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二

译●卷十二 ○序志（常璩，道将） 巴、蜀最初建立国家的情况，记载在书籍中，有的依据纬书，有的见于史书；由于年代久远而隐没，确实多有疏漏简略。到了周代，诸侯伯长擅自施展威势，虽然参加牧野之战，却很少同盟参加重要会盟。秦国凭借这里的富饶，兼并了天下；汉高祖又以此为阶梯，全部拥有四海。梁州、益州以及晋朝时期，把益州分为宁州。司马相如、严君平、杨子云、阳成子玄、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任给事等人分别编集传记，撰作《本纪》，大略列举其中一部分。其次，圣人称许贤者，仁人志士的言论可以作为世人的规范、行为可以作为表率的，姓名都记入史书。而陈君承祚另作《耆旧》，起于汉代，终于魏代，内容光明显著，值得观看。然而三州的土地情况，并没有全部记载。《地里志》颇为记述山水，但历代延续日久，郡县分置，地名更改，因而要据此辨别事物、了解方位，仍不够完备。当时汉、晋正兴盛，官署像星辰一样罗列，国家版图和户籍簿册每年汇集到司空府；所以君主和学士即使居处高堂、遮蔽帷幕之内，也足以综合了解各地土地事物，不必等待《本纪》。从前遭逢厄运，整个华夏陷入沉沦淤塞，李氏占据蜀地，战争接连不断，三州倾覆毁败，百姓几乎灭尽。官府庭院变成狐狸的巢穴，城郭荒芜成熊罴栖息之处；住宅被野鸡和鹿游居，田野成为虎豹栖息地；平原上很少见到麦黍幼苗，千里之内听不到鸡鸣狗叫；丘城荒废，城邑荒芜，连名称也没有留下。唉，三州近来几乎成为荒远之地，桑梓之乡空旷地变成无边荒野。反复思量这些事，心中如同被火灼烧，害怕它们更加被远远遗弃，再也听不到城防的消息。于是考察旧日史纪、前代宿儒的传述以及南方边地的志书，用《汉书》加以验证，选取接近事实的内容，再加上自己听闻的情况，写成这篇书。又略述公孙述、《蜀书》以及咸熙以来丧乱的事情，约略采录《耆旧》中士女英才，从开辟时代开始，终于永和三年，共十篇，名为《华阳国记》。文字典籍有五种益处：通达道理义理，彰明法度制度，贯通古今，表彰功勋，然后表扬贤能。我常璩才力短浅，年轻时没有远大的见识，没有早早拿起笔来广泛访问、博采咨询；后来流离困顿、疾病交加，才在倒塌的墙下搜求残破的书帛，在灰尘中寻求余下的光明，然而被磨灭的内容已经很多了。因此即使有所缺漏，仍然胜过全部遗忘。《蜀纪》说：“雀墒乘着祗车出了谷口。”秦宓说：“就是今天的斜谷。”等到周武王讨伐纣王时，蜀人也随军出征。《史记》记载：周贞王十八年，秦厉公修筑南郑城。由此可见，这条谷道通行已经很久了。然而有些论者认为，蜀王因石牛而开始开通道路，这不对。《本纪》既然已经把事情阐明，世俗之间却横加编造蜀地传说，说蜀王蚕丛的时代前后经历了三千年。又说楚人鳖灵死后，尸体向西漂行，后来成为蜀帝；周朝苌弘的血变成碧色宝珠；杜宇的精魂化作子鹃。还说蜀人梳椎髻、穿左衽衣服，不懂文字，文翁开始使他们懂得读书学习。考察《蜀纪》说：“帝居于房、心二宿，决断政事参、伐二宿。”参、伐是蜀地的分野，意思是蜀地处在天帝议政的方向。天帝不议政，王气便流向西方，所以周朝失去纲纪，而蜀地先称王；七国都称王时，蜀又称帝。这样看来，蚕丛自行称王，杜宇自行称帝，都属于周朝末世，怎么可能有三千年呢？况且太初之气资始，凡有生命就必然死亡；死亡是万物的终结。从古以来，从未听说死者能够在当世重新活过来；即使偶尔有这种事，也只能算怪异，是孔子所不谈的，何况还能成为帝王吗？碧珠并非只出于一处，而各地相距往往数千里，一个人的血怎么能造成这样的事情？如今有人说子鹃鸟就是▯，也有人说是▯周；四海各处都有这种鸟，为什么一定要说在蜀地呢？