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博议卷二十

译偏僻简陋，是在夷狄之地吗？当西乞术进入鲁国边境的时候，鲁国人本来就已经预先把他当作戎狄来对待了。进入越地的人不敢谈论镈钟，进入胡地的人不敢谈论弓矢，进入燕地的人不敢谈论甲胄，进入鲁地的人不敢谈论礼制。谁说西乞术出自戎狄那样的小国，竟然不估量自己的力量，想要与鲁国的君臣在玉帛钟鼓之间周旋应酬呢？四方奉命而来，到达雉门两观之下的人，很少有不失礼受辱而退去的。孙文子有同登之辱，范献子有归费之辱，徐容居有进含之辱，齐庆封有茅鸱之辱，何况区区一个西乞术，难道能免除这种耻辱吗？想那西乞术捧着玉璋进献瑞玉的时候，公卿们环绕站立，车夫仆役像墙一样围观，等待他步伐的失误来嘲笑，窥伺他言辞的差错来讥讽。如今西乞术举止谈吐，风度优雅流畅，出乎鲁国人的意料之外。起初以为他是乌鸦老鹰，现在才知道是鸾凤；起初以为他是蓬蒿杂草，现在才知道是梧桐槚树。这就是襄仲之所以失声叹息并随后给予厚重贿赂的原因。看他的仪态，本来是鲁国人常见的；听他的言论，也是鲁国人常听到的。襄仲之所以变色而称赞他，难道不是因为他被当作夷狄对待吗？“说：‘如果没有君子，国家还能存在吗？’”这是感到惊骇而怀疑他。“说：‘国家没有简陋的了。’”这是感到矜持而进用他。之前的傲慢，恰恰是为了后来的恭敬；之前的轻视，恰恰是为了后来的重视。这与看待郑国人的玉璞，称赞还没停止而唾骂随即而至的情况，也是有区别的。名声追逐我，我就安逸；我追逐名声，我就劳苦。非常智慧却表现得愚钝，非常善辩却表现得木讷。将来防备见到端倪稍微显露锋芒，一谈话就让人警醒，一行动就让人信服。即使想要逃避名声，名声也将追逐他而不肯罢休。没有智慧却先得到了智慧的名声，没有辩才却先得到了辩才的名声，整天忙碌，追逐以求符合实际。一旦不符合，就会有万分的损失。古代的智者，之所以宁愿让名声辜负我，而不让我辜负名声。名声辜负我，责任在名声；我辜负名声，责任在我。这两者的劳逸，相差也很远了。虽然如此，这还未能避免名声与我的对立。形体不知道有影子，而影子未曾离开形体；声音不知道有回响，而回响未曾离开声音；圣人不知道有名声，而名声未曾离开圣人。唉，这难道是春秋时士人所能达到的吗！

译随会防备晋国主帅【鲁文公十二年，秦国因为令狐之战的缘故，所以在冬天，秦穆公攻打晋国，夺取了羁马，晋国人抵御他们，在河曲跟随秦军作战。随会说：“秦国不能持久，请求深挖壕沟、加固军营来等待他们。”晋国听从了他的建议。秦国人想要交战，秦穆公问士会说：“怎样作战？”士会回答说：“赵氏新提拔他的属官叫随会，一定是他出了这个计谋，打算用疲劳来消耗我们的军队。赵氏有个庶子叫赵穿，是晋君的女婿，受宠但软弱，不参与军事，喜好勇武却狂妄，而且憎恨随会辅佐上军。如果让轻敌的人放纵行动，那就可以。”秦穆公在河边用玉璧祈祷求战，秦军袭击晋国上军，赵穿追赶他们没有追上，反而愤怒地说：“带着干粮，坐着铠甲，本来就是寻求敌人，敌人到了却不攻击，还等待什么？”军吏说：“将有等待的时机。”赵穿说：“我不知道谋略，将独自出击。”于是率领他的部属出击。宣子说：“秦国人轻视赵穿，轻视一个卿大夫，秦国凭借胜利回去，我们拿什么回报？”于是都出战，双方交战后撤退。秦国使者夜晚警告晋军说：“两军的士兵都还没有休息，明天请相见。”随会说：“使者眼睛转动而说话放肆，是害怕我们，将要逃跑了。”逼近他们到河边，一定能打败他们。胥甲、赵穿在军营门口呼喊说：“死伤还没有处理就抛弃他们，是不仁惠；不等待约定而逼迫别人进入险境，是无勇。”于是停止。秦军夜晚逃跑，又侵犯晋国，进入瑕邑】吴国将要攻打鲁国，询问叔孙輙，公山不狃【鲁哀公八年，吴国因为邾国的缘故，将要攻打鲁国，询问叔孙輙，叔孙輙回答说：“鲁国有名声而没有实情，攻打它一定能实现志向。”退下来告诉公山不狃，公山不狃说：“不合礼义，君子违离，不到仇敌的国家，没有臣服却有攻打它的，奔命而死是可以的。所托付的人就罢了，况且人的行为，不因为所厌恶的而废弃故乡。现在您因为小恶而想要颠覆宗国，不也太难了吗】

