王室缴纳粮食，准备戍守的士兵，说：“明年将拥立王子为王。”子太叔拜见赵简子，赵简子向他询问作揖谦让、周旋应对的礼仪，子太叔回答说：“这只是仪节，并非真正的礼。”赵简子说：“请问什么是礼？”子太叔回答说：“我吉，从先大夫子产那里听说：‘礼，是天的常道，地的法则，百姓的行为准则。天的常道和地的法则，百姓就依循它实行。’等等。”】

译对于言论相同的人，要根据具体事情来权衡；对于事情相同的人，要根据具体人物来权衡。国庄子出使鲁国，鲁国在郊外慰劳并赠送礼物，礼仪周全且更加勤勉，臧文仲因此称赞他。鲁昭公朝见晋国，晋国在郊外慰劳并赠送礼物，没有失礼之处，晋平公因此称赞他。至于赵简子询问礼制，也仅仅局限于作揖谦让、周旋应对这些表面形式罢了。这三件事，言论相同，事情也相同。如果因为相同就一概而论，那么女叔齐的回答、平公之子太叔的回答，以及赵简子，都只把它们当作仪节而不当作礼。那个臧文仲，大概也是只知仪节而不知礼的人吧？这大概是因为他没有根据具体人物来权衡。臧文仲是怎样的人呢？他死后，他的言论凛然存在于《春秋》之中，如同砥柱山屹立在激流之中，不是女叔齐、子太叔这类人敢仰望的。臧文仲所知道的，女叔齐、子太叔所不知道的很多。从来没有女叔齐、子太叔所知道的，臧文仲反而不知道的情况。现在女叔齐、子太叔尚且能识别出那是仪节，而臧文仲却把它指认为礼，他必定有他的说法。道没有精粗之分，没有本末之别，从来没有礼之外的仪，也从来没有仪之外的礼。升降时的袒衣与加衣，与穷究神妙、知晓变化的人，本来没有两条不同的道路。洒扫应对，与存养心性的人，本来没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从来没有把礼和仪分析成两样东西的。礼与仪既然不可分离，所以古人谈论礼与仪，也从来没有刻意选择。专门说礼的，比如说是“大礼”，说是“有礼”，并不是说礼中没有仪。专门说仪的，比如说是“多仪”，说是“威仪”，并不是说仪中没有礼。随意而言，随言而足，哪里听说过指一样东西为礼，又指另一样东西为仪的呢？《春秋》初期，距离古代还近，这个道理还没有丧失，所以臧文仲的论述不频繁地加以区别。德行进一步衰败，礼与仪才开始分离而不合。看见下拜就停止，称之为拜；看见作揖就停止，称之为揖；看见进献就停止，称之为献；看见酬答就停止，称之为酬。于是把这当作礼的极致，至于真理精义就完全不再知道了。所以女叔齐、子太叔不得已而指出说：“这是仪节，不是礼。仪节之外，应当知道还有所谓的礼。”这两个人，难道不知道话一说出口道就分离了吗？也是有所不得已罢了。假使他们处在臧文仲的时代，肯分离礼仪以开启破裂的端倪吗？这不是女叔齐、子太叔的说法改变了臧文仲的说法，而是女叔齐、子太叔的时代比臧文仲的时代更浅薄。孔子不攻击异端【孔子说：钻研异端邪说，祸害就大了】，而孟子则攻击它【孟子端正人心，消除邪说，抵制偏颇行为，放逐淫辞，以继承三位圣人】，难道喜欢与孔子不同吗？也是迫于时势罢了。世俗之人认为因为孟子的话异端的祸害才出现，因为女叔齐、子太叔的话礼仪的区别才明确。却不知道君子像孔子那样不攻击，而不像孟子那样攻击；愿意像臧文仲那样不分辨，不愿意像女叔齐、子太叔那样分辨。昏庸的诋毁，我甘愿承受；明察的名声，是我极力推辞而不可得的。这哪里容易跟世俗之人说呢？鲁昭公知道郊外慰劳赠送礼物的礼，却不知道干侯的危险【二十九年】，孟僖子不知道郊外慰劳傧相的礼，反而知道孔子的圣明。当时所谓的礼，不足以判定贤愚。像这样的君子，怎么能不在毫厘之间极力分辨呢？如果还像臧文仲那样相信国庄子，那我恐怕伯石的贪婪，也可以凭借声音笑貌获得州田的赏赐了。我因此知道女叔齐、子太叔所说的有所不得已。

