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注疏删翼卷十四

译那么东序和西序，商代称为右学和左学，周代称为东胶和虞庠，而周代又有辟雍、成均、瞽宗的名称。上庠、东庠、右学、虞庠、大学，所以国老在其中养老。下庠、西序、左学、虞庠、小学，所以庶老在其中养老。《礼记》说：天子设立四学，大概是周代的制度。周代的辟雍就是成均，东胶就是东序，瞽宗就是右学。大概“辟”是明，“雍”是和，用来明和天下，用法律来使之明，用道来使之和，所以叫辟雍；用来成就其不足，均衡其过与不及，所以叫成均；用来练习射事，所以叫序；用来纠正德行，所以叫胶；因为乐祖在那里，所以叫瞽宗；因为位居右边，所以叫右学。诸侯的学校，小学在内，大学在外，所以《王制》说小学在公宫南面的左边，大学在郊外，因为选拔士人是由内升到外，然后通达于京城。天子的学校，小学居外，大学居内，所以《文王世子》说凡是在郊外讲习，然后到成均，从上尊取爵，因为选拔士人是由外升到内，然后通达于朝廷。○长乐刘氏说：周代拥有天下，设立四代的学校，虞庠以舜为先圣，夏学以禹为先圣，殷学以汤为先圣，东胶以文王为先圣，各自选取当时左右辅佐四圣成就其德业的人作为先师，来配享祭祀，这是天子设立学校的法则。○陈氏《礼书》说：“《王制》命令乡官简选不遵从教化的人，到了四次不变，然后屏弃他们；小乐正简选国子中不遵从教化的人，只到两次不变就屏弃他们。”这是因为先王认为平民百姓容易治理，富贵子弟的习性难以教化，因为容易治理，所以乡遂考核常在三年大比的时候；因为难以教化，所以国子出学常在九年大成之后。三年考核，所以必须四次不变然后才屏弃；九年简选，那么即使两次不变屏弃也可以。古代的学政，轻的有鞭打，重的不过屏弃罢了。至于万民不服教化，其依附于刑罚的归于士师。○我按：古代设立师保等官职教导国子，而世子也按年龄次序参与。那时王子与公卿大夫士的子弟，年幼时一起求学，年长时一起做事。一起求学有朋友切磋的益处，一起做事有明良辅佐的功劳。所以《周礼》一书不记载储君的官职，大概人没有生来就高贵的。王子入学时，只是一个国子罢了。秦汉以来，才开始增设詹事、中庶子等官职，而王子的学校与国子的学校截然不同。朱子《语录》称：“《唐六典》记载东宫官制很详细，像一个小朝廷；宋代东宫官属极其苟且简略，左右春坊不选拔贤德之人，每任用武弁中稍有才能的人；赞善大夫等官，又只是作为阶官，并非实有职事。储君教育不如古法，似乎是有原因的。”

译用乐德来教育国子，包括中和、敬慎、有常、孝、友。注：祗，是敬；庸，是有常。《公羊传》注说：八音，是德的外华；歌，是德的言辞；舞，是德的仪容。

用乐语来教育国子，包括兴、道、讽、诵、言、语。注：兴，是用美好的事物来比喻美好的事情；道，读作导，导，是说用古事来规劝今事；背诵文章叫讽，用声音节奏来吟咏叫诵，发起话题叫言，回答陈述叫语。

疏：说用古事来规劝今事，是说像《诗经》中陈述古事来讽刺幽王、厉王之类。背诵文章叫讽，是说不用开口朗读；用声音节奏来吟咏叫诵，也是背诵文章，但讽是宣扬言辞而没有吟咏，诵则是吟咏并用声音节奏来区分，这是它们的不同之处。○潜溪邓氏说：兴，是托物兴起事理；道，是依据古事来规劝今事，都是广泛比喻而没有直接指责；讽，是含蓄言辞寄托寓意；诵，是咏叹抒发情感，都是委婉而不直白。用兴、道、讽、诵作为言语，是中和之德的言辞。○我按：人的身体，只有言辞气息不能勉强。如果不是中正和乐的德性积累于中而发于外，那么刚柔疾徐必定会有乖戾不中节的地方。这就是古人之所以有乐语教育的原因。总之，乐德已经穷尽了，语是德的言辞，舞是德的仪象。

用乐舞来教育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防、大夏、大濩、大武。注：这是周朝所保存的六代乐舞。黄帝曰：云门、大卷，是说他的德像云气所出，百姓得以有族类。大咸，即咸池，是尧的乐舞。尧能竭尽均平刑法来仪范百姓，是说他的德无所不施。大防，是舜的乐舞，是说他的德能继承尧的道。大夏，是禹的乐舞，禹治水划分土地，是说他的德能光大中国。大濩，是汤的乐舞，汤用宽厚治理百姓而除去邪恶，是说他的德能使天下各得其所。大武，是武王的乐舞，是说他的德能成就武功。

疏：卷，是卷聚的意思，即族类；咸，是皆；池，是施，德无所不施，解释咸池的意义。○陈氏《乐书》说：庄周曾说黄帝的咸池，又说黄帝在洞庭之野张设咸池乐。《吕氏春秋》《汉书·艺文志》《白虎通》也说黄帝作咸池，那么咸池是黄帝的乐舞是可信的。郑氏拘泥于世次先后的说法罢了。咸池虽然作于黄帝，但尧也修治而使用它。云门、大卷、大章，是用来彰显尧体现天道的；咸池是用来光大尧体现地道的。○《玉海》《乐记》：大章，是彰显的意思。注：尧乐名，是说尧德之彰明。《周礼》缺文，或作大卷。说濩者，即救防。按《元命包》说：文王时百姓乐于他兴师征伐，所以叫武。又《诗经》说：文王受命，有此武功。那么武，是文王乐名。武王完成他的功伐，所以周公作乐作为武王乐。○又说：这是大司乐所教的，是大舞；乐师所教的，是小舞。按《内则》说：十三岁舞勺，成童舞象。舞象指戈，都是小舞。又说：二十岁舞大夏，即这六舞。特别说大夏者，郑说乐之文武中，其实六舞都学习。保氏说：教之六乐，二官共同教育者，彼教以书，此教以舞，所以共其职。○陈氏说：大夏以上，其执持羽籥，是文舞；大濩以下，其执持干戚，是武舞。○夹漈郑氏说：古有六舞，后世所用的，只有韶、武二舞而已。后世的舞，也随代都有制作，每室各有形容。然而究其常用及其制作之宜，不离文武二舞。臣疑三代之前，虽有六舞之名，往往所用的，也无非文武二舞。所以孔子说韶尽美又尽善，武尽美矣，未尽善，不及其他。诚以舞者是声音的形容。形容之所感发，只有二端而已。自古制治不同，而治具也不离文武之事。然而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凡六舞之名；南陔、白华、华黍、崇丘、由庚、由仪，凡六笙之名。当时皆无辞，所以简籍不传，只有师工以谱奏相授。古之乐，只有歌诗有辞，笙舞皆无辞。所以大武之舞，秦始皇改曰五行之舞；汉高帝改曰文始之舞；魏文帝复文始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都有谱无辞，虽东平王苍有武德舞之歌，未必用之。大抵汉魏之世，舞诗无闻。至晋武帝泰始九年，荀勖曾典乐，更文舞曰正德，武舞曰大象，使郭夏、宋识为其舞节，而张华为之乐章。自此以来，舞始有辞，而有辞失古道矣。○薛氏图说：周之所以用六代之乐者，是存三恪与二代。三恪谓黄帝、尧、舜之后，二代夏、商之后。《乐记》说：“封黄帝之后于蓟，以下是也。”周人既法其法，所以兼用其乐。○伊川程氏说：乐舞所以舒其性情。古人为学，自入小学以至大学，舞勺、舞象，有歌以养其耳，有干羽以养其血气，有礼义以养其心。如此则非僻之心，无自而入。○浚仪王氏说：书言“舞干羽”，则先干而后羽；《乐记》言“干戚羽旄”谓之乐，则先

译先持干戚，后执羽旄；《郊特牲》、《明堂位》、《祭统》都是先列《大武》后列《大夏》；《诗经·简兮》先言万舞后言籥翟；汉代乐舞先演《武德》后演《文始》；唐代乐舞也是先演《七德》后演《九功》。由此可见，古人的舞蹈，都是先武后文，大概是说平定祸乱常在于先，守成治世常在于后。○陈氏说：周代的时候，干戈羽籥在东序，〇诵诗与礼仪在瞽宗，书写在上庠，这是说学习者的事情，从书写开始，以礼仪确立，以音乐完成，而舞蹈又是音乐的完成。所以《大司乐》讲乐德、乐语，最终归结于乐舞；《乐师》讲乐成告备，最终归结于臯舞。孟子讲“仁义智礼乐之实”，最终归结于“不知手之舞之”。《礼记》说：“诗言志，歌咏声，最终归结于舞动容。”春秋时季札遍观乐歌，然后才涉及象武、韶、夏之舞。舞蹈的起始，发于快乐之极，其应用常在诸乐之后。这就是舞蹈之所以为乐之完成的原因。由小学之书进而到瞽宗之礼乐，由瞽宗之礼乐进而以在东序之舞完成，那么周代的教法就可以知道了。○《文献通考》先公说：西汉博士隶属于太常，有周代成均隶属于宗伯的意思。州有博士，郡有文学椽，五经之师，儒宫之官长，官吏辟置布列于郡国，也有党庠遂序的意思。然而有两个过失：乡里学校的人不升入太学而补弟子员的，自成一类；公卿子弟不在太学供养而任子尽隶光禄勋的，自有四科。考试殊途异方，下者心术分裂不一，上者考察驰骛不精。○东莱吕氏说：唐虞三代设教，与后世学校不同，仅从学官一事就可以看出。在舜时，命契典学，教胄子；在周时，大司乐掌成均之法，教国之子弟。为什么都是掌乐之官掌教？大概是因为其优游涵养，鼓舞动荡，有以深入人心处，却不是设一个官司。秦汉以后误作官司，故与唐虞三代题目自别。虽足以善人之形，而不足以善人之心。《周礼》一书，若师氏、保氏、大司乐、大胥、小胥之类，所教者不过国子。当时乡遂所以兴贤能，未尝见其设教之官。盖学校事大体重，非有司簿书期防之可领，此学者所当深思也。然而舜之时，虽国子外不见有掌教之官，而庶顽谗説，若不在时侯以明之，挞以记之，书用识哉，欲竝生哉，工以纳言，时而飏之，如此之备。周人学官虽不领于一属，然而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羣，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终始备具。至于不率教者，屏之逺方，终身不齿。又见先王未尝有理无事，有体无用，本末亦是备见。○愚按：蒙之二爻，大司乐之职也。周公系辞特废国而言家，废臣而言子，盖养中养才，直父兄养子弟之事，非官司临百姓之事。吕氏之言，洵可以相发明矣。

译用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来盛大合乐，以招致鬼神，以协和邦国，以融洽万民，以安抚宾客，以取悦远方之人，以感化动物。注：六律配合阳声，六同配合阴声。○按：黄钟、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为六阳；大吕、应钟、南吕、林钟、仲吕、夹钟为六阴。这十二律以铜制成律管，辗转相生，黄钟为首，长九寸，依次相生，上生者增加一分，下生者减少一分。《国语》说：“律是用来确立音均、产生度量的。”古代的神瞽考察中声并加以衡量，以此制定度律均钟。意思是依据中声来定律，依据律来确立钟的音均。大合乐，是指遍奏六代之乐，在冬至时演奏，以招致天神和人鬼；在夏至时演奏，以招致地祗和物鬼，以及动物、羽虫、裸虫之类。《虞书》说：“舜说：‘敲击鸣球，拍打琴瑟以歌唱，祖先神灵来降临，虞宾在位，诸侯们谦让德行。’下奏管乐、鼗鼓，合乐起止用柷敔，笙镛间奏，鸟兽跄跄起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舜又说：‘我敲击石磬，百兽都随之起舞，众官和谐。’”这就是在宗庙中九奏乐所显现的感应。

疏：辗转相生，以下依据《律历志》而言，子午巳以东为上生，子午巳以西为下生。上生为阳，阳主生长，所以三分益一；下生为阴，阴主消减，所以三分去一。按《律历志》，黄钟为天统律，长九寸；林钟为地统律，长六寸；太簇为人统律，长八寸。又说十二律管相生，都是八八上生、下生，尽于仲吕。阴阳生于黄钟，始于左旋，八八为位。假设黄钟生林钟，是历经八辰，自此以下皆如此。八八为位，大概是象征八风。中声指上生下生，定律的长短均等，即是应合律的长短。○按《国语》注：“均，是均钟木，长七尺有余，系之以均钟，用来度量钟的大小清浊。”○张衡赋：“考察理乱于律均。”注《乐叶图征》说：“圣人承天以立均。”宋均注：“均长八尺，施弦以调五声六律。”○贵与马氏说：“按古人说律是万事的根本，度量衡都由此而来。律用来和声，度用来审度，量用来嘉量，衡用来权衡。度有长短，量有大小，衡有轻重，即使是愚钝的人都能知道。至于律对于声音，其或雅或淫，或和或乖，即使是贤哲之士也不能立刻明白。大概四者之中，议律最难。或长或短，量或小或大，衡或轻或重，这三样都是百姓日用不可缺少的。然而以四海九州来看，没有千里而同一度量衡的；以古往今来看，也没有千里而同一度量衡的。大概是随世立法，随地从宜，取其适于用，而初无害于事，固不必尽同。至于律则差之丝忽，不能以谐声；声不谐，不足以为乐；乐不和，不足以致治。大概四者之中，制律尤为难。所以古人对于律，有的求之于丝竹、伶伦之管、京房之准；有的求之于金石、编钟、编磬、鏄钟、簴磬之类。虽然说是借器物来求之，然而心之精微，口不能授；性所解悟，笔不能书。假如有人与后夔、伶伦并世而生，也岂能尽得其依律和声之法呢？后来的儒者担心乐不和，议论想要更改律；而更律之法，或取之累黍，或求之古之度量。然而累黍之法，汉制特以较度量衡，所谓黄钟之长、黄钟之龠、黄钟之重等，特以明三物之与律相表里耳。未尝专言累黍以为律也。至于古之度与量，则周鬴、汉斛与魏、晋以来尺十有五种，相去且千年。其流传至于今者，是乎？非乎？不可得而详也。倘其果为古器，则不知造此器之时，其与虞朝之同律度量衡、周王之考制度，果无纤毫之差乎？亦不可得而详也。而方伥伥然于千百载之后，搜求古雅之器于荒丘古墓之中，而自以为得之，盖亦疏矣。盖律度量衡虽曰相为表里，然至易晓者度量衡也，至难知者律也。随时而变易，屡易而无害于事者度量衡也，一定而不易，易则害于乐者律也。今失其难者，而反取则于其易者；失其不可易者，而反取则于其屡易者，何哉？窃以为必欲制律，必如杜夔、荀勖、阮咸、张文收之徒，自有宿悟神解，而后可以语此。如其不然，或专求之于累黍，或专求之于周鬴、汉斛、魏尺之属，毋异刻舟而寻剑也。李照、胡瑗、房庶之说，皆以黍求律者也。范蜀公力主房庶之说，以为照以纵黍累尺，管空径三分，容黍十七百三十，则太长；瑗以横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径三分四厘

译六毫，则太短。都依据尺来制定律管，不符合古法。现在庶所说的，实际上是用一千二百颗黍实于管中作为黄钟的长度，再取三分作为空管的直径，这样就没有容积与长度不匹配的误差，比起前面的两种说法更为正确。累积千百句话，大要不过如此。我请求得以诘问。古人制定律管，都有分寸，比如十二律管直径都是三分，周长九分，黄钟管长九寸，自大吕以下依次递减，这是对的。然而想要制定律管，必须先确定分寸，而古今的分寸无法考证了。因此《隋书》依据汉制的说法，以一颗黍为一分，那么十颗黍就是一寸。分寸确定后，然后管子的直径周长可以确定；管子的直径周长确定后，然后律管的长短可以确定。瑗与照虽然有纵横排列的不同，但用黍来确定分，用黍的分来确定管子的直径周长，则是一样的。现在庶既然完全驳斥了纵横的说法，却想用这一千二百颗黍杂乱地填入管中，随其长短截断作为黄钟九寸的管子，取三分来度量空管的直径，却不知道庶所说的空管直径三分，既不是纵黍的分，也不是横黍的分，那么凭什么作为分呢？没有不分寸先确定，就可以制定律管的。如果庶所说的分，既不是纵黍，也不是横黍，那么必定另有其他物体作为尺度来确立分。倘若另有其他物体作为尺度来确立分，那么只需要以它的三分为直径，以九十分其长度作为黄钟的律管作为律的根本，就不必依赖黍了。何必麻烦将黍填入管中？又何必在《汉书》中增加八个字来求合一千二百黍的数目呢？这是我之所以不敢认为这是通论的原因。古律以竹为管，然而竹子有大小。大的能容纳一千二百黍，不能以寸衡量；小的不到一千二百黍就满一尺了。所以必须先以黍作为分度，三分为直径，然后填入一千二百黍，那么九十分其长度作为黄钟的管子了。我虽然不懂钟律，深切认为古人以黍制定律管，其方法就是这样。○陈氏集说疏说：阳生阴叫下，阴生阳叫上。黄钟三分减一，下生林钟；三分林钟加一，上生太簇；三分太簇减一，下生南吕；三分南吕加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减一，下生应钟；三分应钟加一，上生蕤宾；三分蕤宾减一，下生大吕；三分大吕加一，上生夷则；三分夷则减一，下生夹钟；三分夹钟加一，上生无射；三分无射减一，下生中吕。阴阳相生，从黄钟开始。○续志：五行生于阴阳，分为十二律，转生六十，用来记录斗气，效法物类。天效法日影，地效法声响，就是律。阴阳和合则日影至，律气相应则灰除。所以天子常在冬至夏至，御前殿，集合八能之士，陈列八音，听乐均，测日影，候钟律，称土灰，放阴阳。冬至阳气相应，则乐均清，日影最长，黄钟通，土灰轻而秤杆仰；夏至阴气相应，则乐均浊，日影最短，蕤宾通，土灰重而秤杆低。在先后五日之中进退，八能各自将候状报告太史，封上。相应则和，否则占卜。候气的方法是建三重室，关闭门户，涂抹缝隙必须周密，铺上缇缦。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低外高，按其方位，加律管于其上，用葭莩灰压住其内端，按历法候之。一气至者，灰去。王伯厚说：《月令章句》说：古代制作钟律的人，用耳朵校正其声，后来不能，则借助数字来校正其度。度数正，则音也正了。钟以斤两尺寸中所容受升斗的数为法，律以分寸长短为度。○晋志杨泉记说：取〇农宜阳县金门山竹为管，河内葭莩为灰。有人说将律管置于室中，随十二辰埋之与地平，以竹莩灰入律中，以罗縠覆律。吕气至，吹灰动縠，小动为和，大动君弱臣强，不动君严防之应。○俊卿章氏说：律候气之管，以铜为之。律中者，中犹应也。孟春气到，则太簇之律应，应谓吹灰也。正义说：角是春时之音，律审正月之气，音由气成，以其音气相须，故角律同节。其太簇夹钟六律六吕等，皆是候气管名。又计太簇管数倍而更半，铸之为钟，名曰太簇之钟。元生于太簇之律，是律在于前，钟生于后。故律历志说：黄帝制十二筩，以听凤凰之鸣，其雄鸣为六律，雌鸣为六吕。是律生在前。蔡氏以为太簇钟名，先有其钟后有其律，非也。阳管为律，阴管为吕。又阴律为同，言与阳同也。总而言之，阴阳皆称律，故十有二月皆称律中也。○刘氏说：日者太阳之精，凡天之气以日为主；月者太阴之精，凡地之气以月为主。日行迟，三百六十有六日乃一周天；月行疾，二十有九日强半乃一周天。月一周天，常与日防。所防之次在天则为十二舍，在地则为十二辰。故日月防于上，则阴阳合于下，上下交合者十有

