葵园学略第二十

译（桢，佐周）所撰写的书籍，阜康（平江苏舆）、伯成（安化 陶宪曾）所校勘刊印的版本，同宗四王（长沙王文斌及先生的堂弟先和、先惠、先恭、先慎）的札记，如果有所可取之处，没有不兼收并蓄的。后来编集注解范晔的《后汉书》，则是黄（山）、柳（从辰）效力辛劳；编纂《经纬五洲》，则是曹（典球）、王（达）分担任务。甚至两唐合注，《元史》拾补，也多依据郇庐（湘乡陈毅）的既定学说，参照古微（邵阳魏源）的新编著作。葑菲不遗，洪纤悉记。（意为：像葑菲这样微贱之物也不遗漏，宏大细微之处都详细记录。）既尊崇前代贤哲，又敬畏后起之秀。追求对高深学问有所裨益，更加足以证明他的见识与气量。这是对楚地史学有功劳的。

译九流之学，楚地士人号称精通，两位王公（王先谦、王闿运）有《庄子》《列子》的著作，魏易（魏源）传承注解《老子》的学业；曹镜初首创《墨子笺解》，易石甫著有《淮南新疏》。绸发经生（胡元仪），最精通兰陵（墨子）之书；孟纯文人（郭庆藩），也有阐释《庄子》的集子。而在他们之前，曾太傅（曾国藩）能言其大旨（太傅曾说：“诸子皆可师法”），李布政（李元度）能知其深意（李次青曾说：“曾公自苦程度等同于禹、墨，持守法度则运用申不害、韩非，善于处理功名得失则运用黄老之术”）。先生集解《荀子》，多采纳大胡（胡元仪）的言论；继而阐释《庄子》，又承接小郭（郭庆藩）之后。用心各有疏密，义例不无详略（刘申叔的《荀子校释》、马其昶的《庄子故》，多能拾取先生遗漏之处）。然而后来陈治仲作《墨子正义》，苏阜康校勘《晏子春秋》，罗庶丹作《吕览诠言》，杨遇夫撰《老子古義》，追溯其源头，皆启自先生。前代哲人的美酒既已宏大，后进者的仰慕效仿自然广泛。近时资滨戴子（戴润珂），在麓山倡导名学（益阳戴润珂有《诸子概论》，同县人罗润泉有《墨子解义》）；涟浦谭君（谭戒甫），在江汉振兴玄风（湘乡谭戒甫著《形名墨辩等书，其师颜昌峣著《管子校義》，颜则是葵园门人），大湖南北，其道更加光大。这是先生对楚地子学的功劳。

往昔屈原被放逐，在湘南传颂骚赋；群玉（指唐代诗人）善作诗歌，在唐代标榜英名。明代有西涯（李东阳）的乐府，清代有陶园（陶澍）的新诗。更加洗去蛮夷之风，登上中华典籍。然而《耦耕经世之集》，不收录文人；《湘乡杂钞》的编纂，未严格义法。先生于是续编梦谷（曾国藩）的类纂，展示古文的准绳，收录求阙（曾国藩）、柈湖（左宗棠）的精华，采撷南村（王闿运）壮学的英华。孙集苍筤，取其说虎之论。三十九人之内，湘中著录五家此编既出，群士知道归依。后来黎庶昌的续纂，内容不同而名称相同；蒋瑞藻的补编，收录新的而遗漏旧的。而书商注释，错误百出（中华书局王文濡注本批谬最多），实在令人痛心。又先生类纂骄文，以补充王闻修的《法海》、李申耆的《类钞》。《雕龙》则按论赞分门，《史通》则全书录入；傅毅则移汉入晋，袁序则有目录而无正文。寻究其条例，小有差异，然而取材丰赡，断制精严。而选取师伏的序赋，将近百首；收录湘绮的颂赞，也有二十篇。其余周、郭之词（自庵、玉池），蔡、孙之制（枚功、芝房），都加以甄选汇集，大振湘地文风。而苏阜康被收录，翊云被遗漏，岂是因为偏私喜好，实在是选择详慎。至于词作，选辑六家，湘雨振兴其风流，桐华飞扬其丽藻，尤足以在湖外振兴新声，在江潭传播逸响。初学者寻找途径，作家辈出，而先生刻印思益、养知之集，刊印磵东、西垣之诗。又修编先德遗书，刊行诗义标准。这些都是本源忠孝，抒发性灵。当代奉为宗工（王闿运说：益吾自命为宗工），前辈佩服其史笔（郭筠老见先生所补《明忠正传》，叹为范蔚宗一流人）。他的诗也清真精湛，卓然名家。惟偶见四六之弁言，骈文之序例，也能探究义神之窍奥，判断雅俗于毫芒之间，规矩森严，芥沧兴叹（见长沙黄吏部兆枚所作的《郭编修家传》）。这是先生对楚地文学的功劳。

