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注疏删翼卷七

译适宜生长的动物是羽毛类，适宜生长的植物是核果类，那里的百姓性格专一且身材高大。第四类是坟衍之地，适宜生长的动物是甲壳类，适宜生长的植物是荚果类，那里的百姓肤色白皙且身体瘦弱。第五类是原隰之地，适宜生长的动物是裸皮类，适宜生长的植物是丛生类，那里的百姓肌肉丰满且身材矮小。

注：防，意为计算。这是根据土地来计算贡税的方法，因此区分出这五种类型。毛物，指貂、狐、貒、貉之类，毛发浓密者。鳞物，指鱼、龙之类，滋润者。羽物，指翟、雉之类。覈物，指梅、李之类，果实专一圆满者。介物，指龟、鳖之类，水居陆生者。荚物，指荠、荚、王棘之类，色泽白皙者。瘠，意为瘦弱。臝物，指虎、豹、貔、貙之类，毛发浅短者。丛物，指萑、苇之类。丰，意为厚实。庳，意为矮小。杜子春将“生”读作“性”。郑司农说：皁物，指柞、栗之类。膏物，指杨、柳之类，纹理细致且白润如膏。〇认为“膏”应是“櫜”字的误写。莲、芡的果实有櫜韬（外壳）。

译疏：荠荚，就是皂荚；王棘，就是《士丧礼》中所说的：“王棘，就是挑选棘木的那种。”棘树虽然没有荚果，大概是因为它的枝叶与荠荚相似，所以一并提及。庄渠魏氏说：“五种土地随着气候的不同而形态各异，气候在地下运行，万物生命的产生，又随着形态的不同而禀受不同。大概天气作为父，地气作为母，子女大多像母亲的形态。圣人向上考察天体的运行，向下观察地理的状况，通过‘土防’的方法，统计所生长的生物中哪一类最多，从而知道土地适宜种植什么，以此来通晓地利，能够充分发挥万物和人的本性。”

因此，这五种土地上的物产，是百姓的常需，于是施行十二种教化。第一，用祭祀的礼仪教化恭敬，百姓就不苟且；第二，用阳礼教化谦让，百姓就不争夺；第三，用阴礼教化亲爱，百姓就不怨恨；第四，用音乐礼仪教化和顺，百姓就不背离；第五，用仪制辨别等级，百姓就不越轨；第六，用风俗教化安分，百姓就不苟且偷安；第七，用刑罚教化中正，百姓就不暴乱；第八，用誓约教化体恤，百姓就不懈怠；第九，用法度教化节制，百姓就知足；第十，用世事教化能力，百姓就不失职；第十一，用贤能制定爵位，百姓就谨慎修德；第十二，用功绩制定俸禄，百姓就兴起功业。注：阳礼，指的是乡射礼和饮酒礼；阴礼，指的是男女之礼，婚姻按时进行，那么男子不旷野，女子不怨恨；仪，指的是君面南、臣面北、父坐子伏之类；俗，指的是土地所生养的习惯；偷，指的是早上不谋划晚上；恤，指的是灾祸危难时互相忧虑；度，指的是宫室车服的制度；世事，指的是士农工商的事务，从小习以为常，内心安定，因此教导他们能力，不改变他们的职业；慎德，指的是珍视自己的善德，劝勉行善；庸，就是功，爵位用来显扬贤能，俸禄用来奖赏功绩。

疏：偷，就是苟且。○有人说：誓，就是信誓。○明斋王氏说：五方的风气不同，百姓习惯而成风俗，好像有恒定的本性。《王制》所说的广谷大川，制度不同，生活在其中的人风俗不同，所以说五种物产是百姓的常需。改变气质，在于修道之教，施行地官的十二种教化。这就是道德之所以统一，风俗之所以相同，而百姓不再局限于风气的缘故。○我按：地官用十二种教化治理五种物产，是想让天地气化不能局限我们的百姓，却说用风俗教化安分？为什么呢？圣人教化百姓转移非常细微，并不是改变风俗的意思，也只是说治理之道去除其过分之处罢了。那么齐国变化到鲁国，鲁国变化到大道，不就是这样吗？变化不是圣人所能强求的。《易经》说：穷尽则变化，变化则通达，通达则长久。神奇地化育它，使百姓适宜，百姓哪里曾觉察到有变化呢？

用适宜土地的方法，辨别十二种土地的名称和物产，来观察百姓的住宅，从而知道利害，来使百姓富足，来使鸟兽繁殖，来使草木孕育，来任用土地的事务。注：十二种土地对应十二个邦国，上面联系十二次，各自有适宜的东西。相，就是占视。任，就是就地所生，根据百姓的能力。

疏：星纪，对应吴越；○玄枵，对应齐；娵訾，对应卫；降娄，对应鲁；大梁，对应赵；实沈，对应晋；鹑首，对应秦；鹑火，对应周；鹑尾，对应楚；寿星，对应郑；大火，对应宋；析木，对应燕。天有十二次，是日月所经过的地方；地有十二土，是王公所建的国家。按照《元命包》说：“国君王者受封，上面对应列星的位置。”注说：“如果角亢对应郑，房心对应宋，其余小国不中星的，作为附庸。”居住在山地的，利于金玉锡石、禽兽材木；居住在沼泽的，利于鱼盐；居住在平陆的，利于田蚕。这就是就地所生，根据百姓的能力而居住。○有人说：“名，指的是白坟、黑坟之类；物，指的是所生长的物产。”

辨别十二种土壤的物产，从而知道它们的种类，来教导耕种和种植。注：壤，也是土。因为万物自然生长，所以说上土就像吐露；因为人耕种而种植，所以说壤，壤是和缓的样子，艺就是种植。

刘氏说：“十二种土地，就是十二州。州各有适宜，如职方氏所掌管。周朝虽然把十二州合并为九州，但原本尧所分的十二种不同适宜。所以职方氏遵循当时王的制度，来正其名；而大司徒依据上古的方法，来教化百姓。说十二壤，大概每一种土地又有这十二种区别。应当知道种子的适宜，即草人、骍刚、赤缇、坟壤、渴泽、咸泻、勃壤、埴垆、彊防、轻爂，共九种。”○有人说：“知道种高黍、下稻之类。”○邓氏说：“春种叫稼，秋收叫穑。土方、邍人、司稼、草木等职务，都有记载。”