译二则岁功得以完成，四时得以完备，万物得以生长。这是阴阳二气运行，日月交会，以此确定寒暑并成就变化的原因。小雪节气，日月交会于娵訾，在地支为亥，与之相合的律气叫应钟。冬至节气，日月交会于玄枵，在地支为子，与之相合的律气叫黄钟。大寒节气，日月交会于星纪，在地支为丑，与之相合的律气叫太吕。雨水节气，日月交会于析木之津，在地支为寅，与之相合的律气叫太簇。春分节气，日月交会于大火，在地支为卯，与之相合的律气叫圜钟。谷雨节气，日月交会于寿星，在地支为辰，与之相合的律气叫姑洗。小满节气，日月交会于鹑尾，在地支为巳，与之相合的律气叫仲吕。夏至节气，日月交会于鹑火，在地支为午，与之相合的律气叫蕤宾。大暑节气，日月交会于鹑首，在地支为未，与之相合的律气叫函钟。处暑节气，日月交会于实沈，在地支为申，与之相合的律气叫夷则。秋分节气，日月交会于大梁，在地支为酉，与之相合的律气叫南吕。霜降节气，日月交会于降娄，在地支为戌，与之相合的律气叫无射。所谓律气相合，是指在冬至节气，阳气在地中开始生长并向上延伸，阴气在上方开始进入地下，深入九寸，便与阳气相合，阳气得以生长并向上通达。所以芦苇灰尚未移动时，黄钟律管九寸长的中空部分都充满阴气。冬至时阳气初生，向上充实于九寸的空管中，芦苇灰便随之移动。在夏至节气，阴气从地中开始生长并向上延伸，阳气从上方开始进入地下，深入六寸三分二厘强半，便与阴气相合，阴气得以生长并向上通达。所以芦苇灰尚未移动时，蕤宾律管六寸三分二厘长的中空部分都充满阳气。夏至时阴气初生，向上充实于六寸三分二厘的空管中，芦苇灰便随之移动。从阴气初生到冬至，这六根律管长短的不同，都是阳气进入地下深浅不同而开始与阴气相合的结果。阴气与阳气相合，向上推进使芦苇灰飞动，都是该月的中气。从阳气初生到夏至，这六根律管长短的不同，都是阴气进入地下深浅不同而开始与阳气相合的结果。阳气与阴气相合，向上推进使芦苇灰飞动，都是该月的中气。所以日月在上方交会，以形成次序；那么阴阳在下方交合，以形成时节。取这些律管来发声，是天地之间的中正之声。取这些律管来候气，是阴阳调和之气。如果不是圣人，谁能做到这样呢？○《朱子语类》中，文蔚问：《国语》说：“律者立均出度。”韦昭注说：“均指均钟，水长七尺，系之以绳。”不知道它的形制是怎样的？朱子回答说：“均只是七均，比如以黄钟为宫，就以林钟为徵，太簇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这七律只是一均，它们的声调自然相互谐和。古人要合声，必须先吹律，只有众声都符合律度才可以使用。后来的人大概不懂这个，逐律吹奏，京房才开始有律准，那是先做了一个母律调得正了，后来只依此为准则。”《国语》称之为均，梁武帝称之为通。它的形制有十二根弦，一根弦是全律。黄钟只是散声，又从黄钟起到应钟有十二根弦。要取什么声，就用柱子在逐根弦的分寸上定柱取声，立均的本意原本如此。○又说，十二律从黄钟产生，黄钟是最浊的声音，其余逐渐变清。如果定准了黄钟，就进入了音乐的门径。○邓氏说，律字意为述，是叙述天地元阳之气，宣之于乐。同为律偶，同于阳旅助之。○我按，太史公记载律以黄钟为九寸，后来沿袭他的说法而不改变。朱子于是认为黄钟是声音中最浊的。《吕氏春秋》记载，黄帝命令伶伦取嶰谷的竹子，截断两节间三寸九分而吹之，作为黄钟之宫。后来又有赞同这种说法的人，认为黄钟当子月之中，一阳初动于卦为复，那么三寸九分就是阳气的开始，所以宫声最清。《吕氏春秋》这本书未必可信，然而二气初分，清者居上，阳为清，阴为浊，这不需要智者就能分辨。阳气初生，纯粹而精，它是清中之清，也不需要智者就能分辨。《汉书·律历志》也说，黄钟不再与其他律为役者，是因为至尊无与并也。所以说宫声为君，哪有至尊至贵者却是天下最浊的声音呢？○经文总说三祀大祭，但天地大祭效应的文字没有，所引用的《尚书》只有宗庙，所以是指宗庙而言。○俊仪王氏说，《三礼义宗》记载，周公制礼使用六代之乐，四时祭祀分开使用。祭祀的尊卑共有六等，所以使用六代之乐。以六代之乐配十二调而作一代之乐，则用二调。远取黄帝，是因为舞乐始于黄帝，奏乐者指堂下四垂钟声之调，歌者指堂上琴瑟之音。但一次祭祀中各自为二调，庭奏者常以阳声为调，升歌者常以阴吕为声。周人用六代之乐祭天用云门，祭地用咸池，祭宗庙用大韶，不用时王之乐。因为这三乐其道最美，所以三祭用之。宗庙加九德之歌，是为了彰明先祖之德。大蜡祭尽天时四方之神而祭

译这样，其中的乐趣也就完全运用了四季的调和。大凡四方十二时辰对应十二律吕，阴阳相互配合，两种调式共同构成一个时代的音乐，所以称为六乐。在大蜡祭祀时则全部使用，汇聚天地四方之神，融合六代的音乐，所以终结。不超过六，

译于是分别使用各代的乐舞并加以排序，用于祭祀、享宴和祀典。注：分，是指各自使用一个朝代的乐舞。疏：将这六代的舞蹈分开，地位尊贵的使用前代的乐舞，地位卑下的使用后代的乐舞，使尊卑有序，所以称为“序”。○介甫王氏说：这是指分别律吕并加以排序，从黄钟到无射，分别同律并加以排序，从大吕到夹钟，分别舞蹈并加以排序，从云门到大舞，用来祭祀地祇，用来享宴人鬼，用来祭祀天神。○易氏说：大合乐，是指在祈求神灵之后，合用六代的乐舞来招致神灵；分乐而序之，是指在进献神灵的时候，各有其顺序，六代的乐舞各自按类别举用。○又说：六律以左旋为顺序，六同以右转为顺序，六舞以历代先后为顺序。○夹漈郑氏说：有宗庙的乐舞，有天地的乐舞，有君臣的乐舞，尊亲的制度不同，不可以不分开；幽明（鬼神与人间）的地位不同，不可以没有区别。查考汉代叔孙通开始制定宗庙乐舞，有降神、纳俎、登歌、荐裸等曲调；汉武帝开始制定郊祀乐舞，有十九章之歌；汉明帝开始制定黄门歌吹之乐，是天子用来宴请群臣的。唉！风、雅、颂三种诗体的声调不同，天地、宗庙、君臣三种礼仪也不同。自从汉代失误，将雅与风合并，将颂与雅合并，乐舞已经失传，而礼仪尚存。到了梁武帝十二曲完成，那么郊庙、明堂、三朝的礼仪，辗转通用，天地、君臣、宗庙的事务，就混同为一了。这就是礼仪消亡的原因。虽然说是仿照周代九夏而制成十二雅，但九夏本身就是乐奏，也如九渊、九茎，可以演奏于丝竹乐器，有曲谱而无歌词，并不是雅颂一类的诗歌。

于是演奏黄钟，歌唱大吕，舞蹈云门，用来祭祀天神。注：以黄钟的钟声、大吕的声调作为标准，黄钟是阳声的首位，大吕与之相合。演奏这些来祭祀天神，是表示尊崇。天神指五帝以及日月星辰。王者又各自在夏历正月祭祀自己所受命的帝于南郊，也是表示尊崇。《孝经》解说：“祭祀天在南郊，是顺应阳位。”就是这个意思。

疏：所谓相合，是依据十二辰的斗建与日辰相配合，都以阳律为主，阴吕与之相合。黄钟，是子月之气，十一月建子，而辰在星纪；大吕，是丑月之气，十二月建丑，而辰在玄枵。这就是斗与辰相合。

于是演奏太簇，歌唱应钟，舞蹈咸池，用来祭祀地祇。注：太簇，是阳声的第二位；应钟，与之相合；咸池，是大咸。地祇，是在北郊祭祀的对象，指神州之神以及社稷。

疏：黄钟的初九，向下生出林钟的初六；林钟的初六，向上生出太簇的九二。这就是阳声的第二位。太簇，是寅月之气，正月建寅，而辰在娵訾；应钟，是亥月之气，十月建亥，而辰在析木。这就是应钟与之相合。○信斋杨氏说：我按，大司乐演奏太簇，歌唱应钟，舞蹈咸池，用来祭祀地祇。郑玄注说：地祇，是在北郊以及社稷祭祀的对象。祭祀地祇只有夏至在北郊方泽的礼仪，此外还有社祭，也是祭祀地祇。郑玄也已经知道了。等到他注解说：礼，天子祭祀天地，大宗伯用黄琮礼敬地祇，典瑞用两圭祭祀地祇。又说：地神有两个，一年有两次祭祀，夏至在方泽祭祀昆仑之神，夏历正月在北郊祭祀神州之神。为什么呢？大概祭祀地祇只有北郊以及社稷，这是三代的正礼，也是解释经文的正确说法，郑玄所不能违背的。有昆仑，又有神州，有方泽，又有北郊，将一件事析分为两件事，这是被纬书迷惑，而牵强附会圣经来掩饰它。知道有正礼，却又用纬书混淆它，真是迷惑得很厉害啊。○贵与马氏说：查考郑玄解释经文，对于天地之祀都分为二，这就有了两个天两个地了。然而古人祭祀天，郊祀与明堂本是两个地方，配享的祖先也不同，那么因为“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这句话，而指那个帝为五精之帝、感生之帝，还可以说得通。至于祭祀地，经文所载只有方泽而已，他却认为这里祭祀的是昆仑，而又有神州，就祭祀于北郊。大概北郊之名也出自纬书，礼经所不记载，于是又因为祭法中有泰圻的话，而认为泰圻就是北郊，又不是方泽。其支离不通，更加严重了。○浚仪王氏说：《曲礼》疏，地祇有两个，一年有两次祭祀，夏至之日在方泽祭祀昆仑之神，这是一；夏历正月在北郊祭祀神州地祇，这是二。有人说，建申之月祭祀，与郊天相对。○又说：《通典》，王者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所以庖牺氏俯而观察法度，颛顼帝于是命令火正黎主管地事以隶属人民。夏代在五月祭祀地祇，殷代在六月祭祀，周代制度在夏日至在泽中的方丘礼敬地祇，那方丘在国都的北面。礼敬神灵的玉用黄琮，牺牲用黄犊，币帛用黄缯，王及尸都穿大裘，配享以后稷。那神州地祇，是指王者所卜居的吉土五千里之内的地名。玉用两圭有邸，牺牲用黑犊，币帛用黑缯。那坛在北郊，筑土为坛，名叫太圻。配享也以后稷。其乐舞演奏太簇，歌唱应钟，舞蹈咸池。备齐五齐，七献，席用槀秸蒲。越及鸡人呼晨，司乐宿垂掌次，设次。大宗伯摄亚献并

译如同圜丘祭祀。君王每次献酒，都演奏乐曲一终。○又说：元符年间，太常少卿宇文昌龄上议说：“天地的形势，就高下而言，位置不同；就礼制而言，适宜不同；就音乐而言，音数不同。至于服饰的纹章，器物的用具，日影到达的时辰，都有分别而不混乱。祭祀，自有从实感应虚无的方法，从实通达虚无的途径，必须以同类相应，以同类之气相合，然后才能亲近神灵，才能期望神灵降临。如今在圜丘祭祀地祇，以气而言不相合，以类而言不相应，却祈求高厚的地神来享用祭品，不是很难吗？”

译于是演奏姑洗乐，歌唱南吕曲，跳大磬舞，用来祭祀四望。注：姑洗，是阳声的第三调；南吕与它相合。四望，指五岳、四镇、四渎。这里说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或许也使用这些乐舞吗？

疏：南吕向上生出姑洗的九、三，所以是阳声的第三调。姑洗，是辰月的气，三月建寅，而辰位在大梁。南吕，是酉月的气，八月建酉，而辰位在寿星，所以南吕与它相合。○陈氏《礼书》说：天子祭祀四望，通达四方；鲁国祭祀三望，只有泰山、黄河、大海罢了。《尚书》说：“大海、泰山到淮河，属于徐州。”诸侯祭祀的望，都是其境内的名山大川。望虽然以名山大川为主，但实际上兼及上下之神。所以《诗经》在柴望中说“怀柔百神以及黄河高山”，《周礼》在望祭中都称祭祀而不称祭。又《典瑞》中四望与山川使用不同的玉器，《大司乐》中四望与山川使用不同的乐舞。《左传》说：“望，是郊祭的细目。”又说：“望，是郊祭的属类。”《公羊传》说：“方望之事，无所不通。”那么望兼及上下之神就可以知道了。郑司农解释《大宗伯》说：“四望，是日月星海。”杜预解释《左传》说：“望祀，是分野之星以及封疆内的山川。”许慎说：“四望，是日月星辰、河海、大山。”他们的说法大概有所承袭。郑康成解释《大宗伯》说：“四望，是五岳四渎。”解释《大司乐》又兼及司中、司命、风伯、雨师。解释《舞师》又把四望当作四方。他们的说法异同不可考证。望祭的礼仪有两种，而其用法不一。男巫掌管望祀、望衍。郑氏读衍为延，作为望祀，有牺牲和谷物，望衍只用币帛，致送神灵罢了。然而郑氏对于《大祝》中的“衍祭”，也认为是延祭，礼文残缺不可考证。望祀有时设在郊祭之后，有时设在巡狩的方位，有时在大故之时旅祭，那么望有常祭和不常祭之分。崔灵恩认为四望的祭祀，每年各有四次，不知依据什么，然而是对的。望祭的坛位在四郊，牺牲各依其方位的颜色，乐舞是姑洗、南吕、大防，玉器是两圭有邸，服饰是毳冕，位次以辨别之，而在其中树立标表，这就是《周礼》所说的“旁招以茒”，《晋语》所说的“蕝设表，望是也”。《白虎通》说周公祭泰山，以召公为尸，这话没有经典依据。○杨氏说：我按四望的说法，只有郑氏注《小宗伯》说“四望，五岳、四镇、四渎”，这个说法是对的，大概是说望祭天下的名山大川。所谓“怀柔百神”，是说合祭四方名山大川之神，所以称百神，并非必然兼及上下之神。舜即位，类祭上帝，禋祭六宗，望祭山川，遍祭群神，类、禋、望，各是一件事，并非望兼及上下之神，可以知道了。

于是演奏防宾乐，歌唱函钟曲，跳大夏舞，用来祭祀山川。注：防宾，是阳声的第四调；函钟与它相合。函钟一名林钟。

疏：应钟的六、三，向上生出防宾的九、四，所以是阳声的第四调。函钟与它相合，是因为防宾是午月的气，五月建午，而辰位在鹑首。函钟是未月的气，六月建未，而辰位在鹑火，所以函钟与它相合。

于是演奏夷则乐，歌唱小吕曲，跳大濩舞，用来享祭先妣。注：夷则，是阳声的第五调；小吕与它相合。小吕一名中吕。先妣，是姜嫄。姜嫄踩了大人的脚印，感应神灵而生下后稷，是周朝的先母。周朝立庙，从后稷作为始祖，姜嫄没有配偶，所以特立庙宇祭祀她，称为閟宫。閟神之

疏：大吕的六、四，向下生出夷则的九、五，所以是阳声的第五调。小吕是巳月的气，四月建巳，而辰位在实沈。夷则是申月的气，七月建申，而辰位在鹑尾，所以是它的相合。

于是演奏无射乐，歌唱夹钟曲，跳大武舞，用来享祭先祖。注：无射，是阳声的最低调。夹钟与它相合。夹钟一名圜钟。先祖，指先王先公。疏：夹钟的六、五向下生出无射的上九，所以是阳声的最低调。夹钟，是卯月的气，二月建卯，而辰位在降娄。无射，是戌月的气，九月建戌，而辰位在大火，所以是它的相合。○《白虎通》：歌唱在堂上，舞蹈在堂下。歌唱象征德行，舞蹈象征功业。君子重德行而轻功业。

凡是六代乐舞，用五声来修饰，用八音来演奏。注：六，是说它们的音律都等待五声、八音才完成。播之，是说覆盖。

疏：《刘氏》说：六代的乐舞，虽然不同，但都用五声，旋转相为宫，以完成其文饰。借助这八种乐器的声音，来演奏旋转相为宫的文饰，那么乐舞就完成了。○《陈氏》说：子合于丑，寅合于亥，辰合于酉，午合于未，申合于巳，戌合于卯，这都是即其所合者而使用的。○《王先生》说：于是分列乐舞而排序，以下天地人的次序祭祀。

凡是六代乐舞，一变而招致羽类动物及川泽之精，再变而招致臝类动物及山林之精，三变而招致鳞类动物及丘陵之精，四变而招致毛类动物及坟衍之精，五变而招致介类动物及上之精，六变而招致象类动物及

