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左学略第十五

译曾左学略第十五

曾国藩，字伯涵，又字涤生，是湘乡曾氏家族的人。他的祖先原本居住在衡阳。他是道光年间的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因平定江南的战功被封为毅勇侯，于同治十二年去世，享年六十二岁。

曾国藩起初在湖南时，与郭嵩焘、刘蓉结为朋友，互相推崇宋儒的义理之学。他在京城做官时，与唐鉴、倭仁、窦垿、亲桂珍、胡达源等人交往，每天一起考察道德、询问学业，亲手写的日记中多有自我责备的话。他对唐鉴尤其恭敬，说虽然未曾正式拜师受业，但内心早已以他为师了。

起初他与刘蓉通信，不附和那些儒者重道轻文的观点，也斥责陆九渊、王阳明直指本心的学说之错误。等到他与夏弢甫通信时，则列举明代伟人得益于王学之人的道德功业，并称赞陈建的《学蔀通辨》是迎合当时权相而写的著作。他撰写《劝学篇》给直隶的士子看，说义理、考据、词章三者都可以通向大道。

所以他平生笃信尊崇宋儒，不废弃汉学，不轻易立论，专门致力于亲身实践，最终能够统领群贤，使清朝中兴，他的成就超过了诸葛亮、陆贽、司马光等人。

他著有奏议、书信、批阅公文若干卷，《求阙斋诗文集》若干卷，《读书笔记》、《鸣原堂论文》若干卷，手写日记若干卷。又编纂经史百家、《十八家诗钞》（元代原为十九家，现存十八家）若干卷。

他的门人记述的，有王鼎臣的《日记类钞》、《求阙斋弟子记》各若干卷。后学编纂的，有梁启超的《曾文正嘉言钞》若干卷，某君的《曾公学案》若干卷，何贻琮的《评传》若干卷。海外评论的有日本柴崎山郎的《东方伟人》以及美国解威廉的《曾国藩传》等书。

曾国藩所著的《圣哲画像记》，从文王、周公、孔子、孟子下至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等三十二人，论述他们的道德功业，垂示给子孙。冀州人赵衡将这些人的传记附在后面，又另外绘制了他们的遗像，汇成一册作为补充。因为赵衡曾在莲池书院跟随桐城人吴汝纶（字挚甫）学习，对于曾国藩来说是再传弟子。

而湘阴人郭立山（字复斋）讥讽他将各位贤人分隶四科的做法不对，长沙人郑沅叔（名进）又议论曾国藩见识浅陋，我不敢附和。至于浙江人章炳麟（字太炎）、夏震武（字灵峰）都深深诋毁曾国藩，言辞极其粗野凶悍。我读蔡锷手抄的《曾胡用兵要略》用来教导将领，黄兴称颂曾国藩治军行事的严明，应当奉他为师（见《黄公哀荣录》），希望我们湖南的后辈不要被世俗议论所迷惑，从而轻慢自己的乡贤。

曾公圣哲画像记

我立志求学不早，中年时跻身朝廷行列，私下阅读旧书，稍微涉猎先圣昔贤、大儒长者的学术渊源。我资质愚钝且多病，百事无一成就，在军旅中奔波，学业荒废，战乱未平，而我的年龄将近五十岁了。

过去我读班固的《艺文志》和马端临的《经籍考》，看到所列书目，杂乱繁多，作者的姓氏多到数不过来。有的如日月般昭著，有的埋没而无人知晓。等到我担任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年二月，侍从宣宗皇帝进入文渊阁，得以阅览《四库全书》，其丰富程度远超前代收藏，而那存目之书数十万卷尚且不在其中。唉，多么众多啊！即使有天生聪慧的资质，几代人也不能完成这项事业，何况资质低下的人呢！

所以书籍浩如烟海，著述者众多，如同江海一样，不是一个人的肚子所能全部饮尽的，关键在于谨慎选择罢了。我自知能力不足，于是挑选古今圣哲三十多人，命令儿子纪泽绘制他们的遗像，汇成一卷，收藏在家塾中。后代子孙有志于读书，取法于此就足够了，不必心浮气躁、四处追逐，而对于文化的传承，没有比这更大的意义了。

