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博议卷六

译怪异产生于罕见，而止息于习见。赫然悬挂在天空中的，世人称之为太阳；灿烂遍布天空的，世人称之为星星；浓郁布满天空的，世人称之为云；隐约存在于天空中的，世人称之为雷；突然倚靠在天空中的，世人称之为山；浩渺与天空相接的，世人称之为海。像这些事物，如果让人未曾认识而突然见到，难道不是非常怪异吗？之所以举世安于它们而不认为奇异，为什么呢？是因为习见。那些散发着凄惨气息的妖异，以及木石鳞甲羽毛类的怪异，世人争相感到怪异并共同传说的，是因为它们很少接触到人耳。天下的道理，本来没有什么可怪的，吉祥有祥瑞，凶险有阴气，光明有礼乐，幽暗有鬼神，这就像有东必有西，有昼必有夜一样，又有什么可怪的呢？孔子不谈论怪异，并不是害怕它迷惑众人，而是没有怪异值得谈论。左丘明喜好怪异，当时神怪之事多出自他的书，范宁驳斥他是因为他用诬妄的言论，这是对的。我认为记载怪异的人不对，驳斥怪异的人也不对。记载怪异的人必定认为怪异而惊骇其存在，驳斥怪异的人必定认为怪异而臆测其不存在，一个认为有，一个认为无，至于内心认为怪异，这是两人的共同毛病。人不懂大道，那么所知道的就不超出耳目之外，耳目所接触到的称为平常，耳目所接触不到的称为怪异。凡是所谓怪异的东西，人们共同辨析并争相议论，至于耳目所常接触到的，就轻视地说：“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我已经听腻看厌了，何必再讨论呢？”却不知道耳朵所听到的不是真正的听闻，眼睛所看到的不是真正的看见。耳朵所听到的是声音罢了，而发出声音的本源最初未曾被听闻；眼睛所看到的是形体罢了，而构成形体的本源最初未曾被看见。日星、云雷、山海，都是世俗听腻看厌的东西。至于日星为什么明亮，云雷为什么兴起，山为什么耸立，海为什么停驻，谁知道其中的原因呢？事情越近，道理越远；痕迹越明显，作用越隐藏。人们不怀疑的地方，有深深可疑的东西存在；人们不感到怪异的地方，有深深怪异的东西存在。我们日常饮食之间，行为不显著，习以为常而不察觉，尚且不知道其端倪，反而想要探究荒忽茫昧之外的言辞，多么颠倒先后啊！天下人都追求所听到的而不追求所以能听到的原因，都追求所看到的而不追求所以能看到的原因，如果能在听腻看厌之中体味深意，那么那些听不到看不到的，也就释然而无疑虑了。子路向孔子学习，以侍奉鬼神为问，又以死亡为问【见《先进》篇】。子路的心意，大概认为人是我所自知的，所不知的是鬼神；生是我所自知的，所不知的是死。子路如果真的知道人，就一定不会有侍奉鬼神的问了。子路如果真的知道生，就一定不会有死亡的问了。观察他关于鬼神的问，可以推断他不知道人。观察他关于死亡的问，可以推断他不知道生。孔子回答说：“未能侍奉人，怎么能侍奉鬼？不知道生，怎么能知道死？”这大概是孔子提着耳朵教诲子路，无非是真实的话语。世俗儒生却有人认为这是拒绝子路的问，岂不可悲！子路在一句话之下深深反省，所以在白刃面前，结缨正冠，不改其操守，那么在死生鬼神之间，子路他自己知道了。《易经》睽卦的归妹爻说：“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説之弧。匪冦，婚媾。往遇雨则吉。”其象传说：“遇到雨而吉祥，众疑消亡。”幽暗与光明实际上互为表里，幽暗邻近光明，光明邻近幽暗，最初未曾孤立。这一爻处于睽卦的孤立位置，孑然孤立，将幽明分为两条道路，睽离幽明产生怀疑，怀疑产生怪异，所以背负泥土的猪，载满鬼的车，阴险丑恶诡幻，无所不至。然而至理的本源相同，终究不可睽离。怀疑就射箭，解除就停止。怀疑就是寇盗，解除就是婚配。先前怀疑以为怪异，只是未能将幽明合为一体罢了。就像阳气的显现，阴气的伏匿，阳明亮，阴幽暗，常常好像不通。等到二气和合成为雨，那么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谁看到它们的差异呢？阴阳和合成为雨，那么万物滋润；幽明合为一体，那么众疑消亡。融通贯注，和同无间，平日所怀疑的，荡涤而不复存在。子路问人鬼死生，睽离而不合，既然听到孔子的话，难道不是遇到雨而众疑消亡吗？左丘明与子路一同游历于孔子门下，尚且不能除去喜好怪异的习气，那么孔子的雨，也是选择地方降落吗？回答说：不是。五天细雨蒙蒙，十天小雨绵绵，而枯草朽木不能沾湿点滴的恩泽，不是雨有所吝惜，而是我没有能力接受。我没有能力接受，那么每天看到降雨还算是没有遇到雨，每天看到圣人还算是没有遇到圣人。左丘明遇到圣人而被蒙蔽，是谁的罪过呢？齐国的公孙无知弑杀襄公【庄公八年，齐侯派连称、管至父戍守葵丘，瓜熟时前往说：“等到瓜熟时替换。”期限戍守，公问不到，请求替换，不允许。公孙无知对僖公有不轨之心，衣服礼秩如同嫡子，襄公贬斥他，二人因此作乱】

