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衍义卷五　　　　　　元　胡震　撰

译子路评价管仲时，以功业来说：管仲有九次会合诸侯的功劳，子路却没有一天的显著功绩。然而曾西对待子路却惊惧不安，对待管仲却愤怒而鄙视。这是为什么？子路是想以自己的标准驰骋天下，却没有取得功效的人；管仲则是采用诡诈的机遇而取得功效的人。凡是做事只求有功，只求取得成功，必然会落在智谋功利的末端，而不遵循天理的正道，这不是圣贤之道。因此可知，随卦初九不必担心出行交往没有功效，应当担心改变主守时失去正道。杨氏说：初九主宰全卦的发动，处在事变开始之时，或许就是古代发动大难、面对大变、决断大议的人吧？主宰这种变化，如果没有凭借天下的正道，开启天下的大公，就看不见它能够成功。所以守正则吉，公正则无失。董公提出发兵防御的建议，并指称项羽为贼，因此成功；王晁错决议削夺诸侯封地，汉朝因此失去那些土地，终于导致祸乱。守正则吉，不正则凶。舍弃御事艰难重大之言，听从十个人的谋议，所以成就东征；采用训注小人的策略，舍弃裴度、李德裕的贤能，所以酿成甘露之祸。公正就有功，私心就无功。出门而交，正如震卦出而与兑卦交往；此处发动，彼处喜悦，随道因此有功而没有失误。六二：系属于小子，失去了丈夫。《象传》说：系属于小子，就不能兼得两者。人所随从的对象，若合乎正道就远离邪恶，若随从错误就会有所失去。和小人结合，就会同君子分离，没有同时跟从两者的道理。随卦六二阴柔而没有自立能力，初九阳爻在下，是小子；六二便跟从初九而系属于他。六五是上方正应，是丈夫；六二却远离他而失去他。所系属于的不是应当系属的对象，所失去的也不是应当失去的对象，这是六二昏暗愚昧到了极点。六二系小子而失丈夫，必定是亲近佞巧而失去正直，亲近柔弱善顺而失去诚信宽厚，亲近偏僻之人而失去博闻之士。陈相系属于许行，于是失去了陈良；范增系属于项羽，于是失去了汉高帝；李陵系属于匈奴，于是失去了汉武帝。系属于邪恶，就会失去正道，这是必然的道理。《象传》说“不能兼得两者”，是用来告诫人跟从正道必须专一。虽然如此，天理和人欲不可能同时并立。六二如果能够防止邪恶、保存诚心，迁善改过，使一心之中尘垢洗净、镜子明亮，那么又哪里会有系小子、失丈夫的事呢？杨氏说：以刚随从人叫作“随”，以柔随从人叫作“系”，因为刚能够自立，而柔不足以自立。六二阴柔，既缺乏明察，又缺乏决断；缺乏决断，所以不能违离近处而趋向远处。缺乏明察，所以在两者之间不知道应当选择谁。六三：系属于丈夫，失去了小子；随从而有所求，能够获得利益，居守正道。《象传》说：系属于丈夫，是因为志向舍弃了下方。丈夫是九四，小子是初九。六三与初九同属下卦，距离初九很近；但它系属于九四，于是失去了下方的初九，舍弃初九而跟从上方九四，这是舍弃下方、随从上方，如同昏暗跟随光明、行事跟从善道，是随从得宜。人向上随从，而上方又接纳他，那么凡有所求都可以得到。但又不能违背道理、枉曲正道来随从上位，所以说“利居贞”。离开邪恶而跟从正道，固然是随道的善处；但内心和意志不正，尤其是大的过失。孺悲想见孔子，似乎已经找到应当跟从的人，但孔子不见他，为什么？因为他的志向不正。滕更跟从孟子，似乎已经找到应当跟从的人，但孟子不回答他，为什么？因为他的志向不正。由此可知，随的意义真是广大啊！依附众多曲邪之人而失去众多正人固然不可以；依附正人却使自己枉曲，也尤其不可以。必须对外不失去正人，对内不失去自我，才是随道的善处。《象传》说“志向舍弃了下方”，是说上方随从九四这个丈夫，下方舍弃初九这个小子，所随从的若是这样，似乎没有其他可说的了。处在随的时势中，若有尊贤敬长的志向，那么即使愚昧也会变得明智，即使柔弱也会变得刚强，这就是随从而有所求并能得到。司马温公说：六三没有中正的德性而不凶，是因为它所随从的是合适的人。所以君子要谨慎选择自己志向所跟从的对象。听从长者的谋虑，就有保全自身的阶梯；采用小人的愚妄，就有走向危亡的开端。《易》说：“系丈夫，失小子。” 九四：随从而有所收获，守正也有凶。有诚信而处在正道上，凭借明哲之智，能有什么灾咎呢？《象传》说：随从而有所收获，按其道理说是凶；有诚信而处在正道上，是明白功业之道。取得天下人的心，使天下人归随，这是人君之道。九四凭阳刚之才，处在大臣之位，距离君位很近，又取得人心的归随，即使守正也有凶，何况不正呢？只有内心怀有爱戴君主的诚意，对外尽到做臣子的道义，以明哲保身的操守来保全自己，才能保住功名而没有危险和猜疑的凶祸。最难处置的是大臣之位，不难处置的也正是大臣之位。随卦九四说“守正也有凶”，是因为它所处的形势；说“能有什么灾咎”，是因为它所遵循的道理。所谓“随从而有所收获，守正也有凶”，对于人君而言，是众人只随从自己，因而有擅自掌握国柄的嫌疑；对于百姓而言，是众人只听从自己，因而有自行施加威福的非议。声望尊贵而责任重大，这个位子似乎很难处置。然而如果使诚信得到信任，并使正道明白，就可以用正道使君主达到安定、富足、尊贵、荣耀；可以用这条正道使百姓达到安定太平；可以使诸侯尊奉天子；可以使整个时代遵循纲常。这样就没有逼迫君上的嫌疑，没有专擅国政的过错，也没有玩弄威权的失误。上位安定、下位顺从，这个位子又有什么难处呢？只是由于人不能明白这个道理，才会出现窃取君权的罪过，才会发生俸禄脱离公室的祸端。假使这种道理在心中彻底明白，即使处于盛世，他也会谨慎戒惧，绝不至于落到那种地步。《象传》说“按其道理说是凶”，是说他所处的势力强盛，含有凶的道理；又说“是明白功业之道”，是说所遵循的道理正当，具有明哲保身的功效。以“守正也有凶”来警戒他，以“能有什么灾咎”来教导他，圣人立教的意义清楚了。程氏说：地位极高却没有逼迫君上的嫌疑，势力重大却没有专擅强横的过失，不是圣人、大贤就做不到，伊尹、周公、孔明就是这样的人。其次如唐代郭子仪，威势震动君主而君主不疑他，也由内心有诚信、处事没有严重过失所致。九五：诚信地信从善美之人，吉。《象传》说：诚信地信从善美之人而吉，是因为处在正中之位。