从前在汉代，如武梁祠、鲁灵光殿都图画伟人的事迹，而《列女传》也有画像。感发兴起，由来已久。熟悉他们的器物形制，进而探求他们的精神，通达他们的微妙之处，契合他们的深意，诚心诚意地追求，仁德难道遥远吗！曾国藩记。

尧舜禹汤，史官只是记录言语罢了，到周文王被囚禁时，才开始创立文字，推演《周易》。周文王、孔子相继兴起，六经光辉显著，这道统完备了。秦汉以来，孟子大概与庄子、荀子并称，到唐代韩愈独自尊崇并推崇他，而宋代的贤者认为可以仅次于尼山（孔子），尊崇他的书以配合《论语》，后来的评论者，没有人能改变这一点。这里把他排在三位圣人之后。

左丘明传经，多叙述两周的典礼，而喜欢称引奇异荒诞之事，文辞华丽，浮于质朴了。太史公说庄子的书都是寓言，我看司马迁所写的《史记》，寓言也占了十分之六七。班固宏大的见识和孤高的情怀远远不及司马迁，然而经世的典章，六艺的宗旨，文字的源流，幽明的情状，灿烂完备，难道会与那些器量狭小的人在先生面前争得失，自鸣得意吗！

诸葛亮处于动荡的世道，穿着儒者的衣服，从容地符合中庸之道。陆贽侍奉多疑的君主，驾驭难以驯服的将领，用极度的光明照亮，用极度的真诚引导，好比驾驭劣马登上陡坡，纵横险阻而不失去奔驰的节奏，多么神奇啊。范仲淹、司马光遭遇的时代稍微兴盛，然而坚定卓绝、诚信，各有独到的造诣，他们以道义自持，蔚然成风，意量也深远了。

译从前刘向称赞董仲舒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伊尹、吕尚也不能超过他，管仲、晏婴之类的人大概也不能企及，而刘歆却认为董仲舒受其师友的影响，尚且不能接近子游、子夏的水平。依我看来，这四位贤人虽然未能达到伊尹、吕尚的境界，但本来就会比董仲舒贤能，可惜他们没能像刘向父子那样对董仲舒作出确定的评价罢了。

译自从朱熹表彰周敦颐、二程、张载，认为他们上承孔孟的道统，后世的君主、宰相、师儒都笃信并坚守他们的学说，没有人能够改变。乾隆年间，博大的儒者辈出，训诂考据广博明辨，超过了前代的贤人，另立旗帜，号称“汉学”。他们排斥宋代五子（周、程、张、朱、陆）的学说，认为不能独尊；而笃信五子学说的人，也摒弃汉学，认为它支离破碎、有害于大道，双方争执不休，没有止境。我看五子立言，其大体多与孔子在洙泗讲学的精神相合，怎么能随意非议呢？他们解释各种经典，稍有不当之处，固然应当采纳近世的经说来辅助完善，又怎么能摒弃众说而自我局限呢？这两种态度都恐怕会招致讥讽。

西汉的文章，像扬雄、司马相如那样雄伟，这是天地遒劲之气，得之于阳刚之美，是天地间的义气。刘向、匡衡的文章渊深典雅，这是天地温厚之气，得之于阴柔之美，是天地间的仁气。东汉以来，文章淹雅不逊色于古人，但风骨稍显衰退了。韩愈、柳宗元的作品，完全汲取了扬雄、司马相如雄奇多变的风格，却将其纳入短小浅显的文章之中，难道不奇怪吗！欧阳修、曾巩都效法韩愈，但在体质上更接近匡衡、刘向。文章的变化，无法穷尽探究，总之不出这两条途径，即使经过百代也是可以预知的。

我抄录古今诗歌，从魏晋到本朝，共得十九家。大概诗歌作为一门道艺是很广博的，人的嗜好趋向，各自看其本性所亲近的，就像各种美味罗列在鼎俎之上，只取适合我口味的，尝一尝吃饱罢了。一定要穷尽天下的佳肴，辨别品尝后才提供一道菜，这是极大的迷惑；一定要强迫天下的舌头，全都效仿我所嗜好的，这是极大的愚蠢。庄子有话说：“大惑的人终身不解，大愚的人终身不灵。”我在十九家中，又笃信坚守四位：唐代的李白、杜甫，宋代的苏轼、黄庭坚。喜欢他们的人十有七八，非议他们的也有两三个。我害怕蹈入庄子所说的不解不灵的讥讽，就以此满足，终身以此为足罢了。