看到一件事就得到一个道理，不是善于观察事物的人；听到一句话就得到一个意思，不是善于听说话的人。道理本来没有间隔，一件事通达了万事都通达；意思本来无穷无尽，一个意思解开了千句话都解开。圯上的书，只是一卷罢了，短小的竹简和木牍所记载的，哪里能完全概括车辆、壁垒、舆地的情形，预先计算嬴政、项羽、韩信、彭越的灾难呢？然而张良得到了它，就能问羊知道马，看影子知道形状，迎接阅览而群策锋起，随着讽谏而众机丛生。这就是能用有限的书，应对无穷的变化。如果张良看到一件事就滞留在这一件事，听到一句话就滞留在这一句话，那么即使把九州的地图都纳入胸中，仓促造次，也一定有书所不能涵盖的。书已经穷尽，变化才出现；书已经陈旧，变化才新鲜。不是能告知过去知道未来的人，大概不足以和他议论。曾经用左氏所记载的来论述：随会从晋国逃到秦国【鲁文公六年】而为秦国谋划晋国，解说的人只认为是随会的过错罢了。公山不狃从鲁国逃到吴国【鲁定公十二年】而不为吴国谋划鲁国，解说的人只认为是公山不狃的善举罢了。过错在随会，对我有什么损害？善举在不狃，对我有什么增加？即使能体现在身上，那么所惩戒的只是谋划宗国的一次过错，天下的过错果然都在这里了吗？所效法的只是保全宗国的一次善举，天下的善举果然都在这里了吗？只有举出一个角落而反推三个角落，那么因为这两个人的得失踪迹，固然可以作为我们自身无穷的使用。随会有谋划晋国的过错，而不失为良大夫，我因此知道平日行为的不可没有。公山不狃有保全鲁国的善举，而不免为叛人，我因此知道小节的不足依靠。以随会的贤能而忽然有谋划晋国的过错，我因此知道恶念的难以防备；以不狃的不肖而忽然有保全鲁国的善举，我因此知道善念的容易【产生】。如果随会事事都像谋划晋国，那么随会将转变为不狃；如果不狃事事都像保全鲁国，那么不狃将转变为随会。我因此知道治理自己的人，必须增长他的善而断绝他的过错。以终身论，那么随会是君子，不狃是小人；以一事论，那么随会是小人，不狃是君子。我因此知道议论人的人，必须忽略他的暂时而等待他的最终。从两端而推之，可慕可惩，可遵可戒，都集合在其中。然而它的用处还没有穷尽。又有大可议论的：随会，是晋国的良臣，他在晋国说话没有隐瞒实情，他的祝史向鬼神陈述诚信没有惭愧的话。一定不是出卖宗国以求和的人。他的意思是认为：一心可以侍奉百君，百心不可以侍奉一君。在晋国就应当忠于晋国，在秦国就应当忠于秦国。如果在秦穆公的询问下而不以实情回答，明处则有愧于秦穆公，暗处则有愧于鬼神了。却不知道子为父隐瞒，臣为君隐瞒，在他人则以直率为直率，在君父则以隐瞒为直率。现在随会把君父看作他人，完全【泄露】宗国的情报来资助寇仇，这是偷羊的人罢了。可惜随会后于太公出生，没有听到反【隐】的道理【史记】，先于孔子去世，没有见到遅行的风气【孟子】，所以他看待父母之国淡然无情，意在为直，最终陷于不直。我因此知道善的难以选择，而是的难以审察。至于公山不狃所以眷恋宗国，和蔼忠厚，大概是因为听闻阙里洙泗的余教而这样罢了。然而从随会来看待不狃，那么厚薄有区别。如果用我们圣人的法则来衡量，不狃的自我处身，也没有达到尽善。不狃对叔孙的话正确了，至于使