用土均的方法，辨别五种物产九等，制定天下的土地税，来制作百姓的赋税，来命令土地进贡，来征收财赋，来均平天下的政事。注：均，就是平。五物，就是五种土地的物产。九等，就是骍刚、赤缇之类。征，就是税。民职，就是九职。地贡，就是进贡土地所生的，指九谷。财，指泉谷。赋，指九赋及军赋。用土圭的方法，测量土的深浅，校正日影，来寻找大地中心。日在南则影短多暑，日在北则影长多寒，日在东则影夕多风，日在西则影朝多阴。注：土圭用来测定四时日月的影。郑司农说：测土深，指南北东西之

译这是深入探讨的问题。〇所谓在白天日影过半时设置土圭和表，通过阴阳来审察南北方向。日影在土圭上较短，称为日在南，这意味着该地相对于太阳偏南。日影在土圭上较长，称为日在北，这意味着该地相对于太阳偏北。日影偏向土圭的东侧，称为日在东，这意味着该地相对于太阳偏东。日影偏向土圭的西侧，称为日在西，这意味着该地相对于太阳偏西。如果这样，那么寒暑和阴风就会偏颇而不调和，这就没有达到所追求的目标。大凡日影在地面上的变化，距离千里，日影长度相差一寸。

译浚仪王氏说：《隋书·天文志》记载，周公在阳城观测日影，以参校历法。先前的儒者都说，夏至时在阳城树立八尺高的表杆，其日影长度与土圭相等。《尚书·考灵曜》说：“夏至日影最短，长五寸；冬至日影最长，长一尺三寸。”《易纬·通卦验》说：“冬至那天，树立八尺高的表杆，在正午观察日影的长短，来占卜政事的和谐与否。”《周髀算经》说：“成周位于土地的中心，夏至日影长一尺六寸，冬至日影长一丈三尺五寸。”刘向《洪范传》说：“夏至日影长一尺五寸八分，冬至日影长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两季分至日影长七尺三寸六分。汉、魏以及宋朝所建都城，都分别依据四家历法来测定日影，那么齐纬所陈述的说法，恐怕难以作为依据。刘向关于二分日影的说法，只是直接按比例推算，并非根据表杆实际测定其长短。《考灵曜》《周髀算经》《灵宪》以及郑玄注《周礼》都说：“日影在地面上，每千里相差一寸。”查考宋元嘉十九年壬午年，派遣使者前往交州测量日影，夏至时日影超出表杆南端三寸三分。何承天远远选取阳城的数据，说夏至日影长一尺五寸，计算阳城距离交州万里，而日影实际相差一尺八寸二分，这是每六百里相差一寸。后魏信都芳注释《周髀算经》四术，说金陵距离洛阳，南北大约相当于一千里，日影相差四寸，这是每二百五十里相差一寸。唐开元年间，太史测量日影，五百二十六里一百七十步相差二寸五厘，那么郑康成的说法似乎不可凭据。又查考司马光《日景图》说：“太阳在黄道上运行，每年有偏差，地中应当随之转移，所以周朝在洛邑，汉朝在颍川阳城，唐朝在汴州浚仪，而《唐书·天文志》仍然采用阳城的日影作为法则，与《汉书·天文志》不同。”

冬至的日影长一尺五寸，称为地中。这是天地相合的地方，四季交替的地方，风雨汇聚的地方，阴阳调和的地方。既然如此，万物丰足安宁，于是建立王国。划定其王畿，方圆千里并种植树木作为标记。注：日影长一尺五寸，是因为南方距离日下之地一万五千里，大地与星辰在上下三万里之间升降，因此取一半得到地中。王畿方圆千里，取象于太阳，一寸代表一千里。在沟渠上种植树木，是用来标示并辅助加固边界的。郑司农说：土圭的长度是一尺五寸，在夏至那天树立八尺高的表杆，其日影恰好与土圭相等，称为地中。现在颍川阳城的地域就是这样。

疏：考据《考灵曜》的文字：“说大地与星辰升降，春分之时，大地与星辰回到本位；到了夏至那天，大地与星辰向东南游移一万五千里，下降也是如此；到了秋分又回到正位，冬至大地与星辰向西北游移也是一万五千里，上升也是如此；到了春分又回到正位。进退不超过三万里，因此取一半得到地中。”○《月令正义》引《考灵曜》说：“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一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中的三百四十八，周天一百七十一千里，这是天圆周的长度。”用圆周长是直径三倍来说，直径是三十五万七千里，这是二十八宿环绕的直径长度。然而二十八宿之外，上下东西各有五千五百里，这是所谓四游的极限，称为四表。根据四表之内，加上星宿内部，总共有三十八万七千里。那么天的中央，上下正中的地方，是十九万三千五百里，大地位于其中，这是大地距离天空的数值。○郑注《王制》：“取象于日月的大小，也取日影相同。”这里说“取象于太阳，一寸为正”，就是日影一寸，大地千里，与《王制》注中关于日影的说法相同。查考《元命包》说：“太阳圆形，望之广一尺，以对应千里。”○幼清吴氏说：“土圭的方法，不见于其他经典。郑氏说周公居住在洛邑，在土中营造城邑，七年让成王居住在那里。然而成王未曾与周公一起居住在洛邑，犬戎之难时，平王才开始迁居那里。现在指着洛邑说是王畿，成王居住在那里，难道不荒谬吗？君王居住何必一定要在地中？尧都平阳，舜居蒲阪，文王居镐京，都不是地中。《周书·召诰》有‘王来继承上帝，在土中服役’的话，‘土中’是说道路里程均等罢了。假如周公用土圭测量日影来寻求地中，书中记载营建洛邑的事非常详细，怎能不说呢？学者知道成王未曾居住在洛邑，就知道地中之说是错误的。”○我按：《六典》是周公详细刻写的治理太平之书，所以六官的开头语都说“惟王建国”等等，大概是说帝王均平四海，因循变革百代君王，制作详备，应当如此罢了，并非一定是当年一一已经试验过的实录。读《周礼》的人，涵泳其位天地、育万物的心量就可以了，举而措之，损益润色，自有妙用。逐句逐字地推敲得失，对作者的本意有什么益处呢？曾经考据《诗序》：“成王居住在洛邑，将殷商顽民迁到成周，又返回西都居住”，那么周公营建洛邑之后，哪里见得成王不居住在洛邑？成王即使未曾居住在洛邑，也不妨碍土圭测量日影可以建立王畿。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难道只是读诗的方法吗？