司马迁网罗旧闻，贯通上古、中古、近古，但《八书》颇受诟病在于简略。班固的志比较详细，但断代为书，无法观察其会通。想要周览经世的大法，必须从杜佑的《通典》开始。马端临的《通考》，与杜佑不相上下，郑玄的《志》不能与之相比。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训诂，专治《说文解字》，多尊崇许慎、郑玄，很少谈论杜佑、马端临，我认为许慎、郑玄考证先王制作的源头，杜佑、马端临辨析后世因袭变革的关键，他们在实事求是这一点上是相同的。

先王之道，所谓修身治人、经纬万物的，归结到哪里呢？也就是礼罢了。秦朝焚书，汉代诸儒所搜集整理，郑康成之所以卓绝，都是因为礼。杜君卿的《通典》，谈论礼的内容占十分之六，他的见识已经跨越了八个朝代了。宋代张载、朱熹的讨论，马贵与、王伯厚的编纂，无不以礼为兢兢业业之事。本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中他赫然居首，我读他的书，谈到礼俗教化，就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的志向，多么壮烈啊！后来张嵩庵作《中庸论》，以及江慎修、戴东原等人，尤其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蕙田于是编纂《五礼通考》，将天下古今幽明万事，都用礼来统摄，可谓体大思精了。我绘制本朝先正遗像，首推顾先生，其次是秦文恭公，难道没有微妙的旨意吗！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祖怀祖，他们的学问都不纯粹于礼，但姚先生持论宏通，我粗浅理解文章，是由姚先生启发的。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远远不可企及，所以把他们放在最后。姚姬传说学问的途径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東原也这样说。像文王、周公、孔子、孟子这样的圣人，左丘明、庄子、司马迁、班固这样的才俊，确实不能用一个方面来衡量了。至于葛洪、陆九渊、范仲淹、马端临，在圣门中是以德行兼政事的；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在圣门中是德行之科的，都属于义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在圣门中是言语之科的，所谓词章。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在圣门中是文学之科的。顾、秦与杜、马相近，姚、王与许、郑相近，都属于考据。这三十二个人，师法其中一人，读其中一本书，终身运用都未必能穷尽。如果还觉得这些浅陋而向外求益，就像挖井九仞却不及泉水，因为一口井太窄，一定要广挖数十上百口井，身体衰老力气疲乏，最终没有见到泉水的一天，这难道恰当吗！

自从佛教徒谈论因果祸福，行善获报的说法深深植入人心，牢固而不可破除。士人正在读书吟诵时，就期望在科举禄位上得到回报。或者稍读古书，窥探著作之林，就期望在远近的赞誉、后世的名声中得到回报。编纂著述还没有完成，就希望有一两个有影响力的人，传播到每个人的耳朵里，以补偿我的辛劳。早晨耕种晚上收获，一次施舍十倍回报，就像卖酒卖肉的人，喧闹地要求借贷者，又索取加倍的利息。禄位利益不能实现，就侥幸追求死后不可知的名声，甚至有人说孔子生前没有地位，死后