狼瞫死于秦军【文公二年春，秦孟明率领军队讨伐晋国，秦军大败。晋襄公捆绑秦军俘虏，让莱驹用戈斩杀他。俘虏呼喊莱驹，莱驹丢了戈，狼瞫捡起戈斩杀俘虏，擒获他跟随公乘车，于是让他担任右职。箕之战，先轸罢免他而立续简伯。狼瞫发怒，他的朋友说：“何不为此而死？”狼瞫说：“我没有找到死的合适时机。”他的朋友说：“我与你一起为难。”狼瞫说：“《周志》上有记载：‘勇猛却伤害上级，不能登上明堂。’死得不义，不是勇。共同使用才叫勇。我凭借勇猛求得右职，没有勇猛而被罢免，也是应当的。说上级不了解我，罢免是适宜的，现在了解我了。你暂且等待。”到了彭衙，已经列阵，他率领部下冲向秦军，死在那里。晋军跟随他，大败秦军。君子认为狼瞫在这里是君子。《诗》说：“君子发怒，祸乱很快停止。”又说：“王勃然大怒，于是整顿军队。”发怒不制造祸乱，而跟随军队，可以称为君子了。等等】

称赞别人所诋毁的，未必都接近宽厚；诋毁别人所称赞的，未必都接近刻薄。然而君子常常想在众人的诋毁中寻求善，而不忍心在众人的称赞之外寻求恶。这是文饰诋毁为称赞，是君子的本心；改变称赞为诋毁，终究不是君子所不得已的。狼瞫的死，是左氏所称赞的。自从左氏称赞之后，历经千百年，大的没有被君子排斥，小的没有被众人嗤笑，共同保持他的名声，直到今天。我竟然一旦抉发他的隐情，揭露他的隐匿，摧毁他千百年所保持的名声，这难道是君子所忍心的吗？狼瞫担任戎右，先轸不知道他的勇猛而罢免他。狼瞫不先轸而死，却死于秦军。压抑他的愤怒于私仇，压抑他的愤怒于公战，这本来是世人共同称赞的。如果用正义来要求他，那么狼瞫应当在被诋毁之列，不在被称赞之列。