译天神。注：变，就是更换的意思，乐曲演奏完毕就更换演奏，这里说的是大蜡祭。搜索鬼神并招致万物，六乐演奏完毕礼仪也就结束了。东方的祭祀使用太簇、姑洗，南方的祭祀使用蕤宾，西方的祭祀使用夷则、无射，北方的祭祀使用黄钟作为音律标准。每次演奏都有所感召，通过和谐来招引它们。万物在天上有对应的星象，所说的四灵，是天地的神灵。四灵的显现，如果不是德行达到极致和谐就不会到来。《礼运》说：“什么叫四灵？麒麟、凤凰、乌龟、龙叫做四灵。把龙当作家畜，所以鱼和鲔鱼不会惊慌；把凤凰当作家畜，所以鸟类不会惊飞；把麒麟当作家畜，所以走兽不会惊散；把乌龟当作家畜，所以人心不会迷失。”

译《礼记·郊特牲》说：“八蜡之祭是为了记录四方。”又说：“如果四方年成不顺，八蜡之祭就不能举行。”年成顺遂的地方，八蜡之祭才能举行。这说明四方都应当有八蜡之祭，因此知道四方所用的音乐各不相同。《礼运》的注解说：“‘淰’的意思是‘闪’，‘闪’是畏惧人的意思。”“矞”一作“獝獝狘”，是飞禽走兽奔跑的样子。从一变到六变之所以不同，是根据难以招致和容易招致的前后顺序而言的。○王先生说：“这一节说的是祭祀四方百物的仪式。”○临川王氏说：“羽毛类的动物轻快迅疾，所以容易招致；甲壳类的动物迟缓沉重，所以难以招致；象类的动物恍惚无形，所以招致尤其困难；川泽空虚，所以容易招致；坟衍充实，所以难以招致；天神远离人间且尊贵，所以招致尤其困难。其余招致的先后顺序，大致如此。”○何氏说：“‘致’的意思是，音乐在此处演奏，神灵在彼处感应，本来没有一变、二变的拘束，是概括地谈论感通的妙处罢了。读者不要拘泥于词句而损害了对大意的理解。”○郝氏说：“象物，是魍魉之类。从一变到六变，极力形容音乐演奏的盛大；羽物、川泽等，极力形容感通之深远。郑玄认为这是蜡祭，这是错误的。”○我按：象物，是指在天上形成形象的，如日月星辰之类。天神就是昊天上帝及五帝，并没有形象可言。麟、凤、龟、龙虽然是四灵，但不脱离羽、鳞、毛、介的类别，为什么唯独把它们当作象物呢？

凡是演奏音乐，以圜钟为宫音，黄钟为角音，太簇为徵音，姑洗为羽音。使用雷鼓、雷鼗，孤竹制的管乐器，云和山产的琴瑟，跳云门舞。在冬至日，于地上的圜丘祭祀，演奏音乐六变，那么天神都会降临，可以对他们行礼了。凡是演奏音乐，以函钟为宫音，太簇为角音，姑洗为徵音，南吕为羽音。使用灵鼓、灵鼗，孙竹制的管乐器，空桑山产的琴瑟，跳咸池舞。在夏至日，于泽中的方丘祭祀，演奏音乐八变，那么地祇都会出现，可以对他们行礼了。凡是演奏音乐，以黄钟为宫音，大吕为角音，太簇为徵音，应钟为羽音。使用路鼓、路鼗，阴竹制的管乐器，龙门山产的琴瑟，唱九德之歌，跳九韶舞。在宗庙之中，演奏音乐九变，那么人鬼可以对他们行礼了。注：这三种都是禘祭这样的大祭。先演奏这些音乐来招致神灵，用玉帛进行灌礼，然后合奏音乐进行祭祀。《大传》说：王者一定要禘祭其祖先所由出的神，祭法说：周人禘祭喾而郊祭稷，说的是在圜丘祭天以喾配享。圜钟即夹钟，夹钟生于房心二星之气，房心为大辰，是天帝的明堂。函钟即林钟，林钟生于未位之气，未位是坤位，或者说天社在东井和舆鬼之外，天社是地神。黄钟生于虚危二星之气，虚危为宗庙，以这三种为宫音，是用声音同类相求的原理。天宫夹钟是阴声，它的相生从阳数，它的阳声是无射。无射上生中吕，中吕与地宫同位，所以不用。中吕上生黄钟，黄钟下生林钟，林钟是地宫，也不用。林钟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吕，南吕与无射同位，也不用。南吕上生姑洗，姑洗是地宫林钟。林钟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吕，南吕上生姑洗，姑洗是人宫黄钟。黄钟下生林钟，林钟是地宫，又避开它。林钟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吕，南吕与天宫的阳声同位，又避开它。南吕上生姑洗，姑洗是南吕的合声，又避开它。姑洗下生应钟，应钟上生蕤宾，蕤宾是地宫林钟的阳声，又避开它。蕤宾上生大吕。凡是五声，宫音所生的，浊的是角音，清的是徵音和羽音。这些音乐没有商音，是因为祭祀崇尚柔和，而商音坚刚。郑司农说：九德之歌，就是《春秋传》所说的水、火、金、木、土、谷，称为六府；正德、利用、厚生，称为三事；六府三事称为九功，九功的德行都可以歌唱。○谓雷鼓、雷鼗有八面，灵鼓、灵鼗有六面，路鼓、路鼗有四面。孤竹，是单独生长的竹子；孙竹，是竹枝根部末端生长的竹子；阴竹，是生长在山北的竹子。云和、空桑、龙门，都是山名。九韶，应当是“大韶”二字的误写。

疏：用玉帛行礼，是针对天地而言的灌礼。针对宗庙，天地不进行灌礼，宗庙没有用来礼敬神灵的玉帛。王者都在建寅之月举行郊祭，所感生的帝，还以感生的祖先配享。如周朝郊祭以后稷配享。引用《大传》，是为了证明郊祭和圜丘祭都是祭天的禘祭。郊祭的禘祭以后稷配享，圜丘的禘祭以喾配享。○杨氏说：我按《大司乐》中冬至圜丘一章，与禘祭完全无关，而注疏却妄称圜丘为禘祭。《祭法》中关于禘、祖、宗的三条分明说的是宗庙之祭，只有郊祭一条说是郊祀以祖先配天，而注疏都指为祭天。《大传》中“礼不王不禘”一章，说王者禘祭其祖先所由出的神，诸侯只及太祖，大夫只有有功的才开始祫祭高祖。所论的是宗庙之祭，根据亲疏远近降等，这与祭天有什么关系呢？而注疏却妄指为祭感生帝。我曾怀疑郑康成是博学的大儒，解释其他经典最为有功，但注解这三章却同样归于错误，他的毛病究竟在哪里呢？大概是因为对《祭法》读得不熟而导致的错误。《祭法》历叙四代禘、郊、祖、宗之礼，禘的条文都在郊之上，大概是说郊祭只到稷，而禘祭上及于喾，禘祭所及的最远，所以先

译只是说说罢了。郑玄没有仔细考察，认为禘又是比郊祭更大的祭祀，于是把《祭法》中的禘当作在圜丘祭祀天，以喾配享；把《大传》中的禘当作正月在南郊祭祀感生帝，以稷配享。况且《祭法》中的禘与《大传》中的禘，其义理是一致的，都是禘祭其祖先所从出的源头。郑玄强行将其析分为祭祀天的两种含义，于是将圜丘与南郊分为两处，将昊天上帝与感生帝分为两种祭祀，将喾配天与稷配天分为两件事，随意穿凿附会，辗转引申出许多枝节，是多么荒谬啊！又将在明堂祭祀五帝五神，而以文王、武王配享，称之为祖宗。《孝经》所说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这是尊崇父亲的意义。将五神提升到五帝的行列，而让文王并列配享，在道理上自然不通。况且祖宗是两座宗庙不毁弃的名称，这与配享明堂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读《祭法》一章的错误，导致其他三章都错了，不仅这三章错了，又推演这种说法来解释其他经典的情况不一而足。注疏家附和这种说法，凡是燔柴升烟、乐舞、酒齐之类，都将昊天上帝与感生帝分为两等，以至于隋唐之际，昊天上帝与感生帝两种祭祀常常并行而不废止。唐代大儒杜佑作《通典》，被郑玄的注疏所迷惑，《大传》的说法也将感生帝与昊天上帝并列而为二，这是又对《大传》原文读得不熟而造成的失误。明堂沿袭郑玄祖宗的说法，而以两位帝王配享，或者三位帝王并列配享的情况，大概也有。幸好王肃等儒者在前极力争辩，赵伯循与近世大儒在后辨正，大义明白如同日星，周公制作礼制的精微用意得以重新显现。不然，终究会晦暗不明，真是令人感叹啊。○贵与马氏说：按并列配享的制度始于唐代，自从郑康成有六天的说法，魏晋以来多遵用此说，认为曜魄宝也是天，感生帝也是天，既然都是天，那么配享天的祖先其尊贵程度是一样的。到唐代人才认为曜魄宝五帝都是星象之类，应当从祀南郊而不应当用事天的礼仪来事奉他们，这是对的。然而感生帝的祭祀既已废止又很快恢复，虽然恢复了祭祀但认为有天帝的分别，有尊卑的区别，于是对于郊祭与明堂所配享的祖先不免有厚薄之疑，甚至每次祭祀都并列配享而后才能符合尊崇父亲的道理。然而周公难道会厚待后稷而薄待文王吗？那么何不遵循最初的提议，无论是郊祭还是明堂都专祀昊天上帝，各以一位祖先配享，而感生帝之类则从祀于天，这样在礼意与人情上都能两全吗？○浚仪王氏说：万物本源于天，人本源于祖先，所以冬至祭天而祖先配享，这是气至的开始。万物成形于帝，人成形于父亲，所以季秋享帝而父亲配享，这是万物成形的时节。○朱子说：古代在圜丘祭天，扫地而举行仪式，器具用陶器和匏器，牺牲用牛犊，其礼仪极其简朴。圣人的意思认为这不足以尽其意蕴的曲折，所以在季秋之月有大享的礼仪。天就是帝，郊祭称天，是为了尊崇它，所以以后稷配享。后稷年代久远，在郊祭配享稷也是为了尊崇稷。明堂称帝，是为了亲近它，所以以文王配享。文王亲近，在明堂祭祀文王也是为了亲近文王。尊尊亲亲，周代的道义完备了。那么郊祭是古礼，而明堂是周代的制度，是周公根据义理创立的。○林氏说：郊祭从简，是为了报答根本、返归初始，以稷配享；明堂从备，是为了大享报答成就，以文王配享。稷是王业的开始，文王是王业的完成，这是遵循同类相从的原则。在郊祭称天，在明堂称上帝。天指征兆，帝指主宰。所以一年祭天四次：冬至郊祭，秋季明堂祭，孟春祈谷，龙见大雩，就是这四次。一年祭五帝五次，《周礼》所说的祀五帝，也是如此，就是这五次。先说祀上帝，次说祀五帝，也是如此。大概说祀青帝、赤帝，都如此，不可详细列举，所以只说祀五帝也是如此。亦如之，是说大臣的赞相，有司的备具。至于圭币，则各有方位颜色，未曾与上帝混淆相同。《周礼》说：“礼东方，礼南方。”《月令》说：“四立迎气。”所以说一年祀上帝四次，而祀五帝五次。如果有故而旅祭，则不在此列。○王氏说：《孝经》“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郑玄的疏注因为《祭法》有周人禘喾的文字，于是将郊祭变为祭祀感生帝。王肃著论驳斥他，马昭上章抗辩，固执地命令博士张融质问。张融说：“周人在郊祭昊天上帝，以后稷配享。《周礼》中的圜丘，就是《孝经》中的郊祭，圣人因为尊崇而事天，因为谦下而事地，怎么能又在圜丘祭祀帝喾，配祀稷于苍帝的礼仪呢？”况且《周颂》“思文后稷配天”，《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那么郊祭不是苍帝。王肃的说法更为正确。○又说：按《圣证论》，王肃与马昭之徒，有人说祭天用冬至之日，有人说用冬至之月。根据《周礼》似乎用冬至之日，《礼记》“郊日用辛”，似乎用冬至之月。○又说：《隋书·经籍志》儒者各守所见，一说祀天的次数一年有九次，祭地的次数一年有两次。圜丘方泽，一年举行两次。如果是丘泽之年，祭天有

译九，祭地有两种说法。如果天不单独在圜丘祭祀，那么全年有八次祭祀；地不单独在方泽祭祀，那么全年有一次祭祀。这是郑玄学说所尊崇的观点。另一种说法认为只有昊天，没有五方精帝。而一年中祭祀天两次，祭坛位置只有一个，圜丘的祭祀就是南郊。冬至日祭祀天，春天再祭祀一次，祈求农事，称为两次祭祀，并没有区分不同的天。五时迎气，都是祭祀五行的人帝，如太皞之类，并不是祭祀天。文武配祭明堂，都是祭祀人帝。这是王肃学说所尊崇的观点。从梁、陈到隋朝，议论者各自尊崇自己的师承，所以郊丘祭祀互有变化。○元丰元年，设立机构详细审定郊庙礼文，陈襄说：我查阅《周礼》大司乐，以圜钟为宫，冬至日在圜丘，演奏六变，用来祭祀天神；以函钟为宫，夏至日在方丘，演奏八变，用来祭祀地祇。祭祀一定要在冬至日，是因为阳气在上天开始复生。所以宫音用夹钟在震的宫位，因为帝出于震。而称为圜钟，是取其形状来象征天。祭祀一定要在夏至日，是因为阴气在下地开始萌生。所以宫音用林钟在坤的宫位，因为万物在坤得到滋养。而称为函钟，是取其容量来象征地。汉元始年间，奸臣妄议附和《周官》大合乐的说法，认为应当合祭。平帝听从了他们，天地共用一头牛犊，礼制的失误从此开始。从汉朝到唐朝，在五月亲自祭祀北郊的，只有四位皇帝而已。如魏文帝太和年间、周武帝建德年间、隋高祖开皇年间、唐睿宗先天年间，都是偶尔一时的举动。○三者各自在本宫上相生为角、徵、羽，有的先生后用，有的后生先用，所以说通过声类来寻求。凡是说“不用”的，是贬低它；凡是说“辟之”的，是尊崇它。○信斋杨氏说：我按礼家的说法，有人问郊祀上帝，那么百神都从祀吗？回答说：郊祀的祭祀，是大报天而主祭日，配以月，传记中多次提到。我私下认为，垂象显著，没有比日月更大的。日月的光明，就是天的光明。所以祭天而主祭日，配以月，并不是必须百神都从祀。《月令》仲春大雩帝，大雩之后，才命令百县雩祀百辟卿士。季秋大飨帝，大飨之后，才让有司尝群神，向天子报告完备，先后轻重，本来就有节度文饰。以此类推，祭祀天之后，才祭祀百神，大概可以知道了。没有比天更尊贵的，没有比郊祀更重大的，精诚专一以享祭，还担心诚意不够，怎么能混杂百神的祭祀呢？舜继承帝位时，先类祭上帝，然后禋祭六宗，望祭山川，遍祭群神，不是在类祭上帝的时候，合祭六宗百神。告祭的礼仪简单，还有先后的顺序，何况郊祀大礼呢？大司乐说乐六变则天神都降临，是因为至和感召，融液贯通，上帝降鉴，而百神都降临，就像鸾舆顺动而千官景从一样，这是道理。禋祀则专门主祭昊天上帝，不容混杂。查阅《三正记》说：郊后必有望。又凡以神仕者，在冬至日祭天神人鬼。注说：致神鬼于祖庙，大概是用祭天的第二天，恐怕百神也是这样。后来谈论礼制的人，失于讲明。后汉建武元年，采用前汉元始年间合祭天地六宗群神从祀。二年正月，在洛阳城南七里泰坛之上制定郊兆，多达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不也太杂了吗？晋贺循已经怀疑这不是古人扫地而祭的意思，这本来就是君子所不取的。○又说：古人祭天地，有正祭，有告祭。礼仪虽然不同，意义各自恰当。冬至一阳生，在圜丘祀天；夏至一阴生，在方泽祭地。这就是所谓的正祭。舜继承帝位，类祭上帝，望祭山川。岁二月东巡狩，就在岱宗柴祭，望祭山川。武王伐商时，陈述商的罪过，告于皇天后土。又柴望并举，大告武成。成王营建洛邑时，丁巳日在郊外用牲，第二天戊午日在新邑社祭。凡是因事并告天地，有同日举行的，有继日举行的，这就是告祭。所谓礼仪虽然不同，意义各自恰当的，就是这个。自汉朝以来，分冬至、夏至二祀为南北郊，然后来的君主没有听说以南郊为难，而常以北郊为难，这是诸儒谬误的说法迷惑了他们。查阅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就穿大裘戴冕；祀五帝也这样。只有祀地的服饰，经文没有明文，郑玄的注也没有涉及。