译他担任吴国将领，却引导吴军进入险地，以此困住吴军。可惜他起初正直，最终却陷入欺诈。鲁国应当隐蔽吴军，也不应当欺骗不狃。如果不忘记自己的祖国，就应当向吴王辞谢，不参与攻打鲁国的战役，这样既不负旧君，也不负新主。正义的名声将在吴、鲁两国之间传扬。如今身为吴国将领，内心却为鲁国效力，怀有二心侍奉他人，难道不是孔子门下的罪人吗？我因此更加明白，善行不易选择，越选择越出错；事理不易审察，越审察越谬误。君子对于学问，怎么可以轻率对待呢？阅读随防、不狃这两件事的人，不过认为这是两桩独立的事件罢了。如果归类贯通，区分辨别，直接推演，曲折阐发，那么各种道理就会像车辐集中于车毂一样汇聚。这就是陈亢问一得三的原因；这就是颜回闻一知十的原因；这就是大舜听到一句善言、见到一件善行，就像决开江河一样，没有人能阻挡的原因。

译晋国派魏寿余假装以魏地叛逃，来引诱士会。【《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晋国人担忧秦国重用士会。六卿在诸浮相会。赵宣子说：“随会在秦国，贾季在狄国，祸难日益逼近，该怎么办？”中行桓子说：“请召回贾季，他能处理对外事务，况且有旧日的功勋。”郤成子说：“贾季作乱，且罪大恶极，不如随会。他出身低微而有羞耻之心，柔顺而不犯上，他知足且能胜任使命，况且没有罪过。”于是派魏寿余假装以魏地叛逃，来引诱士会，在晋国扣押他的家眷，让他夜间逃跑，请求自己归顺秦国。秦伯答应了他。在朝堂上踩士会的脚】

