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衍义卷七　　　　　　元　胡震　撰

译不过，不只是君子会受到小人的蓄止如此，汉高帝白登之战，形势危险，也应当停止；唐太宗出兵辽东，形势危险，也应当停止。杨氏说：臣子止住君主，在初位；君主接受止劝，也在初位。舜、禹因为益的一句话，便停止征伐三苗的军队，是接受劝止而能够停止。苻坚听从举国上下的劝谏却不回头，在征伐晋国一战中触犯了灾祸。白云说：知道危险反而有利，是因为身处危险而修养德行，就不会触犯灾祸，反而成为修治自身的利益。古人把安逸享乐看作鸩毒，那么有危险反而有利，意义就很清楚了。蓄养德行的“畜”，其中有出于勉强的情况：虽已知道，却未必喜爱，所以借着危险来蓄养自己的德行。“利己”并不是有利于身体自身的利益，而是真正有利于治理自己。九二：车厢脱落了车轴。《象传》说：车厢脱落车轴，是因为处中而没有过失。车是用来行进的。輹是车的轴。车厢脱离车轴，就会停止而不能前行。九二居中得正，刚健居下，被六五君主所蓄止，形势使它不能行动。它处在中道，行动不失时机；停止而不前进，如同车脱了车轴而不能行进，因此没有过失。君子的出仕或退藏，要看君主是否任用。古代君子有因道路可以施行而出仕的，看见自己的道可以施行才前进；有因君臣际遇合宜而出仕的，看见君主致敬有礼才前进；有因君主以公礼养士而出仕的，看见君主有培育人才的礼意才前进。假使上位的人有从谏如流的美德，有爱好善道而不厌倦的诚意，君子当然可以有所施行。如今君主阻止自己的前进，把臣子看作犬马，只是豢养而已；把臣子看作草芥，只是任意践踏而已。臣子虽然以责难之言劝君，君主却不以恭敬回应；陈述善道、闭塞邪说，君主却不知尊敬，这还怎么能有所作为呢？正应像车轴被缚住一样停止不行。《象传》说“处中而无过失”，是说九二刚健得中，所以没有过失。所谓中，就是随时处置而合宜。迎合时势以求进身，不是中；枉曲正道而奔走趋附，不是中；没有受到召唤却前往，不是中；时机未到却想施行自己的道，也不是中。九二刚健而得中，它进退行动本来就有道理。朱氏说：初九刚正，九二刚而得中，六四、六五柔弱。柔能够蓄止刚，刚知道不可冒犯，便安于时势。气势可以贯通三军的人，有时也会屈服于宾赞之礼；才能力量足以盖世的人，有时也会听从委裘之命。所以说大畜在于时势。九三：良马相逐前进，利于艰难守正。要经常整治车舆和防卫，利于有所前往。《象传》说：利于有所前往，是因为与上九志向相合。九三以阳爻居健体之极，上九以阳爻居艮体之极，正是达到极点而通达无碍的时机。二者又都是阳爻，所以彼此不相蓄止而共同前进，有良马相逐的象。但因刚强锐进，所以告诫说利于艰难守正，天天整治车舆和防卫，应当把事情看得艰难，并遵循正道。车舆是用来行动的器物，防卫是用来保护自身的。每天经常整治车舆和防卫，就利于有所前往，并且能够与上九志向相合，前进而施行自己的道。能够前进，是形势；谨慎之后才前进，是道。得到形势而不失其道，这大概就是蓄积达到极点后能够通达的原因吧？从时势来说，大畜九三与上九同道前进，前面没有阻挡它的；从同体来说，它与下方同体而进，下面没有挽留它的；与上九奔驰追逐而共同前进，这难道不是驈皇马的良好状态吗？难道不是骓駓马的才能吗？难道不是驒骆马奋起奔驰吗？从自身修养来说，必须战战兢兢，如同戒惧坠入深渊；必须小心谨慎，如同害怕踩到霜上。居正而不改变，固守而不丧失；经常整治车舆，以防翻车的忧患；经常操练防卫，严密保护自身，那么内不失去自己，外不失去辅佐，利于有所前往就是应当的。《象传》说“与上九志向相合”，是说它与上九同为阳刚，志同道合而共同上进，所以利于有所前往。由此推而广之，与上位者志向相同的人，其道可以施行；与上位者志向不同的人，其道就应当停止。初九与六四志向不合，所以有危险而利于停止；九二与六五志向不合，所以车厢脱离车轴；九三与上九志向相同，所以利于有所前往。由此可知，我的道要得到施行，必须上下相交而志向相同，这才可以。六四：给小牛角上架横木，大吉。《象传》说：六四大吉，是有喜庆。也 “童”是尚未长角的意思。“牿”是在牛角上加横木，以防它顶撞，《诗经》所谓“楅衡”就是这个意思。童牛象征初九。牛还幼小时就给它加横木，是在恶行尚未发生时加以防止。六四居大臣之位，承担止住刚健的职责；趁初九阳刚还微弱时就加以止住，便大吉而有喜。人的不善念头，刚刚出现的容易遏止，已经暴露的就难以制服；尚未发生的容易禁止，已经发生的就难以胜过。君主心中的不善，应当防止过错、纠正谬误，在邪念尚未成形时使它改变；陈述善道、闭塞邪路，在邪心尚未显露时加以防范。至于叩击宫阶、折断栏槛、牵住衣襟、追回笏板，那就是所阻止的事情已经很大了。民心的不善，应当以仁渐渐浸润、以义加以磨砺，在欲望尚未萌发之初就止住它；以政教治理、以礼法整齐，在放纵之心尚未成形之初就止住它。至于使用严刑峻法、在额上刻字、砍断脚趾，所伤害的也太多了。程氏说：大臣居于上位，止住、蓄养君主的邪心；居于下位，止住、蓄养天下恶人的恶行，在尚未发生以前加以止住，这是大善而吉利。《象传》说“有喜”，是说六四端正君主、蓄养民众的善，所以值得欢喜。不过，这种道理不只施用于他人，反过来治理自身也应如此。古代君子在无人看见之处仍戒慎，在无人听见之处仍恐惧；即使独处室内，也不愧对屋漏之神。先治理自己，然后治理别人，这又是先后次序。这一爻与《学记》所说“在尚未发生时加以禁止”即称为“豫”的意思相同。六五：割去公猪的生殖器而保留獠牙，吉利。《象传》说：六五的吉利，是有福庆。

译公猪去掉生殖器叫作“豮”。雄猪叫作“豭”，攻击其生殖器并去掉它叫作“豮”。阳刚已经发展起来后再加以止住，不如初九时容易。六五以柔爻居中得正，又处尊位，承担止住天下邪恶的责任。面对亿兆民众已经发动的邪欲之心，君主若想用力量压制，即使使用严刑峻法也不能胜任。譬如猪是刚躁之物，獠牙又凶猛锐利；如果强行压制它的獠牙，就会费力而不能止住它的刚猛，即使捆绑它，也不能使它改变。若割去它的生殖器，虽然獠牙仍在，但刚躁自然停止；作用就是如此，所以吉利。小人作恶，必定先窃取威权福柄，然后才能任意施行喜怒；必定先掌握爵禄之柄，然后才能肆意操持、压制他人。假如没有这种势力，即使想作恶又能做什么？所以势力是小人作恶的工具。君主要止住恶行，就应除去小人作恶的工具。除去叔段不义的根基，撤去他的百雉之城，他即使想据有国家，能做到吗？废掉州吁安忍残暴所凭借的军权，他即使想篡夺国家，能做到吗？收回意如强横而得以立舍、统领中军的权柄，他即使想抗拒君主，能做到吗？担心韩信将要叛乱，便夺取他的齐地军队；担心武三思危害正道，便罢黜他的司空职位；担心林甫妨害贤者，便撤去他的国公之位。这些都是除去小人的势力，就是所谓割去公猪的生殖器而保留獠牙，因而吉利。虞帝派官吏来制服象，象失去了势力，便不能再暴虐。汉武帝推行恩赏来分割赵国和晋国的势力，它们便不能叛离大汉。