译然而祭祀的报答在尧舜那里最为隆重，那些郁郁不得志的人却以此相互证明和安慰，这是多么浅陋啊！如今在集市上，利益分毫必争，有时欠下百钱债务，怨恨甚至波及子孙。如果进行大宗贸易，奇珍异宝堆积如山，动辄超过千金，那么百钱的有无，就不暇计较了。富商大贾拥有百万黄金，公私财富流通充裕，那么数十上百缗的费用，也有不暇计较的了。都是人，所掌握的大局重要，尚且不暇计较细微之处，何况上天所掌握的大局更为宏大，而对于世人丝毫未有的善行、口耳相传的分寸之学，却一一谋划如何报答它，不也太劳苦了吗！商人经营货物，同时同地却有的盈利有的亏损，应试者所学相同却有的考中有的落第，做学问著书的深浅相同却有的流传有的不流传，有的成名有的不出名，也都是有命运安排的，不是可以强求就能达到的。古代的君子，大概没有一天不忧虑，没有一天不快乐。大道不被彰明，自己难免沦为庸人，一口气稍有懈怠，这是忧虑。安于平易以等待天命，通过下学而上达，仰起头无愧于天，低下头无愧于人，这是快乐。从文王、周公、孔子三位圣人以下，直到王安石，没有不是终身忧虑、终身快乐的。没有什么可祈求的，有什么可报答的？自己本就隐晦，还追求什么名声呢？只有庄周、司马迁、柳宗元这三个人，哀伤感叹怀才不遇，怨愤之情显露在书册中，他们对于圣贤自得之乐，稍微有些违背和不同了。然而他们爱惜自己稀世之才，并非那些没有实际才能却急切追求时名的人可比。如果急切追求名声，那就离那三十二位贤人了很远了。想要去燕晋却向南驾车，对于方法不也太疏漏了吗！

译文、周、孔、孟、班、马、左丘明、庄子、诸葛亮、陆贽、范晔、马融、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预、马融、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这三十二位先贤，祭祀的馨香之气缭绕，仿佛他们高高在上，又似乎就在身旁。

据曾公给刘孟容的信中说，听说这里有擅长写古文辞的人，便去请教他的方法，原来是桐城姚郎中姚鼐的论述，他的话确实有可取之处，于是曾公选取司马迁、班固、韩愈的作品，用心研读。姚永朴的笔记中说，曾公从戴钧衡（字存庄）那里借得《惜抱轩尺牍》，才开始发愤立志学习古文。《圣哲画像记》中说，曾国藩对文章的大致理解，是由姚先生启发的，大概是从梅曾亮、戴钧衡那里听到了文章的法则，并非直接跟随姚鼐受业。后来他提出古文四象说，也是就姚鼐在答复鲁絜非信中所说的阳刚阴柔之说加以阐发。《经史百家杂钞》与《古文辞类纂》小有异同。大概曾公写文章效法韩愈、欧阳修，并用汉赋的气象加以辅助增益。他平生沉浸于《汉书》，沉醉于《文选》，想要用戴震、段玉裁、钱大昕、王念孙的训诂之学，来抒发如张衡、蔡邕、潘岳、郭璞那样的文章。他在文学上的志向很大，虽然晚年才力衰退，或许不足以完全达到他的见解，但他刚健的作品确实足以与前代贤者抗衡，所以吴南屏说《欧阳生文集序》文辞非常雄伟，气力在归有光、欧阳修之上。章炳麟傲视一世，唯独称赞曾文正公文章的壮美，说他的碑铭足以媲美班固、韩愈。王先谦则称赞他以雄直的气概，宏通的见识，写出的文章，冠绝古今。向上考察湘州先民，周敦颐在宋代扬名，李东阳在明朝文采飞扬，王夫之在衡阳著书，王夫之在资水边著述，比较他们的造诣，没有足以与曾公比美的。自从曾公斥责尊道贬文的说法，明确词章与义理的区别，将奇偶句式熔于一炉，遵循阴阳的大顺，同时的朋友如郭嵩焘、刘孟容、吴敏树等人，都卓然以古文自命。门生如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无锡薛福成、遵义黎庶昌，都亲自跟随他学习，坚守师说，教导四方。黎庶昌与长沙王益吾都续编《古文辞类纂》，但王益吾是继承姚鼐的书，黎庶昌是延续《经史百家杂钞》的绪论，他们在宣扬文教方面是相同的。从此以后，王易（字龙文）的《平养堂集》，确实有端绪；罗正钧的《斫庵文录》，也可见其规摹。罗正钧所撰写的《左文襄年谱》、《船山师友录》，都有史法。赵启霖的《瀞园集》、李桢的《畹兰斋集》、王先谦的《虚受堂集》、黄兆枚的《芥沧集》，法度森严。至于王闿运的《湘绮楼集》、《湘军志》，则是深奥地进入了大雅的行列。六七十年间湖南地区的文章之学，卓然成为天下的魁首，即使到了今天，学风荒废文章败坏，士人对此感到悲痛，但在深山穷巷之中，仍有坚守先士义例，默默想要追随古人并与之看齐的人，由此可知曾公的武功威烈虽然只彪炳于一时，但他的文采流芳却滋润后世无穷无尽。曾公赠给梅伯言的诗说：“文笔以韩愈为百世师表，桐城诸老确实宗奉他。方苞、姚鼐之后没有专诣，嘉庆道光年间又出一奇人。碧海鳌头鲸鱼掣动之时，青山花开水流之际。这两种意境如今已消歇，他日曹溪禅法将托付给谁？”感慨很深啊。

