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博议卷四
，也其勉从所畏之时，虽曰从之而已，有不平之心矣。其勉拒所爱之时，虽曰拒之而已，有不忍之心矣。随侯一念之不平，▯于始，从季梁之谏，积而至数年，其不平日增。当楚再驾之际，季梁之谏，安得而不废乎？一念之不忍，▯于始，拒少师之説，积而至数年，其不忍日深。当楚再驾之际，少师之説，安得而不入乎？是拒生于从，而从生于拒也。想随侯恐惧修政之时，举国交贺，颂其君纳谏之明，而不知伯比欣然独笑，已入于吾之机矣。兆破随之机于数年之前，收破随之功于数年之后，伯比之机，微矣哉！吾尝深考伯比之谋，既假毁军之诈，而中少师之欲；复假少师之请，而激季梁之谏；复假季梁之重，而致随侯之惧；复假随侯之止，而増少师之惭；复假少师之宠，而沮季梁之防。置毫末之毒于少师之心，而一国君臣，展转薰染，自胜自负，自起自仆，自予自夺，如轮如机，不得少息。吾端坐拱手，不动声色，而徐制其弊焉。虽事往迹陈，书之简牍，读者犹不知其端倪，况于当时自坠其网者乎？然则将何以自免？曰：无受焚之地，则烈火不能焚；玉无受病之地，则疠气不能病。人鬭伯比谋随，累年不乘其溃败之余，一举平之，反以敌遗子孙，勇于伐随而怯于灭随，非前工而后拙也。以少师既死，则随无受病之地也。呜呼！小人之根未去，则虽从谏不足喜；小人之根既去，则虽军败不足忧。为国者，其务去小人之根也哉！
译随侯勉强顺从所畏惧的时机，虽然说是顺从了，但内心已有不平之气。随侯勉强拒绝所喜爱的时机，虽然说是拒绝了，但内心已有不忍之情。随侯一念之间的不平，起初顺从了季梁的劝谏，积累到数年之后，那不平之心日益增长。当楚国再次出兵之际，季梁的劝谏，怎能不被废止呢？一念之间的不忍，起初拒绝了少师的游说，积累到数年之后，那不忍之心日益加深。当楚国再次出兵之际，少师的游说，怎能不被采纳呢？这就是拒绝产生于顺从，而顺从产生于拒绝的道理。回想随侯恐惧修明政治的时候，全国上下交相庆贺，颂扬君主纳谏的英明，却不知道伯比欣然独自微笑，已经进入了我的计谋之中了。在数年之前就埋下攻破随国的伏笔，在数年之后才收取攻破随国的功劳，伯比的计谋，真是微妙啊！我曾经深入考察伯比的谋略，他先是假借毁伤军队的诈术，迎合少师的欲望；接着假借少师的请求，激发季梁的劝谏；又假借季梁的威望，导致随侯的恐惧；再假借随侯的停止进攻，增加少师的惭愧；又假借少师受宠信，阻碍季梁的防备。在少师心中放置毫末般的毒药，使得一国君臣辗转熏染，自己战胜自己又自己失败，自己兴起又自己倒下，自己给予又自己剥夺，如同车轮和机括一样，不得片刻安宁。伯比端正地坐着，拱手而立，不动声色，从而慢慢控制他们的弊端。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事迹陈列在简牍之上，读者尚且不知道其端倪，何况当时自己落入网中的人呢？那么将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呢？回答说：没有遭受焚烧的地方，烈火就不能焚烧；玉石没有遭受病害的地方，瘟疫之气就不能使其生病。伯比谋划对付随国，多年不乘其溃败之余威，一举平定它，反而把敌人留给子孙，勇于讨伐随国却怯于灭掉随国，这不是前面工巧而后头笨拙。因为少师既然已经死了，那么随国就没有遭受病害的地方了。唉！小人的祸根没有去除，那么即使听从劝谏也不值得欢喜；小人的祸根已经去除，那么即使军队战败也不值得担忧。治理国家的人，务必去除小人的祸根啊！
鲁为班后郑【桓六年，北戎伐齐，齐侯使乞师于郑，郑太子忽帅师救齐，大败戎师，获其二帅，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献于齐。于是诸侯之大夫戍齐，齐人馈之饩，使鲁为其班后郑。郑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师】齐、卫、郑战于郎【桓十年冬，齐、卫、郑来战于郎，我有辞也。初，北戎病齐，诸侯救之，郑公子忽有功焉。齐人饩诸侯，使鲁次之，鲁以周班后郑。齐人以卫师助之，故不称侵伐，先书齐、卫王爵也】
天下之事，有当为者，有不当为者。凡当为者，皆常也；凡不当为者，皆过也。曰是，曰正，曰善，皆所当为也；曰非，曰邪，曰恶，皆不当为也。事虽有万，而不同，岂有出于此两端之外者哉？古今以骄矜为通患，抑亦未之思也？盍反观吾之所行，果不当为耶？方且愧惧之不暇，何敢夸人？果当为耶？则亦饥食渇饮之类耳，何足夸人？是天下本无可夸之事，彼骄矜之心，亦何自而生乎？目当视而反盲，耳当听而反聩，则为残疾人矣。苟目能视，耳能听，始可谓之无疾之人，岂有持此以夸世者哉？虽舜之孝，禹之功，皋陶之谟，稷契之忠，夷齐之清，孔孟之学，冠万世而絶出者，其实皆人之所当为也。世之人，仅有一善如毛髪，遽自▯以为过人之行，亦惑矣。人之为人，非圣人莫能尽也。今受人之形，而反自谓过人，岂特翼而飞，鬛而驰耶？甚矣其惑也！郑太子忽之救齐，虽曰有功，然捄灾卹隣，亦诸侯之所当为耳。遽轩然伐其功，轻周室之爵禄而欲躐之，又从而加忿兵于鲁。呜呼！使小国有功而可躐处于大国之上，则臣有功可陵其君，子有功可傲其父矣。曾不如无功之为愈也。吾尝观郑忽始败戎师之时，囚二帅，陈俘馘，振旅而献乎齐，气吞诸侯，邈视王爵，饩馈之际，暂为人所先，亟连三国之兵而伐之，何其壮也！及其嗣位微弱不振，为国人所贱，其出奔，其复归，斥其名而赴诸侯，曾不以君视之，甚者诋以狡童【诗·卫国风·狡童刺忽也】狡童之称，其受侮受辱，一至于此，前日之壮气安在耶？盖忽之为人，得志则气盈而自视其身不胜其大人，少慢之己不能平；失志则气涸而自视其身不胜其小人，共贱之反不能较。其中初无所主，惟视外物以为轻重，随物而盈，随物而涸，随物而大，随物而小，终身为物所驱，乍骄乍沮，乍勇乍怯，已亦不能自必也。一身且不能，自主况欲主人之国哉？
