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

译重视事理的人，是那些治理世事、制定变革、拨乱反正的士人，他们大多采纳；重视事物的人，则是那些钩深索隐、摘取事例、搜集比对偶句的士人，他们大多采纳。这些都是杰出的人物和博学的士子，各自秉持自己的志趣爱好，抒发幽深精粹的思想，志向实在在于记载往事，以便将恩惠流传给后人。

我的姻亲傅逊，字士凯，年少时就怀抱志向和谋略，但在当时遭受挫折压抑，心情沉郁，于是采用袁氏的体例编纂《左传》中的史事，以稍微显露自己的长处。我认为《国语》《战国策》和《太史公书》（即《史记》）中关于是非的归类，始于袁氏。而士凯所自负的，尤其在于训诂方面，自认为能纠正千百年来的错误。我看他解释简明雅正，多能凭借意会超越注家，确实可以称为善作。至于像“祧庙七音”、“筮短龟长”等几件事，都探求前人细微的防范，抉发那些似是而非之处并加以阐发，并非随意臆测。至于“弁髦”下的两条，虽然已经比旧说优胜，但士凯仍心存疑虑，听从我的意见予以纠正。我说冠礼的算位本来就是这样，只是“弁髦”一句在文气上觉得拗口，古人的文字也多有这种情况。其他大的条目不下百余条，小的条目有数百条，都去除了杜预的错谬，以阐发左丘明的本意。其中有杜预原本没有错误，却被其他说法误导的，仍然加以辨析以恢复杜预的原意。左氏书中违背正道的地方，也用义理加以裁断，使其不违背圣人的训诫，确实也可以说是卓尔不群了。

防备他因左迁而辞官归乡，贫困无法自给，急切希望此书能刊行于世，多次写信给我说：“请您为它作序。”既然已经在篇首加冕，又特别附上羽翼。我说凡是古代立言以求不朽的人，谁没有这样的心呢？只是他们的显达与隐晦，似乎有定数。司马迁的《史记》如今家家收藏，士人喜好它胜过六经，但历经两汉仍然不显赫，只有杨恽因为它是自家传出的才能阅读。韩愈的文章是七大家之首，有人将他配享孟子，但也历经四百多年到欧阳修时才大为流行。这部书，大概不能与那两部书相提并论，但看它比附史事并加以编排，都含有深意。比如齐桓公的霸业，开始是因为鲍叔牙的推荐，管仲不能战胜楚国，是因为子文；晋悼公恢复霸业，开始是因为荀防的回归，而后来失去霸业，是因为范鞅等大臣的贿赂。其他每件事必定指出要点陈述言辞，明确作为警戒借鉴，务必思考对世道有益，不仅仅是炫耀辩才、标新立异，作为舞文弄墨的资本罢了。有治理天下国家责任的人，低头阅读它，必定能从中获得启发并激发其志向智慧。如果世间的君子只图荣华显达，或者只擅长雕虫小技，那么不仅这部书，连其他古籍都如同覆瓿（盖酱缸的破瓦盆）一样被废弃了。如果以寒士自任，以体察国情、治理天下为怀，那么这部书将会展开羽翼横飞冲天。作序与否，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只是对天下的士人寄予厚望罢了。