译贾公彦开始为《周礼》作疏说：“昆仑神州，也穿着大裘，由此可知。”贾公彦这是一时轻率的话，未曾深入考察其中的缘故，哪有在夏至阳气极盛之月却穿着大裘的道理呢？而崔灵恩、孔颖达以及杜佑的《通典》也持这种说法，于是祭祀天地的礼服，不问寒暑，必定穿着大裘，从而使北郊祭地成为不可实行的礼仪。到了本朝元祐年间讨论北郊祭礼时，议论的人仍然以穿着大裘不合时宜为由，于是才开始有请求在冬至南郊合祭天地的提议了。如果顾临等人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就有援引虞、周时期告祭之礼来证明祭地正祭的人了。如果苏轼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因为众儒一时的错误言论而想要废除祭地的大典，难道不可惜吗？有人说：“正祭和告祭的礼仪不同，但君主以父事天、以母事地的心意是一致的。告祭不拘泥于时间，不选择方位，却可以面对天地，那么正祭不拘泥于时间，不选择方位，为什么不可以面对天地呢？”回答说：“顺应天道之始而祭天，顺应地道之始而祭地，以同类求同类，这是报答根本的祭祀。在顺应天道之始的时候祭地，在义理上有什么依据呢？周公制定礼仪，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其中的义理是不可更改的。周公难道欺骗我们吗？”○贵与马氏说：“按北郊祭礼的议论，始于元丰初年，到元丰六年才停止合祭，元祐七年又恢复合祭，绍圣以后再次停止。政和四年才开始亲自祭祀地祇于方泽。大概从元丰六年到宣和末年，共四十二年，总共进行了十一次郊祀，只有元祐七年一次合祭，以及政和四年以后四次亲自祭祀方泽而已，其余六次郊祀就废弃了地祇的祭祀了。本来认为合祭是不合礼的，分祭是合礼的，直到分祭与合祭的议论不决，就废弃亲自祭祀而暂且由上公代理祭祀，长达二十年。大概是担心不合礼反而导致废弃礼仪，认为不应当在圜丘祭祀，而最终又不能亲自祭祀于方泽，那么确实不如完全遵循祖宗的法度，每三年在南郊并祭天地更好。总之，《周礼》中冬至在圜丘祭天，夏至在方泽祭地，其礼仪非常正当，也没有难以实行的地方。众儒议论之所以不能及时决断，其拘泥牵强有两点：礼仪繁琐则害怕劳累，赏赐优厚则害怕耗费。如陈古灵的说法，每逢亲自郊祀的年份，一天宿于太庙以告祭，一天宿于兆郊以祭地，一天宿于南郊以祭天，这是想要将两次祭祀合并在一时，就不会加倍耗费了。但执行礼仪的劳累更加严重，如曾曲阜的说法，亲自郊祀的年份，依照古礼在夏至亲自祭祀方泽，一如郊祀之礼；到冬至则举行圜丘之祀。这是将两次祭祀分在两个时节，就不会过于劳累，但赏赐加倍耗费。然而礼仪是百代君王相承的大典，不可减省省略；而赏赐是五代姑息养奸的弊政，有什么难以更改减损的呢？那么如政和三年的诏书，规定在郊祀天后一年祭地方泽，供应支赐务必从简省，不要使有偏废而不举行的过失，这才是最正确的议论。只是恐怕当时正提倡丰裕安乐的说法，烦琐耗费未必能节省，所以中兴之后，国势紧迫，就不能再遵循实行了。”○潜溪邓氏说：“圜钟就是夹钟，夹钟生于房心之星的气，房心是天帝明堂，又是天帝所出的方位，招致大神以为宫音，不叫夹，叫圜，是从天体来说的。天体始于黄钟，终于姑洗，以木火土金水为顺序，那么宫声应当在太簇徵之后，姑洗羽之前，应当以圜钟为宫。角是万物生长的开始，黄钟属子，天气始于子；徵是万物成熟，太簇属寅，天的功成于寅；羽是万物终结，姑洗属辰，天的功毕于辰。这三者都是阳律相继，是天之道。林钟生于未，天社在东井舆鬼之外，西南坤方，招致地示以为宫音，不叫林，叫函，是从地德来说的。地气始于太簇，终于南吕，以木土火金水为顺序，宫声自然应当在姑洗徵之后，南吕羽之前，所以函钟为宫。地的功见于正月，成于三月，终于八月。林钟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吕，南吕上生姑洗，相生的是地的功。黄钟生于虚危之星的气，虚危为宗庙，招致人鬼以为宫音。大吕属丑，是幽阴之所成；太簇幽阴之魄出东方，与人接应；钟属亥复归于幽阴。羽声独自远离其他音律的原因是，其他乐是天地岁事的一个终结，鬼道无穷，不像岁事有终结的缘故。

尽十二律。子丑寅亥，天地始合，人受中以生，归其宅。这三者律的相合，相合的是人的情，所以用来祭祀人。黄钟属子，从子到申，其数是九，所以九变。人鬼不叫至，孝子的心神没有不至的。这是各自以其声类来求的。然而乐亡已久，解说者各自以其意来说，不深于乐，亲自使用不能达到。○朱子语类说：“黄问周礼祀天地人，为什么没有商音？回答说：五音缺一则不成乐，不是没有商音，只是没有商调。先儒说商调是杀声，鬼神畏惧商调。”○六变八变九变，是说在天地及庙庭立四表，舞人从南表向第二表为一。

成一成则一变，从第二至第三、第四为三成，从北向南，表次第

译也是这样。○王氏说：《尚书》记载“箫韶九成，凤凰来仪”，注解说：“韶，是舜帝乐曲的名称。”意思是说，箫展现了细微乐器的完备，完备的乐曲演奏了九次。疏解说：“经文说九成，传文说九奏。”《周礼》所说的九变，其实是一回事。○《三礼义宗》说：“乐曲变化九次，舞蹈就结束九次；变化八次，舞蹈就结束八次；变化六次，舞蹈就结束六次。终，就是成的意思。”○陈氏《乐书》说：“先王制定的制度，用管乐器来通达阴阳的声音。然而阳是奇数而孤立，阴是偶数而众多；阳大而少，阴小而多；阳显明而光亮，阴幽暗而晦涩。孤竹做的管与圜钟的宫音相合，用来降下天神，取的是它奇而孤的特点；孙竹做的管与函钟的宫音相合，用来召出地祇，取的是它小而多的特点；阴竹做的管与黄钟的宫音相合，用来礼敬人鬼，取的是它幽而晦的特点。《易经》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王先生说：“这一节，讲的是天地人大祭祀中，用于降下地祇的乐曲。降下地祇的乐曲，使用一代的乐舞；进献神灵的乐曲，使用六代的乐舞。这就是所谓的大合乐。”○薛氏图说：“周人制定礼制，在吉礼之中，大祭有三种：一是祭天于圜丘，二是祭地于方泽，三是禘祫祭于宗庙。三种祭祀既然不同，那么它们的乐曲也就不同。然而这三种祭祀都称为大禘之祀。这乐曲是致神的乐曲，所以说演奏六变、八变、九变之后，神、祇、鬼都出来降临，可以加以礼敬了。所以郑玄注说：先演奏这乐曲来致其神，用玉帛来灌地献酒，然后合奏乐曲进行祭祀。说明祭祀时才开始使用六代的乐曲。”○陈氏说：“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这是律吕相次的关系。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这是律吕相生的关系。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应钟为羽，这是律吕相合的关系。”王先生说：“圜钟是阳律中最大的，太簇是阳律中的第二，姑洗是阳律中的第三，相继是天之道，所以在祭天时这样说。太簇下生南吕，南吕上生姑洗，然而先说姑洗而后说南吕，是以相生而言的。相生是地之功，所以在祭地时这样说。大吕与黄钟合于子丑，应钟与太簇合于寅亥。相合是人之情，所以在祭人时这样说。”○薛氏图说：“凡是乐曲变化的次数，都用其宫音的本数作为终结。黄钟为宫的，黄钟在子位，子的数是九，所以九变而终。夹钟为宫的，夹钟在卯位，卯的数是六，所以六变而毕。林钟为宫的，林钟在未位，未的数是八，所以八变而止，都是用其数作为终结。那么凡是十二调所制作的乐曲，各自用本数作为乐曲的终结，并非只有本数为三的情况。○杂说：音乐，是天地的和谐。钟、鼓、管、羽、籥、干、戚，不过是它的器具罢了。屈伸、缀兆、疾徐，不过是它的文饰罢了。将天地的和谐寄托于器具，体现于文饰，用这个来祭天，那么天神就可以使之降下；用这个来祭地，那么地祇就可以使之出现；用这个来祭宗庙，那么人鬼就可以加以礼敬。我难道听到它的声音、看到它的形体吗？通过想象，好像它在上面，好像它在左右，然后礼仪才得以实行。轻慢之心不产生，鄙诈之心不发作，鬼神就享用了。所谓一变致羽，物的类别也说它可以感动，就像百兽跟着起舞，鸟兽步伐整齐，鹊巢可以俯身窥视一样。胡宏的怀疑太过分了。○何氏说：六变、八变、九变，先儒的说法不同。刘原父说：“云门之乐六变而终，咸池之乐八变而终，箫韶之乐九变而终。”他的说法最为有理。

译凡是有关乐舞的事务，在大祭祀时，前一晚悬挂乐器，通过敲击听其声音，来检验乐器是否完好。注：敲击并聆听其声音，陈列好乐器的次序，以此知晓是否完备。疏：所谓“宿县”，是指在祭祀前一晚预先悬挂乐器，这是就大祭祀而言的，实际上中小祭祀、宴享宾客等凡有乐舞之事，都是如此。

君王出入时，就命令演奏《王夏》。尸（代表受祭者的人）出入时，就命令演奏《肆夏》。牺牲出入时，就命令演奏《昭夏》。注：这三支《夏》都是乐章的名称。疏：君王出入，是指出入宗庙的门。

率领国子（贵族子弟）进行舞蹈。注：应当让需要跳舞的人率领他们前往。疏：凡是兴起舞蹈，都让国子的子弟来担任。况且国子人数众多，应当轮流替换，所以选择应当使用的人率领他们前往。

在大飨礼中，牺牲不进入庙堂，其他方面都像祭祀一样。注：大飨，是宴享宾客。不入牲，即牺牲不进入，也不演奏《昭夏》。其他，是指君王出入、宾客出入，也演奏《王夏》、《肆夏》。疏：大飨有三种，《郊特牲》说：“郊祭用血，大飨用腥肉。”郑玄说：“大飨，合祭先王，这是第一种。”那里又说：“大飨崇尚腶脩（干肉），这是指宴享来朝见的诸侯，这是第二种。”《曲礼》下说：“大飨不占卜，这是指在明堂总祭五帝，这是第三种。”此经文中的“大飨”与“大飨尚腶脩”是同一种，祭祀时君王牵着牺牲进入，宴享诸侯虽然在庙里，但牺牲在庙门外宰杀，随即享用，升鼎后才进入，所以说“宴享宾客牺牲不进入”。○又说：“乡饮酒礼，宾客醉后退出，演奏《陔夏》。”大飨诸侯，《左传》说：“宴享是为了训导恭俭，几案摆设而不倚靠，酒杯斟满而不饮，献酒依命数，宾客没有醉的理由。”所以宾客出入演奏《肆夏》，与尸出入相同。

在大射礼中，君王出入，命令演奏《王夏》；等到射箭时，命令演奏《驺虞》。注：《驺虞》是乐章名，在《召南》的末章。君王射箭，以《驺虞》为节拍。

告诉诸侯以弓矢舞蹈。注：舞是指手持弓、夹着箭，作揖让进退的礼仪。疏：诸侯来朝见，将助祭，参与天子的大射礼，那么司乐就告诉他们射箭的舞蹈节拍。按《大射》篇说：“命令三组射手在次舍取弓矢，三组射手都按次序各自与其搭档执弓、插三支箭、夹一支箭，在西阶前对着台阶作揖，升阶作揖，对着靶子作揖，射完后降阶作揖，如同升阶射箭时的礼仪。”这就是舞蹈的节拍。○王氏说：天子射箭，其节拍比附于音乐，而诸侯与天子搭档射箭的，也以舞蹈应和，所以用来回应天子。

君王在大食时，三次劝食，都命令演奏钟鼓。注：大食，是初一、十五用音乐劝食的时候。宥，就是劝的意思。疏：按《玉藻》篇，天子诸侯都有在初一加牲体的事情，又知道十五也有，这里没有正文，约略根据《士丧礼》中十五不殷奠，那么大夫以上有十五殷奠的法度，就知道活人也有十五大食的法度，平常饮食也用音乐劝食，只是大司乐不命令演奏钟鼓罢了。

军队大胜献祭，就命令演奏恺乐。注：大献，是献俘于祖庙。恺乐，是献功的音乐。郑司农说：“根据《春秋》，晋文公在城濮打败楚国，传文说：‘整顿军队，唱着恺歌进入晋国。’”疏：《大司马》篇说军队有功，就演奏恺乐献祭于社，宗伯主管宗庙的礼仪，所以大司乐献俘于祖庙。○浚仪王氏说：后汉书志，短箫铙歌，是军乐。军乐，是黄帝让岐伯作的，用来鼓励战士，就是周朝的恺乐、恺歌。○我按：古代出兵，在学宫接受成命，等到返回时，在学宫释奠，并用俘虏和割下的左耳报告，《泮水》说：“矫矫虎臣，在泮献馘”就是这样。那么司乐的大献，大概就是献祭于乐祖吧？古人十三岁舞勺，用来学习文事；成童舞象，用来学习武事；二十岁舞大夏，那么六舞完备，而文武合一了。先王的教化，没有文事武事的分别，像这样；后世将其分为二，世道由此升降。

凡是日月食，四镇、五岳崩塌，大的怪异灾祸，诸侯去世，命令撤去音乐。注：四镇，是山中的重大者，指扬州的会稽山，青州的沂山，幽州的医无闾山，冀州的霍山。五岳：泰山在兖州，衡山在荆州，华山在豫州，嵩山在雍州，恒山在并州。傀，就是怪的意思。大的怪异灾祸，指天地奇变，如星辰陨落及地震裂开造成危害的，撤去音乐收藏起来。《春秋传》说：“壬午日还继续绎祭，万舞进入而撤去籥。”万舞进入而撤去者不进入，可知是收藏起来。疏：宣公八年，左氏说：“辛巳日在太庙有事，仲遂死在垂。壬午日还继续绎祭，万舞进入而撤去籥。”只是卿佐去世，比正祭轻，所以辛巳日不废正祭，比绎祭重，应当废除。宣公不废绎祭，所以加“犹”字来责备他。籥是有声音的乐器不进入，用这个《公羊传》说：“撤去有声音的，废除没有声音的。”郑玄回答赵商说：“对于撤去的是废除，是撤去者不使用，废除者进入使用，即万舞进入就是这样。”

大瘟疫、大饥荒、大灾祸，大臣去世，凡是国家的大忧患，命令卸下乐器。注：弛，是放下。

凡是建立国家，禁止淫声、过声、凶声、慢声。注：淫声，像郑卫之音；过声，失去哀乐的节制；凶声，亡国的声音，像桑间濮上之音；慢声，惰慢不恭敬。疏：亡国的声音，像桑间濮上之音，是《乐记》的文字。那里的注说：濮水之上

译土地上有桑间之地，那是亡国的音乐，就出自这濮水。又引用《史记》说：从前周武王讨伐商纣，师延向东逃跑，自沉于濮水。卫灵公去晋国朝见，路过这里，夜里听到（音乐），让师涓把它记下来。到了晋国，晋侯设宴款待他，（卫灵公）对晋平公说：“我听到了新的乐曲，为您演奏它。”于是让师涓弹奏。晋侯让师旷坐着听，（师旷）按着琴制止了他，说：“从前商纣让师延创作靡靡之音，武王讨伐商纣，师延向东逃跑，自沉于濮水。这是淫邪的音乐，不是新的乐曲。”这就是它的含义。○王氏说：凡是建立国家禁止淫邪、过度、凶险、怠慢的声音，是为了崇尚中正。淫邪的声音就不端正，过度的声音就不适中，凶险的声音就不善良，怠慢的声音就不严肃。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告诉他要放逐郑国的音乐，就是这个道理。○仲舆郝氏说：暴虐乖张叫做凶，放纵散漫叫做慢。

译国家举行重大丧礼时，亲临监督乐器的陈设。注：涖，意为临视；廞，意为兴起、陈设。临，指笙师、鏄师等乐官；兴，指制作、准备这些乐器。

等到安葬时，将乐器埋藏，也如同丧礼时陈设那样。

疏文说：“氏”指的是明器，即埋藏在墓穴中的器物。《檀弓》中说：“琴瑟张弦而不调平，笙竽具备而不和谐。”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愚按：大司乐掌管成均的教育法规，用乐德、乐语、乐舞来教育国家的子弟，其职责非常重要。除了三大祭祀之外，像大射礼、大食礼、大献礼，以及撤去乐器、放下悬挂钟磬等事务，何必都让国师屈尊去处理呢？君子说：“三代以上没有道德与技艺的分别。”天官所属的职官，如亨人、宫人所掌管的事务，极其细微琐碎，都由士人来担任。这是设置官职的深意，大概是因为学术的浮薄，都是那些高谈性命之理而鄙弃日常实务的人所倡导的。性命之学，玄妙深远，容易隐藏拙劣。至于关乎天下国家、涉及百姓休戚利害的务实之事，他们却说：“器物属于形而下，我哪里知道？”那么万民的性命寄托在谁身上呢？不得不转而寄托于庸俗之士，甚至寄托于胥吏之手。大人和巨儒，竟然成为与天下无关的人，而性命之学，自三代以下便成了无用的东西。唉！那么天下靠什么来治理呢？大射礼是为了辅助祭祀，大食礼是为了供养君王，大献礼是为了使祖先欢悦，撤去乐器、放下悬挂，都是为了敬畏天怒、体恤民灾。司乐以国师的尊贵身份，周旋其中，监督进退的礼仪、舞蹈的节拍，绝不敢以丝毫轻慢不屑的心态对待。这样一来，尊崇性命、鄙弃日用的浮薄习气，就不敢在心中萌发。即使有虚伪之士，厌弃基础学问，倡导虚无缥缈的理论，众人也会共同指责其为怪诞邪说而不值得重视。而一切天下国家的事务，无不都以性命之学的眼光去看待。这就是三代学术之所以体用兼备、本末俱全的原因，而当时的百姓都能沐浴在君子的道术之中。

乐师掌管国家学校的政令，用来教导国子小舞。注：《内则》说：“十三岁舞勺，成童舞象，二十岁舞大夏。”

疏文说：《勺》舞，《周颂·酌》序说：“酌，是告成大武之舞。说能斟酌先祖之道来养育天下。”象舞，《周颂》序说：“维清，演奏象舞。象是用兵时刺伐之舞，由武王制定。”这两种都是小舞。二十岁加冠成人后舞大夏。其实《云门》以下的舞蹈都要学习。○刘氏说：“掌管国家学校的政令，用来教导国子。小舞，指的是小学。古代国子在怀抱中时，能吃东西就教他用右手，能说话就教男孩说‘唯’、女孩说‘俞’。六岁教数字和方位名称，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岁出入门户及就席饮食必后于长者，九岁教干支纪日，十岁出外就傅，住宿在外，学习书写计算，衣服不穿帛制的短衣和裤子，礼仪遵循初始，早晚学习幼仪，请求练习简谅。十三岁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习射御。

凡舞蹈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注：郑司农说：帗舞，用完整的羽毛；羽舞，用剖开的羽毛；旄舞，用牦牛的尾巴；干舞，是兵器舞；人舞，是手舞。祭祀社稷用帗舞，祭祀宗庙用羽舞，祭祀四方用皇舞，祭祀辟雍用旄舞，军事用干舞，祭祀星辰用人舞。〇谓：帗舞析分五彩，绘皇杂用五彩，羽舞如凤凰颜色，手持以舞。人舞无所执持，以手袖动作表现威仪。祭祀四方用羽舞，祭祀宗庙用人舞，祭祀山川用干舞，求雨用皇舞。

