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学略第七

译《源夜话》、《老子衍》一卷、《庄子注》三十三卷、《庄子通》（未见）、《愚人鼓歌》一卷、《相宗络索》一卷，以及《三藏法师八识规矩论赞》，总共属于子部的著作有十七部，其中已经见到的有十二部，共计五十一卷；尚未见到的有五部，没有记载卷数。

译《楚辞通释》十四卷、《姜斋文集十卷（卷一论三首、仿符命一篇、连珠二十五首，卷二传两篇、行状两篇、墓志铭四篇、记一篇，卷三序五篇、书后两篇、跋一篇，卷四启一篇、尺牍十篇，卷五九昭，卷六九砺，卷七五篇赋，卷八三篇赋，卷九像赞一篇、杂物赞十六篇、铭十一篇，卷十家世节录八则）、《姜斋诗十卷（卷一《五十自定稿》，卷二六十自定稿》，卷三七十自定稿》，卷四《柳岸吟》，卷五《遣兴诗》，卷六《和梅花百咏》，卷七《洞庭秋》，卷八《雁字诗》，卷九《仿体》）、《姜斋诗余三卷（卷一《船山鼓棹初》，卷二《船山鼓棹二》，卷三《潇湘八景词》）、《姜斋话三卷（卷一《诗绎》，原附于《诗经稗疏》后，卷二《夕永日内编》，卷三《南窗漫记》、《忆得》（未见）、《姜斋外四卷（卷一《船山制义》，卷一《船山经义》，卷三《夕永日绪论外编》，卷四《龙舟》杂剧。旧目录又有《买薇稿》、《漧涛初集》，这两部书未见，大概也是诗文集，在此附记其名）、《夕永日》、《八代文选十九卷、《八代诗选》（未见）、四唐诗选》（未见），总共集类十部，已见六部，共六十三卷；未见四部，无卷数记载。

以上衡阳王先生著书五十二种，已见三十八部，共三百二十三卷。著录于《四库全书》的，有《周易稗疏》四卷《考异一卷，有《尚书稗疏》四卷，有《诗经稗疏》四卷《考异一卷，有春秋稗疏》二卷，共六种。列入《四库全书》存目的，有《尚书引义》六卷，有《春秋家说》三卷，共两种。以前已经刊刻的，有《周易大象解》一卷，有《春秋世论》二卷，《四书稗》一卷《考异一卷，有《老子衍》一卷，有《庄子解》三十三卷，有《楚辞通释》十四卷，有《正蒙注》四卷，有《思问录》二卷，有《俟解》一卷，共十种。此外文集、诗集、诗余、诗话还有几卷，都零散不成部帙，其余都是抄本，那些未见的不知存佚。以前刊刻的本子大抵是坊间刻本，而且年代久远字迹模糊，显鹤对此感到遗憾，曾慷慨激昂地发愤，想购买收集先生的全书，精心校勘刻印，以惠及后学。因此我强聒噪地与人谈论，没有人响应。道光己亥年，我寓居长沙，当时正在辑录《沅湘耆旧集》，征集先生的遗诗。一天，先生同族后裔中有住在湘潭名叫世全的人，通过他的朋友欧阳君兆熊到城南旅舍拜访我，带着先生的诗集来，并且详细说道先生六世孙承佺家中收藏了先生各种遗书，世全打算将这些书刻印出版。我大喜过望。第二年春天，便在长沙开始刻印，将校雠的工作托付给我同乡邹汉勋。此后两年，陆续刊成了《周易内传》十二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二卷《考一卷、《周易外传》七卷、《书稗疏》四卷、《尚书引义六卷、《诗经稗疏》五卷《考一卷、《诗广传五卷、《礼记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春秋家七卷、《春秋世论》五卷、《春秋左氏传博议》二卷、《四训义》三十八卷、《四书稗》二卷《考一卷，总共十八种，共一百五十卷。书成后，将全书目录寄给显鹤看，于是僭越地在后面写道：

班固的史书中有话说，古代的儒者，在六艺的文章上博学。六艺，是王道教化的典籍，是先圣用来阐明天道、端正人伦、实现大治的成法。自从孔子去世，大道衰微，七十子门徒留下的言论和遗绪不绝如缕，遭遇秦朝焚书，荡然无存。汉朝兴起，收拾余烬，开始设立专门之学，各自抱持一经，私下传授，也互相嫉妒。马融、郑玄等儒者，才开始贯通群籍，钻研训诂。等到其弊端显现，混杂于谶纬，堕入支离破碎。魏晋以后，崇尚虚无，流变为佛老，学术纷歧，世运阻塞，圣人之道衰微了。唐代的义疏之作，具有端绪，但是非得失，没有折衷。宋代真儒出现，群经才有定论。到了近代，学者厌恶陋儒空谈心性，逸于考古，于是厌薄程、朱，专门考求古人制度名物以显示博学，甚至刺取先儒删落踳驳谬悠的言论以显示奇异。而一两天资高旷之士，又往往误于良知之说，敢于发表高论，狂瞽一世，著书越多，圣道越被遮蔽。先生不然，生平论学，以汉儒为入门，以宋五子为堂奥，而学道的渊源，尤在《正蒙》一书，认为张子的学问，上承孔孟的志向，下救来兹之

