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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 摘录
儒藏左氏博议十八

左氏博议卷十七

儒藏 · 春秋 · 已译 · 第 144–151 段

【定八年冬十月,顺祀先公而祈焉。辛夘,禘于僖公】

译定公八年冬十月,按照次序祭祀先公并祈求福佑。辛夘日,在僖公庙举行禘祭。

议礼如聚讼,断礼如听讼,竞禘争祫,驳郊难社,大诉牒也。据章守句,执文秉法,大劵契也。栋充宇,积帙千简万,大案牍也。前师后儒,乃礼中之证佐;党同伐异,乃礼中之雠敌;析言曲辨,乃礼中之奸氓。断礼者,苟欲随事而析之,随説而应之:彼以经来,我以经对;彼以传来,我以传对;彼以史来,我以史对。是犹听讼者,欲与珥笔之民争长于律令质剂之间,终必反为所困而已矣。善听讼者,出于律令质剂之外,折以人情,一言而讼可息;善断礼者,出于诂训笺释之外,折以人情,一言而礼可眀。人情者,讼之所由生,亦礼之所由来也。吾先得其所由生者而制之,自纲观条,自源观▯,物迥缕,解氷释露,晞虽老于议礼者,坠笔失简,莫敢支梧。苟舎其本,▯▯然下与彼角逐于诂训笺释之间,是固彼之所长,而我之所短也。以我之所短,而遇彼之所长,其受侮也,则宜。此古今断礼者所以毎为人屈,而鲜有能屈人者也。鲁祀僖公,始逆终顺,礼家之説互有从违,其论笃而义精者固多矣,未有折之以人情者也。吾请悉置礼家之説,而专以人情眀之。人之情,欲尊其亲者,将欲为亲荣也。尊吾父而坐之吾伯父之上,则人必以吾父为不弟矣;尊吾父而置之吾君之上,则人必以吾父为不忠矣。不弟大恶也,不忠大刑也。本欲尊吾父而纳之于大恶,本欲尊吾父而纳之于大刑。为人之子,无故而纳父于大恶,陷父于大刑,非不孝之尤者乎?生与死一理,寝与庙一制,宴与祀一仪也。文公溺于夏父弗忌之谄,跻僖公于闵公之右,以尊其父,胡不以人情推之?若使闵公、僖公俱无恙,一旦忽使僖公以弟躐兄,以臣躐君,则谤讟之集,刑戮之加,不旋踵矣。是则爱僖公者,乃所以辱僖公也。人情自非大不孝,未有忍辱其亲者,亦未有见辱其亲而不怒者。苟文公诚不为。枝辞蔓説,所蔽独断,以常情,则知夏父弗忌者,乃吾父之雠,将奋戈之不暇,岂有反听其説者乎?跻僖公于闵,殆百余祀,想僖公有神,震栗惶灼,蹵然不寜,日望一日,嵗望一嵗,庶几人或正之,得还昭穆之旧,而鲁之臣子例皆蒙蔽,不能度以人情,因谬承误,迄莫能正,反使顺祀之举出于阳虎之手,是可羞也【定八年,阳虎将作大事,欲以顺祀取媚】噫!唐不能还魏征之宅,反使强藩请之【白居易传】鲁不能序僖公之庙,反使贼臣正之,国尚为有人乎?吾以为鲁失寳玉、大弓之辱【定八年】未如顺祀之为大辱也。

出姜贵聘而贱逆【文四年,逆妇姜于齐,卿不行,非礼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鲁也。曰:贵聘而贱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废之,弃信而壊其主,在国必乱,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诗》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敬主之谓也】襄仲杀恶及视,立宣公。出姜归齐【文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长而属诸襄仲,欲孟之叔仲不可。仲见于齐侯而请之,齐侯新立而欲亲鲁,许之。冬十月,仲杀恶及视而立宣公。书曰「子卒」,讳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务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务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听?」乃入杀而埋之马矢之中。公冉务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复。叔仲氏夫人姜氏归于齐,大归也。将行,哭而过市曰:「天乎!」仲为不道,杀适立庶。市人皆哭,鲁人谓之哀姜】

义之所责,民略而士详,法之所禁,市寛而军急。士,吾所厚也,责之不当,如民之薄也。军,吾所重也,治之不当,如市之轻也。此説者之所共守者也。君子之意,果出于是乎?君子以同天下为心者也。厚士而薄民,重军而轻市,非所以同天下也。待之同而治之异者,称物平施而归之同也。为士者,身处于笾豆▯歌之间,视礼义如寝食,而愚鄙之民,盖有不闻礼义之名者矣。是士宜不犯义,而民宜犯义者也。在军者,身处乎旗鼓鈇▯之间,视法律如寝食,而市防之氓,盖有不闻法律之名者矣。是军宜不犯法,而

译讨论礼制如同聚众争讼,裁断礼制如同审理诉讼,竞相争论禘祭与祫祭,驳斥郊祭与社祭,这就像是巨大的诉状文书。依据章节、恪守句读,执着文字、秉持法条,这就像是巨大的契约凭证。栋梁充塞屋宇,堆积的书卷成千上万,这就像是巨大的案卷档案。前代的老师与后世的儒生,是礼制中的证人;结党营私、攻击异己,是礼制中的仇敌;剖析言辞、曲意辩驳,是礼制中的刁民。裁断礼制的人,如果只想随着事情去分析,随着说辞去应对:对方用经书来,我就用经书回应;对方用传注来,我就用传注回应;对方用史书来,我就用史书回应。这就像是审理诉讼的人,想要和拿着笔的平民在律令契约之间争高下,最终必定反而被他们所困扰罢了。善于审理诉讼的人,能够超脱于律令契约之外,用人情来折服,一句话就能平息诉讼;善于裁断礼制的人,能够超脱于训诂注释之外,用人情来折服,一句话就能阐明礼制。人情,是诉讼产生的根源,也是礼制产生的根源。我如果先掌握了它产生的根源并加以制约,从纲领看条目,从源头看支流,万物如同梳理丝线,如同冰消露解,即使是那些老于议论礼制的人,也会丢下笔、失掉简册,不敢再抵赖争辩。如果舍弃根本,茫然地向下与他们角逐于训诂注释之间,这本来就是他们的长处,而我的短处。用我的短处,去应对他们的长处,遭受侮辱,那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古今裁断礼制的人之所以常常被人折服,而很少能折服别人的原因。