凡是建立邦国用土圭，考察其土地而划定其疆域。诸公的土地，封疆方圆五百里，其中一半供其享用。诸侯的土地，封疆方圆四百里，其中

译（大国之地，）封疆方圆五百里，其中可供赋税的占三分之一。各伯之地，封疆方圆三百里，其中可供赋税的占三分之一。各子之地，封疆方圆二百里，其中可供赋税的占四分之一。各男之地，封疆方圆百里，其中可供赋税的占四分之一。注：土其地，意思是衡量其土地。郑司农说：土其地，只是划定方正的疆界罢了。〇所谓其食者占一半、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是指土均官均衡邦国贡赋的轻重等级，必须足以供给该国礼俗、丧纪、祭祀之用，然后才贡纳其余部分。大国贡赋重，是正其地位；小国贡赋轻，是字育（爱护）他们。疏：上文说天子度取土中，这里分封诸侯，只是划定方正的疆界而已，不追求土中。○浚仪王氏说：易氏认为大司徒所说的只是四时测日影的方法，尧授时以中星验证日影，唯独在仲夏说“敬致”，即致日。致日于日影长一尺五寸，就是求中的方法。如果天度可以用尺寸来求，那么南北可以分出长短，而东西凭什么取信？土圭土其地，是仿照王国的方法，确定东西南北的形势罢了。○仲友唐氏说：学者见司徒建邦国封疆与武城分土的等级，孟子颁禄的制度不合，因此说《周礼》不是周公的制度。为《周礼》辩解的人又强行解释说：周九州边界方圆七千里，周公改变商汤的制度，即使小国土地也方圆百里，这都是没有深入考察的。《费誓》说：鲁人有三郊三遂。《左传》说：完整的国家不超过天子军队的一半，诸侯大国三军就可以了。那么大国的三军出自三郊三遂，符合周制了。《牧誓》说：武王戎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御事司徒、司马、司空。那么大国的三军，三卿作为统帅，一军戎车一百二十五辆，符合商制了。商周诸侯的军制既然相同，分土制度怎么会不同？周的九服就是禹的五服，哪里看到所谓七千里的说法？周公辅佐武王灭国五十，而所立七十一国，分土制度突然超过商代，大的二十四倍，小的还三倍，哪里容得下？后来的儒者不能通达，就说这是兼附庸，确实如此。却不思考百里之地，万井减去三分之一，为六万夫的土地，全部以每家出一人率之为兵，六万尚且不足，三郊三遂七万五千人。人数为车六百辆，也不足千辆之数。所谓园防、宅田、士田、贾田、官田、赏田、牛田、牧田，与卿大夫公子弟的采邑，在哪里容纳这些家？既役使其中一人百亩，又征收其什一，没有其他余地。车辇、马牛、干戈之类，从哪里出？百亩之分，以中农计算，足食七人，什取其一则十夫而食七人，是古代庶人在官次第的禄。六万夫的税，只当中农夫六千人而已。三乡的吏九千四百六十人，从哪里供给？尚未食三遂的吏，与其百官的众，府史胥徒的禄，宗庙朝廷的礼，王国的朝贡，四邻的邦交，从哪里取用？百里之地，不足为公侯之国，明显得很。何况七十里止二万九千四百夫之地，五十里止一万五千夫之地，其不能为诸侯之国，更加明显了。那么子产、孟子的话，不对吗？回答说：二子怎么可以非议呢？只是古人说话省文而互见，详细考察，没有不合的。古之为国，有军有赋。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这是军，出自国之郊。天子万乘，诸侯千乘。这是赋，出自成国。自军言之，则方百里而具三军，方七十里而具二军，方五十里而具一军。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军。自赋言之，则方千里而具万乘，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通军与赋而言之，则方千里者为兵车万九百乘。推而下之，方百里者为方五十里者，四五十里具一军，又五十里者为一遂，合为兵车二百五十乘。余方五十里者一定出赋五十乘，军赋合三百乘，男之国也。由是推而上之，七十里而具二军，又七十里而具二遂，略当一同，合为兵车五百乘。加一同定出赋百乘，军赋合六百乘，伯之国也。百里而具三军，又百里而具三遂，合为兵车七百五十乘。加二同有半定出赋二百五十乘，军赋合千乘，公之国也。伯二同则方百四十一里，公四同有半则方二百一十一里，子下同于男，侯上同于公，是谓分土惟三。自是而外则附庸也。山川也，土田也，虽未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内矣。今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此附庸在封疆之证也。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此土田在封疆之证也。奄有龟蒙，遂荒大东；奄有凫绎，遂荒徐宅，此山川在封疆之证也。封疆之内，附庸、山川、土田皆在焉，然皆非出军制赋之壤，故地方七百里而止于革车千乘。则举封

译就疆域而言，即使是七百里也是可以的，何况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呢？所以，对于天子说千里，是兼及军赋而言的；对于诸侯说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是单独举出军制而言的。对于天子说万乘，是按照赋税制度通盘计算的结果；对于诸侯说千乘，是兼及军赋而言的。对于诸公说五百里，诸侯说四百里，伯说三百里，子说二百里，是将山川、土田、附庸都包含在封疆之内而言的。对于诸男说百里，是单独举出他们提供军赋的封疆而言的。所有这些，都是文字简省而互相参证，看似不同实则相通，哪里会有丝毫的矛盾呢？况且先王对于诸侯，难道封疆一定之后就再也没有奖惩了吗？庆贺时增加，责罚时削减，都包含在封疆的变化之中了。这是周公制定的常法，而成王将鲁国的封地扩大到七百里，那是康周公的恩赐，并非周公的制度所能拘束的。对于齐国有赐履的恩典，对于卫国有划定疆界的土地，对于韩侯有统辖北国的封授，山川、土田、附庸有的得到全部，有的得到部分，这些都是封疆的数目。这与《武成》篇和孟子的言论，大概是互为表里的。

《陈氏礼书》说：设立爵位只有五等，是为了称颂他们的德行；划分土地只有三等，是为了区分他们的功劳。德行不同而功劳有相同之处，所以公和侯的土地都相当于百里，子和男的土地都相当于五十里。土地相同而附庸有所差异，所以诸公的封地方圆五百里，诸侯的封地方圆四百里，诸伯的封地方圆三百里，诸子的封地方圆二百里，诸男的封地方圆百里。大概三等土地是正式的封地，五等附庸是扩展的封地。正式封地则每一寸土地都不是他的领土，每一个百姓都不是他的臣民，尊贵者担心过于强盛而没有制约，卑贱者担心过于削弱而没有立足之地，所以公的土地必须向下顺从侯，男的土地必须向上顺从子。至于扩展的封地，则是为了让上级的政令有所统领而不繁杂，下级的赋税贡品有所依附而不浪费，又不是诸侯可以擅自占有的，这样尊贵者不担心太多，卑贱者不担心太少。所以公的土地必须是五百里，从而与侯不同；男的土地只有百里，从而与子不同。

叶氏时说：公的封疆虽然是五百里，但受田食禄只有百里；侯和伯的封疆虽然是四百里、三百里，但受田食禄只有七十里；子和男的封疆虽然是二百里、百里，但受田食禄只有五十里。就像现在的郡县大小不一，但俸禄自有定数一样。