郑太子忽辞昬【桓六年，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太子忽，太子忽辞。人问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诗》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国何为？君子曰：「善自为谋。」及其败戎师也，齐侯又请妻之，固辞。人问其故，太子曰：「无事于齐，吾犹不敢；今以君命奔齐之急，而受室以归，是以师昏也。民其谓我何？」遂辞诸郑伯】郑昭公之败北戎【止】昭公奔卫【桓十一年，郑昭公之败北戎也，齐人将妻之，昭公辞。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内宠，子无大援，将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从。郑庄公卒，祭仲立昭公。宋雍氏女于郑庄公曰雍姑，生厉公。雍氏宗有▯于宋庄公，故访祭仲而执之，曰：「不立突，将死。」亦执厉公而求赂焉。祭仲与宋人盟，以厉公归而立之。昭公奔卫。己亥，厉公立。十五年，郑伯▯出奔蔡，郑世子忽复归于郑】
为国者当使人依己，不当使己依人。己不能自立而依人以为重，未有不穷者也。所依者不能常盛，有时而衰；所依者不能常存，有时而亡。一旦骤失所依，将何所恃乎？呜呼，此特论依之不可常耳。抑有甚者焉？使所依者常盛而不衰，常有而不亡，可谓得所依矣。然犹未足恃也。晋方主盟诸夏，宋深结而谨事之，倚以自固。想其心必自以为善择所依矣。及阨于楚师之围，析骸而炊，易子而食。晋迫于狄，坐视而莫能救也【宣十五年】当时诸侯之强盛者莫如晋，诸侯之可依者亦莫如晋。晋犹不可依，而况其他乎？呜呼，此特论人之不足依尔。抑又有甚者焉？西魏孝武胁于高欢
译鲁国排在郑国后面【桓公六年，北戎攻打齐国，齐侯派使者向郑国请求出兵，郑太子忽率领军队救援齐国，大败戎军，俘获其两位统帅大良、少良，以及三百名披甲士兵的首级，献给齐国。于是诸侯的大夫们戍守齐国，齐人馈赠他们活畜，让鲁国排在郑国之后。郑太子忽因为自己有功劳，感到愤怒，所以发生了郎地的战争】齐、卫、郑在郎地交战【桓公十年冬，齐、卫、郑来郎地交战，我国是有理由的。起初，北戎侵扰齐国，诸侯去救援，郑公子忽立了功劳。齐人馈赠诸侯活畜，让鲁国排在后面，鲁国按照周朝的班次排在郑国之后。齐人让卫国军队协助郑国，所以不称侵伐，先书写齐、卫，是因为它们爵位高】
天下的事，有应当做的，有不应当做的。凡是应当做的，都是常理；凡是不应当做的，都是过错。说是、是正、是善，都是应当做的；说非、是邪、是恶，都是不应当做的。事情虽然成千上万，各不相同，难道有超出这两端之外的吗？古今以来，把骄傲自满当作通病，这大概也是没有思考过吧？何不反观自己所做的，果真是不应当做的吗？正且惭愧恐惧还来不及，怎敢夸耀于人？果真是应当做的吗？那也不过是饿了吃饭、渴了喝水之类的事罢了，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这是天下本来就没有值得夸耀的事，那骄傲自满的心，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眼睛应当看却反而瞎了，耳朵应当听却反而聋了，那就是残疾人了。如果眼睛能看，耳朵能听，才可以说是不生病的人，哪有拿着这个来夸耀世人的呢？即使是舜的孝道，禹的功绩，皋陶的谋略，稷契的忠诚，伯夷叔齐的清高，孔孟的学问，冠绝万世而超群出众的，其实都是人所应当做的。世上的人，仅仅有一点像毛发一样细微的善行，就自以为超过了别人，也太糊涂了。作为人，不是圣人不能尽善尽美。现在接受了人的形体，却反而自认为超过别人，难道只是长了翅膀就能飞，长了鬃毛就能跑吗？太糊涂了！郑太子忽救援齐国，虽然说是立了功劳，但救助灾祸、体恤邻国，也是诸侯所应当做的罢了。竟然大肆宣扬自己的功劳，轻视周室的爵位俸禄而想要超越它，又进而对鲁国施加兵戈。唉！如果小国有功劳就可以超越大国之上，那么臣子有功劳就可以凌驾于君主之上，儿子有功劳就可以傲慢对待父亲了。还不如没有功劳更好。我曾经观察郑太子忽当初打败戎军的时候，囚禁两位统帅，陈列俘虏首级，整顿军队献给齐国，气势吞并诸侯，轻视王爵，在馈赠活畜的时候，暂时被别人排在前面，就急忙联合三国军队去攻打，多么壮盛啊！等到他继位后微弱不振，被国人轻视，他的出逃，他的复归，诸侯只称呼他的名字而不以君主之礼对待他，更甚者用“狡童”【《诗经·卫风·狡童》讽刺忽】的称呼来诋毁他，他遭受侮辱，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前日的壮气在哪里呢？大概忽这个人，得志时气盛而自视甚高，身体承受不了大人的傲慢，稍微慢待他他就不能平心；失志时气竭而自视甚低，身体承受不了小人的轻视，共同轻视他反而不能计较。他心中本来没有主见，只看外物来决定轻重，随着外物而充盈，随着外物而枯竭，随着外物而变大，随着外物而变小，终身被外物驱使，时而骄傲时而沮丧，时而勇敢时而怯懦，自己也难以确定。自身尚且不能自主，何况想要主宰国家呢？
