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注疏删翼卷二

译还有君道。六典已经灭亡很久了。用八法来治理官府：第一是官属，用来推行国家的治理；第二是官职，用来区分国家的治理；第三是官联，用来防范官府的治理；第四是官常，用来听取官府的治理；第五是官成，用来经营国家的治理；第六是官法，用来匡正国家的治理；第七是官刑，用来纠正国家的治理；第八是官计，用来断决国家的治理。注：百官所居的地方叫府，弊，就是断决的意思。郑司农说：官属指的是六官，它们的属官各六十人。《小宰职》说：“用官府的六属来推行国家的治理”。官职指的是六官的职责。《小宰职》说：“用官府的六职来区分国家的治理”。

译某氏说：“官职，是百官分工明确，各自有主管的职事。”

官联，是指国家有大事，一个官署不能独自承担，则由六官共同办理，称为联事通职，相互协助。《小宰》职掌说：“用官府的六联来整合国家的治理。”鹤山魏氏说：“周代的官联，其联事最为紧密，所以朱文公说一部《周礼》像盛水的容器一样滴水不漏。”

官常，是指各自统领其官署的常规职事，不是联事通职所共管的。王氏说：“常，指旧有的常规。”大概六官的联事，有法律所不能涵盖的，于是顺应时势建立事功，兴起机制以适宜变通。官常则是将过去所常行的做法，如今列为常规。《尚书》说：“用典常来作为准则，典是所遵守的法度，常是所遵循的常规，这与这里的官常相同。”

官成，是指官府办事的成品规格样式。《小宰》职掌说：“用官府的八成，来经邦治官。”法，是指职事所主管的法度。官职主管祭祀、朝觐、会同、宾客的，则各自有其法度。《小宰》职掌说：“用法度掌管祭祀、朝觐、会同、宾客的警戒器具。”○官刑，指司寇职掌的五刑，其中第四种叫官刑。上级能纠察职事。

王氏说：“《尚书》说：‘制定官刑，警戒在位者’，就是这个意思。”

官计，是指小宰的六计，用来考核群吏的政绩。

丘氏说：“官联、官常，各自达成一个官署的治理，所以不说邦治。”

用八则来治理都鄙。一是祭祀，用来驾驭神灵；二是法度，用来驾驭官员；三是废置，用来驾驭吏员；四是禄位，用来驾驭士人；五是赋贡，用来驾驭用度；六是礼俗，用来驾驭百姓；七是刑赏，用来驾驭威权；八是田役，用来驾驭民众。注：都人所居住的地方叫鄙，则也是法度。都鄙，是公卿大夫的采地，王子弟的食邑，周、召、毛、聃、毕、原等家族，在王畿之内的。

疏：亲近的王子母弟与公同处在大都，次亲近的与六卿同处在小都，再次亲近的与大夫同处在采邑。按《礼运》说：“天子有田地来安置他的子孙。”郑玄注《中庸》说：“同姓虽然恩情不同，但义理必然相同。”尊重他们的禄位，所以尊贵他们，不必授予他们官职。有官职的则依照公卿大夫的食邑，不必另外说明。○陈氏说：“先王建立都鄙，作为公卿大夫及王子弟的采地，居住在王畿之内。大的百里，次等的七十里，下等的五十里。其外有封疆沟木的坚固防御，其内有城郭、市朝、社稷、宗庙的区别，使他们早晚到王朝处理事务，退朝后在家吃饭。他们的家不出王城，而都鄙却在三百里之外。这就像百姓的住宅在国都，而受田在乡野一样。”○何氏说：“因为他们有邑，所以叫都；因为他们在国都的边远地区，所以叫鄙。”

祭祀他们的先君、社稷、五祀。

疏：按《孝经》大夫章不提及社稷，那么这是指诸侯卿大夫。如果是王子母弟及三公称诸侯的，则有五庙五祀，三社三稷。○叶氏说：古人虽然敬神，但未曾听命于神。三季没有灾害，就奉献祭品来告慰；牺牲肥壮，就奉献牲口来告慰。有功者无不报答。牺牲既成，祭品既备，然而发生旱灾水涝，就更换社稷。无功者无不剥夺。所以春官的都宗人、家宗人掌管祭祀之礼。凡是祭祀必定将福佑归于国家，国家有大故，命令祷祠必定向国家复命。大概他们的神灵都是君王所驾驭的。

法，是官员的法度。废，如同退。罢退那些无能者，举荐贤能者并安置他们。禄，如同现在的月俸；位，是爵位等级。郑司农说：“士，指学士。”

龟山杨氏说：“从乡里推举秀士，升荐给司徒；从司徒升荐到学宫，叫造士。然后大司乐评定造士中的优秀者，升荐给司马，叫进士。那么所谓的士，大概还没有禄位。司马辨别评定官材，评定后才授予官职；任命官职后才授予爵位；爵位确定后才给予俸禄。不在乡里修养，升荐到司马，就得不到禄位。所以用禄位来驾驭他们。太宰年终，命令百官端正其治理，接受其考核，听取其述职，而向君王报告废置。三年大考核群吏的政绩，而进行诛赏。那么作为吏员的人有职任，与士不同。所以用废置来驾驭他们。禄位、废置，起初并不相互依赖。而王介甫说：‘废置是用来治理他们的，禄位是用来对待他们的。治理他们的是政，对待他们的是礼。只以政治理他们，而不以礼对待他们，那么他们将免于刑罚却不知羞耻，这就失去了宗旨。’○我按：吏有职守，不能没有废置；士只录其贤者，诏令给予禄位而已。然而禄位给予贤者，那么不贤者也会在其下劝勉鼓舞而不自知。所以说禄位用来驾驭士人。先王爵禄人，天下日益趋向善；后世严苛法令繁杂策略，士中的贤者就怀疑，一旦有过失，只怕不暴露于天下，而最终很少有可用的士人。那么掌握驾驭士人权力的人，何不回到根本呢！”

赋，是按人口征收货币；贡，是功绩，九职之功所征收的税。

王氏说：征求没有节制，费用支出没有限度，这不是用来驾驭用度的方法。让所用只遵循赋贡，那么征收不加重而用度就足够了。○鹤山魏氏说：赋有分颁的意思，用井田所产来进献

译对于君王而言。如同《禹贡》中的赋税，与《左传》中“悉率敝赋”的说法，都分为三个等级。采邑所出产的物品以及兵役赋税之类，全都称之为赋。赋是上级颁布其标准，贡则是下级进献给上级。赋涵盖人力所出的部分，贡仅限于土地所产的部分。郑玄用汉代制度来解释经典，将赋理解为按人口征收钱币，三代时期怎么会有按人口征收的钱赋呢？唐代陆贽尚且认为向民间征收钱币是不方便的，何况是成周时期呢？○某氏说：根据民力来制定赋税，根据臣下的收入来制定贡品。

译礼俗、婚姻、丧纪，是旧时通行的制度。

龟山杨氏说：五方的百姓都有本性，他们安居、和味、适宜的衣服、便利的工具、完备的器物，是不可改变的。先王修明礼制来节制他们的本性，顺着本性来通达他们的志向，疏通他们的欲望，为他们制定节度文饰，引导他们使之成为风俗。用这些来驾驭他们，所以没有特殊的习俗。如果把它们分离成两样，那就错了。○刘氏说：用礼法来成就风俗，礼乐深入人心，风俗自然形成。○王氏说：各家各自形成风俗，没有可以效仿的对象，那就不是驾驭百姓的方法。○明斋王氏说：乡俗的礼制不同，但不妨害道义的，比如附祭有合有离，衣服有端、防、掖的区别，冠礼有醮有醴，顺着习俗来制定节度文饰，使百姓相安而不敢越轨。○刘氏说：刑罚用来诛杀恶人，奖赏用来劝勉善行，它们的威权都出自朝廷。○明斋王氏说：都城和边邑都有君主的道理，所以封地内的刑罚奖赏可以自行专断。方士所说的记录刑杀的成例，以及审理诉讼的人上报给国君，就像现在只题报知晓而不琐碎地兼听，所以事务治理好而上级安逸。放宽田猎和徭役来驾驭民众，那么卿大夫可以获得田猎，而《春秋左氏传》中郑国大夫丰卷请求田猎，子产不允许，是因为除了常规田猎之外，临近祭祀时获取新鲜猎物，只有君主才能做，大夫只允许常规田猎，所以礼书上说大夫不掩群，这也是常规田猎，丰卷想要完备地获取新鲜猎物，所以子产说只有君主使用鲜明（的猎物），大夫不合适。○王氏说：田猎用来简阅民众，徭役用来任用民众。○邓汝极氏说：驾驭就像马有衔勒，而操纵可以自行出自其中。祭祀有废除和设置，使没有僭越，所以也说驾驭。○庄渠魏氏说：先王建立都邑来分封公卿，大夫在王朝则是臣子的道理，用八法来治理；在封邑则是君主的道理，所以用八则来治理。法是遵从上面的命令而下面不能自行专断，则是接受上面的节制而下面可以自行专断。

用八柄告诫君王驾驭群臣：一曰爵，用来驾驭他们的尊贵；二曰禄，用来驾驭他们的富有；三曰予，用来驾驭他们的幸运；四曰置，用来驾驭他们的行为。

刘氏说：“安置他们在职位上，是用来劝勉他们的善行。”

五曰：生，用来驾驭他们的福泽；六曰：夺，用来驾驭他们的贫困；七曰：废，用来驾驭他们的罪过；八曰：诛，用来驾驭他们的过错。注：诏，告诫。爵：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幸，是说言行偶然符合善道，就有赐予，用来劝勉后来者。杂说：爵禄，是磨砺世道、激励愚钝的工具。古人制定爵位，必定依据德行；制定俸禄，必定依据功劳。大概是为了抑制人们侥幸的心理，而激发他们增进德行、兴建功业的志向，本来就不允许滥授。然而有应当得到的报答，也有特别深厚的恩惠。应当得到的报答，本来是人臣应该得到的，但人们或许视之为平常，而没有激昂自奋的志向。只有特别深厚的恩惠，以神妙的方式在不测中发挥作用，那么用来鼓舞人心，使他们奔走于事功的，又哪里会停止呢？这是八柄中“予”用来驾驭幸运者的深意。

生，犹如养育，贤臣中的老者，君王有办法养育他们。五福，第一是长寿。夺，是说臣子有大罪，没收家财。六极，第四是贫困。废，犹如放逐。诛，是责备。凡是说驾驭的，都是为了驱使他们进入善道。

杂说：八柄、八统都说“诏王”。这是因为赏罚诛废，不是臣下所能专断的，而亲亲等事，也应当由君王亲身实行，然后才能教化人。虽然太宰无所不统，但都是用来告诫君王。《易经》说：“阴虽然有美，含藏它来顺从王事。”《礼记》说：“虽然有庇佑百姓的大德，不敢怀有君临百姓的心。”《尚书》说：“不要自作福威。”意义是一样的。○我按：后儒解释“生”为“赦宥”，八议一条，八柄中正不可少，但仔细品味“福”字，则与养老相合，保留下来以备参考。○鹤山魏氏说：八则、八柄，说驾驭共十六个字，只应当通作一个意义来讲。康成用“驱”而纳入善道，来解释“驭”字，不知道祭祀如何“驱”神以纳入善道。我私下认为古代的“驭”，斟酌快慢，自有其法，应当解释为品节而归于规范的意思。比如祭祀就斟酌天神、地祇、人鬼的品节而不违背法则，大概就可以驾驭神了。这样那么其他的“驭”字都可以通晓了。又其中用汉制没收家财作为夺，用来驾驭贫困，尤其有害于义理。三代怎么会有没收人臣家财的法律？古代对待臣下没有断绝的法度，比如臣子离开国家，乘坐素车白马穿着丧服出行，虽然被放逐在郊外，但爵禄仍有诏令在朝廷，出入仍有诏令在国家，三年后才收回他的田产，虽然剥夺他但不使他的妻子儿女陷入匮乏断绝。所以礼制为旧君有服，上下都以忠厚存心，如此至极。到了战国孟子才有视臣如草芥寇仇的言论。比如臧武仲离开国家，还凭借防邑请求在鲁国立臧为为后，因为凭借防邑请求立臧为为后，所以孔子认为是要挟君主。这是三代的法度，臣子有罪而剥夺爵位之类，也必定斟酌而不使至于贫困，这就是它之所以为驾驭的原因，而康成误解经义，或许引导后世君主以虏役的方式对待臣下，其祸害实在严重，应当表彰并指出。

用八统告诫君王驾驭万民：一曰亲亲，二曰敬故，三曰进贤，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贵，七曰达吏，八曰礼宾

译注：统，是用来统合率领以平等对待万物的。亲亲，就像尧亲近九族一样。敬故，是不怠慢旧臣。贤，是有良好品行的人；能，是拥有多种才艺的人。保庸，是安抚有功之人；尊贵，是尊崇天下尊贵之人。孟子说：天下通行的尊贵有三样：爵位、道德、年齿。《祭义》说：先王用来治理天下的五条原则是：尊重有德之人，尊重尊贵之人，尊重老人，敬重长辈，慈爱幼小。达吏，是考察举荐勤勉辛劳的小吏。礼宾，是礼遇诸侯宾客，以此向百姓展示亲近仁德、善待邻邦。

译临川王氏说：用亲近亲属的原则来治理，百姓就不会遗弃自己的亲人；用尊敬旧友的原则来治理，百姓就不会怠慢自己的故旧；用举荐贤人的原则来治理，百姓就知道德行是不可不追求的；任用有才能的人来治理，百姓就知道才能是不可不勉力修习的；用保护功劳的原则来治理，百姓就知道真实的功绩是不可损害的；用尊重显贵的原则来治理，百姓就知道爵位命官是不可凌犯的；用通达官吏的原则来治理，百姓就知道蒙蔽上级是不可做的；用礼遇宾客的原则来治理，百姓就知道人际交往应当合乎礼仪。○又说：总括而言，只要举起这些纲纪，其他方面就会随之顺从。○刘氏说：《常棣》这首诗，体现的是亲近亲属；《伐木》体现的是尊敬故旧；《南山有台》体现的是举荐贤人；《采薇》体现的是任用能人；《彤弓》体现的是保护功劳；《湛露》体现的是尊重显贵；《棫朴》体现的是通达官吏；《鹿鸣》体现的是礼遇宾客。○节卿郑氏说：八柄八统，太宰一定要用来告诫君王，为什么呢？大概圣人的道理，有常规也有变通。常规，是法律的常态；而变通，是法律的权变。太宰坚守常规，所以他对待百官万民，有确定的法则。君主运用权变，所以疾速进退的权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而百官万民不能拿着固定的法则来要挟君主。虽然如此，权变固然君主可以运用，但必须等待太宰的告诫，这也是考虑到最终的结果，并考察其中可能产生的弊端。○盱江何氏说：统，就是纲的意思。梁氏说：驾驭群臣，掌握的是权柄，所以称为“柄”；驾驭万民，举起的是纲纪，所以称为“统”。○仲舆郝氏说：柄崇尚严厉，统崇尚宽缓。用严厉来约束臣下，用宽缓来调和百姓，这是操纵治理的关键。○我按：臣子各自敬重自己的职责，用来报答君主。从君主的礼节来说，是由臣子倡导的。因此先王敬重上天，就不能不敬重那些辅助自己侍奉上天的臣子；先王敬重百姓，就不能不敬重那些辅助自己养育百姓的臣子。如果不这样，君主对臣子失礼，臣子必定会荒废他们侍奉上天、牧养百姓的职责。那么不敬重臣子，就是不敬重上天和百姓。不敬重上天，上天就会厌弃他；不敬重百姓，百姓就会仇视他。八统从“敬故”以下，先王敬重体恤臣子做到了极致，而郝氏认为用严厉来约束臣下，用宽缓来调和百姓，这难道还是后世拘泥于文法条令的习气吗？