译“嘉”就是善。嘉谋、嘉猷、嘉德、嘉绩，都是善。九五以阳刚居中而得正，是喜悦地随从善道的主人，又与六二这个正中之臣相应。这是圣明君主至诚地乐于听从天下的善言，哪里还有比这更大的吉利呢？随道以得到中正为善，随道的吉利只在于跟从善。跟从善的诚意达到极点，跟从善的福也会随之到来。世上的人君，如果对善事不加违逆，就是接纳忠言、容纳劝谏、尊重德行而喜爱正道，可以凭此兴盛国家。这样又有什么不好于随从呢？如果对不善之事也不加违逆，就是苟且顺从、轻易相信、没有定见，可以凭此败坏国家。这样又有什么可取于随从呢？从前周王诚实相信褒姒，导致狄戎之祸；秦二世诚实相信赵高，导致咸阳的变乱；汉武帝诚实相信王恢，导致马邑之败。所随从的不是善，凶祸本来就是如此。九五诚信地信从善美而吉，必定是只对臣下的嘉谋、嘉猷、嘉德、嘉绩、嘉师加以信任和听从，所以才吉。这大概就是尧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众人，汉高祖听从劝谏如同水流而下，唐太宗引导人们使他们进谏的情形吧。《象传》说“处在正中之位”，是说它居于中正之位，具备中正的德性，又向下与六二这个中正之臣相应。他所诚信信从的对象，本来就具有中正的美德。上六：把他拘禁捆系起来，于是又用绳索维系他；王在西山举行享祭。《象传》说：拘系到了上六这个位置，是因为随道已经到了穷极。上六凭柔顺的德性，处在兑所代表的喜悦、随从的极点，取得民心的随从，牢固结合而不可解，没有什么可以比喻。仿佛有人把他拘禁捆系起来，这个比喻还不足；又仿佛有人把他捆住并用绳索维系。即使逃走也不能脱身，辞谢也不能被听从，何况还能够找到间隙而离开吗？从前太王、王季、文王在西山举行享祭，是取得人心的跟从而不可解脱。西山就是岐山。说“拘系”，是表明人心开始时就没有离去；说“维之”，是表明人心最终完全归同。周家兴起王业，从由豳迁到西山开始，因而开创了王道的基础；从迁到丰并走出西山开始，因而发展了王道的传承。这并不是周家强迫人心来跟从自己，而是理义浸润于人心，德泽洋溢于四方，人心自然不能不归随。周家并不是有意谋划王道的兴起，而是天下人由此归附，忠良之士由此拥戴辅佐，王道自然不能不兴起。此后，武王继承太王、王季、文王的事业，以三千臣下同心，以八百诸侯之国自行会合。民心的归随与西山的归随没有不同，所以从前一旦穿上战衣，天下就安定了；尊贵地成为天子，富有四海，宗庙享受祭祀，子孙得以保有天下。所以王道的兴起，在西山开始，在镐京完成。《象传》说“上穷”，是说它处在一卦的极点，取得了随道的极致。文公说：处在随的时代，阴柔之人不能自立，必须依附阳刚之人才能立身，所以三个阴爻都说“系”，取的是依附于人而能够自立的象。▯【巽下艮上】蛊卦：元亨，利涉大川；甲日以前三日，甲日以后三日。《彖传》说：蛊，是刚爻上行而柔爻下行，巽顺而止，所以是蛊。蛊卦元亨，因而天下得到治理。利于涉越大川，是说前往有所作为。甲日以前三日、甲日以后三日，是说终结之后又有开始，这是天道的运行。《左氏传》说：“风吹落山，女子迷惑男子，长女处在少男之下，扰乱了他们的情感。风遇到山而回旋，万物都被扰乱，这就是有所作为的象。所以说‘蛊就是事情’。既然事物已经败坏而去治理它，也同样是事情。自古以来，治理必因乱而起，混乱必然开启治理，这是自然的道理。蛊之所以能够元亨，是因为能够整治它。整治它，弊病就会革除，事情就会得到治理，从而能够达到大亨。大的事务，是救济时世的艰难险阻，如同涉越大川之所以有利；又应当懂得甲日前后之义，以更新天下而垂范后世。想要贯通治理天下的道理，必须先救济世道的变乱；想要救济世道的变乱，必须先取法于天道。天下否泰相因，从来没有倾覆否塞而不转为泰通的；天下剥复相继，从来没有终究剥落而不再复生的。蛊所谓元亨，是说在蛊乱之际不能没有危险，天下沉溺由我援救，变故冲击由我救济，众说形成的风波、人情中的险恶曲折，由我平定。解除中流失舟的变化，平定生民所处的险恶艰危，治理之道才开始得到亨通。然而把它推行到具体事务的粗略层面，也没有不穷尽天地的妙理。甲日以前三日谋划，是取法天道的辛，以更新天下的治理；追究弊病所以形成的原因，施展振作整新的功效。甲日以后三日谋划，是取法天道的丁，达到丁宁慎重、反复审察的意旨。祸患还有没有完全除去的，利益还有没有完全兴起的；弊病已经去除却又重新发生，还要考虑它将要发生的情形，反复丁宁告诫，思考预先防备的方法。甲日以前和甲日以后之所以取法天道，难道又不是救济人事的根本吗？《彖传》说：“蛊，刚爻上行而柔爻下行，巽顺而止，所以是蛊。”刚爻上行而不下降，柔爻下行而不上升，于是上下之情彼此隔绝而不能贯通；巽顺而不刚健，艮止而不行动，于是上下的才力彼此衰弱而不能有所树立。天下的事情怎么能不败坏呢？这就是此卦之所以为蛊。又说：“蛊卦元亨，因而天下得到治理；利于涉越大川，是说前往有所作为。”《易》的道理是穷困就变化，变化就通达，通达就能长久。因此，已经败坏的事情还应当振作使它重新兴起；前往有所作为，见到险难便行动，行动就能救济险难，所以能够达到治理。又说：“甲日以前三日，甲日以后三日。”终结之后又有开始，这是天道的运行。有开始就必然有终结，已经终结就必然又有开始，这是天道。圣人懂得终始的道理，所以能够推究事情的起始及其所以然，考察事情的终结并防备其将要发生的情况。在甲日以前三日、甲日以后三日为此谋虑，所以能够整治蛊乱而取得元亨的治理。大力救济艰难，努力扶持忧患危急，这是整治蛊乱的开始。先于天道而谨慎开始，顺应天道而谨慎终结，这是整治蛊乱的中间事务。四海交通顺畅，众生得到治理，这是整治蛊乱的最终事务。杨氏说：周宣王处在周厉王之后，当时纲纪和文物败坏；宣王振作而使之重新兴起，恢复文王、武王的疆土，使诸侯在东都重新会聚。他所以振作兴起，正是因为北伐玁狁、南征蛮荆、涉越大川，仅仅在这些事情上用力而已。朱氏说：汉朝曾削夺诸侯的土地，唐朝曾讨伐弑君的贼人，命令一下便兴兵，言语一出祸患随即而来，是因为不明白治理蛊乱时甲日前后之义。此卦变为随卦，卦象是风在山下回旋；蛊是万物败坏，具有蛊乱的象。占问得到此卦，前往有所作为就元亨。《象传》说：山下有风，这就是蛊卦；君子因此振作民众、培养德性。