忍心抛弃那不可抛弃的东西，必定有更大不可抛弃的东西。刀刃架在头颈上，断指也不顾惜；病在腹心，灼烧皮肤也不推辞。他们难道认为那些东西不值得爱惜而抛弃吗？必定是有更大不可抛弃的东西而夺去了他们的爱惜之心。君子对于信义，与生命同在，如同手足体肤不可片刻舍弃。一旦幡然抛弃，自置于信义之外，难道是不得已吗？必定有他的理由。随会的信义，历数晋国的公卿，没有人能超过他。至于诈秦归晋的时候，虽然借助于髠衍的言辞，询问于张仪、苏秦的计策，大概也不过如此。随会究竟看到了什么而忍心自弃呢？大概魏寿余的到来，随会一生的通达或困顿，在顷刻间就决定了。回去也是今天，不回去也是今天。此时不返回，以后将没有时机；此时不行动，以后将没有机会。这就是他忍心抛弃平素不可抛弃的东西的原因。唉！如果随会知道自古皆有死的道理，那么回去与不回去，本来就有天命。不然，身体将归晋，我担心他的心放纵而不知道回归。为自身谋划则工巧，为心志谋划则拙劣，随会也不善于处理轻重之间的关系了。虽然如此，为自身谋划而抛弃信义，人们都知道这是不可取的；为国家谋划而抛弃信义，可以吗？温峤被王敦扣留，王敦派他回建邺，温峤实际上想归晋，外面害怕王敦的怀疑，于是假装不想走，已经辞别又返回，如此再三。温峤用来欺骗王敦的方法，就是随会用来欺骗秦伯的方法。随会为自身谋划，固然逃不过君子的批评；温峤为国家谋划，难道不能体谅他的用心而允许他的权变吗？晋朝的命运存亡，全系于温峤一人。如果温峤侥幸逃脱虎口，那么危局可平，祸难可解，灭亡可存。岂止是江左依赖他，自宣帝、景帝以来，确实宠信嘉奖他的义举，保全君亲，难道不是不信中的信吗？有人说：信义不可片刻抛弃。君子在平日闲暇时，尚且不忍以不信不义自处，何况敢以此玷污君亲呢？我平日闲暇时，未曾行诈，因为君父的危难而行诈，是我的诈由君父而生。诈由君父而生，也就是君父的诈。使君父免于危难，却使君父陷入诈伪，有忠孝之心的人忍心这样做吗？这是我谴责温峤的原因。危害晋国的是王敦。如果温峤尽力而不能挽救社稷，而以死继之，那么灭亡晋国的是王敦，不是温峤。现在温峤如果行诈谋，虽然侥幸保全了社稷，但以不正的名声连累君父，那么危害晋国的是王敦，连累晋国的是温峤。以五十步笑百步，相差多少呢？世俗的说法，认为君父在危难中，如果可以图谋保全，诙谐诡诈邪曲，无所不可，都指温峤这类人为法。却不知道我自身在危难中，知道自爱的人，必定不敢设诈以自免。至于君父在危难中，却为之行诈，难道不是认为以诈免身则无法自我辩解，以诈免君父则可以归咎于君父以自我辩解吗？这是把君父当作归咎恶行的地方，用所轻视的事对待君父，没有比这更薄情的了。随会的过错，戴圆帽的人都知道。至于温峤的事，我担心意在忠孝，而没有学过的人，不幸而蹈入其过失，所以论述它以待后世君子。

魏寿余在朝堂上踩士会的脚【注：见上篇】

不是用手提着，是说指示事情，不是当面命令，是说提着耳朵。很久了，那开导人的困难啊！我认为羊肠小道，而他却认为是四通八达的大道；我认为乌喙有毒，而他却认为是稻粱美味。泾渭分明，分道扬镳，哪里能够互相理解呢？说话的人不知道听话人的心思，而常常怨恨他领悟得慢；听话的人不知道说话人的心思，而常常惊骇于他的言论。攻击越用力，关闭越坚固；叩问越频繁，回应越懈怠。南面为君，北面为臣，东面为师，西面为徒。所以百谏而不从，屡告而不入，正是由此造成的。曾经观察魏寿余引诱随会，一踩他的脚，归晋的契机就已经传达。这是什么法术，而感动动物、开导人如此迅速呢？大概不是魏寿余法术的工巧，而是随会听得很真切。随会思念晋国的心，如同野兽思念旷野，鸟思念树林，鱼思念深渊。受困拘系而不能驰骋，一旦魏寿余以归晋的契机触动他，他见到端倪，心领神会，脚跟相接，闭塞已通。难道不是听得很真切，所以获得得快吗？如果随会归晋的念头不真切，那么魏寿余即使刺他的股，击他的胸，也将抚摸契机而不能理解。歜职相感，以一抶而商人【《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齐懿公做公子时，与邴歜的父亲争田没有胜。等到即位，挖出他父亲的尸体斩断脚，而让歜做仆从。纳阎职的妻子，而让职做骖乘。夏五月，公在申池会盟。两人在池中洗澡，歜用扑打职。职怒，歜说：“人夺你妻子而不怒，打你一下有什么伤害？”职说：“与刖其父而弗