用九种职事来任用万民。第一种是三农，生产九种谷物；第二种是园圃，培育草木；第三种是虞衡，制作山林川泽的材用。

或说：掌管山林的叫虞，掌管水泽的叫衡。

第四种是薮牧，繁殖鸟兽；第五种是百工，整治转化八种材料；第六种是商贾，使货物财宝流通丰富；第七种是嫔妇，加工治理丝麻。

或说：将丝加工成帛，将麻加工成布。

第八种是臣妾，聚集收敛，疏通财用；第九种是闲民，没有固定的职事，临时转移从事工作。注：任，就是树立的意思。

疏：倳，就是树立的意思，使百姓的职业得以确立。

郑司农说：“三农指平地、山地、水泽。九谷：黍、稷、秫、稻、麻、大豆、小豆、大麦、小麦。八材：珍珠叫切，象牙叫磋，玉石叫琢，石头叫磨，木头叫刻，金属叫镂，皮革叫剥，羽毛叫析。转移从事他人的职事，就像现在的雇佣一样。”〇认为三农包括原隰和平地，九谷没有秫、大麦而有粱〇。种植瓜果蔬菜叫圃，种植树木叫园，园圃都有篱笆。虞衡是掌管山林川泽的官员，主管山林川泽的百姓。

疏文既然说虞衡是掌管山林川泽的官员，又说山林川泽的百姓，是想表明虞衡是官员，不是缴纳赋税的人。因为山林川泽的百姓没有特定的名称，所以借用虞衡这个官名来表示那里的百姓。山泽叫虞，川林叫衡，那么衡并不掌管山泽，却说虞衡制作山泽的材用，是想互相列举以表明山泽兼有川林的材用。

水泽没有水叫薮，牧田在远郊，都是畜牧的地方。金玉叫货，布帛叫贿，嫔妇是对女性美好的称呼。

潜溪邓氏说：“嫔指有丈夫的女子，妇指有婆婆的女子，丝指已经缫过的茧，枲指尚未缉合的麻。”

臣妾是男女贫贱者的称呼，疏材指草木的根实可食用的部分，《尔雅》说：“疏不熟叫馑。”

刘氏说：九职，就是任用天下的百姓从事九件事。颁布职事，由大司徒掌管；任用百姓并征收财赋，由闾师掌管。太宰所掌管的，是让万民用九职作为职业，那么普天之下，四海之内，没有夷狄的风俗来扰乱华夏，没有邪道来迷惑众人，没有游手好闲而失去职业的人，大家都安居在乡里，遵循礼义而合乎五常。太宰之所以能在天下建立最高的准则，说的就是这个吧？明道程氏说：古代四民各有固定的职业，而农民占十分之八九，所以衣食容易充足，百姓没有困乏。后世的游民多了，看他们穷困辛苦，孤贫疾病，变得欺诈狡猾以求生存，却常常不足以维持生计，日益增多，长久下去会怎样呢？如果不是圣人能够变革通融，怎么能免除祸患呢？难道可以说无可奈何而已吗？这应该斟酌古法变革今制，平均多寡，怜悯寡少，逐渐为他们安排职业来救济他们。○东莱吕氏说：民事固然不可缓办，但鸟兽草木难道可以说是最微小的事物而不加以防范吗？圣人是天地万物的主宰，看到天地间有一物不得其所，圣人也会为之不安，认为这是自己职责未尽。所以《尧典》在“厥民析”之后接着说“鸟兽孳尾”，《舜典》说“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由此可以看出圣人参与天地化育，没有一念忘记万物。后世的君主只说强兵富国是自己的职责，百姓尚且不体恤，何况万物呢？读《周礼》的人要知道圣人包容天地、化育万物的广大气象。

译节卿郑氏说：先代圣王与百姓共同谋求生计，后世则是百姓自己谋求生计，到了如今百姓竟然没有赖以生存的手段了。与百姓共同谋求生计，我不敢期望后世能做到，但听任百姓自己谋求生计，难道不可以吗？如果不听任百姓自己谋求生计，以至于百姓没有赖以生存的手段，百姓的痛苦就达到极点了，而残暴的君主和贪污的官吏又接着搜刮剥削他们，日夜仇视百姓并向他们征收赋税，不把百姓逼到贫困窘迫、崩溃离散的地步就不肯停止，那么那些没有赖以生存手段的百姓，于是就有了轻视自己生命的人了。我曾经观察周代先王用来与百姓共同谋求生计的方法，不是一件事。划分九百亩为井田，中间作为公田，八户人家各自私有一百亩，使他们互相供养、互相滋生，像这样就足够了。设立比、闾、族、党、州、乡等基层组织，设立邻、里、酂、鄙、县、遂等行政区域，修筑沟渠、河流、田间小路和道路，来安定百姓的生活；设立祈祷祭祀、医药、救济、补助等措施，来保卫百姓的生活，像这样又足够了。但先王还认为不够，认为王畿之内都是平等的百姓，而没有特别富有的人。谋生的器具虽然大致够用，但在祭祀丧葬方面仍然有所不足，需要从常规定额之外获取，于是颁布了九种职业的职责。即使是臣妾和闲散百姓也不敢遗漏。在那个时候，难道还有从事农业的人一个而吃饭的人六个，从事手工业的人一个而使用产品的人六个，从事商业的人一个而依赖资金的人六个的情况吗？百姓因此乐于上级爱护自己，而忘记了劳苦，共同缴纳赋税来供给上级，以满足粮食赋税的需求，以满足军国之用。而先王尚且不敢安然享受这些，一斗粟一尺帛都有官吏掌管，仔细考核防备计算，还担心使用不当。偶尔有水旱灾害导致收成不好，就焦急恐惧，免除租税拿出粮食，想要减少膳食而不享用，快乐啊。先王给予百姓的非常丰厚，索取的非常微薄，而使用的非常节省，就是这样的。自从井田制破坏后贫富不均，上级尚且不能控制百姓的固定产业，何况敢期望他们履行九种职业的职责呢？于是百姓开始自己谋求生计，有父子兄弟夫妇的团聚，却没有衣食生养的资财，穷困居住、窘迫处境，无法自给自足，离开家乡去做工匠技艺，前往他处做商人，不得已去做雇佣仆役。而百姓谋生更加辛劳，加上水旱灾害的逼迫，军旅劳役的驱使，疾病死丧的困苦，于是百姓开始没有赖以生存的手段了。不回归根本，反而另想改变法令，来谋求增加财富，上至公卿大夫，下至各部门官员，内外的学士大夫，日夜讲求理财的策略，百姓怎么能够富足而国家怎么能够承受呢？先王的事迹，我确实不敢期望后世能做到。如果不行，那就听任百姓自己谋求生计吧？

译通过九种赋税来征收财物。第一种是邦中的赋税，第二种是四郊的赋税，第三种是邦甸的赋税，第四种是家削的赋税，第五种是邦县的赋税，第六种是邦都的赋税，第七种是关市的赋税，第八种是山泽的赋税，第九种是币余的赋税。注：郑司农说，邦中的赋税是二十税一，其他各地依次递减。币余，指百工剩余的物品。〇所谓赋，是按人口定额征收货币。卿大夫按时统计各家人口的多少，辨别其中可以服役的人。国中地区从七尺高到六十岁，野外地区从六尺高到六十五岁，都征发服役。邦中是指在城郭内的居民，四郊是距离国都百里之地，邦甸是二百里之地，家削是三百里之地，邦县是四百里之地，邦都是五百里之地，这些都是平民。关市、山泽，是指垄断各种货物。币余，是指垄断售卖国中废弃的货币，这些都是从事末业应当增加赋税的，就像现在商人加倍征收算赋一样。

唐氏说：以前的儒者认为万民有九职的贡赋，又有九赋按人口定额征收货币。先王取之于民的比例是什一，贡赋和九赋加起来不是接近两倍了吗？古代的赋税，都是根据百姓所有的东西来征收，难道像后世那样按人口定额征收货币吗？先儒看到太府既说了九赋，又说了万民和诸侯的贡赋，认为九职既然已经贡纳了实物，不得不把九赋解释为按人口定额征收货币。又看到司会致邦国的财用，命令田野的财赋，命令民职的财用，也分为三类，更加相信这种说法，只是没有深入考察罢了。太府说九赋，是从颁赐财物的角度说的，并不是让百姓既贡纳实物，又征收货币。闾师征发民力只限于国中和四郊，而甸、县、稍、都不包括在内。县师征发野外的赋贡，而国中和四郊不包括在内。载师任用土地，又有在乡、遂、井、牧之外的地区，所以司会互相补充，以完备九项功绩。在九赋中说到民职，只是说田野罢了。关市、山泽、邦中的赋税，都在九赋之中，难道田野所能涵盖的吗？而甸、稍、县、都，难道没有民职的财用吗？九赋出自九职，九职输纳成为九赋，难道有赋税又再责求贡纳吗？所以在九职中说任用万民，在九赋中说征收财物，在九式中说调节财用，大宰的职责非常明确了。○节卿郑氏说：王畿之外有贡，王畿之内有赋，有税，有征，征收的名目，它们的区别是怎样的？回答说：公田用来收税，私田用来出赋，征敛是赋税的总称。家征、力征，是从一家剩余劳动力的角度说的。夫征、地征，是从一夫私田的赋税角度说的。如果是王畿之外的诸侯，就吃公田的税作为俸禄，干私田的赋作为贡品。学者对于贡、赋、税的说法，为什么如此纷纭呢？我请略去公田的税，先讨论王畿之内的赋，其次讨论王畿之外的贡，然后纷纭的说法就可以全部驳倒并统一了。人们只看到税用来充足粮食，赋用来充足军备，就认为民赋只限于兵车，把九赋当作诸臣禄田的赋税，这是不对的。税虽然只有一种，而赋则有三种：凡是起用徒役，不超过每家一人，这是兵赋。甸出长毂一辆，这是车赋。第一是邦中，第二是四郊以下，这是九等之赋。当时正有事变，就农民出一兵，甸出一车；事变平息，就兵还于农，车还于甸。虽然名为赋，实际上是让百姓自卫，有充足军用的作用，而没有充足国用的作用。国家的大用，有祭祀，有宾客，有丧荒羞服，有工事币帛刍秣，匪颁好用不调之民，将向谁责求供给呢？于是开始在百亩私田上，制定九等之赋，劝勉九职的任用，以代替九赋的支出。考察《周礼》，国中四郊的赋税，由闾师征收；野外的贡赋，由县师征收；委人征收薪刍木材，兽人、廛人收取毛皮筋角，角人、羽人收敛齿革羽翮，丱人收取金玉锡石，泽虞取国泽材物，掌葛、掌染草征收絺绤。起初，以九谷为主；最终，以九职的物品充作赋税。起初，以五等分轻重；最终，以年成的好坏决定征收。法究观一书，之所以孜孜不倦于田赋，大概是因为它没有立法。至于公田什一之税，《周礼》何曾说过？难道只有公田，大宰九等之赋，不说军旅，也是因为一兵一车的支出，自有定制罢了。推广到王畿之外，则有异名而无异法。诸侯在国中吃税，则税的名目变为禄；向王纳赋，则赋的名目变为贡。始于太宰致其用，中于司马制其赋，终于小行人令其献。考察职方氏，从杨州的金锡，荆州的丹银，一直到并州的布帛，这都是取贡以充赋。又考察大行人，从侯服的祀物，甸服的嫔物，一直到要服的货物，这是变服而为贡。其委曲纤悉，与王畿之内无不相应。曾经用《禹贡》一书考察，然后《周礼》贡、赋、税的区别，源流贯通，更加无可怀疑。冀州在王畿之内，是尧的都城，它的赋税为上上等，田地为中中等，这是公田的税，虽然等级在五等，而私田的赋税析以他物，则其等级实在第一等。这就是大宰的九赋。八州在王畿之外，是诸侯国，田赋之下，于是开始设立贡篚的制度。有金木铅石的贡，有漆丝羽茅的贡，有球琳琅玕银镂砮磬的贡，这就是大宰的九贡。