这就像猪虽踢蹬跳跃却无能为力，是因为它没有势力。小人的愤怒和欲望即使存在却无能为力，也是因为没有势力。《象传》说“有福庆”，是说止住小人作恶的势力，福庆就会普及天下。不过，使人不能作恶，不如使人不想作恶。所以古语说：用政令引导百姓，用刑罚整齐百姓，百姓只是免于犯罪而没有羞耻心；用德行引导百姓，用礼制整齐百姓，百姓既有羞耻心又能归服。由此可见，从外部控制不如从内部感化。杨氏说：猪牙会伤害东西，而猪性情急躁；要想使猪牙不伤人，不如使它的急躁和欲望不萌发。割除急躁欲望的根源，伤害人的工具也就消除了。尧因为知道人心惟危，所以逸乐、怠慢、游荡的过失断绝；汤用礼来约束内心，所以声色、货利的念头消除。这就是“豮豕之牙”的意义。上九：何其像通向上天的道路一样通达啊！亨通。《象传》说：通向上天的道路，意味着正道大为通行。小畜所蓄积的范围小，小的蓄积发展到极点便成为大的蓄积；大的蓄积范围广大，所以达到极点后又会散开。蓄积达到极点便通达，加上阳的性质本来就向上前进，开阔通畅而没有阻碍，所以说像通向上天的道路一样亨通，是多么通达啊！大畜这一卦，本来是君子受到阻止的时代。初九利于停止，是被六四所止；九二脱掉车轴，是被六五所止。到了上九，只见它前进而不见它再被阻止，说明正道广大，不会最终永远不能施行。太阳进入地中，有时会昏暗；它从旸谷升起，难道能始终不明吗？震雷在隆冬潜藏，有时会收声；到了高天之上，难道能始终不鸣吗？我的道被小人蓄止，有时不能施行；数运穷尽而道理反转，难道能始终不能施行吗？《象传》说“正道大为通行”。蓄积达到极点时正道大为施行，那么起初的蓄止，就不足以遏制最终的亨通。从前周公遭遇流言之变，居住在东方三年，小人有时能够蓄止他；但六典之书最终使天下达到太平，他的道怎么会最终不能施行呢？孔子遭到女乐阻挠，便收敛其道于洙泗之间，这是小人有时能够蓄止他；但六经之书最终流传以教化万世，他的道又怎么会最终不能施行呢？止住恶行而不止住善行，就是大畜的意义。蓄止之道达到这里，贤者出仕的道路就亨通了。然而如果不是堵塞小人的门路，天衢怎么能够亨通呢？汉人说过：开通众多正人的道路，堵塞群邪的门径，这就是大畜上九。

译▯【下卦为震，上卦为艮】颐卦，守正则吉。观察颐养之道，自己求取口中食物。《彖传》说：颐，守正则吉，是说以正道养育就吉利。观察颐养，是观察所养的对象和方法；自己求取口中食物，是观察自己养活自己的方法。天地养育万物，圣人养育贤者并以此及于万民。颐养的时义，真是重大啊！颐就是养。天地养育万物，圣人养育贤者并以此及于万民。人的养生，包括养形、养德、养人，都是颐养之道。颐养之道以正为根本，得到正道就吉利。观察颐，是观察养育之道，也就是养德的事情；自己求取口中食物，是观察养育自身的方法，也就是养身的事情。养德固然应以正为主，养身尤其应以正为主。人只有一个心，不可不慎重对待它。心中有所喜爱，就不能保持正；有所愤怒，也不能保持正；有所忧患，同样不能保持正。君子养德所可贵的，只在于以正道来养育它。以童子的蒙昧来培育，是养其正；以圣门的质朴安定，是养其正；保持夜气的清明，是养其止。全面观察颐卦而得到所养的正理，那么言语必正，言行必正，行为必正，所行的道必正，德行也必正。所讲明的德，是三王的正学；所排斥的，是杨、墨、佛、老的异端。像孟子的浩然之气充塞天地，像孔子达到不惑、不忧、不惧，都是这样。全面观察颐卦而得到所养的正术，就不会因小的东西损害大的东西，而以刍豢之肉为乐；不会因低贱的东西损害尊贵的东西，而放纵享用膏粱；即使是一介之物也不苟取，对于万钟之禄也不放在心上；尊贵的是天爵，对于人爵的美好也不屑于追求。像孟子辞去万钟之禄，孔子以粗饭饮水为食，都是正道。程氏说：动静作息、调节宣泄，是用来养生；饮食衣服，是用来养形；威仪和践行义理，是用来养德；推己及人，是用来养人。颐养之道，以正为本就吉利。《彖传》说：颐，守正则吉，是说养育得正就吉利。观察颐，是观察所养的对象和养育的方法；自己求取口中食物，是观察自己养身的方法；二者都以正为本就吉利。天地养育万物，圣人养育贤者并以此及于万民。颐养的时义，真是重大啊！天地造化养育万物，使万物各得其宜，也只是因为合于正道。圣人养育万民，不偏爱某一个人，只把养贤作为首先要务。所养的贤者端正，万民就都能得到适宜的养育。尧以得不到舜为自己的忧患，舜以得不到禹、皋陶为自己的忧患，就是这个意思。孔子推演颐养之道，又说天地和圣人所养育的对象，以此赞美颐养时义的广大。圣人的心，与天地之心，也不过都是一个“正”字罢了。万物的生长，以顺应时令而得到养育为大，所以说：“颐养的时义，真是重大啊！”这一卦变为大过卦。卦象是上下两个阳爻，像嘴唇和口；中间四个阴爻，像牙齿。它有饮食养育之道，占问则利于守正。《象传》说：山下有雷，象征颐。君子因此谨慎言语，节制饮食。从两个卦体来说，雷在山下震动，山中生长的万物都随之活动，根须萌发，芽苗生长，这是养育的象。从上下的意义来说，艮为止，震为动；上面止而不动，像人的颐和下颌。从卦形来说，上下两个阳爻中间含有四个阴爻，外实而中虚，像颐口。口是用来养身的。君子观察卦象而落实于自身，谨慎言语以养德，节制饮食以养形。落实到自身，言语如此；推及天下，凡是从自身发出的命令、教化和政令，也都属于言语，谨慎对待就会恰当而无失误。落实到自身，饮食如此；推及天下，凡是供应人的货物、资财和养生之物，也都属于饮食，节制它们就会合宜而无失误。推广养身之道来养德、养天下，也没有不是如此。谨慎、节制以静为主，是艮的象；言语、饮食以动为主，是震的象。洪氏说：言语属于声音，没有什么声音像雷；饮食用来养育万物，没有什么养育像山。雷在山中，有止住而不穷尽的意义，所以取谨慎、节制之象。言语、饮食都是由颐口出入的。像雷一样发动，却谨慎它所发出的言语，德就得到养育；像山一样止住，而节制它所摄入的饮食，形体就得到养育。这就是颐卦的作用。大象以自我养育为主旨，卦辞兼说养育他人。要养育别人，必先养育自己。杨氏说：谨慎言语并不是闭口不言，遇到应当进谏的时候就进谏，不能羡慕闭口自守；节制饮食并不是故意矫饰，遇到不能接受的处境就采薇而食，也不羡慕吃肉。初九：舍弃你的灵龟，却去看我垂动的下颐，凶。《象传》说：只看我垂动下颐，也没有什么可尊贵的。龟能够吞咽气息而不进食；称为灵龟，是说它明智，可以不向外界求取养育。朶是下垂、摇动的意思。人看见食物便心动，是下颐垂涎的象。初九属阳，刚正有才，其才智足以养正。它上应六四，却不能守住自己，志向在于向上行动，喜欢阴柔而被欲望驱动，垂动下颐向别人求取供养，这是走向凶祸的道路。它丧失自身德性而追逐外物，使自身失去应有的养育。人的形体有大小，舍弃大的而取小的，就会以小害大；形体有贵贱，舍弃尊贵的而取低贱的，就会以贱害贵。刚决果断的德性，本来是子路的灵龟，却舍弃它而接受卫辄的爵禄；善良诚信的德性，本来是乐正子的灵龟，却舍弃它而跟随子敖接受饮食；刚健明智的德性，本来是初九的灵龟，却舍弃它而羡慕六四的阴柔，实在可惜。龟是物中最灵的，探究幽深、寻索隐微，没有比龟更好的；探测深处、招致远方，也没有比龟更好的；以至诚预知未来，也没有比龟更好的。人是万物之灵，内心虚灵而不昏昧，就是胸中的灵龟。由整体推及一心的灵明，则仁义礼智完整而明彻，光明清澈，细微处也不会有差错；这颗心本来就有这种灵明。初九却舍弃自己的灵龟，被物欲触动而垂下下颐。