指责过去的事情容易说，扶持将倾的事物难成功。乐于议论毛病而害怕治病，这是人的通病。齐国公孙无知弑杀襄公，议论者推究祸端，归咎于僖公。他们的说法是：国家没有两个正统，礼制没有两个嫡子。基于衣服礼秩的细微，而成就篡弑戕夺的残酷。齐国的祸患，难道不是僖公造成的吗？唉，

译这是论述病情的，不是治疗病情的。在僖公在位的时候，提出这种说法是可以的。等到襄公在位的时候，才说出这种话，怎么这么晚呢？追究以前的过失，却不能阻止今天的祸患，君子不看重这种做法。君子如果不幸处在襄公的朝廷上，难道肯只是指责过去，毫无规划，拱手等待祸患吗？天下没有不可作为的时机，也没有不可消除的祸患。在祸患发生之前，我有预防祸患的方法；在祸患发生之后，我有挽救祸患的方法。只看遭遇的情况如何罢了。在襄公的时代，祸患已经形成，预防祸患的方法已经过去不必再论，请只论述挽救祸患的方法。恩惠与怨恨，亲近与仇敌，人们都认为不能并存。却不知道，容易转化怨恨的没有比恩惠更有效的，容易转化仇敌的没有比亲近更有效的。公孙无知虽然依托于公族，但僖公给予他非分的宠爱，向上逼迫正统的嫡子。当襄公住在东宫的时候，按人情推测，怎么能不忌讳且怨恨呢？僖公一旦抛弃宾客而不立朝堂，想必无知心里，自己知道襄公一定会报复他过去的怨恨，把自己投入被废黜疏远抛弃的境地了。如果襄公释然地对待他，对他更加厚待，那么无知一定会认为：“本来应该被怨恨，反而得到恩惠；本来应该被仇视，反而得到亲近。我怎么能从他那里得到这些呢？”起初以为他是老虎，现在却是我的父亲；起初以为他是狼，现在却是我的兄长。既然得到了出乎意料的恩赐，也一定会思考出乎意料的报答。那么，以前的怨恨，正是用来彰显今天的恩惠；以前的仇敌，正是用来彰显今天的亲近。襄公如果知道这样做，就能把无知的悖逆之心变为忠义之心，不仅可以消除祸患，还可以招致福分。从前汉定陶王年少时受宠爱，长大后多才多艺，元帝认为他奇异，母亲昭仪又得宠，几乎取代皇后和太子。成帝即位，顺着先帝的意思，厚待他不同于其他诸侯王。元帝开启了嫌隙，而成帝能弥合嫌隙【见《汉书·元帝纪》】，这就是有僖公的过失，却没有襄公的祸患的原因。成帝心里想：“我的亲人不能再见，见到我的亲人所爱的人，就像见到我的亲人一样。我的亲人已经去世，无处表达我的孝心，现在厚待我的亲人所厚待的人，这也是厚待我的亲人。”爱亲的心正深厚，各种杂念都不能进入他的心中。除了亲人，没有其他念头，哪有空闲去省察记住自己身上的嫌隙呢？如果稍微看到过去的嫌隙，一定是我爱亲的心已经稍微松懈了。忘记亲人的爱，而思考自己的嫌隙，先考虑自己后考虑亲人，本来已经堕落到不孝的地步，何况又去报复呢？如意对于诸吕【起初，戚姬受皇上宠爱，生了赵王如意，皇上因为太子仁弱，想废掉太子而立赵王，大臣们争辩反对。等到惠帝即位，早晨出去射箭，赵王年幼不能早起，太后派人拿着毒酒给他喝。天亮时惠帝回来，赵王已经死了】，曹植对于魏【三国时期，魏国陈思王曹植因为才华被看重，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人作为他的羽翼，太祖曹操犹豫不决，几次几乎立他为太子。文帝曹丕即位，灌均迎合文帝心意上奏曹植醉酒悖慢，于是贬曹植为安乡侯，诛杀他的党羽】，攸对于晋【晋国，齐献王司马攸的才能声望在武帝之上，当时被文帝宠爱，每次见到攸就抚摸他的床，叫他的乳名说：“这是桃符的座位”，几次几乎立他为太子。等到武帝病重，担心攸不安，为武帝叙述汉淮南王、魏陈思王的故事而哭泣，临死时握着攸的手交给武帝。后来中书荀勖、侍中冯紞嫉妒攸，在武帝面前构陷他，攸知道后愤怨，呕血而死】，死亡相继，我未曾不怨恨惠帝、文帝、武帝三帝在孝道上的过失，怎么能用成帝的风范来警示他们呢？虽然如此，先君所爱的人，跟着爱他，这是孝。如果欲望而不加节制，逐渐导致叔段、州吁那样的祸乱【注释见第一卷】，那该怎么办呢？回答说：爱他一定要保全他，授予他权力而助长他的恶行，这是把他推向死地，怎么能算是爱呢？齐桓公进入齐国【庄公九年，雍廪杀死无知，桓公攻打齐国接纳子纠。桓公从莒国先进入齐国，秋天军队与齐军在干时交战，我军战败。鲍叔率领军队来进言说：“子纠是亲人，请国君讨伐他；管仲、召忽是仇人，请让我接受他们以解恨。”于是杀子纠于生窦，召忽自杀。管仲请求囚禁，鲍叔接受了他。到了堂阜而释放他，回去报告说：“管夷吾治理高傒，让他做相国可以。”桓公听从了他】