译山这种事物，以止静为本体；风这种事物，以散动为作用。这说明事情产生在原本无事的地方。因而形成蛊卦的象。君子由此认为，天下的大事常常潜伏在无事之时。所以在平时闲暇的日子，对民众要致力于振作他们的气力，使他们勤力，这是相互养育的道理；不能让人因懈怠而自求安逸。对于自己，要致力于涵养德性，使德性日新又新，不能产生安逸享乐、自我止息的念头。君子所说的事务，没有超出这两件事的。《中庸》说成就万物是智，成就自身是仁，这是合并内外的道理，所以要随时施行而合宜。培养德性，是振作民众的根本。初六：整治父亲留下的蛊乱，有了这样的儿子，父亲可以无咎；虽有危厉，最终吉。《象传》说：整治父亲留下的蛊乱，心意在于承继父亲的事业。蛊就是事情。各爻都取整治事务作为意义。蛊不是创始之事，而是曾经经营过却已经败坏的事情；弊坏之后加以改变，就可以得到治理。初六处在全卦之首，前面没有先于它的人，具有父亲去世、儿子继承的象，所以说是“继承父亲已经建立的事业”。能够整治父亲留下的蛊乱，就是有这样的儿子；有这样的儿子，父亲才无咎，如同周武王所说“惟我文考没有罪过”，意思相同。初六处在下位，没有应爻，属于巽体而柔弱；儿子整治父亲的事业，必须能够成功济事，才不会连累父亲，所以虽然危险，只要能够戒惧，最终就可以吉。天地人伦中，没有比父子关系更重的了。父亲和儿子本是一体，只是分为两口气息。自己的德行善，就是父亲的德行善；自己的功业，就是父亲的功业。儿子整治父亲留下的蛊乱，必须能够振兴父亲没有举办的事情，治理父亲没有修整的事务，整治父亲没有除去的败坏，然后才能不连累双亲，保住基业，守护宗庙，长久拥有名誉，这哪里是容易说的呢？不忘记危惧，还可以坚持到底；一有轻慢忽略，凶祸就会随之而来。一定要像面临深渊、脚踏薄冰那样，道路要走正道而不走小径，乘船而不在水中游泳，常怀警惕和危厉之心，才可以最终获得吉利。《象传》说：“心意在于承继父亲的事业。” 这是说，整治蛊乱的意图，在于承继父亲的事业。懂得伤害自己的身体，就是伤害亲人的道理的人，才可以和他谈这个道理；懂得早起晚睡而不使自己的生身父母蒙受羞辱的人，才可以和他谈这个道理；懂得恭敬谨慎、仿佛不能胜任、仿佛将要失去什么的人，才可以和他谈这个道理。那些不知道自身是父母枝条却不恭敬的人，就是不孝。九二：整治母亲留下的蛊乱，不可固守刚正。《象传》说：整治母亲留下的蛊乱，是取得了中道。九二以阳刚之臣辅佐柔弱之君，又与六五相应，所以阳刚之才处在下位，整治上位之事；这是以儿子整治母亲留下的蛊乱为义。儿子对母亲，以柔顺相合，以刚强则相违。父亲之道配合天，天以刚为主，必须刚健中正才合其德；母亲之道配合地，地以柔为主，必须柔顺宽厚才合其德。如今儿子整治母亲留下的蛊乱，就是修整内政中尚未修治的地方，整顿内务中尚未整饬的地方；母仪已有条理的，就加以辅佐；冢妇、介妇各有职任的，就替她们分派安排。从容和缓，顺成她的美善，匡正救助她的过失，使她本人端正、事务得到治理，也就够了。说“不可守正”，是说不可一味施尽刚直之道。如果伸张自己的刚直之道，骤然强行矫正违拂，就会伤害恩情，所造成的损害更大，又怎么能够进入母亲的内心呢？有人说：干预外政，不是妇人的事务。六五具有母道而止于外，九二具有子道而巽顺于内。正因为母亲干预外政而造成蛊坏，作为儿子的应当巽顺，用柔和的声音承顺并作细微劝谏，使她本人端正、事务得到治理，这才是孝。又说：儿子侍奉父母，并没有两种不同的道理。圣人在初六垂示警惕危厉的训诫，在九二垂示不可固守刚正的戒条，为什么呢？回答说：初六以柔弱之性承担父亲的事务，应当自我警戒柔弱而不能胜任；九二以刚强之性承担母亲的事务，应当自我警戒刚强过度。这只是分别举出他们各自的偏失来说。合起来说，承行父母遗留下来的事业，都不可没有危惧之心；承担父母所留下的事务，都不可有固守刚正而过度的过失。《象传》说“取得中道”，是说不固执地以刚强行事，而是用巽顺来施行，刚柔相济，取得中道。这一道理不只是儿子对母亲如此，以阳刚之臣辅佐柔弱之君，也同样如此。孟子侍奉齐王，齐王的弊政本来很多。齐王喜欢音乐，孟轲不能用韶、濩之乐立即使他端正，所以用与民同乐的事情勉励他；齐王好色，孟轲不能立刻用不亲近声色的道理使他端正，所以用太王的事来诱导他；齐王贪财，孟轲不能立即用不积聚货利的道理使他端正，所以用公刘的事来诱导他。因此，用巽顺使对方能够接受，是圣贤经常施行的办法；若固守刚直而完全施行，也未必能够进入对方的内心。虽然如此，侍奉亲人以恩情为主，侍奉君主以义理为主，又不可以只用一个方面来寻求。九三：整治父亲留下的蛊乱，虽有小的悔恨，没有大的灾咎。《象传》说：整治父亲留下的蛊乱，最终没有灾咎。承担父亲的事务，而得失相互参杂，九三就是这样。行动不能专断，事务不能只由自己作主；有含蓄而不冒犯，是做儿子的善道。九三整治父亲的蛊乱而有悔恨，必定是刚强过度、失去中道；改变父亲的弊政，或许不能没有更革的痕迹；修整父亲废弃的事业，或许不能没有有所作为的过失，所以有小小的悔恨。然而说没有灾咎，是因为它巽顺而又得正，能够劝诫并实行，却最终没有专断，所以无咎。虽然如此，天下的道理往往只在毫厘之间，观察不精细而损害道义的事情很多。父亲有能劝诤的儿子，就不会陷入不义；但申生的辩解反而使父亲陷入不义，这说明刚强也会因过中而成为祸患。儿子顺从父亲的命令，不足以称为孝；舜能够使父亲和谐，却从未因顺从而废弃人的大伦，这说明巽顺也不可以失去正道。刚强而能守中，巽顺而能守正，是子道的完备。九三为什么会是是非相杂呢？童溪说：九三刚强过度，是父亲的诤子；不顺从父亲的命令而加以劝诤，这就是小有悔。然而他的劝诤是为了使父亲免于不义，难道能说不是孝吗？这是君子所赞许的，所以《小象》说“最终没有灾咎”。