疏文按《山海经》说：潘侯之山，有兽像牛，关节处有毛，名叫旄牛。○这六种舞蹈，就是小舞。如果天地宗庙的正祭，使用《云门》以下六种舞蹈为大舞，即上文分乐序所说的那样。○《通考》说：帗的意思是祓除，社稷及百物之神，都为民祓除灾祸，所以用帗舞。皇属阴类而为其类之长，是阴中之阳。旱灾时想要通达阴中之阳，所以用皇舞。干是自卫的兵器，山川有阻挡护卫之功，所以用干舞。○陈氏《乐书》说：古代在大祭祀时，有备乐必有备舞。《春秋》记载在大庙有事，万舞舍去籥，那么宗庙就用干舞和羽舞了。至于分散使用，则有所不备，所以山川用干舞，社稷用帗舞，四方用羽舞，旱灾用皇舞。二郑的论述疏漏了。大司乐说：舞《咸池》以祭地祇，那么社稷不只用帗舞；舞《大夏》以祭山川，那么山川不只用兵舞。在《咸池》之类，说的是乐章不说乐器；在帗舞之类，说的是乐器不说乐章，互相补充。《尚书》说在两阶舞干羽，《乐记》说听到这音乐而快乐，以及干戚羽旄称为乐。《郊特牲》《明堂位》《祭统》都说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积以舞《大夏》。《简兮》的诗说：高大的人，公庭万舞继之，左手执籥，右手秉翟。都要先武后文，大概是因为尧舜揖逊，其舞先干后羽；因为苗民逆命。汤武征伐，其舞先武后文，因为以武功为大。○贵与马氏说：按正义以《云门》《大卷》《大咸》《大夏》《大濩》《大武》为大舞，以帗舞、

译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被称为小舞。然而依我看来，《云门》以下是舞的名称。至于帗、羽、皇、旄、干、人，则是舞蹈所用的器具。具备这六种器具，然后才能跳这六代的舞蹈，并非在小舞之外另外有所谓的大舞。六代的舞蹈，名称虽然不同，但所使用的器具却是相同的。然而一定要称为帗舞、羽舞等，是因为它们有的用于祭祀社稷，有的用于祭祀山川、求雨等场合，其用途各有不同罢了。舞师所教授的，是分别指各自所习练的内容，所以称为帗舞、羽舞。大司乐所教授的，是统指其集大成的内容，所以称为《云门》《大咸》。拿做学问来打比方，帗、羽、皇、旄、干、人就像是诵读诗书；《云门》到《大武》就像是写文章。而诵读诗书本来就是用来写文章的，《乐书》相互补充完备，这种说法是恰当的。

译教导君王音乐仪节，行走时以《肆夏》为节拍，快走时以《采荠》为节拍，乘车时也如此。环绕拜礼以钟鼓声为节拍。

注：教导音乐仪节，是教导君王在大寝和朝廷出入时的礼仪。郑司农说：“《肆夏》、《采荠》都是乐曲名。”有人说：“都是散佚的诗篇。”意思是说，君王行走时以《肆夏》为节拍，快步疾行时则以《采荠》为节拍。就像现在在太学行礼，结束时以《鼓陔》为节拍。〇郑玄说：“‘行’，是指在太寝之中；‘趋’，是指在朝廷。”《尔雅》说：“堂上叫‘行’，门外叫‘趋’。”那么君王出宫穿戴整齐后，到了堂上《肆夏》开始演奏，到了路门《采荠》开始演奏。返回进入时，到了应门、路门也是如此。这是指步行迎接宾客。君王如果有乘车出行的事，在太寝西阶前登车，返回时在东阶前下车。《尚书传》说：“天子将要出行，敲击黄钟之钟，右边的五钟都响应；进入时则敲击防宾之钟，左边的五钟都响应。”大师此时演奏音乐。

仲舆郝氏说：“教导国子容止仪态，配合音乐来侍奉君王出入。”

疏：“如果春夏在朝廷接受贽礼，没有迎接的礼仪；在宗庙接受享礼，则迎接。如果秋冬在宗庙一次性接受，都没有迎接的礼仪。如果在宗庙飨食，在寝宫燕饮，则都迎接。此注依据太寝而言，那就是燕饮的时候；如果在宗庙飨食，则与此太寝相同。”○黄钟是阳声之首，阳主动，出行就敲击它。右边五钟指林钟到应钟，右上为静，担心君王动作过大，所以用动来告知静。防宾在午位，是阴气生长的月份，阴主静，进入就敲击它。左边五钟指大吕到仲吕，左阳主动，进入静时用来告知动。大师演奏音乐，是指君王出入的时候，大师就演奏《采荠》、《肆夏》。○王氏说：“盛德达到极致，不仅举止周旋符合礼仪，而且节拍又配合音乐。所谓礼乐片刻不能离开身体，那么君王进退就有可供观瞻、可供效法的形象了。那么乐师所教导的，是教导演奏音乐的人。钟师用钟鼓演奏九夏就是这样。行走缓慢，缓慢就有正直而自然顺畅的意义，所以演奏《肆夏》；快走急促，急促就想要整齐严肃，所以演奏《采荠》。《玉藻》说：‘快走以《采齐》为节，行走以《肆夏》为节。’先快走而后行走，是依据从外进入内的情况。”○黄氏说：“四肢追求安逸，是人的常情。音乐顺从这种常情，厌恶形体劳累，不能做到非礼不动，却让人乘着安逸而出行，那就无所不为了。何况是君王呢？天下人看着仪容而动，听着号令而应。先王制定礼仪，视有旒冕，听有纩塞，言有记录，动有佩玉。堂上的行走，门外的快走，为之制定音乐仪节，以防其放纵，使听到声音而心意真诚，使顾视身体而气息端正。周旋符合圆规，折旋符合方矩，进揖退扬，而后佩玉锵鸣。左边符合角徵，右边符合宫羽，君民事物的意义都在其中。邪僻的心思无从进入。因此祭祀、朝会、出征、封建的时候，君王在五路车上，那么步趋的节拍就责成大驭。在五路车上，君王安逸了，然而看着车行听到《肆夏》的声音，就像我在堂中；看着车趋听到《采荠》的声音，就像我在门外。君王的言行，仓促之间没有不合礼的，乐师的教导，大驭的驾驭，都有功劳。”○陈氏说：“君王饮食就用音乐劝侑，说话就用音乐歌唱，行走就用《肆夏》、《采荠》节制，登车就有鸾和之声调和。那么君王在言语、饮食、行趋、登车的时候，没有不是礼乐的。音乐用来愉悦，礼仪用来节制。那么纯和的志向不会在内散乱，邪僻的心思无从进入。所谓礼乐不可片刻离开身体，就是这个意思。○王氏说：环绕拜礼以钟鼓为节拍，这是宾客拜礼的仪节。环拜，是指排列成圈而拜，因为拜的人不止一个。鼓声用来开始，钟声用来停止。开始停止应和钟鼓，那么仪节就不会有差错。

凡射礼，君王以《驺虞》为节拍，诸侯以《貍首》为节拍，大夫以《采苹》为节拍，士以《采蘩》为节拍。

注：《驺虞》、《采苹》、《采蘩》都是乐章名，在《国风》《召南》；《貍首》在《乐记》。《射义》说：“《驺虞》，是乐于官员齐备；《貍首》，是乐于防备时节；《采苹》，是乐于遵循法度；《采蘩》，是乐于不失职守。”因此，天子以官员齐备为节拍，诸侯以防备时节为节拍，大夫以遵循法度为节拍，士以不失职守为节拍。郑司农依据《大射礼》解释说：“乐正命令大师说：‘演奏《貍首》’，间隔像一次大师不兴起，答应。乐正回到原位，演奏《貍首》来射。《貍首》篇‘曾孙’”

疏：不问尊卑，人人都四矢射，节拍则不同，所以射人说：天子九节，诸侯七节，大夫士五节，尊卑都以四节为乘矢拾发，其余天子五节，诸侯三节，大夫士一节，都作为先，以便听任优尊者，所以射前节拍多。○又说：先郑引用大射礼，证明大师用乐节拍的事，说间隔像一次的，是指七节五节之间缓急稀稠一样，那是诸侯礼，所以乐正命令大师，这是天子礼，所以乐师命令大师。说《貍首》曾孙的，《貍首》是篇名，曾孙是章头，就是《射义》所说的那样。○《礼记·射义》说：《貍首》的诗说：曾孙侯氏，四正

译详细地列举出来，大夫、君子，以及众士，无论职位高低，都不得安处，而要侍奉君主。在宴饮时进行射礼，那么宴饮就和谐，赞誉就产生。这说明君臣共同在射礼中竭尽诚意，通过练习礼乐，从而安定和谐，获得赞誉。因此天子制定这种制度，诸侯也致力于实行，这就是天子用来安抚诸侯而无需动用武力的方法，也是诸侯自我匡正的工具。

芸阁吕氏说：王者的仁爱，遍及鸟兽草木，都像驺虞一样，那么王道就成就了。以此作为节制，是说天子承继天命，应当推行天地好生之德。《貍首》这首诗已经失传了，但记载中有原壤所唱的歌词说：“貍首斑斑点点，握着你的手紧紧相连。”貍首是田猎所获，是猎物中最尊贵的；握着你的手，是用来叙旧情、结欢心的。这说明君臣共同练习礼仪、结下欢情，侍奉天子以修治朝政，所以诸侯的射礼以此作为节制，以此来乐于防止违时。

王氏说：《驺虞》这首诗说的是按时狩猎，仁爱如驺虞，那么王道就成就了。天子以《驺虞》作为节制，是因为喜爱仁爱，而杀戮合乎时宜。

按欧阳氏说：贾谊的《新书》中记载，驺是周文王苑囿的名称，虞是苑囿中管理野兽的官员；有人说驺是管理马厩的官员，虞是管理山泽的官员。这两种职务都不失其人，那么官职完备就可以知道了。毛氏说：驺虞是仁义的野兽，白虎黑纹，不吃活物，所以《小序》说：仁爱如驺虞，那么王道就成就了。

译凡乐师掌管用乐的次序和事务，治理乐政。注：序事，指按次序安排用乐的事务。疏：意思是陈列乐器以及演奏的先后顺序，都要有条理，使之不出现错乱。所谓治理乐政，是指治理乐声，使其端正，不淫靡放纵。

凡国家的小祭祀，需要用乐的，命令演奏钟鼓。注：小事，指小祭祀的事务。疏：小祭祀有钟鼓，但没有舞蹈。《舞师》篇说：小祭祀不兴舞，正是这个意思。

凡乐曲演奏完毕，就报告准备就绪。注：成，指所奏的乐曲一曲终了。《尚书》说：《箫韶》演奏九遍。《燕礼》说：大师向乐正报告说：正歌已经完备。

疏：那里依据的是《燕礼》，这里依据的是《祭礼》，事情的情节相当，所以引用作为证据。

命令引导盲乐师，呼号召集舞者。注：诏来瞽，是命令视了（引导盲人的人）扶着盲乐师进来。臯，意思是呼号宣告。国子中应当跳舞的人，就跳舞。

撤除祭品时，率领学士歌唱。彻，注：学士，指国子。彻，指歌唱《雍》诗。

疏：王氏说：“撤除祭品时必定歌唱《雍》诗，因为它的诗句说：‘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取的是和顺与恭敬的意思。人的情感，开始时快乐，或许结束时疲倦；暂时时笃实，或许长久时懈怠。在祭祀的终了，仍然不失去和顺与恭敬，这是诚意的极致。”

命令相工，命令视了扶持乐工。郑司农说：“告诉应当辅助盲乐师的人，说应当停止（工作）了。”

在飨礼和食礼中接待诸侯，安排乐事，命令演奏钟鼓，命令相工如同祭祀时的礼仪一样。

疏：其中引导盲乐师、歌唱《雍》诗等，都如同祭祀时一样。

在燕射礼中，率领射夫拿着弓矢跳舞。注：射夫，指众多的射者。

乐工和乐器出入时，命令演奏钟鼓。注：乐出入，指吹笙、唱歌、跳舞的人以及他们的乐器。疏：刘氏说：演奏钟鼓来宣告他们的出入，警示应当执事的人，作为礼仪的大节。郝氏说：乐工和乐器出入，也演奏钟鼓，是重视他们的表现。音乐用来调和神灵，也如同牺牲出入时，演奏《昭夏》一样。

凡军队大胜归来，教唱凯歌，并带头歌唱。注：郑司农说，乐师负责带头歌唱。凡丧事，陈列乐器，就率领乐官。注：率领乐官去陈列。

疏：丧事说“凡”，是因为王室有大丧和小丧，都有明器中的乐器。如果像《檀弓》所说：“木头没有雕刻，瓦器没有烧制，琴瑟张弦而不平整，笙竽具备而不和谐”，就是这个意思。去陈列，是指《既夕礼》中在祖庙的前庭以及墓道东边陈列器物。

按次序哭祭时，也如同陈列乐器时一样。注：哭，指此时也率领这些乐器。

疏：《小宗伯》说：“等到执事人员视葬，进献明器的材料，又进献素器，进献成器，都在殡门外。”君王不亲自哭祭，有官员代替。现在的经文承接在“陈乐器”之下，是指拿着器物走向墓穴以及进入墓穴时按次序哭祭。

凡乐官掌管其政令，听取其诉讼。

疏：凡乐官，指从大胥到司干。

大胥掌管学士的名册，以等待召集诸子。注：郑司农说，学士指卿大夫的诸子中学习舞蹈者的名册。大胥主管这个名册，等到应当召集学习舞蹈的人时，就按照这个名册来召集他们。汉代的《大乐律》说：“地位低下者的儿子不得在宗庙中跳舞祭酎。”除去官吏中二千石到六百石以及关内侯到五大夫的儿子，先选取嫡子，身高七尺以上，年龄二十到三十岁，脸色和顺，身体修整的人，作为舞人，这与古代使用卿大夫的儿子意义相同。

疏：按照《月令》四月，天子与群臣饮酎。郑注说：“酎的意思是醇，指重酿的酒。春酒到这时才酿成，祭祀宗庙时使用。”王氏说：“公卿大夫士的儿子，他们的父兄在国有爵位，所以称为国子。以众多来说，称为诸子；以在学宫受教来说，称为学士。其实是一样的。”季氏说：“看大司乐禁止淫乱、过度、凶恶、轻慢的声音，而舞人又选取卿大夫儿子中有中和、恭敬、平常、孝顺、友爱之德的人，这是声音与人无不端正。声音与人无不端正，那么看到听到的人，怎么能不端正呢？”

春天入学，释菜，合舞。注：春天开始让学士进入学宫学习，合舞等调整他们的进退，使之符合节奏。郑司农说：舍采指舞者都拿着芬芳的采饰。有人说：古代士人拜见君主以雉为挚礼，拜见老师以菜为挚礼，采直接指粗食菜羹的菜。有人说：学者都是人君卿大夫的儿子，衣服有采饰，舍采是脱去盛服，以谦卑对待老师。我说：舍就是释，采读作菜。开始入学必定释菜，是礼敬先师，菜是苹蘩之类。疏：学子开始入学，释菜礼仪较轻，所以不及先圣。先师，郑注《文王世子》说：如同汉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蓝田吕氏说：释采是礼仪中最简单的，不在于品种多，贵在诚意。它的用途有三：每年春天合舞时实行，《月令》说：仲春命乐正合舞，舍菜就是这个。开始入学时实行，《文王世子》说：既兴器用币，然后舍菜就是这个。开始进入大学时实行，《学记》说：大学开始教学，皮弁祭菜，表示对道的尊敬。临邛魏氏说：古代百姓以君主为师，仁寿夭鄙，君主实际掌管，而臣子则辅佐。人君是万民的师表。自孔子以前，称为圣称为贤，有道有德，就没有不生于都邑、显赫于高位、死后祭祀于大烝的，这不是诸生所能祭祀的。

译（前文省略）罢了。自从君主和教师的职责不再修明，学校被废弃，井田和牧地制度败坏，百姓离散而没有依托，于是才开始有师生聚集在一起互相讲授的情况，这就是所谓的各自祭祀自己的先师。我怀疑这种制度是从秦汉时期才开始的，而《诗》《书》《礼》《乐》各自设立专门的老师，不能互相贯通，那么秦汉以来作为士人的人，决不会像这样狭隘。这也可见世道日渐衰落，君主和教师的职权向下转移，而先王的道统分裂了。然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动乱，还有圣贤作为老师，秦汉以来还有专门之学作为老师，所以各地的郡国还保留着先师的称号，在学宫中设立祠堂祭祀，所以记载的人能在礼制中识别出来，而传授的人又根据他们所听到的和看到的来阐明它。○陈氏《礼书》说：释菜之礼就如同见面礼一样，妇女拜见公婆时的见面礼，是枣、栗、干肉；如果公婆去世而在宗庙拜见，则行释菜之礼。弟子拜见老师时的见面礼，是束脩；如果祭祀先师，则行释菜之礼。大胥行释菜之礼时合舞，而《文王世子》中释菜不舞不授器，是因为释奠已经行过舞礼的缘故。《士丧礼》中，国君视察敛尸时行释菜之礼，进入大门。《丧大记》中说：大夫和士人下葬后，国君前往吊唁，在门内行释菜之礼。占梦之官，在季冬时节才休息。在四方采集萌芽，休息时行释菜之礼。那么释菜之礼，难道仅仅是子弟拜见先师、妇女拜见宗庙时才有的吗？防礼中有奠菜的仪节，弟子拜见先师，其仪节大概属于这一类吧？郑氏认为防礼中的奠菜，大概用的是菫菜。入学行释菜之礼，用的是苹藻之类；刚建立学校时行释菜之礼，用的是芹藻之类。大概是因为泮宫中有芹藻，子女侍奉父母有菫菜和萱草，所以有这样的说法。菜作为见面礼，就只是菜而已。《采苹》是教成之祭，毛氏认为牺牲用鱼，配菜的芼用苹藻。那么《诗经》中所说的“湘之”，就是芼之的意思。这与释菜之礼是不同的。

译秋季颁布所学，合乐之声。注：春季让他们学习，秋季颁布他们的才艺所达到的程度，合乐之声也等齐其曲折，使之应合节奏。

疏：颁，分也，区分他们才艺的高低。○介甫王氏说：“春季开始入学，不知道他们适合什么技艺，到了秋季就可以知道了，于是分别授予他们所学。”

用六乐的规范，端正舞位。注：统一六乐的节奏，端正他们的位置，使之相互应和。说这是为了大合乐而练习。

疏：说的是六代乐舞，一一进行，使节奏统一，没有错乱。

按次序安排舞者的出入。注：按长幼次序排列，使出入不致错乱。

校比乐官陈列乐器。注：比，就是校。杜子春说：次比乐官。郑大夫读比为庀，庀，具备。录具乐官陈列，是说陈列并清点数目。

凡祭祀用乐的，用鼓声征召。学士注：击鼓来召他们。《文王世子》说：清晨击鼓征召，用来警戒众人。

疏：小祭祀不兴舞，也就不征召学士。

序宫中之事

王氏说：“是说安排王宫中宿卫并学习道艺的国子，春秋所学，各有其次序，如大胥所掌管的那样。宫正说校比宫中众人的多少，防备他们的什伍而教之道艺，那么大胥序宫中之事，就是这样。”

小胥掌管学士的征召命令，并校比其觵，以及不敬的人。注：比，就是校。不敬，指轻慢期限，不到时到达。觵，罚爵。《诗》说：兕觵其觩。王氏说：大胥掌管学士的名册，以等待召集诸子。小胥校比其多寡的数目，凡是为了赞成大胥的事而已。