从前唐帝时期万国和谐，虞舜的光辉照临八方，大禹的功业惠及九州，后稷封土殖民、发展农业遍及天下。井田制度和学校教育，由来已经很久。孔子说：“述而不作，相信并喜好古代，私下把自己比作老彭。”那么彭祖本来生于蜀地，后来担任殷朝太史。有人担任国史，撰述圣人事迹，仙人的传说自上古以来就有，在古代早已受到称述。到了周朝末年，蜀地臣服侍奉秦国，最先设置郡县；虽然濒临戎夷地区，也有冠带礼服和文明制度。所以《蜀纪》说蜀是“大人的乡里，方大的国家”。等到汉朝兴起，蜀地反而被视为荒远服属之地，难道会没有学校教育吗？《汉书》说，郡国设置文学官，是从文翁开始的。如果这样，那么文翁以前齐、鲁两地难道没有文学吗？汉末时，汉中人祝元灵性情滑稽，利用州牧刘焉谈笑调侃的余兴，与蜀地士人宴饮交往，姑且写些文章。当时人们把这看作极大的欢乐，后人却有人因此产生疑惑。恐怕这类说法，一定是由祝元灵而兴起的。只有有智慧的人能辨明它不对，就是幸运了。综合考察其中的道理和规律，有人认为西土地势险要坚固，像衣襟和衣带一样便于防守，天下动乱时先违背中央，政治安定后才归服，如同吴、楚一样；因此逃亡者必然聚集，奸雄也会窥伺觊觎。大概帝王是统率上天、治理万物的，必定居于天下中央，凭德行承受天命，不是靠才能或凭借险要地势就能违背常道、扰乱纲纪；即使贪图窃取帝王名号，最终也会宗族断绝、祭祀灭亡。为什么呢？天命不能靠欺诈诡计求得，帝王神器不能靠侥幸取得。因此四岳、三涂、阳城、太室等九州险要之地，从未由同一姓氏长久占有；冀州北部土地盛产马匹，自古也没有凭此兴起国家的。依靠险要、凭借危地，不顺应历数，却能传国长久、流传后世的，从未有过。所以公孙述、刘氏先前因此失败，后来各个李氏又接踵灭亡。天人与人事之间的关系、国家存亡的规律，可以作为永远的借鉴；违背天运、触犯历数、败家亡国，也可以作为警戒后人的大观。如今齐国的《国志》贯穿于同一原则，都是因为看到了不臣之行，所以防止狂妄狡诈，杜绝奸邪萌芽，以弘扬《春秋》贬斥断绝邪恶的道理；同时彰显贤能、记述治乱，也用来奖励劝勉。它的序文说：先王筹划治理天下，分割建立万国。巴、梁属于甸服，制度仿照天上星辰排列。九州牧守述职，贡赋因此均衡。辅佐周朝消灭纣王，帮助汉朝灭亡秦国。这里百姓众多，世代都有俊杰。——这是《巴志》第一。天上有银河，光辉也有照鉴之明。它实际掌管众望，彰显我们的华阳之地。炎帝后裔刘氏与之相应，宏大的国运因此长久。——这是《汉中志》第二。井络星开始发出光辉，文昌星与它符合。茫茫的大禹足迹，把天下划分为九州。功业覆盖普天，四海之内因此获得安宁。光明神灵远远照耀，福庆国运清明流传。国家人才济济，世代德行美盛。——这是《蜀志》第三。南方疆域愚昧蠢动，处在要服、荒服之地。汉武帝振扬威德，排除蛮夷。开拓州郡，幽远边裔前来朝王。能够安抚远方、亲近近处，确实需要贤能之才。甄别德行，表彰过失，以此彰明纲纪。——这是《南中志》第四。

译赤德逐渐衰微，巨大的奸猾之徒乘机干犯篡夺。白虏乘着时机侵扰，使百姓陷入涂炭。直到灵帝、献帝时期，皇帝的统治中枢始终没有建立。州牧后来失去谋略，英雄接连进取。前车倾覆，后车却走同一轨道，大家共同遭受这场艰难。——这是《公孙述、刘二牧志》第五。政权离开王室，权力流入三位豪杰之手。他们瓜分天地，宰割百姓和万物；舍弃诚信顺从，任凭智谋计策。大道已经隐没，诡诈争相施展。全都凭借豪强特立，竭力争夺当世。身处正道，忧虑清明，名号才不会断绝衰替。自身拥有万乘之尊，户籍却同于列国诸侯。——这是《刘先主志》第六。天地混沌初始，树立君主，建立王国。上天的职能由人代行，万国都仰望他。光明不能有两个太阳，大地不能有两个皇帝。如果不是承当帝王之器的人，地位越高，最终越会骄亢。