译六四：宽缓地对待父亲留下的蛊乱，前往行事会遇到羞吝。《象传》说：宽缓地对待父亲留下的蛊乱，前往行事没有得到成功。应当在衰败之时振作兴起它，这是整治父亲的蛊乱；应当在衰败之时任其委靡废弛，这是宽缓地对待父亲的蛊乱。六四才质极其柔弱，爻位也属柔，卦体又是艮止；止就是怠惰，柔就是懦弱。这是没有整治蛊乱才能的人，往哪里去会不遇羞吝呢？父亲建造房屋，他却不知道勤勉，不肯完成父亲奠定堂基、架构屋宇的事业；父亲开垦田地，他却不知道勤勉，不肯完成父亲播种、收获的事业；父亲建立基业，他却不知道勤勉，不肯抛弃或败坏父亲留下的根基。精锐在退缩中消磨，振作因废弛而败坏；以宽缓偷安来治理蛊乱，不懂得振兴才智、补救弊病的力量，反而只会使蛊乱更加严重。因此前往就会羞吝；这样继续前往，本身就是羞吝之道。《象传》说“前往行事没有得到成功”，是说他宽纵松弛地对待亲人的弊坏事务，所以有所前往却一无所得。唉！伯鲧有败坏荒废的事情，禹能够勤勉修治，所以能够使鲧配享于天；蔡叔有惑乱的事情，蔡仲能够谨慎治理，所以能够使蔡氏传承后世。不只是子道如此，臣道也如此。率先创作、振兴事务，反复省察才能成功。皋陶侍奉虞舜，所以如此；王事多艰，来不及安居；南仲侍奉文王，所以不留不处。三项事务办成，休父侍奉宣王也是如此。假使这些君子处在大臣之位，却用宽缓松弛的态度来对待事务，那么他们的悔恨和羞吝就不可胜言了。这就是儿子勤勉办理父亲事务便是孝，臣子勤勉办理君主事务便是忠。有人说：益卦所说的宽裕，是宽长而不设限，所以是善；这里所说的宽裕却是羞吝，为什么呢？回答说：益卦的宽裕，是宽洪广大而没有逼迫急切的意思；这里的宽裕，是宽缓废弛而没有严密的规制，所以不同。程氏说：六四所处的位置得正，所以以宽裕来处理父亲的事务，只能依循常规、自我守持；如果前往处理超出常规的事情，就不能胜任而招致羞吝。它柔顺而没有应援，怎么能够前往而成功呢？杨氏说：初六、九二、九三整治蛊乱之后，败坏的事情也已经稍有整饬。说“宽裕地对待父亲的蛊乱”，是劝它宽缓；说“前往会遇到羞吝”“前往没有得到成功”，是戒它不要急迫。这就像汉惠帝想有所作为，而曹参守持萧何的规矩而不妄为，因而成就清静、安宁、统一的治理，六四就是这种情况。六五：整治父亲留下的蛊乱，因而获得声誉。《象传》说：整治父亲的蛊乱而获得声誉，是以德承继父亲。创业开基的事务，不是刚明之君不能完成。继承世业的君主，虽然资质柔弱，只要能够任用贤能，就可以善于继承而成就美好的声誉。蛊卦中，初六的小臣首先倡导整治，九二的大臣掌握整治的权柄，九三的近臣勇于整治，六四的大臣只求宽缓，六五以柔德登上尊位，继承父亲而成就整治蛊乱的政治，又向下与九二阳刚之臣相应；这是能够任用有声誉、有才德的臣子，以众贤之德承继父业的人。他整治蛊乱而获得声誉，是行善并给亲人留下美名。太甲、成王，都是依靠臣下而获得声誉的。象传说“以德承继”，是说他有柔中之德，能够继承并成就亲人的事业，所以获得美好声誉。从前武王承继文王的治理，大功还没有完成，天下仍处于蛊乱；朋党各家互相结仇，民众的意志仍然迷乱。武王在此时继承父亲的志向、述行父亲的事业，整治文王想要治理的蛊乱，成就周家无穷的福祉。所以孔子称他达到了大孝，又说：“一旦穿上战衣，天下就安定；自身没有失去天下的美名。”那么武王在整治父亲蛊乱、获得声誉的道理上，岂不是做得很好吗？上九：不侍奉王侯，把自己的事业看得高尚。《象传》说：不侍奉王侯，是说这样的志向可以作为法则。有事情发生之初，却退避到无事之处，这不是臣子的正道；事情已经平定之后，却一定要制造事情，这也不是臣子的正道。蛊到了上九，说明蛊坏之事已经由初六、九二、九三、六五整治成功。整治到六五而获得声誉，已经没有蛊乱可再整治。况且上九阳刚，居于上下之间而没有应合，又处在艮体、位于事务之外，是贤人君子高洁自守、不被世俗事务牵累的人。在这种时候如果依附逢迎以求取宠幸，委曲求全而求取功名，没有高尚的节操，就会有丧失自我的羞耻。《小象》说“志向可以作为法则”，是说它处在没有职位的地方，没有承担事务的责任，却能如此自守，所存的志向可以作为法则。虽然如此，士人自我保持高尚，也不只有一种情形：有的人怀抱道德却不逢时，于是高洁自守；有的人知道适可而止、知足，于是退隐保全自己；有的人衡量能力、估计本分，安然自处而不求世人知晓；有的人清正自守，不屑于天下事务，只独自保全自身。所处情形虽有大小、得失的不同，都是使自己的事业高尚。曾经考察过，泄柳闭门不接纳宾客，段干木越墙躲避；他们的过失，是失之于过分急切而不够宽宏。乐正氏一类的人，却接受张仪的供养，像妾妇一样侍奉他；他们的过失，是沦于卑贱而可耻。得失虽然有大小的不同，但狭隘和不恭敬，君子都不会去做。只有圣人能够取得礼义的中正：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退止就退止，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迅速就迅速，从来不局限于某一偏端。韩文公说：假使蛊卦上九处在没有职位的地方，却造成不顾自身的节操；蹇卦六二处在王臣之位，却怀有高尚而不侍奉的心，那么冒进的祸患就会产生，旷废官职的讥刺就会兴起。志向既不可作为法则，也尤其不能最终无失。论说到这里，就知道“不侍奉王侯，把自己的事业看得高尚”，只有蛊卦上九才可以如此。▯【兑下坤上】临卦：元亨，利贞；到了八月有凶。《彖传》说：临，是刚阳逐渐增长，喜悦而顺从，刚居中位而有应；大为亨通而守正，是天道。到了八月有凶，是说阳刚消退不会长久。

译这是为阳刚之气增长而喜，为君子得时而幸；为阴柔之气增长而忧，担心君子忘记戒惧。阳代表君子，阴代表小人。“临”是两个阳爻正在增长的卦，两个阳爻渐渐增长，遍临于四个阴爻之上。这是我道大为亨通的时候，但有利于守持贞正以防患。然而自古天下没有一直安治而不乱的，阳气始于《复》卦，接着是《临》卦；阴气始于《姤》卦，接着是《遯》卦。从《复》到《遯》，恰好是八个月。两个阳爻增长成为《临》，两个阴爻增长成为《遯》。圣人体察天道来临御百姓，安治时不忘动乱，安定时不忘危险，存续时不忘灭亡，应当在《临》时戒备《遯》的到来。所以说：“到了八月就有凶。”阴道增长而阳道消退，君子应当知道戒惧。天下从未没有君子，也从未没有小人；这一方兴盛，另一方就衰弱，另一方增长，这一方就消退，这是必然的道理。泛观古今变化，汉元帝时，领尚书事的有贡禹、周堪，任拾遗的有刘更生、金敞，四位贤人一同进用，天子也向往并采纳他们的意见，也可以说是刚阳增长了。不久却陷入恭、显的罗网。汉灵帝时，陈蕃、窦武共同辅佐王室，李膺、杜密等人共同参与政事，名贤同心，士人都盼望治理，也可以说是刚阳增长了。不久却饮下曹节、王甫等人的毒害。神龙年间，任用张易之、张昌宗，就遭到诛戮；任用张柬之、崔元暐，就有凤阁鸾台的政绩。然而两个张氏的尸骨尚未寒冷，武三思的气焰已经炽盛。开元年间，任用萧至忠、岑义，就遭受刀刃；任用张九龄、张说，就能任拾遗、居紫薇之职。岑、萧的尸骨尚未腐朽，李林甫的锋芒已经锐利起来。这就是以柔弱消灭刚强，小人的罪过本来就很多。