郑太子忽辞婚【桓公六年，齐侯想把文姜嫁给郑太子忽，太子忽推辞。有人问他原因，太子说：“人各有配偶，齐国太大，不是我的配偶。”《诗经》说：“自己求取多福，在于我自己罢了。”大国做什么？君子说：“善于为自己谋划。”等到他打败戎军时，齐侯又请求嫁女给他，他坚决推辞。有人问他原因，太子说：“没有事求齐国，我尚且不敢；现在奉君命奔赴齐国的急难，却接受妻室回国，这是借师求婚。百姓会说我什么？”于是向郑伯推辞】郑昭公打败北戎【止】昭公逃奔卫国【桓公十一年，郑昭公打败北戎时，齐人将要嫁女给他，昭公推辞。祭仲说：“一定要娶。”君主宠妾众多，你没有强大的外援，将不能立稳。三位公子都是君位继承人，他不听从。郑庄公去世，祭仲立昭公。宋国雍氏的女子嫁给郑庄公叫雍姑，生了厉公。雍氏宗族在宋庄公那里有罪，所以去拜访祭仲并抓住他，说：“不立突，将死。”也抓住厉公索取贿赂。祭仲与宋人结盟，把厉公送回去并立他为君。昭公逃奔卫国。己亥日，厉公立。十五年，郑伯出逃到蔡国，郑世子忽复归到郑国】
治国的人应当使人依赖自己，不应当使自己依赖别人。自己不能自立而依赖别人来加重分量，没有不陷入困境的。所依赖的人不能永远兴盛，有时也会衰落；所依赖的人不能永远存在，有时也会灭亡。一旦突然失去所依赖的人，将依靠什么呢？唉，这只是论述依赖不能长久罢了。还有更严重的呢？假使所依赖的人永远兴盛而不衰落，永远存在而不灭亡，可以说得到了所依赖的人了。然而还是不足以依靠。晋国正主持中原诸侯的盟会，宋国深深结交并谨慎侍奉它，依靠它来巩固自己。想他们的心一定自以为善于选择所依赖的人了。等到被楚军围困，劈开骸骨做饭，交换孩子吃。晋国受到狄人的逼迫，坐视不救【宣公十五年】当时诸侯中强盛的没有比得上晋国的，诸侯中可以依赖的也没有比得上晋国的。晋国尚且不可依赖，何况其他呢？唉，这只是论述人不足以依赖罢了。还有更严重的呢？西魏孝武帝被高欢胁迫
，日有簒夺之忧。所恃以为依者，宇文泰耳。一旦脱身虎口，自杖入闗，舍所畏而得所依。天下之乐，有过于是乎？然孝武之祸，不在于所畏之高欢，而在于所依之宇文泰【见北史本纪】以是论之，非惟人不可依，而祸实生于所依也。外物之变，不可胜穷。恃外以为安者，其患夫岂一端耶？人皆咎郑忽之辞齐女，不能依大国以自固，殆非也。使忽不辞而取文姜，则彭生之祸移于郑矣【桓十八年】岂有祸鲁而福郑者耶？自古小国连姻大国，得其所依者盖无几，而啓衅召兵，如铜斗摩筓之祸者【史记赵世家】皆是也。然则忽之辞昬，固亦未可厚非也。后世徒见其终以微弱致祸，遂并与辞昬讥之，殊不知忽前得之于辞昬，后失之于微弱，一是一非，两不相掩。乌得以后之非废前之是哉？忽之言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国何为？」斯言也，实先王之法言，古今之笃论也。在我之福，以尧为父，而不能与丹朱；以周公为兄，而不能与管蔡；以周宣为子，而不能与厉王；以大国亦何有于我哉？苟忽能充是言，则洪范之五福，周雅之百禄，皆我有也。尚何微弱之足患乎？论者不讥忽之不能蹈其言，而反讥其言之失，亦惑矣。苟不以人废言，而深味其言，释然深悟，天下之福皆备于我，无在我之外者。攀援依附，一扫俱除。天下无对，制命在内。忽言之于千载之上，我用之于千载之下，是忽虽不能自用，适所以留为我之用也。岂曰小补之哉！
译每天都有被篡夺的忧虑。所依赖作为依靠的，只有宇文泰罢了。一旦从虎口中脱身，独自拄杖入关，舍弃所畏惧的而得到所依靠的。天下的快乐，有超过这个的吗？然而孝武帝的灾祸，不在于他所畏惧的高欢，而在于他所依靠的宇文泰【见《北史》本纪】。以此推论，不仅人不可依赖，而且灾祸确实产生于所依赖的对象。外物的变化，不可穷尽。依赖外物以求安定的，其祸患难道只是一方面的吗？人们都责怪郑忽拒绝齐国女子，不能依靠大国来巩固自己，这大概是不对的。假如郑忽不拒绝而娶了文姜，那么彭生的祸患就会转移到郑国了【桓公十八年】。哪有祸害鲁国而造福郑国的事呢？自古以来，小国与大国联姻，能得到所依靠的几乎没有几个，而引发争端招致兵祸，像铜斗摩筓那样的灾祸【《史记·赵世家》】到处都是。那么郑忽拒绝联姻，本来也不值得过分指责。后世只看到他最终因为微弱而招致灾祸，于是连同他拒绝联姻一起讥讽，却不知道郑忽先前在拒绝联姻上是正确的，后来在微弱上是错误的，一是一非，两者互不掩盖。怎么能因为后来的错误而废弃先前的正确呢？郑忽说：“自己求取多福，只在于我自己。大国能做什么呢？”这话，实在是先王的法言，古今的笃论。在于自己的福分，即使以尧为父亲，也不能赐给丹朱；以周公为兄长，也不能赐给管叔、蔡叔；以周宣王为儿子，也不能赐给厉王；依靠大国又对我有什么益处呢？如果郑忽能充实这番话，那么《洪范》中的五福，《周雅》中的百禄，都是我所有的。还担心什么微弱呢？评论者不讥讽郑忽不能践行他的话，反而讥讽他的话有失，这也太糊涂了。如果不因人废言，而深深体味他的话，豁然深悟，天下的福分都具备于我自己，没有在我之外的。攀援依附，一扫而空。天下无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郑忽在千载之前说出这话，我在千载之后运用它，这是郑忽虽然不能自用，恰好留给我用。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