译然而《禹贡》与《周礼》稍有不同之处，《周礼》中王畿内的赋税，通称为贡，而《禹贡》则专门称之为赋；《禹贡》中王畿内的赋税，专门以米粟之类缴纳，而《周礼》则杂用其他物品替代，这仅仅是细微的差异罢了，不妨碍它们本质上的相同。周朝衰微，王制不明，贡、税、赋的制度不再存在。成王、周公制定的制度，在鲁宣公时开始实行“初税亩”，因此在公田之外，又对私田的亩数征收十分之一的税。虽然赋税制度尚且完好，但到了鲁成公时实行“作丘甲”，每三个甸邑增加一辆兵车的赋税，这已不是《司马法》的旧制了。鲁哀公时实行“用田赋”，受田百亩就要缴纳二十亩的赋税，私田的赋税，也不再是《载师》的旧制了。至于诸侯国的贡品，更加悖谬而没有统绪。包茅不进贡，天子的祭祀用品不供给，这说明诸侯已经不向天子进贡了。子产说郑伯是男爵，却让他按公侯的标准进贡，这说明晋国向诸侯索取贡品，又难以应付了。这难道仅仅是违背周朝的旧法吗？虞、夏的贡赋之法，自夏、商、周三代以来所谓相承而不废的，到了春秋时期就扫地以尽了。唉！读《周礼》，可以看到周朝兴盛的原因；读《春秋》，可以看到周朝衰微的原因。○贵与马氏说：按自秦朝废除井田制，破坏什一之税的法度，任凭百姓耕种，不计算多少，于是开始舍弃按地征税而改为按人征税，征收的赋税比古代重二十倍。汉高祖开始减轻田租，实行十五税一，后来甚至达到三十税一，这都是按照田地面积征税。然而汉朝也有按人征税的法度，按汉高祖四年开始实行算赋，百姓十五岁以上到六十五岁缴纳赋钱，每人一百二十钱为一算，七岁到十五岁缴纳口赋，每人二十钱，这是每年所出的。然而到了汉文帝时，就命令成年男子三年服役两次，赋税四十钱，这意味着算赋减少了三分之二，而且三年才征收一次，那么成年男子一年所出的赋税不过十三钱多一点，赋税很轻。到了汉昭帝、宣帝以后，又时常有减免。大概汉朝官府没有授田、限田的法度，所以富强的人田产连绵不断，而贫弱的人连插锥之地都没有，因此田税根据占有田地的多少来决定厚薄，而人税则不分贫富，然而所征的人税每年不过十三钱多一点罢了。到了魏武帝刚平定袁绍时，才命令田地每亩缴纳粟四升，又每户缴纳绢二匹、绵二斤，那么按户口征收的赋税才开始加重了。晋武帝又增加到绢三匹、绵三斤，赋税更加沉重。然而晋朝的制度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以及成年男女占田各有差别，那么缴纳这些户赋的人，也都是有田的人，不是凭空征税，所以赋税比汉朝重是适宜的。从此以后相承，户税都很重。然而到了北魏时均田法大行其道，北齐、北周、隋、唐沿袭它，赋税沿革略有不同，史书文字简略不能详细知道。但大概按亩征税的法令少，按户征税的法令多。然而那时每户都授予田地，那么虽然不必按亩计算征税，只是逐户征收，那么田税也就包含在其中了。到了唐朝才开始分为租、庸、调。田地缴纳粟稻作为租，人身和户缴纳绢、布、绫、绵等物品作为庸和调。然而口分田、世业田，每人有一顷田地，那么也不不同于北魏以来的法度。而所谓的租庸调，都是这些受田一顷的人所出的。中叶以后，法制败坏松弛，田亩在百姓手中不能禁止买卖，官府授田的法度完全废除，那么以前所谓缴纳庸调的人，大多是没有田地的人了。却想要按照户籍来征收，让他们与豪富兼并者一样缴纳赋税，可以吗？更何况遭遇安史之乱，百姓流离转徙，户籍簿册只是空文，哪里能依据它来定额度呢？大概在大乱之后，人口死亡迁徙虚耗，哪里还能保持太平时期的旧状？不可转移、不会失陷的，只有田地罢了。那么看大历十四年垦田的数量，来制定两税法，虽然不是治国的长远规划，却是救弊的好方法。陆宣公与齐抗所说的，固然切中要害。然而一定要恢复租庸调的法度，必须先恢复口分田、世业田，均分天下的田地，使贫富相等才可以。如果不能均田，那么两税法就是不可改变的法度了。大概赋税必须看田亩，这是古今不可改变的法度。三代的贡、助、彻，也只是看田地来征税，不曾另有按户口的赋税。大概虽然授予百姓田地，而不曾另有户赋的，是三代；不授予百姓田地而减轻户赋的，是两汉。因授田的名义而加重户赋，田地是否授予不固定，而赋税加重后已不可再减轻，以至于成为百姓的祸患，那么从魏到唐朝中叶就是这样。自从两税法实行后，这种弊端就革除了，难道可以因为它出自杨炎而轻视它吗？○明斋王氏说：按人口率征收钱币，对商贾征税，出卖官物有利息，都是汉朝以后的事，用来解释九赋，错误很大。大概自邦中、四郊、甸削、县都都是田赋。关市有税，布山农、泽农有十一之贡，这些都是正赋。只有币余，是九式的费用，所余的详细见于职币。古人节约用度，所以用于上面而有币余；后世横征暴敛，所以取之于下而有羡余。名称相似而实质不同。○按集说王氏说：币余，是职币所说的收敛官府、都鄙以及凡使用邦财者的钱币，振掌事者之余财是也。余财是邦物而称为赋的，既然已经供给，又振掌使之归于国，所以也称赋。

译用九种标准来均衡节制财政开支。第一种是祭祀的标准，第二种是接待宾客的标准，第三种是丧葬灾荒的标准，第四种是膳食服饰的标准，第五种是工程营造的标准，第六种是馈赠币帛的标准，第七种是饲养牲畜的标准，第八种是赏赐群臣的标准，第九种是宴饮好尚的标准。注：式，指使用财物的节制法度。羞，指饮食物品。工，指制作器物的人；币帛，是用来赠答慰劳宾客的物品；刍秣，指喂养牛马的草料谷物。匪颁，指君王分赐给群臣的物品；好用，指宴饮好尚所赐予的物品。

疏：祭祀的标准，比如大祭、次祭使用大牢，小祭使用特牲之类；接待宾客的标准，比如上公级别的饔饦九牢，飱食五牢，五积之类；丧葬的标准，比如诸侯及臣下的丧事，含玉、襚衣、赠物、奠祭、赙赠、赗车之类；灾荒的标准，指凶年有所施舍救济。羞，指君王的膳食；工事，指百工制作器物。○杂说认为，九式均衡节制财用，正是太宰端正君王心志的职责，是大臣的事务。○刘氏说：成周时期并非没有财用，而一定要均衡节制，有两层意义。因为均衡节制所以财用有余，那么国家遇到凶荒变故时，这九项大礼不必向百姓征敛而自给自足，这是圣人仁爱百姓的表现。因为均衡节制以确立制度，那么继位的君主不敢逾越，也不敢废除，而公侯伯子男因此等级高低有所区别，那么天下人就知道如何节制用度而爱护百姓。圣人制定九式的原因就是这样。○《周礼菁华》说：只有财用由有司供给，而法度由太宰执行，所以人主不敢违背法度而过度索取，百官有司也不敢违背法度而过度供给。宰夫依据法度掌管祭祀，酒人依据法度提供酒材，掌皮依据法度分发皮革，委人依据法度供给薪柴木材，职币依据法度收敛币帛余款，职岁依据法度协助迎防，大府依据法度分发货贿。人主的私心因法度而受阻，那么奢侈之心因法度而消减。国家用度不枯竭，民力不匮乏，而王府的财用才开始充沛有余。正是论述治理国家的地方，根本在于此，而没有败坏。大体上太宰所说的理财，只急于管理支出而已。因为财物多了，下面使用的人容易失去控制导致渗漏，上面索取的人每常担心过度。九式的法度不过是用来约束人主，也用来防范百官有司失物败名。法度不行，上下才开始互相征利。○龟山杨氏说：先王所说的理财，并非将天下的利益全部据为己有，而是取之有道，用之有节，且各符合义理。取之不以正道，用之不以节制，且不合乎义理，那就不是理财了。所以周官用九职任用百姓，然后用九赋征收赋税，九赋的收入各有等待，不相侵扰，而太宰又用九式来节制。下至刍秣工事，匪颁好用这些细微之处，都有法度，即使是人主也不能逾越。年终制定国家用度，就量入为出，这就叫制度。有不按法度执行的，太宰就可以均衡节制，所谓君王及后世子孙不防备的，虽然说不防备，但实际上无需防备。世俗儒者认为至尊不能用法度制约，这不是正确的言论。○贵与马氏说：查考古今号称国家富裕的，没有比得上隋朝的，然而查考史传，却未见其有富国之术。大概周朝时，酒有专卖，盐池盐井有禁令，入市有税收，到开皇三年一并废除。酒榷盐铁市征，是后世认为关乎国家财政的大事，而隋朝一无所取，所依赖的只是赋税而已。然而开皇三年，调绢一匹减为二丈，役丁十二番减为三十日，这是采纳苏威的建议。接着开皇九年，因为江表初平，免除十年赋役；其余各州也免除当年租赋十年。因为天下无事，更加宽缓徭役赋税，百姓年满五十岁的输庸停放十二年。诏令河北河东今年田租减三分之一，兵役减半，功调全免，那么对于赋税又如此宽宏。然而文帝受禅之初，就营造新都，迁徙居住；接着平定陈朝，又接着讨伐江南岭表的反叛者，那么这十余年间，营造征伐未曾停止。史称帝对于赏赐有功之人，更加不吝惜，平定陈朝凯旋，于是进行庆赏，从门外夹道陈列布帛堆积，直达南郭，依次颁给，所费三百多万段，那么又未曾吝惜财用。既然不是苛敛赋税来取财，且时有征役来耗费财，而赏赐又不吝惜财，那么应该用度空匮，为何如此殷实富裕？史家寻求其说法而不可得，就认为帝亲身践行节俭，六官穿着洗过的衣服，车驾供御有旧坏的，随即命令修补使用，非宴享不过一道肉。有司曾经用布袋装干姜，用毡袋进香，都认为是费用大，加以谴责。唉！这样才知道《易经》所谓“以制度节制，不伤财，不害民”，孟子所谓“贤君一定恭敬节俭礼待下属，取之于民有制度”，确实是治理国家的良策，而不是迂阔的言论。汉隋二文帝都因亲身践行朴素节俭而富国，汉文帝师法黄老，隋文帝任用法律，而所行暗中契合圣贤如此。后来谈论孔孟却实行管商之术的人，却说“如果善于理财，即使以天下自奉也可以”，而其党羽于是倡导“丰亨豫大”“唯王不防”的说法，用六艺文饰奸言以误人国家。至于其富国强兵的效果，则远远不及隋朝。

译严重了，难道不荒谬吗？○杂说：大宰的九式中没有见到朝觐、会同、军旅、田役的式，小宰掌管会同、祭祀、宾客、朝觐的警戒器具，军旅、田役、丧荒也如此。我曾经考察过，朝觐、会同所使用的不过牢礼、委积、膳献等，这自有宾客的式；军旅、田役所使用的也不过工事、币帛、刍秣、匪颁而已。大宰既然有工事的式，那么像司弓矢、司甲、缮人、槀人、弓人、矢人、庐人、车人所应当供给的，都有法式；既然有币帛的式，那么外府所说的供给其财用的币赍，也有法式；既然有刍秣的式，那么委人供给军旅的委积、薪刍、凡疏材，也有法式；既然有匪颁的式，那么司勋赏地之政令等，也有法式。这九式虽然没有提到它们，但实际上并不超出九式的范围了。军旅中最紧急的，只有粮食罢了。周官理财治兵的事，极其详细，难道有军旅这样重大的事反而忽略吗？大概成周的时代，用井田制军赋，居住的人有积仓，出行的人有裹粮，人人自备，官府不参与其中。而官府中只有廪人治理粮食，仓人供给道路上的谷物、饮食的器具，遗人凡是师旅掌管道路上的委积，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等待官府中供给军用的，所以小宰命令他们，因此大宰的九式、九赋不涉及这些，而小宰的七事未曾不涉及的意思，军国之事各有主管，不同于后世君主把甲兵钱谷之事问到庙堂上了。○叶氏时说：九赋之后紧接着九式，没见到理财先见到节财，那么周公的节财就是用来理财的。他说均节是什么意思呢？均，是想要其多寡丰杀得到适中。均节，是人情所安适的；苦节，是人情所厌恶的。安适就长久，厌恶就容易穷尽。那么用均作为节，这又是圣人节财的方法吗？○庄渠魏氏说：均节，是用三十年的通制来制定国用，总计国家赋税一年收入多少，国家费用一年支出多少，以四分为率，量用其三而存其一，三十年就有十年的积蓄。国家不幸多事，不需要增加赋税来使百姓困苦；百姓不幸有水旱灾害，我又可以免除赋税，以此来培养君王的仁心，助成恭敬节俭的德行，而在奢侈未萌发时就加以禁止。

译用九种贡赋来满足邦国的用度：第一是祀贡，第二是嫔贡，第三是器贡，第四是币贡，第五是材贡，第六是货贡，第七是服贡，第八是斿贡，第九是物贡。

注：郑司农说，祀贡是牺牲、包茅之类；器贡是宗庙的器物；服贡是祭服；斿贡是羽毛；物贡是九州之外的地方，各自以所珍视的物品作为信物，肃慎氏进贡楛矢之类，就是如此。

〇谓：嫔贡是丝麻；器贡是银、铁、石磬、丹砂、漆；币贡是玉、马、皮、帛；材贡是櫄木、榦木、栝木、柏木、篠竹、簜竹；货贡是金、玉、龟、贝；服贡是细葛布、苎麻布；斿贡是燕好、珠玑、琅玕；物贡是杂物、鱼盐、橘柚。

疏：这是指诸侯邦国每年的常规贡赋，《小行人》说“命令春天进贡”，说的就是这个。《大行人》说“侯服每年朝见一次，进贡祭祀物品”，那是指因朝见而进贡，与这里不同。只是诸侯国内征收民税，大国进贡一半，次等之国进贡三分之一，小国进贡四分之一。所进贡的物品在市场上购买，应当是本国出产的美好物品，《禹贡》所说的“厥篚厥贡”之类就是如此。

〇又说：《大行人》因朝见而进贡，可以得到成型的器物和成型的衣服。这每年的常规贡赋，不能得到成型的器物和成型的衣服。斿贡根据人的燕好，不能根据物品。上文说生称九州之外，世代朝见一次，没有这种每年常规贡赋的法度，所以后郑在第四贡之后都不赞同先郑的说法。

〇王氏说：先王生财有正道，取材有义理，用财有礼仪。九职是用来生财的，九赋是用来取财的，九式是用来用财的。有正道来生财，有义理来取财，有礼仪来用财，然后才能制服天下，那么诸侯的君主就没有谁不敢来进献，而邦国的用度就可以得到了。这就是九贡排在九赋、九式之后的原因。

〇龟山杨氏说：致，是使它们自己到来。如果天王索取车马、索取金银，那就不是自己进献了。

〇陈氏说：采邑有赋而没有贡，邦国有贡而没有赋。凡是赋有甸、稍、县、都，而九贡说“满足邦国的用度”，说的就是这个。《禹贡》八州有贡，只有冀州没有贡，因为畿内是君王所食，只征收其赋税罢了，不叫做贡。

〇王氏说：畿内以上取下来叫做赋，表明公上均节制度的规范；邦国以下奉上叫做贡，彰显臣子忠顺的节操。

〇三山林氏说：先王制定贡赋，根据土地所适宜的情况来安排政事的次序，也根据远近来规定详略的差别。传文说：“上面用来供给祭祀的物品，让侯服进贡”，这是上先下后的意思；“里面用来供给嫔妇的物品，让甸服进贡”，这是内先外后的意思。传文说：“先王制定贡赋，那么近处没有不听从的，远处没有不服从的”，都是因为这个道理。

〇东莱吕氏说：禹制定贡赋，只是根据土地的情况罢了，不是土地所出产的不强求于民。所以青州、兖州同一方，漆和麻，是兖州出产而不强求于青州；雍州、梁州同域，琳琅是雍州出产就不强求于梁州。说“齿革”、说“羽毛”，只有金荆有，〇也有，所以两州共同进贡；说“纎缟”、说“纎纩”，徐州出产豫州也出产，所以两个篚共同进献。当时的制度，其便利就是这样。到了《周官》大宰用九贡来满足邦国的用度，立为定制，不根据九州所出产来论，这与《禹贡》不同，现在用闾师来考察，那么任圃种植草木，任工从事材事，进贡器物货贿之贡，任商从事市事，进贡布帛之贡，任嫔从事女事。那么知道大宰所说的，只是名称；闾师所掌管的，则是实际。根据土地适宜而进贡其物品，与《禹贡》有什么差别呢？