昏昧的后主刘禅，既不思虑，也没有善行。背负车乘招致盗寇，使世代基业因此丧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这是《刘后主志》第七。阳气升到三九，万物开始亨通。皇帝▯失去振作，任用的不是贤良之人。赵氏倡导祸乱的开端，乱局因此延长。罗州动荡流离，朱色旌旗不能抵挡。皮氏、张氏没有成就，戎夷贼寇于是横行。可怜的百姓，回头四望而没有希望。——这是《大同志》第八。皮素精通南方事务却向南漂泊，天道纲维松弛，法网失去维系。李特、李流声势浩大，任意施展豺狼般的暴行。李荡、李雄篡夺承继，残害我们的益州、梁州。州牧太守倾覆摧败，百姓最终都遭受祸患。三州毁坏荒废，悠然成为荒野。王朝的网络断裂，百姓也纷纷流亡。——这是《李特雄期寿势志》第九。华山降下精英，江汉孕育神灵。贤士济济，能够承当时代使命的人相继出生。德行成为世间俊杰，才能成为时代的正直栋梁。大略列举士人和女子，表彰其中贤明者。世代承继他们的美德，使他们的名声不致陨落。——这是《先贤士女总赞论》第十。伟大的大晋，覆盖天下。教化丰足、教育普及，因而产生这些才德茂盛的人。高峻的俊杰，卓异的英秀，像山岳一样崇高，像兰花一样芳香。通晓经德、秉持智慧，宽裕而有余。——这是《后贤志》第十一。广泛考察行为事迹，总括过去的见闻。编排州部，区别山川。以成败作为法则，表彰仁人贤者。压抑贬斥虚妄，纠正错误言论。彰显善行、惩罚恶行，以杜绝将来的祸患。——这是《序志》第十二。史官评论说：四匹雄马奔驰，万马如龙飞腾。陶然自得，众多贤才汇聚京畿。麒麟在西方被捕获，麋鹿从东方跟随而来。郇伯为此辛劳，十天也未能与日辰相接。品尝这些珍美之物，甘心满足于此。内心具有美德，一种品行就足以为师。▯玮ㄈ傥然卓异，贵在收敛光辉。处于要冲而守持正道，平等作揖可比宣尼。以礼乐为道，教化普及而风俗齐同。质朴少言而刚强坚毅，既有威严又能使人怀服。宫悬乐器铿锵作响，磬声和谐悦耳。奏金击石，降下的福祉十分完备。综合道德规范，总览幽深微妙之理。选拔贤者、任用能人，难道还会使贤能之人远离吗？

译○益州、梁州、宁州自汉代以来士人和女子目录。○高尚：逸民严遵，字君平。（是成都人。） ○高尚：逸民林闾，字公孺。（是临邛人。杨雄曾向他学习。见《方言》。） ○德行：治中从事李弘，字仲元。（是成都人。） ○德行：给事黄门侍郎杨雄，字子云。（是成都人。） △文学：神童杨乌。（是杨雄的儿子，七岁时参加父亲《太玄》的写作，九岁去世。） ○文学：侍中、扬州刺史张宽，字叔文。（是成都人，最初接受文翁派遣到东方学习七经，回来后以教授经学为业。） ○文学：中郎将司马相如，字长卿。（是成都人。） ○文学：谏议大夫王褒，字子渊。（是资中人。） 尚书郎杨壮。（是成都人，见杨子《方言》。） ○美秀：中郎将何霸，字翁君。（是郫人。） ○执正：大司空、汜乡侯何武，字君公。（是何霸的弟弟，因忠诚正直而位列三公。王莽想篡位，因忌惮他而将他杀死。） △颍川太守何显。（是何武的弟弟。兄弟五人，都见于《汉书》。何武的儿子何况继承武侯爵位，王莽时期被废除。） 黄门侍郎邓通。（是蜀人，汉孝文帝时任侍郎，深受宠爱。） 卓王孙。（是临邛人，见《食货志》。姑且仍旧列在“执正”这一类别之下。） ○政事：左曹、卫将军护军都尉陈立，字少迁。（是临邛人，历任▯柯、巴郡、天水三郡太守，治理成绩为天下第一。） 节士、太中大夫章明，字公孺。（繁县人。） 节士、尚书郎侯刚，字直孟。（繁县人。） 节士、尚书郎王嘉，字公卿。（江原县人。） 节士、美阳令王皓，字子离。（江原县人。） 以上十九人是前汉时期的人。（其中侍郎田仪、杨德没有值得称道的事迹，列在其中。） 知士：博士罗衍，字伯纪。（成都县人。） 