潜溪邓氏说：用土圭测量土地、制定区域，这不是司空的事吗？为什么归属于地官呢？回答说：司空主管土地和民众劳役。国家大事、重大劳役，太宰辅佐王命，百官中司徒主管治理和率领，直到司马主管政令，司空主管事务，陈述其法规，乡师跟随接受并考核。司马负责种植并接收其纲要，军旅也是如此。这是因为官职之间有联系。至于制定区域、规划住宅的方法，经文中没有详细记载，大概详细记载在冬官中，现在失传了。

本清章氏说：孟子说方里而井，意思是四面各长一里为一井。地方千里、地方百里，是指四方各自都有千里、百里的长度，而不是四面总计。所以以天子来计算，田地有一千六百同，每同出兵车百乘，通算王畿有一十六万乘，有稽查的数目，是为轮流调遣而设立的，即府兵制度，如同现在每年每十乘中稽查一乘。通算王畿内有一万六千乘，经传中所称的天子万乘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说天子的兵车只有这一万乘，也是限于以四面总计为千里，于是不知道有轮换休息的方法了。侯国的制度也是如此。

译凡是建立都城和边邑，要划定它们的疆域并修筑沟渠作为界限，根据其中的户数来制定相应的制度。不需要休耕的土地，每户分配一百亩；休耕一年再种植的土地，每户分配二百亩；休耕两年再种植的土地，每户分配三百亩。

注：都鄙，指王子弟、公卿大夫的采邑，其边界称为都鄙，是居住的地方。城郭内的住宅称为室，根据户数来制定制度，是指制定丘、甸等基层行政单位。《王制》说：凡是安置居民，要衡量土地来建立城邑，估量土地来安置居民，土地、城邑和居民，必须三者相协调。郑司农说：不易之地，是每年都能耕种的土地，因为肥沃，所以每户只给一百亩；一易之地，是休耕一年才再次耕种的土地，因为贫瘠，所以每户给二百亩；再易之地，是休耕两年才再次耕种的土地，所以每户给三百亩。

疏文上文说：王畿以及诸侯邦国，到这里又说到王畿内的都鄙三等采邑。所谓“造都鄙制其地域”，按照《载师》的职责：家邑位于稍地，小都位于县地，大都位于畺地。又《小司徒》说：四个丘组成一个甸，四个甸组成一个县，四个县组成一个都，家邑方圆二十五里，小都方圆五十里，大都方圆百里，就是这样。所谓“以其室数制之”，是依据城内的户数，在四方郊野中划定土地给他们，比如九户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四甸为一县，四县为一都等。又说：公居住在大都，卿居住在小都，大夫居住在家的邑。亲近的王子母弟与公同在大都，次亲近的与卿同在小都，再次亲近的与大夫同在家邑，所以总称为都鄙，是王子弟、公卿大夫的采地。三等采地都有城郭，是鄙人所居住的地方。依据其四至边界，就是其界限称为都。

汉代《食货志》记载：汉武帝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能够推行代田法，一亩地开三条沟，每年轮流耕种，所以叫代田，这是古法。后稷开始开沟种田，用两把耜组成耦，宽一尺，深一尺，称为甽，长度贯穿整亩，一亩有三条甽，一个农夫有三百条甽，就在其中播种。庄稼长出叶子后，逐渐锄去垄上的杂草，顺势将土培附在苗根上，所以《诗经》说：“或芸或耔，黍稷儗儗。”芸，是除草；耔，是培土附根。说庄稼稍壮时，每次锄草都培土附根，等到盛夏，垄土尽数培深，能抵御风旱，所以庄稼茂盛。其耕种下种的工具都有便捷巧妙之处，通常十二个农夫耕种一井一屋，所以五顷地，用耦犁两牛三人，一年的收成通常比漫田每亩多出一斛以上，善于耕种的加倍。

庄渠魏氏说：再易之地，是隔两条垄开一条沟。垄上不播种，所以又称为莱，因此可以根据土地知道户数的多少，根据户数制定都鄙的疆域。

于是分配土地的职责，确定土地的守护，制定土地的贡赋，并颁布职事，作为土地的法度，以等待政令的执行。

注：分地职，是分配九职所适宜的事务；定地守，是指衡麓虞等守护山林川泽的人；制地贡，是指九职所征收的赋税；颁职事，是分别命令他们各自从事所职分内的事。

叶氏说：“郑玄认为这种建立都鄙的制度，不同于乡遂，这是不对的。井牧的制度，通行于天下邦国的田制，还如同六乡；都鄙的田制，难道唯独与六遂不同吗？都鄙的不易之地，就是上等田；一易之地，就是中等田；再易之地，就是下等田。只是遂人在采邑中增加了莱田罢了。郊野难道不同于九夫为井？丈量土地难道脱离了三等？授田难道超过了面曲之制。这本来就是井田的定制。”

用十二种荒政来聚集万民，一是散利，二是薄征。

魏氏说：赈济和催征赋税，不可以同时进行，否则就像左手给人食物，右手却掐住脖子抢夺一样。已经储藏的粮食散发出去，尚未缴纳的赋税减轻征收，荒政的大纲就举出了。

三是缓刑。

有人说：轻罪释放他们，使他们能够自食其力。

四是弛力，五是舍禁，六是去几，七是眚礼，八是杀哀，九是蕃乐，十是多昏，十有一是索鬼神，十有二是除盗贼。

注：郑司农说“散利是借贷种子和粮食，弛力是停止徭役，去几是关市不征税，多昏是不备办礼仪而娶妻，昏者多，指结婚的人多，索鬼神是求访废祀的神灵并加以修奉。”《云汉》这首诗所说的“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就是这样。饥荒时盗贼多，不可不铲除。杜子春读“蕃乐”为“藩乐”，意思是封闭收藏乐器而不演奏。所谓去几是去掉其税，舍禁比如公家没有禁止的利益，眚礼是指削减吉礼，杀哀是指省减凶礼。

有人说：“盗贼不可以因为缓刑的缘故，就放纵他们。”

按：《司关》说“国家遭遇凶荒疫病则没有门关的征税”，可见“几”明明是指征税，郑司农的解释不对。

有人说：“比如公山公泽之类。”

有人说：“比如只有币帛没有牺牲之类。”