桓公问名于申繻【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礼举之，接以太牢。卜士负之，士妻食之。公与文姜宗妇命之。公问名于申繻，对曰：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功废司空，先君献武废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与吾同物，命之曰同】
名子者，当为孙地世所共守也。生而名，没而讳。子之始生，婴孩耳。几年而免乳，又几年而成童，又几年而冠，昬又几年而有孙，又几年而老，又几年而殁。由命名之日而遐想，讳名之时，茫昧荒逺，若存若亡，若灭没而不可知也。今乃预料于百年之外，恐其废名，恐其废职，恐其废主，恐其废祀，恐其废礼，慱询详择，精思熟虑，俾不为后世之累。当始生之初而思既殁之后，可谓逺也已矣。名子之际，其逺虑盖如此。至于余事，则毎不然。法度苟以趋一时之便，未尝忧他日之弊也。政事苟以济一时之欲，未尝忧他日之害也。财用苟以供一时之求，未尝忧他日之匮也。兵革苟以快一时之忿，未尝忧他日之危也。名子且为百年计，况于创业垂统以遗子孙者，反不能为明日计乎？大而国，小而家，苟以名子之心推之，则诒厥孙谋之理尽矣。奚必他求哉？抑尝稽礼之所载，子见于父，父执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庶子则抚其首，咳而名之。是知命名特咳唾之顷耳。一有不审，遂流患于无穷。晋名僖侯以司徒，岂知终晋之世易中军之名乎【僖侯名司徒，废为中军】宋名武公以司空，岂知终宋之世易司城之名乎【武公名司空，废为司城】鲁名献公、武公以具敖，岂知终鲁之世易二山之名乎【二山，具敖也。鲁献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乡名山】失之于咳唾之间，而其患乃与国相终始，信矣。始之不可不审也。然名子之不审，不过后世以讳废事耳。孰知有一嚬一笑而开子孙万世之祸者乎？观名子之逺虑，可以为有国家者之大法；观名子之不审，可以为有国家者之大戒。申繻之言有鉴有规，固不可以易心读之也。王师伐虢【桓十年春，虢仲譛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辞，以王师伐虢。夏，虢公出奔虞】
屈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非善持名分者也。世之持名分者，皆曰：分可胜理，理不可胜分。不幸而听上下交争之分，宁使下受抑，勿使上受陵。所屈者一夫之理，所信者万夫之分。屈尺寸而信寻丈，亦何为而不可哉？呜呼！分固不可屈也，理其可屈乎？宜人之滋不服也。虢公譛其大夫詹父于威王，詹父有辞，王为之伐虢而逐虢公。以臣逐君，固可罪矣。然人之咎周者，不过曰：虢公虽曲君也，詹父虽直臣也，威王之失，不当以曲直之理而废上下之分耳。其罪威王，则是也；其所以罪威王，则非也。数传而至于襄王，晋文公以元咺执卫侯而请杀之。襄王曰：“夫君臣无狱，今元咺虽直，不可听也。”为臣杀其君，将安庸刑【见《国语·周语】襄王之意，岂非欲矫威王之失乎？所谓“君臣无狱”者，固可以为万世训。至若“元咺虽直”之一语，犹未免堕世俗之见也。苟如襄王之説，是元咺之理未尝不直，所以不可听者，恐乱君臣之分焉耳。有所谓理，又有所谓分。是理与分，判然二物也。舍理而言分，是分孤立于理之外也。分孤立于理之外，则分者特一虚名耳。天下之乱臣贼子，岂虚名所能束防耶？人情所不平者，莫甚于理直而受屈。今告之以汝理虽直，姑为名分屈。”是导之争也。彼亦安能郁郁受屈，乆为虚名之所压乎？必将不胜其忿，决坏名分而不暇顾。是吾之持名分，适所以坏名分也。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分不独立，理不虚行。得则俱得，失则俱失。岂有既犯分而不犯理者乎？子之证父者，先有证父之曲
译桓公向申繻询问给儿子取名的方法【桓公六年九月丁卯日，公子同出生。按照太子出生的礼仪来对待他，用太牢之礼迎接。占卜后由士人背负他，由士人的妻子哺乳他。桓公与文姜以及宗族妇女为他命名。桓公向申繻询问取名之事，申繻回答说：取名有五种原则：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根据出生时的情况取名叫信，根据德行取名叫义，根据相似的事物取名叫象，借取外物取名叫假，取父亲名字中的字取名叫类。不用国名，不用官名，不用山川名，不用隐疾名，不用牲畜名，不用器物货币名。周人用避讳来侍奉神灵，名字最终是要避讳的。所以用国名就会废弃国名，用官名就会废弃官职，用山川名就会废弃主祭，用牲畜名就会废弃祭祀，用器物货币名就会废弃礼仪。晋国因为僖侯而废弃了司徒的官名，宋国因为武公而废弃了司空的官名，先君献公、武公废弃了两座山的名字。因此，重大的事物不可以用来命名。桓公说：这个孩子出生时，与我同月同日，就给他取名叫同】