〇杂说：说满足邦国的用度，不是不用物品就不进贡，那么珍禽异兽不在国内养育，所谓不珍视异物，轻视实用物品。

〇潜溪邓氏说：九职之前，是赋，说明赋的来源，民职之外没有赋。九式之前，是贡，说明贡的来源，式用之外没有贡。式的次序，赋贡的次序，是式，说明国家没有奢侈的用度，没有浪费的费用，而赋贡都尽在于式中。宰制国用，必定由此而来。

用九种纽带联系邦国的民众，第一是牧，以土地得民；第二是长，以尊贵得民；第三是师，以贤能得民；第四是儒，以道义得民；第五是宗，以宗族得民；第六是主，以利得民；第七是吏，以治理得民；第八是友，以任用得民；第九是薮，以富裕得民。

注：两，就是耦，用来协调耦合万民。系，是联结缀合。

仲舆郝氏说：“民有耦就不离散，民与君系结就成耦。防则独，桀纣成为独夫，没有能够成两的。”

牧是州长，九州各有封域，用来居住民众。

疏：二百一十国为一个州，州有伯，伯就是长，选拔贤能的侯来做，各有分地。

〇王氏说：先王在千里之外，建立五等诸侯，五国作为一个属，属有长；十国作为一个连，连有帅；三十国作为一个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作为一个州，州有牧。九州的牧，不仅有其俸禄，而且有其土地，所以以土地得民。只说牧，是举尊来见卑。

长是诸侯，一邦的尊贵，民众所仰仗的。

王氏说：“都鄙的长官，有俸禄而不世袭，不能拥有土地，所以说以尊贵得民。”

师

译诸侯的师氏，是以道德品行来教化百姓的人，称为儒；诸侯的保氏，是以六艺来教化百姓的人。

译杂说：师和儒，像孔子、孟子那样，没有土地和爵位，而百姓归附他们，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可以成为世人的表率。

宗，是指继承别子作为大宗来凝聚族人的人。

疏解《礼记·大传》说：“继承别子的是大宗，相对于继承父亲的是小宗。”又说：“尊敬宗子，所以能凝聚族人。族食、族燕，是用来凝聚族人的。”这里的民就是指族人。○杂说认为：“先王用宗族来维系百姓，以此来统一天下。后世只看到其中的害处，而看不到其中的利益，于是使得先王良法美意无法再施行。比如商代的七族，实际封给了康叔；怀姓九宗，实际封给了唐叔。如果说世宗大族对国家有害，那么成王难道对两位叔父不仁吗？因此，强宗大族，其礼义足以整顿家族，其风尚足以引导习俗，这正是治国者用来治理国家的手段。不幸的是，鲁国的桓氏、齐国的田氏，吞并国家、驱逐君主，于是大家认为大族不可容纳。汉高祖定都关中，迁徙齐国的田氏；楚国的昭氏、屈氏，汉武帝用六条诏令考察官吏，首先就提到强宗大族。逐渐衰败到无法振兴的地步。北魏分割防范户口，先王通过宗族获得民心的意图几乎无法再收回了。”○横渠张氏说：“统摄天下人心，凝聚宗族，敦厚风俗，使人不忘根本，必须明确世族和宗法。宗法确立，人们就知道统系来源，忠义之心树立，国家的根本，怎能不稳固？”○东莱吕氏说：“《公刘》诗中说：‘君之宗之。’公刘做君主已经很久了，在这里才开始说‘君之宗之’，是说公刘整顿归属他的百姓，向上都统属于君主，向下各自统属于宗子，他们相互维系就是这样。古代建国立宗，这两件事是相互依存的。春秋末年，晋国抓住蛮子交给楚国，楚国司马给他城邑并建立宗庙，以此来引诱他的遗民，从而全部俘虏回国。在典章刑律废坏殆尽的时候，暂时采取欺诈引诱的策略，尚且必须建立宗庙，以前的情况可以想见。”○李氏说：“继承别子的是大宗，是凝聚族人的人。大宗，难道是祖先用来维系族人的纲纪吗？《大传》说：‘别子作为祖，继承别子的是宗，继承父亲的是小宗。’有百世不迁的宗，有五世则迁的宗。百世不迁的，是别子的后代。尊崇那继承祖辈来源的人，是百世不迁的。尊崇那继承高祖的人，是五世则迁的。别子指的是公子，如果是刚来到或在这个国家的人，后世把他们当作祖先。别子的嫡长子，世代继承别子作为大宗，百世不迁。族人五世以外的，都为他们服齐衰三月，母亲和妻子也是这样。所以大宗有族食、族燕的礼仪，用来凝聚族人。五服是人道的大治。然而向上尽于高祖，那么远亲就被遗忘了；旁系尽于三从，那么疏亲就被遗忘了。所以设立大宗来承继祖先，族人五世以外的都聚合在一起，宗子之家按昭穆排列次序，这样始祖常受祭祀，同姓常相亲爱。始祖常受祭祀，不是孝吗？同姓常相亲爱，不是和睦吗？重视宗子，是尊崇祖先的道义。

郑司农说：“主，指的是公卿大夫世代食邑不断绝，百姓赋税轻，利于他们。”○谓：“利，读作‘上思利民’的利，指用政教使他们得利。”

疏解：主，指的是大夫宣扬君主的政教以利于获得民心，民就是采邑的百姓。○又说：税法以十分取一为常制，不能说采邑的赋税特别轻，所以郑玄不采纳郑司农的说法。○临川王氏说：主，是有家的人，是臣隶所隶属的对象。

吏，是指在乡邑的小吏。

杂说：吏，是百官府中的吏员。他们良好的政绩足以获得民心。

友，是指同井中合作耦耕的人。

王氏说：“相互尊敬、相互信任叫做友。学校的友，以道相互信任，就因道而相得；乡田的友，以事相互信任，就因事而相得。”○杂说：师、儒、友这三者，都有获得民心的途径，所以王者让他们尊师、贵儒而友贤。这三者都得其义，那么王业就成功了。

薮也有虞官，掌管其政令，设立禁令，让当地百姓守护其中的材物，按时送入王府，将剩余的分发给万民。富，指的是薮中的材物。

疏解：地官泽虞职说：每个大泽大薮，设中士二人。这就是薮有虞官。○刘氏说：主管薮泽，与百姓共享利益。○杂说：三代获得天下，是因为获得了百姓。获得百姓，是因为获得了民心。○临川王氏说：从牧到薮，都有两两相维系的制度，那么民心有所系属而不离散，所以多寡死生出入往来，都可以治理。等到后世九两废弃，人们得以放纵，没有相互统一，不知道用什么来维系他们。所以宣王在太原统计人口，而仲山甫批评他。当时，上面想要知道人口数量却不可得，还怎么能了解民情并控制他们呢？百姓既然离散，那么放僻邪侈没有不做的。○节卿郑氏说：牧长主吏各自系属他们的百姓，而听从两两相维系的制度，似乎也可以相互维系而不败坏。假如将来有怀诈怵邪的诸侯，倾侧扰攘的士人出现在其中，那么逆节的萌芽，祸心的包藏，将用什么来制约呢？先王于是有师儒朋友宗族豪富的两两相维系的制度，参互于其间，而后邦国的大势才开始磐固绵密，不可再动摇。秦汉以来，牧长主吏之间，如番令吴芮、南海尉佗，才得到江湖滨海之地的民心，就起兵称王于其地。魏其侯、武安侯以招致宾客的势力，倾动天下。吴王濞擅

译山海的利益，赋税不向百姓征收，安抚招纳，而山东七国的叛乱却发生了。士人不推究后世的变故，却能理解大宰九两维系百姓的说法，那么谁还能知道先王预防祸患的用心如此深远呢？○庄渠魏氏说：从九两往上，大多由五官掌管，而太宰又总领其责。为什么呢？回答说：太宰将天下的事务分派给众人，五官经常倡导率领以发起事务，所以这些纲领都系于太宰。如果有事务被偏废而不兴办，太宰提起纲领，细节便随之而动了。秦汉的丞相虽然统辖九卿，但职事之间不相推诿，说自有主管的人，所以各种事务大多败坏。

译正月朔日，开始调和并颁布政令于邦国及都鄙，于是将政令的法则悬挂在象魏，让万民观看政令的法则。经过十天便将其收起。注：正月，指周历的正月，吉指初一。大宰在正月朔日将王政之事颁布于天下，到了正岁，又书写并悬挂于象魏，摇动木铎巡行宣告，让万民观看。小宰也率领其属吏前往，这都是为了重视政令法则、革新王事。凡是政令有旧例，说“始和”，如同改造一样。郑司农说：象魏，就是阙。从甲日到下一个甲日，称为挟日，共十天。

疏：知道“乃县”是在正岁建寅之月，是因为小宰辅佐大宰，那里说正岁悬挂，与此处“乃县”是同一件事，所以知道是正岁悬挂。○王氏说：正月朔日，一年的次序从这里开始，事务的执行从这里开始，先王以道制定法则，以法则治理事务，将要神妙地教化百姓，使百姓适宜，所以在年终命令百官各自端正其政事，接受其防弊之法，听取其汇报事务，于是调适应当改易之处，以兴利除害，这就是《尧典》所说的“平在朔易”，在年终调适改易，在正月朔日开始调和，这是与时偕行的意思。和，是指可否相齐。○官制，汉武帝时律令共有三百五十九章，死刑四百九条，一千八百八十二件事，死罪决事比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件，文书堆满案桌，掌管的人不能全部看清，因此郡国承用的法令驳杂，有的罪行相同但判决不同，唉！像这样，又怎么能要求百姓不犯罪呢？况且不止这些，腹诽心谤，反唇微笑，汉代往往将其定罪，这是什么法律呢？愚昧的平民，怎么能知道上级的禁令，仰望它如同天空，无法测知意向所在，等到陷入罪责，然后加以刑罚，这是陷害百姓。上级设立法令以对待天下，本来是要让百姓容易避开而难以触犯，却深藏在法理中，官府和百姓都不知晓，这难道是与民共治的意思吗？成周治典的设立，既颁布于邦国都鄙，又悬挂于象魏，用木铎巡行宣告，没有听不到的，经过十天收起，没有看不见的，上级的意图通达于下级，而下级的意图协调于上级，展示好恶，百姓就知道禁令，统一道德以同风俗，其源流大概如此。○明斋王氏说：周公制礼，叙述为一代大典，后贤后王遵循旧章罢了，而六官在正月之始都说“和布”，为什么呢？立人之道，生生不息，事变穷尽，治道随之推移，宰相辅佐君王驾驭天命，难道拘泥于固守绳墨吗？所以必须有协和的方法，然后才能守之无弊。因此舜禹以圣继圣，还有作新的政令，成王名为守成，而周家一代典章都是他所确立，后世不知此意，凡是先君已行之事，时移势改，有所废缺，就不敢稍有损益，说这是变乱成法，那些小人暗中破坏损害，就更不能过问，所以必然导致大坏极弊，然后英雄之君相兴起整顿，这是不善守成。周公的旨意深远啊。○按临川王氏认为三代各有正月，周以建子月为正，夏以建寅月为正，周也兼用夏时，以夏之正月为正岁。而柯氏、叶氏则认为正岁大概指建子之月，而正月是夏正月。我按《豳风》之诗，凡言月指夏正，凡言日指周正，那么纪月似乎与柯氏、叶氏相合。然而凌人说“正岁十二月，令斩冰”，那么正岁又似乎指夏正月了。都保留以备参考。

于是将典章施于邦国，并建立其牧，设立其监，设置其参，附设其伍，陈列其殷，安置其辅。注：乃，是再次申诫，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为州长，称为牧。所谓八命作牧者。

疏：按《大宗伯职》说：“七命赐国，八命作牧。”所以说加命。

监指公侯伯子男各监一国。《尚书》说：“王启监厥乱为民。”小传说：“牧指牧民之君，监是其冢嗣。”《春秋传》说：“君行则守，守曰监国，诸侯故立其监。”所谓牧以地得民，长都鄙之君，所谓长以贵得民。不世袭所以不叫立其监。○杂说：先王任命诸侯以国，凡其官属都由自己辟置。然而他们也不敢专断，所以大国三卿，二卿由天子任命，如齐国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就是如此。必须由天子任命的原因，不是让他们伺察诸侯，而是显示不敢专断的意思。自从秦人设置郡监，魏晋以下有典签，专门以束缚诸侯王为事。五代时也设置监郡，完全失去了古人的意思。

参指卿三人

疏：《左氏传》杜泄说：“吾子为司徒，夫子为司马，孟氏为司空，那么诸侯三卿，就是司徒、司马、司空。”

伍指大夫五人

疏：司徒、司空各二大夫，司马事省缺一大夫，所以五人。

殷指众，指众士。《王制》：诸侯上士二十七人，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辅指府史庶人在官者。

于是将法则施于都鄙，并建立其长，设立其两，设置其伍，陈列其殷，安置其辅。注：长，指公卿大夫

译王子弟中享有采邑俸禄的人；“两”，指的是两位卿。之所以不称“三卿”，是因为在诸侯国中，卿的数量不足三位。

译疏文说：《典命》篇说：三公为八命，卿为六命，大夫为四命。查《大宗伯》篇说：六命可以赐官，那么大夫四命，就不符合设立官职的规定。郑玄一并提及大夫，是因为大夫虽然设立官职，但不与公、卿相同，也可以称为长官。实际上大夫不应该有两卿五大夫，应当与诸侯的卿共同处理官职事务，应当相互兼任。亲近的王子和子弟享有封邑，与三公相同，在五百里的疆域内，各享有百里；其次关系较疏远的，在四百里的县地，各享有五十里，与六卿相同，都可以享有两卿五大夫的等级。再次更疏远的，在三百里的稍地，各享有二十五里，与大夫相同，不能设立两卿五大夫，也是职务相互兼任。之所以比诸侯少，是因为畿外的诸侯面向南方为尊，所以得以伸展而设立三卿。天子的三公六卿虽然尊贵，但因为他们在天子之下，所以屈就而只设立两卿。

于是将法度施行于官府，并确立其长官，设立其副职，设置其佐成之官，陈列其八成，安置其辅佐之官。注：正，指的是大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贰，指的是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马、小司寇、小司空；攷，是成的意思。佐成事务的，指的是宰夫、乡师、肆师、军司马、士师。司空一职已亡佚，未曾听闻其佐成之官。

仲舆郝氏说：“前面说用六典治理邦国，用八则治理都鄙，用八法治理官府，这里说的是施行。”

