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阳学略第十二
记云：
“国藩以道光戊戌通籍于朝，湘人官京师者多同时辈流，其射策先朝耆年宿望，凋散略尽，而少詹事益阳胡云阁先生独为老师祭酒，乡之人就而考德稽疑，如幽得烛，众以无陨。而哲嗣润芝亦以编修趾美名父，迴翔馆阁，今兵部侍郎湖北巡抚，海内称为宫保胡公者是也。少詹君晚而撰《弟子箴言》十四卷，国藩实尝受而读之，自洒扫应对以暨天地经纶、百家学术，靡不毕具，甄录古人嘉言，衷以己意，词浅而旨深；要使学者自幼而端所习，随其材之大小董劝渐摩，徐底于成而已。窃尝究观夫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扰扰万众，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导之东而东，导之西而西，习于善而善，习于恶而恶。其始瞳焉无所知识，未几而骋嗜欲，逐众好，渐长渐贯，而成自然。由一二人以达于通都，渐流渐广，而成风俗。风之为物，控之若无有，鰌之若易靡，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人之力而莫之能御。先王鉴于此，欲民生早慎所习，于是设为学校以教之。琴瑟鼓钟以习其耳，俎豆登降以习其目，诗书讽诵以习其口，射御投壶以习其筋力，书升以作其能，而郊遂以作其耻。故其高材则道足济天下，而智周万汇，其次亦不失为圭璧自饬之士，贾生有言：‘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其不然欤？侍郎自开府湖北以来。即以移风易俗为己任。自部曲之长、郡县之吏暨百执事，片善微长不敢自暴，而褒许随之，曰；‘尔之发见者微，而善端宏大，不可量也。’或有过差，方图盖覆，谴亦及之，曰：‘此犹小眚，过是，诛罚重矣。’与其新不苛其旧，表其独不遗其同，上下兢兢。日有课，月有举。当时推湖北人才极盛，侍郎则曰：‘吾先入箴言中育才之法如此，吾讵能继述，直什一耳。’咸丰十年，侍郎治鄂六载矣，功成而化洽。又以一湖之隔，吾教成于北，而反遗吾父母之邦，其谓我何！于是建箴言书院，将萃益阳之士而大淑之。置良田以廪生徒，储典籍以馈孤陋。宽其涂辙而严其教条，崇实而黜华，贱通而尚介。循是不废，岂惟一邑之幸，即汉之十三家法、宋之洛闽，渊源于是乎在。后有名世者出，观于胡氏父子仍世育才肫肫之意，与余小子慎其所习之说，可以兴矣。”
译《记》中说：
“我（曾国藩）在道光戊戌年考中进士进入朝廷任职，湖南人在京城做官的大多是同辈中人，那些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的朝廷老臣和德高望重的前辈，大多已经凋零散尽，只有少詹事益阳胡云阁先生独自作为老师主持教育，同乡的人向他请教道德、探讨疑难，就像在幽暗中得到了烛火，众人因此没有堕落。而他的哲嗣胡润芝也凭借编修的身份继承父亲的美名，在翰林院等机构中从容任职，如今担任兵部侍郎、湖北巡抚，就是海内称为宫保的胡公。少詹事晚年撰写了《弟子箴言》十四卷，我确实曾经接受并阅读过，从洒扫应对等日常礼仪到治理天下的经纶大略、百家学术，无不具备，甄选收录古人的嘉言善语，结合自己的见解，言辞浅显而意旨深远；旨在让学者自幼端正所学，根据他们才能的大小进行督促劝勉和潜移默化，慢慢达到成就罢了。我私下曾经探究观察上天生育这些人，上等的智者并不常见，下等的愚者也不常见，纷扰的万千民众，大率都是中等资质的人。