东莱吕氏说：“荒政的条目，始于黎民遭受饥荒，舜任命弃为后稷，播种百谷，其详情见于《生民》这首诗。其后如大禹治水，商汤大旱，百姓没有菜色，其荒政制度不可考证。到了成周时期，自大司徒用十二种荒政聚集万民，其详情又错杂见于六官的典籍。然而古人用三十年的通计来制定国家用度，则有九年的积蓄，遇到年成不好，君主就贬损减省，天下各有粮仓储备，就赈发救济百姓而已。当时的措施与后世不同。到了春秋战国，王政已经衰微，秦国饥荒向晋国借粮，鲁国饥荒向齐国借粮，当时九年的制度已经败坏。其后如李悝的平籴法，”

译丰收时低价收购粮食，灾荒时拿出粮食赈济饥民，这样谷价就不会昂贵，百姓就能安居乐业，这也是夏商周三代以后防治荒灾的好办法。到了汉武帝下诏令，因水灾将百姓迁移到江南，把巴蜀的粮食运送到江陵。唐朝西京长安收成不好，皇帝就驾临东都洛阳，高宗时就有“逐粮天子”的说法，这大概是迁移百姓、更换粮食来源的办法，是孟子所说的权宜之计，而秦汉以来却把它称为善政。大体上，这种方法越是败坏，其手段就越粗疏。现在试着列举其中可行的六七条：比如汉朝规定运粮进入关中，不需要传送凭证，后来贩卖粮食的人免除赋税，就像后世鼓励百姓拿出粮食散给乡里一样。又比如富弼在青州任职时，将流民安置在城外，对房屋住所等各种措施都有法度，当时由寄居的防士分别掌管此事，不让吏胥参与其中。又比如赵抃在越州任职时，不压低谷价，四方商人纷纷汇聚，这些都可以借鉴其意图，推广其方法以广泛施行。至于平籴的政策，尤其需要研究讲求。从李悝实行平籴法，到汉代耿寿昌设立常平仓，元帝以后有时设置有时废除，到了宋朝才成为定制。仁宗时韩琦请求停止出售没官的田地，招募人承佃作为广惠仓，将粮食分发给鳏寡孤独之人。庆历、嘉祐年间既有常平仓，又有广惠、广济两仓来预备赈济抚恤，所以仁宗的恩德加倍地施及百姓。等到王安石执政，常平、广惠仓中凡是能够支给的粮食，全部卖出换成钱，变成了青苗法，收取三分的利息，百姓于是无法生活。广惠仓的田产卖尽，虽然得到一时的利益，终究没有根基，元祐年间虽然恢复，章惇继任后，三仓又遭破坏，讨论荒政的人不可不详细考证。

译用保息六法来养育万民。第一是慈幼，第二是养老，第三是振穷，第四是恤贫，第五是寛疾，第六是安富。

注：〇息，是指安顿百姓使他们繁衍滋生。慈幼，是指爱护年幼的人。生下三个孩子的，官府给他两个乳母，给他食物。十四岁以下的男子不服兵役。养老，七十岁的老人由乡里供养，五十岁的老人给予不同的粮食等。振穷，是指救助那些陷入困境的百姓。穷困的人有四类：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恤贫，是指对没有财产产业的穷人，给予借贷。寛疾，是指像现在这样患有残疾不能从事劳役的，免除赋税；能从事劳役的，减半征收。安富，是指公平他们的徭役，不专门征取富人。

疏：上文经文既然陈述了凶荒不安的事由，这段经文就陈述安养万民的方法。生下三个孩子给乳母等，都是越国的言语。范蠡想要迅速报复吴国，制定了这种权宜的礼制，命令壮年男子不娶老年妇女，老年男子不娶壮年妇女，女子十七岁不嫁，男子二十岁不娶，都惩罚他们的父母。生男孩，给两壶酒一条狗；生女孩，给一壶酒两头小猪；生三个孩子，官府给他乳母，生两个孩子的给他食物。《王制》说：“五十岁的老人在乡里供养，六十岁的老人在国都供养，七十岁的老人在学校供养。”《礼记》说：“平民吃稷米，士兼吃黍米，大夫又加上粱米。”现在即使是平民中的老人，有时也和士大夫吃同样的食物，所以叫“异粻”。〇潜溪邓氏说：“从这里可以看出先王的制度，想要万物各得其所。后世虐待鳏寡孤独者不足为奇，即使以铲除富强者为政，也离教化的本意远矣。”〇我按：生下三个孩子给乳母，生两个给食物，注疏借用来解释慈幼的意思罢了，并非先王的政令。《月令》说：“季春安顿萌芽，养育幼少，抚恤孤儿。”王政可以想见的，这类就是。

用本俗六法来安顿万民，第一是媺宫室，第二是族坟墓，第三是联兄弟，第四是联师儒，第五是联朋友，第六是同衣服。

注：本，就是旧的意思；媺，就是善的意思，是指约束椓击，抵御风雨，各有居所。族，就是类的意思，同宗的人活着时住得相近，死后葬在一起。兄弟，指姻亲嫁娶。师儒，是乡里教导道艺的人。同师学习叫朋，志同道合叫友。同，就是齐的意思。百姓即使有富有的，衣服也不得独自奇异。

疏：经文说：媺宫室，说明不主张华美，所以用抵御风雨来解释。《斯干》这首诗说：“约束它阁阁响，椓击它橐橐声。”〇《尔雅·释亲》说：父亲的党羽为宗族，母亲和妻子的党羽为兄弟。那么兄弟这个名字用于外亲才是正确的。上文说“族坟墓是同宗”，明显这里兄弟用于外姓姻亲。〇庄渠魏氏说：“本俗，是祖宗根本所在。百姓不忘记根本，善心就会产生。”〇潜溪邓氏说：“保息本俗在八统九两中，事情相同。为什么呢？回答说：百姓生存有道，大宰执掌；为百姓治理，司徒掌管；为百姓教化。八统九两，广阔地兼覆并包吗？保息本俗，则是敦厚仁爱而率育百姓。共同事务通称为官联，不同事务建立为官法，听治防讼守为官常，都是这些，归结于将万民约束于人道。”那么《易经》说：“天地乖违但事情相同，所以两官同道。”

正月初吉，开始和布教化于邦国都鄙，于是悬挂教象之法于象魏，让万民观看教象。夹日而收敛它，于是施行教法于邦国都鄙，让他们各自教化所治理的百姓。

疏：让他们各自教化所治理的百姓，如果依据邦国，让诸侯教化所治理的百姓；如果依据都鄙，就让公卿大夫教化所治理的百姓。〇明斋王氏说：凡是治理百姓，一定要从他们的有司开始，这是教化百姓的根本。〇我按：王国有六乡，就由乡师等教化；六遂，就由遂人等教化。这些都是司徒的属官，所以施行教法只说邦国都鄙。邦国也有乡遂，比如大国三乡三遂，依次递减，都隶属于诸侯，所以总称为邦国而已。