曾公文章高出世人，但同乡后进未曾跟随他以学习写作为事。他的儿子惠敏公曾纪泽有《归朴集》、《诗钞》几卷。曾公最赏识的孙广钧（字重伯）有《环天室诗集》流传于世，骈体文几卷未刻印，大概能继承曾公事业的，就是孙广钧了。

湘阴左公宗棠，字季高（根据他的孙子左台生说：曾公凭借堂弟监生的执照进入考场中举，因此用了堂弟的名字。他本排行十一，并非排行十三），家世清贫儒雅。父亲叫左观澜，以廪生身份聚徒教授来维持生计。曾公年少时不守规矩，在城南书院读书时，潜心研究军事地理，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轻视世俗之士。院长善化人贺熙龄（号蔗农）认为他才华伟大，传授给他程朱的书籍，曾公才开始收敛性情致力学问，想要以义理为根本，发扬为事功。泾阳徐法绩（字太常，号定夫）在道光十二年壬辰科主持湖南乡试，除了从房官推荐的人中选取外，还搜求遗才，以落卷录取的有六人，曾公与巴陵吴敏树（字南屏）、武陵杨彝珍（字性农）在其中。不久他主讲醴陵渌江书院，因对联被安化陶澍（谥文毅）所知，被邀请到小淹，教导他的子弟。陶澍官至两江总督，家中有藏书，曾公寄居在他家八年，讨论国家大事，潜心研究经世致用之学。他在县里的梓木洞柳庄买田，授徒讲学。巡抚铜山人张亮基聘请他主持军幕。花县人骆秉章（谥文忠）继任，更加倚重他，事情依赖他得以办理。因永州镇总兵樊燮不称职，曾公为他起草奏疏弹劾，樊燮向湖广总督官文申诉，要将曾公召到武昌对质，胡林翼（谥文忠）写信极力救援。同县郭嵩焘当时是南书房翰林，将此事告诉陈孚恩尚书，说曾公是旷代的霸才。宗人府府丞宗稷辰秘密上奏：“天下不可一天没有湖南，湖南不可一天没有左宗棠”，请求破格提拔使用。于是有四品

译朝廷任命京堂协助曾国藩办理军务。曾国藩上奏说：左宗棠刚毅明察、能吃苦，通晓军事机宜，应当独当一面。于是上奏推荐他督办浙江军务，不久以实授太常寺卿的身份担任巡抚。左宗棠上奏说：浙江局势败坏，在于历任总督巡抚完全不懂军事。因此说任职之后，四年内可以肃清浙江境内。江南平定后，因战功被封为二等恪靖伯，升任闽浙总督。他看到外患日益紧急，暗中怀有在海上争雄的志向，上奏在福州设立船政局，起用江西巡抚沈葆桢担任大臣，督造兵舰。不久调任陕甘总督，征剿叛乱的回民，率领军队出关。因为西部战事正紧急，军饷无法接续，上奏借洋债六百万两。朝廷内外的大臣多持异议，皇帝不忍心违背他的意愿，最终批准了他的请求。左宗棠上奏设立甘肃新疆行省，任命刘锦棠为巡抚。在兰州设立书院，用来教育众多士子。西域平定后，进封为二等恪靖侯，授体仁阁大学士，兼任军机大臣。左宗棠以边疆主帅骤然担任中枢要职，许多高官排挤他，于是出任两江总督，不久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光绪十二年（丙戌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赐予谥号文襄。有文集数卷（原名《盾鼻馀沈》），书信若干卷，奏议若干卷，家书若干卷。