译为什么这样说呢？狼瞫发怒是因为先轸不了解他的勇武，而他战死于秦军之手，正是为了彰显先轸不识人才。名义上是忠于晋国，实际上却使先轸感到惭愧。唉，这确实是狼瞫的过错。同样是过错，却有轻重之分，有小大之别。阳处父调换贾季的位次（文公六年），先轸罢免狼瞫的右职，时间相同，事件相同，怨恨也相同。贾季却积蓄愤恨杀死了阳处父，狼瞫却转移愤恨战死于秦军。看贾季的狠毒，就知道狼瞫的贤德了。虽然都说他们不免有过错，但其轻重大小，不能与贾季相提并论。从子文不恼怒的角度看狼瞫，可以责备；从贾季报怨的角度看狼瞫，值得嘉奖。君子对待狼瞫，应当宽恕而不应当严厉。如果一定用严正的义理来责备他，剥夺他忠于晋国的美誉，而归给他使先轸惭愧的毁谤，这难道不是对人要求没有止境吗？况且不知道春秋时期的臣子，因被罢免而怨恨，肆意悖逆，借收回官职而驱逐君王的，我在石速身上见过（庄公十九年）；借夺取政权而驱逐君主的，我在司寇亥身上见过（昭公二十五年）。谁肯像狼瞫那样战死敌阵来使别人惭愧呢？假使当时被罢免的臣子，都像狼瞫那样战死敌阵来使别人惭愧，那么治国者只怕惭愧别人的人不多了。如果真的多了，邻国和外寇将没有立足之地了。评论者何不奖赏他战死敌阵的功劳，而怜悯他使别人惭愧的情意，不要探究他使别人惭愧的情意而掩盖他战死敌阵的功劳呢？所以我说不，君子对待狼瞫，应当宽恕而不应当严厉。然而狼瞫是烈士，他抑制犯上的意气，而表现出为国效死的勇武，虽然不符合法度，终究不是普通人所能企及的。对待普通人应当用常规的法度，对待非凡的人，不应当用常规的法度去宽恕常规的法度，这是对待普通人的方法。抚摸戏弄，是对待孩童的方法，加在成人身上就是侮辱。宽泛优容，是对待乡邻的方法，加在益友身上就是疏远。如果用对待普通人的宽恕去对待非凡的人，那么宽恕恰恰就是侮辱。以狼瞫的义烈，难道会低声下气乞求怜悯而寻求别人的宽恕吗？狼瞫虽然已逝，我想他内心一定不愿受人责备，也不愿受人宽恕。请让我详尽地责备他，人心应当知道止境：职责应当作战就作战，应当防守就防守，职责应当在前就在前，应当在后就在后。心止于事，事止于心，不可以超出自己的职位。只有各自止于自己的职位，所以冉有用戈不为仇敌（《家语》），颜回后至不为惧怕匡人（《论语》），子思守国不为厚待卫国，曾子避寇不为畏惧越国（《孟子》），都是止于其所当止罢了。狼瞫前天担任右职，战死敌阵是可以的。既然不再担任右职，本来就可以停止。现在却无职而侵扰在职者的忧虑，轻率进战而死在敌手，这就是心不止于事而想超出自己的职位了。思虑不出位，出位就是邪思的开端。既然邪僻，虽然所成就的功业壮伟刚烈，外表被人赞叹称誉，而在内心之间，实际上是愤恨怨恨聚集的地方。当狼瞫赴敌之时，愤恨怨恨交冲竞起，怀着毒恨而死，即使得到千百年的虚誉，难道能挽救他内心的扰乱吗？我本是清渊之人，把我看作污渠，对我有什么损害？我本是丘垤之人，把我看作岱华，对我有什么增加？君子应当自我观察，我之所以为我的是怎样的罢了。别人的毁誉，有什么关系呢？九原可作，我想狼瞫乐于听我的话，未必不如左丘明的赞誉。

译楚国人灭掉了江国，秦穆公为此降低身份以示哀悼【《左传·文公四年》记载，楚国人灭掉了江国，秦穆公因此降低身份，离开住处，不举行宴会。大夫劝谏秦穆公说：“同盟的国家被灭，虽然不能救援，怎敢不表示怜悯呢？”秦穆公说：“我内心感到恐惧。”君子评论说：“《诗经》说：‘只有那两国，政治不得人心；只有这四国，于是探究于是谋划。’这说的就是秦穆公啊。”】