译其学说如同明亮的太阳照耀天空，没有阴暗角落不被照亮，即使圣人再次兴起，也无法改变它，只是他的门人中没有人能达到接近他的程度。而当时的名流，如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人，张载都以安守本分隐居，无法成为他的辅佐，他的道得以施行，竟然比不上邵雍的象数之学。而世上信奉追随他的人很少，道的真实正确之处不显著，因此不到一百年异端学说兴起，又不到两百年邪说盛行。他们推究阴阳法象的状况，往来原反的政治，反复辩论，累积千百言，所以对上蔡、象山、姚江的指责非常严厉。有人怀疑他们的言论太过分，但他们的议论精辟卓越，实践笃实，纯粹地遵循正道，确实无法改变。先生出生在改朝换代的时期，自认为祖先为明朝世臣，存亡与共，甲申年后，在岭南崎岖之地，备尝险阻。既知道事情不可为，就退而著书，藏身于祁阳、永州、涟水、邵阳的山中，流离困苦，一年多次迁徙，最后定居在湘西蒸水左岸的石船山，建造观生居以终老。故国的悲痛，生死不忘，他的志向高洁而芬芳，他的言语哀伤而思念，百世之后还将闻风兴起，何况是同乡、亲读他书的人呢！当时，海内的儒者，北有容城，西有盩厙，东南则有昆山、余姚，而亭林先生是其中的魁首。先生刻苦似二曲，贞晦过夏峰，博学多闻，志节皎然，不愧顾、黄两位先生。顾诸君子安于隐居，声名更加显赫，礼物充满庭院，旗帜飘扬野外，即使是隐逸的推荐，鸿博的征召，都以死拒绝，而公卿交口称赞，天子动容，他的志向容易明白，他的书容易流传。先生藏身瑶峒，断绝人间踪迹，坐卧荆棘，食苦如荼，声影不出林莽，门人故旧，又没有有力气的人为他推挽，死后四十年，遗书散佚，他的儿子敔才开始为他收集阐述，呈给督学宜兴潘先生，因缘得以进入史馆，立传儒林，而他的书仍然湮灭不传，后生小子甚至有人能举出他的姓名，可悲啊。当代经师，后先生而起的，大概有百十家。所言都有根柢，不为空谈，大概经学在本朝达到极盛了。然而诸家所著，有据为新义的，往往为先生所已言，四库总目在《春秋稗疏》中曾提及。以我所见，尤其不止一事，大概没有看到他的书。近时仪征相国编纂国朝《经解》，刻于广南，收录很广，唯独不及先生，其他更何须说呢。先生出处的本末，略见于潘宜兴、储六雅、全谢山、余存诸文集中。显鹤增辑《楚宝》，文也有传，不详细叙述。只详细叙述先生学业的大者著于篇，使世上读先生书的人有所考证。

译曾国藩《王船山遗书》序

王船山先生的遗著，于同治四年十月刻印完毕，共计三百二十二卷。我曾国藩校阅过的，有《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以及《四书》、《易经》、《诗经》、《春秋》等经书的稗疏、考异十四卷，订正了错误和脱漏一百七十多处。军中事务繁忙，没有闲暇仔细梳理全书，于是作序如下：