兴盛时忘记衰败，安治时忘记动乱，君子也不能说毫无过错。《彖传》说：“临，刚气渐渐增长，所以称为临。内心喜悦而外表顺从，阳刚居中而与之相应，以正道大为亨通，这是天道。”内心喜悦、外表顺从，不做矫强亢奋之事，足以成为以正道大亨通的根本而不与人相忤；阳刚居中而与君主相应，不做谄媚奸佞之事，足以成为以正道大亨通的根本而不屈己求容。以喜悦、顺从、刚中而获得元亨利贞，完全合乎天理。又说：“到了八月就有凶，阳气消退不会太久。”这是说八月很快就要到来，阳气不久便会被阴气消灭，不可不预先防备。圣人对于君子，赞许得极其充分，警戒得也极其深切。杨氏说：“阳气渐渐增长，就没有人能嫉忌他；以喜悦进取，就没有人能拒绝他；居中而和，就没有人能违背他。能够做到这三点，就大为亨通了；但一定要守正才可以。”这三点有一项不正，渐长就会成为奸诈，喜悦就会成为谄媚，和顺就会成为随波逐流。因为守正是天道。程氏说：刚健、正直、和顺，符合天道。以此临御人、临御天下，没有不大为亨通而获得正道的。卦义取自上而临下，以临御百姓为主旨。此卦变为《遯》卦，卦象是地临于泽，具有以上临下的象征。占问得到此卦，主大为亨通而有利于守正。《象传》说：泽上有地，就是《临》卦。君子由此体会到，教化百姓的思虑没有穷尽，容纳并保全民众的范围没有边际。泽在地上，地临于泽，这是以上临下、以刚临柔的象征。君子观察临御下民的象，体会泽水渐渐润泽万物，有所给予而不会枯竭，于是教化的思虑无穷无尽；宣扬光明的道德教化，使小人都归向君子。体察坤地广大厚重的德性，能够包容而不隔绝，于是容纳、保全民众没有边际；安抚天下，使小人始终不能成为百姓的祸害。教化的恩泽长久而不厌倦，容保百姓的功业广大而无所阻隔。君主以此作为临御百姓的道理，臣子以此辅佐临御百姓的政事，又怎么会有八月的凶险呢？教化百姓，使伦理明白；保护百姓，使生养得以完成，这就是运用《临》道。初九：以感通之道临御，守正则吉。《象传》说：以感通之道临御而守正得吉，是因为志在实行正道。天下没有两个势力能够并立的道理。以忠诚临御奸佞，忠诚者就吉祥；以正直临御邪曲，正直者就吉祥；以善良临御不善，善良者就吉祥。《临》卦初九，是阳刚增长而遍临四阴的象征。这不是说凭借智术临御，不是说凭借党羽临御，也不是说凭借权势临御，而是凭借德性则刚健，凭借所居之位则正当。因此初九临御四阴，是以道德之正、仁义之正、议论之正去临御，所以得到吉祥。《象传》说“志在实行正道”，就是志向在于实行贞正之道。程氏说：“咸，是感通。六四居近君之位，初九处在正位，二者相感而相应，所以初九以正道得到居位者的信任。取得上位信任有正当途径，能够实行正道，因此吉祥。” 九二：以感通之道临御，吉祥，没有什么不利。《象传》说：以感通之道临御而得吉，并不是一味顺从君命。九二从“九”来说是刚，从“二”来说是中，具有刚健居中的德性，以感通之道临御四阴；若从自身来看，自然没有什么不利；推到事情上，也没有什么不利。九是刚，刚则不向人屈服，欲望不被邪念牵引，也不会成为佞幸小人。其至诚不息，浩然之气不馁，大勇不会受挫，以此感通而临御群阴，自然吉祥，没有什么不利。二居中位，中则不过分，也无所不及；其喜悦顺从而不谄媚，其操守特立而不矫亢；清正不会流于狭隘，和顺不会流于不恭。以此感通而临御群阴，自然吉祥，没有什么不利。《小象传》说“并不是一味顺从君命”。九二以刚中之德与君主相应，所顺从的是道，不一定顺从君主的命令，却能获得吉利。不过，顺命有两种说法：臣子侍奉君主，在应当匡正、挽救君主过恶的时候，讲顺命就是错误；在应当顺势辅助君主成就美德的时候，讲顺命就是正确。君命不恰当，当然不必事事顺从；君命既然恰当，就只怕不能顺从。程氏说：“九二正值阳气增长而渐渐强盛，感动了六五这个居中而顺从的君主，二者交往亲密，所以得到信任而能实行自己的志向。” 所临御的对象吉祥而没有什么不利。这是因为具有增长的刚德，又居中位，以至诚相互感通，并不是由于顺从上位者的命令。六三：用甘言媚态临御，没有什么利益；如果已经对此感到忧惧，就没有灾咎。《象传》说：用甘言媚态临御，是因为所居之位不当；如果已经为此忧惧，灾咎就不会长久。

译六三居下卦之上，属于阴柔喜悦之体，既不中又不正，又乘在两个阳爻增长的势头上，因此内心不安，便用甘言取悦来临御他人，这是德行失误到了极点，毫无利益可言。若已经知道危险而感到忧惧，保持谦逊、守持正道，以至诚自处，就没有灾咎。使自己受辱、向佞人屈从，本来是小人的邪僻行为；改过向善，才是君子盛大的心志。宣孟有仁有义，最终却不能保全一生的节操；裴度有功有德，最终却不能托付六尺之孤。凡事往往有好的开始，却很少有人能有好的结局，我未尝不为他们最终不能成为君子而惋惜。夷之起初跟随墨子，后来又改从墨家，因此受到孟子的责难；陈平曾向吕后谄媚，最终却能服膺王陵的义节。起初不能坚持，却能谋求一个好的结局，我未尝不赞许他们最终没有成为小人。六三所谓“甘临”，就是便于逢迎、善于柔媚、惯于阿谀，违背道义而求声誉，以油滑妩媚的姿态取悦临御他人，只能看见它反道败德、伤害风俗、败坏教化，往哪里去会有利益呢？然而天下人的禀生同出于一元之气，刚降生时本来没有君子、小人的分别；所谓小人，只是因为禀气偏颇，又受到习俗诱导罢了。假使六三知道甘言媚态是错误的，能够忧虑自己不中而思求中，忧虑自己不正而思求正，那么天性就能保全，君子之道就在其中了，哪里还有什么灾咎呢？” 《象传》说“所居之位不当”，是说六三阴柔而不中不正，所以有用甘言取悦的过失。说“灾咎不会长久”，是说它知道用甘言临御的错误，因忧惧而自我惩戒，所以过咎不会长久。《临》卦正处于阳刚增长、泰运将来的时候，怎么能容许小人用邪说欺骗百姓，堵塞仁义呢？六三知道时势、认识变化，因恐惧而忧惧，回归善良的心便会产生，就可以弥补过失。这一爻，是圣人为小人打开改过向善的门路，提供自我更新的道路。六四：极其亲近地临御，没有灾咎。《象传》说：极其亲近地临御而无灾咎，是因为所居之位恰当。六四居于接近君主的位置，又紧挨下卦，是同下位者极其亲近地相临。临道重在亲近，所以以亲比为“至”。六四居正位，向下与初九相应；初九是阳刚贤者，六四有委托自己、任用贤人的美德，没有嫉妒贤能之心，因此这样临御下属，就是临御到了极点，所以没有灾咎。