鲁国祭祀僖公,开始违背礼制,最终顺应礼制,礼学家们的说法互相有遵从和违背,其中论证严谨、义理精深的固然很多,但没有用人情来折服的。我请求全部搁置礼学家们的说法,专门用人情来阐明。人的常情,想要尊崇自己的亲人,是为了给亲人增添荣耀。尊崇我的父亲而让他坐在伯父之上,那么人们必定认为我的父亲不敬兄长;尊崇我的父亲而让他置于国君之上,那么人们必定认为我的父亲不忠。不敬兄长是大恶,不忠是大罪。本来想要尊崇我的父亲,却把他推入大恶;本来想要尊崇我的父亲,却把他推入大罪。作为儿子,没有缘故而让父亲陷入大恶,使父亲陷入大罪,这不是极不孝吗?生与死道理相同,寝宫与宗庙制度相同,宴饮与祭祀礼仪相同。文公沉溺于夏父弗忌的谄媚,将僖公提升到闵公的右边,以此来尊崇他的父亲,为什么不用人情来推想呢?如果闵公、僖公都健在,一旦忽然让僖公以弟弟超越兄长,以臣子超越国君,那么诽谤怨恨的聚集,刑罚杀戮的施加,转眼之间就会发生。这就是爱僖公的人,实际上是侮辱僖公啊。人情之中,除非是大不孝,没有忍心侮辱自己亲人的,也没有看到亲人受辱而不愤怒的。如果文公真的不被那些支离破碎的言辞和蔓生的说辞所蒙蔽,独自决断,依据常情,就会知道夏父弗忌是我父亲的仇敌,将会奋起持戈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反而听从他说法的道理呢?将僖公提升到闵公之上,大概有一百多年了,我想僖公有神灵,必定震惊恐惧,惶恐不安,日夜盼望,年复一年,希望有人能纠正它,得以恢复昭穆的旧制,然而鲁国的臣子都被蒙蔽,不能用人情来衡量,于是错误地继承错误,至今不能纠正,反而让顺应礼制的祭祀举措出自阳虎之手,这是可羞耻的【鲁定公八年,阳虎将要做大事,想要通过顺应礼制的祭祀来取媚于人】。唉!唐太宗不能归还魏征的宅第,反而让强藩请求归还【见白居易传】;鲁国不能排列僖公的庙位,反而让贼臣纠正它,国家还算有人吗?我认为鲁国失去宝玉、大弓的耻辱【鲁定公八年】,不如顺应礼制祭祀这件事的耻辱大。

出姜在聘礼上尊贵,在迎亲时却低贱【鲁文公四年,从齐国迎娶妇姜,卿大夫不去,不符合礼制。君子因此知道出姜不被鲁国所认可。说:在聘礼上尊贵而在迎亲时低贱,国君轻视她,立她为夫人又废黜她,背弃信义而破坏她的主子,在国家必定作乱,在家族必定灭亡,不被认可也是应该的!《诗经》说:「畏惧上天的威严,在这个时候保全它。」这就是敬重主子的意思】。襄仲杀死了恶和视,立宣公。出姜回到齐国【鲁文公十八年,文公的两个妃子,敬嬴生了宣公,敬嬴受宠而私下侍奉襄仲。宣公长大后托付给襄仲,想要立孟氏的叔仲,不可行。襄仲拜见齐侯并请求,齐侯刚即位想要亲近鲁国,答应了。冬十月,襄仲杀死了恶和视而立宣公。史书说「子卒」,是避讳。襄仲用君命召见惠伯,他的家臣公冉务人阻止他说:「进去必定死。」叔仲说:「死于君命是可以的。」公冉务人说:「如果是君命可以死,不是君命听谁的?」于是进去被杀并埋在马粪之中。公冉务人带着家眷逃奔到蔡国,不久又回来了。叔仲氏的夫人姜氏回到齐国,这是被休弃回娘家。将要出发时,哭着经过集市说:「天啊!」襄仲做不道义的事,杀嫡立庶。集市上的人都哭,鲁国人称她为哀姜】。

道义所要求的,对平民简略而对士人详细;法律所禁止的,对市集宽松而对军队紧急。士人,是我所厚待的,如果要求不当,就像对平民那样微薄。军队,是我所看重的,如果治理不当,就像对市集那样轻慢。这是议论者所共同遵守的。君子的意图,果真出于此吗?君子是以统一天下为心的。厚待士人而轻视平民,看重军队而轻视市集,这不是统一天下的做法。对待他们相同而治理他们不同的,是衡量事物公平施予而归于统一。作为士人,身处笾豆歌舞之间,看待礼义如同寝食,而愚昧鄙陋的平民,大概有没听说过礼义名字的。因此士人适宜不违背道义,而平民适宜违背道义。在军队中的人,身处旗鼓斧钺之间,看待法律如同寝食,而市集防区的百姓,大概有没听说过法律名字的。因此军队适宜不违背法律,而

市宜犯法者也。宜不犯义者,责之详;宜犯义者,责之略。宜不犯法者,治之急;宜犯法者,治之寛。其不同,乃所以为同也。是所谓称物平施者也。抑又有説焉:居于义之中而犯义,居于法之中而犯法,非尽灭弃义法而不顾,必不赦也。其法虽小,而蔑弃义法之心则大也。彼其处于义与法之外者,虽过恶暴着,特未知义法而然耳。身过虽大,而心过则小矣。天下之过,有众人以为大而君子以为小者,必身过也。有众以为小而君子以为大者,必心过也。鲁文公迎姜氏于齐,命使差轻,是众人之所谓小过耳,而君子视之若大恶然。论姜氏之逐鲁国之祸,皆本之于一使之不备。验襄仲之难,其言无不雠者,其所观者在心,不在事也。鲁人之于礼,犹越人之渔,胡人之猎也。昼与礼俱作,夜与礼俱息,不见异物而迁者也。失礼之愆,在他国则可在,鲁国则不可。盖越人不能猎,非耻也;胡人不能渔,非耻也。在越而不能渔,在胡而不能猎,则举国笑之矣。盖生渔猎之俗而不能者,必天下之至拙;生礼义之俗而不守者,必天下之至慢也。一使之不备,他国之所谓小过,而鲁之所谓大过也。一使之不备,其事固小,至于蔑弃周公数百年之礼法,其心则大也。履尧舜之朝而为欺者,真欺也。欺一言,重于他时之欺万言者也。入夷齐之里而为盗,眞盗也。盗一金,重于他时之盗万金者也。见尧舜而敢欺,事夷齐而敢盗,居鲁国而敢犯礼。推是心以往,何所不至耶?恶▯于心者大,则祸应于心者亦大。是非报其事也,报其心也。非报其人也,报其天也。晋楚齐秦聘娶之际,其犯礼盖有大于出姜者矣,而其得祸不皆若桓公之烈者【桓公遭彭生之祸】以其冒礼而非侮礼,事虽丑而心则未如桓公之纵也。不然,则桓公一过而得谴,他君百过而无尤。天何私于晋楚齐秦而独雠鲁耶?