译鲁庄公忘记了父亲的仇恨而接纳了公子纠，管仲忘记了主人的仇恨而侍奉齐桓公，齐桓公忘记了自身的仇恨而任用管仲。不可忘记的，是父亲的仇恨，忘记了那不可忘记的，这是鲁庄公的罪过；可以忘记的，是自身的仇恨，忘记了那可以忘记的，这是齐桓公的道义。唯独管仲的事情，评论者对此感到疑惑。公子纠是他的主人；齐桓公是他主人的仇敌。不为他的主人而死，反而辅佐他的仇敌，按理说应当在名教上获罪，如今反而受到孔子的称赞，这是评论者共同疑惑的地方。争论劣马优劣的人到了伯乐那里才确定，争论是非的人到了孔子那里才确定。既然已经经过孔子的评判，难道还能容许不同的议论吗？虽然如此，没有自己的见解而随意与圣人不同的，是狂妄；没有自己的见解而随意与圣人相同的，是愚昧。自己本来没有见解，只是借圣人的话来增加分量，说：“伯乐所称赞的，那马一定优良；孔子所称赞的，那人一定贤德。”如果让他说明那马为什么优良、那人为什么贤德，他一定会惊愕结巴，左右张望而不知道如何回答。跟随伯乐称赞马的人，难免是不懂马；跟随孔子称赞人的人，难免是不懂人。天下的事情，应当自己知道，见解应当自己形成。伯乐的鉴别，起初并不参与我的鉴别；孔子的智慧，起初并不参与我的智慧。管仲的是非，圣人固然有定论了，但不知道反求自己的内心，果真确定吗，还是不确定呢？我的内心不知道确定，而随意跟随圣人以为确定，这是名义上顺从圣人而不是实际上顺从圣人。君子的学问，顺从实际而不顺从名义。我的内心没有确定，即使是圣人的话也不能使它确定，这难道是胡乱怀疑圣人的话吗？这是用心而不是用外表来顺从圣人，这才是真正顺从圣人。所以听到孔子称赞管仲的话，一定要探求孔子称赞管仲的本意。孔子的本意，难道是因为管仲委屈的地方少而正直的地方多吗？委屈的地方小而伸展的地方大吗？唉！委屈一尺而伸直八尺，在圣人的门庭中没有这样的事。更何况侍奉仇敌的委屈，不能算是少；委屈道义而保全自身，在圣人的门庭中没有这样的事。更何况侍奉仇敌的委屈，不能算是小。那么孔子的本意究竟在哪里呢？公子纠和齐桓公，都不是正统的嫡子，都不应当被立为国君。然而《春秋》记载接纳公子纠而不称他为“子”，薄昭说杀弟而不称他为“兄”，这说明公子纠年幼而且尤其不应当被立。当初如果齐桓公在公子纠进入齐国之前杀了他，那么这只是两位公子争夺国家而互相杀害罢了。管仲仇恨齐桓公是可以的。在干时之战时，齐桓公的地位已经确定，国家已经有了供奉，百姓已经有了归属，这时齐桓公是齐国的国君；公子纠是齐国逃亡的公子。