凡是治理，用典来应对邦国的治理，用则来应对都鄙的治理，用法来应对官府的治理，用官成来应对万民的治理，用礼来应对宾客的治理。注：成，指八成；礼，指宾礼。

杂说大臣的事务，只讲求典法的来源，如同皋陶所说典礼同寅协恭的意思，然后防备其条目，交付给有司。所以凡是治理用典法来应对，大臣都无事可做，清心论道，感化君心罢了。○潜溪邓氏说：各种所说的“待”，意思是法度具备于此，等待事情到来而应对它。○我按：天子治理官吏而不直接治理百姓，万民虽然众多，有八成来治理官吏，那么万民也就治理好了。

祭祀五帝，就掌管百官的誓戒，以及器具的修备。注：祭祀五帝，指的是四郊及明堂。誓戒，是用刑罚来约束，重视失礼的行为。《明堂位》所说的“各守其职，百官废职，服大刑”，就是其誓词的大略。具，是应当共同修备的，包括扫除、洒扫。

疏文说：《下曲礼》说：“大飨不问卜。”郑玄说：“在明堂祭祀五帝，没有适合占卜的。”这里说“卜日”，那么祭祀五帝就不应该包括明堂。郑玄说“及明堂”，是广泛解释祭祀五帝的地方罢了。○《家语》记载：季康子问孔子说：“旧闻五帝的名字，而不知道其实质，请问什么是五帝？”孔子说：“从前我听说老聃说：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节化育，以成就万物，它们的神灵称为五帝。古代的王者，改朝换代而更改称号，取法五行。五行轮流称王，终始相生，也象征其意义。所以那些为明王而死的人，配享五行，因此太皥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皥配金，颛顼配水。”康子说：“太皥氏起初以木德称王是怎样的？”孔子说：“五行用事先从木开始，木属东方，万物之初，都从这里产生，所以王者效法它，首先以木德称王天下，其次就以所生的五行，转相继承。”康子说：“我听说句芒为木正，祝融为火正，蓐收为金正，玄冥为水正，后土为土正，这些是五行的主宰，而不称为帝，为什么呢？”孔子说：“凡是五正，是五行的官名，五行佐助成就上帝，而称为五帝，太皥之类配享，也称帝，跟随其称号。从前少皥氏的儿子有四个，叫重，叫该，叫修，叫熙，确实能掌管金、木及水，让重做句芒，该做蓐收，修及熙做玄冥。颛顼氏的儿子叫黎做祝融，共工氏的儿子叫句龙做后土。这五人，各自以其所能从事的职业为官职，生前为上公，死后为贵神，另外称为五祀，不能与帝相同。”康子说：“陶唐、有虞、夏后、殷、周，唯独不能配享五帝，难道是德行不及上古呢？还是有局限呢？”孔子说：“古代平治水土及播种百谷的人很多，只有句龙兼食于社，而弃为稷神，改朝换代都供奉他们，不敢增加，说明不能与他们等同，所以从太皥以下，直到颛顼，那些应五行而称王的，数目不止五个，而配享五帝，是因为他们的德行不能过多。”○杨氏说：“查郑玄注《掌次》‘祀五帝’，就张大次、小次，设重帟、重案，说这就是所谓的四时迎气、月令四立之祭。等到注《大宰》‘祀五帝’，《大司乐》、《小司寇》‘禋祀五帝’，也应当与《掌次》相同。注又兼说‘总享明堂’，为什么呢？在明堂总享五帝，汉代礼仪有，不是《周礼》。汉代沿袭秦代礼仪，郊祀及明堂都祭祀五畤之帝，周礼哪有这个呢？郑玄的注大概是约略汉代礼仪来说周礼罢了。《我将》这首诗说：‘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佑之。’又说：‘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译《我将》这首诗两次提到“天”，天就是帝，帝也就是天。观察《我将》这首诗，就知道周人在明堂祭祀天，并不是总享五帝，这是很明显的。○陈氏《礼书》说：五帝与昊天都称为帝，但不与昊天同称为天，就像诸侯与天子都称为君，但不与天子同称为王。《周官》中祭祀五帝的礼仪，有的与祭天相同以表达极致的尊崇，有的与祭天不同以体现区别，所以都是禋祀，都穿大裘，这是它们相同的地方。在圜丘祭祀帝，在四郊划定五帝的祭坛，这是它们不同的地方。郑玄一派认为用四圭之玉、黄钟大吕之乐，在夏正祭祀感帝于南郊，用苍璧之玉、六变之乐，在冬至日祭祀位于北极的天皇大帝于圜丘。天皇大帝就是耀魄宝；五帝是太微之帝。区分郊祀与圜丘以区别它们的祭祀，区别四帝与感帝以区别它们的礼仪。王肃曾经考证过这些。然而王肃将郊祀与圜丘合而为一，那就是把五帝当作五人帝，这就不是古人祭祀五帝必定配以五人帝、随从以五人臣，而说五帝就是五人帝，那么五人帝以前，就没有掌管四时的神了吗？○程子说：从《司服》篇说祭祀昊天上帝，又说祭祀五帝，也是这样。郑玄等人于是有了六天的说法，正像现在人说的六子，乾坤之外什么又是六子呢？譬如人的四肢，只是一个身体罢了。学者们大大迷惑了。○朱子语录说：问“现在郊祀也都祭祀这么多帝”？回答说：“《周礼》说上帝是总说，说五帝是五方帝，说昊天上帝只是说天。”郑玄把昊天上帝当作北极，看得不是这样。北极星只是说天的形象。况且太微是帝的朝廷，紫微是帝的居所，紫微就有太子后妃许多星，帝庭就有宰相执法许多星，又有天市，也有帝座处，便有权衡秤斗星。又问：“现在郊祀也祭祀太一”？回答说：“现在都重复了。汉代太一就是帝，现在添了帝多，都成了十帝，如一国有三公尚且不可以，何况天而有十帝？”○杨氏说：有天地，就有五行四时；有五行四时，就有五帝。帝是气的主宰。《易经》所谓“帝出乎震”之类就是如此。大概天犹如性，帝犹如心，五帝犹如仁义礼智信。○贵与马氏说：王者祭天而以祖先配享，是古今通行的义理，是祀典的首位。秦襄公祭祀少皥白帝，沿袭到子孙，一并祭祀青帝、黄帝、赤帝。汉高祖又立黑帝祠，认为事天的事情完备了。贾谊贤能且知礼，亲自承受宣室之问，也不能引经据典，确定郊社明堂祀天配祖的仪制。昊天上帝反而不能比所谓太乙五帝，得享郊祀之祭。高祖作为创业之主，也终西汉之世，不得享配天之祀，岂不荒谬吗？到成帝时，匡衡请求迁移甘泉祠于长安，确定南北郊，然后祀礼稍正。然而终究不能完全恢复三代以来郊祀明堂严祖配天之礼，而哀帝平帝之间，因祸福而恐惧，南北郊与甘泉五畤互为罢废恢复，最终没有定制。等到世祖中兴，建武年间郊天，即采用元始年间的旧例，而不沿袭汉初的痕迹。○又马氏《五帝祀辨》说：按五帝之祀见于《周礼》，五帝之义见于《家语》，其说法本来正大。自秦汉间废祀天之礼，而以所谓郊祀者祭祀于五畤，名叫五帝。郑玄解释经典，习闻秦汉之事，于是把经中所言郊祀多指为祭祀五帝，且依据纬书为之命名：东曰灵威仰，南曰赤熛怒，西曰白招拒，北曰叶光纪，中曰含枢纽。于是王子雍诸儒引经传以排斥它，而说五帝是太皥以下五人帝。先儒杨复斋则说如果以五人帝为五帝，那么五人帝之前就没有掌管四时的神了吗？郑玄错了，王肃也未为得当。他的说法很好。然而杨氏解释五帝，则以为如毛公所谓元气昊大谓之昊天，逺视苍苍谓之苍天，程子所谓以形体谓之天，以主宰谓之帝之类，那么五帝乃是天的别名，而原本不曾有所谓五帝之神。我认为如果以为只是天的别名而已，那么何必拘泥于五？又何必在祭祀上帝之外别立祭祀五帝的礼仪呢？大概五帝是五行之主，而在天犹如五岳为五方之镇，而在地。五帝不出于天之外，而说五帝就是昊天则不可以。五岳不出于地之外，而说五岳就是后土也不可以。现在怀疑纬书灵威仰等，而说五帝之本无，且说《家语》非圣言，也过分了。如日月、星宿、风伯、雨师，都是天神之见于祀典者，经传所言昭昭也。而道家者流则以为各有名称，其不经甚于纬书，儒者所不道也。然而因是而疑，日月诸神之本无可乎？○陈氏说：“戒者，敕其事；誓者，告以言。大司寇戒之日，涖誓百官，士师五戒而誓居其一，则戒之中有誓，而誓则明其戒而已。掌之以太宰，重其事也；协之以太史，正其礼也；涖

译用他担任司寇，是为了严肃他的职守。」

译祭祀前十天，率领职事官占卜日期，于是发布戒令。注：前期，指先前占卜确定的日期。十天包含防止斋戒，七天正式斋戒，三天执掌事务，宗伯、大卜等属官。既已占卜，又告诫百官开始斋戒。

疏：按《祭统》说：“防止斋戒七天以安定心神，正式斋戒三天以整齐身心，所以说十天包含防止斋戒七天、正式斋戒三天。”

等到执事官视察洗涤清洁，以及纳牲烹煮，赞助君王处理牺牲事务，以及祭祀当天，赞助玉、币、爵的事务。注：执事官刚开始处理祭祀事务，在祭祀前天的晚上，洗涤指清洗祭器以及甑、献等物。

疏：按少牢之礼，饔人清洗鼎、匕、俎；廪人清洗甑、甗；司宫清洗豆、笾以及勺、爵。

纳亨，指纳牲并将要报告杀牲。指祭祀早晨，已经杀牲并交给亨人。凡是大祭祀，君王亲自牵牲，大夫赞助。

疏：祭天没有祼礼，所以先迎牲。如果是宗庙祭祀，则是先祼礼后迎牲。

日，指天亮。玉和币，是用来礼敬神灵的。玉与币，各自按照其方位的颜色。爵，是用来献齐酒的，不用玉。爵崇尚质朴。这三样东西由执事官拿着跟随君王，到了之后授予他。祭祀大神、大示，也这样。享祭先王，也这样。赞助玉几、玉爵。注：大神大示，指天地。玉几，是用来依靠神灵的。天子左右有玉几，宗庙献祭用玉爵。

疏：也这样，下面分别说赞助玉几、玉爵，那么天地就不使用玉几、玉爵了。享祭先王不说“大”，是想表明宗庙六次享祭都相同。

大朝觐、防、同，同样赞助玉币、玉献、玉几、玉爵。注：赞助君王接受这四样东西，时见叫防，殷见叫同。大防同，或者在春朝，或者在秋觐，举出春秋，那么冬夏就可以知道了。玉币，是诸侯享祭的币，其组合也如同小行人所组合的六币所说。玉献，是献纳国家的珍异之物，也拿着玉来致送。玉几，是君王所依靠的，站立时设置几，优待尊者。玉爵，是君王礼待诸侯的酢爵。君王朝见诸侯时站立，依靠前方面南，其礼仪在阼阶上进行。

疏：《大行人》说：“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这时祼礼，由大宗伯代理祼礼，不是冢宰所赞助的。但诸侯酢君王用玉爵，那么冢宰赞助君王接受。”○王氏说：“玉是用来彰显其文饰的。朝觐防同，有的说‘大’有的不说，是各自根据时间来称呼的。大概五服都来朝见的年份，朝见的人多，所以称为大。”

大丧时赞助赠玉、含玉。注：赞助君王做这些事。赠玉，是下葬后，用来送别先王的。含玉，是死者的口实，天子用玉。

疏：赞助君王，是赞助嗣王。赠，指已经下葬入圹。含玉，按《士丧礼》用贝三颗，郑注说在左右牙和中央，象征咬坚硬的物体。君王含玉，道理也相同。又《檀弓》说：“饭含用米和贝，不忍心让口空虚。”所以说口实。○王氏说：含礼行于刚死之时，赠礼行于下葬之后。

举行大事则告诫百官，赞助君王发布命令。注：赞助君王发布教令。《春秋》传曰：“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

疏：祭祀，上面已经说过了。这里的大事，只指战争。○明斋王氏说：战争之戒，必须以王命发布，有三层意义。其一，君王的德行以刚强为善，所以希望他在万众之中，彰显圣武。其二，治安则容易玩忽兵器，所以希望君王亲身参与军旅之事。其三，大宰在治理上无所不统，不能再专管军事之戒。大司马在外统领军队，权力特别重。军容不可进入国都，所以也不专管其戒令。这都是防微杜渐的意思。

君王视察治朝，则赞助听政。注：治朝在路门外，是群臣处理政务的朝会，君王视察，则赞助君王平断政务。

疏：君王有三朝，外朝是断决疑难案件的朝会，内朝在路寝，图谋宗人嘉事，这两者都事务简单，不是正朝。治朝是听政的朝会，在路门外，由司士掌管。

视察四方诸侯的听朝，也这样。注：指君王巡守在外时。

王氏说：“四方诸侯的听朝，没有固定场所。君王巡守四方，诸侯各自在方岳之下朝见，这就是听朝。在内视朝，在外听朝，都有人赞助其事，那么治理外邦无异于治理内部，治理远方无异于治理近处。”

凡是国家的小治，则由冢宰听断。接待四方宾客的小治。注：大事决断于君王，小事冢宰专断。

疏：重出冢宰的名字，是依据百官总领于他，所以特别说冢宰。临川王氏说：上文说的是以礼接待宾客的治理，这里又说接待四方宾客的小治，宾客的治理有诏告君王的八统，所谓礼宾就是。如果是小治，则由冢宰专断。○庄渠魏氏说：君王恭敬地南面而坐进行大治，与宰臣共同商议，这是一人之体。大治参与听闻，赞助君王所不及的；小治不烦劳君王，这是百揆之体。上奉王命，其次请示冢宰，众务各自按其职责自行治理，这是庶僚之体。所以说：“君主喜欢抓要领，百事就详明；君主喜欢详察，百事就荒废。”○潜溪邓氏说：宰臣都处理大治，说小治，是相对于君王而言的。

年终则命令百官府各自端正其政务，接受其计簿。注：正，是端正处所；防，是大计。

防古外反要防，防计之防，放此余当以意求之。某氏说：“指各自明正所

译治理事务的文书，是用来等待考核、防备和计算账簿的。

听取他们汇报事务，然后向国王报告废除或任命的情况。评定事务的公正性，核实前来汇报者的功绩状况，并向国王奏明禀报。

译对于有功的人，予以任用；提升他们的爵位；对于有罪的人，予以罢免；降低他们的爵位。

三年则对群吏的政绩进行总体考核，并加以诛责或奖赏。注：事情经过长久，才能听察其真实情况。有大无功的人，不仅仅罢免，必定要加以诛责；有大功的人，不仅仅任用，必定要加以奖赏。《郑司农》说：三年考核政绩。