译市场是适宜犯法的地方。对于适宜不违背道义的人,责备要详尽;对于适宜违背道义的人,责备要简略。对于适宜不触犯法律的人,治理要严厉;对于适宜触犯法律的人,治理要宽缓。这种区别对待,正是为了达到统一的标准。这就是所说的根据事物情况公平施行的原则。

再者还有另一种说法:身处道义的规范之中却违背道义,身处法律的规范之中却触犯法律,如果不是完全灭绝抛弃道义和法律而不顾,必定不会赦免。虽然所犯的法条看似微小,但蔑视抛弃道义和法律的心意却是巨大的。那些处于道义与法律规范之外的人,即使过错罪恶显著,也只是因为不了解道义和法律罢了。身上的过错虽然大,但心意的过错却小。天下的过错,有众人认为重大而君子认为轻微的,必定是身上的过错;有众人认为轻微而君子认为重大的,必定是心意的过错。

鲁文公从齐国迎接姜氏,派遣的使者规格较轻,这是众人所说的轻微过错,而君子看来却像重大罪恶一样。推论姜氏被驱逐导致鲁国的祸患,都源于一位使者配备不周全。验证襄仲的灾难,其言论无不吻合,这是因为观察的重点在于心意,而不在于事情本身。鲁国人对待礼制,就像越国人捕鱼、胡人打猎一样。白天与礼制一同运作,夜晚与礼制一同休息,不会因为看到奇异的事物而改变。违背礼制的过失,在其他国家或许可以容忍,在鲁国则不可以。因为越人不会打猎,并不是耻辱;胡人不会捕鱼,也不是耻辱。但在越国却不会捕鱼,在胡国却不会打猎,那么全国的人都会嘲笑他们了。因为生于捕鱼打猎的风俗中却不会做,必定是天下最笨拙的人;生于礼义的风俗中却不遵守,必定是天下最轻慢的人。一位使者配备不周全,其他国家认为是轻微过错,而鲁国认为是重大过错。一位使者配备不周全,事情固然微小,至于蔑视抛弃周公数百年的礼法,其心意却是重大的。

走在尧舜的朝廷中却进行欺骗,那是真正的欺骗。欺骗一句话,比在其他时候欺骗一万句话更严重。进入伯夷、叔齐的乡里却进行盗窃,那是真正的盗窃。盗窃一块金子,比在其他时候盗窃一万两金子更严重。见到尧舜却敢于欺骗,侍奉伯夷、叔齐却敢于盗窃,居住在鲁国却敢于违犯礼制。推演这种心意下去,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心意上的罪恶重大,那么应验在心上的祸患也重大。这不是报应事情,而是报应心意。不是报应人,而是报应天。

晋、楚、齐、秦在聘问娶亲的时候,违犯礼制的行为大概有比姜氏出奔更严重的,但他们得到的祸患都不像桓公那样猛烈【桓公遭遇彭生的祸患】,因为他们只是冒犯礼制而不是侮辱礼制,事情虽然丑恶但心意不像桓公那样放纵。不然的话,桓公一次过错就受到谴责,其他君主一百次过错却没有过失。上天为什么偏袒晋、楚、齐、秦而唯独憎恶鲁国呢?

楚灭六蓼【文五年,六人叛楚,即东夷。秋,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冬,楚子爕灭蓼。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臯陶、庭坚不祀忽诸,徳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

物莫不恶伤其类,桃僵而李仆,若樗若栎,必不为之仆,何也?非其类也。芝焚而蕙叹,若萧若艾,必不为之叹,何也?非其类也。楚人灭江,而秦穆为之忧【文四年】君子未尝疑焉。秦之与江同诸侯也,同盟防也,同利害也,类同则忧同,固其所也。臧文仲,鲁国一大夫耳,大夫束脩之问不出境,其视他国之休戚,固非职所当忧。况六与蓼,邈然在江淮之间,自鲁视之,盖风马牛不相及,其存与亡,何与于鲁大夫事哉?而臧文仲一闻其灭,蹙頞深忧,且逺伤臯陶之不祀,此世之所以共疑其阔于事情也。见故人之子顚顿困阨,则恻怛流涕,解衣推食之不暇;他日遇涂人之子,则是心衰焉。必厚其父祖,然后怜其子孙者,人之常也。臯陶之没下,竟春秋千有余年矣。臧文仲生千有余年之后,吾初不识臯陶于何地,友臯陶于何时,而视其子孙之亡,悯惜痛悼,不啻数十年胶漆之契,是心安从生哉?类之同者,移千嵗为一朝;类之异者,暌一朝为千载。臯陶之所与同朝者,曰共,曰鲧,曰兠,曰苗,礼貌非不相际也,言语非不相接也。然一则在云天之上,一则在沮洳之下;一则在风尘之表,一则在膏火之中。对席而分胡越,接步而判古今。想共、鲧、兠、苗之心,其视臯陶如寇雠然,日夜伺隙,惟恐害臯陶之无路耳,矧有闵惜其子孙之意哉?是所谓时同而类异者也。天下之理未尝无对,既有时同而类异者,亦有时异而类同者。故臯陶近不与共、鲧、兠、苗为类于唐虞之朝,而逺与臧文仲为类于春秋之世。想文仲之心,仰不知臯陶之在唐虞,俯不知身之在春秋,无形之中自相拜酬,无声之中自相赓载,迹逺而心近,迹踈而心亲。此所以见臯陶之不祀,慨叹悯惜不能自己,殆甚于合堂同席之交。大抵君子必与君子合,小人必与小人合,学者欲自验其心,盍以是观。之,吾见君子失志而忧;见君子之子孙衰替而忧,则是吾心与君子合也。吾见君子失志而不忧;见君子之子孙衰替而不忧,则是吾心不与君子合也。忧人之忧,本未足称;然吾心与君子合,则大可喜。不忧人之忧,本未足贬;然吾心不与君子合,则大可惧。欲占吾心于君子合与不合,当察吾心于君子忧与不忧。自省之术,孰要于此哉!