译因此有违背本性的凶祸。由灵明在事物显现时推及一心的灵明，遇到值得怜悯的事便产生恻隐，遇到可耻的事便产生羞恶，遇到应当谦让的事便产生辞逊，遇到需要分别的事便产生是非判断；一触及便觉察，一感应便通达，这颗心本来就有这种灵龟般的灵明。初九却舍弃自己的灵龟，被物欲触动而垂下下颐。因此有任性而行的凶祸。由一心灵明的广大作用推及其表现，遇到父子就有亲爱，遇到君臣就有义理，遇到夫妇就有恩情，遇到长幼就有次序，遇到朋友就有信实；虚灵的知觉随所遇之事而显现，这颗心本来就有这种灵明。初九却舍弃自己的灵龟，被物欲触动而垂下下颐。因此有败坏人伦的凶祸。舍弃你的灵龟，就是自行丧失内在的本性；看着我垂动的下颐，就是妄求外在的供养。《象传》说“也没有什么可尊贵的”，是说它喜欢阴柔而心志动摇，即使有刚健明智的才质，最终也必然自我丧失，所以这种才质也不足以尊贵。子夏喜爱纷华，子贡炫耀裘马，哪里值得尊贵呢？朱子说：龟以静为养，垂颐以动为养；舍弃自己的灵龟而看着别人的垂颐，是丧失静养之道而沉溺于以动求养的欲望。六二：颠倒颐养之道，违背常理。向高丘求取颐养，前往则凶。《象传》说：六二前往则凶，是因为行动失去了同类。女子不能独自安处，必然跟从男子；阴不能独立，必然跟从阳。六二阴柔，不能自己养活自己，是等待别人供养的。天子养育天下，诸侯养育一国，臣子享用君主的俸禄，百姓依赖官长的养护，这些都是上位养下位，是正常的道理。六二不能自养，反而向下求取初九的供养，向阳刚求养，这就是颠倒。颠倒便违背常经，不可行。丘是外而高的地方，上九就是它。如果向高丘之上求取供养，是无道的妄动，前往必有凶祸。人生在天地之间，有形体和血气，也有本性与命运，没有不接受养育而能自全的。但才力足以自养的人，本来不必依靠别人；不能自养的人，也不可妄自向别人求取。重耳在野外向野人乞食，只足以招来把土块给他的羞辱；因为母亲而不吃，因为妻子而吃，仲子又几乎废弃人伦，这是向下求取供养而不合道。冉求向季氏求取俸禄，只足以招来鸣鼓攻击；士人把自己托付给诸侯，孟子本来就认为不合礼，这是向上求取供养而不合道。初九和六二，从形势和地位来说，是上下位置颠倒，违背常理；从应合亲比来说，是亲近关系失正，违背常理。这就是颠颐所以违背常经的原因。初九与上九本来就不是同类，却妄自前往求取供养，必然招来别人轻蔑地施舍的悔恨，必然招来被踢开后才施舍的羞辱，也必然招来贪婪暴食的祸患。这就是向高丘求取颐养所以凶的原因。《象传》说“行动失去了同类”，只要明白前往则凶是因为失类，也就可以明白违背常经同样是失类。六二的颠颐，与六四一样都违背常经，但与六五相同而吉凶不同，是因为颐养之道以安静为无失。六二属于动体，所以颠倒、违背而凶；六四、六五属于静体，所以虽有颠倒违背仍然吉利。震的三爻多凶，艮的三爻多吉。杨氏说：六二是中等人的资质，君子和小人混杂；善与贵两方面都跟从而不加选择，下与上两边都亲近却不真正相应，所以失去了同类。它狂妄任性地行动，陷入不正之路而不知反省，所以凶。吴起起初拜曾子为师，最终抛弃母亲而求取仕进；李斯起初拜荀卿为师，最终抛弃所学而使宗族覆灭。六三：违背颐养之道，即使守正也凶，十年之内不可任用，没有任何利益。《象传》说：十年之内不可任用，是因为所行之道大大违背正道。颐养之道只有合于正才吉利。六三属阴柔，不居中位也不得正，又处于震动之极，不知自我养育，急躁地向别人求取供养，违背了颐养的正道，所以凶。十是数的终点，“十年勿用”是说终身不可任用，无论前往哪里都没有利益。违背常经尚且勉强有一线希望，违背颐养之正道则不可。颐养得正道，最终可以成就自己；颐养失去正道，最终就会丧失自己。颐卦六三以阴柔而不能不屈从别人，想要居中得正却不能断绝偏私党派，以躁动而不能坚定自守。具备这三点，所以有违背正道的凶祸。一个节操有所亏损，终身都会遗恨；气数已经穷尽，终身都蒙受玷辱。道既已违背，身体也终将废弃，这是可怕的。李陵食用匈奴的粮食，违背正道来求养，终身在外族中受污；扬雄享用王莽的俸禄，违背正道来求养，终身因篡贼而受辱。唉，六三这一生，最终就要废弃了吗？《象传》说“道大悖也”，所谓违背正道，大概就是指它违背常经而言。横渠说：践履邪道而喜好妄动，被上位者的喜悦牵系，不只是违背常经而已；损害颐养的正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所以凶。六四：颠倒颐养之道，吉利。像老虎那样目光深沉地注视，欲望接连不断，没有灾咎。《象传》说：颠颐而吉，是因为上位者施予光明。六四处在接近君主的大臣之位，又与初九阳刚贤能者相应，这是能够降低身份、向下求取养德之辅佐的人。以上养下是顺势，如今反而求取下位者的供养，便是颠倒，所以说“颠颐，吉”，是因为有初九与它相应。又必须像老虎那样目光深沉，整肃威仪来养护外在；欲望不断追逐，去除私意来养护内心，这样才可以颠颐而无咎。养颐之道，如果不从他人那里取法，就无法辅助观察养颐的善处；如果不端正自身，就无法避免违背养颐之道的过失。六四所谓“颠颐，吉”，是因为初九崇高宏大的言论足以作为我的老师，哪怕一点善行、一点长处也足以作为我的资助；刚健、明察、正大，足以作为我的辅佐，虽然颠倒而求养，仍然吉祥。说“虎视眈眈”，是说六四能够端正衣冠，使目光庄重，庄严得令人敬畏，这是善于从外在修养自己，所以无咎；说“其欲逐逐”，是说六四能够防止邪念，保存诚意，对一丝一毫的人欲都加以驱逐，这是善于从内在修养自己，所以无咎。至于世上那些身居大臣之位，却抬高自己、轻视他人，任凭自己的智谋而违背众意的人，本来就不知道依赖刚明之人的辅佐；至于喜爱善人善事却不能任用，憎恶恶人恶事却不能去除，这又正好成为自身德行的拖累，与六四相比又怎么样呢？