从前孔子喜好谈论求仁，而雅正之言在于执守礼制，孟子也将仁义并提，这大概是圣王用来平衡物我之情、平息天下纷争的方法，对内没有比仁更大的，对外没有比礼更紧迫的。自从孔孟在世时，老子、庄子就已经鄙弃礼教，杨朱、墨翟的主张虽然不同，却同样有害于仁德。此后各种流派分歧而出，典籍被焚烧，微言大义中断，人伦纲纪紊乱。汉代儒者搜集散佚的经典，小戴（戴圣）于是作《礼记》以保存十分之一的礼制。又过了一千多年，宋代儒者远承中断的学术脉络，横渠张载于是作《正蒙》，以探讨求仁的方法。船山先生注解《正蒙》数万言，注解《礼记》数十万言，深究以探求民物共同的根源，显明以纲纪万事，在祸乱未成形时就予以平息。他对于古昔明体达用、循序渐进的宗旨，往往与之相近。先生名夫之，字而农，在崇祯十五年考中乡试，目睹当时朝政苛刻严酷、毫无亲情，而士大夫又追逐虚名声势，东林党、复社之徒，结党营私、互相攻讦，颓废的风气日益败坏，所以他的书中贬斥申不害、韩非的法术，痛恨朋党的风气，长叹不已。后来他曾在桂王府担任行人司官职，知道事情终究无法挽回，于是隐匿踪迹于永州、郴州、衡州、邵州之间，最终老死于湘西的石船山。大清天下平定后，访求隐逸之士，博学鸿儒，依次被举荐任用，即使是顾炎武、李二曲那样坚贞难测的人，征聘也不断于门庭，唯独先生深藏不露，远远地不参与。他平生痛恨党人标榜清高的习气，不愿身隐而文显，招来反唇相讥的嘲笑，因此他终身遁世，名声寂寂，他的学问也终究没有在世上显扬。在荒山破榻之上，终年勤勉不懈，以求所谓养育万物的仁德、治理国家的礼制，穷尽探究、极尽议论，千变万化而不离开根本，即使旷隔百世不被理解也毫无悔意。先生去世后，大儒相继兴起，有的攻击良知速成的学说，有的辨析易图的人为附会，有的详细考证名物训诂音韵，纠正《诗集传》的疏漏，有的修补三礼中时享的仪节，号称卓绝，而先生都已经在前人有所阐发，与后贤如同符契相合。虽然他的著述过于繁富，纯正与驳杂互见，但固然是可以称为博文约礼、命世独立的君子了。道光十九年，先生的裔孙世全开始刊刻一百五十卷，新化人邓显鹤主持此事，湘潭人欧阳兆熊赞助完成。咸丰四年，贼寇侵犯湘潭，雕版毁于火灾。同治初年，我的弟弟曾国荃于是谋划重刻，并增补了一百七十二卷，仍然由欧阳君主持其事，南汇人张文虎、仪征人刘毓菘等人分担校勘工作。在安庆设立书局，在金陵完成此事，先生的著作于是大致完备。后来的学者，如果有能秉持恭敬宽恕之心，贯通本末的，也将不会舍弃这些书吧。

李元度《王而农先生事略》

先生姓王，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是湖南衡阳人。父亲王朝聘，是副贡生。先生二十岁时，与哥哥王介之同考中崇祯壬午年乡试，因为道路阻隔未能一同进京会试。第二年，张献忠攻陷衡州，先生逃匿于南岳双髻峰下。贼寇抓住他的父亲作为人质，先生自己用刀刺伤自己的肢体，抬着去交换父亲。贼寇见他重伤，便放了他。父子都得以脱险。崇祯十七年，北京陷落，第二年，清军攻下金陵。唐王、桂王称帝，督师何腾蛟驻扎长沙，堵允锡驻守常德，两位公卿不和，于是上奏章给监军章旷，调和南北两军。章旷不能采纳，各位公卿奔逃覆灭，章旷因忧虑而死。顺治四年，清军攻下湖南。先生逃往桂林，大学士瞿式耜向桂王推荐他，因为父亲去世，请求守孝期满，服丧结束后，授予行人官职。这时桂王在肇庆建国，移驻武冈，逃往靖州、柳州，大学士严起恒都跟随，又跟随到肇庆。当时朝廷内部水火不容，有吴党、楚党的名目。桂王在梧州时，吴党攻陷楚党刘湘客等人于狱中，将要置他们于死地。先生跑去告诉严公，说各位大臣历经艰险跟随大王，却以党人的罪名杀了他们，那么志士就会解体，谁还共同承担危亡？严公被他的话感动，跪在桂王的船上极力救援。贞毓等人厌恶他。先生三次上疏弹劾吴党王化澄，王化澄非常愤怒，想要杀他，于是返回桂林，又依附瞿公。听说母亲生病，回家，母亲已经在此之前去世了。后来瞿公在桂林殉节，严公在南宁被害，缅甸也已覆灭，于是先生隐匿于郴州、永州、涟水、邵州之间，后来回到衡山石船山，建造房屋叫观生居以终老。

据先生著作记载，道光十九年庚子年，族孙世佺开始刻印发行，邓显鹤主持此事，咸丰四年毁于战火。同治初年，湘乡人曾国荃再次刻印。民国某年，醴陵人何键又刻印，增加了《相宗络索》等几种。湘阴人郭嵩焘喜欢谈论他的学问，在思贤讲舍、城南书院，都立祠祭祀他。湘潭人罗正钧编写《船山师友记》，清泉人王之春又编纂《船山年谱》，浏

译阳刘人熙也在长沙设立社学，编辑发行《船山学报》。在此之前，衡阳人彭玉麟曾上奏设立船山书院，光绪年间，王夫之被配享于孔庙，而善化人皮先生、浏阳人谭嗣同都喜好称引他的学说。虽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当时曾指责他立论的疏漏，曾国藩的日记也偶尔列举他的过失，李元度写《李纲论》，认为他好恶违背人的常情。但概括来说，他怀抱像越石那样的孤忠，仰慕横渠那样的正学，他坚苦卓绝的操守，坚贞光明的节操，大概是明末五位大儒中的冠首。章炳麟说王夫之不通文字。他与王安石、王闿运一同受到讥讽，这只不过是指责他的《说文广义》中的谬误，见识太狭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