天下值得恐惧的事情，只有超脱于利害之外，才能知晓。风浪浩荡，船中的人并不感到恐惧，而船外的人却为他们感到恐惧。醉酒怒骂，席上的人并不感到恐惧，而席外的人却为他们感到恐惧。狂病痊愈后，回想发狂之时，不知如何自容。剧痛平息后，回想疼痛之时，不知如何自处。身体处于吉凶祸福的边界，意志处于争夺纷乱的环境。〇昏乱颠倒，迷惑错逆，没有人知道恐惧之所以为恐惧。春秋时代，王室的恩泽已经枯竭，违背正道败坏道德，扰乱伦理悖逆情理，不可胜数。尊贵没有比得上天王的，却有王子颓驱逐天王之事【《左传·庄公十九年》】，有王子带驱逐天王之事【《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这是天下的大变，是此事中非常值得恐惧的。亲近没有比得上父亲的，却有商臣弑父之事【《左传·文公十四年》】，有蔡般弑父之事【《左传·襄公三十年》】，这是天下的大变，是此事中非常值得恐惧的。从此以后，像灭国这样的祸患，尤其可以说是惨烈而值得恐惧的。国家立于天地之间，有所凭借。在唐尧虞舜时开垦种植，在夏商时养育成长，在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灌溉润泽，宗庙陈列着四代的宝鼎，〇府库收藏着百代的典籍。朝廷有世袭的大臣，田野有世袭的农夫，作坊有世袭的工匠，市场有世袭的商人。即使是微小的国家，不知耗费了多少人的力量，多少天的功夫，扶持保卫才达到这样的地步。一旦忽然被强暴者欺凌灭掉，囚禁他们的君主，俘虏他们的大臣，使他们的宫殿成为废墟，迁移他们的社稷，砍伐他们的树木，填平他们的水井。圣贤千余年所培养的，被铲除得一无剩余，这难道是小事吗？凶恶的威力和暴虐的气焰，令人惊骇愕然，令人怜悯悲伤，而当时的君主看待这些却安然不以为惧。报丧的车马还未返回，金石之乐已经淫靡。简册上的墨迹还未干，淫虐的命令已经下达。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处于危乱之中而不知道恐惧，这才是真正值得恐惧的。秦穆公对于江国的灭亡，独自感到惊惧警惕而醒悟，避开朝堂减少饮食，忧愁得无法承受。如果不是出于危乱之外，怎能深刻见到真正值得恐惧的东西呢？天下的诸侯都处于危乱之内，而秦穆公独自超出于危乱之外。为什么呢？大概自从殽山函谷关一役后悔悟之后【《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虚浮之气全部耗尽，端正的心性慢慢恢复，回头看从前所夸耀的，现在都感到惭愧；回头看从前所安适的，现在都感到奇怪。在众人熟睡之时战栗，在众人交相庆贺之际〇目，这就是避朝贬食的事。秦国的群臣认为过分了，而秦穆公还认为不够。秦穆公确实能够推展这种恐惧之心并充实它，看待天下的诸侯国，一个灭亡心里就警觉一次；心里警觉一次政令就革新一次。这是用伤害别人的教训来医治自己，用别人的损失来增加自己的益处。本来可以远离危亡之门，而奠定治安的基础。难道仅仅是西戎的霸主吗？

随会能够身处卑贱而有羞耻心【注：见前卷】

凡是人的疾病，能仰头而不能低头，叫做籧篨；能低头而不能仰头，叫做戚施。这两种都是疾病。他不能仰头，就像这不能低头，他们的疾病哪有深浅的区别呢？形体有疾病，心灵也有疾病。可贵而不可贱的，是籧篨这类人。他们疾病的症状，在节操廉洁方面有余，而在劳苦方面不足；可贱而不可贵的，是戚施这类人。他们疾病的症状，在劳苦方面有余，而在节操廉洁方面不足。症状虽然不同，但同为疾病罢了。世俗却喜欢其中一种而厌恶另一种。能贵而不能贱的，就称之为高；能贱而不能贵的，就称之为卑。这种说法流行后，狷介之士竞相以高傲自喜。听到金银米盐的话，就傲慢轻蔑而不听；看到鞭打杖击的事，就呕吐而不看。清高闲旷，梦想在大庭尊庐之上；周旋于浮丘洪崖之间。在无事时，并非不可喜。一旦把他们置于浩荡丛杂的〇境，投到紧迫颠顿的地方，就勃然惊骇，怵然恐惧。即使是舆台皂〇，平时屏息避道，仰望他们在泥涂之下的人，都能轻慢侮辱他们。从前的高，正是今日卑的原因。这难道不是世俗的说法误导了他们吗？身体有俯仰，而疾病无浅深；疾病有贵贱，而名声无高卑。用籧篨所具有的，交换戚施所没有的，这就叫无病的人；用贵者所具有的，交换贱者所没有的，这就叫无偏执的人。怎么可以喜欢其中一种而厌恶另一种呢？晋国人称赞随会的，前后相望，只有郤成子能做到身处卑贱而有羞耻心。这一句话不仅可以看到随会的全德，也可以纠正后世偏执的弊病。这就是我反复诵读他的话而不厌倦的原因。背负重物在路上，贩卖货物在集市，耕种在田野，杂乱纷扰，所谓卑贱的人，天下难道少吗？然而他们都是应当卑贱的，不是能够卑贱的。以随会的雅量旷达见识，却不屑不厌倦，亲自从事劳苦之事。适合在朝廷却安于民间，所以叫能够卑贱；适合佩戴玉饰却安于布衣，所以叫能够卑贱；适合享用钟鼎却安于竹席瓢饮，所以叫能够卑贱。既然甘愿承受卑贱者的劳苦，又去除了卑贱者的卑污，这是全人