吴郡王锡爵撰

译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左传属事序

从前孔子完成《春秋》后，有三位学者辅佐阐释它。左氏曾亲受业于孔子，他的好恶与孔子相同，又亲身掌管国家史书典章，所记载的事最为详细，文辞也非常华美。公羊、谷梁两氏是私下向子夏学习，因能创立义例，对经学有所裨益，士大夫大多研习它们。因左氏而显赫的，有汉丞相张苍、诸王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丞相翟方进等人。贾谊甚至为左氏作训诂，但最终未能与公羊、谷梁两氏并列，直到中垒校尉刘歆开始笃好左氏，甚至上书给太常博士，阐明左氏被压抑的委屈，几乎因此获罪。后来左氏得以在学官中与两氏并列，而晋征南大将军杜预深入探究并阐明了它的学问，再次传承它，并称赞它有时先引经文以起始叙事，有时后引经文以终结义理，有时依据经文来辨析事理，有时穿插经文以契合大义。自从杜预的传注流行，左氏便文采斐然、清晰明了，公羊、谷梁反而不能与之并列了。宋代有胡安国，凭借其精深的见识，认为只有他能领悟孔子褒贬的微妙意图，折中三家而取舍。自从胡氏的传注流行，三家都受到贬抑，只有写古文的人尚喜好左氏，不能完全废弃它，而所谓喜好，只是喜好它的语言罢了。于是推崇左氏史书的人，舍弃经文而只谈史事。大体上史书的体裁有两种，左氏是编年体，而司马氏则是纪传世家体。编年体贵在记事，而纪传世家体贵在人。贵在记事，那么人物或许简略但仍可推知；贵在人，那么事件容易重复，而对于天下的大计则不能按次序得到。然而自从司马氏的纪传体流行，后世写史的人没有不沿袭的。在左氏时代，所谓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直到魏国的汲冢书，简略的如同仿效经文，详细的则如左氏。后来被司马氏压倒，虽有荀恱、袁宏之类，但不太被世人称道，而能效法左氏编年体的，是司马氏的后人司马光。司马光所著的史书叫《资治通鉴》，其文辞虽然不敢期望达到左氏的精深确凿，但也足以继承它，而上下千余年，事件因年份间隔而不能整齐。建安袁枢取而分类，命名为《纪事本末》，而左氏是它的祖宗。只是没有像袁枢那样的人出现，而我同乡傅逊年少时有雄才大志，博览群书通晓兵法，尤其喜好推究前代的治乱。他原本认为左氏足以激发他的奇思，更加深思详索而融会贯通其义理，采用袁枢的方法而加以整理。其大体先列王室，次列盟主，次列列国，次列外夷，选取大事与大国相比附，小事则附带记载。不必像训诂家所说的张本、伏笔、呼应，一举开始而最终便了然如指掌。其他句子为之作注，字为之考证，虽不能不借助杜氏，但杜氏中有错误偏颇的，也加以抨击并纠正，必定使左氏不受亏负而后止。所以拿着杜氏的注来治左氏，十次能进入一次；拿着傅氏的注来治左氏，十次不失一次。况且，为了杜氏而治左氏难，为了傅氏而治左氏易。所以傅氏是左氏的慈孙，而杜氏的诤臣。汉代时，左氏尚不能像公羊、谷梁那样受重视，而从事左氏的人如向所称的三张、贾谊辈，都通达国体。而公羊、谷梁的学问，公孙弘用来约束下属，张汤傅为峻文决理，又请求用博士弟子治之，补廷尉史。即使像董仲舒那样的贤人，也不能免于决事比的苛刻，难道是因为属事的人大多通达，而析义的人容易深入吗？假使傅氏在当时写成此书，让三张、贾谊等人见到，对汉代治理的裨益，将会如何呢？傅氏现在虽然还在墨守成规，但学官、部使者已根据守令的条例三次论荐他了。这将是让他施展并效用的时候吧？吴郡王世贞撰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左传属事序

古代史书留存下来的，很少了。只有左氏解释经文而著传，所以鲁国二百五十五年的历史独自完整，而各国的事也往往可以概略见到。虽然正值世道衰微，篡弑攻夺、淫乱丑行不绝于篇，但其中的英臣伟士、名言懿行，仍足以作为世人的规范准则。至于战阵射御、宴享辞命、卜筮，都不是后世所能企及的，大概因为离古代不远，而先圣的法度尚存的原因。然而体裁本是编年，而记载繁博，有时一简之中几件事交错陈列，有时累卷才结束一件事，有时用片言张本而至巨大，有时用微事而古典有所征引。想要追溯源头穷尽委曲，寻找要领而梳理条理，确实很难了。自从司马子长改变古法而作纪传世家等体，后世作史的人终究不能改变名称。编年体虽自荀恱以后，不下四十家，但书不多存，事无通例。直到宋代司马文正公始荟萃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事以为《通鉴》，而赵兴智灭实以上接左氏，襄子忌智伯事，建安袁氏又因之而纂《纪事本末》，使每事成败始终的痕迹，一览而得，读史的人都觉得便利而保存它。我曾想祖述其法以纂左传事，而先师归熙甫说这比《通鉴》难数倍，我颇悟其理，取王敬文本完成它。害怕事繁乱且遗漏，所以在各国事各以其国分属，而仍按次序排列。当时王道既衰，依靠霸主图谋，所以以霸主继周，而凡盛衰、离合大故，都使各自承续。