中等资质的人，引导向东就向东，引导向西就向西，习惯于善就善，习惯于恶就恶。他们起初懵懂无知，不久便放纵嗜好欲望，追随众人的喜好，渐渐成长贯通，形成自然习性。由一两个人扩展到整个都市，渐渐流传扩大，形成风俗。风这种东西，控制它似乎不存在，吹拂它似乎容易倒伏，等到它形成之后，能吹断大树，拔起大屋，一动而万里响应，耗尽天人的力量也无法抵御。先王鉴于此，希望百姓尽早谨慎对待所学，于是设立学校来教导他们。用琴瑟鼓钟来训练他们的耳朵，用祭祀礼器升降仪式来训练他们的眼睛，用诗书讽诵来训练他们的口，用射箭驾车投壶来训练他们的筋力，用书写升迁来激发他们的能力，用郊祀遂祭来激发他们的羞耻心。所以那些高材之人，道德足以济世，智慧周遍万物，其次也不失为像圭璧一样自我修养的士人，贾谊曾说：‘与正直的人相处，不能不正直，就像生长在齐国，不能说齐国的话一样。’难道不是这样吗？胡侍郎自从在湖北开府任职以来，就把移风易俗作为自己的责任。从军队将领、郡县官吏到所有办事人员，有一点微小的善行或长处，不敢自我埋没，而褒奖赞许随之而来，说：‘你发现的虽然微小，但善的端绪宏大，不可限量。’如果有过错偏差，正打算掩盖，谴责也随即而至，说：‘这还算是小错，超过这个限度，诛罚就重了。’对新来者不苛求旧人，表彰独特者不遗漏普通人，上下都兢兢业业。每天有考核，每月有举荐。当时推崇湖北人才极盛，胡侍郎却说：‘我先前在《箴言》中育才的方法就是这样，我哪里能继承发扬，只是十分之一罢了。’咸丰十年，胡侍郎治理湖北六年了，功业成就而教化融洽。又因为一湖之隔，我的教化成就在湖北，却反而遗忘了我的父母之邦，这怎么说得过去呢！于是建立箴言书院，将要汇聚益阳的士人而大力教化他们。置办良田来供养学生，储备典籍来馈赠孤陋之人。放宽他们的途径而严格他们的教条，崇尚朴实而摒弃浮华，轻视圆滑而崇尚耿介。遵循这些不废弃，岂止是一县的幸运，即使汉代的十三家法、宋代的洛闽学派，其渊源也就在这里了。后世有闻名于世的人出现，观察胡氏父子世代育才的诚恳心意，以及我小子谨慎对待所学的说法，可以兴起教化。”
湘乡王君季范校刊《弟子箴言》，属余作序云：
“益阳胡宫詹云阁先生讲业岳麓时，受业于山长湘潭罗鸿路胪慎斋之门，获闻宋儒者之绪论。官京师，摄记旧闻，益以师说，以为《弟子箴言》，自奋志、勤学至于才识、经济，凡十六卷。成书于道光十五年，其子文忠公为校字刊行。迄光绪二十一年，吴尚书大澂巡抚湖南，重加评识，以授蒲圻但督粮湘良，刻之长沙。湘乡王君季范近就但本重印，以示诸生，而属余为序。余尝读曾文正公《箴言书院记》及左文襄公所造碑铭，于人才因于所习及诸老生讲学经世之效，已熟闻而心服之矣。文忠公秉玮异之才，早入翰林，迴翔台阁，风流豪宕，天下以为俊士。既以江南试士罢官，复遭宫詹之丧，戢景礼庐，痛刮曩习，慨然有康济斯民之志。于是典郡于黔南，开府于鄂州，荡寇礼贤，殚思矢诚，谋国之忠，进德之勇，为清中兴名臣之冠。而文忠则曰：‘吾先人箴言遗教，未能述其十一也。’及其晚年，犹师事老儒姚君桂轩，日受《论语》要义。湘阴郭侍郎筠仙为叙，言公志行至详。今去文忠公之薨六七十年，而风会诡变，世乱方亟。方面之长，不闻屈心以优贤，校学之师，罔或正身以率士，上下相蒙，才贤日衰。季范勤勤举乡贤之训以诏生徒，吾悲其孤行而寡和也。然风教之移，视曹好之所趋，而术学之昌，资贤儒之善道。季范既为郡学之长，卹然有世教之忧，愿益抗心而潜晞，反躬而力求，使诸生无逐声利之好，而事身心之修。异时吾郡英贤辈兴，毕志力以扶世宙，其大本必是之由也。传曰：‘师道立则善人多。’吾述此勉吾季范，亦以为群士劝焉。癸酉八月。”