秦穆公以子车氏之三子为殉【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贻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若,之何夺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着之话言,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礼,则使无失其士,宜众▯頼之,而后即命。圣王同之。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

三良之殉君,古今之论,是者半,非者半。是之者,壮其忘身之勇也;非之者,议其忘身之轻也。是非之论虽不一,至论其忘身则一而已矣。吾独以谓三良惟不能忘其身,然后殉君;使其果能忘身,必不至于殉君也。杀身以殉其君,非忘身者不能。今反谓不能忘身者,独何欤?殉葬非厚也,是从君于昏也,是纳君于邪也,是防君于过也。以三良之眀非不知也。知之而不敢辞者,为其嫌于爱身也。以爱身自嫌者,未能忘其身者也。使三子果能忘其身,则视人如己,视己如人。君欲以他人为殉,吾固争之,所争者殉葬之失也,不知其在人也。君欲以我为殉,吾亦争之,所争者殉葬之失也,不知其在已也。吾尚不知有吾身,又安有爱身之嫌哉?身,天下之身;理,天下之理。苟强认其身而有之,凡事之渉于吾身,眀知

译楚国灭掉了六国和蓼国。【鲁文公五年,六国人背叛楚国,六国属于东夷。秋天,楚国的大臣成大心、仲归率领军队灭掉了六国。冬天,楚子爕灭掉了蓼国。臧文仲听说六国和蓼国被灭,说:“皋陶、庭坚的后代不再祭祀,忽然就断绝了,德行没有建立,百姓没有依靠,真是悲哀啊!”】

万物没有不厌恶伤害自己同类的,桃树枯死而李树倒下,像臭椿、栎树那样的树木,必定不会随之倒下,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不是同类。灵芝被焚烧而蕙草叹息,像萧草、艾草那样的植物,必定不会为之叹息,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不是同类。楚国人灭掉了江国,而秦穆公为此担忧,【鲁文公四年】君子对此未曾怀疑。秦国与江国同为诸侯,有着同盟的防备,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同类相同则忧患相同,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臧文仲,不过是鲁国的一名大夫罢了,大夫的礼节性问候不出国境,他看待其他国家的兴衰祸福,本来就不是职责所应当担忧的。何况六国和蓼国,遥远地在江淮之间,从鲁国来看,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它们的存亡,与鲁国大夫的事有什么关系呢?然而臧文仲一听说它们被灭,就皱起眉头深深忧虑,并且远远地哀伤皋陶后代不再祭祀,这就是世人共同怀疑他脱离实际原因所在。看到故人的儿子颠沛困顿,就会悲悯流泪,解衣推食都来不及;过几天遇到路人的儿子,这种心情就衰减了。必定是因为厚待其父祖,然后才怜惜其子孙,这是人之常情。皋陶去世,到春秋时期已经一千多年了。臧文仲出生在皋陶去世一千多年之后,我起初不知道皋陶在何处,也不知道何时与皋陶交友,却看待他子孙的灭亡,怜悯痛惜,不亚于几十年胶漆般的交情,这种心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同类相同的人,跨越千年如同一朝;同类不同的人,一朝之间如同千年。皋陶所同朝的人,叫共工、鲧、兜、三苗,礼貌上并非不相往来,言语上并非不相交接。然而一个在云天之上,一个在低湿之地;一个在风尘之外,一个在膏火之中。对坐而分如胡越,接步而判若古今。想共工、鲧、兜、三苗的心,他们看待皋陶如同仇敌,日夜寻找空隙,只怕没有害死皋陶的路,何况有怜悯他子孙的意思呢?这就是所谓时间相同而类别不同的人。天下的道理没有不对立的,既然有时间相同而类别不同的人,也有时间不同而类别相同的人。所以皋陶在唐虞之朝不与共工、鲧、兜、三苗同类,而在春秋之世却与臧文仲同类。想臧文仲的心,上不知道皋陶在唐虞,下不知道自身在春秋,在无形之中自我拜谢酬答,在无声之中自我唱和传承,踪迹遥远而心灵相近,踪迹疏远而心灵亲近。这就是为什么看到皋陶不再祭祀,慨叹怜悯不能自制,甚至超过合堂同席的交情。大体上君子必定与君子相合,小人必定与小人相合,学者想要自我检验内心,何不以此观察。我看到君子失志而担忧;看到君子的子孙衰微而担忧,那么我的心就与君子相合。我看到君子失志而不担忧;看到君子的子孙衰微而不担忧,那么我的心就不与君子相合。担忧别人的忧患,本来不足以称赞;然而我的心与君子相合,就非常可喜。不担忧别人的忧患,本来不足以贬低;然而我的心不与君子相合,就非常可惧。想要占卜我的心是否与君子相合,应当考察我的心对君子是担忧还是不担忧。自我反省的方法,哪有比这更重要的呢!

秦穆公让子车氏的三个儿子陪葬。【鲁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去世,让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鍼虎陪葬,他们都是秦国的贤良之士。国人哀悼他们,为他们作了《黄鸟》这首诗。君子说:“秦穆公不能成为盟主,是适宜的!死了却抛弃百姓,先王去世,还留下法度,何况夺取善人呢?”《诗经》说:“善人去世,国家衰败。”没有善人的情况就是这样,为什么要夺取他们?古代的王者,知道寿命不长,因此同时建立圣哲,树立他们的风范,分配他们的采地,记载他们的言论,为他们制定律度,陈述技艺的极致,引导他们作为表率,给予他们法制,告知他们训典,教导他们防止祸害,委托他们常规秩序,用礼义引导他们,就使他们不失去士人,适宜众人依赖,然后才接受天命。圣王都是这样做的。现在即使没有法度留给后嗣,却又收罗贤良陪葬,难以处于上位了。君子因此知道秦国不会再向东征伐了。】