鹤山魏氏说：“‘诛’只是责备的意思，这个字从‘言’，六经都是如此。自秦汉以来，才开始用‘杀’来解释‘诛’。”因此举出陵阳《三礼辨》的话说：“年终的废置，是各自根据其所做的事情而进行提拔或罢免。三年的诛赏，是总体考核其大略而进行升降。”舜的制度，是三年考核政绩，九年之后才进行升降，这是对待岳牧九官的制度。群吏恐怕不能等到这么长久。郑师仲既然引用考核政绩作为类比，而解说者又认为虞、周两代的制度详略繁简不同，这又是错误的。

○杂说：“成周时期，冢宰接受百官府的职事记录，听取他们汇报工作，然后告诉周王进行废置。三年则对群吏的政绩进行总体考核而加以诛责或奖赏。而司徒则又考核自己的下属，校正他们的职事记录而汇报工作；司寇又命令自己的下属录入职事记录而汇报工作；下至宫正，则记录他们的行事；内宰则考核他们的功绩，以考核自己所统领的职事。即使是医师这样微末的官职，也在年终考核他们的医疗事务。这是各自考核其下属，上下依次考察，而冢宰实际上总领其大纲。至于职事记录的繁杂，则又专门设立司会一职来考察。司会的职事说：‘用来核查群吏的政绩，而听取他们的职事记录，以参互考核每日的完成，以月报考核每月的完成，以年报考核每年的完成，以周知四方的治理情况，以告诉周王及冢宰进行废置。’这可见成周之时，各自考核于一职之长，然后考核于一官之长；考核于一官之长，才全部考核于司会，然后上达于冢宰吗？”

○蔡氏说：“积累日子成为月份，积累月份成为季节，积累季节成为年份，这是天的规律。周朝设置官职三百六十，解说者说这是象征天一年的数目，意思或许如此。因此月报、季考、年报，都不是泛泛而没有参稽的。宰夫、司会已经考核过了，而计算他们的功过，则有御史；处理他们的废置，则有冢宰；而周王又亲自计算他们的功过。总之，有下属而记录他们，有联属而倡导他们，有根本而督察他们，有次序地考核其效职的人，不仅仅是大臣，微臣也忧虑国事；畏惧法度的人，不仅仅是近臣，远臣也加以勉励。所以仆夫憔悴，是说地位低贱的人致忧；田畯至喜，是说地位微末的人致诚。这难道没有原因吗？也是因为诛赏的法度素来严明，而八柄所掌管的有常制。”

○王氏说：“《尚书》说：‘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升降幽明。’《周官》的制度则是年终废置，三年诛赏，为什么呢？大概先王的治理，是顺应时势罢了。尧舜之时，其法度简略，事情简单。所以到了三年考核政绩，九年之后才升降幽明。当周朝之时，其法度详细，事情繁杂，所以年终就废置，三年就诛赏，也是各自顺应时势罢了。

○杂说：三年大阅，三年大比，三年大计，群吏只是每年更替一件。

○明斋王氏说：大概兴起事功，出纳财用，士大夫不能一一亲自处理，都出于群吏之手，而用来使用群吏的，则是士大夫。周公的制度对群吏的考核详细，那么小臣就致力于勤勉其职掌，明确其出入而不敢作奸欺，大臣不亲自处理细务而得以清心化理，诛赏只限于长官，那么百揆不侵扰，各官府的权力使得精于用人，大臣致力于以寻求贤才为急，而必定明于其官职。如果群吏的废置诛赏，都各自由属官长官专断。看乡师年终考核六乡的政绩，以告诉废置；大比则考核教化察辞，稽考器物展示事务，以告诉诛赏，这是各司的著例。后世天下的官都考选于吏部，难道做长官的不能知道其属吏，而做吏部的独能计算其各属？各部的官都不可信，而独吏部可信吗？这是所谓错乱的。

○庄渠魏氏说：《周礼》大宰年终，命令百官府各自校正其职事，接受其职事记录，听取他们汇报工作，而告诉周王废置。三年则对群吏的政绩进行总体考核而加以诛责或奖赏。汉代郡守辟除令长可以自行课第，刺史可以考核郡国守相，而丞相御史可以杂考郡国的计书。天子则接受丞相的要约。元帝时京房奏考功课吏法，当时公卿会议都认为京房的话烦琐细碎，部刺史奏事京师又认为不可行。魏刘邵作都官考课之法七十余条，其文至密，杜恕认为用不尽其人，虽然文具无益。晋武帝诏杜预为黜陟之课，预上言末世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简书之弊，请求去密就简，委任达官各考所统。唐法考功以四善二十七最叙为九等。国朝铨选之法既属之文选，故天下之官其考课皆综于考功。昔苏洵言于宋曰：自设官以来皆有考课之法，周制既亡，其法废绝，自后终莫能行之，则益以纷乱而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胜考，今欲人人而课之，必使入于九等之中，此宜其类例错谬而不若无之为便也。臣观自昔行考课”

译（前文省略）者，都未能掌握其中的方法。大抵天下的官员，都有各自隶属的长官，有功有过，其长官都可以弹劾举发。如果一定要让每个人都在朝廷接受考核，那么那些长官又有什么用呢？只有那些没有隶属关系、没有人做他们长官的大吏，考核应当加在谁身上呢？他们的地位尊贵，所以考核一人，其下属都可以整齐有序；他们的数量少，所以可以详尽地考察他们的能力与不足而不致错谬。这番话可以说是抓住了要害。现在如果真的能让天下的官员各自在其所属的长官那里接受考核，县的属官由县令自行考核而由郡守审核，郡的属官由郡守自行考核而由州牧审核，州的属官由州牧自行考核，其上级佐官则由朝廷审核。即使是郡的属官中选拔任用较重的九载考课，也由朝廷审核。在中央，六卿各自考核其所属官员而由考功司审核，那么上下所考核的人，都不超过几个人，足以求得真实情况。苏洵所说的“用力少而成功多”，没有比这更便利的方法了。○陈氏集説说：大概三公地位尊贵，向下统领冢宰的职权；冢宰地位尊贵，向下兼管六卿的事务。天下各种事务，没有不统辖的。像出纳这样重要的职务，宿卫这样亲近的人，奉供这样近侍的习近之人，玉府财用的主管，存留宫中使令的宠幸密近之臣，凡是在王宫内外布置、而迫近于人主左右的人，一举手之间都归属于冢宰。因此群士大夫的职业有所统辖，而不敢放纵；人主的心术有所制约，而不敢自私。纲纪不废弛，名分不改变，爵禄不轻率，而左右前后的人，侍御仆从的事务，宴安玩狎的时候，没有敢蛊坏人主的心术而侵夺大臣权柄的，体制的正统，哪有比这更大的呢？可悲啊！后世的人不认识这个道理，夺取大臣的权力而授予群臣，防备天官的属官而归于百官，将内廷的士大夫安置在外廷。儒者又从而助长说：“天子和大臣应当不屑于细务”，于是又从而削夺他们的权力，使他们拥有虚名在百官之上，而做大臣的也拱手清谈而不处理事务。自从汉朝以来，变故具备了。上面不能临御下面，外面不能制约里面，人主只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小人只看重利益。君臣上下在法度之外互相快意，而乱萌祸基四面并起，天下已经不可为矣。所以自从出纳的重要职务不由大臣统领，宰夫的官职就废除了。改为中书、尚书的职责，中书、尚书交替掌权，而霍光的权重，恭显的事端兴起，尚书和中书的体制就形成了。自从宿卫的亲近之人不由大臣统领，宫正、宫伯的官职就废除了，改为光禄、卫尉的职责。光禄勋的属官日益亲近，而门下遂成为省，加官遂成为司，侍中遂成为宰夫了。自从供奉的近习不由大臣统领，膳夫以下，掌次以上，就废除改为少府、太常的职责。等到其极端，关内侯、骑都尉的爵位到了，以及烹庖、乐工、医师的贱职，到了鸣玉而曳组，门下大仆的司到了，又分为殿中省为内诸司使了。以至于玉府财用的主管，既不是大臣所参与听闻的，那么汉朝鸿都门的卖爵，唐朝琼林、大盈的名库，谁又能检查呢？女宠近习的宠幸，既不是大臣所参与听闻的，那么房闼有制政的渐起，妃妾起巫诅的风气，阍寺擅废立的权力，谁又能制约呢？唉，宿卫不是小人，饮膳、烹庖、酒浆、醯醢不是微物，埽洒、缝染不是贱职，而幄帟、次舍不是细事。大臣制约其权力，那么小臣不得专断其事，天子不得快其私欲。周公深见远识，后世不念其继承，而横流至此，这是可恨的。而究论其来源，则始于陈平自弃其权，而武帝习见其事，遂举其权而授予群臣。有司上下相临的形势，从此解防而不可复合了。当文帝以刑狱问陈平，陈平不回答，以为得宰相之体，而不知宰相之无权，大概始于此时。钱谷的出入，决狱的多寡，国家的根本，而生民的性命也。宰相不参与听闻，而反而让天子责问廷尉，责问内史，那么凡九卿、中二千石的事务，岂能再参与听闻吗？天下的事务，宰相不参与听闻而归之于天子，天子不能察而归之于左右近习之人，国家想要治理得成吗？而却说“上佐天子，理阴阳，下遂万物之宜”，托此以为宰相职业，这也是清谈不事事的异名罢了。从此以后，郡国上计得直达于天子，天下大柄尽归尚书。武帝又以中大夫、侍中视丞相为外朝，而内朝之事，宰相不得闻矣。九卿更进用事，事不决于丞相，而外廷之事，宰相又不得闻矣。吏九百石以上调于尚书，而天下之事，宰相不得闻矣。文墨小技之事，一言之合意，立取荣宠，为天子私人，气焰方张，言听计从，而宰相大臣反被屈辱摧折。入则横议于内，出则专行于外，大臣之无权而小臣之横至此，这岂还有纲纪名分吗？其后丙吉相宣帝，于中兴之日，而御史大夫不得亢礼，似稍知重大臣之权矣

译然而尚书决断政事，各位将军仍然兼领其职，于是中书省的宦官便趁机掌权用事。等到四曹设置之后，从宰相以下，全都参与其中，于是尚书与中书便内外勾结、狼狈为奸了。推究到这种地步，那么天官这一系统，混乱纷杂，不再有上下的名分，内外统摄的关系，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了。后世如果想要恢复古制来治理国家，一定要从《周官》开始。想要恢复《周官》的制度，一定要从宰相开始，这样体制纲纪才能端正，天下的事务就可以依次推行了。

明斋王氏说：天官的职责非常广大，乍一看似乎散乱没有条理，但其实是有要领的。典法是用来治理天下的道理，贡赋的式则是制定国家用度的准则，八柄八统是驾驭百官的权力，九两九职是保全万民的方法，这些总述的是均平的事务，是用来统筹规划天下的。冢宰主要节制君王及后世的太子，掌管宫中的政令，统领百官来考察他们的治理情况，管理财政以制定国家用度，并在年终考核政绩、接受封赏，这是这一官职的法律职守。从和布悬法以下，则是率领六十个属官来推行天下的治理；建立牧官以下，则是总括选拔天下的官员来担任天下的职务，这特别像是春天正月的新政。因为冢宰总揽百官，所以辅佐君王听政，用六叙来严肃百官的礼仪，用六计来考察百官的政绩，用八成来听取万民的诉求，六属使得事务的职掌有固定的规范，六职使得下属六官有固定的法式，九职使得下属各职有固定的法式，这些都是日常的事务。国家的大事有七项，有时凭借百官之首来提纲挈领，有时凭借天官所掌管的来治理要害，这些则是随时所遇到的事务。小宰、宰夫的职掌，都与冢宰相辅相成，大抵地位尊贵的职责广博而扼要，地位低下的职责较少而详细，所以虽然繁杂却不越轨，积累宏大却不曲折，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唉！上天没有作为的君主来代替天，君主不能自己设立宰相来代替君主，寻求迫切，选择审慎，待遇隆重，君相视为一体，相互依存如同一家，君主所托付的，宰相所承担的，都是家事。所以宰相的事业不过是辅佐君王来承奉天命、继承先王，君王以此来统领继承先王的基业罢了。大概主持神器的是天子，而辅佐天子的是天官。天子的地位虽然传于一家，但天子的治理则公之于四海。因此天官的职责，使得君王及后世的太子无不遵循法度。不必传位给贤人而天下没有不治的，虽然说是家天下，但实际上常常能得到贤人。伯益、伊尹、周公所世代坚守的，后世君主寻求、对待他们的方式，已经与古代不同，而人才也不像古代那样了。有的贪恋权势，肆意妄为；有的软弱无能不胜任，推卸责任、回避事故。天子每每自己任用宰相，导致宰相无法有所作为，这难道是君相一体相成的本意吗？

译小宰的职责，是建立国家的宫刑，以此治理王宫的政令。凡是王宫中的纠察禁令，注：宫刑是指在王宫中执行的刑罚，建立并明确颁布这些纠察禁令。就像现在的御史中丞。

王氏说：小宰掌管建立国家的宫刑，这是治理内部进而影响外部的意思。大司寇的五刑中没有宫刑，那么宫刑就是小宰独自建立的。政令与纠察禁令，是刑罚实施前后的辅助手段，期望最终达到不用刑罚的境界。我曾观察文王道德教化的推行，近到汝水之滨，远及江汉地区，反过来探究其根源，始于后妃的根本而已。《礼记》说：“古代在天下弘扬光明德行的人，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想要治理好国家的人，先整顿好自己的家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杂说：有王宫，有后宫。内宰治理王宫的政令，所谓后宫就是指这里。至于说到凡是宫中的纠察禁令，那么王宫、后宫都统属于小宰了。纠察是为了纠正过失，禁令是为了禁止邪念，不仅近臣知道畏惧，后宫亲近的人也都有所畏惧，这才是先王治理内部的方法。○叶氏说：小宰辅佐太宰，难道没有其他职责而首先专注于王宫的刑禁吗？王宫难道是施行刑罚的地方吗？小宰难道是掌管刑罚的职务吗？大概天子的政令，天下的风俗，没有不是从王宫开始的。侍从仆役一旦有不端正，出入起居一旦有不恭敬，都足以危害治理。没听说商汤制定宫刑来警戒在位的人吗？三风十愆的警戒，必定涉及到宫室中隐秘细微的地方。从邦君、卿士、臣下一直到蒙士，都感到严厉敬畏，好像灭亡就在朝夕之间。至于臣下不端正，就说“服墨刑”，伊尹接着说“嗣王恭敬自身，要深思啊”。大概宫刑虽然用来警戒在位的人，但实际上能引起君主内心的恭敬；宫刑虽然用来禁止王宫中的行为，但实际上能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那么宫刑由小宰掌管，它的修明与废弃，就是君主内心恭敬与懈怠的分判，君主德行兴盛与衰败的基础啊？所以知道商朝的宫刑，也就知道周朝的宫刑。○潜溪邓氏说：小宰掌管建立国家的宫刑，治理王宫的政令纠察禁令，而太宰没有列入，为什么呢？王昭明说：“宰治不通王宫吗？先于它则后，阳治后于它则怠慢王宫。”所以没有列入，这是互相补充完备的意思。