译《象传》说：“向上施行而光明。”这是因为谦下而尊贵，所以光明；从上位自居而降低身份、礼下求贤，其道德便大为光明。从前卫武公说：“从卿以下直到师长，只要在朝中的人，不要因为我年老昏聩就舍弃我，务必要在早晚恭敬谨慎地与我相互劝诫。”这就是六四“颠颐之吉”的意思。曾子说：“举止容貌庄重，就能远离暴戾傲慢；端正脸色，就能接近诚信。”这就是六四“虎视眈眈”的意思。孟子说：“养心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一个人欲望少，即使偶有失去本心的情况，也很少。”这就是六四“其欲逐逐”的意思。合起来看，六四既吉祥又无咎，大概就在这里吧？程氏说：“居于上位的人，必须有才能、德行和威望，为下属所尊敬畏服，所以事情一经实行，众人的心就会服从。”六四虽然顺从初九的阳刚，却也没有废弃自己的职守，仍然养护自己的威严。又说，从他人那里取用是有常度的，不断取用而不缺乏，那么所施予的就不会穷尽，可以用来成就事业；德行施布而光明，遍及天下，还有什么吉祥比这更大呢？“欲”是指所需要取用的东西；九三以下是养护口体，六四以上是养护德义。杨氏说：“六四有老虎般的目光，这是它刚健的一面；没有老虎般的欲望，这是它无欲的一面。有刚健而没有欲望，那么所养护的就广大，所施行的就光明了。‘视’属于眼目，‘欲’属于内心。”孔子说：“像枨这样充满欲望，怎么能刚强？”诚斋说：“初九具有阳刚严正的德行。”六四正是以这种德行如虎般注视它。六四降低身份而亲近初九，也会因仰望而敬畏他。心中的邪念，不必等初九切磋规劝，便自然会逐渐消除。六五，违背常道，安居守正，吉祥；不可渡过大河。《象传》说：安居守正而吉祥，是因为顺从而听从上位。六五，是养育天下君主的爻。阴柔的才质不足以养育天下，反而求取上九的养育，已经违背了常道。上九处在臣位而具有老师的德行，六五安居于正固而不妄为，顺从上九而不自行其是，那么天下自然得到养育。这正是圣人养贤而使其恩及万民的事情，何必冒险去求取成效呢？所以说“不可涉大川”。六五虽然顺从阳刚，但本质是阴柔，没有能够成就大事的资质；即使有辅佐，也可能被不同意见所动摇，未必有托付重任的明断；即使有豪杰，也可能因疑虑和猜忌而受阻，未必有总揽全局的才能。因此，作为守成持盈的君主，处在平易安定的时代，享受安静的福分，是能够做到的。若处在孔难之时，就没有拨乱反正、扶危持倾的谋略，所以不可涉大川。《象传》说“顺以从上也”，是说它处在贞静之中而得吉，是因为顺从并听从上九。这一爻辞，一方面是告诫君主的德性不可刚强，另一方面是告诫不可不自量力。假如天下不幸遭遇险难，难道可以不去救济吗？伊川说：“以成王的才智，并不十分柔弱；当管、蔡之乱时，几乎不能保全周公，何况才力更在其下的人呢？” 所以在艰难之际，不能依靠没有刚明德性的君主。所谓“居贞吉”，是安居守正而坚守，诚笃地履行委托和信任的道义。朱子说：“六五居贞吉，就像《洪范》所说用静则吉、用作则凶，所以不可涉大川。”丘行可说：“六五居贞吉，就像《豫》卦所说权力由六四掌握。《颐》卦六五不说颐，是因为养颐的权力由上九掌握。《豫》《颐》两卦的六五不能自行拥有权力，是因为柔弱而受制于强臣。《颐》卦六五承接刚爻，所以虽然违背常道，但安居守正便吉；《豫》卦六五乘在刚爻之上，因此有‘贞疾未亡’的警戒。” 上九，由此得到养颐；虽有危险而吉祥，利于涉越大河。《象传》说：“由颐而有危险却吉祥”，是因为会有大的福庆。上九凭借阳刚的德性担任师傅的职务，六五的君主柔顺而听从自己；依赖自己的养育，便是承担天下的责任，天下也由此得到养育。作为人臣承担这种责任，就必须经常怀有危惧警惕，才会吉祥。承担天下的重任，应当竭尽才智，救济天下的艰险，成就天下的安定，所以说利于涉越大河。童溪说：上九凭借刚明的德性担任师傅，以道辅佐君主，养育天下，天下由此得到养育，所以说“由颐”。凭借君主与百姓上下共同的心力来救济天下的危难，无论施行什么都没有不利，所以说“利涉大川”。《豫》卦九四，天下由它而得到和乐，所以说“大有得”；《颐》卦上九，天下由它而得到养育，所以说“大有庆”。杨氏说：上九不是人君之位，却承担人君养育天下的责任，可以说是危险了；然而能够获吉，是因为这种养育可以救济危难而没有害处。大体说来，有伊尹、周公那样的志向才可以；地位高、责任重，容易失于专擅，所以必须以危惧警戒自处，然后才能得到吉祥。《象传》说“大有庆”，是说它承担重大责任而兢兢业业、警惕危惧，因此天下受到它的德泽而获得大的福庆。朱氏说：地位高而权力重，众人忌恨它，就必然危险；人臣承担这样的责任，怎么可以不兢兢敬畏、心怀危惧呢？

译【巽下兑上】大过：栋梁弯曲，利于有所前往，亨通。《彖传》说：大过，就是阳刚之大者超过常度。栋梁弯曲，是因为根本和末梢都柔弱。阳刚超过常度却居中，内心谦逊而使人喜悦，行动起来，利于有所前往，于是能够亨通。处在大过的时代，意义真是重大啊！阳为大，阴为小。四个阳爻居于中间，上下两个阴爻承受不了它的重量，所以有栋梁弯曲的象。阴弱而阳强，是君子兴盛而小人衰微，这就是“大者过”。又凡事情出于理所当然，不能称为大过。拯救天下的大难、建立天下的大功，都是常人不经常见到的事情，才称为大过。例如尧、舜禅让帝位，汤、武放逐并讨伐，都是超过常人的大事。虽然说事情超过常人，但道理没有不中正、没有不合常理，并不是超越了理，只是因为这种事不常见，所以说它“大”。如果违背中庸之理来做事，那就是巨大的过失，哪里足以建立天下罕见的大业呢？如今处在大过的时代，是什么时候呢？是大厦将要倾覆的时候。下部弯曲将要挤压，根本已经柔弱；上部弯曲将要折断，末梢已经柔弱。这是似乎无可作为的时候，却说利有攸往、亨通，为什么呢？若不是天下处在难以治理的时代，就没有施展天下罕见之才的机会；若不是众多君子森然并立的时代，也没有成就天下罕见之功的条件。大厦倾覆，不是一根木头能够支撑；太平成就，也不是一个士人的谋略能够完成。阳为大，阴为小。在大过的时代，阳超过阴，君子胜过小人。九五是阳刚的君主，具有这样的才干；九二是大臣，也具有这样的才干；九四是近臣，也具有这样的才干；九三是群臣，也具有这样的才干。有众多刚健的良材扶持危局，使它转危为安，国家难道还会一直衰弱吗？何况四个刚爻虽然刚强过度，九二、九五却居于中位。内心谦逊而使人喜悦，行动起来：处在下位的能够顺从，处在上位的能够使人悦服而行动，前往哪里会有不利，哪里会有不亨通呢？孟子说：“只有一个薛居州，独自一人能把宋王怎么样呢？”大过之所以前往而有利，都是许多正人共同努力的功劳。《彖传》说“大过，大者过也”，这是用卦体中四个刚爻来解释卦名的含义；说“栋桡，本末弱也”，这是用卦体中的两个阴爻来解释卦辞；说“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这是用卦体和卦德来解释卦辞。刚健而居中的才能，超过常人；凭借这种才能前往，有什么不能亨通的？谦逊喜悦的德性，超过流俗；凭借这种德性前往，有什么不能亨通的？童溪说：“只有居中，虽刚而不过分；只有谦逊，才能顺应事物的道理；只有喜悦，才能使人心悦服。凭借这些去行动，所以有所前往而亨通。” 说“大过之时，大矣哉”，是说大过的时代有超过常人的事业，因此赞叹它的重大。徐氏说：“‘时’字应当仔细体会，它本来就是时势和时节：适合这个时势，针对这件事情，虽然称为大过，却不违背道；如果不是这个时势，即使是尧、舜也会传位给儿子而不传给臣下，汤、武也会守住臣节而不敢改变夏、商。时机不可失，这就是圣贤能够承当大运、建立大事、成就大业的原因。否则便是导致大乱的道路，怎么能说有利而且亨通呢？