从六四自身所处的位置说，它阴柔而得正，没有邪僻柔弱的过失，没有侧身献媚的姿态，也没有偏私结党的牵累；自己正到这种程度，这就是极其亲近地临御而无灾咎的原因。从六四所应之人说，它以柔顺而应阳刚，能够把别人的才能当作自己的，确实能够容纳别人的贤德圣智，用以保全自己的子孙和黎民；亲近贤者达到这种程度，这也是极其亲近地临御而无灾咎的原因。《象传》说“所居之位恰当”。圣人赞许其所居之位恰当，说明它不是窃取职位、蒙蔽贤人的人。可是，必须先端正自己，然后才能亲近贤人。弥子瑕未尝不想亲近孔子，但孔子不依附他，是因为他不正；阳货未尝不想任用孔子，但孔子不听从他，也是因为他不正。自己能够成为贤者，然后贤者才会同类相从；天下从未有小人能够真正任用君子的。朱氏说：《临》是以大临小，六四居下卦之上，受到六五任用，又亲近下民，是得到君主信任而接近百姓的人。临御之道重在亲近，这就是临御到了极点。六五：以智慧临御，合乎大君的宜当之道，吉祥。《象传》说：合乎大君的宜当之道，就是实行中道。充实并彰明完整的明德本体，就能充分实现君道的作用。《临》卦六五，以阴柔居中之君，不自以为聪明，不玩弄机巧，不凭借智术，与九二刚中之臣相应，以诚心推任贤臣，任用贤人来临御下民，这就是大君的智慧；这就是大君所宜当的道理，吉祥自然可以知道。从前尧的智慧被说成如神，舜的智慧被说成大智慧，但尧、舜并不亲自使用自己的智慧，而是考察当世：掌管历法天象的有人，治理水土的有人，主管礼乐的有人，明察刑罚、辅佐教化的有人。尧、舜做君主，只是实行那些不必亲自操劳的事情罢了。何况《临》是君子之道增长的卦，六五又以柔中而与刚中的臣子相应，那么它临御天下，就一定会汇合天下人的聪明作为自己的聪明，汇合天下人的明察作为自己的明察，所以说：有智慧的人没有什么不知道的，最急切的事务是亲近贤人。尧、舜的智慧，就在于急切地亲近贤人。至于指鹿为马，那样的智慧算什么？这又是君主被自己的聪明蒙蔽了。《象传》说“实行中道”，正因为能够认识中道，所以能够实行中道；这就是它成为大君之宜的原因。上六：以敦厚之道临御，吉祥，没有灾咎。《象传》说：敦厚地临御之所以吉祥，是因为志向在于亲近内卦的君子。只有百姓的生命禀性本来厚重，却会因接触外物而发生迁变，这是先民的格言。所谓敦厚，是天理本来的状态，也是人心共同的本性。有时流于浅薄，并不是本性的罪过；人只要顺从自己的本性，深厚的德性就会显现。因此有临御之事就能处于顺道，守正就能相应，刚健而重视道义，没有不能善终的。人若不知道顺从自己的本性，浮薄的行为就会显现；因此一临御他人就轻慢自己，傲视外物，嫉妒贤能，没有能够善终的。上六的敦厚临御，处在坤地厚重的体性中，居于无位之地，柔顺而得正，能够以厚德乐善之心跟随二阳君子，以敦厚之道临御，礼义没有差错，福庆都会聚集。对内可以修养自身，对外可以使天下得福，长远来看还可以消弭八月的凶险，都以这种厚德为根基。《象传》说“志向在于亲近内卦的君子”。上六敦厚，跟随二阳君子，获得吉祥而无灾咎，是理所当然的。何况上六与六三相应，假使上六不敦厚，就会被六三这个以甘言取悦的小人诱引，又怎么会吉祥呢？杨氏说：《临》卦之时，两个阳爻正在增长，六五之君任用它们，六四的近臣与它们相应，上六这个无位的贤者也是如此；厚德君子能够逢到这样的时代，是多么幸运啊！”},{

译观卦（坤下巽上）。观卦说：举行灌祭而尚未进献祭品时，内心有诚信，仪容庄严肃穆。彖传说：伟大的观示居于上位，以柔顺而又谦逊的德性，守持中正来观示天下。所谓“举行灌祭而尚未进献祭品，内心有诚信，仪容庄严肃穆”，是说下面的人受到观示而发生教化。观察上天神妙的运行规律，四时运行没有差错。圣人依照这种神妙的规律设立教化，天下就会顺服。宗庙祭祀的礼仪，是用来表达诚心和敬意的。散斋七日，致斋三日。祭祀开始时，迎接尸入庙，天子洗手后才斟酒。“涗”就是盥洗；斟酒献给尸，尸接受后，把酒灌入地中祭祀，这叫作祼。祼礼之后，三献时进献生肉，五献时进献熟肉，这叫作荐。所以在各种献礼中，没有比祼礼更重要的；而盥洗时尚未举行祼礼，精神专一，诚意还没有分散，无言的诚信发为敬慎柔顺的仪态，表现为颙颙然的样子。因此，下面的人受到观示而被教化，如同金声玉振，无不具有敬慎柔顺之心。到了进献祭品时，礼仪文饰繁多，人的心意已经分散，不能像开始盥洗时那样精专了。所谓“观”这个字，从观看事物来说就是观；从使下面的人观看来说也叫观，例如楼观，称为“观”，是因为它供下面的人观看。君子居于上位，是天下人的表率和仪范，必须把庄重恭敬做到极致，这样下民仰观而受到教化。因此，作为天下的观示，应当像宗庙祭祀开始盥洗的时候，不能像已经进献祭品之后；这样下民就会竭尽至诚，颙然仰望。观的意义，就是圣人凭借德行和声望向人们显示自身。然而圣人虽有所显示，用来示范百姓的却不在粗显的形迹上，就像祭祀时，人们所仰望的是盥洗时的诚敬，而不是所进献的祭品。这正是所谓在上者以神妙的规律设立教化，在下者以诚心接受教化。上天生育众民，使万物各有其事物和法则；民众秉持常道，喜爱这种美德。上天运行的事情，无声无臭；用声色来教化人民，只是末等的事务。圣人依照神妙的规律设立教化，并非一定要显示庆赏来作为观示；不加赏赐，人民却自然自我勉励；并非一定要显示威怒来作为观示，不发怒，人民却敬畏得如同面对斧钺；并非一定要显示过分恭敬来作为观示，而是以笃实的恭敬使天下太平。正如祭祀之时，有诚敬可供仰望，却没有具体物象可供观看；尚未施加信令，人民就已经相信；尚未施加敬意，人民就已经恭敬。只见天下人迁向善道、远离罪过，却不知道王者教化从何处发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却不知道帝王之力存在于其中。有诚信，就是人心全都相信；有诚信而且仪容庄严肃穆，就是人心既相信又仰望。用“盥而不荐”来说，说明这种道理幽深而不可测；用“有孚颙若”来说，说明这种道理广大而使众人共同信服。这种道理的神妙之处，是不显现却彰明，不行动却使事物变化，无所作为却能够成就；它如鼓舞人心，人们在神妙的交感和精诚契合中自然受到感化，却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奥妙。象传说：伟大的观示居于上位，以柔顺而又谦逊的德性，守持中正来观示天下。