命令五家为比，让他们互相担保；五比为闾，让他们互相接纳；四闾为族，让他们互相安葬；五族为党，让他们互相救助；五党为州，让他们互相周济；五州为乡，让他们互相尊敬。

注：这是用来劝勉百姓的。让他们，都是指设立他们的长官并教令他们。保，就是任的意思。救，是救助凶灾。宾，是尊敬其中的贤者。杜子春说：“相受，是指百姓迁移所到的地方就接纳他们，所离开的地方就让他们出去。”〇郑司农说：“受，是指宅舍有变故，互相接纳寄托。”赒，是指礼物不齐全，互相供给充足。闾二十五家，族百家，党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乡万二千五百家。

疏：设立他们的长官，是指比如比长、闾胥到乡大夫等。〇潜溪邓氏说：布法施教，首先从比闾、族、党、州、乡开始，为什么呢？教化从下面开始。万物生长从下面，是地的德性。王治笃近，先家庭。家庭和睦而乡里治理，乡里和睦而国家治理，国家和睦而天下治理。开始联合而比附他们，既协调而和睦他们，这是王治的大教化。闾让互相接纳：善的接纳其喜庆，恶的接纳其祸患；老的接纳而终老，幼的接纳而长大；穷困无归的人，接纳而供养他们。互相安葬丧事，同其悲痛；互相救助凶灾，同其灾难。乡，就是向的意思，向之饮酒射箭而尊敬他们，教化合敬。王教没有比能群居更大的，没有比敬让更先的，没有比敦睦更厚的，没有比

译在于不争夺。大道施行，天下时时和乐，这是不争夺的极致。所以保持施予、安葬、救助、周济、待客、渐进的仁德，切磋琢磨的道义，用礼乐来引导，以教化来归结，这就是实现这一境界的途径。

译将十二种职事颁布给邦国和都鄙，使万民得以进用。第一是稼穑，第二是树艺，第三是作材，第四是阜蕃，第五是饬材，第六是通财，第七是化材，第八是敛材，第九是生材，第十是学艺，第十一是世事，第十二是服事。注：郑司农说，稼穑是指三种农事生产九种谷物，树艺是指园圃培育草木，作材是指虞衡官开发山泽的材用，阜蕃是指薮牧官养育繁殖鸟兽，饬材是指百工整治转化八种材料，通财是指商贾使货物流通，化材是指嫔妇教化治理麻枲，敛材是指臣妾聚敛疏材，生材是指闲民没有固定职事而临时担任工作，学艺是指学习道艺，世事是指用世务教导有能力的人从而使百姓不失职守，服事是指为公家服役的人。〇指生材是养育竹木的人。

疏：九职大宰已经掌管，司徒又颁布的原因，是大宰总知其事，司徒是主管百姓的官员，亲自颁布执行，道理各有其恰当之处。○何氏说：司徒颁布的原因，是因为正德厚生之事相互关联。○魏氏说：登进而使之成就。○愚按：后郑认为生材是养育竹木，大概是因为大宰任用万民，所以有闲民，这里说颁布职事，不能颁布让他们成为闲民。然而生材为什么说是养育竹木？树艺作材之中，难道唯独没有养育竹木的人吗？况且万民中不能没有闲民，那么颁布职事，正是颁布让他们临时担任工作，怎么能说是颁布让他们成为闲民呢？

用乡三物教导万民并选拔举荐他们。第一是六德：知、仁、圣、义、忠、和。第二是六行：孝、友、睦、婣、任、恤。第三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注：物就是事，兴就是举。百姓三件事教成后，乡大夫举荐其中的贤者和能者，用饮酒之礼以宾客之礼相待。之后就把他们的名册献给君王。知是明于事理，仁是爱人并推及万物，圣是通达且有先见之明，义是能防备并适应时宜，忠是言语发自内心，和是不刚不柔。善于侍奉父母为孝，善于对待兄弟为友，和睦亲近九族为睦，和睦亲近外亲为婣，在朋友道义上守信为任，救济忧虑贫困者为恤。礼，是五礼的意义；乐，是六乐的歌舞；射，是五射的法度；御，是五御的节度；书，是六书的品类；数，是九数的计算。

疏：九族，上自高祖，下至曾孙，旁及缌麻之内的内外亲属，就是母族和妻族。○按保氏职掌，用道教导国子六艺：第一是五礼，第二是六乐，第三是五射，第四是五御，第五是六书，第六是九数。彼注说：五礼，是吉、凶、宾、军、嘉；六乐，是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五射，是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五御，是鸣和銮、逐水曲、过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书，是象形、指事、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九数，是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盈不足、旁要。彼注又说：现在有重差、夕桀、勾股。○俊仪王氏说：周朝的制度，从王宫、国都、闾巷、党术，没有不有学校的，司徒总领其事，乐正推崇其教化，下至庠塾，都以百姓中有道德的人为左右师。从天子的元子、众子，公卿大夫士的嫡子，到庶民子弟，八岁进入小学，教导他们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礼乐射御书数的文章；十五岁进入大学，教导他们致知、格物、正心、诚意的道理。○又说：先王之时，其人就是四民，其居就是六乡、三采、五比、四闾，其田就是一井、二牧、三屋、九夫，其官就是三吏、六联、五侯、九伯，其教就是五事、五典，其学就是六德、六行、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年少时学习，长大后安于其道。○又说：三代的君王，划定九州以安置百姓，天子诸侯有君师的职责，公卿有师保的意义，里居有父师、少师的教导，所以百姓聚集而教化施行。

用乡八刑纠正万民。第一是不孝之刑，第二是不睦之刑，第三是不婣之刑，第四是不弟之刑，第五是不任之刑，第六是不恤之刑，第七是造言之刑，第八是乱民之刑。注：纠就是割察。不弟，是不敬重师长；造言，是散布谣言迷惑众人；乱民，是扰乱名分更改法度，执持邪道以扰乱政事。

疏：乱民以下都是《王制》中的文字，指变易官职与物品的名称，重新制定法度，左道如巫蛊及世俗禁忌，都是扰乱政事的百姓。○仲舆郝氏说：造言、乱民这两种刑罚，如果使用不当，就是申韩的令法中诽谤妖言的法律了。○潜溪邓氏说：八刑也叫乡刑，为什么呢？说是乡刑，乡刑是教刑，《书》说“扑作教刑”，教刑不是刑罚，那些附带刑罚的归之于士了。○愚按：六德，圣王不用极美好的东西强迫百姓，六艺是末节，六行不完备就施加刑罚了。○《国语》齐桓公内政之法，正月朝见，乡长汇报事务，君主亲自询问说：在你的乡里，有居家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慧贤仁、在乡里闻名的人吗？有就报告，有而不报告叫做蔽明，其罪为五；有可以停止事务而完成公事的人吗？君主又询问说：在你的乡里，有奉养股肱之力、出众于众人的人吗？有就报告，有而不报告叫做蔽贤，其罪为五；有司