以逃亡公子的身份想要干预国家的统治，齐桓公以国君的身份抗拒臣子，公子纠以臣子的身份冒犯国君，是非曲直、主客之势，分明判然。齐桓公既然已经得到了天下，而追究追逐天下的罪责，灭绝亲族的恩情，固然可以深深责备。然而以齐国国君的身份杀害齐国逃亡的公子，并不是两方对等的互相杀害。国君杀害他的臣子，即使没有罪过，作为臣子党羽的人，敢认为是仇恨吗？这就是管仲侍奉齐桓公、孔子赞许管仲的原因。人们只知道管仲侍奉了仇敌，谁知道管仲不应当仇恨齐桓公呢？知道管仲不应当仇恨齐桓公，就知道管仲实际上并没有侍奉仇敌。如果仅仅相信孔子的话，而不再深入考察他说话的原因，那么背叛国君、侍奉仇敌，都将把自己附会到管仲身上了。唉！管仲如果真的背叛国君、侍奉仇敌，那么即使有万种善行也不足以赎罪，何况区区霸业的功劳呢？

齐鲁在长勺交战【鲁庄公十年春天，齐国军队攻打我国，鲁庄公准备迎战，曹刿请求拜见。他的同乡说：“当权的人谋划这件事，你又何必参与呢？”曹刿说：“当权的人目光短浅，不能深谋远虑。”于是入朝拜见。曹刿问：“凭借什么作战？”鲁庄公说：“衣食这类安身的东西，不敢独自专有，一定分给他人。”曹刿回答说：“小恩小惠没有遍及众人，百姓不会跟从您。”鲁庄公说：“祭祀用的牛羊玉帛，不敢虚报，一定对神诚实。”曹刿回答说：“小信用未能使神信服，神不会赐福。”鲁庄公说：“大大小小的诉讼案件，虽然不能一一明察，但一定根据实情处理。”曹刿回答说：“这是尽了本职的一类事情，可以凭借这个打一仗。作战时请让我跟随。”鲁庄公和他同乘一辆战车，在长勺作战。鲁庄公将要击鼓进军，曹刿说：“不行。”齐军击了三次鼓，曹刿说：“可以了。”齐军大败。鲁庄公将要驱车追击，曹刿说：“不行。”下车查看齐军车轮的痕迹，登上车前横木眺望齐军，说：“可以了。”于是追击齐军。战胜之后，鲁庄公问其中的原因，曹刿回答说：“作战，靠的是勇气。第一次击鼓振作士气，第二次击鼓士气就衰弱了，第三次击鼓士气就耗尽了。他们的士气耗尽而我们的士气正盛，所以战胜了他们。大国难以预测，怕有埋伏。我看到他们的车轮痕迹混乱，望见他们的旗帜倒下，所以追击他们】士蒍劝谏晋侯讨伐虢国【鲁庄公二十七年，晋侯准备讨伐虢国，士蒍说：“不行。虢公骄傲，如果屡次战胜我们，一定会抛弃他的百姓。没有民众之后再去讨伐他，想要抵御我们，他和谁一起呢？礼乐慈爱，是战争所积蓄的力量。百姓谦让事务、乐于和谐、爱护亲人、哀悼丧事，然后才可以被使用。虢国没有积蓄这些，频繁作战将会导致饥荒】