益阳先贤，未得详考，就所知者，曹月庵被举鸿博，文未入雅，而涉学甚博。汤海秋鹏才气奔放，为古近体诗及《四书》文，数月而得千篇，所著《浮邱子》九十篇，曾公虽致讥评，然祭汤文称“韩悍庄夸，苟卿之蕴，鏖义斗文，百合愈奋”者，其才自不可及也。胡氏父子以理学、经济著闻，箴言院生才贤辈起。亡友曾运乾星笠，少与陈新寰鼎忠同著《通史序例》，曾后著《三礼通论》、《丧服释例》、《尚书正读》、《广韵研究》诸书，以都讲湖南大学，疾终辰溪，虽学行已荷上褒，而遗书尚未行世，然资江近世朴学，殆未有能及星笠者矣。
二贺学略第十三
贺长龄，字耦耕，号西涯，晚号耐庵，嘉庆进土，道光时累擢贵州巡抚。在黔九年，多有惠政，升任云贵总督，降补河南布政使，坐永昌回变落职。平生笃宗理学，以导养身心为主。工为文章，有《耐庵集》。所纂有《孝经集注》、《劝学纂言》。又与邵阳魏源同辑《皇朝经世文编》，言经济者宗之。
抚黔时，通书曾文正京师论学，文正复书云：
“二月接奉手示，兼辱雅贶，过蒙矜宠，奖饰溢量。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粗识指归，坐眢见明，亦耿耿耳。乃甫涉向道之藩，遽钓过情之誉，是再辱也。盖尝抉剔平生之病源，养痈藏瘤，百孔杂出，而其要在不诚而已矣。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今之学者，言考据则持为骋辨之柄，讲经济则据为猎名之津，言之者不怍，信之者贵耳，转相欺谩，不以为耻。至如仕途积习，益尚虚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涂饰，聊以自保，泄泄成风，阿同骇异。故每私发狂议，谓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翫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方今时事孔棘，追究厉阶之生，何尝不归咎于发难者。彼岂实见天下之大计，当痛惩而廓清之哉？岂豫知今日之变，实能自我收之哉？不过以语言欺人，思先登要路耳！国藩以兹内省，早岁所为涉览书册、讲求众艺者，何一非欺人之事，所为高谈古今、嘐嘐自许者，何一
译湘乡王季范先生校刊《弟子箴言》，嘱托我作序，说：
“益阳胡云阁先生（胡达源）在岳麓书院讲学时，曾师从山长湘潭罗慎斋先生，得以听闻宋代儒学的精微论述。后来胡先生在京师做官，搜集旧日见闻，加上老师的学说，编成《弟子箴言》一书，内容从立志、勤学直到才识、经世济民，共十六卷。书成于道光十五年，他的儿子曾国藩（文忠公）校字刊行。到了光绪二十一年，吴大澂尚书巡抚湖南，重新加以评注，交给蒲圻但湘良督粮，在长沙刻印。湘乡王季范先生最近根据但本重印，以展示给学生们，并嘱托我作序。我曾读过曾国藩的《箴言书院记》以及左宗棠所造的碑铭，对于人才因习染而养成，以及各位前辈讲学经世的成效，已经熟闻且心服了。文忠公（曾国藩）拥有卓越非凡的才能，早年进入翰林院，在朝廷中从容周旋，风流豪放，天下人都认为他是俊才。后来因为江南乡试罢官，又遭遇父亲胡云阁去世的丧事，他收敛起往日的光彩，痛改过去的习气，慷慨地立下拯救百姓的志向。于是他在黔南任知府，在鄂州开府治事，荡平寇乱，礼贤下士，竭尽思虑，矢忠矢诚，谋国的忠诚，进德的勇气，堪称清朝中兴名臣之首。然而文忠公却说：‘我父亲箴言遗教，我未能阐述其十分之一。’到了晚年，他仍然以师礼对待老儒姚桂轩，每日聆听《论语》的要义。