三良为君主陪葬,古今的议论,赞同的一半,反对的一半。赞同的人,认为他们忘记自身的勇气可壮;反对的人,议论他们忘记自身的轻率。是非的议论虽然不一,至于议论他们忘记自身则是一致的。我独自认为三良正是因为不能忘记自身,然后才为君主陪葬;如果他们果真能忘记自身,必定不至于为君主陪葬。杀身以殉君,不是忘记自身的人不能做到。现在反而说不能忘记自身的人,独自为什么呢?殉葬不是厚待,是顺从君主的昏庸,是将君主纳入邪道,是防止君主的过错。以三良的明智,并非不知道。知道而不敢推辞,是因为他们忌讳于爱惜自身。以爱惜自身为忌讳的人,是未能忘记自身的人。如果三子果真能忘记自身,就会视人如己,视己如人。君主想用他人陪葬,我固然争辩,所争辩的是殉葬的过失,不知道这在于他人。君主想让我陪葬,我也争辩,所争辩的是殉葬的过失,不知道这在于自己。我尚且不知道有我的自身,又哪里有爱惜自身的忌讳呢?身,是天下人的身;理,是天下人的理。如果强行认定自身并拥有它,凡事涉及我的自身,明知

天下之正理,避嫌而不敢言,是横私天下之身,而横私天下之理也。吾方欲救吾君万世之恶名,岂暇置一身之嫌于其间哉?三子果不置嫌于一身之胷中,则论己事如论人事,居之不疑,言之不怍,必不至黾勉而受秦穆之命矣。其所以宁杀身而不忍犯爱身之嫌者,惟其未能忘身也。人徒见三子奋然▯躯,骈首就死,共指之为忘身,孰知其所以死,实生于不能忘身也欤?或曰:三子之不能忘身,则信要不可谓之不厚其君也。吾又以为不然。为君计者,厚其君者也;为其身者,厚其身者也。三子若为君计,必思殉葬为吾君无穷之累,吾身纵不自惜,岂不为吾君惜乎?惟其専为身计而不为君计,故当秦穆命殉葬之际,谓不从则受偷生之责,从之则君受害贤之责,吾知免吾责耳,彼君之责,吾何预焉?是心也,果厚于君乎?果厚于身乎?然则三子之厚其君,乃所以薄其君也。

译天下的正道,因为避嫌而不敢说,这是偏私天下人的身体,也是偏私天下的道理。我正想挽救我君主万世的恶名,哪里有空把个人的嫌疑放在心里呢?这三个人如果真的不把嫌疑放在心上,那么谈论自己的事就像谈论别人的事一样,处之坦然不怀疑,说出来不惭愧,一定不至于勉强接受秦穆公的殉葬命令。他们之所以宁愿牺牲生命也不忍心触犯爱惜生命的嫌疑,正是因为他们未能忘记自身。人们只看到这三个人奋不顾身,并肩赴死,都指责他们忘记了自身,谁知道他们之所以死,实际上是因为不能忘记自身呢?有人说:这三个人不能忘记自身,确实可以说他们不厚待君主。我又认为不是这样。为君主考虑,才是厚待君主;为自己考虑,才是厚待自身。这三个人如果为君主考虑,一定会想到殉葬是给我君主无穷的拖累,我自身纵然不珍惜,难道不为我的君主珍惜吗?正因为他们专门为自己考虑而不为君主考虑,所以当秦穆公命令殉葬的时候,认为不听从就会受到苟且偷生的指责,听从了君主就会受到杀害贤人的指责,我只知道免除我自己的指责罢了,那君主的指责,我哪里管得到呢?这种心思,果真厚待君主吗?果真厚待自身吗?那么这三个人厚待君主,实际上是薄待君主。

季文子如晋求遭丧之礼行【文六年,秋季,文子将聘于晋,使求遭丧之礼以行。其人曰:“将焉用之?”文子曰:“备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无之,实难过。求何害?】八月,晋衮公卒】

天下之患,不▯于人之所备,而▯于人之所不备。十事而记其九,来问者,必其一之不记者也。六经而习其五,来难者,必其一之不习者也。四封而守其三,来攻者,必其一之不守者也。十而九焉,六而五焉,四而三焉,所备者不为不多矣。然吾敌者,置其九而问其一,置其五而难其一,置其三而攻其一,縁间投隙,专择吾之不备而径犯之,何其逆料隂揣如是之巧邪?此世所以共忧为备之难也。然为备而不尽,则难;为备而既尽,则易。人之防于世,罕与所长遇,多与所短遇;罕与所精遇,多与所略遇。虽左隄右防,朝戒暮警,偶有毫芒之不尽,则祸必▯于此,而不▯于其他,信矣。为备之难也,是非为备之难也,为备不尽之难也。必犹有短,然后人得而乗之;必犹有略,然后人得而困之。无所不长,彼孰得以乗吾短?无所不精,彼孰得以困吾略?苟无所不备,祸虽欲▯,无所▯之地矣。是故君子之为备也,人以为无,我以为有;人以为后,我以为先。蚤正素定,使胷中无一之不备。及与事物接,此来则与此应,彼来则与彼应,从容谈笑,各就条理。吾是以知为备既尽者,如此其易也。季文子聘晋,求遭丧之礼而行。且卿大夫之出聘,所备者,郊劳赠贿之仪耳,张旜展币之节耳,专对荅赋之辞耳。至于遭丧之事,众人以为必无,后其礼而不讲者也。鲁使如晋者,冠盖相望而轮蹄相蹑,岂有他人皆不遭丧而文子独遭丧者乎?文子独以为时无止,变无常,墙数年而一頽,固有适遇其頽者矣;人百年而一死,固有适遇其死者矣。安可恃他人之不遭而必己之不遭者乎?于是属意众人之所无,博讲众人之所后。当暇豫之时,而汲汲然扣遭丧之礼。吾意鲁国之人切笑文子之迂阔者多矣。噫!当暇豫之时而求遭丧之礼,文子固迂阔也。至晋而果遭襄公之丧,使未尝讲防者,处之其抢攘为如何?其颠错为如何?及是时,回视文子之问礼,果迂阔乎?果不迂阔乎?始笑文子之迂阔者,未必不反服文子之精审也。呜呼!昼者,夜之对,未有常;昼而不夜,生者,死之对,未有常;生而不死。当昼而谋寝息之具者,人未尝有以为怪。文子当晋侯之存而问遭丧之礼,亦何足怪乎?矧文子所问者,文子之遭丧耳。傥如当生而问死,则世愈不胜其怪骇矣。虽然,文子犹有所未尽也。聘与丧无二礼,而文子独问丧,是犹以丧为异也。生与死无二理,而子路独问死,是犹以死为异也。异聘于丧,故欲备丧;异生于死,故欲备死。合聘丧为一本,贯生死为一条者,夫何备不备之足言哉?