京堂协助曾国藩办理军务的命令下达。曾国藩上奏说：左某刚毅明察、能吃苦，通晓军事机要，应当独当一面。于是上奏推荐他督办浙江军事，不久以太常寺卿的身份实授巡抚。左宗棠上奏说：浙江事务败坏，在于历任总督巡抚全都不懂军事。因此说任职之后，四年可以肃清浙江境内。江南平定，因战功封为二等恪靖伯，升任闽浙总督。看到外患日益紧急，暗中怀有在海上争强之志，上奏在福州设立船政局，起用江西巡沈葆桢为大臣，督造兵舰。不久调任陕甘督抚，征剿叛乱的回民，率领军队出关。因为西部战事正紧迫，军饷无法接续，上奏借洋债六千万两。朝廷内外大臣多持异议，皇帝不忍违背他的意愿，最终听从了他的请求。左宗棠上奏设立甘肃新疆行省任命刘锦棠为巡抚。在兰州设立书院用来教育众多士子。西域平定，进封二等恪靖侯，授予体仁阁大学士，充任军机大臣。左宗棠以边疆主帅骤然任职中枢，许多高官排挤他，出任两江总督，不久授予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光绪十二年丙戌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赐予谥号文襄有文集数卷（原名《盾鼻余沈》，书信若干卷，奏议若干卷，家书若干。

译查考曾、左两位公是湖南近代的人物豪杰，曾公去世后，门生故吏颂扬他的德行不衰，左公则人多有非议。当时郭嵩焘离开广东巡抚任上，已愤恨左公排斥众多门路。曾公也说：“左公日夜诋毁鄙人，鄙人绝不与他辩驳，因此心里稍得清闲而口舌稍得安逸。”又说：“我对于左公以怨报德，心中确实不能没有芥蒂。”我见左公在湘幕时给人书信，多诋毁曾公为虚伪，大概是壮年气盛的言辞。其后对于曾公也推崇他实心任事，但议论终究多不相合。作《铜官感旧图序》，说明白生死的原因，成败的说法不足以动摇他，左公的大捷不喜，偶尔受挫不忧，都基于这个意思。又说：“我任职两江，距离左公去世已十多年，对于左公所做的多有更改，天下人是否谅解，不敢知道，但追求道理的极致，行动符合内心所安，就可以告慰自己，也可以告慰左公。”他的文章简练庄重浑括，确实如曾公所褒扬。集中如《区田说》，可见他留心民事。左公曾自署为“湘上农人”，有终老柳庄的意思。他平生忠孝大节，实得力于二贺先生，看他的《上蔗农夫子书》及为耦耕先生请求谥号的疏，可见他的志向事迹。又曾手抄张杨园语录，写刻程子的《四箴》，重刻张清恪伯行的《正谊堂全书》及《祭桂丹盟文》,都纯粹是宋学家的言论。也曾附和孙芝房的说法，说粤寇之乱，原为汉学，他的议论稍近于激切。而他的心地光明伟俊，固然是近古英霸之才。只是他平生轻视文士，杨彝珍与他乡试同年，而左公不甚礼遇他，写信给他的儿子孝威说：“你见杨公，恪守子侄之礼，但不可向他请教，其人和文章都不是我所佩服的。”及在甘凉幕中，除施补华均甫外（有《泽存堂集》,浙江乌程人），无一文士。他去世时，除国史立传外，他家子弟也未求人为神道碑行状之文，因为郭公与左公有宿怨，湘绮又不是左公所敬重的人。幸得湘潭罗正钧顺循为他编年谱，左公的志向事业略见于其中。吴挚甫为他作墓志铭，叶郋园说公子某嫌他对左公有微词，弃而不用。然而左公的勋业品行，读左公遗书可以概见。他与曾公晚年不和，都是军国大事，而非出于私争。看刘铭传剿回成功，特上疏赞扬曾公荐贤为国之美。在曾公去世后，抚恤他的子女，如同家人，曾公孙广熔履初曾对我说过。大贤相交之厚，非乡里后生所能及。而王湘绮说左公在军机处，被王文韶耕虞所轻视，清望顿减。而李岳瑞《春冰野乘》载史念祖绳之与人的书信，说内地人不闻九边泣血之声，以此作为左公身后的遗议，无知之夫，从而讥讽他。然而我听说左公少年读书时自题其斋说：“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豪迈之气，可激励懦弱者，宜乎胡文忠说横览七十二州，其才无有出其右者。只是曾公奇左公智略，故荐他独当一面，使得尽其才。只是左公知重曾公，故所争在谋事之大局，而不涉及私事。他之所以能这样，都是由大儒之学超于俗士，故能本于义理，发为事业。王文韶是循谨之人，无足知左公，他的讥议岂能为左公轻重？而清史列传也说左公在京师，朝士颇厌苦他。这或许是左公晚年豪宕自喜，有以招致的。左公说：“我交曾公多年，晚以议论时事，两不相合。”大概曾公处于功名之际，善用黄老之术，平定金陵后，裁撤湘军。左公则提兵十萬，经营西域，而曾公有暂弃关外、专门清理关内的奏议。曾公对于西人曾称他们以商贾之国而有君子之风，故对于其交还代征海关商税，深表嘉叹；而左公则颇以夷酋视之。曾公对于驭外常持和节，而左公对于伊犁之役，持论凛凛向敌。及曾公去世，而左公挽他说：“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無负平生。”二公交谊始末如此，并非好相攻击。