德政：益州太守王阜，字世公。（成都县人。） 长沙太守任循，字伯度。（成都县人。他年少时父亲去世，后来任长沙太守；他的父亲流离在外，远至长沙，任郡五官，父母相互辨认知晓；这件事记载在《精通》中。） 公亮：大司农、司隶校尉任▯，字文始。（任循的儿子。） 徐州刺史任恺，字文悌。（任▯的弟弟。） 文学：校书郎杨终，字子山。（成都县人。） 文学：侍中、汉五更张霸，字伯饶，谥号“文父”。（成都县人。） 聘士张楷，字公超。（是文父的儿子。） 聘士张光超。（张公超的弟弟。） 尚书张陵，字处冲。（张公超的儿子。从张陵以后，世代都担任大官。） 义士赵定。（成都县人，以延请仁人、为义而行，以及救济穷困、体恤贫乏为事业。） 保贵：太尉、司徒、司空、特进、厨亭文侯赵戒，字志伯。（赵定的儿子。） 文学：国师、太常赵典，字仲经。（赵戒的第二个儿子。） 忠亮：太尉、司徒、郫忠侯赵谦，字彦信。（赵戒的孙子。他的子孙世袭厨亭侯，但没有显达。） 道德：司徒、司空赵温，字子柔。（赵谦的弟弟。从他以后，后世有人官至二千石。） 义烈：侍中、长水校尉常洽，字茂尼。（江原县人，事迹见《赵温传》。） 道德：侍御史常翊，字孟元。（江原县人，事迹载于赵太尉公所作的《耆旧传》中。） 述作：谒者仆射何英，字叔俊。（郫县人，撰写了《汉德春秋》。） 经治：犍为属国何汶，字景由。（何英的孙子。） 高士杨由，字哀侯。（成都县人，事迹见后汉《方术传》。） 笃爱：高士侯祈，字升伯。（繁县人，是文父杨序的弟子。） 笃爱：博士杨班，字仲桓。（成都县人，是何苌的弟子。） 公府辟士罗衡，字仲伯。（郫县人，也是何苌的弟子。） 至孝：孝廉禽坚，字孟由。（成都县人。） 推贤：美阳令柳宗，字伯骞。（成都县人。） △求次方。△王仲曾。△张叔辽。△殷知孙。（都是蜀人，由伯て选拔，后来都做到州牧、郡守，只是失去了他们的官名。） 匡正：治中从事张充，字伯春。（江原县人。） 匡正：司空辟士李Ａ４，字孟元。（江原县人。） 猛略：部从事杨竦，字子恭。（成都县人。他的儿子杨统官至二千石，具体官名失载。） 守宪：治中从事陈湛，字子伯。（成都县人。） 节士仲昱。（成都县人。） 高士王广。（王皓的儿子。父亲被公孙述征聘后，自刎而死。王广逃亡藏匿。公孙述败亡后，郡府和州府征召、察举他，他都不去，说：“我不能报仇，难道还敢羡慕当世的荣华利禄吗？”） 仁义：志士任末，字叔本。（繁县人。） 烈士、严道主簿李磬，字文寺。（严道县人。） 义烈：郡功曹史朱普，字伯禽。（广都县人。） 巴郡太守朱辰，字符燕。（广都县人。） 述作：汉中太守郑廑，字伯邑。（临邛县人，撰写了《耆旧传》。） 以上四十人在后汉时期声名远播。（尚书郎张俊，事迹失载，因而不记。学士张宁的事迹见《朱仓传》。） 大鸿胪何宗，字彦英。（郫县人。） 双柏长何双，字汉偶。（何宗的儿子。） 颖逸：广汉、犍为太守何祗，字君肃。（郫县人。） 忠勤：辅汉将军张裔，字君嗣。（成都县人。） 玄寂：太常杜琼，字伯瑜。（成都县人。） 侍中常竺，字代文。（江原县人，事迹载于《耆旧传》。） 安南将军张表，字伯达。（成都县人。他的伯父张肃任广汉太守；父亲张松，字子乔，任州牧刘璋的别驾从事。） 永昌太守王伉。（成都县人，事迹见《蜀书》。） 以上八人属于刘氏统治时期。五更张霸的夫人司马敬。（成都县人。） 公乘会的妻子张氏。（广都县人。） 犍为杨凤▯的妻子陈助。（临邛县人。）