赵孟立公子雍【文六年八月晋襄公卒,灵公少,晋人以难故欲立长君。赵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长,先君爱之,且近于秦,秦旧好也。置善则固,事长则顺,立爱则孝,结旧则安。为难故,故欲立长君。有此四徳者,难必抒矣。”贾季曰:“不如立公子乐。”辰嬴嬖于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赵孟曰:“辰嬴贱,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为二嬖淫也。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国辟也。母淫子辟,无威。陈小而逺,无援,将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让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让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爱其子而仕诸秦为亚卿焉。秦大而近,足以为援。母义子爱,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防如秦逆公子雍】赵孟背先蔑而立灵公【文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晋曰:“文公之入也无卫,故有吕郤之难,乃多与之徒。”卫。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舎适嗣不立,而外求君,将焉寘此?”出朝则抱以适赵氏,顿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属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赐;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虽终,言犹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与诸大夫

译季文子前往晋国,探求遭遇丧事的礼仪,以便出行。【鲁文公六年秋季,季文子将出使晋国,派人去探求遭遇丧事的礼仪,以便出行。有人问:“这有什么用呢?”季文子说:“事先防备意外,是古人良好的教诲。”如果探求而得不到,确实难以度过难关。探求有什么害处呢?】八月,晋襄公去世。

天下的祸患,不在于人们所防备的地方,而在于人们所不防备的地方。十件事记住了九件,来询问的,必定是那一件没记住的。六经熟习了五经,来诘难的,必定是那一经没熟习的。四面边境守住了三面,来进攻的,必定是那一面没守住的。十件中记住九件,六经中熟习五经,四面中守住三面,所防备的不能说不多了。然而我的对手,舍弃那九件而问那一件,舍弃那五经而难那一经,舍弃那三面而攻那一面,寻找空隙,专门挑选我不防备的地方径直侵犯,为什么他们预先推测、暗中揣度如此巧妙呢?这就是世人共同担忧防备困难的原因。然而,防备如果不周全,就困难;防备如果已经周全,就容易。人在世间防备,很少遇到自己的长处,多遇到自己的短处;很少遇到自己精通的地方,多遇到自己粗略的地方。即使左边堤防右边防备,早上告诫晚上警戒,偶然有毫毛般的细微不周全,那么祸患必定发生在这里,而不发生在其他地方,这是确实的。防备的困难,不是防备本身的困难,而是防备不周全的困难。必定还有短处,然后别人才能乘虚而入;必定还有粗略,然后别人才能使我困窘。如果没有不长的地方,别人凭什么乘我的短处?如果没有不精的地方,别人凭什么困我的粗略?如果无所不备,祸患虽然想发生,也没有可以发生的地方了。所以君子进行防备,别人认为没有,我认为有;别人认为在后,我认为在先。早早端正、素来确定,使心中没有一样不防备。等到与事物接触,这个来了就与这个应对,那个来了就与那个应对,从容谈笑,各自符合条理。我因此知道防备已经周全的人,是如此容易。季文子出使晋国,探求遭遇丧事的礼仪以便出行。况且卿大夫出使,所防备的,只是郊外慰劳、赠送财物的礼仪罢了,张开旗帜、展示财物的礼节罢了,独自应对、回答赋诗的言辞罢了。至于遭遇丧事,众人认为必定没有,把它放在后面而不讲求。鲁国出使晋国的人,车盖相望,车轮足迹相接,难道有别人都不遭遇丧事而只有季文子遭遇丧事的吗?季文子独自认为时间没有止境,变故没有常规,墙壁几年倒塌一次,本来就有恰好遇到倒塌的;人百年死一次,本来就有恰好遇到死亡的。怎么可以依赖别人不遭遇而必定自己也不遭遇呢?于是关注众人所没有的,广泛讲求众人所放在后面的。在闲暇安乐的时候,急切地探求遭遇丧事的礼仪。我猜想鲁国的人讥笑季文子迂腐的人很多了。唉!在闲暇安乐的时候探求遭遇丧事的礼仪,季文子确实迂腐。到了晋国果然遭遇晋襄公的丧事,假如没有讲求防备的人,处理起来慌乱成什么样子?错乱成什么样子?到了这时,回头看季文子问礼,果然迂腐吗?果然不迂腐吗?起初讥笑季文子迂腐的人,未必不反过来佩服季文子的精密审慎。呜呼!白天,是黑夜的对立面,没有常态;白天而不黑夜,活着,是死亡的对立面,没有常态;活着而不死亡。在白天谋划休息的器具,人们不曾认为奇怪。季文子在晋侯活着的时候探求遭遇丧事的礼仪,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况且季文子所问的,是季文子自己遭遇丧事罢了。假如像在活着的时候问死亡,那么世人更加不胜其奇怪骇异了。虽然如此,季文子还有没有周全的地方。出使和丧事没有两种礼仪,而季文子只问丧事,这是还把丧事当作特殊。生和死没有两种道理,而子路只问死,这是还把死当作特殊。把出使和丧事看作不同,所以想要防备丧事;把生和死看作不同,所以想要防备死。把出使和丧事合为一个根本,把生和死贯穿为一条线索的人,还说什么防备不防备呢?

赵孟立公子雍【鲁文公六年八月晋襄公去世,灵公年幼,晋国人因为难故想要立年长的君主。赵孟说:“立公子雍,他喜好善行而且年长,先君喜爱他,而且靠近秦国,秦国是旧好的国家。安置善人则稳固,侍奉年长者则顺从,立先君所爱的人则孝顺,结交旧好则安定。因为难故,所以想要立年长的君主。有这四种德行,难患必定消除了。”贾季说:“不如立公子乐。”辰嬴受两位君主宠幸,立她的儿子,百姓必定安定。赵孟说:“辰嬴地位卑贱,班次在第九人,她的儿子有什么震动(地位)的呢?况且作为两位宠妾淫乱。为先君不能求得大的而出奔,在小国避祸。母亲淫乱儿子避祸,没有威严。陈国小而遥远,没有援助,将怎么安定呢?”杜祁因为君的缘故让给偪姞而把她排在上面,因为狄的缘故让给季隗而自己排在后面,所以班次在第四。先君因此喜爱她的儿子而让他在秦国做亚卿。秦国大而靠近,足以作为援助。母亲有义儿子被爱,足以威服百姓。立他不也可以吗?派先蔑、士会到秦国迎接公子雍】赵孟背弃先蔑而立灵公【鲁文公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到晋国说:“文公入国时没有护卫,所以有吕郤之难,于是多给他随从。”护卫。穆嬴每天抱着太子在朝廷哭泣说:“先君有什么罪?他的继承人又有什么罪?舍弃嫡嗣不立,而向外求君,将把这个孩子放在哪里?”走出朝廷就抱着他到赵氏,向宣子叩头说:“先君奉养这个孩子,而托付给先生说:‘这个孩子有才能,我受先生的恩赐;没有才能,我只怨恨先生。’现在君主虽然去世,话语还在耳边,而抛弃他怎么样?”宣子和各位大夫