迂腐儒生的议论，常被武夫轻视。钲鼓震天，旌旗四面合围，战车奔驰车轮撞击，百死一生，而迂腐儒生和曲士却开始慢条斯理地阔步，在刀箭石块之间诵读诗书，谈论仁义，难怪会遭受蹲坐床上、帽子浸水的耻辱。鲁庄公与齐军在长勺交战，两军相望，这是什么时候，却用审理案件依据实情来回答曹刿的提问，这作战多么迂阔而远离实际情况啊？这话如果用来对宋襄公、陈余说，他们会赞同；如果用来对孙武、吴起说，

译遭受了侮辱。曹刿急忙答应一战，难道曹刿也是迂腐儒生、拘泥小节之辈吗？看他跟随庄公作战，凭借我方士气正盛而敌方士气衰竭的时机，凭借我方阵型整齐而敌方混乱的态势进行追击，其权谋韬略，与孙武、吴起并驾齐驱，绝非宋襄公、陈余那一类人可比。假如庄公的话确实迂阔而不切合实际，怎么能动摇曹刿的听觉呢？他之所以深深赞赏并立刻答应，大概必定有他的道理。马之所以不敢肆意奔跑，是因为缰绳束缚着它；臣子之所以不敢肆意妄为，是因为法制束缚着他。缰绳断了，才能显现马的真正本性；法制松弛了，才能显现民众的真实情感。处于困境不敢怨恨，遭受虐待不敢背叛，只是被法制胁迫罢了。大敌当前，惊恐慌乱，平日所谓的法制，到了这时都涣然解散了。法制既已消散，真情便显露出来，秦穆公赐酒赦免食马野人的恩德【《史记》记载：秦穆公的良马在岐山下走失，三百个野人捕获并吃掉了马肉，官吏追捕到他们想要依法惩处，穆公说：“君子不因为牲畜而害人，我听说吃良马肉不喝酒会伤人。”于是赐给他们酒喝并赦免了他们。后来这三百人听说秦国攻打晋国，都请求跟随冲锋陷阵，以死报答吃马之恩，最终俘虏了晋国国君】，中山君因羊羹未分给司马子期而结下的怨恨【《战国策》记载：中山君宴请都城士大夫，司马子期也在场，羊羹没有分遍，司马子期愤怒离去。楚国游说楚王攻打中山，中山君逃亡，感叹道：“与人的交情不论人数多少，在危难时结怨不论深浅，都会伤人心。我因为一杯羊羹亡了国”】，恩恩怨怨，各自尽情地向君主报恩或报仇，如果不是在闲暇安乐之时，在法令之外深深感结，也是危险啊！况且人最容易感动而难以忘记的，莫过于困窘受辱、紧迫危急之时。子羔担任卫国政令长官，砍断了别人的脚，卫国发生动乱，子羔逃跑，被砍脚的人守门说：“这里有房间。”子羔进去，追兵停止。子羔将要离开，对砍脚的人说：“我亲自砍断了你的脚，这正是你报怨的时候，为什么帮我逃跑？”被砍脚的人说：“您治理臣下时，先后有序。臣下依法应当受刑，您想让我免于刑罚，臣下知道。判决定罪，临到执行刑罚时，您面色忧愁不乐，臣下也知道。这是我救您的原因【见《家语·致思篇》】。大凡人正处于牢狱之中，极小的恩惠看得像金石一样珍贵，毫发般的恩惠看得像山丘一样高大。子羔只是一个主管官员，只有哀怜的心意，起初没有哀怜的实际行动。他遇到寇难，人们尚且这样报答他，何况庄公君临一国，大大小小的案件都必定依据实情处理。等到他遇到寇难，人们想要报答的心情，哪里是子羔能比的呢？牢狱，是死地；战争，也是死地。过去身处死地，常受您的恩赐，现在怎能不奔赴死地来报答您的恩赐呢？民众既然乐于为您效死，那么防御坚固、击退敌人，只是多余的事罢了。庄公的话，我只看到它的切中要害，而看不到它的迂阔。我曾论述古人谈论用兵与后人谈论用兵，截然不同。曹刿问凭借什么作战，庄公起初回答说是施惠于民，曹刿不以为然，于是回答说是侍奉神灵，曹刿又不以为然，于是回答说是审理案件。三次回答曹刿的提问，几乎没有一个字提到军队形势，为什么呢？大概有谈论战争本身的，有谈论战争凭借的。军队形势，是战争本身；民心，是战争凭借。这两者就像泾水渭水互不混杂，黄河济水互不交汇。问战争凭借而回答战争本身，这是问楚国而回答燕国。晋国士蒍劝谏晋侯攻打虢国，也说：“虢公骄傲，如果屡次获胜，必定抛弃他的民众。礼乐慈爱，是战争所积蓄的。虢国不积蓄这些，频繁作战将会陷入困境。”当时谈论用兵的人，每每如此。鲁庄公、晋士蒍在春秋时期，未曾以学术著名，而他们的论述深入深远，掌握了战争的根本，难道不是离古代不远，人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吗？唐代柳宗元号称当代儒学宗师，他论述长勺之战，却说“仅仅把断案作为战争的工具”，我不相信，于是列举将领、士卒、地形等类。柳宗元所说的，都是所谓的战争本身，而不是战争凭借。我因此知道春秋时期，即使是不学无术的人，一言一语，也有后世文宗大儒所不能理解的，何况当时所谓有学术的人呢？何况向上追溯到夏商周三代、唐虞时代呢？新学浅薄之人，拿着私智的小瓢，想要测量古人的大海，妄加讥评，争论不休，大多显示出他们不自量力。