湘阴郭筠仙侍郎作序，详细记述了公的志向和品行。如今距离文忠公去世已有六七十年，而风气变幻诡异，世道混乱正急。地方长官，听不到他们屈心优待贤才；学校老师，也没有人端正自身来率领士子。上下互相蒙蔽，才贤日渐衰微。季范勤勉地举出乡贤的训诫来教导学生，我悲叹他孤行寡和。然而风教的转移，取决于众人喜好所趋向的方向；而学术的昌盛，依靠贤儒善于引导。季范既然担任郡学长官，忧心地担忧世教，希望他更加立志高远，潜心仰慕，反省自身，力求做到，使学生们不追逐声名的喜好，而致力于身心修养。将来我们郡中英才贤士辈出，竭尽志力以扶持世道，其根本必定由此而来。传曰：‘师道确立，则善人多。’我陈述这些来勉励我的季范，也以此作为对众士的劝勉。癸酉年八月。”
益阳的先贤，未能详细考证，就我所知道的，曹月庵被举荐参加博学鸿词科，文章未入雅正，但涉猎学问很广博。汤海秋（汤鹏）才气奔放，写古体近体诗及《四书》文，几个月就能写出一千篇，所著《浮邱子》九十篇，曾国藩虽然加以讥评，但在祭汤文中称他“有韩愈的悍、庄子的夸，荀子的蕴藉，在义理和文采上激烈争斗，百合愈奋”，他的才情自然是不可企及的。胡氏父子以理学、经世济民著称，箴言书院人才辈出。亡友曾运乾（字星笠），年轻时与陈新寰（字鼎忠）共同著《通史序例》，后来著《三礼通论》、《丧服释例》《尚书正读》《广韵研究》等书，以湖南大学都讲的身份，病逝于辰溪，虽然学问品行已受到朝廷褒奖，但遗书尚未刊行于世，然而资江近世朴学，大概没有能及得上星笠的了。
二贺学略第十三
贺长龄，字耦耕，号西涯，晚年号耐庵，嘉庆年间进士，道光年间多次升迁至贵州巡抚。在贵州九年，多有惠民政绩，升任云贵总督，后降补为河南布政使，因永昌回民变乱获罪免职。平生笃信宗奉理学，以导养身心为主。擅长写文章，有《耐庵集》。所编纂的有《孝经集注》、《劝学纂言。又与邵阳魏源共同辑录《皇朝经世文编》，谈论经世济民的人推崇它。
巡抚贵州时，写信给京师的曾国藩论学，曾国藩回信说：
“二月接到您的手示，兼承雅赠，过分蒙受您的矜持宠爱，奖饰之词超过我的度量。我本以无根底的学问，寻声逐响，自从跟随镜海先生学习，才稍微粗识门径，坐井观天，也自以为是。才刚涉足向道的藩篱，就钓得过分的赞誉，这是再次受辱了。我曾剖析平生的病源，养痈藏瘤，百孔千疮，而其要害在于不诚罢了。我私下认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家之所以建立，贤人的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都是“诚”在起作用。所以说诚是事物的始终，不诚就没有事物。现在的学者，谈论考据则把它作为逞辩的把柄，讲究经世济民则把它作为猎取名声的途径，说的人不惭愧，信的人只重耳闻，互相欺骗，不以为耻。至于仕途积习，更加崇尚虚文，奸弊所在，踩上去不觉得奇怪，知道了也不说，彼此粉饰，聊以自保，懈怠成风，阿附相同，惊骇异见。所以我常常私下发表狂言，说今天谈论治术，不如综核名实；今天谈论学术，不如选取笃实践履之士。物极必反，救浮华者莫如质朴。积弊之后，用猛药振奋，意在于此吧！方今时事孔棘，追究祸乱的根源，何尝不归咎于发难者。他们难道真的见到天下的大计，应当痛惩而廓清吗？难道预先知道今天的变乱，实能由自己收拾吗？不过是用语言欺人，想先登要路罢了！我因此内省，早年所为涉览书册、讲求众艺者，哪一件不是欺人之事，所为高谈古今、自许者，哪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