巡视舞列而鞭打怠慢的人。注：挞，就是抶。用荆条扑打。

陈氏《乐书》说：周官大胥用六乐的规范端正舞位，小胥巡视舞列。经说：实行其缀兆，行列得以端正。大概位就是酂，所以为缀；列就是佾，所以为行。端正它来辨别其次序，巡视它来肃清其怠慢。那么治理民众劳苦的，酂远而佾少，其德衰故也；治理民众安逸的，酂短而佾多，其德盛故也。并非故意不同，凡是各自称量其德而已。天子对于诸侯，活着时以舞旌表，死后以谥号表彰。观察舞的行缀，足以知道临民的德；听闻谥号的异同，足以知道为治的行为。那么作为诸侯的，谁不敏捷地崇德崇行以效法天下后世呢！现在的舞者，不在庭中列队而在堂下，其退文进武，不再有出入的次序，不是古人所说的八佾舞于庭，序出入舞者的意思。至于进退疾徐之际，又不尽筋骨之力以应合钟鼓拊拊之节，不是古人所说的文以揖逊，武以击刺的意思。讲解并练习它，正是今日急务。

端正乐县的位置，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辨别其声。注：乐县指钟磬之类悬挂在笋虡上的。郑司农说：宫县四面悬挂，轩县去掉一面，判县又去掉一面，特县又去掉一面。四面像宫室四面有墙，所以叫宫县。轩县三面，其形曲，所以《春秋传》说：“请曲县繁缨以朝诸侯，礼也。”〇请轩县去掉南面避开王。判县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县悬挂在东方，或在阶间而已。

凡悬挂钟磬，半为堵，全为肆。注：钟磬者，编悬的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谓之堵。钟一堵，磬一堵，谓之肆。半之者，指诸侯的卿大夫士。诸侯的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县钟，东县磬。士亦半天子之士，只悬磬。郑司农说：《春秋传》说“歌钟二肆”。

疏：按《左氏》隐五年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众仲说：“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以八为数。乐县之法，取数于此，又倍之为十六。若漏刻四十八箭，亦倍十二月二十四气，故以十六为数。”因此《淮南子》说：“乐生于风”，这也是取数于八风的意义。○陈氏《乐书》说：“乐县的制度，自夏商而上未有闻焉，自夏商而下，其略始见于《尚书大传》，其详备于《周礼》春官。以《书大传》推之，自古天子将出，撞黄钟，右五钟皆应。黄钟在阳，阳主动，君出则以动告，静而静者皆和，故马鸣中律，步者有容，驾者有文，御者有数，周旋中规，折旋中矩，立则磬折，拱则抱鼓，然后奏登车告出也。入撞防賔，右五钟皆应。防宾在阴，隂主静，君入则以静告，动而动皆和，故狗吠彘鸣，及倮介之虫，莫不延颈以听，在内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声，然后少师奏登堂就席告入也。然则十二钟在县之制，权舆于此欤？以《周礼》春官推之，大司乐凡乐事，大祭祀宿县，遂以声展之。小胥之职，正县乐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辨其声。凡县钟磬，半为堵，全为肆。盖县

译十二个钟为一堵，像墙堵一样，两堵为一肆。春秋襄公十年，郑国人贿赂晋侯歌钟两肆，就是这种情况。宫悬四面，象征宫室，天子以四方为家，所以如此。轩悬缺其南面，避天子南面而坐，所以如此。判悬象征东西两面，卿大夫左右辅佐天子。特悬则只有一肆，象征士人特立独行。《郊特牲》讥讽诸侯使用宫悬，汉武帝高张四悬，晋元帝备齐四箱金玉，难道是天子宫悬吗？春秋讥讽卫国的仲叔于奚请求曲悬，后来光武帝赐给东海恭王钟簨之乐，难道是诸侯轩悬吗？礼制规定，大夫没有特殊原因不撤去悬乐。楚子宴请郤至，挖地室而悬挂乐器。田蚡前庭罗列钟鼓，设立曲旃，难道是大夫判悬吗？乡射礼中笙乐进入悬乐之中，西面东悬磬而已。乡饮酒礼中磬阶缩霤，笙乐进入磬南则缩悬而已，难道是士特悬吗？《通礼义纂》说：“轩悬三面，歌钟三肆；判悬两面，歌钟二肆；特悬一面，只有磬而已。”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乡射礼有卿大夫咨询众庶之事，乡饮酒礼是卿大夫的礼，都是特悬。因为咨询众庶宾客贤能，不是为了自己，所以都遵循士的体制。燕礼是诸侯的礼，而乐工只有四人，遵循大夫的体制，意思也类似。以《仪礼》考证，大射礼乐人宿夜在阼阶东悬挂乐器，笙磬西面，其南是笙钟，其南是镈，都向南陈列。建鼓在阼阶西南，鼓应鼙在其东南，鼓在西阶之西，颂磬东面，其南是钟，其南是镈，都向南陈列。一个建鼓在其南，东鼓朔鼙在其北，一个建鼓在西阶之东南面，簜在建鼓之间，鼗倚在颂磬西纮。由此看来，宫悬四面，轩悬三面，都有钟磬镈。判悬有钟磬而没有镈，特悬有磬而没有钟。以天子体制论，是这样；以诸侯体制论，又只有天子体制的一半。天子体制，卿大夫判悬，东西各一肆，那么诸侯的卿大夫东西各一堵。天子的士特悬南一肆，那么诸侯的士一堵，可以知道了。郑康成说：“钟磬十六，在一个虡上为一堵。”杜预说：“悬挂钟十六为一肆。”后世四清之声兴起，这也是傅防汉代得到石磬十六，迁就而为之志。服虔一悬十九钟的说法，不也奇怪吗？○又说：堂上的台阶，自台阶而左为阼，自台阶而右为西。笙磬在阼阶之东而面西，颂磬在西阶之西而面东。由笙磬而南，钟镈所以应和笙乐；由颂磬而南，钟镈所以应和歌乐。台阶虽然分东西，其钟镈向南陈列是一样的。自阼阶堂下而言，一个建鼓在其阶之南而面东，朔鼙在其北而也面东。一个建鼓在其阶之东面南，荡在建鼓之间，鼗倚在颂磬之西纮。大概诸侯之乐备三面以为轩悬，大射之仪东西有钟磬之悬，推之则天子宫悬，堂上之阶笙磬颂磬各十二悬，堂下阼阶面南特钟特镈亦各十二悬，西阶面南编钟编镈亦各十二悬，天数也。○仲舆郝氏说：凡钟磬编悬以八为全，每悬各八为堵，二八为肆。堵者立如堵墙，肆者列行成肆。天子之卿大夫士以肆为轩判特，诸侯之卿大夫士以堵为轩判特也。○又说：按乐悬不止钟磬，而编悬唯钟磬。故有半堵全肆之殊。诗云：“应田县鼓”，是大鼓小鼓皆悬也。又云：“簴业惟枞，贲鼓惟镛”，是大钟大鼓皆悬也。诸侯以下悬虽不得四面，而众乐皆备，则同。郑解乡射，谓士唯悬磬，是以士特悬为不得有钟鼓矣。何以成乐？

译大师掌管六律和六同，用来配合阴阳之声。阳声包括：黄钟、大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包括：大吕、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都用五声来修饰它们：宫、商、角、徵、羽。都用八音来演奏它们：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所谓配合阴阳之声，是指声音的阴阳各有对应。黄钟是子月之气，十一月建子，而星次在星纪。大吕是丑月之气，十二月建丑，而星次在玄枵。大蔟是寅月之气，正月建寅，而星次在娵訾。应钟是亥月之气，十月建亥，而星次在析木。姑洗是辰月之气，三月建辰，而星次在大梁。南吕是酉月之气，八月建酉，而星次在寿星。蕤宾是午月之气，五月建午，而星次在鹑首。林钟是未月之气，六月建未，而星次在鹑火。夷则是申月之气，七月建申，而星次在鹑尾。中吕是巳月之气，四月建巳，而星次在实沈。无射是戌月之气，九月建戌，而星次在大火。夹钟是卯月之气，二月建卯，而星次在降娄。星次与建月交错互换位置，如同表里关系，这就是它们的对应。它们的相生则以阴阳六体为基础：黄钟是初九，向下生出林钟的初六。林钟又向上生出大蔟的九二。大蔟又向下生出南吕的六二。南吕又向上生出姑洗的九三。姑洗又向下生出应钟的六三。应钟又向上生出蕤宾的九四。蕤宾又向上生出大吕的六四。大吕又向下生出夷则的九五。夷则又向上生出夹钟的六五。夹钟又向下生出无射的上九。无射又向上生出中吕的上六。位置相同的，象征夫妻；位置不同的，象征母子。这就是所说的“律娶妻而吕生子”。黄钟长九寸，容积为一籥。向下生的，三分减一；向上生的，三分加一。经过五次向下生、六次向上生，才完成一个循环。大吕长八寸又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大蔟长八寸。夹钟长七寸又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长七寸又九分寸之一。中吕长六寸又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万二千九百七十四。蕤宾长六寸又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钟长六寸。夷则长五寸又七百二十七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吕长五寸又三分寸之一。无射长四寸又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应钟长四寸又二十七分寸之二十。用五声来修饰它们，是为了调和五声，使它们依次排列，如同锦绣上有花纹。播，就是扬的意思。用八音来演奏，才能被观察到。金，指钟和镈；石，指磬；土，指埙；革，指鼓和鼗；丝，指琴和瑟；木，指柷和敔；匏，指笙；竹，指管和箫。

疏：六律为阳，六同为阴，两两相合，十二律构成六合。阳声黄钟、大蔟等，是根据左旋而言；阴声大吕、应钟等，是根据右旋而言。同位象征夫妻，异位象征母子。同位是指像黄钟的初九向下生出林钟的初六，都是初爻的第一位，夫妇一体，所以象征夫妇。异位是指像林钟向上生出大蔟的九二，二相对于第一是异位，象征母子。但律所生的是夫妇，吕所生的是母子。十二律吕中，律所生的常常是同位，吕所生的常常是异位，所以说“律娶妻而吕生子”。○浚仪王氏说：《后汉书·律历志》中，京房说：十二律的变化达到六十，就像八卦的变化达到六十四一样。伏羲作《易》，记录阳气之初，作为律法，建立冬至日的声音，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宫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这是声气的本源，五音的正统，所以各自终了一日，其余的依次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徵等按类跟随。《礼运》篇说：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说的就是这个。○又说：《史记》中关于黄钟生成的方法说：音始于宫，数始于一，神生于无，形成于有，有了形然后有数，有了形和数才形成声音。○又说：刘歆《三统历》说：黄钟初九，是律的首位，阳的变化；林钟初六，是吕的首位，阴的变化，这是参天两地的方法。○又说：五代《防要》中王朴说：乐产生于人心，而声音形成于物体，物体的声音既已形成，又能感动人的心。昔日黄帝吹九寸的管子，得到黄钟的声音，作为乐的开端，减半为清声，加倍为缓声，用三分损益法生出十二律，十二律旋相为宫，以生出七调为一均，总共十二均八十四调，这才完备。○又说：张昭等人议论，月律有旋宫的方法，完备于大师的职责中，汉初制氏所调的只保存了鼓舞，旋宫十二均更用的方法，世人不得而知。汉元帝时，京房擅长易学，辨别音律，探求古义，以《周官》的均法，每月更换使用五音，于是设立准调，旋相为宫，形成六十调，又以日法析为三百六十，传于乐府并编录，恢复旧律吕没有差错。○又说：陆绩注《太玄》，他的说法认为阳生于子，阴生于午，从子到巳，阳生阴

译退，所以律生吕；说下生，吕生律说上生。从午到亥，阴升阳退，所以律生吕。说上生吕，生律说下生。到午而变，所以防宾重上生。○《国语》泠州鸠说：“琴瑟崇尚宫音，钟崇尚羽音，磬崇尚角音，匏竹利于制作，大的不超过宫音，细的不超过羽音。宫音是众音的主宰，依次及于羽音，声音用来调和音乐，律吕用来平定声音，金石用来发动它，丝竹用来推行它，诗歌用来引导它，歌唱用来咏叹它，匏用来宣扬它，瓦器用来辅助它，革木用来节制它，铸造于金，磨砺于石，系于丝木，越出于匏竹，击打而推行它，以顺应八风。于是气没有滞积的阴，也没有散乱的阳。”伶人报告说和。○《管子》说：“凡是听征音，像背着猪狗，惊觉而骇异；凡是听羽音，像鸣鸟在树上；凡是听宫音，像牛在窖中鸣叫；凡是听商音，像离群的羊；凡是听角音，像野鸡登上树木鸣叫，声音急促而清亮。凡是将要兴起五音，凡是首先取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此生出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音。三分而增加其一，为一百零八，为征音；有三而去其乘，恰好以此生出商音；有三分而返回其所以，以此成羽音；有三分而去乘，恰好以此成角音。”○《尔雅·释乐》说：“宫叫做重，商叫做敏，角叫做经，祉叫做迭，羽叫做栁。”刘歆说：“宫是中，是君，为四音的纲纪，其声重厚，像君的德行而为重；商是章，是臣，其声敏疾，像臣的节操而为敏；角是触，是民，其声圆长经贯清浊，像民的象而为经；祉是祉，是事，其声抑扬递续，其音像事的头绪而为迭；羽是宇，是物，其声低平掩映，自下而高，五音备成，像物的聚集而为栁。”说旋宫的法度，以律经辰，互生七音，各为纲纪，所以五音以宫声为首，律吕以黄钟为元。说一律五音伦比无间，加之二变，义若循环，所以说：“一宫、二商、三角、四变祉、五祉、六羽、七变宫。”其声从浊至清为一均。○《太史公》说：“音乐，是用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性的。所以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征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所以闻宫音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征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春秋正义》服虔说：“干音石，其风不周；坎音革，其风广莫；艮音匏，其风融；震音竹，其风明庶；防音木，其风清明；离音丝，其风景；坤音土，其风凉；兑音金，其风阊阖。”舂杨杰说：“金声宽容，失之则重；石声温润，失之则轻；土声函胡，失之则下；竹声清越，失之则高；丝声纤微，失之则细；革声隆大，失之则洪；匏声丛聚，失之则长；木声无余，失之则短。人禀中和之气，有中和之声，足以权量八音。”○朱子《钟律篇》说：“黄帝使泠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于嶰谿之谷，选取生长而空窍厚薄均匀的，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筩以听凤凰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所以说黄钟律吕之本。其雄鸣者为六律，曰黄钟、大蔟、姑洗、防賔、夷则、无射；其雌鸣者为六吕，曰犬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于是文之以五声，曰宫、商、角、征、羽；播之以八音，曰金、石、土、革、丝、木、匏、竹，而大乐和矣。以之候气，则埋之密室，尚与地平，实以葭灰，覆以缇素，以候十有二月之中气。冬至气至，则黄钟之管飞灰冲素。大寒以下，各以其月随而应焉，而时序正矣。以之审度，则以子谷秬黍中者九十度黄钟之长，而以一黍之广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以之嘉量，则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凖其槩，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以之谨权衡，则以黄钟一龠千二百黍之重为十二铢，两之得二十四铢而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而五权谨矣。”《舜典》说：“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此之谓也。”○《陈氏乐书》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天有六甲，地有五子，故六律六吕而成天道，所以宣扬六气、九德，究极中和，顺天地之体，合鬼神之德，通五行之性，遂万物之

译这是情感的本源。因此，上古的圣人以阴阳为根本，辨别风的声息。审察清浊，熔铸金属制作钟，主管十二个月的声调，效法升降之气，确立和谐适度的音律。然而钟难以分辨，又截竹制成管，称之为律，声音的清浊，一律以长短作为制度，所以如此。黄帝通过听觉来制定，是向远处的万物取法。夏禹通过声音来制定，是向近处的人体取法。如今君王制定事务、建立法度，万物度量、规矩准则，都统一于六律。六律是万事的根本，虽然法度存在于形器之中，而道却契合精微之处，探究深奥隐秘，钩取深远，穷尽天下妙理的人，没有不以它为准绳的。这难道不是八音的管辖，五声的关键吗？京房想要增加中吕一分，并且符合黄钟九寸，这是使周朝元气的尺度，六甲没有迁移，归余的法度，五年没有再次置闰的期限，丧失了阴阳的大纲纪，违背了律吕的根本原则。○俊卿章氏说：五音相生，唯独宫、徵有变声，为什么呢？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君主，是法度号令发出的地方。宫所以生徵，法度号令用来授予臣子，臣子用来奉承的。徵所以生商。君臣一心，以安定各种事务，那么万物各得其所，百姓得以生存。所以商生羽，羽生角。然而臣子有固定的职责，百姓有固定的职业，万物有固定的形态，不可以改变，改变就失去常态了。商、羽、角三声，这就是它们没有变声的原因。君主总揽万务，不可固执于一方，事务通达万务，不可滞于一隅，所以宫、徵二声一定有变声。○陈氏说：《国语》说：景王将要铸造无射钟，向伶州鸠询问律吕，伶州鸠回答说：“律是用来确立均准，产生度数的。古代的神瞽考察中声而衡量它，用来制定度律均钟，百官的规矩仪则，以三来纪理，以六来平衡，以十二来成就，这是天的道理。那六中的颜色，所以命名为黄钟，用来宣养六气九德。”由此第二称为太蔟，用来金奏赞阳排除滞碍；第三称为姑洗，用来修洁百物，考察神灵接纳宾客；第四称为蕤宾，用来安定神灵和众人，献酬交错；第五称为夷则，用来咏歌九则，使百姓没有二心；第六称为无射，用来宣布哲人的美德，向百姓展示规矩仪则。设立六个间音，用来发扬沉伏而黜退散越。元间大吕，辅助宣发万物；二间夹钟，发出四隙的细微；三间中吕，宣发中气；四间林钟，调和展开百事，使没有不严肃纯恪的；五间南吕，赞助阳秀；六间应钟，均平利器用，使顺应回复。律吕不变，没有奸邪之物。细钧有钟无镈，彰显其大；大钧有镈无钟，甚大无镈，鸣响其细，大彰显小鸣响，这是和的道理。和平则长久，长久坚固则纯一，纯一明澈则终了，终了则回复，音乐所以成就政教。观察这些，那么十二律的名义大概可以看见了。○陈氏《乐书》说：金生于土而区别于土，它的卦象是兑，它的方位是西，它的时节是秋，它的风是阊阖，它的声崇尚羽，它的音是铿锵。立秋之气，先王制作音乐使用它，作为金奏。周官钟师掌管金奏，镈师掌管金奏的鼓，鼓人掌管四金的声音。孟子说：金声，就是这样。金奏之乐未尝不使用鼓，特别称之为金，是以金为主的原因。礼说：内金显示和。又说：入门而金作，显示情。国语说：金奏肆夏。庄子说：金石有声，不敲击不鸣响，那么奏金而鸣响于内，以显示情，外以显示和，这是音的实质。○又说：石作为物体，坚实而不动，它的卦象是乾，它的时节是秋冬之交，它的方位是西北之维，它的风是不周，它的声崇尚角，它的音是辨别。立冬之气，先王制作音乐敲击它，作为磬之类。大概金石之乐，它的声音未尝不相应。庄子说：金石有声，不敲击不鸣响。国语说：金石用来感动。唐李真用木铎而得到徵音的石，那么它们的相应可知。三代的音乐在秦汉毁坏，汉到成帝还没有金石之乐，等到晋武帝打败苻坚之后，四厢金石才开始完备。后世又用泗滨石，它的声音低沉而不和，而用华原所出的替换它，确实啊，审一以定和很难。○又说：土则揉捏粘土以成器，而冲气从中发出，它的卦象是坤，它的方位是西南之维，它的时节是秋夏之交，它的风是凉，它的声崇尚宫，它的音是浊。立秋之气，先王制作音乐使用它，作为埙之类。大概埙箎之乐未尝不相应。诗说：伯氏吹埙，仲氏吹箎。又说：如埙如箎。乐记以埙箎为德音之音，周官笙师一并掌管并教导它，那么它们的声音相应，确实如此。○又说：革去旧物以成器，而众音之首，它的卦象是坎，它的方位是北，它的时节是冬，它的风是广莫，它的律是黄钟，它的声是一，它的音是喧哗。冬至之气，先王制作音乐使用它作为鼓之类。大概鞉是用来兆奏鼓的，二者以同声相应，所以祭祀天神用雷鼓雷鼗，祭祀地祗用灵鼓灵鼗，享祭人鬼用路鼓路鼗，按《乐记》也以鼗鼓合而为德音，周官少师也以鞉鼓并而敲击它。○又说：丝装饰物体而成声，它的卦象