掌管国家六典、八法、八则的副本，以迎接邦国、都鄙、官府的治理情况；执掌国家九贡、九赋、九式的副本，以均衡财物、节制国家用度。注：逆，迎接接受的意思。郑司农说：“贰，副职、副本的意思。”

疏：大宰用六典、八法、八则治理邦国、官府、都鄙，这里还用来考核它们的治理情况，这就是所谓的迎接。○刘氏说：贡职的收入，每年没有固定的数额；九式的用度，国家有规定的规则。那里有余，这里不足，小宰加以均衡，使得必定充足，那么九式就不会违背礼制了。节制国家用度，不是不符合规定就不能用，而是王者的欲望不节制，却自然符合礼义了。○愚按：成周时代，减损上级以增益下级，是多么周到啊！有司稼巡视田野观察庄稼，根据年成的好坏制定征收法律。有遂人等官员，按时登记夫家人口的多少，以及六畜车马，辨别老幼废疾，以此命令贡赋。又有司书，三年就全面考核群吏的治理，以了解百姓的财力，凡是税敛掌事者都接受法律。如果天时不好，导致百姓困苦，就防备它；吏治不尽职，导致百姓困苦，就防备它；百姓老幼废疾，自己困苦，又防备他们。而赋税不足，只减损君王自身，作为均衡节制的法律。成周减损上级以增益下级，是多么周到啊！后世国家费用浩繁，每年司农先衡量支出，向郡国责求赋税，称为防计，不够，又额外征收，称为加派。至于横征暴敛，又超出加派之外，这作为一时的权宜之计，更不忍心说了。以欲望顺从百姓的是王，以百姓顺从欲望的会灭亡。执掌国家成法的人，反复谈论均衡节制国家用度的说法，却不投箸而起，像救火拯溺一样，为防备百姓困苦打算，这是什么心呢！

用官府的六叙来端正群吏。一曰用次序端正他们的职位，二曰用次序推进他们的治理，三曰用次序安排他们的工作，四曰用次序规定他们的俸禄，五曰用次序接受他们的年终报告，六曰用次序听取他们的诉讼言辞。注：叙，秩次的意思。是说先尊后卑。治，功绩状况。食，俸禄的多少。情，争讼的言辞。

疏：先尊后卑各有秩次，那么群吏就能端正，所以说端正群吏。防，年终防计文书。○杂说：小宰所掌管的典法，都是大宰执掌其纲要，而六叙唯独不掌管。大概法律有详略，尊者治理其略，六叙之法在大宰那里已经详细，所以不掌管。○愚按：情读如陈情的情，是说群臣以私情有所陈请，也按次序听取。先王体恤群臣，无微不至如此。

用官府的六属来举行政治。一曰天官，其属六十，掌管国家治理，大事则听从其长官，小事则直接上报。二曰地官，其属六十，掌管国家教化，大事则听从其长官，小事则直接上报。三曰春官，其属六十，掌管国家礼仪，大事则听从其长官，小事则直接上报。四曰夏官，其属六十，掌管国家政务，大事则听从其长官，小事则直接上报。五曰秋官，其属六十，掌管国家刑罚，大事则听从其长官，小事则直接上报。六曰冬官，其属六十，掌管国家事务，大事则听从其长官，小事则直接上报。注：大事

译顺从他的专长，就像厨师、内外饔和膳夫共同准备国王的饮食一样。

译疏：膳夫，是掌管饮食的官员之长。庖人、内外饔、亨人，凡有事务都要来向膳夫咨询禀报。

小事可以直接上报，如果宫人、掌舍各自负责一个宫室，六官的属官共有三百六十人，象征天地四时、日月星辰的度数，天道的完备就体现在这里了。

竹埜叶氏说：周官三百六十，已经比夏、商两代多了一倍。全面考察其卿、大夫、士的人数，六官几乎有三千人，大概大多兼任其他职务。因为有的官属不必专门设置，如地官中的角人、羽人、掌炭、掌茶等职位，只是征收一种物品；秋官中的庶氏、防氏、穴氏、硩蔟氏、赤犮氏等官员，只是处理一件事。这些难道不能兼任吗？有的官职不必常设，如田猎诅咒时有甸祝、诅祝，祭祀和军旅共用仪仗、禁止喧哗时有伊耆氏、衔枚氏，丧葬事务时有职丧、丧祝、夏采，这些难道不能代理吗？大概周人根据事务来设置官职，《周礼》根据官职来保留名称。如果担任官职却不兼任其职责，那么官员就会冗杂；如果兼任官职却不保留其名称，那么官职就会废弛。知道了《周礼》中兼任官职的职责，又知道了《周礼》中保留官职名称的道理，就可以谈论官制了。○庄渠魏氏说：周王举荐大宰，大宰向君主举荐五官之长，六卿各自举荐其僚属中的几位长官，让他们自己按类别相互举荐，这是《易经》中乾坤简易的道理。汉代的制度，六卿也可以自行举荐掾属，争相以征辟士人相高。如果举荐的不是合适的人选，就辜负了知人之明，也失去了自己的助手。所以汉代的治理还接近古制，后世的天下官员都由吏部选拔，人才无法全面了解，不得已而采用资历标准，贤能与不贤的人大大混淆了。○明斋王氏说：大概大事如果不听从长官，那么政令就会出自多门，小臣专横而大臣无权；小事如果不能直接上报，那么大臣就会亲自处理琐碎事务，因多事而自我疲惫。下属中贤能的人不能尽其才，不贤的人得以推卸责任、借口舞弊，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对的。

用官府的六种职事来辨别国家的治理。一是治职，用来使国家安定，使百姓均平，节制财用。二是教职，用来使国家安宁，使百姓宁静，安抚宾客。三是礼职，用来使国家和谐，使百姓和睦，侍奉鬼神。四是政职，用来使国家顺服，使百姓端正，聚集各种物资。五是刑职，用来稽查国家，纠正百姓，清除盗贼。六是事职，用来使国家富裕，养育百姓，生产各种物资。注：怀也是安抚的意思。宾客到来时供给他们物资，以此来安抚他们。聚集各种物资，是指司马主管九畿的职方，制定贡赋，各自拿出他们所有的东西。

王氏说：“用安抚宾客，是文德修明而远方的人归服。”《中庸》九经终于安抚诸侯，也是这个意思。○刘氏说：“如果不以聚集物资为职事，那么战争就会兴起而民力耗尽；如果不以清除盗贼为职事，那么刑罚就会滥用而大寇作乱；如果不以生产物资为职事，那么事务就会繁杂而八材枯竭。”○王氏说：“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那么制定治理必须有法度；仅有法度不能自行实施，所以执行法度在于人。先王建立六官并授予他们法度，其法度有六典，其官职有六职。典是纲领，职是细节；纲领用来确立开始，细节用来完成终结。这就是六典与六职相互依存、共同发挥作用的原因。”○潜溪邓氏说：“六典说的是经常不变的道理，是君主所掌握的；六职说的是主管的事务，是臣子的分内职责，所以它们的文字小有差异而大体相同。”

用官府的六种联事来联合国家的治理。一是祭祀的联事。二是宾客的联事。三是丧荒的联事。四是军旅的联事。五是田役的联事。六是敛弛的联事。凡是小事都有联事。注：郑司农说：大祭祀时，大宰辅助玉币，司徒奉献牛牲，宗伯视察洗涤，临视玉鬯，省视牲镬，奉献玉齍，司马进献鱼牲，奉献马牲，司寇奉献明水火。大丧时，大宰辅助赠玉含玉，司徒率领六乡的众庶连接六纼，宗伯作为上相，司马平定士大夫，司寇在前引导王。这就是所谓的官联。〇所谓荒政，是放松力役，以及国中尊贵者、贤者、服公事者、老者、病者都免除力役，不从事力役之事，奉献牺牲的，大概是司空奉献豕吧。

疏：司农没有提到司空，是因为司空一职已经亡佚了。大祭祀时只有大宰尊贵，不奉献牺牲；宗伯没有说奉献鸡；司马没有兼说奉献羊；司寇没有说奉献犬，都是略而不提，可以推知。○杂说：丧葬事务，宰夫与职丧率领官员有司来处理。天官联夏官；廛人将皮毛筋角送入玉府，地官联天官；量人与郁人接受斝历而都饮用，春官联夏官；乡师考核司空的禁令，又临视匠师，地官联冬官；大司徒教导百姓，附于刑罚者归于士，地官联秋官；司常辅助司马颁布旗物，春官联夏官；巾车将赍送入职币，春官联天官；稍人听从司马，县师用司马的法令来制作，地官联夏官。其大略如此，又有逐官属中各自相互联事的处所，不能全部列举，可以类推。○杂说：制定官职的法度，职事不分则紊乱无统；事务不联则审察不精。无统则多废弛，事不精则多败坏。事务如同人的身体，耳听目视，手举足运，虽然各有主管，但血气脉理相通而没有阻碍，所以能安乐而无危险。关节之间，稍有阻滞则疾病随之产生。唐虞之时，百揆四岳州牧侯伯截然有纪序条目，不相侵扰。彼

译羲和在四方掌管四时的政令，国家有重大政事，能够参与内朝互相参议。至于司空总领百官，治理政务，本来应当如此。而臯陶作为刑官，能够陈述谋略参与启导君主之事；伯益作为农官，能够辅佐大禹参与军事行动之事；后夔作为乐官，能够教导贵族子弟参与教化之事。《尚书》中的典谟文字简古，事情记载不详细，但大意也可以看出。至于周官的六典，其详细内容是可以听闻的。大概那典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各自掌管自己的事务，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内外大小没有不专一的，这是官职本来的样子。而官府之间有联属，以配合国家的治理，在祭祀、宾客、丧荒、军旅、田役、敛弛这些事上，六官都能够参与议论。大宰统管六典，就是唐虞时期司空的职责。然而司徒掌管教化并兴起徒役，就加以训练；司马掌管军事并评定官员才能，就加以训练；大宗伯掌管礼仪并教导学校之事，也加以训练，不仅仅是这样。在内就是六卿，在外就是六乡的大夫，国家有警报时就成为六军的将领，更加可以看出当时设置官职的关键脉络未曾不相通如此。汉朝兴起，距离古代不远，这种意旨还留存着。南军虽然由太尉掌管，但兵权并不在他手中。四方的章奏虽然上报给御史大夫，但生杀予夺的权力并不在他手中。只有宰相兼领军国大权，所以汉朝宰相的权力很重，因为他无所不统。九卿各自率领自己的职责，虽然防范但不相隶属，然而有议论下达时，博士的微小职位还能够参与议论。凡是诏令，御史大夫下达给相国，相国下达给诸侯王。御史中丞执法下达给郡守，所以内外没有抵触。凡是政事，御史中丞、司隶校尉能够纠举百官，丞相司直也能够察举丞相的不法行为，所以上下没有壅塞蒙蔽。甚至，宿卫的小臣也能够让他们参与议论朝政。到了汉武帝末年，既然把丞相的官属分为两部分，丞相的权力减轻，又不设置太尉，大将军掌管兵权，因而得以自便，所以霍光以大将军完全兼领军国事务，进而冠以司马、尚书的称号，朝廷大事全部归于一个人，废立的变化，丞相不知道，还指望什么事能互相议论呢？唐朝任用官员的方法，职事虽然相联属，但名位不正，权柄不出于一人，各自以私意行事其间，其弊端有说不尽的。大概唐朝初期以三省之长共同议论国政，六部各自以其职责举行事，所以大小不混乱。以天下之事，三省的长官互相议论，六部也为此参与议论。奈何因为宰相品位崇高重要，不想轻易授予别人，常常用其他官职担任其职务，如吏部、如秘书监、如太子詹事等，都不是宰相的职事。三省的长官没有人担任，资历声望既浅，两方互不相服，权柄分散而智术任用，虽然求取通达，反而因此不通达。君子反复考察汉唐之事，才知道建立官职的制度，其名位不混乱，权柄不转移，职分统属而情意交通的，自唐虞以来，只有成周最为完美了。阅读《太宰》的人，能不深入考察吗？