译（它）不被列入诸国之中。因为它的文字古奥，必须加以注解才能阅读，杜预（元凯）喜好它，自称已成癖好，但他的集解却多有错谬疏漏，有时传文尚未断句，就割裂句子来作注，如同防止川流、介山失去了其奇胜之处，而且意义也难于防范解释。我（傅逊）于是完成其篇章，而在后面总括使用训诂，并参考各种学说，斟酌我的浅见，僭越地加以厘正。又读胡三省（身之）注《资治通鉴》，时常有评议以阐明事情的得失，我就羡慕并效仿他，其中的是非或许不大大违背圣人之道，而微妙的蕴意也因此稍见。我年少时喜好读史，这部传记虽然用来解释经义，但与后来谈论经义的人多有抵触难以契合，所以经义不能强行阐明，而唯独沉迷于它的文辞，视其为古代史书的妄自编纂，这部录取名曰《春秋左传属事》，颇自认为得到了古人读史的遗意，有助于考古者的便利。袁氏的书为世人所喜好，但事情多有遗漏脱漏，稍有错误。如果能补其遗漏，正其错误，并且增加宋与元两代的史事，数千百年成败兴衰的缘故，都能一并论述而详细列出，岂不是生平的一大快事呢？但不敢肯定自己能否做到。唉！道理难以穷尽，当人往往不自知。以古人的贤能，尚且不能没有过失，何况我比古人差，无能为力，难道不会有一百倍的过失吗？只祈求知言的君子不鄙弃而教导我。时在皇明万历十三年乙酉初夏，吴郡后学傅逊士凯自序。

译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左传属事

凡例

一、排列各国，先后次序都依照《春秋》经文。既然事情已经分属各国，那么小国因事务与某国交往的，就附载在该国之中。

一、编纂事迹，有标题的依从标题；没有标题的，依从类别。凡是事情与标题稍有牵涉的，都作为附载，以免遗漏古代史书的文字。

一、凡是同一件事适宜分见于两个归属的，就放在重要的归属中，而对于次要的归属，则省略部分文字，仍然注明“详见某处”。又有因一件事引发另一件事，而对其他事情至关重要，与原本的事情无关的，就直接放在其他事情中，并注明“余见某处”。凡是省略的文字，都空出一个字，以区别于全文。如果有一两句是省略的，只空出一个字，不再注明“详见”、“余见”。

一、凡是虽然是一件事，但时间久远，枝节自然繁多，就在一个标题之下再分几个标题，其年月也根据其中的事情来确定先后【如三桓削弱公室、小国与鲁国交往之类】。

一、有重大事件，其中夹杂着几件不可分割的小事，就在两件事的交界处加一个圆圈以作区别【如隐公摄政、晋楚争霸之类】。

一、杜预的注在某一件事的开始，说“为某事埋下伏笔”；在结尾，则说“终结某人的话”。现在事情已经分类聚集，所以都不采用这种说法。“在某公几年”的说法，现在改为“在某事内”。

一、这部书本来是为通达事理的人提供的参考，所以多概括其大意来作注，而在字句上有时略去，以等待读者自行领悟。领悟而得到它，就是心得，本来如此。

一、凡是名物度数，不能凭主观臆测的，都详细记载，并且以备查考。

一、凡是注释中或沿袭或变革于必然无疑的地方，就直接解释其中，不再加以辩驳。那些疑似难析、古制难辨，必须详细考证才能确定、深思才能得到的，在取舍创见之际，都不敢苟且。所以另外编写《辨误》两卷，以求教于博雅之士。那些无可考据、思考不得的，就并存其说，以求正于大家。