这是根据卦体和卦德来解释卦名。上面有两个阳爻，下面成为四个阴爻所观仰的对象。九五居中而守正，凭借阳刚中正的德性成为下方所观仰的对象，其德行非常广大，所以说“伟大的观示居于上位”。“柔顺而又谦逊”，是合并上下两个卦体来取义。“守持中正来观示天下”，这是进一步说明九五的德性足以向天下显示和示范，所以这样说。又说：“举行灌祭而尚未进献祭品，内心有诚信，仪容庄严肃穆，是说下面的人受到观示而发生教化。”这是从训释意义上解释卦辞。又说：“观察上天神妙的运行规律，四时运行没有差错；圣人依照神妙的规律设立教化，天下就会顺服。”这是用来发明卦辞意义的。天下所观仰的，是圣人；圣人所观仰的，是上天。圣人为什么要取法上天呢？因为上天无言的教化体现在四时自行运行之中，而且没有差错，这就是所谓神妙的规律。神就是诚：体现在心中称为诚，作用于万物而神妙莫测称为神，其实是同一种东西。圣人向人设立教化，除了上天还能观法什么呢？他能够使天下观仰而受到教化，是因为无言的教化寓于开始盥洗之时，这就是所谓神妙的规律。《中庸》说：“至诚如神。”又说：“诚就会有所表现，有所表现就会显著，显著就会明白，明白就会发动，发动就会变化，变化就会形成教化。只有天下最至诚的人才能够使天下化育。”这一卦变为大壮卦，卦象是风行于地上，这就是观卦的象；占断在于内心具有诚信，于是便显得颙然可供仰望。象传说：风行于大地之上，这就是观卦的象。先王因此巡省四方，观察民情，设立教化。风行于地上，遍及各种事物，是巡视考察的象征。周遍观看四方，先王体察这一点，随着各地的情况，观察当地风俗，顺应民情而设立教化。这就是省视四方的本意。虞、周时代巡狩四方，就是这样。省视四方，是为了辨别五方各自的禀性；观察百姓，是为了考察方圆百里各不相同的风俗。风俗奢侈，就用礼来约束它，这就是省视四方、观察民情。设立教化，是让百姓有所观法。《观》卦是四个阴爻渐渐强盛、小人之道增长的卦。圣人改变阴阳消长的通常取法，取以上位示范下位、下位观看上位的意义。这本来就是想用神道建立教化，潜移默化地消除、制约，使正在盛长的阴柔之气都转化为阳刚，成为君子而自己还不知道。否则，四阴盛长，剥落之道增强，教化越来越微弱，小人越来越显著。这又更加证明《易》道是扶助阳刚、抑制阴柔的。洪氏说：“所设的教化不过是五教的纲目，但五方百姓风俗不同，所设教化不能一概施行。修明教化而不改变风俗，所以容易使人接受。” 初六：像儿童一样观看；小人如此没有灾咎，君子如此则可鄙惜。《象传》说：初六像儿童一样观看，是小人之道。儿童，是蒙昧幼稚、智慧尚未发达的状态，如同年幼之人还没有知识。九五以阳刚中正居于上位，具有伟大的观示；接近它就能看见其道德的光辉。初六是阴柔的小人，与九五相距很远，蒙昧而无所见，像幼童一样，所见昏暗浅近，不能认识君子的大道。普通百姓如此可以宽恕，不值得责怪；如果君子如此，就可鄙惜了。小人不能有远见，不足以责备；君子不能有远见，就很值得责备。小人像儿童一样观看，因为他们亲近耕作，耳朵听不到环佩的声音；从事耕稼，眼睛看不到恭敬谦逊的仪容；居住山林，身体没有学习朝廷的礼仪。他们的出处不足以关系世道盛衰，他们的得失不足以系关名教轻重。即使观看如儿童，本来不足以影响大局。可是君子呢？国家社稷与自己有关吗？百姓的倚仗和声望寄托于自己吗？世间教化所共同瞻仰的责任在自己吗？以此身承当天下安危，掌握风俗的枢机，所观看的却像儿童一样，难道不是极其可鄙吗？唉！学习耕作的事情，由老农专门去做，并没有害处；

译但樊迟只想亲自从事这种职业，就值得鄙惜。谋求财利的心思，由大商人去做，并没有妨害；子叔疑也存有这种心思，就值得鄙惜。把顺从当作正道，由妾妇这样做并不过分；公孙衍、张仪也采取这种姿态，就值得鄙惜。初六的儿童式观看，不是责备乡野草民、割草打柴的卑微之人，而是责备朝廷中身居官位的清流。因为小人没有学问，还不足以忧虑；君子没有学问，才非常值得忧虑。《象传》说“小人之道”，是说所观察的浅近，像儿童蒙昧一样，这是小人的事情，不是君子的道。可是，曾参不能看见袭裘之礼，孟子也没有赶上周代班爵之制，可见君子有时本来不必什么都知道。愚昧可以变为明智，柔弱可以变为刚强；小人也不能自我限制。互乡的儿童尚且可以进步而修养自己；长沮、桀溺逃避社会，则局限于蒙昧幼稚的见识，不知道自我勉励。由儿童蒙昧的近见不断进步，达到通达之人的大观，小人也未尝不能进于君子。卦以观示为义，主要取法九五；爻以观看瞻仰为义，都是观看九五。六二：从门缝中观看，有利于女子守正。《象传》说：像女子一样从门缝中观看，即使守正，也还是可羞的。蒙昧而没有所见叫作“童”，有所见但见识狭小叫作“闚”。有见当然比无见好，但见识虽有而狭小，比无见又能好多少呢？六二与九五是正应，然而同属四阴，柔弱昏暗，哪里能够看见九五的大观？不过是看见正道的一节一目，不能看见阳刚中正的完整德性，就像从管中窥天、用蠡测海，只是略有所得而已。诚斋所说“御事以东征为艰，子路以正名为迂”，就是这种见识。女子这样守正尚可，在士大夫身上就是可羞。君子进德，必须洞察元亨利贞之道、仁义礼智的纲要、谋划王业和裁断国政的见识，以及万世典礼的实际，这才可以。若像女子守正，不过是窥见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中的一项而已。《象传》说“也还是可羞的”，是说这种窥视式的见识，只适合说女子有利；若用于大夫，就很可羞。从前褒姒很有才智，却生出祸乱的根源；武后很有才智，却祸害唐室。女子的所谓有利，是机巧聪慧而周密观察却不守正，还不如愚钝厚重而守正。这里六二的窥视式观看，圣人说女子守正尚且可以说有利。从前子贡游学于孔子门下，仍不能没有经营财利的心思，也免不了多言的毛病；听到一件而能推知十件，自己便对颜回感到惭愧。子贡观看孔子，起初大概不能看见孔子的完整境界；等到听闻一以贯之的道理，悟知性与天道的学说，才知道足以认识圣人，不再像从前那样只凭言语窥视孔子。这也说明窥视式的观看是可羞的。程氏说：“六二既不能明白看见九五之道，若能像女子一样顺从地窥探其大概，就不失其中正，这才可说有利。虽然能够顺从，却只是女子的守正，仍然可羞。”六二以阴柔居内而观看外面，虽与九五相应，但前面被六三、六四遮蔽，所见不明，如同从门中看东西，正是窥视式观看的象。