译广汉便敬宾的妻子常元。（江原县人，是广都令常良的女儿。） 殷氏的妻子常靡。（江原县人，是常仲山的女儿。） 赵侯的夫人常纪。（江原县人，是常侍的女儿。） 景奇的妻子罗贡。（是郫县人罗倩的女儿。） 赵宪的妻子何▯玄。（郫县人。） 朱叔贤的妻子张昭仪。（繁县人。） 广柔长姚超的两个女儿姚妣、饶。（郫县人。） 广汉王遵的妻子张叔纪。（张霸的外孙女。） 以上十二人列入《列女传》。以上是蜀郡的士人和女子共七十九人。（士人六十七人，女子十二人。） 明略：渡沔侯范目。（阆中县人。） 文学：聘士洛下闳，字长公。（阆中人。） 玄始：侍御史任文孙。（阆中人。） 文学：司空掾任文公。（任文孙的弟弟。） 先生胥君安。（见《春秋传》卷首。） 京兆尹徐诵，字子产。（阆中人。） 忠正：侍中谯隆，字伯司。（阆中人。） 高清：太中大夫谯玄，字君黄。（阆中人。） 洁白：尚书郎谯瑛。（谯玄的儿子，曾以《易》教授孝明帝。） 公车令赵▯羊，字孙明。（阆中人。） 公府掾赵毅，字仲都。（赵▯羊的儿子。） 公车令臧太伯。（宕渠人，见《▯羊传》。） 俊才：凉州刺史赵宏，字温柔。（阆中人。） 以上十三人属于前汉。政事：扬州刺史严遵，字王思。（阆中人。） 徐州牧严羽，字子翼。（严遵王思的儿子。） 长安令王伟卿。（严遵王思的朋友，见《王思传》。） 政事：大司农玄贺，字文和。（宕渠人。） 将略：大鸿胪庞雄，字宣孟。（宕渠人。） 政事：幽州刺史冯焕。（宕渠人。） 明略：使持节、车骑将军冯绲，字鸿卿。（冯焕的儿子。） 降虏校尉冯允，字公信。（冯绲的弟弟。） 尚书郎冯遵，字文衡。（冯允的儿子。） 政事：司隶校尉陈禅，字纪山。（安汉人。） 汉中太守陈澄。（陈禅的儿子。） 别驾从事陈实，字盛先。（陈澄的孙子，和王文表是朋友。） 思防：治中从事杨仁，字文义。（阆中人。）

译志士、荆州刺史龚调，字叔侯。（安汉人。） 忠贞：魏郡太守赵晏，字平仲。（安汉人。） 筹画：益州太守李▯，字德▯。（垫江人。见《汉书》和《巴耆旧传》。） 汝南太守谒焕，字阙。（江州人。见《汝南记》。） 度辽将军、桂阳太守然温，字阙。（江州人，见《巴耆旧传》。） 美化：越▯太守张翕，字叔阳。（安汉人。） 越▯太守张▯▯。（张翕的儿子。太守王堂察举他为孝廉。） 至孝：上蔡令赵邵，字泰伯。（阆中人。） 孝子严永。名儒陈髦。隐士黄错。（以上三人，是巴郡太守王堂举荐的人，官职失考，见《王堂传》。） 巴郡太守龚杨，字阙。（垫江人。） 茂才孟彪。（江州人，以上二人都由王文表推荐。） 日南太守黎景，字阙。（垫江人。） 茂才王澹。（阆中人，见《文表传》。） 文学掾龚荣。（垫江人。） 桂阳太守李温。（宕渠人。） 户曹掾赵芬。（宕渠人。） 上谷太守陈宏。（安汉人。见《巴纪》。） 忠义：宕渠主簿曲庾。（宕渠人。） 忠义：宕渠主簿冯湛。（宕渠人。） 烈士郝伯都。（阆中人。） 以上三十五人属于后汉。（司隶校尉程乌等人的事迹失考，所以不予记载。） 义烈：江阳太守程畿，字季默。（阆中人。） 程祁，字公弘。（程畿的儿子。） 杨汰，字季儒。（巴郡人。） 韩俨。（巴西人。） 黎韬。（巴西人。以上三人见《杨文然传》。） 壮烈：将军严颜。（临江人。见《张飞传》。） 玄贞：征士周舒，字叔布。（阆中人。） 文学：儒林校尉周群，字仲直。（周舒的儿子。） 博士周巨。（周群的儿子。） 雅重：车骑将军、育阳景侯黄权，字公衡。（阆中人。在魏国与三司同等礼遇。） 尚书郎黄崇。（黄权的儿子。） 勇壮：折冲将军、西陵太守甘宁，字兴霸。（临江人，在吴国任职。） 政事：镇南大将军、彭乡亭侯马忠，字德信。（阆中人。） 将略：镇北大将军、字汉侯王平，字子均。（宕渠人。） 果壮：左将军、宕渠侯勾扶，字孝兴。（汉昌人。见《王平传》。） 将略：荡寇将军、关内侯张嶷，字伯岐。（南充国人。） 尚书仆射姚▯，字子绪。（阆中人。见《杨羲传》《诸葛亮故事》。） 别驾从事马勋，字盛衡。（阆中人。见《季汉辅臣传》。） 尚书马齐，字承伯。（阆中人。见《蜀书》。） 越▯太守龚禄，字德绪。（安汉人。