译能够因怨恨而致病的人，是怎样的情形呢？于是谋划杀害懿公，把他塞进竹笼里。回国后，卸下酒爵才启程，这是蓄积怨恨深切的表现。魏国和韩国互相警示，因为一个肘击的动作而智伯灭亡，这是忧虑祸患深切的表现。余防互相领悟，因为一个踩踏的动作而离去，这是计谋确定、归顺之心深切的表现。假使这几个人，把蓄积怨恨转变为蓄积德行，把忧虑祸患转变为忧虑善事，把谋划归顺转变为谋划大道，那么他们都将在擦肩而过、亲眼目睹之间，默默体悟至高的道理，哪里还会有教诲恳切而听者藐视的情况呢？确实，这个“切”字，真是进入大道的门径。自从孔孟之后，感化转移的契机，不再显现于天下，大概已经几千年了。学者们感慨地诵读陈旧的典籍，浩浩然地叹息，认为终身不可能再遇到这样的契机。却不知道大道不可背离，天理不可遗忘，孔孟虽然已经逝去，感化转移的契机，难道会随着孔孟一起逝去吗？向前观察古代，向后观察当今，向上观察朝廷，向下观察田野，利害关系相互激荡，事理相互契合，这契机、这道理，随时随处都在显现。下至于垄断牟利的商人，各种货物交错陈列，五方之人全部汇聚，价格高低起伏，货物出没变化，一眨眼之间，彼此都明白，互相交流不靠言语而靠形体，互相观察不靠踪迹而靠神意。这集市街市，都处在洙水泗水之滨；工匠商贾，都具备子游、子夏那样的才能。举目所见都是妙用，而我却自己不去观察；充耳所闻都是至理名言，而我却自己不去倾听。整天与天理相遇，反而发出遇不到天理的感叹。唉！是天理不与人相遇呢？还是人不与天理相遇呢？赵盾把邾悼公送入邾国，这是文公十四年，邾文公的正妻齐姜，生了定公；次妻晋姬，生了悼公。文公去世，邾国人拥立定公，悼公逃奔到晋国。赵盾率领诸侯的军队八百辆战车，把悼公送入邾国。邾国人推辞说：“齐姜所生的儿子，而且年长。”宣子说：“推辞的理由正当却不听从，不吉利。”于是返回。

译事物本来就有不能并存的。一件事如果是非并存，选择其中一种就可以了；一个人如果褒贬并存，选择其中一种就可以了。如果将是与非参杂，将褒与贬等同，那么他的言论就会争斗倾轧、互相争夺，无法在天下立足，这确实是可信的。所以说，是非是不可并存的。将不可并存的东西强行合并，难道是君子乐于发表异论吗？天下的言论，本来就有相互对立却又不可互相缺失的，大概不容易用前面的说法来衡量。是非有时可以并存，褒贬有时可以并立，差异中见统一，错乱中见契合，违逆中见顺从，背离中见归顺，只有君子能够阐述它，只有君子能够统一它。

晋国的赵盾率领诸侯的军队将捷菑送入邾国，鸣钟击鼓，到达邾国城下，被邾国人所屈服，最终为了长幼尊卑的道义，空手而还。责备他的人责怪他醒悟得太晚，赞扬他的人赞叹他改正得勇敢。评论的人不能将这两种观点合并。我认为这两种说法应当并行不悖，然后才可以治理。疾病想要迅速痊愈，拖延久了就会侵蚀身体；知道错误想要尽早改正，拖延久了就会更加谬误。按照这种说法，赵盾是可以责备的，遇到过错尚浅的人，何不以此警示他们？已经形成的弊病难以指望其痊愈，已经形成的错误难以指望其革除。按照这种说法，赵盾是可以赞扬的，遇到过错已深的人，何不以此诱导他们。用前面的说法警示过错尚浅的人，使他们不敢固执己见；用后面的说法诱导过错已深的人，使他们不至于自暴自弃。缺少哪一种都可以吗？如果只执着于一种说法，掩盖赞扬而专一责备，认为赵盾在接到诉状时不询问不考察，发布命令时不思考不谋划，在国内兴起车马铠甲，在国外劳烦诸侯，跋涉山川，逼近国都，然后才返回。赵盾心意虽然回转，但已经疲惫的兵力，已经耗费的钱财，终究无法挽回。在邾国后悔不如在晋国后悔，在郊外后悔不如在国都后悔，在朝廷后悔不如在室内后悔。后悔得越晚，损失就越多。改正过错虽然美好，难道不如没有过错那样令人痛快吗？唉！没有疾病就不必医治，没有过错就不必议论。医生是为病人设立的，议论是为过错设立的。假使赵盾在起初就审慎处理，军队不出动，过错不显露，那么又有什么议论呢？只有他在将要犯错时能够防范，在迷惑时能够返回，抛弃前日的辛劳，成就今日的决断，这就是赞扬他的说法不可偏废的原因。