综合这四部，集于一身。编纂鸿篇巨制，发扬宏大事业。其名驰于域外，其书传于寰宇。湘国灵光，百年罕见。而考察其自谱，则先生年少丧父，困顿至以佣书为生。等到步入玉堂，乃专精于青简，起初由纂录之业，上窥著作之林。出任文衡，入为祭酒，比牒早升宰相，门徒多至大官。假使先生久宦京华，翱翔台阁，固当位列公辅，官位超越瞿鸿禨、张之洞。而先生抗疏劾奸，拂衣归隐开辟葵园于北郭，主持鹿苑之经坛。门无俗客，只停问字之车；业不他纷，雅致藏山之策。虚怀取善，乐受人言友朋赖以成名，善类蒙其庇护。适逢旧新交会，或讥刺相乘，而先生饰巾待终，帷堂讲业。烟舟避地，犹编诗義之书；凉塘伏居，日校蔚宗之史克全晚节，挺为贞儒，用能张大湖风，集成清学。惟盛业必传百代，史书列传儒林，生大儒不为乡，同里先蒙其教泽。敬写夙感，用质同岑。

先生身后，清史列传儒林。吴庆曾为铭幽，黄兆枚为表墓先生有自编年谱，详叙生平。此篇因先生生日设祭，其嗣子属为之耳。我于生前未尝一见先生，只喜读其所著书，以为有裨于初学者，嘉惠于寒畯，为一时前辈所不能及。其晚年节行，群士尤同尊崇

译亡友罗焌庶丹在挽联中写道：“周代末期的诸子百家中，荀卿最为年高德劭；若论前朝的老成儒者，只有先生可推为祭酒；长沙的王夫之与王夫开，葵园能够保全晚节，私下秉承念庵的遗志，只自称后学，拜谒阳明。”今年公祭时，我撰写祭文说：

译“湖湘大地开辟，天地初分，伟大的文宗，在此开创祭酒之职。玉池对此的赞颂，言辞宏大并非夸张，啊，我们的先生，著述自成一家。向上阐释群经，向下考证国史，旁及论述文章，乃至涵盖诸子百家。四十多年间，楚地学生光彩照人，长沙的大师，与王闿运、王先谦并称‘二王’。王闿运通晓玄理，行为如同庄子、列子，而先生则坚守常道，保全了晚节。宗派风气既已怪异，学术脉络分流，门徒诵读义理，严肃如同深秋。梁鼎芬、陈毅、吴庆坻、黄兆枚，是世间的高寿隐士，他们的修养从何而来，全靠保持老师的教诲。唉，我作为后学，只知道阅读先生的书籍，在先生诞辰设祭，怀念德行，尊崇儒术。湘水清澈波澜，学林在巷陌之中，秋云在天际，先生的神灵降临。”