父亲龚谌，任犍为太守，见《巴纪》。） 镇军将军龚▯，字德光。（龚禄的弟弟。） 征士谯▯并，字荣始。（西充国人。谯周的祖父。） 渊通，散骑常侍、城阳亭侯谯周，字允南。（谯▯并的儿子，在刘氏政权中任光禄大夫。） 以上二十三人属于刘氏统治的三国时期。马妙祈的妻子义。（贞烈。） 赵曼君的妻子华。（贞烈。） 王元愦的妻子姬。（贞烈。以上都是阆中人。） 赵▯的妻子姬。（节烈。宕渠人。） 童女赵英。（▯贵的女儿。） 赵万的妻子娥。（宕渠人。） 耿秉的妾行。（安汉人。） 鲜尼的母亲姜。（安汉人。） 以上八人是列女。巴郡总共有士人和女子七十九人。（士人七十一人，女子八人。） ○道德：三老杨统，字仲通。（新都人。曾祖父杨仲续，任祁令；父亲杨春卿，任公孙述的将领。） 光禄大夫杨博，字伯达。（杨统的长子。） ○文学：侍中杨序，字仲桓，谥号“文父”。（杨博的弟弟。） △高士寇忄▯，字文仪。（绵竹人，杨序的弟子。） △高士昭约，字节宰。（雒人，杨序的弟子。二人见《厚传》。） ○术艺：使持节、交州牧杨宣，字君纬。（什邡人。） △学士严象。（广汉人，杨宣的弟子。） △大儒赵翘。（广汉人，杨宣的弟子。） 乌丸校尉郭坚，字阙。（雒人。） ○善绩：司隶校尉郭贺，字乔卿。（郭坚的孙子。） ○光禄大夫、侍中、卫尉镡显，字子诵。（妻阝人。） ○庐江太守蔡弓，字子骞。（雒人。） ○永昌太守郑纯，字长伯。（妻阝人。） ○文学：高士王▯，字平仲。（妻阝人。弟弟王灌有文才，但其事迹没有全部记载。） ○文才：乐安相李尤，字伯仁。（雒人。） △尚书郎李充。（李尤的孙子。） ○文才：东观郎李胜，字茂通。（雒人，见《尤传》。） ○公亮：将作大匠翟▯，字子超。（雒人。） ○明廉：侍御史、洛阳令王涣，字稚子。（妻阝人。） ○司隶校尉王堂，字敬伯。（妻阝人。） ○聘士王稚，字叔起，谥号“宪文”。（王堂的小儿子。） △王堂的长子王博。（失去官位，官职不详。） △王博的儿子王遵。（也失去官位，官职不详。） ○善绩：蜀郡太守王商，字文表。（王遵的儿子。） ○亢烈：辟士段恭，字节英。（新都人。） ○隐士、夫子段翳，字符章。（新都人。） ○隐士冯信，字季诚。（妻阝人。） ○越▯太守冯颢，字叔宰。（妻阝人。） △武威太守、南阳折侯张江。雒人。】△郁林太守折国。（张江的第四代孙，因受封于折国而改姓折。） ○高士折象，字国式。（折国的儿子。） ○治中祭酒朱仓，字云卿。（什邡人。） ○政事：▯柯太守刘宠，字世信。（绵竹人。） ○孝子、江阳符长姜诗，字士游。（雒人。） ○阴德：▯令王忄屯，字少林。（新都人。） △交州牧羊甚。（妻阝人。）

译○推让：野王令羊期，字仲鱼。（羊甚的儿子。） ○文学：侍中董扶，字茂安。（绵竹人，是杨厚的弟子。） ○文学：聘士任安，字定祖。（绵竹人，也​​是杨厚的弟子。） ○高让：义士杜真，字孟宗。（绵竹人。） ○精诚：五官谅辅，字汉儒。（新都人。） ○义士杨宽，字叔仲。（新都人。父亲杨斌、兄长杨混都曾有证明君主之事，官位已失传。） ○义士张钳，字子安。（广汉人。） ○烈士贾栩，字符集。（什邡人。） ○节士宁叔，字茂泰。（广汉人。） ○忠义：绵竹主簿韩揆，字伯彦。（绵竹人。） ○壮童左乔云。（绵竹人。） △孝廉汝敦。（新都人。） 周干。（广汉人。） 彭勰。（广汉人。） 古朴。（广汉人。以上三人都有儒学和文才，事迹见《蜀志》以及《王商传》。） ○方术：太医丞郭玉，字通直。（新都人。） 以上五十二人在汉代声名远播。○别驾从事李朝，字伟南。（妻阝人。） ○丞相西曹掾李邵，字永南。（李朝的弟弟。） ○文才：大司农秦宓，字子敕。（绵竹人。） ○益州太守王士，字义强。（妻阝人。） ○别驾从事王甫，字国山。（王士的堂弟。