译禹和汤归罪于自己，夏桀和商纣归罪于他人。

离禹和汤最近的，莫过于夏桀和商纣。禹和汤是大圣人，夏桀和商纣是大恶人。他们之间的差距，不像天与渊那样遥远吗？为什么说他们相近呢？禹和汤是善的极致，夏桀和商纣是恶的极致。善与恶是两种不同的表现，但他们行事背后的心理机制是一样的。禹和汤把功劳归于他人，夏桀和商纣也把罪责推给他人。禹和汤功业冠绝天下，却都推让出去，说：这是左右近臣的功劳，这是群臣的功劳，这是诸侯的功劳，这是百姓的功劳。自己看来，没有一毫的功劳。夏桀和商纣罪责冠绝天下，却都推卸出去，说：这是左右近臣的罪过，这是群臣的罪过，这是诸侯的罪过，这是百姓的罪过。自己看来，没有一毫的罪过。那么，禹和汤归功的心态，不就是夏桀和商纣归罪的心态吗？禹和汤把罪责归于自己，夏桀和商纣也把功劳归于自己。禹和汤把天下的罪责揽到自己身上，说：这是我的过错，不是你们的过错；这是我的责任，不是你们的责任。想要以一身代替天下所有的罪责。夏桀和商纣把天下的功劳揽到自己身上，说：这是我的谋略，不是你们的谋略；这是我的力量，不是你们的力量。想要以一身独占天下所有的功劳。那么，禹和汤归罪的心态，难道不就是夏桀和商纣归功的心态吗？由此看来，禹和汤之所以为善，正是夏桀和商纣之所以为恶的原因。如果禹和汤把归功的心态转变为归罪的心态，那就成了夏桀和商纣。如果夏桀和商纣把归罪的心态转变为归功的心态，那就成了禹和汤。只有圣人一念不谨就会变成狂人，只有狂人能够克制念头就能成为圣人。早上是圣人晚上是狂人，不过是翻手之间的事。人们非常尊敬而不敢仰望的，是禹和汤；人们非常轻视而不足以计数的，是夏桀和商纣。平时自我期许，认为我虽然自我奋发，必定不能成为禹和汤；我虽然自我设限，必定不会成为夏桀和商纣。现在看到从狂人进入圣人如此容易，那么我有时也能成为禹和汤，怎能不欢喜？从圣人堕入狂人也如此容易，那么我有时也会成为夏桀和商纣，怎能不恐惧？一念正确，距离禹和汤只有咫尺；一念错误，距离夏桀和商纣也只有咫尺。前面有诱惑，后面有逼迫，那么善行难道还需要勉强去做吗？恶行难道还需要特意去警戒吗？大凡人的学问，目标太高就会骄傲，目标太低就会懈怠。这两者，是求学者的两大弊病。如果想到距离禹和汤非常近，懈怠怎么会产生呢？又想到距离夏桀和商纣非常近，骄傲怎么会产生呢？圣人与狂人的两种法则，互相惩戒劝勉；骄傲与懈怠两种弊病，互相扫除。或者拉一把，或者推一把，这就是颜回之所以想停止学习而不能的原因。