大过之事，虽然超过常情，却没有超过道理。”杨氏说：“有洪水滔天的灾患，然后才知道大禹有超过常人的功劳；有四国散布流言的变故，然后才知道周公有超过常人的才能。正因为处在根本和末梢都柔弱的时刻，能够由此前进而达到亨通，这种艰难才彰显圣人的功劳。”此卦变为颐卦，卦象是四阳二阴，表示阳刚之大超过常度；占问则利于有所前往。《象传》说：泽水淹没树木，这就是大过；君子因此独立不惧，退处世外而不忧闷。泽是滋养树木的，泽水在下，树木在上，本来应当滋润，却反而浸泡淹没，树木受到的水势就过分了。树木虽然被水浸泡，却不曾动摇。君子体察这一象，以此树立超过常人的操守。一个人在天下行事，即使世人非难他，也不顾虑，如伯夷在首阳山的节操，独立而不惧；举世都不认为他正确，他也不悔恨，如颜子在陋巷中的快乐，退处世外而不忧闷。这样以后才能守住自身，所以成为超过常人的人。超越常情，没有比独立、遁世而不恐惧、不忧闷更大的了；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能自得，这就是超过常人的地方。有人说：卦辞以四个刚爻聚集为大过，所以不是独立；以四个刚爻能够亨通来推说大过，所以不是遁世。象辞却推明独立遁世的含义，这是为什么？回答说：卦辞论大过的时势，是为了说明超过常人的事业；象辞论超过常人的德行，是为了说明大过的节操。由此可见，变化的义理没有穷尽。白云说：进取而大有作为，就救济天下的衰弊，如大禹治水、伊尹辅佐商汤、伯夷劝谏周武王，都是独立而不惧；退处困穷之境，如孔子返回鲁国，删定《诗》《书》，制定礼乐，系《周易》，作《春秋》，也都是超过常人的事业，是遁世而不忧闷。初六，借用白茅来承垫，没有灾咎。《象传》说：借用白茅，是因为柔顺居于下位。“借”是承垫的意思，“茅”是柔软的，“白”是洁白。茅这种东西虽然单薄，却用于祭祀时承缩酒，仍然可以承当重要用途。处在大过的时代，阳超过阴；初六以柔顺处在下位，以柔顺承接，所以不违逆众多小人；以洁白使自己美善，所以不被众多小人污染。谨慎恭敬到了极点，就像祭祀之物不直接放在地上，还要用白茅承垫。用茅承垫尚且可以，还必须使用洁白的茅。自我谨慎、自我洁净，修身之道已经达到极致。如果能够谨守这种道理，并推行到实际事务中，就没有什么会失误了。天下的道理，绝不可以过分，只有在敬慎上过分，才正是无咎。道理不明时，贤者会超过常情；道理不能实行时，智者会超过常情。为了正直而过分，可能变成像证父之直那样；为了防守而过分，可能变成像离母之廉那样。初六所说的极端敬慎，是说我宁可庄重恭敬过度，也不要有安逸放纵的过失；宁可谨慎畏惧过度，也不要有轻率随便的过失。不必等看见什么才开始戒慎，即使是自己没有看见，也要戒慎；不必等听见什么才开始恐惧，即使是自己没有听见，也要有所恐惧。以这样的心意行事，就能保存本来具有的天理，在人欲将要萌发时加以遏制，从而没有过咎。《象传》说：“柔在下也。”以柔顺居于下位，本来就应当在敬慎上超过常度。潘氏说：初六以一个柔爻处在四个阳爻之下，就像用一片白茅承垫物品；过分奉承，又有什么灾咎呢？《系辞》说：孔子说：“如果把祭品直接放在地上也可以，那么用白茅承垫，又有什么灾咎呢？这是谨慎到了极点。”茅这种东西虽然单薄，却可以承当重要用途。谨守这种方法去行事，就没有什么会失误了。

译九二，枯杨树生出根芽，老翁娶得年轻妻子，没有什么不利。《象传》说：老翁娶年轻妻子，是年龄虽过常情却能彼此相合。杨树是容易受到阳气感应的树木，阳气过盛就容易枯槁。“稊”是根，在下部生长茂盛。阳刚大过，与阴相亲近就能相合，所以九二和九五都有生长的象。九二处在大过的初始，刚健而居中，与初六亲近并彼此相合，能够使用柔性，使刚柔相济，因此没有过于极端的失误，可以成就大过之功。就像枯杨生出根芽，根芽在下面繁茂，于是上部也会重新生长。所以老翁虽然年老而娶得年轻妻子，也能成就生育之功。枯杨生根芽、老翁喜爱年轻女子，都是超出通常的分际；然而阴阳能够相互结合，所以没有什么不利。一个人的功劳能够超过常人，只有在救助弱小、扶持衰败之中才能看出来。假如弱者不能被救助，衰弱者不能被扶持振兴，又怎么能看出其功劳大于常人呢？九二刚健过度却居中，又使阴柔壮盛而居中，足以建立超过常人的功业。九二济世的功劳，就像枯杨生出根芽，有萌芽抽发、枝叶舒展、花秀吐放的希望；又像老翁娶得年轻妻子，有振兴、早成、生育繁衍的征兆。扶持将要坠落的大厦，使已经倒下的狂澜回转；扶衰救弱，以刚中之道行事，前往哪里都会有利。九二的功劳，也值得赞美。《象传》说：“超过常情而彼此相合。”老年人与年轻人的结合，彼此相交超过通常的分际，就像枯杨生出根芽，也不是通常的情况。圣人借此来比喻非常之事。凡是君子举事，按常情来看似乎是过分的，按照最高的道理来说却是合中的。傅说使已经衰败的商国振兴，功劳确实超过常人，但傅说实际上实行的是天下的中道；仲山甫在微弱之际振兴周室，功劳确实超过常人，但仲山甫实际上遵循的是天下的常理。司马温公说：初六过于柔弱，九二过于刚强，刚弱相济，功业才得以成功。对于国家来说，就像刚毅的君主由宽柔的大臣辅佐，所以没有什么不利。杨氏说：九二向下亲近初六，这是大臣能够礼贤下士而得到助力。萧何推荐韩信，邓禹推荐寇恂，于是废弛的可以振兴，衰弱的可以扶持。九三，栋梁弯曲，凶。《象传》说：栋梁弯曲而凶，是因为不能得到辅佐。栋梁就是屋脊，处在中央；居于中央而由众多木材辅佐。九三、九四两个爻处在卦的中央，就像屋栋处在中央。处在大过的时代，要兴起超过常人的功业、建立超过常人的事业，如果不能刚柔适中、取用他人来辅助自己，就做不到。既然刚强过分，就不能与人共同遵循常道。平常的功业尚且不能独自建立，何况超过常人的事业呢？九三以大过的阳刚之性，又以刚强自居，却没有得到中位，是刚强过分到了极点。凭借过分刚强而行动，就违背中和，拂逆众人的意愿，怎么能承担大过的责任？所以不能胜任，如同栋梁弯曲，导致房屋倾覆败坏，因此凶。作为木材的主干、石柱的枢要，屋脊只有高耸挺立，才能不致败坏；稍有削弱，大厦就会倾倒。承担天下安危、接受君主托付的人，就是自身。只有卓然挺立，才不会失误；稍有偏斜，事业就会废弃。九三处在不得中的位置，既不足以胜任重任；刚强又被柔性牵制，也不足以担当大事。《象传》说“不能得到辅佐”，是因为刚强过分而失去中道，不能求取贤能来为己所用，反而仰赖、应和上六阴柔的小人，就像栋梁弯折，不能得到支撑和辅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杨氏说：九三的志向过于锐利，力量过于勇猛，本想辅佐上六这根栋梁，却恰好把它毁坏了，他大概就是陈蕃、窦武一类的人吧？程氏说：九三处在大过之中而使用刚强，巽卦的柔顺既已终止，又将转变，哪里还有运用柔性的道理？所谓“应”，是说志向相互追随。九三正当刚强过度，上六还能系住它的志向吗？