儿子王▯。） ○优游：特进、太常、关内侯镡承，字公文。（妻阝人。） ○才俊：江阳太守彭▯，字永年。（广汉人。） ○忠谋：从事郑度。（绵竹人。事迹见《刘璋传》。） ○忠烈：从事王累。（新都人。事迹见《刘璋传》。） 以上九人，属于刘氏统治时期以及两位州牧执政时期的人物。○聘士任安的母亲姚氏。（绵竹人。） ○姜诗的妻子庞行。（雒人。） ○姜嫔，字义旧。（绵竹人，是狄道长姜穆的女儿，司马雅的妻子。） ○廖伯的妻子阴纪配。（广汉人。） ○便敬的妻子王和。（新都人。） ○李珥，字进娥。（妻阝人，李氏的女儿，冯季宰的妻子。） ○王辅的妻子彭非。（广汉人。） ○李平，字正流。（广汉李元的女儿，杨文的妻子。） ○袁稚的妻子相乌。（德阳人。） ○王上的妻子袁福。（德阳人。） ○汝敦的妻子。（姓氏失载，不知是哪一县人。） 以上十一人列入《列女传》。广汉郡总共有士人和女子七十二人。（其中士人六十一人，女子十一人。） ○知术：光禄大夫、关内侯王延世，字长叔。（资中人。） ○扬州刺史杨莽，字翁君。（武阳人，事迹见《何霸传》。） ○忠壮：复汉将军朱遵，字孝仲。（武阳人。） ○隐Т：合浦太守费贻，字奉君。（南安人。） ○隐知：征士任永，字君业。（▯道人。） ○精密：上党太守赵松，字君乔。（武阳人。） ○文学：城门校尉董钧，字文伯。（资中人。） ○才华出众：司隶校尉杨涣，字孟文。（武阳人，事迹见《犍为耆旧传》。） △汉中太守杨文方。（杨涣的儿子。杨文方的儿子杨颖伯，任冀州刺史；杨仲颖，官至二千石。其事迹失载。） ○政事才能：司隶校尉杨淮，字伯邳。（杨文方兄长的儿子，曾任太守。太尉李固举荐了他。） ○清正秀异：大司空张皓，字叔明。（武阳人。） ○正直：光禄大夫、广陵太守张纲，字文纪。（张皓的儿子。） 郎中张植。（张纲的儿子。） △尚书张续。（张植的弟弟。） △豫州牧张方，字公始。（张续的弟弟。） ○正直：司隶校尉赵▯，字子鸾。（资中人。） 别驾从事王元。（武阳人，刺史张乔任职时的人，事见《杨统传》。） ○义士、公车令杜抚，字叔和。（资中人。） ○义士、新都令赵敦，字建侯。（武阳人。） ○孝士、尚书郎隗相，字叔通。（▯道人。） 吕孟。（南安人，事迹不详。） ○吴顺，字叔和。（▯道人。） △学士韩子方。（▯道人，是张贞的老师。） △学士谢褒。（南安人。） 以上二十四人属于汉代人物。○政事才能：蜀郡太守、关内侯杨洪，字季休。（武阳人。） ○坚毅率直：谏议大夫费诗，字公举。（南安人。） ○忠诚正直：车骑将军、都亭侯张翼，字伯恭。（武阳人，是张纲的后代。） ○文学才学：五官中郎将伍梁，字德山。（南安人。） ○文才：射声校尉杨羲，字文然。（武阳人。） 以上五人属于刘氏统治时期。（从事贾龙，事迹不详，故不予记载。） ○汉中太守杨文方的妻子阳姬。（武阳人。） ○相登的妻子周度。（▯道人。） ○曹敬，字敬姬。（南安人，是周纪的妻子。） ○程贞▯，字琼玉。（牛な人，是资中人张惟的妻子。） ○尹仲让的妻子韩姜。（▯道人。） ○仪成的妻子谢姬。（南安人。） ○赵媛姜。（资中人，是盛道的妻子。） ○张贞的妻子黄帛。（▯道人。） ○杨进。（武阳人，是广汉人王博的妻子。） 以上九人列入列女一类。以上犍为郡的士人和女子共三十八人。（士人二十九人，女子九人。） ○忠诚正直：城阳中尉邓先。（成固人，景帝时期的人。） ○杨王孙。（成固人。） ○志向远大：卫尉、博望侯张骞。（成固人，武帝时期的人。） ○爽朗：给事中张猛。（张骞的孙子，元帝时期的人。） ○品格高尚：逸民郑子真。（褒中人，成帝时期的人。） 以上五人属于前汉时期。大儒李颉。（南郑人。） ○文学才学：司徒李▯，字孟节。（李颉的儿子。） ○秉持正义：太尉李固，字子坚。（李▯的儿子。） ○有高雅声望：京兆尹李燮，字德公。（李固的小儿子。） ○奉车都尉李历，字季子。（李固的堂弟。） ○政绩优良：司隶校尉李法，字伯度。（南郑人。） ○犍为太守赵宣，字子雅。