译那么，它对应的是“离”卦，方位是南方，时节是夏季，声音崇尚宫调，音律是防宾，风气清朗，音调哀婉，这是夏至时节的气候特征。先王制作乐器，用这种材料制作琴瑟一类的乐器。大概琴瑟之乐，是君子经常使用的，它们的大小虽然不同，但声音的应和是一致的，所以都陈列在堂上。

又说：木，是用来配合终止音乐的器具，对应的卦象是巽卦，方位是东南方，时节是春夏之交，风气清明，音律是夹钟，声音统一，音调正直，这是立夏时节的气候特征。先王制作乐器，砍削木材制作敔、柷一类的乐器。《乐记》说：制作椌、楬，作为德音的乐器，柷、敔以椌、楬为功用，椌、楬以柷、敔为形体，这两种乐器的声音一合一止，从未不相互依存。

又说：匏这种物品，它的性质轻而浮，中间空虚而通畅，笙以匏为母体，象征植物的生长。对应的卦象是艮卦，方位是东北方，时节是春冬之交，声音崇尚议调，音律是大吕和太蔟，风气柔和，音调啾啾，这是立春时节的气候特征。先王制作乐器，用它制作笙、竽一类的乐器。《礼记》说：歌唱者在上面，匏竹乐器在下面。《国语》说：匏竹利于制作。大概匏和竹相合而发出声音，得到了清浊的适宜，所以如此。

又说：竹这种物品，它的节笔直而有节制，内心空虚而能通畅，利于制作的乐器声音由此产生。对应的卦象是震卦，方位是东方，时节是春季，声音崇尚议调，音律是姑洗，风气明朗众多，音调泛滥，这是春分时节的气候特征。先王制作乐器，在竹子上开孔制作箫、管一类的乐器。

译教六诗，即：风、赋、比、兴、雅、颂。注：教，是教导瞽蒙（盲人乐师）。风，是言说贤圣治道的遗风教化。赋，意为铺陈，直接铺陈当今政教的善恶。比，是见到当今的过失，不敢直言斥责，选取同类事物来比喻说明。兴，是见到当今的美善，嫌于谄媚阿谀，选取善事来比喻劝勉。雅，是正的意思，言说当今合乎正道的事物，作为后世的法则。颂，意为歌颂、形容，歌颂当今的功德，广泛地加以赞美。郑司农说：古代本来就有风、雅、颂的名称，所以延陵季子在鲁国观乐时，孔子尚且年幼，未定诗书，却说：“为他演奏邶、鄘、卫，说：这是卫国的风吧？”又为他演奏小雅、大雅，又为他演奏颂。《论语》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音乐才得到校正，雅、颂各归其位。”当时礼乐出自诸侯，多有谬乱不正，孔子校正它说：比，曰兴。比，是拿事物作比方。兴，是寄托情志于事物。

王氏说：一国的事情，系于一人的根本，称为风；言说天下的事情，形成四方的风气，称为雅；赞美盛德的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称为颂。这三者，是诗的体制。直接叙述事情而陈述它，称为赋；拿所类似的事物来比拟它，称为比；拿所感发的事物来比拟它，称为兴。这三者，是诗的功用。所以诗有六义。○贵与马氏说：我曾认为诗的体制有三种，即风、雅、颂。风雅虽然有一国、天下的不同，但大抵风，是民间巷陌之间，百姓所吟咏讽诵的，所谓陈诗以观察民风就是这样。雅，是朝廷之上，君臣所咏唱的，所谓王政的废兴由此体现就是这样。它的诗则用于宴饮享乐；颂，是赞美盛德、告成功绩的，它的诗则用于祭祀。然而在三百零五篇之前，如康衢之歌、击壤之歌，则是风的源头；如九歌、喜起之歌、南风之歌，则是雅的源头；如五子之歌，则是变风、变雅的源头。至于颂，唯独没有源头。《尚书》说：“八音和谐，神人融洽”，又说：“拍打拊、弹奏琴瑟来咏唱，祖先神灵降临”，那么祭祀也必定有诗歌，只是无可考证罢了。大概太古之时，诗的体制尚未完备，和气所感，和声所播，形成诗歌，配上金石管弦，用于宴享祭祀，都是这些诗，未曾不可通用，起初不必歌功颂德，极力揄扬赞叹，然后才称为颂。到了周朝，风、雅、颂的区别才开始截然分明。周室东迁后，诗乐也颇残缺。次序错乱，必定是孔子圣人，周游四方，参互考订，然后才能知道其说。所谓“我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音乐才得到校正，雅、颂各归其位”就是这样。然而《肆夏》、《繁遏》、《渠》本是颂，而叔孙穆子认为是天子宴请元侯的诗，难道周人的雅颂也通用吗？或者叔孙穆子之时未经夫子厘正，所以简编次序错乱，于是误把颂当作雅吗？

以六德作为根本。注：所教的诗，必定有知、仁、圣、义、中、和的道理，然后才可以教以乐歌。

疏：杂说以德作为根本，由此可知乐乃出于圣人心术的妙用。○陈氏《乐书》说：六乐复兴于后周，而后周没有成王的治世；后庭之作于大唐，而大唐没有炀帝的乱政。这没有别的原因，乐在于人和，不在于音声罢了。

以六律作为音律。注：用律来观察人，为他定音，知道他适宜唱什么歌。子贡见到师乙而问说：“赐听说乐歌各有适宜，像赐这样的人适宜唱什么歌？”这是问人性。顺应人的本性，没有比律更好的了。

王氏说：“六德中和祗庸孝友也。君子学习诗，难道只是诵读空言吗？关键在于以德为本罢了。大概六德本于性情，所以内心端正；六律考察度数，所以外在端正。以六德作为根本，所以即使有变化，也仍止于礼义；以六律作为音律，那么《尚书》所说的‘声依永，律和声’就是这样。”

大祭祀时，率领瞽蒙登堂歌唱，命令奏击拊。注：击拊，瞽蒙才歌唱。郑司农说：登歌，歌者在堂上。乐或当击，或当拊。登歌，下管，重视人声。〇谓拊形如鼓，用皮革制成，里面装上糠。

疏：按《尚书》说：“击石，对石，击拊，都是作用之名。”拊不是乐器，这是郑司农的意思。《白虎通》引《尚书大传》说：“拊革，装之以穅。”这是后郑的意思。后郑认为击拊像下文“鼓〇”及“击应鼙”之类，所以知道拊也是乐器。

堂下吹管播扬乐器，命令奏鼓〇。注：鼓〇，管才演奏。特别提到管，是重视人气。郑司农说：下管，吹管者在堂下〇，小鼓也。先击小鼓，然后击大鼓。小鼓为大鼓先导，所以叫〇。〇读为导引的引。〇谓鼓〇，犹言击〇。《诗》说：应〇县鼓。

疏：乐器笙箫之类播扬，谓播扬其声，因为歌者在上，对应匏竹在下，所以先郑说：“重视人声，因为匏竹在堂下，对应钟鼓在庭，又有上下之别。”所以后郑说：“重视人气。”○陈氏《乐书》说：“古者治定制礼，

译功业成就便制作音乐。舜制作音乐时，敲击鸣球，拍击琴瑟来歌唱，这是堂上的音乐，用来象征朝廷宗庙的治理，所以接着描写祖先神灵降临，虞宾在位，众诸侯谦让德行；堂下吹奏排箫和鼗鼓，配合柷敔来节制节奏，笙和钟相间演奏，这是堂下的音乐，用来象征万物的治理，所以接着描写鸟兽跄跄起舞。《礼记·文王世子》说：“堂上歌唱《清庙》，堂下吹奏《象武》。”《郊特牲》说：“歌唱者在上面，匏竹乐器在下面，这是重视人声。”孔子在《燕居》中说：“堂上歌唱《清庙》，是展示德行；堂下吹奏《象武》，是展示政事。”《祭义》说：“从前周公有功于天下，成王赐给他隆重的祭祀，堂上歌唱《清庙》，堂下吹奏《象武》。”《燕礼》《大射》说：“堂上歌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堂下吹奏《新宫》。”由此看来，周代的声乐不过《清庙》《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堂下吹奏不过《象武》《新宫》。那么舜堂上歌唱、堂下吹奏的诗歌虽然经典中没有记载，但大抵歌唱用来展示德行，吹奏用来展示政事，道理是一样的。德行成就于上位，就在堂上歌唱；政事成就于下位，就在堂下吹奏，这难道不是没有凭借的是上位，有所等待的是下位吗？推究到底，堂上的音乐以歌唱为主，堂下的音乐以相间演奏为主，这就是律吕和谐声音。两者并用，然后上下合奏而不失中和的法度。既然如此，那么音乐的张设陈列、敲击必定在堂上，柷敔必定在堂下，为什么呢？回答说：“柷敔是乐器，敲击是用来发动乐器的。乐器地位卑下所以在下面，发动乐器的人地位尊贵所以在上面，这是贵贱的等级。”荀子说：“悬挂一口钟而推崇拊。”《大戴礼记》说：“悬挂一块磬而推崇拊。”作为堂上的音乐，那么一口钟一块磬推崇拊，也是堂上的音乐。大概古代歌唱诗歌、拍击拊而悬挂的钟磬兴起，所以一口钟是黄钟的特钟，一块磬是黄钟的特磬。当乐工升堂歌唱时，拍击拊而钟磬发出声音。黄钟的钟在堂上鸣响，而堂下的编钟应和；黄钟的磬在堂上鸣响，而堂下的编磬应和，这是用来节制歌唱者句读的。这难道不是用符合中声的诗歌，必定借助符合中声的钟磬来发出它的声音吗？宋朝堂上的音乐不设置一口钟一块磬而推崇拊，臣担心这不符合先王的制度，以及神瞽考察中声的本意。

译大飨之礼也如同这样。大射礼时，大师率领瞽蒙歌唱射礼的节拍。注释：射礼的节拍。君王歌唱《驺虞》。疏解：《驺虞》有九节，《貍首》有七节，《采苹》《采蘩》有五节之类，则由大师来歌唱。

大师手持同律的律管来听军中的声音，从而宣告吉凶。注释：大师，即大起军师。兵书上说：“君王出兵之日，授予将领弓矢，士卒振作军队，将领张弓大呼，大师吹律管以合音。商声则战胜，军士强壮；角声则军心扰乱，多变且失去军心；宫声则军心和顺，士卒同心；徵声则将领急躁多怒，军士劳苦；羽声则兵力弱小缺乏威严。”明确郑司农解释说：“用师旷的话说：‘我接连唱北风，又唱南风，南风不强劲，多死声，楚国必定无功。’”

疏解：商属西方，金主刚断；所以东方属木，木主曲直；所以中央属土，土主生长。又承载四行，所以南方属火，火主炽烈愤怒；所以北方属水，水主柔弱，又主幽暗。所以○临川王氏说：宣告吉凶，使人知道所当警戒；人体之盈虚，通于天地，应于物类，所以用寝卜来占卜，用祲象来观察，用同律来听辨，都能得到其祥瑞。

大丧时率领瞽蒙兴作柩諡。注释：廞，兴起。兴，言君王之行，谓讽诵其治功之诗，故书廞作淫。郑司农说：淫，陈列。陈列其生时行迹以作諡。

临川王氏说：史官叙述事迹，君王之行见于事迹，所以太史读诔；瞽蒙掌管音乐，君王之德成于音乐，所以太师作諡。諡，是成就德行的名称。○仲舆郝氏说：德成于乐，功歌于颂，諡由瞽蒙所作。

凡国中的瞽蒙，都受其政教。注释：遵从大师的政教。

小师掌管教习鼓、鼗、柷、敔、埙、箫、管、〇、歌。注释：教，教习瞽蒙。发出声音的叫鼓、鼗，像鼓而小，持其柄摇之，旁耳还自击。埙，烧土制成，大如雁卵。箫，编小竹管。〇，谓琴、瑟。歌，依咏诗。郑司农说：柷如漆筩中有椎，敔是木虎。埙有六孔，管如箎有六孔。〇谓管如篴而小，并两而吹之。

王氏说：“鼗、埙、管、箫，是堂下之乐。〇歌，是堂上之乐。柷以合乐，敔以止乐，上下各有之。因为音乐不可无作止之节，所以如此。”《书》说：“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戛击柷敔也，这是用于堂上的。”又说：“下管鼗鼓，合止柷敔。”这是用于堂下的。

大祭祀时登歌击拊，下管击应鼓。注释：应，即鼙。应与〇及朔，都是小鼓。

陈氏说：“《诗》云‘应田县鼓’，《尔雅》说：‘大鼓谓之鼖，小鼓谓之应。’大射礼有朔鼙、应鼙，朔鼙就是所谓的〇。”

彻歌注于有司彻而歌雍

大飨亦如之

疏解：大飨诸侯，撤去祭器时也歌唱《雍》。若诸侯自相飨，撤去祭器则歌唱《振鹭》。○陈氏《乐书》说：“作乐及其小者，所以为备也。大祭祀，大师击拊鼓，朄亦此意欤？当堂上击拊之时，则堂下击应鼓，〇以应之，然后播鼗而鼓，施应于击拊，又施于歌，彻其乐之终始欤？”

大丧与廞注从大师

凡小祭祀、小乐事，鼓〇掌六乐声音之节，与其和注；和錞于。

疏解：“鼓人云：‘金錞和鼓，故知和是錞于也。’”○马氏说：“《国语》说：‘战以錞于儆其民也。’又黄池之防，呉王亲鸣钟鼓錞于振铎，则錞之和鼓以节声乐，和军旅其来尚矣。”○王氏说：“六乐之作，先后曲直则有节，而小大清浊相应而不相陵，则和矣。”

瞽蒙掌管播鼗、柷、敔、埙、箫、管、〇、歌。注释：播，谓发扬其音。王氏说：小师教之，瞽蒙播之。

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注释：讽诵诗，谓闇读之不依咏也。故书“奠”或为“帝”。郑司农说：讽诵诗，主诵诗以刺君过。故《国语》说：“瞍赋，蒙诵，谓诗也。”杜子春说：“奠”读为“定”。世奠系，谓帝系、诸侯、卿大夫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系，述其德行。瞽蒙主诵诗，并诵世系，以戒劝人君也。故《国语》说：“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昬焉，以怵惧其动。”〇谓讽诵诗，主为廞作柩諡时也。讽诵王治功之诗，以为谥世之而定其系，谓书于世本也。虽不歌，犹鼓琴瑟以播其音美之。

《国语》晋司空季子曰：“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防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

译巳、滕、葴、任、荀、僖、姞、儇、依，就是这些。只有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所以都姓姬。同德之难，就是这样。」○《史记》注：「郑康成驳异义说：『天子赐姓命氏，诸侯命族。族，是氏的别名。姓，是用来统系百世，使不分别的。氏，是用来区别子孙所出的。』所以《世本》的篇章，说姓就在上面，说氏就在下面。」刘向说：「《世本》是古代史官中明晓古事的人所记录，从黄帝、颛顼以来到春秋时，王侯各国的世系、卿大夫的名字号。」○介甫王氏说：「世奠系，应当从故书《世帝系》。古书有称为帝系的。」○王氏说：「诵诗就可以知道民风的厚薄，诵《世帝系》就可以知道前世的兴衰。小史奠世系，只是确定它罢了，不是诵它。鼓琴瑟的人，诵诗及《世帝系》，就用鼓琴瑟来配合和谐它。」○王氏说：「琴瑟是至正之音，三者都是用来警戒的。」○《左传》医和说：「先王的音乐，是用来节制百事的。所以有五节：迟速、本末相互衔接，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惮了。于是就有烦手淫声，慆堙心耳，君子不听的。物也是这样，至于烦就舍弃了。已无以生疾，君子亲近琴瑟以仪节，不是用来慆心的。」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