鹿门学略第二十一

善化皮先生所著的书，已经刻印的有：《经训书院自课文》三卷、《师伏骈文》六卷、《经学通论》卷、《经学历史》一卷、《尚书大传》七卷、《今文尚书冤词平》二卷、《孝经郑注》二卷、《郑志疏证》卷附《郑记考证》一卷、《圣论补评》二卷、《六艺》一卷、《鲁礼禘祫义》一卷、《王制笺》一卷、《汉书引经考》六卷附《汉书引纬考》一卷、《箴膏肓、发墨守、起废疾》一卷、《师伏堂笔记》一卷、《词》一卷、《诗草》六卷、《鉴古堂日记》卷，其中日记有目录而书已散佚的，有《宙合堂咏古诗》一卷、《汉书引尚书考实》一卷，另有《南学会讲义》十余篇。先生在同治年间，年纪刚满二十，与益阳王德基、长沙阎土良等人凭借秀才的优异成绩，在癸酉科被举为拔贡，王闿运先生赋诗称赞其奇异，称其为文学名人。到了光绪壬午年，先生在顺天乡试中举，这时他年过三十，才开始潜心研究经术。起初研究《尚书》，考证今文，疏证《大传》，著书十余万字。后来多次在礼部考试中落第，于是断绝了做官的念头。在江西经训书院主讲，每天用朴学教导学生。闲暇时闭门著述，致力于《尚书》之学，号称专经大师。旁及研究《通鉴》及顾炎武、王夫之等大儒的书籍，慷慨地怀有用世之志。丁戊年间，在长沙南学会主讲，议论贯通古今，平息争端消除祸患，多有精到的言论。政变以后，被小人所困，身陷党禁，在城中授徒。精研郑学，成书又十余万字。上穷究六经的源头，中涉猎纬候的奥秘，多先师的逸典，小儒浅陋不能究明宣示的，先生都为其揭开覆盖并究明归宿。等到著成《三疾疏证》、《孝经郑注疏》，世人尤其赞赏其取精用宏，与《今文尚书》同为不可磨灭之书。兴办学校的命令下达，大吏聘请先生主讲学堂，于是为岳麓诸生讲授《经学历史》。该书阐明群籍的大义，叙述今文学的家法，足以帮助初学者。又担心所言微略，又作《五经通论》以畅达其旨。长沙王葵园先生读后叹服，写信给门人苏舆，说令人惭愧得无地自容。大概先生年轻时专攻一经，受启于王闿运先生；中年著书，多与叶先生商榷名例；晚年论学，与王葵园先生尤为契合无间。王葵园有所著述，未尝不借助先生，先生编纂成书，王葵园未尝不用公款刊刻。先生的文章和诗多是先生少作，然而王葵园编纂骈文，收录先生所制达九十余篇。自先生在世时，书已流传人间，等到先生去世后，遗著传到海外。日本博士有专门研究先生学问的人，都说先生治经之精，有的甚至超过二王先生。有人说先生极力赞成维新，好像预先知道世变，识力高出世俗儒者。我看先生在戊戌年在湘中讲学，特别感慨胶州之役，看到义宁陈巡抚宝箴发愤有为，出来相助罢了。那些人失败后，牵连先生，先生著书终老，先生本来安然如常。其《春秋讲义》及《经学历史》，当时的小生或敢妄加诋毁，然而他们对先王之学未能深究，肆意发表狂论，不值得计较。胶州柯先生绍忞主修《清史》时，在《艺文志》中收录先生著书，而在儒林传中不为先生立传，世人以此为恨。然而现在的《清史》未为定本，况且以先生的学问，钩深致远，卓越深沉，当世大儒早有定论，岂能假借良史之词而声名才传于后世！起初先生次子吉人在世时，曾嘱托我为《南学讲义》作序，未敢轻易为之，而吉人早逝。现在吉人的儿子名振辑刻先生遗书，督促我为之作序，伏念自乙亥至今将近四十年，对于先生的学问，无能继承万一，写此不能不惭愧自愧。

先师皮先生师伏堂文，王阁学长先谦选入《骈文类纂》的都九十六篇。现在看其篇目，如《仓帝史》、《皇氏颂》、《伏羲画卦颂》、《舜陵铭》、《尚大传》、《尚中候》、《汉书引尚书考》、《六艺》、《鲁礼禘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