译保全，这大概就是他们之所以具备完美品德的原因吧？回想随会身处卑贱、从事低微事务的时候，别人奔跑他也奔跑，别人服役他也服役，焦急忙碌的样子就像一个普通的仆役。等到面临利益诱惑，受到祸害逼迫时，刚强严正的节操，在冒进争夺之中凛然显现；清高微妙的气度，在尘世污浊之中肃然挺立。高尚的情操昂扬涌现、挺拔而出，大概有无法被掩盖的地方。随会没有卑贱者的短处，卑贱者没有随会的长处，他之所以独自在晋国被称为完美的人，是有原因的啊！

我也曾深深体味郤成子的话：“能够安于卑贱的人固然难以有羞耻心，然而之所以没有羞耻心，实际上是因为不能安于卑贱。”公卿大臣出入宫门，在帝王身边谋划大事，一旦失节，天下的指责就会从四面八方而来。他们难道不知道这是可耻的吗？他们之所以忍辱负重，犹豫徘徊而不敢行动，正是因为他们能安于尊贵而不能安于卑贱。他们心里认为，一旦触怒君主，谴责随即而至，冠冕服饰被剥夺了，车马随从离散，宾客门客凋零。听到这样的话，尚且心悸神伤，何况亲身遭遇呢？这就是他们宁愿承受耻辱也不顾惜的原因。假如他们尊贵时也能安于卑贱，又怎么能郁郁寡欢地坐着承受天下的指责呢？所以郤成子的话，又应当用马文渊的说法来作为结语。

译左氏博议卷二十一

（经部，春秋类，《左氏博议》）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博议卷二十二

宋 吕祖谦 撰

甯嬴跟随阳处父【鲁文公五年冬天，晋国的阳处父出使卫国，返回时路过甯邑，甯嬴跟随了他。到了温邑，甯嬴就回来了。他的妻子问他原因。甯嬴说：‘过于刚强，《尚书》说：‘沉潜的人以刚强取胜，高明的人以柔顺取胜。’阳处父只取刚强一端，他恐怕不得善终吧？上天尚且以刚强为德，尚且不能违背时势，何况是人呢？况且外表华丽而内里空虚，是怨恨聚集的地方。触犯众人而聚集怨恨，不能安身立命。我担心得不到好处，却招致灾祸，所以离开了他。’鲁文公六年，贾季杀了阳处父】