一、有本来不必注释，而先前被杜预注错的地方，也加以解释，以纠正其错误；或者见于《辨误》中。

一、《左传》喜欢以成败论人。凡是在生死治乱之前，必定预先作为征兆，而后以事情来应验。验证固然未必完全如此，先儒讥讽它为诬妄，是恰当的。然而对世俗教化有补益，所以都沿袭下来。而有违背伦理、伤害教化的极端情况，不得已而在其中略加几句评语，以阐明大义。凡是评议，仍用小圆圈以区别于训注。总评在后面的，则用大圆圈。

一、《左传》中的地名，杜预都用晋朝时的名称来解释，现在都改为明朝的制度。古迹晋朝有而现在没有的，就加“旧”字以存疑，没有考证的暂时空缺，前面见过的从略【与事情有关系的，仍从详】。

一、杜预在晋朝元皇后丧仪的议论中：太子应当在安葬后除去丧服，所以凡是《左传》中的丧礼制度都曲意强解，以证实他的说法。先儒认为他巧饰经传，以迎合人情。现在注释中全部予以纠正。

一、《左传》中对一个人，有时用名，有时用字，有时用谥号，有时用封邑，交错出现在同一件事中，读者最终难以辨别识别，现在在一个人初次出现时，就详细列出其姓名、字、谥号等，以便容易理解。

一、《左传》中多古字通用，以及奇字难识，或者一字屡次出现，如果全部注音释义，似乎觉得太繁琐，所以另外分部音释，附在《辨误》之前。

一、《左传》中有三代器物的名称，因为形状不明，所以意义也难以解释。现在都考证并画出其形状，作为爱好古物者的参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左传属事卷一 明 傅逊 撰

周

桓王伐郑

隐公三年，郑武公、庄公担任周平王的卿士，平王想将政权分给虢公，郑伯怨恨平王，平王说“没有这回事”，所以周郑互相交换人质，王子狐作为人质在郑国，郑公子忽作为人质在周王室。平王去世，周人打算把政权交给虢公。四月，郑国大夫祭足率领军队夺取温地的麦子，秋天又夺取成周的禾苗。周郑关系恶化。君子说：“信用不发自内心，人质也没有益处。以光明磊落、宽恕之心行事，用礼仪来约束，即使没有人质，谁能离间他们？如果有明确的诚信，山涧溪谷池沼岸边的小草，浮萍、白蒿、聚藻等蔬菜，方筐、圆筐、有足的锜、无足的釜等器具，停积的污水、流动的雨水，都可以进献给鬼神，都可以献给王公，何况君子结盟两国的信用，用礼仪来实行，又哪里需要人质呢？”《国风》中有《采蘩》《采苹》，《大雅》中有《行苇》《泂酌》，都是彰显忠信的【卿士，是周王卿大夫中执政的人。郑国父子执掌周朝政事，虢，指西虢公，现在陕西宝鸡县有虢国城，当时也在周王室任职。贰，是想把政权分给虢公。以物相抵押叫质。狐，是平王的儿子。忽，是庄公的儿子。畀政，是成全先王的意愿。祭足，郑国大夫，字仲，温地现在河南温县。成周，现在河南洛阳县。周历四月秋，计算麦禾尚未成熟，夺取它们或许是为了防御放牧之用。交恶，互相憎恨。君子称言，明恕，是开诚布公地对待他人。礼典，山间夹水叫涧，水从山中流出叫溪，沼是池，沚是小洲，毛是草。苹，是大萍。蘩，是白蒿。蕰藻，也是两种水草。筐是方的，筥是圆的，都是竹子做的。锜有足，釜无足，都是金属做的。潢污，是停积的水。行潦，是流动的雨水。羞，是进献。风，指国风，意义取自不嫌弃微薄之物。雅，指大雅，行苇意义取自忠厚，泂酌意义取自即使是流动的雨水也可以供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