一句话的过失，一笔的错误，有的人尚且忌讳自己的短处而顺从成见，何况赵盾凭借明主的命令，八百辆战车的赋税，反而被小小的国家所阻挡，驱驰暴露的疲惫，粮饷的耗费，鞋履的损耗，诸侯甸服男邦的指责，勇于遵从道义都来不及顾及，这难道是平庸凡夫所能做到的吗？强大的取代弱小的，突然的掠夺缓慢的，以强权胁迫弱小，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赵盾如果挟持晋国的威势，援引周、宋的类比，邾国将连灭亡都来不及，哪里还敢抵抗？现在他看到了道义的重大，而忘记了邾国的弱小；不考虑前功的可惜，只知道当前的过失应当除去。赵盾超过常人的地方，就在这里。我曾经观察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终身蒙蔽的人，放置在一旁不值得议论。至于宋牼、淳于髠这些人，都曾亲自尝受过孟子的驳斥，阵营崩溃、战败了，最终不肯幡然改穿儒服，竟然自成一派。这不是不知道操持术数的错误，而是回顾平生学习的勤勉，不能决然舍弃。他们在诵读经典之间，尚且恋恋不舍不肯放弃，何况是军队的众多，征伐的重大呢？赞扬赵盾的道义，是我不敢废弃的。我曾经考察世道的变迁，追求很厚重的名声，必然要具备很厚重的实际；推辞很厚重的实际，必然要避免很厚重的名声。他们的避免和追求，不出名声和实际的两端罢了。赵盾退兵，是为了避免名声吗？那么就有轻率的讥讽；是为了追求实际吗？那么就没有丝毫的亏欠。所避免的不是名声，那么避免的究竟是什么？所追求的不是实际，那么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学者们试着思考一下。

周公与王孙苏在晋国诉讼【《左传》文公十四年，周公将与王孙苏在晋国诉讼，周王背叛王孙苏，派尹氏和聃启在晋国诉讼周公，赵宣子平息王室争端并恢复原状】

从前周文王听取虞国和芮国的诉讼，商朝的国运才开始衰落【《史记·周本纪》】听取诉讼并不是文王的本心。东边是冰西边是炭，受冻的人不得不向西；左边是深渊右边是陆地，溺水的人不得不向右。虞国和芮国的诉讼，文王并没有招引他们来，大概是挥手也不能让他们离开。文王虽然没有与虞、芮约定，但虞、芮自己到来，所以议论的人用两国的向背来占卜商朝的灭亡和周朝的兴起。舜避让丹朱，禹避让伯益，益避让启【见于《孟子》】他们的推辞和接受，无不视诉讼的归属作为决断。虞国和芮国的诉讼，就近舍弃朝歌而远道奔赴丰镐。那纣王虽然在酒池肉林间倔强，不过是坐以待毙罢了。我曾经持此观点来观察后世兴盛衰落的缘由，权力在则昌盛，权力出则灭亡，没有失去权力而国家不随之灭亡的。周朝的道统既已衰落，孱弱的君王和仆从般的臣子不能主宰天下的权柄，等同于列国。到了周匡王的时代，情况更加严重。周公是大臣，王孙苏是卿士。两位大臣有诉讼，不向君王而向晋国。统治天下的人尚且要照耀万国，明察善恶，直到海外，都得到他们的职分。现在竟然不能主持台阶下的诉讼，那么国家设置君王究竟有什么用呢？虞、芮只是偏远的小国，他们到周朝质询成败，议论的人尚且为商朝感到危险。如果飞廉、恶来在内互相怨恨争斗，抛弃纣王而投奔文王。纣王虽然无道，也未必能承受。周匡王安然坐视，不仅不惊恐，反而派人到晋国帮助他所亲厚的人诉讼，惴惴不安地担心其诉求不能伸张。高高地穿着礼服，号称天子，却竟然踮起脚尖抬起头，等待晋国的裁决作为轻重，这是多么衰微啊？周朝的危局超过商朝，而匡王的无耻超过纣王。周朝的颓败超过周朝末年，为什么应当灭亡而不