给儿子取名，应当是为子孙后代共同遵守的准则。人出生时取名，死后则避讳其名。孩子刚出生时，只是个婴儿。几年后断奶，又几年后成为童子，又几年后行冠礼，又几年后结婚生子，又几年后年老，又几年后去世。从取名的日子开始遐想，到避讳名字的时候，那时光茫昧荒远，仿佛存在又仿佛消亡，仿佛湮灭而不可知。现在却在百年之外预先考虑，担心废弃国名，担心废弃官职，担心废弃主祭，担心废弃祭祀，担心废弃礼仪，广泛咨询，详细选择，精心思考，反复斟酌，使之不成为后世的累赘。在刚开始出生的时候就考虑到去世之后的情况，可以说是深谋远虑了。给儿子取名之际，这种深远的考虑大概就是这样。至于其他事情，则往往不是这样。法度如果只是为了追求一时的便利，不曾担忧日后的弊端；政事如果只是为了满足一时的欲望，不曾担忧日后的祸害；财用如果只是为了供应一时的需求，不曾担忧日后的匮乏；兵器如果只是为了发泄一时的愤怒，不曾担忧日后的危险。给儿子取名尚且为百年之后做打算，何况那些开创基业、留下统绪以遗留给子孙的人，反而不能为明天做打算吗？大到国家，小到家庭，如果用给儿子取名的心态去推演，那么留给子孙谋略的道理就穷尽了。何必向外寻求呢？况且曾经考察礼书记载，儿子拜见父亲，父亲握住儿子的右手，咳嗽一声后给他取名。庶子则抚摸他的头，咳嗽一声后给他取名。由此可知，取名不过是咳嗽吐唾沫之间的瞬间罢了。一旦有不审慎之处，就会造成无穷的祸患。晋国用司徒给僖侯取名，哪里知道最终导致晋国世代更改中军的名称【僖侯名司徒，司徒改为中军】；宋国用司空给武公取名，哪里知道最终导致宋国世代更改司城的名称【武公名司空，司空改为司城】；鲁国用具敖给献公、武公取名，哪里知道最终导致鲁国世代更改两座山的名称【两座山，即具敖。鲁献公名具，武公名敖，于是用他们的乡名来重新命名这两座山】。在咳嗽吐唾沫之间失察，而其祸患却与国家始终相伴，确实如此。开始的时候不可不审慎啊。然而给儿子取名如果不审慎，不过是后世因为避讳而废弃事务罢了。谁曾想到有一个皱眉或一笑就开启子孙万世祸患的人呢？观察给儿子取名的深谋远虑，可以作为拥有国家者的重大法则；观察给儿子取名如果不审慎，可以作为拥有国家者的重大警戒。申繻的话既有借鉴又有规劝，确实不可以轻率地阅读它。周王军队讨伐虢国【桓公十年春，虢仲向周王进谗言诬陷他的大夫詹父，詹父有辩解之辞，周王因此派军队讨伐虢国。夏，虢公出逃到虞国】
委屈天下的道理来确信天下的名分，并不是善于持守名分的人。世上持守名分的人都说：名分可以胜过道理，道理不可以胜过名分。不幸遇到上下争夺名分的情况，宁可让下级受压抑，也不要让上级受欺凌。所委屈的是一人的道理，所确信的是万人的名分。委屈尺寸来确信寻丈，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唉！名分固然不可以委屈，道理难道可以委屈吗？难怪人们越来越不服从了。虢公向周威王进谗言诬陷他的大夫詹父，詹父有辩解之辞，周王因此讨伐虢国并驱逐了虢公。作为臣子驱逐君主，固然有罪了。然而人们指责周王，不过说：虢公虽然理屈但他是君主，詹父虽然理直但他是臣子，威王的过失，是不应当因为理直理屈的道理而废弃上下的名分罢了。指责威王，这是对的；但指责威王的理由，则是不对的。几代之后到了周襄王，晋文公因为元咺拘捕卫侯而请求杀他。襄王说：“君臣之间没有诉讼，现在元咺虽然理直，也不可以听从。”作为臣子杀他的君主，将用什么刑罚【见《国语·周语》】襄王的意思，难道不是想要纠正威王的过失吗？所谓“君臣无狱”，固然可以作为万世的训诫。至于“元咺虽直”这一句话，还难免落入世俗的见解。如果按照襄王的说法，是元咺的道理未曾不直，所以不可以听从，是担心扰乱君臣的名分罢了。有所谓的道理，又有所谓的名分。这是道理与名分，截然两样东西。舍弃道理而言名分，是名分孤立存在于道理之外了。名分孤立存在于道理之外，那么名分只是一个空名罢了。天下的乱臣贼子，难道空名所能束缚防范的吗？人情所不平的，没有比理直而受委屈更甚的了。现在告诉他说：“你的道理虽然直，暂且为名分委屈。”这是引导他们争斗。他们又怎么能郁郁寡欢地受委屈，长久被空名所压制呢？必定会无法忍受愤怒，决裂破坏名分而不暇顾及。这样我们持守名分，恰恰是破坏名分了。君子谈论名分，必定涉及道理；谈论道理，必定涉及名分。名分不独立，道理不空行。得到则一起得到，失去则一起失去。哪有既触犯名分又不触犯道理的人呢？儿子控告父亲的，先有控告父亲的理屈
，不必复问其所证之事也。弟之紾兄者，先有紾兄之曲，不必复问其所紾之由也。臣之诉君者，先有诉君之曲，不必复问其所诉之辞也。当詹父、元咺未诉君之时，其理固直；既啓诉君之口，则已陷于滔天之恶矣。尚安得有所谓直哉？是詹父之直。因诉虢公而曲也，元咺之直，因诉卫侯而曲也。二人之理已曲，吾从而治之，亦治所当治而已。彼本自不直，复何所屈哉？周王苟以是正其罪，则二人者释然内省其理之曲，没齿无憾矣。非特可服二人之心也，凡当时诸侯之臣有欲犯上而诉其君者，必以谓诉所以求直。今诉君而反变为不直，曷若不诉以全吾直乎？劳而不怨，虐而不叛，益所以彰吾之直也。又推而上之，则知君臣之际本非较曲直之地。臣之理虽直，其敢自谓直以加吾君乎？蚤朝晏退，战战兢兢，上不知君之曲，下不知我之直，所知者尽臣道而已。为人臣者，皆怀是心，虽极天地，穷古今，安得有犯上之衅耶？惜夫威王昧之而不知，襄王知之而不尽，此分与理所以终离而不可复合者也。后之为治者，非合分与理为一，亦安能洗犯上之习而还于古哉？