译用官府的八项成法来治理国家，第一是审理政令与徭役，依据户籍编制；第二是审理军队与田猎，依据简册核查；第三是审理乡里纠纷，依据户籍与地图；第四是审理借贷债务，依据券书；第五是审理俸禄与爵位，依据礼制任命；第六是审理收支给予，依据文书契约；第七是审理买卖交易，依据质剂；第八是审理出入往来，依据账簿防范。注：郑司农说，政指军政，役指征发徒役，比居指伍籍。疏：司徒五家为一比，出兵则五人为一伍。林氏说：依据伍籍更相为伍，所以平时没有遗漏脱漏，这就是力役征发之所以公平的原因。简就是阅视，稽就是计算。计算士兵的卒伍，阅视兵器，制作总簿。版是户籍，图是地图，审理土地诉讼，依据版图来裁决。称责，指借贷；傅别，指券书。要防，指统计总数的账簿。政，指赋税。王氏说：“政，就是力役征发。”《礼记》说：“七十岁的人不服从力役。”傅别，指在一块木札上写大字，字从中分开。疏说：在字的中间剖开，两家各得一半。王氏说：傅指以邻近的比伍作为证佐。别券书分为两半，就像现在的合同。书契，指出纳收支的总账；质剂，指将两书写在一札上，相同而分开，长的叫质，短的叫剂。傅别、质剂，都是现在的券书，事情不同，名称也不同。《礼》，指九命礼制的等级差别。王氏说：法度一定而不能亏损，所以叫成。司寇审理万民的狱讼，依据邦成来决断。叶氏时说：民众聚集必然有事，事起必然有争。圣人在细微处施教，防患于未然，所以有书来记载法度，有法度来应对事情。事情来了用法度应对，诉讼起了用书来公正裁决。就像决断事情不能没有比照，断案不能没有律令。《易经》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用书契代替。百官以此治理，万民以此明察。大概是取象于夬卦，所说的官成吧？邓氏说：成，指成籍可以复查。百官以此治理，万民以此明察。就像布有经线而不乱。刘氏说：这八项是用来培养民众信用的。自古都有死，民众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足。礼乐刑政以信为本，有证据给民众看，就没有人敢不信，这样根本就确立了。民众如果没有信用，即使有礼乐刑政，又能放在哪里呢？王氏说：经邦治，指经常。万物有经有纬，一成不变的是经，错综无穷的是纬。审理天下的治理，从征役到出入，错综无穷。从比居到要防，是一成不变的。人生而有欲望，就不能没有追求。追求而没有分界度量，就不能没有争斗。先王害怕有争端，事先制定法度来防范。有犯法者以此治理，那么真情与虚伪就明了，是非就审察清楚，奸邪的人无处施展巧诈，愚笨的人不受其害。《易经》讼卦说：君子做事谋始。先王考虑祸患，可以说是深远了。用听取官府的六项考核，来决断群吏的治理。第一是考核善，第二是考核能，第三是考核敬，第四是考核正，第五是考核法，第六是考核辨。注：听，指平治。平治官府的考核有六项，弊是决断。既用六项来决断，又以防为本。善，指做事好有声誉。能，指政令推行。敬，指在位不懈怠。正，指行为不倾邪。法，指守法不失误。辨，指明辨不疑惑。临川王氏说：防，指察。辨能明辨事情。何氏说：辨，指临事不迷惑。郝氏说：善指循良。邓氏说：善是德的本质，能是德的作用，敬正是善的准则，法辨是能的施行。它们都介在于防，善敬正，没有防就不能做到，能法辨，没有防就没有可取之处。用法度掌管祭祀、朝觐、会同、宾客的戒备器具，军旅、田役、丧荒，也这样。注：法，指礼法。王氏说：大宰在戒备器具上不说法，是道揆的职责。祭祀是吉礼，朝觐会同是宾礼，军旅田役是军礼，丧荒是凶礼，嘉礼有脤膰则是祭祀之事，有飨燕则是宾客之事，那么五礼都包含在这七件事里了。戒敕事情应当谨慎，具致物品应当供给。鹤山魏氏说：荆公说“说用法掌管祭祀，就不与道揆”，所以。荆公常以道揆自居，而元不晓道与法不可分离，法不本于道不足以成为法，道不施于法也不显现其为道。荆公认为法不预道揆，所以他的新法都是商君之法，而不是帝王之道。所见片面，言论不小，因此说永嘉二陈作《唐制度纪纲论》说：“得到古人为天下的法，不如得到法之外的东西。”他们把道德视为法外之事，都是因为荆公将道法判为二，后学于是有此说。如《周礼》三百六十官、甸稍县都、井地沟洫、比闾族党、教忠教孝，道正寓于法中。后世以刑法为法，所以法成为申商。这七件事，命令百官府共同供给财用，治理施舍，审理诉讼。注：七件事指前面四件事加上后面的三件事，施舍指不服役的人。疏：六者，即上面六联。百官联事，通职，所以说“命令百官府共同

译这是关于“财用”的。六联中不提及朝觐、防同，而在宾客中兼及了。七事中不提及敛弛，因为这不是大事，所以将其退置在下。杂说：财用由治官之属共同供给，治讼由刑官之属听断，小宰只举其纲要，所以只是下令罢了。○王先生说：七事就是六联，只是没有见到敛弛。命令百官府共同供给财用，治理施舍，那么敛弛也就包含在其中了。○林氏说：我曾考察三代的政事，从未有过转运漕运的事情。又《春秋》中列国诸侯防同征伐，没有哪一年没有，然而他们的军粮资用，取自所经过的国家，也从未有过馈饷的劳役。这都是因为农事修明而粟帛众多，即使是在门关、郊里、野鄙之间，都有储备，所以能够随用随取而充足。《周礼》中小宰在防同军旅时，命令百官府共同供给财用，而《春秋》中齐师从召陵返回，申侯请求道路经过陈、郑之间，供给其资粮鞋履，就是如此。到了秦国想要攻打匈奴，才开始让天下百姓飞挽刍粟，转运到河北，三十钟才能运到一斛，漕运的兴盛，大概就兴起于此，哪里值得作为治世的法则呢。

译凡祭祀时，协助君王处理币帛、酒爵的事务，以及灌鬯酒献祭的事务。注：这是协助大宰辅助君王，将意为送。协助君王酌取郁鬯酒献给尸，称为祼。祼的意思是灌。表明祭祀不是为了给尸饮用，只有人道的宗庙祭祀才有祼礼，天地大神至尊无匹，不设祼礼，没有比这更尊贵的了。凡是郁鬯酒，接受祭礼、啐饮、奠置。

疏：不设祼礼是因为天地覆载的功德，其功绩尤为盛大，想要报答的恩德，无可称量，所以不设祼礼，只是直接表达敬意罢了。凡是郁鬯酒接受祭礼、啐饮、奠置，是指君王用圭瓒酌取郁鬯酒献给尸，王后也用璋瓒酌取郁鬯酒献给尸，尸都接受灌酒，地神降临，这称为祭之。向尸口，啐饮，啐饮是指入口，然后奠置于地。祭天地既然说没有祼礼，按照宗伯掌管玉和鬯酒，又《礼记·表记》说：“亲自耕种粢盛秬鬯，来侍奉上帝。”上帝得以使用秬鬯，按照春官鬯人的职责掌管秬鬯，下面陈列的社稷山川等外神，都使用秬鬯，不使用郁鬯。○王氏说：“天则升烟，地则荐血，人的魂气归于天，体魄归于地，所以焚烧萧草以求诸阳，灌鬯以求诸阴。”○程氏说：“天地使用玉币，文饰神明而不设祼礼，那么玉币比鬯酒尊贵，所以太宰协助，鬯酒则由大宗伯协助，祼将又比鬯酒卑下，所以小宰协助。像这类情况，就是所谓的序事。先王衡量德行授予任命，根据任命授予职位，这序事用来辨别贤能。”○鹤山魏氏说：“宗庙的祭祀，从迎尸迎牲以后，无不是义理，这正是精义入神的地方，所以说体现君臣之义，体现父子之伦。比如祭天用特牲，器物用陶匏，〇酒明水，不近人情的最为尊贵。至于祭爓祭孰，近人情的，是礼的降等，所以记载说：‘礼中近人情的，不是最尊贵的。’”

凡宾客协助祼礼，凡接受酒爵的事务，凡接受币帛的事务。注：只有祼礼协助宗伯，其余都协助太宰。君王不酌酒给宾客，而有接受酢酒。大宗伯的职责说：“大宾客则代理并主持祼礼”。

疏：宾客酢王的时候，大宰在宾客处接受并奉给君王。君王饮完，大宰接受酒爵授予小宰。接受币帛的时候，也是君王亲自接受，接受后授予大宰，大宰授予小宰。○王先生说：宗庙的祼礼，君王和王后主持；宾客的祼礼，宗伯代理主持。君王不酌酒给宾客，而有接受酢酒，显示君主不酌酒给臣下的意义。

丧荒时接受含襚币玉的事务。注：《春秋传》说：“口实叫含，衣服叫襚。”凶荒有币玉，是宾客赒济委赠的礼仪。

疏：《春秋》传，公羊文其含襚所用，在死亡之时，如果已经殡殓之后，也容许有致送的方法，所以《春秋》左氏“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也在逾年之后，《春秋》不讥讽。按照《小行人》说：“如果国家凶荒，就命令赒济委赠。”那是说王家赒济委赠诸侯的方法，这是说诸侯赒济委赠王家的方法。○庄渠魏氏说：“凶荒的币玉，是宾客协助以礼神，《诗》说：‘圭璧已经用尽，难道不听我的吗。’”

月末则按照官府的次序接受群吏的月报，注：主管每月的小计，协助冢宰接受岁终的总账。岁终则命令群吏呈报年度事务，注：使他们携带岁终的文书来到，如同现在的上计。

魏氏说：“冢宰计算一年的功绩，小宰计算一个月的功绩。月计自己接受，岁计协助冢宰接受，这是亚相的体制。”

正岁，率领治官的属员观察治象的法度，巡行并用木铎宣告说：“不遵守法度的，国家有常刑。”注：正岁，是指夏历的正月，得到四时的正，以出教令者审慎。古代将有新令，必定奋摇木铎以警示众人，使大家明白倾听。木铎，是木舌的铃。文事奋摇木铎，武事奋摇金铎。

易氏说：“夏正建寅，称为正岁；周正建子，称为正月。建子为时王的正月，向万民显示更新之意。所以大宰在月吉悬挂治象，然后在挟日收敛。建寅为民时的正岁，吏治从这里开始。所以小宰率领治官的属员，在已收敛之后观察治象。”○王氏说：“正岁，是先王的正；正月之吉，是时王的正。万民取正于时王而已。至于百官，则又应当取正于先王。”○张氏说：“《七月》的诗言月，都是夏时，而以周的正为一之日。观察这个可见兼存的方法。其兼存什么呢？周人虽然以天统改，用建子为正月，而以夏数得天，所以未曾废弃。”○刘氏说：“告诫治官的属员，端正其开始。”○临川王氏说：“将要禁止人，就应当使人都知道，不使都知道，等到犯令而刑罔人而已。”

于是退下，用宫刑宪禁于王宫。注：宪，是指表县之。

刘氏说：“也是想让王宫端正其开始。”○仲舆郝氏说：“宫刑，是小宰的专职。”

命令百官府说：“各自修好你们的职责，考核你们的法度，等待你们的事务，以听候王命。如果有不供职的，国家有大刑。”注：乃犹女也。

王氏说：命令百官府的，是王宫中的官府。百官有在王宫治事的。既在王宫宪禁，又明确告知命令，

译让大家都了解它。大刑不仅仅是常刑，在常刑之上又增加了宫刑，是因为应当严厉的缘故。如今法律中关于宫殿的处罚比常法更重，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王氏说：小宰和五卿，从王宫、后宫、王朝、王畿一直到四海，无所不统辖，这是为了储备辅佐君主的宰相之才。

译《周礼注疏删翼》卷二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周礼注疏删翼》>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注疏删翼》卷三

明 王志长 撰

宰夫的职掌，是掌管治理朝廷的法度，用以端正君王以及三公、六卿、大夫、众官吏的位次，并掌管相关的禁令。注：治朝在路门外，其位次由司士掌管。宰夫则督察那些不合礼仪的行为。

我按：夏官大仆的职掌，君王视朝时，大仆端正位次而后退下，君王退朝时也如此。那么端正君王在治朝的位次，这是大仆的专职。宰夫掌管治朝的法度，用以端正君王以及三公、六卿、大夫、众官吏的位次。那些专门掌管君王服饰位次法度的人，不必涉及公卿大夫众官吏；而掌管公卿大夫众官吏的人，必须先涉及君王，然后才能知道君王的位次，因为君王位次不正，与公卿大夫众官吏位次不正没有区别，而且后果更加严重。像这样，君王出入起居，怎么会有丝毫不正，不足以成为万国观瞻的样子呢？后世君主日益骄横，臣子日益谄媚，无论在上位者恣意妄为、傲慢懈怠的，不能说君王端正了位次；即使在下位者弯腰曲背、匍匐跪拜于殿堂台阶之下的，也不能说公卿大夫众官吏各自端正了位次。如果真正修明宰夫和大仆的职掌，那么君臣和谐的风气，或许可以重现了。

编排众官吏的职事，以应对宾客的指令、众臣的回报、万民的呈报。注：经常依次编排众官吏的职事。这三类人的到来，就应当派遣官吏去辨理。回报的话，称为报，也称作反。反报于君王，自下而上称为逆。逆指上书。

某氏说：众官吏指接待宾客、众臣、万民的官吏，比如地官中的遗人、委人，春官中的肆师，秋官中的行人、掌客，都是接待宾客指令的；夏官中的大仆、小臣，都是应对众臣回报的；御仆应对庶民的呈报，而宰夫都依次编排治理他们，使各自办好其事。○刘氏说：宾客的指令，是命令告诫，在朝觐、会同的礼仪中预先做好准备。○何氏说：指令指宾客有求于朝廷的，宾客的指令有轻重，众臣的回报有先后，万民的呈报有缓急，宰夫都依次编排来应对。○邓氏说：臣民都有回报和呈报，这是互文见义。○杂说：宰夫掌管宾客的回报和呈报，总之这就是《尚书》中的职事，如同现在掌管章奏、报告的人一样。大仆传达指令给宰夫，宰夫早晚与天子亲近，拿着文书上奏。这个官职应隶属冢宰，汉代御史大夫统领御史十五人，接受公卿的章奏就够了，却又有尚书，大概是因为侍御史在外庭不能常至内庭，于是设置尚书在内庭，掌管四方章奏。到了汉武帝游宴后庭不出，于是设置中书谒者令，由宦官担任，平决尚书事务。章奏到时全归尚书，当时少府已无法干预，于是以大司马、大将军统领尚书，后来霍山担任此职，有副封的弊端。魏相请求去除以防壅蔽，尚书的权力又变轻。后来由中书收回其权力，于是形成两省。

掌管百官府中的征召命令，辨别八种职事：一是正，掌管官法以治理纲要；二是师，掌管官成以治理大凡；三是司，掌管官法以治理细目；四是旅，掌管官常以治理数目；五是府，掌管官契以治理储藏；六是史，掌管官书以辅助治理；七是胥，掌管官叙以治理次序；八是徒，掌管官令以征发命令。注：区别各类官职的八种职事，以备君王征召所用。

王氏说：“君王有征召命令，宰夫辨别后施行，有的下达给其正长，有的下达给其属官。旅正参与大事，跟随其长官；小事则专达，互相沟通。”○庄渠魏氏说：“小宰所辨别的六职，是各官府总分的；宰夫所辨别的八职，是每官府内部分别的。上下有体制，尊贵者治理其大而略，卑贱者治理其小而详。”

正，是治官中的冢宰。治要，如同岁计。

疏：要指大计要。○按王氏认为官法当作官属。

师，是治官中的小宰、宰夫。治凡，如同月计。

王氏说：合众目以为凡。○明斋王氏说：官成，即小宰的八成，每事有一定之科条，六官的贰官听之，治理一官的大凡。

司，是治官中的中士、下士。治目，如同日计。

王氏认为司是六官各属之长，如太宰的膳夫，大府司徒的乡大夫，遂人宗伯的大司乐，司马的职方氏，司寇的大行人，每事各有成法，如纲之有目，故曰治目。

旅，是治官中的下士。治数，每事多少不同。

王氏认为应当详细计算其科条而治理之，故曰治数。○刘氏说：正，总言六官之长；师，总言六官之丞；司，举六属之长；旅，举六属之佐。

治藏，储藏文书及器物。赞治，如同现在起草文书。治叙次，编排官中次序，如同现在侍曹伍伯传吏朝。

疏：胥既有才智，为什长，应当次叙官中，须人驱役之处，则科次其徒，故云次叙官中也。汉代五人为伍，伯长是五人之长，传吏朝者，传在朝众官吏诸官事务于朝也。胥为什长，亦然，故举汉法况之。○王氏认为掌管官府中当先当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