司马氏说：大过卦的阳爻，都以居于阴位为吉，不以得正位为意义。九三居阳位而履刚，处在下体之上，刚狠强悍而固执偏激，是不能辅弼的。太刚就会折断，栋梁弯曲、屋宇倒塌，也是应该的。从前周公能下交白屋之士，不骄傲，也不吝惜礼节，所以能够承担周室的重任，而没有栋梁弯曲的凶象。九四，栋梁隆起，吉祥；若另有牵累，便有可惜。《象传》说：栋梁隆起而吉，是因为没有向下弯曲。九四处在接近君主的位置，承担大过的责任，也有栋梁之象。以阳爻居阴位，居柔位而能运用刚强，刚柔相济，就能胜任重任。像栋梁高高隆起一样，居处不向下弯曲以迎合下位。“它”指初六，九四与初六相应，志向彼此牵系。以九居四，刚柔已经合宜；如果又被初六阴柔的小人牵连，损害自己的刚强，就可惜了。【原阙】处在大臣的责任上，应当以自身承担天下的事务，不应因为他人而败坏天下的事业。固然不可过度使用刚强，也不可使自己的刚强受到牵累。过度使用刚强，就会与中正不协调、与理义不相合，不足以承担天下的重任；使自己的刚强受到牵累，就可能被应爻牵制，或屈服于柔弱邪曲之人，也不足以承担天下的重任。齐侯采纳营救昭公的谋划，亲自承担责任，这是可以的；如果被子犹的言论牵累，就可惜了。诸葛亮讨伐汉贼，亲自承担责任，这是可以的；如果被马谡一类的人牵累，就可惜了。九四建立大过的事业，亲自承担责任，这是可以的；如果被初六柔弱邪曲的小人牵累，就可惜了。《象传》说“不向下弯曲”，是说九四不被初六的阴柔牵系，不弯曲自身去迎合下位。唉！赵充国承担讨伐羌人的责任，不可以因武贤的议论而败坏谋划；裴度承担讨伐蔡州的责任，不应因宰相的言论而停止用兵。由此可见，承担重大责任的人，确实不能再受其他事物牵累。九五，枯杨树开出花，老妇人嫁给年轻男子，没有灾咎，也没有声誉。《象传》说：枯杨树开花，怎么能够长久呢？老妇人嫁给年轻男子，也可说是丑陋。

译九五处在大过的时代，本来以中正之德居于尊位，但下方没有相应的助力，上方又亲近阴柔过度的上六。它所得到的相济，就像枯杨开花，虽然有所萌发，却不能使枯木得到真正的益处。上六是阴柔过度的爻，象征老妇人；阴柔过度者得到阳刚来相济，就像老妇人得到年轻男子，虽然没有罪咎，却很不美好，又哪里能够成就生育之功呢？所以说无咎无誉。刚健而居中的君主亲近柔中之臣，就可以在国势衰微之后扶持国家，在天下混乱之后治理天下，大过之功并不难建立。九五却以过度的刚强亲近过度的阴柔，这就像凭借猛烈、狭隘、强横的气势，亲近柔弱邪佞的人；凭借软弱奉承的声调和脸色，亲近防谄面谀的人；凭借这样的作为想要成就大过之功，没有能够成功的。枯杨生出根芽，根本坚实，还有重新生长的道理；枯杨只在枝叶上受气而开花，不过是表面现象，它的枯槁不能真正复兴。老翁娶年轻妻子，虽然超过通常分际，尚且有生育的可能；老妇人嫁年轻男子，则生育之理没有根本，羞耻和可惜也无法避免。天下的形势到了这种地步，没有倾覆危亡的灾咎，已经是幸运了，哪里还有长久安定的形势可以称誉呢？没有动乱离散的灾咎，已经是幸运了，哪里还有长期治理的事业可以称誉呢？《象传》说：“怎么能够长久呢？”又说：“也可说是丑陋。”唉！凭汉武帝的英明锐进，却由公孙弘的阿谀奉承辅佐；没有亡汉的灾咎，已经超过应得的结果了，哪里足以希望得到兴复汉室的声誉呢？凭唐德宗的强干明断，却由卢杞的邪曲媚上辅佐；没有亡唐的灾咎，也已经超过应得的结果了，哪里足以得到兴复唐朝的声誉呢？不过，九五幸而无咎，也是因为它居中。如果过度刚强如秦二世的暴虐，所亲近的柔弱者又如赵高的谄佞，即使想要无咎无誉，能够做到吗？杨氏说：九五是阳刚的君主，却只能无咎；又说无誉，又说怎么能长久，又说也可丑，为什么呢？大概是九五以刚居刚而刚强过度，三个阳爻不为它所用，反而只依靠上六阴柔的小人作为助力。鲁昭公想除掉季氏，却依靠公衍、公为；邵陵厉公想压制司马氏，却依靠曹爽；唐文宗想除掉宦官，却依靠训、注，这些都是“何可久”的验证。树木枯了却开花，是加速它枯死，所以说怎么能长久。女子出嫁后称为妇；已经出嫁的妇人失去节操，娶了失节的妇人而且还是年老的，这正是柔弱邪曲、无耻到了极点，所以说可丑。司马温公说：“上六以衰败的阴柔依附于盛大的阳刚，就国家而言，如同骄傲自满的君主依附愚昧庸常的大臣。”即使幸运地没有灾咎，也不足以获得声誉。九五不能超过上六，反而被上六所乘，因此有老妇人嫁给年轻男子的象。上六，过度涉水以至淹没头顶，凶，但无咎。《象传》说：过度涉水的凶险，不可责怪。有志于过度涉水的人，他的志向足以救济危难；但涉水过度而淹没头顶，是他的才能不足以救济危难。然而古人说，水深就穿着衣服涉水，水浅就提起衣裳涉水；过度涉水而淹没头顶，可以说是不知道变通，理应凶。虽然凶，却说无咎，是因为有杀身成仁、不求生而损害仁义的道理。召忽之死，可以说是凶险的，圣人却不愿过分贬低他，是因为他得到了杀身成仁的道义。身体是应当守护的，仁义也是应当守护的；二者不能同时保全，就牺牲生命来成全仁义。生命是我所想要的，义也是我所想要的；二者不能同时得到，就舍弃生命而取义。比干死于商朝末年的灾难，他自身不能保全，但比干的节操有什么过错呢？仇牧死于宋万的灾难，他自身不能保全，但仇牧的节操有什么过错呢？翟义死于王莽的灾难，他自身不能保全，但翟义的节操有什么过错呢？上六有过度涉水的凶险，是因为它一定认为临难时苟且求免是不合礼，战阵中没有勇气是不孝，侍奉君主而不献出自身是不忠，屈服于威武是不刚强。君主的事务需要承担，即使踩着白刃也不推辞；君主有过失需要进谏，即使甘愿遭受鼎镬之刑也不后悔。它冒犯险难，像过度涉水而淹没头顶那样凶险；然而它守节仗义的风骨凛然，没有什么能够超越，轻视生命而重视义理的志向坚定，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在岁寒之时显出正直之心，在严霜之中树立刚劲的节操；虽然有身体毁灭的凶险，但过失和罪责不能玷污它。《象传》说：“不可责怪”，是因为上六正直。志在拯救溺水者，合乎义理，就不应责怪。即便如此，君子也不以不合乎道理的苟且赴难为可贵，君子也不轻易赴死。管仲没有为子纠而死，因而成就了辅佐齐国的功业；季友没有为子般而死，因而成就了辅佐鲁国的事业。至于荀息，遇到昏乱的君主，即使为卓子而死，又有什么名声可言？先轸逞强实现自己的志向，即使死于狄军，又有什么名声可言？由此可知，过度涉水的凶险，必须合乎道理，然后才能虽凶而无咎。文公说：“不可责怪，是他这样做是对的，怎么可以责怪他呢？”程氏说：上六以阴柔处在过度的极点，是小人，不能做超过常人的大事；它的过分超越常理，不顾危险和死亡，履险蹈祸，如同过度涉水而淹没头顶；这种凶险是自取的，还能再怨谁、怪谁呢？没有什么可怨恨责怪的。