译不必再追问他们所申诉的事情是否属实。弟弟伤害哥哥的，先有伤害哥哥的过错，不必再追问他伤害哥哥的原因。臣子控告君主的，先有控告君主的过错，不必再追问他控告的言辞。当詹父、元咺尚未控告君主时，他们的道理原本是正直的；一旦开启了控告君主的口，就已经陷入滔天的大恶之中了。哪里还能有所谓的正直呢？詹父的正直，因为控告虢公而变得曲枉；元咺的正直，因为控告卫侯而变得曲枉。二人的道理已经曲枉，我顺势治理他们，也只是治理应当治理的人罢了。他们本来就不正直，又哪里还有被委屈的呢？周王如果以此纠正他们的罪过，那么这两个人就会释然地内省自己道理的曲枉，终身没有遗憾了。这不仅能使这两个人心服，凡是当时诸侯的臣子中有想要犯上并控告其君主的，一定会认为控告是为了求得正直。如今控告君主反而变得不正直，何不不去控告以保全我的正直呢？劳苦而不怨恨，受虐而不背叛，更加彰显我的正直。再推而广之，就知道君臣之间本来就不是计较曲直的地方。臣子的道理虽然正直，怎敢自认为正直而加于君主之上呢？早朝晚退，战战兢兢，上不指责君主的曲枉，下不标榜自己的正直，所知道的只是尽到臣子的本分罢了。做臣子的，都怀有这样的心，即使穷尽天地古今，怎么会有犯上的祸端呢？可惜威王昏昧而不知道，襄王知道了却不彻底，这就是名分与道理最终分离而不可复合的原因。后世治理天下的人，如果不将名分与道理合而为一，又怎么能洗去犯上的习气而回归古制呢？
虞叔伐虞公【桓十年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献。既而悔之，曰：“周谚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贾祸也。”乃献之，又求寳剑。叔曰：“是无厌也。”无厌将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虞公以贪失国，虞叔以吝逐君。贪与吝，遇此祸之所以成也。贪者惟恐不得人之物，吝者惟恐失己之物。贪者虽得万金而不能满，吝者虽失一金而不能忘。虞之君臣，上贪而下吝，贪者求之，吝者共之，乱安得而不作乎？然贪与吝非二法也，视人之物则贪，视己之物则吝。未得而求之则贪，既得而守之则吝。名虽不同，其心则同，出于嗜货焉。使虞公思吾求剑之心，即虞叔守剑之心，必不至于贪矣。使虞叔思吾守剑之心，即虞公求剑之心，必不至于吝矣。惟其不能交相恕，而反相责，此其所以酿莫大之衅也。由古而暨今，人所以相贼、相刃、相靡者，职此之由。吾将告贪者以廉，告吝者以施，庶几其有瘳乎？呜呼！彼方贪而吾告之以廉，是教饿虎之不求肉也。彼方吝而吾告之以施，是将求肉于饿虎也，无益于彼，祗取辱焉。信如是，则果无术以救之乎？曰：此固不必他求也，不过以贪治贪，以吝治吝而已。至理之中，无一物之可废；人心之中，无一念之可除。贪吝之念，苟本无邪，安从而有？苟本有邪，安得而无？是贪吝固不可强使之无，然亦不必使之无也。吾心一旦涣然冰释，则曰贪、曰吝，孰非至理哉？盖事有善恶，而念无善恶。是念加于事之善者，则名善念；是念加于事之恶者，即名恶念。所谓念者，初无二也。譬之于火，用之防釜则为善，用之燎原则为恶，然曷尝有二火哉？譬之于水，用之溉田则为善，用之灌城则为恶，然曷尝有二水哉？自人观之，虽若为二，而其一未尝不卓然独存于二之中也。世所以指虞公为贪者，以其求财常不厌耳。苟用是念以求道不厌，立而不已，必求与权贤而不已，必求为圣，则与夫子学而不厌，何以异乎【见论语】世所以指虞叔为吝者，以其守财欲不失耳。苟用是念以守道不失，与生俱生，欲不能迁，与死俱死，威不能夺，则与顔子服膺弗失，何以异乎【记中庸】求财与求道，相去逺矣；而所谓不厌者，其念未尝加损也。守财与守道，相去逺矣；而所谓不失者，其念未尝加损也。向之恶，今之善，特因物而改其名耳。吾之念，曷尝改哉？人徒见其尝名贪、尝名吝，遂疑而恶之。乃欲求道，于是念之外，是犹恶焚而废火食，恶溺而废水饮也，误矣。
楚屈瑕败蒲骚【桓十一年，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莫敖患之。鬭亷曰：郧人军其郊，必不诫，且曰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我以锐师宵加于郧。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败郧师，四邑必离。莫敖曰：盍请济师于王？对曰：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成军以出，又何济焉？莫敖曰：卜之。对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遂败郧师于蒲骚，卒盟而还】楚伐绞【桓十二年，楚伐绞，军其南门。莫敖屈瑕曰：绞小而轻，轻则寡谋，请无扞采樵者以诱之。从之。绞人获三十人。明日，绞人争出，驱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门而覆诸山下，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屈瑕大败【桓十三年，楚屈瑕伐罗，鬬伯比送之。还，谓其御曰：莫敖必败，举趾髙心不固矣。遂见楚子曰：必济师。楚子辞焉。入告夫人邓蔓。邓蔓曰：大夫其非众之谓，其谓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骚之役，将自用也，必小罗。君若不镇抚，其不设备乎？夫固谓君训众而好镇抚之，召诸司而劝之以令德，见莫敖而告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岂不知楚师之尽行也？楚子使赖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师曰：谏者有刑。及鄢，乱次以济，遂无次，且不设备。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