左公性雄杰自喜，俯视辈流。开始居湘幕，常以诸葛亮自况。与人书信署曰“老亮”，而呼郭崑焘意为“新亮”。自夸其妙算无穷，认为督抚不可轻易企及，欲为知县营官以自效。他的文章之美不及曾公，然而集中周夫人、长子孝威夫妇墓志铭，情感受到至深。为其兄景乔舍人宗植作《斋文集序》，读之凄然，深有同气之感。舍人以第一人领湘解，左公兄弟同举也。《祭胡文忠文实大声闳，不愧名篇。《海国图治》《铜官感旧图》二序、《太常墓表》、《箴言书院碑》,皆其得意之作。黎庶昌续纂古文,亦选取十余篇。诗非所长,而联语甚

译妙。起初主管渌江时，撰写欢迎陶澍的楹联说：“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在室；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题。”洞庭神祠的楹联说：“迢遥旅路三千，我原过客管；领重湖八百，君亦书生。”陕甘湖南会馆的楹联说：“百二关河，十年征戍八；千子弟，九塞声名。”

译郭子静刻印了《八贤手札》，陈肪仙、史士良也都刻印了您的书信，您的子孙又刻印了您的家书。您做官训导儿子，都崇尚朴实、摒弃浮华。您曾写信给郭意城说：“人家子弟，孩子气尚且不妨碍，唯独公子气、名士气一定要彻底铲除干净。”您的长子孝威考中举人，因母亲去世哀毁过度而死。次子孝宽早逝。三子孝同，以宗人府丞的身份在江苏任按察使，精通篆书，继承了父亲的名望。陈伯严赠诗道：“湘阴相国回天手，遗烈昭昭感动帝门。有子能继承家业却仍遭患难，雄姿妙略可见其根源。”您的风采可以想见。侄子左潜壬臾，深通算学，与您的二儿子纪鸿一同被列入《清史·畴人传》。您的女儿们都能写诗。周夫人有《饬性斋集》多少卷。