译【坎下坎上】重坎：有诚信，只要内心亨通，行动就会受到赞许。《彖传》说：重坎，就是重重险难。水流动而不盈满，行走在险难中而不失信。只要内心亨通，就是因为刚健而居中。行动会受到赞许，是因为前往能够建立功绩。天险不可登越；地险就是山川丘陵。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险阻在时势中的作用，意义真是重大啊！“习”是重叠、重复的意思；“坎”是险阻、防卫。一条阳爻交处于两个阴爻之中，外表昏暗而内部光明，卦象是水；一条阳爻陷在两个险难之中，卦德就是险。上下都是坎，所以叫重坎。这是重重的险难，外虚而中实。阳实在中间，表示内中有诚信。天下万物的流动都趋向湿润低下，且不失信的，没有什么比水更像。看海潮涨落，不失日期，这也是守信，是有诚信之象。“只要内心亨通”，是说内心诚一，所以能够亨通。极其至诚可以感通金石，蹈行水火，还有什么险难不能救济，还有什么险难不能亨通？坎卦以能够行动而成就功效，正是因为内心亨通。凭借刚健居中的道理前往，就能建立功绩，所以值得赞许；如果不行动，就会始终处在险中而不能脱险。君子救济危难的要道，担忧的是实际德行不充足，而不是担忧实际功用不能施展。诚信是功业的根本，功业是诚信的作用。诚信存在于心中，收敛起来不满方寸，施展开来遍满六合；它是五常百行的根源，是行险平难的基础。只有诚信，才不会虚妄，视听言动才没有差错；只有诚信，才不会停息，始终先后才没有间断；只有诚信，才会专一，私意邪念才不能混杂；只有诚信，才会明察，精微的义理和奥妙的道理才能显明。诚信充实于内，正直真实而不虚伪，这颗心难道不会亨通吗？诚信存在于内心，即使不计较功效，行动也会受到赞许；而诚信所到之处，自然不会泯灭其功效。凭借这种诚信行于富贵之中，可以拨乱反正，可以拯救溺者、扶持倾危，行动值得赞许；凭借这种诚信行于贫贱之中，可以端正志向、处在艰难中，可以节制德行、安守困穷，行动值得赞许；凭借这种诚信行于外族之地，可以用中夏之道改变外夷，可以安抚外部而安定内部；凭借这种诚信行于患难之中，可以利于涉越大河，可以杀身成仁，行动值得赞许。诚信没有不能通达之处，正是它功效能够通达的地方；功效能够成就，也正是诚信能够成就的地方。论说重坎防险之道，大概应当仔细体察这一点吧？《彖传》说：重坎，就是重重险难。上坎下坎，两个险难重叠，说明险阻深重。水流动而不盈满，行走在险难中而不失信，这是用卦象解释“有孚”的含义。坎的卦象是水，天一之水流动而不盈满，一个坎刚装满就流出去，外虚中实，是有诚信的象；川流不息，运行有常，也是有诚信的象。行走在险难中而不失信，是说事情决定如此。又说：“只要内心亨通，是因为刚健而居中。” 这也是从卦体来说的。九二、九五的阳爻以刚健居中，所以有诚信而内心亨通。身体虽然处于险难，内心却亨通，也是因为刚健居中。又说：“行动会受到赞许，是因为前往能够建立功绩。”把“往”解释为行动，把“有功”解释为受到赞许；前往就能有功，行动就能脱离险境，所以说明至诚能够建立功效。“天险不可登越；地险就是山川丘陵。险阻在时势中的作用，意义真大啊！”这是推广文王言外之意，以赞叹卦义的广大。程氏说：山河、城池，是设置险阻的大端。至于尊卑的区别、贵贱的分等，明确等级威仪、区别器物采色，以及一切用来杜绝僭越、隔开上下的制度，都是王公体察险阻作用的表现。杨氏说：圣人担心王公不知道守险的道理，只是拘泥于设置险阻，所以又告诫说：“险之时用，大矣哉！”所谓“大”，是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关键在德而不在险。尧、舜住茅屋、登土阶，从未设置险阻而天下大治，是因为善于运用形势；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并不是没有设置险阻，但天下大乱，是因为不会运用。这样看来，险阻在时势中的作用难道不重大吗？横渠说：把事理看得透彻，决断时便没有疑惑，实行时又果断，这就是重坎而内心亨通。凡事都是如此。朱氏说：不知道时势，不懂得作用，行动又不合乎中道，反而会陷在险难之中；小则丧失自身，大则亡国。此卦变为离卦，卦象是外表昏暗而内部光明，是水的象；占问则表示凭借至诚前往，能够建立功绩。《象传》说：水流接连不断地到来，这是重坎；君子因此使德行恒常，反复熟习教化之事。水流前后不断，叫作“洊”。仅有一次水流不能称为“至”，必须是水流接连不断地到来。以地穴作为坎，水盈满一个坎之后，又流入另一个坎，也有接连而至的象。君子体察坎卦水流接连而至、顺势趋下、守信而有常、到来而不骤然的象。取其有常之象，使自己的德行长久，这是治理自身的诚意；取其重习之象，使自己的教化事务熟练，这是治理他人的诚意。发布政令、施行教化，必须使百姓对所听所见熟悉，然后才能服从，所以要反复申明、再三号令，这也是治理他人的诚意。体察坎卦，就要使德行恒常；体察重坎，就要反复熟习教化之事。洪氏说：德行，是用兵的德行。若说有恒常的德，就能够成就武事；若说七德，武就是教事，是关于军兵的教练之事；若说搜、苗、狝、狩，都是为了讲习军务而已。重坎取用兵的象。德行不恒常，就无法建立武事；武事不能建立，就无法救济险难。说“常”，说“习”，都是取水流接连而至的象，用来脱离险境。坎是北方的卦，北方肃杀之气，就是坎难。初六，重重险难，进入坎中的深穴，凶。《象传》说：重坎之中又进入坎险，是因为失去了正道，所以凶。坎是险，窞是险中之险。虞翻说：坎中小穴叫作窞。初六阴柔而不刚健，昏昧柔弱，没有援助，又处在不当的位置，不能走出险境，只会更加陷入深险之中，它的凶险是可想而知的。生在这个时代，为这个百姓做事，哪里能保证一定没有险难？只在于明白走出险境的方法。知道不仁就会受到羞辱，却仍然接近羞辱，反而加深不仁的羞辱；知道不善就会招来各种灾祸，陷入灾祸之后仍不改变，反而加深不善所造成的灾祸。初六处在重重险难之下，因为怠惰而弃置三正，已经招致险难，却仍不知扶植三正，反而加深怠弃所造成的祸患；因为轻慢侮辱五常而招致祸患，却仍不知率循五性，反而加深轻慢侮辱所造成的祸患。德行本可以救济险难，却反而背弃正道、败坏德性，更加陷入不恭敬的陷阱；义理本可以救济险难，却反而把利益置于义理之前，更加陷入财利的深渊。说“进入坎窞”，可见其凶险也很严重。《象传》说：“失道凶也。”正道的得失，是吉凶区别的所在。唉！趋向安稳、躲避危险，是人的常情；如今初六却反而趋向危险。人通常趋向容易、躲避险难；如今初六却反而趋向险难，也实在可悲。