楚人有习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师之是听，开帆击楫，云兴鸟逝，一息千里
译虞叔攻打虞公【桓公十年初，虞叔拥有宝玉，虞公向他索取，他没有献出。不久后他后悔了，说：“周朝有句谚语：普通人没有罪过，但怀揣璧玉就会招致罪祸。我哪里用得着这东西，它只会给我带来灾祸。”于是献出了宝玉，虞公又索要宝剑。虞叔说：“这是贪得无厌啊。”贪得无厌将波及到我，于是攻打虞公。所以虞公出逃到共池】
虞公因为贪婪而失去国家，虞叔因为吝啬而驱逐君主。贪婪与吝啬，是这场祸乱得以形成的原因。贪婪的人只怕得不到别人的东西，吝啬的人只怕失去自己的东西。贪婪的人即使得到万金也不能满足，吝啬的人即使失去一金也不能忘记。虞国的君臣，上面贪婪下面吝啬，贪婪的人索取，吝啬的人供给，动乱怎么能不发生呢？然而贪婪与吝啬并非两种不同的方法，看待别人的东西就贪婪，看待自己的东西就吝啬。没有得到而索取就是贪婪，已经得到而坚守就是吝啬。名称虽然不同，其内心却相同，都出于对财货的嗜好。假如虞公想想自己求剑的心情，就是虞叔守剑的心情，就一定不至于贪婪了。假如虞叔想想自己守剑的心情，就是虞公求剑的心情，就一定不至于吝啬了。只是他们不能互相体谅，反而互相指责，这就是酿成巨大祸患的原因。从古至今，人们之所以互相残害、互相杀戮、互相倾轧，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将告诉贪婪的人要廉洁，告诉吝啬的人要施舍，或许能有所好转吧？唉！对方正贪婪时我告诉他廉洁，这是教饿虎不去吃肉；对方正吝啬时我告诉他施舍，这是向饿虎求肉，对对方没有益处，只会自取其辱。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果真没有办法挽救他们吗？回答说：这本来不必另寻他法，不过是用贪婪来治理贪婪，用吝啬来治理吝啬罢了。至理之中，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废弃；人心之中，没有一个念头可以铲除。贪婪吝啬的念头，如果本来没有邪恶，从哪里产生呢？如果本来有邪恶，怎么能没有呢？所以贪婪吝啬本来不能强迫使其消失，但也不必使其消失。我的心一旦豁然开朗如冰消融，那么所谓贪婪、所谓吝啬，哪一者不是至理呢？大概事情有善恶之分，而念头没有善恶之分。这个念头加在善事上，就叫做善念；这个念头加在恶事上，就叫做恶念。所谓的念头，起初并没有两种。比如火，用来煮饭就是善，用来烧荒就是恶，然而何曾有两种火呢？比如水，用来灌溉田地就是善，用来灌城就是恶，然而何曾有两种水呢？从人的角度看，虽然好像分为两种，但其一始终卓然独立地存在于两者之中。世人之所以指斥虞公为贪婪，是因为他求取财物常常不满足。如果他用这种不满足的念头去求取大道，站立不懈，一定追求与权贤一样而不止，一定追求成为圣人，那么与孔子学习而不满足，有什么差别呢【见《论语》】世人之所以指斥虞叔为吝啬，是因为他守护财物想要不丢失。如果他用这种不丢失的念头去守护大道，与生命俱生，欲望不能改变，与死亡俱死，威势不能夺取，那么与颜回铭记在心而不丢失，有什么差别呢【记《中庸》】求取财物与求取大道，相差甚远；而所谓不满足，其念头并没有增减。守护财物与守护大道，相差甚远；而所谓不丢失，其念头并没有增减。以前的恶，现在的善，只是因事物而改变了名称罢了。我的念头，何曾改变呢？人们只看到他曾经被称为贪婪、曾经被称为吝啬，于是怀疑并厌恶它。于是想要求取大道，却要在念头之外寻找，这就像厌恶焚烧而废除火食，厌恶溺水而废除饮水一样，是错误的。
楚国的屈瑕在蒲骚战败【桓公十一年，楚国屈瑕将要与贰轸结盟，郧国军队驻扎在蒲骚，准备与随、绞、州、蓼一起攻打楚国。莫敖对此感到担忧。鬭亷说：郧国军队驻扎在郊外，一定不谨慎，并且认为那四个城邑的军队会到来。君主驻扎在郊郢，以抵御那四个城邑，我们用精锐部队在夜间袭击郧国。郧国有侥幸心理而依赖他们的城池，没有人有斗志。如果打败郧国军队，那四个城邑必定离散。莫敖说：何不向君王请求增派军队？回答说：军队取胜在于和睦，不在于人多。商朝与周朝兵力不相等，这是君王所听说的。整顿好军队出征，又何必增派军队呢？莫敖说：占卜一下吧。回答说：占卜是用来决断疑惑的，没有疑惑何必占卜？于是在蒲骚打败了郧国军队，最终结盟而回】楚国攻打绞国【桓公十二年，楚国攻打绞国，军队驻扎在南门。莫敖屈瑕说：绞国小而轻敌，轻敌就少谋略，请不要保护砍柴的人来引诱他们。听从了他的建议。绞国人抓获了三十人。第二天，绞国人争相出城，把楚国的役徒驱赶进山中。楚国人坐在北门而埋伏在山下，大败绞国，订立了城下之盟而回】屈瑕大败【桓公十三年，楚国屈瑕攻打罗国，鬭伯比送行。回来，对他的驾车人说：莫敖必定失败，他举足高迈，心意不坚定。于是去见楚王说：一定要增派军队。楚王推辞了。入宫告诉夫人邓蔓。邓蔓说：大夫所说的不是人多，而是说君王用诚信安抚小民，用德行教导众官，用刑罚威慑莫敖。莫敖习惯于蒲骚战役的胜利，将刚愎自用，必定轻视罗国。君王如果不镇抚，他们能不防备吗？本来就说君王要教导众人并喜好镇抚他们，召集众官并用美好的德行勉励他们，见到莫敖并告诉他上天不会轻易宽恕。不然，他难道不知道楚国军队全部出发了吗？楚王派赖国人追赶他们，没追上。莫敖让人在军中宣布：进谏的人有刑罚。到达鄢地，混乱次序渡河，于是没有次序，而且不设置防备。到达罗国，罗国与卢戎两军夹击，大败楚军】