译灭亡吗？晋侯的谨慎小心比不上周文王，为什么可以夺取而不夺取呢？我曾经思考过其中的原因。商纣王末年，虽然失去了三分之二的领土，但威令仍然在境内施行，凶恶残暴仍然能施加于人，所以百姓无法忍受他的暴政而共同推翻了他。晚周时期，连宫门内的小诉讼都不能专断，即使想淫逸奢侈，谁听从他的搜刮？即使想残酷暴虐，谁接受他的指令？他的兴起或衰败，近处不关系百姓的祸福，远处不关系诸侯的强弱。晋国虽然表面上尊崇、表面上恭敬，实际上不过是用对待邾、莒小国的态度来对待他罢了。有什么可嫌弃、有什么可怀疑的，而晋侯却想要灭亡他呢？所以周并非不会灭亡，而是没有可灭亡的条件；晋并非不想夺取，而是周不值得夺取。大抵能害人的人必定能利人，能杀人的人必定能生人。商纣王虽然愚昧顽固不可改变，但权柄还没有完全丧失，假使他把杀害比干的刑罚转移到崇侯虎身上，把崇侯虎的宠幸转移到比干身上，早晨散发鹿台的财富，晚上散发钜桥的粮食，怎么知道他不祈求上天延长国命，名列在六七位君主之中呢？至于周匡王空虚无力，在六服之上建立空名，礼乐刑政，全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使想奋发施行自己的道，从何做起？这将是颠覆商朝，还有重新崛起的希望；尚未坠落的周朝，已经像已经陨落的时候一样。左支撑废弛右支撑缓慢，奄奄一息，绵延百世而经历千龄，快乐吗！周朝超过其历数的说法，我不敢相信。

译左氏博议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博议卷二十一

宋 吕祖谦 撰

晋侯、秦伯围攻郑国【僖公三十年秋天，晋侯、秦伯围攻郑国。佚之狐对郑伯说：“国家危险了！如果派烛之武去见秦君，军队一定会撤退。”郑伯听从了他的建议。烛之武推辞说：“我壮年的时候，尚且不如别人；现在老了，没有什么作为了。”郑伯说：“我不能早点重用您，现在危急了才求您，这是我的过错。然而郑国灭亡了，您也有不利啊。”烛之武答应了。夜里用绳子把他从城墙上吊下去，去见秦伯，说：“秦、晋围攻郑国，郑国已经知道要灭亡了。如果灭掉郑国对您有利，怎敢拿这件事来麻烦您呢？越过别国把远方的土地作为边邑，您知道这是困难的。为什么要灭掉郑国来增加邻国的土地呢？邻国实力的增强，就是您实力的削弱。如果放弃郑国让它作为东方道路上的主人，秦国使者往来，供给他们缺乏的东西，对您也没有害处。况且您曾经对晋君有恩惠，晋君答应给您焦、瑕两座城邑。早上渡过黄河，晚上就筑城防御，这是您所知道的。晋国，哪有满足的时候呢？已经在东边把郑国当作边界，又想扩张它西边的边界。如果不损害秦国，将从哪里取得土地呢？损害秦国来使晋国获利，希望您考虑这件事。”秦伯很高兴，与郑人结盟，派杞子、逢孙、杨孙驻守郑国，就回去了。子犯请求攻击秦军。晋侯说：“不行。依靠别人的力量却反过来损害他，是不仁；失去自己的同盟，是不智；用混乱代替整齐，是不武。我们还是回去吧】