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灵公以御秦师】齐景公使国惠子、髙昭子立荼【哀五年,齐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诸子鬻姒之子荼嬖,诸大夫恐其为太子也,言于公曰:“君之齿长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间于忧虞,则有疾疢,亦姑谋乐,何忧于无君?”公疾,使国惠子、髙昭子立荼,寘羣公子于莱。秋,齐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驹、公子黔奔卫,公子鉏、公子阳生来奔。莱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与埋;三军之事乎,不与谋;师乎,师乎,何党之乎】陈乞逐髙国【哀六年,齐陈乞伪事髙国者,每朝必骖乗焉,所从必言。诸大夫曰:“彼皆偃蹇,将弃子之命。”皆曰:“髙国得君,必偪我。盍去诸?”固将谋子。子早图之,图之莫如尽灭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则曰:“彼虎狼也,见我在子之侧,杀我无日矣。”请就之位。又谓诸大夫曰:“二子者祸矣,恃得君而欲谋二三子。”曰:“国之多难,贵宠之由,尽去之而后君定。”既成谋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诸?作而后悔,亦无及也。大夫从之。夏六月戊辰,陈乞、鲍牧及诸大夫以甲入于公宫。昭子闻之,与惠子乗如公,战于庄,败。国人追之,国夏奔莒】陈僖子立公子阳生【哀六年八月,陈僖子使召公子阳生,阳生驾而见南郭且于,曰:“尝献马于季孙,不入于上乗,故又献此,请与子乗之。”出莱门而告之,故阚止知之,先待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与壬也处,戒之。”遂行,逮夜至于齐。国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养之,与馈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

译都害怕穆嬴,并且畏惧被逼迫,于是背叛先蔑,拥立灵公来抵御秦军。齐景公派国惠子、高昭子拥立荼。陈乞驱逐高氏和国氏。陈僖子拥立公子阳生。

一国之恶,易以义夺;一夫之恶,难以义争。一国至众也,一夫至寡也。义可以胜众,而不可以胜寡,何也?公与私之异也。有公恶,有私恶。恶出于公,虽众易夺;恶出于私,虽寡难争。故君子之论难易,不施诸众寡之间,而施诸公私之际。废立,大恶也。晋人欲立长君,舍灵公而迎公子雍;齐陈乞欲立长君,废荼而召阳生。其恶同也,然公子雍之谋,一国之所共宜,若难夺,而穆嬴之弱,反能以义夺之。阳生之谋,一夫之所专,宜若易争,而鲍牧之强,反不能以义争之。障稽天之浸而不能遏,畎浍之流扫燎原之焰而不能息,束緼之火,抑有由矣。晋人之迎公子雍,舍家嗣而外求君,视置君如奕棋,其为恶固不待言,然其情非以私已也,非以求利也,非以危国也,惟欲得长君以靖难耳。是固晋人之所同欲也,事则恶而心则公也。其心既公,故迎子雍,其事未尝不出于公焉。卿士合谋,公之也;支庶并择,公之也;两使如秦,公之也;三军并迎,公之也。举国之人虽陷于恶逆,其心犹误以为公,一言一动皆眀白简直,未尝有纎毫覆匿掩蔽之意,岂非公心尚存?虽一国锐欲立雍,有排山倒海之势,穆嬴一女子,动之以义,而一国之人怵迫焦灼,如负芒刺,如中刀槊,如卧薄氷,不畏秦师之锐▯,而畏穆嬴之涕泣,亟弃雍而立灵公,不啻如反掌之速。吾是以知,恶出于公者,虽众而易夺也。至于陈乞之立阳生,虽以齐国有忧少君不可访为名,自附于晋人之义,然其意实贪防立之功,以为簒齐之资耳。心私则事私,故其援立阳生,自始至末,无非相与为私焉。伪参乗而事髙国者,乞以私而除阳生之害也;托习马而出鲁境者,阳生以私而应乞之召也。乞之召阳生,其始固已相与为私,故投暮夜之隙以▯其归,混馈者之中以匿其迹,惴惴然若狗偷防窃之为者,其擅置。废立虽与晋人同,然陈乞则畏人之知,晋人则不畏人之知。陈乞畏事之泄,晋人则不畏事之泄。是晋人以公自处,而陈乞以私自处也。陈乞先以私自处,故虽闻鲍牧至公之义,邈然如风之厯耳。盖乞之心,自絶于义乆矣,故使百人揺之,犹不能少槩其心,况一鲍牧哉?大扺恶出于公,则其根浅而易揺故虽一国之势,弱女子胜之而有余。恶出于私,则其根深而难防,故虽一夫之谋,强大夫排之而不足。百围之木,根不附土,未终朝而可仆。拱把朴樕,蟠根绕蔓于九泉之下,虽千夫未易动也。故君子能受万人之公毁,而不愿受一人之私雠。宁救万人之公过,而不能救一人之私慝。

  左氏博议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博议卷十八

  宋 吕祖谦 撰

阳处父改搜,贾季杀阳处父【文六年,晋搜于夷,舍二军,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阳处父至自温,改搜于董,易中军。阳子,成季之属也,故党于赵氏。八月乙亥,襄公卒,灵公少,赵孟立公子雍。贾季曰:“不如立公子乐。”赵孟使先蔑、士防如秦逆公子雍。贾季亦使召公子乐于陈。赵孟使杀诸陴。贾季怨阳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无援于晋也。九月,贾季使续鞫居杀阳处父。书曰:“晋杀其大夫,侵官也。”冬十月,襄仲如晋▯襄公。十一月丙寅,晋杀续简伯。贾季奔狄。宣子使▯骈送其帑。夷之搜,贾季戮▯骈。▯骈之人欲尽杀贾氏以报焉。▯骈曰:“不可,吾闻前志有之曰:‘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忠之道也。夫子礼于贾季,我以其宠报私怨,无乃不可乎?介人之宠,非勇也;损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释此三者,何以事夫子?”尽具其帑与其噐用财贿,亲帅扞之,送致诸竟】