译我听说：所谓道，不过是仁义中正罢了。守住它是可贵的，实行它是有利的，扩充它可以与天地相配，哪里是难以知晓的？只是人不守、不行、不扩充罢了。诚斋说：初六是阴柔的小人，设置险阻来防范君子，还认为险中不够，又在险中挖穴，可见它防范君子已经不遗余力。然而使人陷入陷阱的人，必定也会陷入自己的陷阱；使人处于险境的人，自己也必然处于险境。舍弃正道而防范善类，没有不使自己陷入险境而遭凶的。所以宦官势盛，党锢之祸便兴起；党人死去，宦官也随之灭亡；商鞅制定严法，最终自己被车裂而死，也就是这个意思。杨氏说：在坎险的时代，君子和小人都可能经历险难，只是有的人能够防备，有的人不能防备。君子有才能，足以走出险境；小人没有才能，只能陷入险境。陈、蔡被围，匡人作乱，最终能够解脱，是因为孔子的才能足以承当这些事情。九二，坎中有险，只能求得小的收获。《象传》说：只能求得小的收获，是因为还没有走出险境的中心。九二处在坎险的时代，位于上下两个阴爻之间，是极其危险的地方，所以说有险。然而它具备刚健而居中的才能，刚健足以自我防卫，居中则行动不失宜；虽然还不能走出险境，也可以稍稍自救，不至于像初六那样凶险。九二刚健而居中的才能，难道不可以使这个时代的困厄亨通、建立极大的功业吗？为什么只能小有所得呢？大概是因为在险难的时代，上面对它的当时君主不能与它相应，下面自身又不能通达，不能施展经纶天下的学问，只求取出仕或退处的义理，这样就可以了。梅福遇到汉朝灾难将要发生时，飘然远避，也不过是走出险境而不玷污自身罢了。陶潜遇到晋朝祸乱而无力挽救，便毅然归去，也不过是走出险境而保持自身清白罢了。大功大业，固然不是九二所能做到的。《象传》说“未出中也”，是说还没有走出两个阴爻险阻的中心，所以所求只能止于小有所得。即便如此，被囚禁的箕子最终仍把《洪范》传给周室；身陷囹圄的狄仁杰最终仍使唐朝大业复兴。这两个人所成就的，哪里只是小小的功劳呢？《彖传》指九二、九五刚健居中，以说明前往会受到赞许，君子还应当对此仔细体察。杨氏用文王被囚于羑里的事情来对应九二，只有以刚健居于柔位，外物以刚强相争，而自己以顺从求取，或许能够稍稍得到济助。六三，来去都是重重坎险，险难而且枕伏其中，进入坎中的深穴，不可有所作为。《象传》说：来去都是重重坎险，最终不会有功。【原阙】

译下卦坎将要结束，上卦坎又接续而来，所以有这样的卦象。“险”指下卦的险难，“枕”又指枕临在上卦的险难之上。“枕”，是倚靠着而不得安稳的意思。六三阴柔，既不中又不正，处境使它进退都不善，居守也不可。所以向下便陷入坎险之中，向上便又遇到重重险难。这是险难尚未平定而仍在险中，尚不能说没有灾咎。九五是刚健而居中的君主，本来应当能够救济险难。然而九二陷在险中，尚未能出险，其余各爻都是阴柔，也没有救济险难的才能，下面又没有辅弼之臣。君主即使有才能，怎么能独自救济天下的险难呢？卦辞说“只要已经平定，就没有灾咎”，这是对他的深切期望。必须真正已经平定，才可以没有灾咎。一个人君临天下，不能保证天下永远没有祸乱，只应忧虑自己没有拨乱反正的谋略；不能保证天下永远没有危难，只应忧虑自己没有扶危济困的策略。从“坎不盈”来说，就是水流还没有流出险地。这还没有流出险地，难道不是国家多难的时候吗？不是百姓流离失所的时候吗？不是奸雄割据的时候吗？不是外族侵凌的时候吗？时势尚未成功，本来就是这样。从“只要已经平定，就没有灾咎”来说，就是水已经充满并流出险地了。既然已经出了险，国家就终于得到安定，百姓终于得到安宁，奸雄终于畏惧威势，外族终于心悦诚服。其才力能够济险，也就是这样。象传说：“中未大也。”坎水没有充盈，说明险难还没有平定，而居中的德性还没有发扬光大；坎水已经平定，说明险难已经平定，而居中的德性也就光明广大了。周平王迁都东面，车轮的踪迹已经东移，却不能恢复西周的旧有规制；晋元帝单骑南渡，却不能收复中原旧有的土地。这也是坎水没有充盈、不能真正平定险难的情形，怎么能没有灾咎呢？朱子说：“九五虽然处在坎险之中，但凭借阳刚中正的德性居于尊位，那个时候也将要出险了。”九二和九五虽然陷在险中，但终究是阳爻，阳必然要发动，险难也不能永远困住它。像“有孚，维心亨”“如行有尚”等说法，都是阳爻所起的作用。杨氏说：“九五陷在上六、六四、九二等阴阳交错的险中，九二这个大臣也陷在初六、六三等阴爻形成的险中。好比唐代宗陷在藩镇的险难中而不能脱出，只有郭子仪能够使他脱险。然而郭子仪自己又陷在鱼朝恩、元载的谗毁之中；唐文宗陷在宦官的险难中而不能脱出，只有裴度能够使他脱险。然而裴度自己又陷在元稹、程异逐渐加深的谗毁之中。既然这样，那么两个君主怎能对付群小呢？两个大臣又怎能对付两个君主呢？”“中未大也”，意思是：君主虽然有刚健居中的德性，最终也不能成就大功罢了。小人众多而君子稀少，实在太严重了；即使暂时出了险，也仍然等于没有真正出险。上六：用徽纆捆绑起来，放置在丛生的荆棘中，三年不能出来，凶。象传说：上六失去了出险之道，所以凶，长达三年。上六以阴柔之性处在险难的极点，是陷入险难最深的爻。这里以牢狱作比喻：像被徽纆捆绑，放在丛生的荆棘之中，长达三年之久都不能免脱。它的凶险可想而知，这是失去了救济险难的道路，因而不能出险。管仲说：“像害怕威势如同害怕疾病，这是百姓最好的状态。能够得到远离险难的道路，就在于此。”孟子说：“死于桎梏之中的人，并不是死得合乎正命。失去远离险难的道路，就会这样。”上六阴柔，不能得到救济险难的道路，因此辱没自身，损害品行，招致灾咎，执迷到底，正是陷入险中而不能出来。遭到徽纆的捆绑，遇到丛棘中的幽闭囚禁，筋骨被束缚，身体皮肤受损，这是陷入险中而凶。三年过去，天运多次循环，仍然不能免脱，这是陷入险中而终于凶险。上六陷入险中，难道是自己造下罪孽而不可逃避吗？象传说：“凶，三岁也。失道而入险，理应最终凶险。”唉，道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箕子虽然被囚为奴，后世并不以此讥讽他；公冶长虽然身陷囹圄，圣人也不认为这是他的罪过。这些人都是遭遇险难却没有失去正道的人。作为君子，只应审察自己是否得道、失道，以及偶然遭遇的吉凶，其他事情不必过问。杨氏说：“君臣相互救济，是天下最大的福分。”上六凭借阴柔的资质，窃取权势的重任，乘凌九五之前，这是小人蒙蔽君主的明察而控制君主。唐文宗说：“周赧王、汉献帝受制于强大的诸侯；如今朕受制于家奴，朕大概还不如赧王、献帝。”这大概就是坎卦九五遭遇众多阴爻，又受制于上六强横势力的情形吧？然而上六难道最终能够免除祸患吗？宦官被诛杀，而唐朝也随之灭亡，这就是徽纆、丛棘所象征的祸患。三年中拘执九五而不能使其脱困，是因为上六强盛；又过三年便凶，是因为它的势力穷尽。它暂时虽然强盛，长久必然凶险。耿希道说：“处在险中，贵在能够超越险境，超越了，身体就能免于险难；使用险势，戒在过度，过度了，就会使人害怕它的祸害。”上六在上，并不是处在险难中的人，而是使用险势的人。使用险势过度，就会强迫他人使自己服从，所以用徽纆捆绑，把人放进丛棘之中，尽量施加威势。即使持续三年，等到威势穷尽，仍然不能得到与从前一样的服从，那么对上便有失道的名声，对下便没有使人悦服的实际。处在下位却失去居险之道的，是初六；处在上位却失去用险之道的，是上六。初六是过于卑下，上六是过于暴烈。《周易衍义》卷七 《经部，易类，周易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