天下的事情，有不是出于人情常理的，最终必定不能安定。接受恩惠的人尽力报答，施予恩惠的人享受报答，这是人情的常理。处在施予者的地位却去做报答者的事情，这不是人情的常理，是矫情。他之所以矫情而这样做，难道有说法吗？他只是看到那对人有恩德的人，要求报答则双方都受伤害，忘记报答则双方都保全，于是认为忘记报答尚且足以保全他的恩德。何况我超越常情之外，处在施予者的地位却去做报答者的事情，我的恩德深厚难道有极限吗？却不知道君子不耗尽别人的欢心，也不耗尽自己的欢心；不耗尽别人的忠诚，也不耗尽自己的忠诚。别人和自己没有两种不同的情感。别人接受我的恩惠，他的报答尚且有时而厌倦；何况我施恩于人，反而忙碌地去做报答者的事情，这果然是人情所安适的吗？正因为这不是出于我情感所安适的，虽然矫情而去做，激发而去做，矫情的会懈怠，激发的会衰退，那么我的情感终究有时而不能持续了。恩德不能持续，那么嫌隙就产生了。还不如相互忘记那样安定。常理之外，不可增加一丝一毫的道理；常情之外，不可增加一丝一毫的情感。所以过于厚道的必定变得淡薄，过于亲近的必定变得疏远，过于喜爱的必定变得憎恶，过于喜悦的必定变得愤怒。情感哪有过度而不反转的呢？我曾经观察秦穆公、晋文公之间的争端，然后知道常情果然不可增加。晋文公以一个流亡公子的身份而位列五霸，推究其根本原因，究竟是谁的力量呢？流离失所的时候，如果没有秦穆公，就会成为病弱、瘦削、僵死、饿殍；吕郤之难时，如果没有秦穆公，就会成为灰烬、余火、烟雾、尘埃。起初把他从病弱瘦削僵死饿殍之中提拔出来，最终把他从灰烬烟雾尘埃之外解脱出来，使他继承祖先的祭祀，使他统治万民，使他拥有土地疆域，使他独占利益权势。他一身之间，从帽子到鞋子，都是秦穆公所给予的。有山丘般的恩施而不接受涓滴般的报答，在秦穆公已经是盛德了。现在秦穆公不仅不向晋国要求报答，反而向晋国给予报答，务求在常情之上增加以结晋国的欢心。唉！情感果真可以增加，那么圣人早就增加了。圣人所不能增加的，而秦穆公却想要增加，难道自以为胜过圣人吗？秦穆公起初想要增加圣人所不能增加的，最终则自己不能持续而怨恨随之而来，嫌隙在围攻郑国时开启，而在殽之战时形成。我因此知道起初的增加乃是最终的损害。有人责怪秦穆公与晋国一起围攻郑国，反而背叛晋国而成就郑国，我说这固然是秦穆公的罪过，然而祸患的根源正不在这里。一室之人同盘吃饭，辛甘酸咸所嗜好的，尚且杂乱而不整齐。何况两国并立，形势不同，利益不同，祸害不同。秦穆公却以秦国顺从晋国，没有战役不防备，没有盟约不共同参加，挟持未报答的恩德，矫情屈意，反而像受役于晋国一样，这怎么可以长久呢？嫌隙不在现在爆发，必定在后世爆发。烛之武的游说，三大夫的驻守，只是嫌隙的痕迹，而不是其开端。唉！晋人起初接受秦穆公保全性命的时候，怀恩未报，正以为我辜负秦国，习惯看到秦穆公服从已久，稍有不符合，就以为秦国辜负我。这是秦穆公以恩德招致怨恨，固然可责；晋人以恩德为怨恨，尤其可责。以恩德为怨恨，稍微懂得自爱的人都以此为耻。唯独秦穆公的过失，不得不写下来以告诉学者。露水滋润根茎苗节，没有不沾湿的；雨水降下丘陵原野，没有不被覆盖的。天对万物的恩惠到了极点！然而太阳出来阳气上升，那么天不知道有露水；云彩归去天空晴朗，那么天不知道有雨水。种一株草，植一棵树，侥幸而滋长繁荣，就早晚环绕，认作是自己的恩德，抓挠培土，未必不反而成为万物的害处，这大概是秦穆公一类的人吧？

秦穆公出兵袭击郑国【僖公三十二年杞子从郑国派使者告诉秦穆公说：郑国人让我掌管他们北门的钥匙，如果潜行军队前来，国家可以得到。穆公询问蹇叔，蹇叔说：使军队劳累去袭击远方，这不是我听说过的。军队劳累力量耗尽，远方的主人防备他们，恐怕不行吧。军队知道所做的事，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