六三：观察自己的作为，以决定进退。《象传》说：观察自己的作为而决定进退，并没有失去正道。“生”是产生、显现的意思，指从自身发出的才德。六三以阴柔居阳位，位置不正，然而处在上下交界之处；上面接近观见九五光明的贤者，似乎可以进取；下面又亲近只能窥视的同类，似乎又可以退守。但六三处于顺道的极点，能够以极其顺应的本性顺应时势而进退。若说“观察自己的作为而进”，就一定会问：“我的学问能够成就吗？我的事业能够精进吗？我的道果真足以使君主受益、使百姓受惠吗？”这样进取，必然不会撞到藩篱，也不会陷入坎窞的凶险。这样进取，哪里有失道呢？若说“观察自己的作为而退”，就一定会问：“我的学问是否还有未达到之处？我的德业是否还有未修进之处？我是否确实没有苟且偷生、保全躯体的悔恨，也没有防身乱伦的过错？”这样退守，必然不会困在坚石之间，也不会坐在蒺藜之上。这样退守，哪里有失道呢？从前伊尹接受成汤多次聘请，便毅然出来有所作为，并不是苟且退避；漆雕开听到孔子让他出仕的话，便退让自谦，并不是苟且进取。这两个人观察自己的作为，一定都合乎正道。六三居下卦之上，可进可退，不专看九五，而是观察自己所行道路的通达或阻塞，以此决定进退，所以没有失去正道。杨氏说：“六三、九五都说‘观察自己的作为’：六三考察自己，以便顺从他人；九五考察他人，以便修养自己。” 六四：观察国家的光明，适宜作为宾客进入王朝。《象传》说：观察国家的光明，就是崇尚做王朝的宾客。观察事物，没有比接近它更明白的。九五以阳刚中正的德性居于尊位，是圣贤之君。六四紧近九五，观察国家的光明，想来九五伟大的观示居于上位，如同太阳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海，辉映八方。观察它的人才，郁然相辉；观察它的礼乐，焕然有文；观察它的刑政，灿然有条。这正是君道开明的时期，也是小人微弱熄灭的日子。六四既然看见君主之德、国家之治如此光辉盛美，谁不愿意进入朝廷，辅佐拥戴君主以安济天下呢？古代有贤德之人，君主用宾客之礼接待他们，是理所当然的。《象传》说“崇尚做王朝的宾客”。“尚”是志向崇尚的意思，是说六四已经见到君主的光明、国家的光辉，志意向往仰慕，愿意成为王朝的宾客。不过君子崇尚入朝为宾，难道只是为了苟且求取禄位吗？有光明照临海隅的君主，就愿意做国家的禹、稷；有光明照临四方的君王，就愿意做国家的周公、召公。君子出仕，只是为了实行自己的道而已。杨氏说：六四等待有明德的君主出现后才进用，所以君主尊重他、以宾礼接待他；在下位者不轻视自己，君主也就不会轻视士人。箕子接近天子，观察国家；周王向箕子询问政道，这就是崇尚以宾礼相待。白云说：君主的光明，没有比有德更光明的；国家的光明，没有比任用贤人更光明的。六三远离君主，正自我观察自身来谋划进退；六四则居于接近君主的位置，已经进而观察国家。国家有光明，难道不是适宜以宾礼任用贤人的时候吗？因为这时已经没有进退的疑虑。有人说“宾”含有不是纯粹臣子的意义；其实忠臣、嘉宾，都是对贤德之人的称呼。九五：观察自己的作为，君子没有灾咎。《象传》说：观察自己的作为，也就是观察百姓。

译九五居于最尊贵的位置，寄托着天下人的希望；教化是否兴盛，由我决定吗？风俗的善恶，由我产生吗？内外的治乱，由我造成吗？确实如此。一定要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以谦逊的态度表达，以诚信成就事业，自己符合君子的德性，然后才不会愧对天下的观望，才可以作为天下的表率而没有灾咎。这就是《大学》所说更新百姓必须先彰明自己的明德，也是《中庸》所说成就万物必须先重视成就自己。《象传》说“观察百姓”，是说君主观察自己的作为，不只是观察自己所做的事，也要观察百姓德性的善恶，因为观察百姓也正是观察自己。观察自己所发出的东西，道虽然以自身为根本，得失却要在百姓身上验证之后才能看见。杨氏说：百姓的善恶产生于君主，君主的善恶显现于百姓。九五想观察自己的作为，只要观察百姓中的君子和小人就可以了。所以观察尧、舜，要看家家户户的百姓；观察文王、武王，要看众多的黎民。《周诰》所说“人不要把水当作镜子，应当把百姓当作镜子”，《中庸》所说“君子的道，以自身为根本，在百姓中得到验证”，就是这个意思。上九：观察自己的作为，君子没有灾咎。《象传》说：观察自己的作为，是因为志向还没有平定。“自己的作为”是指言语、行为、办事等显露于外的表现。“观察我自身”是自己观察自己的道；“观察他的自身作为”则是让别人所观看的对象。上九以阳刚之德居于无位之地，虽然所居之位不当，却是贤人君子不在官位上而以道德受天下观看仰望的人。然而既然被人以其德行作为仪法，就应当更加谨慎省察。观察自己显现于外的一切，经常不失为君子，那么别人就不会失望，也会受到感化。名望有时侥幸可以得到，实际德行却常常担心不能相称。别人把你当作大匠，众人一定会观察你测量木材的尺度；如果有离娄那样的明察，就无愧于名声；如果没有离娄那样的明察，方形圆形都不能制成，灾咎又怎么能避免？别人把你当作乐工，众人一定会观察你校正音律；如果有师旷那样的聪明，就无愧于名声；如果没有师旷那样的聪明，律吕就不能协调，灾咎又怎么能避免？扬雄承受天下的期望，却不能免除大节上的污点；王安石承受天下任用的期待，却不能符合百姓的愿望。盛大名声之下，实际德行很难相称，而百姓都在瞻仰你，也不是德行浅薄的人所能担当的。上九既然成为天下观看的对象，就一定要有成就完备的德性才可以。《象传》说“志向还没有平定”，是说它虽未居其位而受到众人观仰，却不能安逸宁静、忘记戒惧。从前孔子在洙水、泗水之上施教，道德足以使三千弟子敬仰，使万世寄托重大希望。游学于孔子门下的人，把孔子比作宫墙来观察他的高大，把他比作江海来观察他的深广，把他比作日月来观察他的光明。孔子还说：“君子的道有四项，我孔丘一项也没有做到；君子的道有三项，我没有一项能够做到。”以孔子这样的仁德圣智，忧虑尚且如此，大概只是担心自己不能完全实行君子之道，辜负天下人的观望。唉，这就是他的志向不能平定的原因吗？《周易衍义》卷五 《经部，易类，周易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