楚国有个学习驾船的人，他起初转弯快慢，只听船师的指挥，张开帆击打船桨，如云兴起鸟飞逝，一呼吸间行千里
。虽未知操舟之术，而动于操舟之利，既不能自制，亦不能自决也。于是小试于洲渚之间，平澜浅瀬，水波不兴，投之所向，无不如意，不知适有大幸，遂以为尽操舟之术矣。遽谢遣舟师，傲然自得，沼视溟渤，而杯视江湖，椎鼓径进，亟犯大险，吞天沃日之涛，排山倒海之风，轰逐澎湃，奔鲸骇虬，乃傍徨四顾，胆落神泣，堕桨失柂，身膏鱼鳖之腹。然则召今日之危者，岂非前日之幸乎？使其自试之时，已遇风涛之变，则将知难而悔，终身不敢言舟楫矣。屈瑕之祸，不幸类是。当屈瑕与郧师相距于蒲骚，自知将畧非长，委计鬭廉，教以次郢御四邑者，鬭廉也；教以锐师宵加于郧者，又鬭防也；教以师不在众，不疑何卜者，又鬭廉也。无小无大，惟鬭廉之谋是从，以成厥功，岂不犹操舟者其始惟舟师之听乎？屈瑕徒见用竒之功，而欲窃效焉，伐绞之役，是身试于洲渚之时也。幸而绞人偶入其计，志满气扬，自谓筭无遗策，凡天下之言兵者，无出我之右矣。彼区区之罗人，政须折棰笞之耳，削规破矩，任意直前，变出不圗，军偾身蹶，其得祸盖与操舟者无以异也。邓曼推其祸端归之蒲骚之役，吾以为成屈瑕之祸者，在绞而不在蒲骚。方伐绞之初，屈瑕虽欲自用，尚未敢自信也。苟又挫于绞人，必谓昔以用人言而胜，今以自用而败，将益求其所未至，不敢以兵为戯矣。彼既见其谋之騐，忘其幸而矜其能，心口相语，畴昔蒲骚之胜，借曰鬭廉之谋，今采樵诱敌之策，岂亦鬭防教我乎？此所以坚其自用之意，而趣其荒谷之缢也。屈瑕之死生，在于伐绞之胜败，骄之于先，而陷之于后，庸非天欲毙之乎？苻坚之治秦，一则王猛，二则王猛。猛之死，下诏以新失丞相，置观以听讼，其辞至兢。兢也继踵而张掖西域之捷，交至【见苻坚载记】其心始纵，谓天下之事止此耳。猛虽亡，吾岂不能独办乎？迄自用而致淝水之辱【见谢▯传】向若猛死之后，其锋尝小挫，必不敢遽轻天下。坚之防国，即屈瑕之防师也。由天子至于庶人，免于师傅之严，而骤欲独行其志，遇事之易者未足喜，遇事之难者未足忧。盖先遇其易，则以易为常，是祸之原也；先遇其难，则以难为常，是福之基也。世固有以一胜累一国，以一能败一身者矣，岂不甚可畏耶？
译虽然不懂得驾船的技术，却因驾船带来的利益而心动，既不能自我克制，也不能自我决断。于是便在沙洲浅滩之间小试身手，那里风平浪静、水浅流缓，波澜不起，船往哪里开，就能往哪里去，无不称心如意。不知道这是碰上了极大的侥幸，便以为已经完全掌握了驾船的技术。于是急忙辞退船工，傲慢自得，把大海看作池塘，把江湖看作酒杯，敲着鼓径直前进，迅速闯入巨大的险境。面对吞天沃日的巨浪、排山倒海的大风，波涛轰鸣追逐，鲸鱼惊逃，蛟龙骇窜，这才惊慌失措地四处张望，吓得胆战心惊、神魂哭泣，桨掉失了舵，最终身体成了鱼鳖的腹中餐。那么，招致今天危险的，难道不是前日的侥幸吗？如果他在初次尝试时，就遇到了风涛的变故，就会知难而退并后悔，终身不敢再谈论驾船了。屈瑕的灾祸，不幸与此类似。当屈瑕与郧国军队在蒲骚对峙时，自知自己并非擅长谋划，便将计策委托给斗廉，教导他依次抵御郢都及四邑军队的是斗廉；教导他用精锐部队在夜间袭击郧军的是斗防；教导他军队不在人多，不必怀疑何必占卜的又是斗廉。无论大事小事，只听从斗廉的谋划，从而成就了功业，这难道不像那驾船的人起初只听从船工的指挥吗？屈瑕只看到了使用奇谋的功效，想要偷偷效仿，攻打绞国的战役，正是他像在沙洲浅滩间试船的时候。侥幸的是绞国人偶然落入他的计谋，他便志得意满、意气风发，自以为算计没有遗漏的策略，天下谈论军事的人，没有能超过他的。那小小的罗国人，正需要折断鞭子来鞭打他们罢了，于是打破常规，任意直冲向前，变故出乎意料，军队溃败，自身覆灭，他招致的灾祸大概与那驾船的人没有什么不同。邓曼将祸端的根源归结于蒲骚之战，我认为造成屈瑕灾祸的，在于攻打绞国而不在于蒲骚之战。在攻打绞国之初，屈瑕虽然想要独断专行，但尚未敢完全自信。如果又在绞国人那里受挫，他一定会认为过去因为听从别人的话而获胜，现在因为独断专行而失败，将会更加追求那些尚未达到的境界，不敢把用兵当作儿戏了。他既然看到自己的谋略应验，忘记了那是侥幸而夸耀自己的才能，心里自言自语：过去蒲骚的胜利，假使说是斗廉的谋略，那么今天诱敌深入的策略，难道也是斗防教我的吗？这就是使他固执于独断专行的想法，并促使他走向荒谷自缢的原因。屈瑕的生死，取决于攻打绞国的胜败，先前因骄傲而轻敌，后来因轻敌而陷入绝境，难道不是上天想要让他死吗？苻坚治理前秦，第一依靠王猛，第二还是依靠王猛。王猛死后，他下诏说因为新近失去了丞相，设置观阁来听讼断狱，他的言辞极其谨慎。谨慎之后，张掖和西域的胜利接连传来，他的心开始放纵，认为天下的事情不过如此。王猛虽然死了，我难道不能独自办理吗？直到独断专行而导致淝水之战的耻辱。如果在王猛死后，他的锋芒曾经稍微受挫，一定不敢轻易轻视天下。苻坚防备国家，就像屈瑕防备军队一样。从天子到平民，摆脱了师傅的严厉管教，突然想要独自实行自己的意志，遇到容易的事不值得高兴，遇到困难的事不值得担忧。因为先遇到容易的事，就把容易当作常态，这是灾祸的根源；先遇到困难的事，就把困难当作常态，这是幸福的根基。世上确实有因为一次胜利而累及整个国家，因为一种才能而毁掉自身的人，难道不是很可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