译掌管九德、六诗的歌唱，以听命于大师。注：役，就是使之。

按：九德见于大司乐，六诗见于大师。夹漈郑氏说：古代通达的礼仪有三：一是燕礼，二是享礼，三是祀礼。所谓的吉、凶、军、宾、嘉五礼，都主要依靠这三者来成就礼仪。古代通达的音乐有三：一是风，二是雅，三是颂。所谓的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音，都主要依靠这三者来成就音乐。礼和乐相互依存才能发挥作用，没有乐，礼就无法推行；没有礼，乐就无法举行。自从后夔以来，音乐以诗歌为根本，诗歌以声音为功用，八音六律不过是它的辅助罢了。孔子编订《诗经》，是为了在燕礼、享礼、祀礼时用来歌唱，而不是用来解说义理的。古代的诗歌，就是现在的词曲。如果不能歌唱它，只能诵读它的文字并解说它的义理，可以吗？不幸的是腐儒的学说兴起，齐鲁韩毛四家各自作序训，而以解说义理相高。汉朝又在学官设立这些学问，以义理相传授，于是使得声歌的音乐湮没无闻。然而在汉朝初年，距离夏商周三代还不远，虽然经生学者不识《诗经》，但太乐官以声歌为业，往往孔子三百篇，盲乐官和史官之类的人通常都能歌唱。无奈义理礼说的学说日益盛行，声歌的学问就日益衰微。东汉末年，礼乐衰败，虽然东观、石渠的议论纷纭，但对事情没有补益。曹操平定刘表后得到了汉代的雅乐郎杜夔，杜夔年老已久，不练习所得于三百篇的，只有《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其余的声调没有流传。太和末年，又失去了其中三篇。左延年新得到的，只有《鹿鸣》一篇。每逢元旦大朝会，太尉捧着玉璧，群臣行礼，东厢的雅乐常演奏的就是这篇。古代歌唱《鹿鸣》，必定同时歌唱《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节奏相同，所以说：乐工歌唱《鹿鸣》之三，而用《南陔》、《白华》、《华黍》三首笙曲来配合它，然后首尾相承，节奏有归属。现在得到一首诗就这样使用，可以吗？应当知道古代诗歌的声音是珍贵的。到了晋朝，《鹿鸣》一篇又没有流传了。自从《鹿鸣》一篇断绝，后世就不再听到诗歌了。然而诗歌是人心中的快乐，不因为世道的污浊或隆盛而存亡。难道三代时的人有这种心，心中有这种快乐；三代之后的人没有这种心，心中没有这种快乐吗？继承三代创作的，是乐府。乐府的作品，很像风雅，但它的声音散佚，没有记载联系，所以不能继承风雅而流传。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时，也没有记载联系。有季札这样的贤人而不区分国风所在，有孔子这样的圣人而不知道雅颂的区别。孔子为此担忧，所以从卫国返回后，向太师询问，然后选取并校正，列出十五国风，以表明风土之音不同，区分大小二雅，以表明朝廷之音有差别，陈列周、鲁、商三颂之音，用来助祭。确定《南陔》、《白华》、《华黍》、《崇丘》、《由庚》、《由仪》六首笙曲之音，用来配合歌唱。得到诗歌又得到声音的，三百篇就归属于风、雅、颂；得到诗歌而得不到声音的，就放置一边，称为逸诗，如《河水》、《祈招》之类，没有归属。现在乐府在世间流传的，章句虽然存在，声乐没有用处。崔豹之类的人以义理来命名，吴兢之类的人以事迹来解释。大概是声音失传则义理兴起，这与齐鲁韩毛谈论诗歌没有区别。乐府的道，几乎要断绝了。

又说：三代灭亡后，汉魏相继兴起，礼乐的衰败是逐渐的。起初风雅不分，其次雅颂无别，其次颂亡，其次礼亡。按：《上之回》，圣人出现，君子所作，是雅；《艾如张》、《雉子班》，野人所作，是风。合起来成为鼓吹曲、燕歌行，它的音本于幽蓟，就是列国的风；《煌煌京洛行》，它的音本于京华，就是都人的雅。合起来成为相和歌，风是乡人所用，雅是朝廷所用，合起来使用，这就是风雅不分。然而享礼是大礼，燕礼是私礼。享礼则上兼用下乐，燕礼则不得用上乐。这就是风雅之音虽然不同，燕飨之用则相通。等到明帝确定四品：一是大予乐，郊庙、上陵使用；二是雅颂乐，辟雍、享射使用；三是黄门鼓吹乐，天子宴请群臣使用；四是短箫铙歌乐，军中使用的。古代，雅用于人，颂用于神。武帝设立乐府，采诗虽然不区分风雅，至于郊祀、房中的篇章，未曾用于人事，以表明神人不可以同用。现在辟雍、享射，雅颂无分，应用颂的却改用大予，应用雅的却改用黄门，不知道黄门、大予在古代是什么乐呢？风雅通歌，还可以相通；雅颂通歌，不可以相通。曹魏仿照《鹿鸣》作《于赫》篇，用来祭祀武帝；仿照《驺虞》作《巍巍》篇，用来祭祀文帝；仿照《文王》作《洋洋》篇，用来祭祀明帝。况且《清庙》祭祀文王，《执竞》祭祀武王，没有不是颂声的。现在魏家三庙，纯用风雅，这就是颂亡的原因。颂亡则乐亡了。这时乐虽然亡，礼还存。宗庙的礼，不用于天，表明有尊亲；鬼神的礼，不用于人，知道有幽明。梁武帝作十二雅。郊庙、明堂、三朝的礼，辗转使用。天地之事，宗庙之事，君臣之事，同其事矣。乐的失传，自从汉

译武王时代的礼乐开始衰败；其彻底消亡，则从魏国开始。礼制的败坏，始于汉明帝；其彻底消亡，则从梁朝开始。礼乐沦丧的原因，不可不加以了解。○贵与马氏说：按照太史公的说法，《诗经》三百零五篇，孔子都为之配乐歌唱，以求符合《韶》《武》《雅》《颂》的音律。现在看季札请求观赏周乐，而鲁国人给他演唱各种诗篇，从《二南》以下的十五国风，以及二《雅》三《颂》都包含在内，那么这三百零五篇，都配有音乐，由掌管音乐的工师随时练习，这就是所谓的雅乐。这大概并非始于孔子，而朱熹辨析《桑中》的诗序，他的说法是：“雅，是指二《雅》；郑，是指《缁衣》以下的三十一篇；卫，是指《邶》《鄘》的三十九篇；《桑间》，是卫国的一篇，《桑中》这首诗就是。”二《南》《雅》《颂》，是祭祀、朝享所使用的；郑、卫、《桑间》《濮水》，是里巷狭邪之地所唱的。现在不考察这些，却想为它们掩饰郑卫《桑间》《濮水》淫靡的实质，而用雅乐的名义来粉饰，又想从而在宗庙之中、朝廷之上演奏，那么不知道将用来祭祀什么样的鬼神，招待什么样的宾客呢？大概郑卫的风诗，如《桑中》《溱洧》等篇所说的，都是淫奔戏谑的言辞。作序的人认为是讽刺淫奔，而朱熹完全排斥诗序的说法，认为是淫奔之人自己创作的诗，所以怀疑它们不是雅乐。我认为这并不正确。因为季札所观赏的乐，是周乐。如果郑卫诸诗是里巷狭邪之地所使用的，那么周乐怎么会有呢？而鲁国的乐工，又怎么能演唱异国淫邪的诗呢？然而我曾经借此考察，《诗经》被配乐歌唱，也不过是为了宴享宾客、祭祀鬼神之用。但在三百零五篇中寻求，只有《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是祭祀的诗；《小雅》从《鹿鸣》以下，《彤弓》以上各篇，是宴享的诗。这些经文意义明白，而且有诗序可以证明。至于《周南》以下的十五国风，《小雅》从《六月》以下，《大雅》从《文王》以下，直到《鲁颂》的四篇，那么作序的人认为是赞美或讽刺的词，大概只能说明其文义的主旨，而不能明确其声乐的用途了。《左传》所载列国诸侯大夫聘问宴享赋诗，大多断章取义，以寄托自己的意思，如秦穆公将要接纳晋文公，宴请他而赋《六月》；季武子称赞韩宣子嘉树，宴请他而赋《甘棠》，大概是借这两首诗来表明赞颂的意思。又如荀林父送先蔑而赋《版》的卒章，叔孙豹宴请庆封而赋《相鼠》，大概是借这两首诗来表明规劝的意思。其他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都是因事寓意，并非说这种宴会必定要赋这首诗。只有《仪礼》所载乡饮酒礼、燕礼、射礼，工歌、间歌、合乐的环节，以及穆叔所说的天子宴请元侯与两君相见的礼仪，则专门有特定的诗。但考察其歌诗合乐的意思，大概有不可理解的地方。《关雎》《鹊巢》，是闺门之事后妃夫人的诗，与乡宴有什么关系，而乡饮酒、燕礼要歌唱它们？《采苹》《采蘩》，是夫人主祭的诗，与射礼有什么关系，而射礼要用它们？《肆夏》《繁遏》《渠》，是宗庙配天的诗，与宴饮有什么关系，而天子宴请元侯要用它们？《文王》《大明》《緜》，是文王兴起周朝的诗，与结交邻国有什么关系，而两君相见要歌唱它们？由此看来，歌诗的用途与诗人作诗的本意，大概截然不合，不知道这是什么说法。晋国荀偃说：“歌诗必定要同类，而现在如《仪礼》及穆叔所说的，同类者少，不类者多。如果一定要就其文词的相类而言，那么乡饮酒所歌必定是《伐木》《行苇》之类，射礼所歌《驺虞》以下必定是《车攻》《吉日》之类，天子宴请元侯所歌必定是《蓼萧》《湛露》《彤弓》之类，才为合适。”

译眂了掌管一切乐事，摇动鼗鼓，敲击颂磬和笙磬。注：眂了摇动鼗鼓，又敲击磬。磬在东方称为笙，笙意为生；在西方称为颂，颂也作庸，庸意为功。《大射礼》说：“乐人宿夜悬挂乐器于阼阶东侧，笙磬面朝西，其南侧是笙钟，再南侧是镈钟，都朝南陈列。”又说：“西阶西侧，颂磬面朝东，其南侧是钟，再南侧是镈钟，都朝南陈列。”

疏：眂了以扶持乐工，也兼管演奏音乐。掌管一切乐事，那么从摇动鼗鼓以下直到职官未尽的内容，都是如此。东方是生长之方，所以叫生；西方是成功之方，所以叫颂。颂，是赞美盛德的形容，用它来向神明报告成功。○颂，众家不注音，应当依字读，或音容。○浚仪王氏说：歌磬编列十六枚，郊祀时设在坛上，宗庙时设在堂上，都在歌钟的西侧，用来节制登歌的句读，称为歌磬，就是《周礼》中的颂磬。

掌管大师的悬挂乐器。注：大师，应当悬挂时就为他悬挂。

凡乐事辅助乐工。注：辅助，指扶持乐工。

大丧时陈列乐器，大旅祭也如此。注：旅，是非常祭祀，这时才兴起制作乐器。

王氏说：“大旅，是大故而祭祀，也像大丧一样，陈列乐器而不演奏。”

宾射都奏响钟鼓。注：敲击以奏响它。其登歌，大师亲自奏响。王氏说：宾射，是王与诸侯射箭，奏响钟鼓作为节拍。

鼜恺献，也如此。注：恺献，是献功；恺，是乐。郑子春读鼜为忧戚的戚，指警戒守卫的鼓。击鼓声急促频繁，所以叫鼜。

典同掌管六律六同的和谐，用来辨别天地四方阴阳的声音，作为乐器。注：阳声属天，阴声属地，天地之声分布于四方，作为制作。故书同作铜。郑司农说：阳律用竹做管，阴律用铜做管。竹，属阳；铜，属阴。各自顺从其性质。凡十二律，所以大师职说：“执同律以听军声。”○谓律述气者也，同助阳宣气，与之同，皆以铜为之。

疏：阳声属天，阴声属地。天地之声分布于四方者，此典同。既然说掌管六律六同，又接着说用来辨别天地四方阴阳之声，那么天地四方阴阳之声，还是六律六同。十二辰在阳，辰为律属天；在阴，辰为同属地。这就是大师所说的六律左旋，六同右转，阴阳相合。○永嘉陈氏说：律吕之法起于黄帝氏，律吕之说定于太史公。知道黄帝氏之法而不知道太史公之说，就难以制定律吕；知道太史公之说而不知道黄帝氏之法，虽然未能制定律吕也不妨害其为律吕。为什么呢？黄帝让伶伦取嶰谷之竹，制作十二根管子，吹阳律以候凤，吹阴律以拟凰，而十二律之法由此而定。确实起于黄帝氏。黄帝氏之法虽然存在，而太史公之说未出，那么天下之人虽然知道律吕不可缺于乐，而不知道所以制定律吕的根本；虽然知道律吕不可废于度量衡，而不通达所以制定律吕的意旨。根本不知道而意旨不通达，那么虽然断竹铸钟，确定形状孔窍，仅仅用上党之黍，区分其短长，而比较其是否合适，穷日夜之力来做，未见其能确定。然而太史公之说究竟在哪里呢？大概太史公写律书，起初不谈律而谈兵，不谈兵之用而谈兵之偃，及谈兵之偃而对汉之文帝尤其详细。既说陈武请伐朝鲜，而文帝认为愿且坚守边境设置斥候，结和通使，由此天下富庶，鸡鸣狗吠，烟火万里，可谓和乐了。又说文帝之时能不扰乱，由此百姓遂安，耆老之人不至市防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呜呼！像太史公这样的人，可谓知道律吕之时而通达制定律吕之意的人了。为什么呢？当文帝时偃兵息民，结和通使，而天下安乐，那么民气欢洽，阴阳协和，而天地之气也随之正。如果制定制度以候之，其气之相应，自然知道我的律吕是对的；其气之不合，自然知道我的律吕是错的。因天地之正气以定一代之正律，律吕有不可定的吗？古人所谓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而十二律定，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那么律吕之说岂非定于太史公？○杂说太师主和声，故合阴阳之声。典同主于制器，故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序。惟太史既合其声，然后付之典同制器。故典同说：掌管六律六同的和谐。○介甫王氏说：天地四方各有阴阳之声，是为十二声。辨别十二声，杂比而和之，取中声，作为乐器。○俊卿章氏说：按《历律志》量者籥，合升本之黄钟之籥，而五量加之，其法皆用铜。声中黄钟，以此准之，故知用铜。司农说：阳律用竹，阴律用铜，不对。○按上古用竹，黄帝让伶伦取竹于昆仑之阴，是对的。至后世用铜。

凡声高，声低，正声缓，下声肆，陂声散，险声

译王氏说：“这就是凫氏所说的钟小而长，小而长则形体高。”○王氏说：“这就是凫氏所说的钟大而短，大而短则其形体低。”○鬼谷子有《飞钳》《揣摩》等篇章，都是谈论纵横辩说的术数。所谓飞钳，是说察辨是非之语，飞扬而钳制住它。飞钳使之缄默不语，钟声小而不成类，与之相似。○王氏说：“大凡声音产生于形体，形体不同则声音不同。”○郎氏说：“钟发出宫声，宫声是五声之首，所以举钟来概括其余。”

大凡制作乐器，以十二律作为其标准，以十二声作为其尺度，来统一度量。注：数度，指宽长；齐量，指侈弇所能容纳的限度。

疏：《律历志》说：古代的神瞽，度量律管以均定钟音，用律来计算倍数和半数。假设黄钟的管长九寸，倍半为二尺二寸半，以此作为钟口的直径以及上下的高度。其余十一辰，都以管的长短来计算，可知所以说数度是指宽长。宽就是口径，长就是上下。侈弇虽然是钟的毛病，但所容纳的多少则依照法度，所以举出侈弇来见文而言。”○《唐礼乐志》：“声音没有形体而音乐有乐器，古代制作音乐的人，担心乐器失传而声音消亡，多制定法度来记载它。所以开始求取声音的人用律，而制作律管的人用黍。一黍的宽度积累成为分寸，一黍的多少积累成为龠，合一黍的量积累成为铢两。这是制作律管的根本。制定长短、多少、轻重的法度，记载在度量权衡这三样东西上。也有时候会败坏，又总括其法度记载在数目上，使得分寸、龠、合、铢、两都起于黄钟，使得得到律的人可以制定度量衡，凭借度量衡也可以制定律。不幸都亡失了，就推演法度数目来制定它。四者既然相同，而声音必定到达，声音到达而后音乐可以制作了。”○范镇说：“音乐，是天地的和气。发扬和气的是声音。声音的产生，生于无形。圣人用有形的物体寄托其法度数目与尺量权衡。然而都生于律，又反过来用来定律。”○《玉海》：“古代因为凤鸣而有律，有律而后能具备数目，具备数目而后能和声。”○又说：“黄钟是万事的根本，舜统一律度量衡，是说让尺量衡都禀受于律。”

大凡调和音乐，也如同这样。注：和，是说调谐其旧有的乐器。

《周礼注疏删翼》卷十四

<经部,礼类,周礼之属,《周礼注疏删翼》>

钦定四库全书

《周礼注疏删翼》卷十五

明 王志长 撰

磬师掌管教导击磬，击编钟。注：教，教导视了（乐官名）。磬也编悬于钟，之所以提及，是因为钟有编悬和不编悬的，由钟师击打。

疏：《视了职》说：掌管摇动鼗鼓，击打笙磬、颂磬。以磬作为乐悬的首位，所以特别举出此言。其实编钟也是由视了击打的。浚仪王氏说：《商颂》说“依我磬声”，石头有一定的声音，而众声依从它，所以在八音之中，石最难调谐。舜命令夔“八音无所不备”，而击石拊石，特意两次提及。○又说：三代的音乐，都以磬为准。“鸣球天成而不可易”者，琴瑟笙竽都是人为制作的，高低难以整齐，所以用磬来协调。○刘氏说：宫悬有特磬十二，镈钟十二，都依照辰次陈列，以应合其方位的律。编磬、编钟各十六，共为一簴。而磬师的职责，掌管教导视了击打特磬与编磬，而又教导视了击打编钟。

教导缦乐、燕乐的钟磬。注：缦，读作缦锦的缦，指杂声调和的音乐。《学记》说：“不学操缦，不能安弦。”燕乐、房中之乐，所谓阴声。这两种音乐都教导其钟磬。

疏：缦乐指杂弄调和，燕乐即《关雎》、二南。”○京山郝氏说：“燕乐指终燕房中之乐，燕安也，用来安抚宾客，与正乐不同。”

及祭祀奏缦乐

王氏说：祭祀奏缦乐，是因为完备音乐的缘故。○陈氏《乐书》说：先王制作音乐，以十二律作为其数目尺度，以十二声作为其统一度量，纪之以三，平之以六，归于十二，这是天道。那么用十二辰来止定钟磬乐悬的位置，难道有其他缘故吗？大凡用齐量数度考察中声，顺应天道罢了。大概编钟十二，同在一簴，为一堵；钟磬各一堵，为肆。《春秋传》歌钟二肆，就是四堵。小胥的职责：凡是悬挂钟磬，半数为堵，全数为肆。这是钟磬都在所编悬之中。磬师掌管教导击磬，击编钟。在钟上说编，那么磬可知。《明堂位》说：叔之离磬，编则杂，离则特。称为离磬，就是特悬的磬，不是编磬。说磬如此，那么钟可知。荀卿说悬挂一钟，大戴礼说编悬一，说特悬钟磬如此，那么编钟编磬也可知。难道不是金石用来感动人心，常常相待以为用吗？由此看来，钟磬编悬各不超过十二，是古代的制度。汉代服防以十二钟对应十二辰，更加七律，一县为十九钟。隋代牛弘论后周钟磬之县长，孙绍缓《国语》《书传》七律七始之制，合正倍为十四。梁武帝又加浊倍三七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