容易让人喜欢的，必定也容易让人厌倦。有一本书在这里，读一遍就让人欢喜的，多读几遍必定会厌倦。有一首乐曲在这里，演奏一次就让人欢喜的，多演奏几次必定会厌倦。大概这本书、这首乐曲的韵味，都在一读一奏之间全部发泄完了，外表虽然可喜，但内里已经没有余味了。起初的欢喜，正是最终厌倦的原因。善于著书的人，把趣味藏在看似无趣之中，并不是想要遮蔽读者的眼睛。从无趣中体会到趣味，那么这种趣味就永远不会穷尽。善于作曲的人，把声音藏在无声之中，并不是想要堵塞听众的耳朵。从无声中听到声音，那么这种声音就永远不会穷尽。最好的书没有取悦人的浅薄功效，却有教化人的深远功力。最好的乐没有娱乐人的短暂音调，却有感动人的余韵。大凡天下的道理，不能在未得其味之前窥见，必定也不能在既得其味之后舍弃。从前我们的孔子在洙水泗水之间设教，子贡初次见面，凭借他的智慧而傲视孔子。子路初次见面，凭借他的勇力而凌驾孔子【都见于《孔子家语》】。凭借孔子的圣明，尚且不能在一日之内让人感动醒悟。那阳处父是什么人呢？甯嬴在路上见他一面，就立刻抛弃妻子儿女，穿着草鞋、撑着斗笠，跟随他唯恐不及。从世俗的眼光看，他改变人心的速度，似乎超过了孔子。然而孔子虽然不能在一见之下征服子路和子贡，却能让他们终身服从。阳处父虽然能在一朝之间招致甯嬴，却不能让甯嬴跟随几天。用一朝的功效，来比较终身的效果，谁胜谁负，谁优谁劣，一定有能分辨的人。又曾深入考察甯嬴的话，然后才知道阳处父之所以容易让人欢喜、容易让人厌倦，是有原因的。大概阳处父的刚强全部显露在外面，而内里没有什么留存，流露在声音中，浮现在笑容和神态上，泛见于行走步态中，流于寝食之间，平生的神气，都暴露在众人的耳目之前。外表虽然威严严厉，但内里没有什么积蓄；外表虽然茂盛，但内里没有什么根基。刚见面时，他的美德容易看见，他的德行容易亲近，所以容易让人欢喜。见面久了，他的内涵容易穷尽，他的底蕴容易探底，所以容易让人厌倦。绽放出来像春天的花，却不能收敛成为秋天的果实，玩弄虚华而忘记实味，这难道是那些注重内心修养而不注重外表的人所愿意留下的吗？这就是甯嬴之所以乍喜乍厌而不避往来麻烦的原因。虽然如此，甯嬴在几里之内舍弃了阳处父，伯宗却在几代之后仰慕阳处父【伯宗是晋国的大夫】。这是甯嬴在阳处父芳名正盛时抛弃了他的虚华，伯宗在阳处父落魄衰败时拾取了他的虚华。假使伯宗处在甯嬴的位置，能在阳处父没有祸败之前侍奉他，我知道他终身执鞭相随也不会后悔了。甯嬴的见微知著，真是贤明啊！

邾文公迁都到绎【鲁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占卜迁都到绎，史官说：“对百姓有利而对国君不利。”邾文公说：“如果对百姓有利，就是对我的利益。上天生出百姓而设立君主，是为了使他们得利。百姓既然得利了，我必定也能得到利益。”左右的人说：“寿命可以延长，国君为什么不这样做呢？”邾文公说：“寿命在于养育百姓，死的早晚，是时运。百姓如果得利了，迁都就是吉利的，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于是迁都到绎。五月，邾文公去世。君子说：“知道天命”】

道理没有弄明白，是君子的责任。放着这个责任而不担忧，固然不可推卸。战战兢兢地不胜任这个责任，而急切地寻求道理的明白，那么天下的祸患必定从这里开始。自从人们有了急切的心情，就开始在道理之外寻求解说，姑且借用世俗共同相信的东西来阐明我的道理，乐于这种解说容易推行，忘记了它的危害最终会波及自身。哪里知道今天的痛快，正是招致日后祸患的原因呢？喧嚣淫邪、妖异祥瑞的说法，是执持邪道迷惑百姓的。驳斥并避开它们，不责成君子，还能责成谁呢？然而君子承担这个责任，不急于阐明道理，而急于辨别诬妄。认为用道理告诉人，能明白的占十分之三；用事实告诉人，能明白的占十分之九。愚昧的百姓，难以用是非来打动，容易用祸福来挽回。于是俯身取用祸福的说法，就他们共同相信的东西来开导他们。周武王不避讳往亡日而战胜商朝【见于《北史》】，汉明帝不避讳反支日而兴盛汉朝【见于《本纪》】，唐太宗不避讳辰日而兴起唐朝【见于《张公谨传》】。你说必定凶险，我反而得到吉利；你说必定不顺，我反而通达。借这些事来阐明这个理，那些沉溺于喧嚣淫邪、妖异祥瑞说法的人，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唉！这只是考虑说法容易推行，而不考虑危害的波及。说法因事实而建立，也因事实而毁坏；人因事实而相信，也因事实而怀疑。君子所依靠来驳斥喧嚣淫邪、妖异祥瑞说法的，是道理在其中，所以如此。如果舍弃我们的道理，而琐碎地比较事实的对错，那么人虽然今天因为事实而相信我们的说法，明天也必定因为事实而攻击我们的说法。自古至今，喧嚣淫邪、妖异祥瑞的说法，不灵验的固然很多，然而侥幸偶然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