私者,人之所恶也。立乎人之朝,相结以私情,相交以私利,相报以私恩,不复知公义之所在,固人之所共恶也。是其为私,虽人之所共恶,亦人之所共知,犹非可恶之尤者也。天下之尤可恶者,其惟私之私乎?受私而矫情以示公,示公而匿机以行私,私中有公,公中有私,深閟险谲,举世皆莫能窥,此所谓私之私也,君子之所

译一国的恶行,容易用道义去战胜;一个人的恶行,难以用道义去争胜。一国的人是最多的,一个人是最少的。道义可以战胜多数,却不能战胜少数,为什么呢?这是公与私的区别。有出于公心的恶,有出于私心的恶。恶出于公心,即使人多也容易战胜;恶出于私心,即使人少也难以争胜。所以君子判断事情的难易,不放在人数的多少上,而放在公私的区别上。废立君主,是大恶。晋国人想立年长的君主,舍弃灵公而迎接公子雍;齐国的陈乞想立年长的君主,废黜荼而召来阳生。他们的恶行相同,然而公子雍的谋划,是一国共同认为适宜的,似乎难以战胜,而穆嬴的柔弱,反而能用道义战胜它。阳生的谋划,是一人专断的,似乎容易争胜,而鲍牧的强大,反而不能用道义战胜它。阻挡滔天的洪水而不能遏制,扫除燎原的火焰而不能熄灭,压制束草之火,是有原因的。晋国人迎接公子雍,舍弃本国的继承人而向外寻求君主,看待安置君主如同下棋,他们的恶行本来不用多说,然而他们的情由不是为了私利,不是为了求取利益,不是为了危害国家,只是想要得到年长的君主来平定祸乱罢了。这本来是晋国人共同的愿望,事情虽然恶劣但心意却是公正的。他们的心意既然公正,那么迎接公子雍,这件事未曾不是出于公心。卿大夫合谋,是出于公心;选择旁支子弟,是出于公心;两次派使者去秦国,是出于公心;三军共同迎接,是出于公心。全国的人虽然陷入恶逆之中,他们的心意还误以为是出于公心,一言一行都明白直接,未曾有丝毫隐瞒遮蔽的意思,难道不是公心尚存吗?虽然一国锐气想要立公子雍,有排山倒海的气势,穆嬴一个女子,用道义打动他们,而一国的人惊惧焦急,如同背负芒刺,如同中了刀枪,如同卧在薄冰上,不畏惧秦军的锐利,却畏惧穆嬴的涕泣,急忙放弃公子雍而立灵公,快得如同翻手一样。我因此知道,恶出于公心的,即使人多也容易战胜。至于陈乞立阳生,虽然以齐国有忧患、少君不可访为名,自附于晋人的道义,然而他的意图实际上是贪图拥立之功,作为篡夺齐国的资本罢了。心意自私则事情自私,所以他拥立阳生,从开始到结束,无非是互相为私。假装参乘来侍奉高国,是陈乞为了私利而消除阳生的祸害;借口熟悉马匹而出鲁国边境,是阳生为了私利而响应陈乞的召请。陈乞召请阳生,起初就已经互相为私,所以趁着暮夜的间隙来掩护他的回归,混杂在送饭的人中间来隐藏他的踪迹,小心谨慎如同狗偷防窃的行为,他们擅自废立。虽然与晋人相同,然而陈乞却畏惧别人知道,晋人却不畏惧别人知道。陈乞畏惧事情泄露,晋人不畏惧事情泄露。这是晋人以公心自处,而陈乞以私心自处。陈乞先以私心自处,所以虽然听到鲍牧至公的道义,远远地如同风吹过耳边。大概陈乞的心,很久就与道义隔绝了,所以即使让一百个人动摇他,还不能稍微改变他的心意,何况一个鲍牧呢?大抵恶出于公心,那么它的根基浅而容易动摇,所以即使一国的势力,弱女子战胜它也有余。恶出于私心,那么它的根基深而难以防范,所以即使一个人的谋划,强大夫排挤它也不足。百围的大树,根不附着泥土,不到一天就可以推倒。合抱的朴樕,根盘绕蔓延在九泉之下,即使千人也不容易动摇。所以君子能接受万人的公议毁谤,而不愿接受一人的私仇。宁愿救万人的公过,而不能救一人的私恶。

左氏博议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博议卷十八

宋 吕祖谦 撰

阳处父改搜,贾季杀阳处父【文六年,晋国在夷地阅兵,舍弃二军,让狐射姑统领中军,赵盾辅佐他。阳处父从温地回来,在董地改阅兵,更换中军将领。阳处父,是成季的属臣,所以依附赵氏。八月乙亥,襄公去世,灵公年幼,赵孟立公子雍。贾季说:“不如立公子乐。”赵孟派先蔑、士会去秦国迎接公子雍。贾季也派人去陈国召公子乐。赵孟派人在陴地杀了他。贾季怨恨阳处父改变他的班次,并且知道他在晋国没有援助。九月,贾季派续鞫居杀阳处父。《春秋》记载:“晋杀其大夫,侵官也。”冬十月,襄仲去晋国吊唁襄公。十一月丙寅,晋国杀续简伯。贾季逃奔狄国。宣子派胥骈送他的家眷。夷地阅兵时,贾季杀了胥骈。胥骈的人想杀尽贾氏来报仇。胥骈说:“不可,我听说前志有这样的话:‘敌惠敌怨,不在后嗣。’这是忠的道理。夫子对贾季有礼,我拿他的宠信来报私怨,恐怕不可以吧?凭借别人的宠信,不是勇敢;增加怨恨,不是智慧;以私害公,不是忠诚。舍弃这三者,凭什么侍奉夫子?”全部准备好他的家眷和他的器物财货,亲自率领护卫,送到边境】

私,是人们所厌恶的。立在别人的朝廷,用私情互相结交,用私利互相交往,用私恩互相报答,不再知道公义在哪里,这本来是人们所共同厌恶的。这种私,虽然是人们所共同厌恶的,也是人们所共同知道的,还不是最可恶的。天下最可恶的,大概是私中的私吧?接受私利而矫饰情态以示公心,示公心而隐藏机谋以行私利,私中有公,公中有私,深藏险诈,举世都不能窥探,这就是所谓的私中的私,君子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