译事情已经办理完毕，公又问道：“在你的家乡，有没有对父母不慈不孝、在乡里不尊敬长辈、骄横暴躁淫乱暴戾、不服从上级命令的人？如果有，就报告上来；如果有却不报告，叫做‘下比’，其罪为五等。官吏们事情办完后，乡长就退回去修养德行、举荐贤才，公亲自过问，于是派遣役官以及五属大夫再次办事，公像起初那样询问。五属大夫于是退回去修养所属的政事，所属退回去修养县政，县退回去修养乡政，乡退回去修养卒政，卒退回去修养邑政，邑退回去修养家政。因此，平民有善行可以举荐，平民有恶行可以诛罚。○贵与马氏说：因为阅读《国语》这一章，并参照《王制》所说的司徒选拔贤才的事情，然后才知道古代的圣贤，在教化百姓形成风俗、选拔贤能这两件事上，根据贤愚升降、举功黜罪，所以他们的法度非常完备。他们教化人，不仅崇尚贤德以提升道德，而且一定要剔除不肖之人以抑制恶行；他们举荐人，不仅让贤者受上等的奖赏，而且一定要让蔽贤者受显眼的杀戮。大概赏罚相辅而行，才开始不把它视为具文。后世不是不设立学校，却没听说过有不遵从教化的惩罚；大概是只选拔有才能的人，而没有才能的人就听任他们自甘不肖罢了。不是不兴起选举，却没听说过有蔽贤的杀戮；大概是只进用被任用的人，而未被任用的人就听任他们自认不遇罢了。他们的教化不周全，他们的选拔不精当，适宜人才之所以日益衰微。虽然如此，正因为教训的法度不周全，所以选举的途径不精当。士人生活在这个时代，大概各自成为人才，而没有曾经依赖上面的人。那么所谓怎么知道贤才而举荐他？怎么识别不才而舍弃他？而蔽贤的惩罚，也就没有地方施行了。

译用五礼来防止百姓的虚伪，从而教导他们行为合乎中道；用六乐来防止百姓情感的偏失，从而教导他们内心和谐。注：礼是用来节制百姓奢侈虚伪的行为，使他们的行动合乎中道；乐是用来荡涤端正百姓的情思，使他们的心意和谐。何氏说：六艺的教育，礼乐都包含在其中。这里再次强调，是因为教化百姓没有比礼乐更重要的了。魏氏说：虚伪，是指对外有所作为，丧失了人的天真本性；情欲，是指内心有所感触，偏离了人的天性。礼是用来节制虚伪，使其不偏颇；乐是用来涵养情欲，使其不淫乱。

凡是百姓不服从教化，因而产生诉讼纠纷的，以及涉及土地治理事务的，由司徒审理并加以防范。那些触犯刑律的，则移交司法官员处理。注：不服从教化，是指不满足于十二种教化而贪婪冒进的人。有地治者，是指乡、州以及治理都鄙的官员。附丽，指依附于刑罚，士、司寇、士师等属官。

祭祀五帝时，进献牛牲，陈列其解剖后的骨肉。注：牛能负重，属于地类。奉，就是进献。郑司农说：羞，就是进献。肆，是陈列骨肉。〇意思是进献已经解剖陈列的骨肉。《士丧礼》说：解剖去蹄。

疏：郑司农将“肆”读作四的音，所以说“肆陈”。意思是把牲体陈列在俎上，也就是将牲体分解为二十一个部位。后郑将“肆”读作擿的音，“肆”指解剖骨肉，是将牲体分解为七个部位。查《士丧礼》说：“特豚四鬄，去蹄。”那里的注说：“四解之殊肩髀。”那里说分开肩髀，与此处的骨肉是一样的。后郑之所以不采纳先郑的说法，是因为查《礼运》说：“腥其爼，孰其殽。”那里的注说：“腥其爼，是指豚解而保持生腥；孰其殽是指体解而煮熟。”祭祀的法则，先豚解，后体解。经文说“奉牛牲”，是指刚牵入时，接着就说“羞其肆”，说明是先豚解。又查《国语》说“禘郊之事，则有全蒸”，可知不能先有体解。如果这样，那么禘郊之礼是先全蒸，后豚解；而宗庙之祭，则没有全蒸，先豚解，再体解。《礼运》所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〇愚按：关于“羞肆”的解释，后郑不采纳司农的说法，是因为禘郊之礼先全蒸，后豚解，而体解更在豚解之后，经文在“奉牲”之后紧接着说“羞其肆”，所以否定了体解的说法。然而恐怕不必如此拘泥。

祭祀先王也是如此。

疏：祭祀先王，不区分祭祀的大小。大宗伯四时祭祀及禘祫都称为享，不说祭地，是因为祭地的礼仪与祭天相同。

接待重大宾客时，命令郊野修治道路，储备物资。注：命令，是命令遗人，让他们去做。少叫委，多叫积，都是用来供给宾客的。

重大丧事时，率领六乡的众人，负责六引并治理其政令。注：众庶，是指被征役的人。郑司农说：六引是指牵引丧车的绳索。六乡负责六引，六遂负责六绋。

疏：在棺木上的叫绋，在道路上可见绳索本体叫引，可见用力，用文辞来体现义理。〇明斋王氏说：查《周礼》对于丧纪之事，必定极其丰厚，人之所以有礼义，是因为活着时健康安乐就恭敬慈爱地相处，死亡患难时就哀痛谋划，比平时更加丰厚，所以他们的爱敬都是真实的。如果那些邪恶淫乱的人，早上死了晚上就抛弃，遇到患难就丢下离开，那么他们相处的情义都是虚假的，比起那些哀鸣徘徊的鸟兽还不如。因此先王之所以丰厚丧礼，是因为顺应人不背弃根本的真情而加以品节，使那些不贤的人有可以企及的标准。并且必须将职责均分给百官，将劳役均分给乡遂的百姓，使那些持礼来朝的臣子各自尽到臣子的诚心，王国的百姓无不竭尽如同对待父母般的情义。因此疾病时的祈祷医药，患难时的捍卫营救，无所不用其极。不幸有败亡的祸患，就以身殉职与之同死，都是这个道理。那些以薄葬为道的，就把患难丧亡看得像空船飘瓦一样，如果国家有事，何所依托？这就是异端之流。