王壮武珍，才气横溢，曾国藩不能任用他，只有您特别赏识他的才华，同时也纠正他诋毁王阳明的过失。王壮武去世后，您聘娶他的女儿为儿媳，说是为了求得将门之后的种子。

罗山学略第十六

曾国藩 罗忠节公神道碑

您的名泽南，字仲岳，号罗山，是湘乡罗氏人。咸丰四、五年间，您以诸生身份率领军队击败贼寇，屡建大功，朝廷内外赞叹敬仰，认为您是名将，却不知道您平生的志向和事业，在学者中早已广为人知。您的学问，其核心认为天地万物本来与我是一体的。度量不能周遍六合，恩泽不能惠及匹夫，这是莫大的亏损和耻辱。敬畏上天赋予的本性，思考以主静来探究细微，于是推崇张载而著有《西铭讲义》一卷，推崇周敦颐而著有《人极衍义》一卷。幼年礼仪不慎，则居敬没有基础，异说不辨，则谬误千里，于是推崇朱熹而著有《小学韵语》一卷、《姚江学辨》两卷。严格区分义利之别，穷究阴阳的变化，旁及州域形势、百家著述，无不研讨，于是有《读孟子札记》两卷、《周易本义衍言》多少卷、《皇舆要览》多少卷、《诗文集》八卷。您的学说虽然很多，但其根本在于亲身修养以保全四海，未曾不归于同一宗旨。起初您家世非常贫困，曾祖父王阮、祖父拱诗，都因您显贵，被追赠为通奉大夫。父亲嘉旦，在您去世后赏加头品顶带。曾祖母萧氏、祖母贺氏、母亲萧氏，都被追赠为夫人。您年少就学，祖父多次典当衣服买米，家中节俭，专门供给私塾。十九岁就靠教书获取资财自给。母亲去世，兄长又去世，接着祖父去世，十年之中，接连遭遇期功之丧十一次。曾有一次考试落第，徒步夜归，家人因年饥不能准备食物，妻子因连续哭丧三个孩子而失明。您更加自我刻厉，不担忧家门多故，而担忧所学不能超凡入圣，不以生计艰难为耻，而以没有方法救济天下为耻。此后年过三十，才补为学官附生，年过四十才以廪生考中孝廉方正。在各地设馆教书，终年勤勉，与弟子讲论濂、洛、关、闽之学的绪论，口舌磨破，思虑焦灼，大畅其旨。不久兵事兴起，湖南书生多能拯救大难，建立功勋，大多是您的弟子。咸丰二年，粤贼攻打长沙，县令召您训练乡勇以备不测。省城解围。第二年春，巡抚张亮基檄令您带勇到长沙。当时曾国藩奉命督治团练，于是与您讲求编组军队和技击的方法，早晚训练。在桂东击溃土寇，在衡山擒获逆党。那年夏天，贼寇围困江西省城，于是又招募湘勇二千，辅以新宁的勇丁、镇筸的士兵，檄令您赴援南昌。湘军越境讨贼，从此开始。解了南昌之围后，又在安福击败贼寇。回到衡州，在永兴歼灭土匪。四年春，湖北的贼寇大举南侵，官军在岳阳失利，在湘潭取胜。提督塔齐布追贼到岳州，我檄令您与李续宾辅佐他。您扼守大桥以遏制其冲要，共七战而群贼溃败。岳州平定，乘胜追击，连复三县。将要攻打武昌，您手持地图与我决策：军队分两路出击，由塔公进攻洪山一路，而您自请进攻花园一路，抵挡其坚固之处。按照您的策略，果然攻克武昌、汉阳两城。贼寇向东逃跑，追到兴国，在田家镇大败贼寇。您率领二千士兵，抵御数十倍之敌，将其逼至江边，坠崖落石，死者数以万计，而水师也斩断横江铁锁，烧毁贼船数千。当时，您的名声震动天下。此前累积功劳保至道员花翎，至此有宁绍台道的任命，加按察使衔。不久率兵北渡，攻克广济、黄梅，赏赐叶普铿额巴图鲁名号。又率兵南渡，攻围九江，进军规取湖口。贼寇坚守不能迅速攻下，恰逢水师分兵进入宫亭湖，江上军队不利，而湖北诸军屡败，贼寇从黄梅长驱西上，武昌再次陷落，您叹息深忧，感叹世变未已，更加整顿部众而申警之，有时解说《周易》以自遣。当时另有一支贼寇陷落饶州、弋阳，您进入江西援剿，在弋阳大战，攻克它。贼寇陷落广信，又在信州作战，攻克它。又在此期间收复德兴、景德镇。东路刚平定，而义宁又陷落。您的军队渡过湖汉向西，到达后示形于杭口，而暗进鳌岭，屯兵高峰以俯瞰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