世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已经很久了，只有臧文仲知道，说：禹和汤归罪于自己，他们的兴盛就蓬勃向上；夏桀和商纣归罪于他人，他们的灭亡就迅速突然。用“己”和“人”这两个字来区分禹汤与桀纣，这大概是古代流传下来的言论吧？至于他评论公子御说应当为君，则流入了史官占卜之学的范畴，可惜啊，就像穿着狐皮大衣却配上羊皮袖子一样不伦不类。我又曾经论述过，禹和汤能够收敛天下的恶，夏桀和商纣能够助长天下的恶。天下人忿怒、争斗、贪婪、暴虐，各种恶行蔓延，遍布海内，禹和汤都把它们揽到自己身上，认为是自己的罪过。人们看到禹和汤归罪于自己，忿怒的人平息了，争斗的人停止了，贪婪的人感到羞愧，暴虐的人感到悔改。禹和汤一次归罪于己，就尽收天下的恶，使之归于善，天下都归于善，这也是禹和汤的善行。虽然说是归罪于己，但天下的功劳，谁有超过禹和汤的呢？禹和汤所收敛的是恶，所得到的是善，所承担的是罪，所获得的是功，为什么呢？因为既然除去了杂草，何必再寻求庄稼的茂盛；既然擦去了灰尘，何必再寻求镜子的明亮。只要收敛恶行，不必刻意追求善，恶行既然尽除，那么善行又将到哪里去呢？这就是收敛恶行而得到善，承担罪责而得到功劳的原因。夏桀和商纣安于作恶，不自我责备而责备他人，天下人也跟着互相责备。原本所犯的只是一个恶，隐瞒恶行而不自我责备，这是欺诈；转嫁恶行而责备他人，这是阴险。一个恶行变成数个恶行，日益滋长，从十到百，从百到千，从千到万，最终覆灭国家、丧身性命，遗臭万年，这是因为不能收敛天下的恶而反而助长天下的恶。禹和汤承受罪责而最终不能被污染，夏桀和商纣推辞罪责而最终不能逃脱。一个兴盛一个灭亡，差距遥远，推究其根本原因，不过是在推辞与接受之间的差别而已。我因此更加知道他们相近。虽然如此，大圣与大恶如此相近，屠夫、酒商、盗贼突然向善的人还很多，没听说有已经成为圣人后又重新作恶的，为什么呢？回答说：河流的危险，进去就会死，出来就会生，生与死的界限，才一步之遥，人固然有防备其中而得以脱险的，哪有已经出来又肯再进去的呢？

左氏博议卷六

<经部,春秋类,左氏博议》>

钦定四库全书

左氏博议卷七

宋 吕祖谦 撰

宋万弑杀闵公。庄公十二年，宋万弑杀闵公，立子防。公子御说逃奔到亳。南宫牛、猛获率领军队包围亳。萧叔大心以及戴、武、宣、穆、庄的族人，率领曹国的军队讨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