重大军役、重大田役时，用旗帜召集百姓，并治理其徒众的政令。注：旗，画有熊虎图案的旗帜。征召众人，刻定日期树立旗帜，约定在旗下集合。

愚按：大军、大田，都是司马的职责，而召集百姓却归司徒，为什么呢？圣王的时代，没有兵事。自从用旗帜召集之前，徒众都是百姓，他们保息本俗而宾兴之，都是教化。军旅、田役结束后，仍然归司徒管理，所以说：“圣王的时代，没有兵事。”

如果国家有重大变故，就召集百姓到王门，命令没有符节的人不得通行天下。注：大故，指君王驾崩及敌寇入侵。节，六种符节，有符节才能通行，以防奸邪私行。

遭遇大荒大疫时，就命令各国迁移百姓、互通财物、解除禁令、放宽劳役、减轻赋税、延缓刑罚。注：大荒，是大饥荒；大札，是大瘟疫。移民，是避开灾荒前往物价低廉的地方。那些有守备不能迁移的，就输送粮食给他们。《春秋》定公五年夏，向蔡国输送粮食，就是这种情况。

疏：向蔡国输送粮食，并非荒疫之事，只是借以证明互通财物的义理。〇明斋王氏说：前面说了荒政十二条，召集百姓了，这里再次提及，是指命令各国。而且不仅有大荒，还有大疫的时候。

年终，就命令教官整顿政务并汇报工作。正月初一，对教官说：“各自做好你们的职务，修好你们的事务，以听候王命。”

译如果有不端正的，国家就有固定的刑罚。」注：岁终，是指周历的季冬。教官，其下属有六十人。正治，是明确处理其文书。致事，是呈上其计簿。正岁，是夏历正月朔日。

译王氏说：地官主管土地与百姓，所以以土地地图、人口数量为最重要。刚土防用来了解土地适宜生长的作物，土均用来平衡土地赋税，土圭用来划分土地，这些都是治理土地的方法。十二职用来培育民生，通过本俗来安定百姓，通过保息来养育百姓，通过荒政来聚集百姓。十二教用来通达百姓的本性，三物用来兴起人才，刑罚用来纠正过失，这些都是治理百姓的方法。比、闾、族、党、州、乡用来施行教化，遂、沟、洫、浍、川用来划定疆界，疏通水利。井、邑、丘、甸、县、都用来稽查百姓的牲畜，征发劳役，而伍、两、卒、旅、师、军的编制法度就寓含其中。所以说，地官是以广博深厚、包容万物为德行的。《易经》说君子以厚德载物，《周礼》地官中关于学校、田里、卒伍、市场、虞衡的制度，都宽裕温柔，广博平易，宁愿多进行教诲而不让一个人得不到教化，宁愿耗费岁月而不贪图一时的近利。这种培植深厚，恩泽无穷，不是后世所能达到的。○庄渠魏氏说：治理下属官员，大宰不直接命令，由小宰去命令，五官则直接命令自己的下属。

小司徒的职责，掌管建立国家的教化法度，用来考核国都及四郊、都鄙中夫家九比的人数，以辨别他们的贵贱、老幼、废疾。凡是征发劳役的减免，以及祭祀、饮食、丧纪的禁令。注：稽，就是考核的意思。夫家，就是说男女。郑司农说：九比，是说九夫为井。○所谓九比，是冢宰职中征收九赋的人数。贵，指卿大夫；贱，指占防贩卖者；废疾，指癃病之人。施，应当是弛（免除）的意思。

疏：九比之后，后郑不遵从先郑的说法，因为经文说掌管国都及四郊，就是在六乡之内，但乡与公邑都实行沟洫制，没有井田法，所以不遵从。征，指赋税；役，指徭役。郑玄解释其他文中贵贱相对时，都以贵为卿大夫，贱为士，唯独这里贱为占防贩卖者，因为此经文论述九赋之事。查大宰九赋中有币余之赋，币余指占卖国家斥余的货币，此经文中贵与老幼废疾都免除赋税，只有这种赋对应那币余之赋，所以解释为贩卖者。祭祀指乡中的州祭，社党祭禜，族祭步。饮食指如举行乡饮酒礼及族食。丧纪指如四闾为族，让他们互相安葬等。禁令指祭祀以下都有禁令，使不违背礼制。○某氏说：经文说征役的施舍都指免除的人，贱如胥役，因为他们服公事，也在免除之列。

于是颁布比法给六乡的大夫，让他们各自登记其乡的民众多少、六畜、车辇，辨别其财物，按岁时上报其数目，以施政教，执行征令。等到三年，则进行大比。大比时则接受邦国的比要。注：登，成也。成，就是定。众寡，指百姓的多少；物，指家中的财物。岁时入其数，就像现在四时汇报事务。大比，是说让天下重新简阅民数及其财物。接受邦国的比要，也就接受了乡遂的。郑司农说：五家为比，所以以比为名。现在八月案比就是如此。要，指簿册。

庄渠魏氏说：“土地地图，人口数目，都是大司徒所建立的。但是大司徒所掌管的详于土地地图，事情大而简；小司徒所掌管的详于人口数目，事情细而繁。”○明斋王氏说：“比要，其详细情况藏在侯国；其总数则登记在天府。小司徒接受它，王国按时岁上报数目；侯国则三年上报其要。内外详略的不同。”○有人说：“驾牛马叫车，人挽行叫辇。”

于是编组万民的卒伍而使用他们，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用来兴起军旅，用来从事田役，用来比追胥，用来命令贡赋。注：这些都是先王因农事而定军令的，想要他们恩足以互相体恤，义足以互相救助，服饰容貌有别，声音相识，作为也。役，指功力之事；追，指追逐寇贼；胥，指伺捕盗贼。乡的田制与遂相同。

疏：此经文中不见田制，遂人职不记载出军之法，互相补充为义。○明斋王氏说：旧说五家为比，所以五人为伍；二十五家为闾，所以二十五人为两。居处时为比、闾、族、党、州、乡，出行时为伍、两、卒、旅、师、军，此说是正确的，但不是核实之言。如果规定在比即为伍，那么征发时用人众，何以居守？难道百里之内空旷无人吗？况且凡是贵贱、老幼、废疾都免除，那么伍不是有缺额吗？我曾详细考察六乡居民的人数，一比长所统合有五十家，那么所谓一伍之人，也是从五十家中选取，十家取一人。所以比、闾、族、党、州、乡，是教训其居民的法度，有家就在所教之列；伍、两、卒、旅、师、军，是部署其勇力的法度。凡有材艺者，又自防而使用他们。庠序、师田，各自有制度，征行有时而居守不可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