译（南郑人。） ○有德行声望：广汉太守赵瑶，字符▯。（赵宣的儿子。） ○温和文雅：尚书赵琰，字稚▯。（赵瑶的弟弟。） ○义气豪壮：弘农太守陈纲，字仲卿。（成固人。） ○义烈：从事陈调，字符化。（陈纲的孙子。） ○明智多思：巴郡太守陈雅，字伯台。（成固人。） △南郡太守程基，字稚业。（南郑人。） △大鸿胪刘巨公。（南郑人，事迹见《列女传》。） 广汉属国张泰，字伯强。（南郑人。） ○政事才能：度辽将军张亮则，字符修。（张泰的堂弟。） ○和乐平易：绵竹令阎宪，字孟度。（成固人。） △隐士樊志张。（南郑人，事迹见征西将军《段▯传》。） ○崇尚志节：聘士卫衡，字伯梁。（南郑人，是樊志张的弟子。） ○筹谋策划：计曹史程苞，字符道。（南郑人。） ○文才：葭萌长祝龟，字符灵。（南郑人。） ○义烈：郡主簿段崇，字礼高。（南郑人。） ○义烈：功曹程信，字伯义。（南郑人。） △严孳。△李容。△陈巳。△王宗。△姜济。△曹廉。△勾矩。△刘旌。△原展。（共九人，都是太守郑廑的属吏，事迹见《段崇传》《程信传》。） ○义烈：从事燕▯，字元侯。（南郑人。） ○义烈：主簿赵嵩，字伯高。（南郑人。） 以上三十四人，属于后汉时期。陈术，字申伯。（历任三郡太守，事迹见《蜀书》；他还撰写了《益部耆旧传》。） 以上一人，属于刘氏统治时期。○李穆姜。（安众县令程祗的妻子，是李法的姐姐，儿子是李基。） ○刘泰瑛。（巨公的女儿，杨矩的妻子。） ○杜泰姬。（南郑人，犍为太守赵宣的妻子。） ○杨礼▯。（成固杨元珍的女儿，陈省的妻子。） ○李文姬。（太尉李固的女儿，赵瑛的妻子。） ○陈顺谦。（邓县令曹宁的妻子，是陈伯台的侄女。她的兄长之子陈规著书称颂她。） ○陈惠谦。（陈顺谦的妹妹，是度辽将军张亮则的夫人。） ○张礼修。（南郑人，赵嵩的妻子。） ○韩树南。（南郑人，赵子贱的妻子。） 以上九人，列入列女。以上是汉中郡的士人和女子，共四十九人。（士人四十人，女子九人。） ○忠义：镇远将军、成义侯文齐，字子奇。（梓潼人。汉平帝任用他为益州太守，他于是没有归附王莽和公孙述，光武帝对此加以嘉奖。） △北海太守文忄屯。（文齐的儿子。） ○节士李业，字巨游。（梓潼人。） △遂久县令李▯。（李业的儿子。） ○政事：益州太守景毅，字文坚。（梓潼人。） ○有道景鸾，字汉伯。（梓潼人。） ○文学：孝廉杨充，字盛国。（梓潼人。） ○壮烈：济阴相寇祺，字宰朝。（梓潼人。） ○壮烈：童人李馀。（涪人。） ○义士、功曹张寿，字伯僖。（涪人。） ○义士王晏，字叔博。（涪人。） ○方士李助，字翁君。（涪人。） 以上十二人，属于汉代。○尚玄：谏议大夫杜微，字国辅。（涪人。） ○李仁，字德贤。（涪人。） ○太子仆射李讠巽，字钦仲。（李仁的儿子。） ○太子家令尹默，字思潜。（涪人。） △丞相参军文恭，字仲宝。（梓潼人。） ○果锐：前监军、大将军司马李福，字孙德。（涪人，事迹见《诸葛故事》《蜀书》。） 以上六人，属于刘氏统治时期。○文极，字季姜。（梓潼人，是将作大匠王堂的夫人。） ○巴郡虞显的妻子杜慈。（是涪地杜季的女儿。） ○郭孟的妻子杨敬。（是涪地杨文的女儿。） 以上列女三人。以上是梓潼郡的士人和女子，共二十一人。（士人十八人，女子三人。） 修慎：少府、太常、关内侯王谋，字符泰。（汉嘉人。） 云南太守张休。以上二人，是汉嘉郡的士人，属于刘氏统治时期。文学：荆州刺史尹珍，字道真。（毋敛人。） 巴郡太守傅宝，字纪图。（平夷人。） 忠义：冠军将军、宁州刺史谢恕，字茂理。（毋敛人。） 以上三人，是▯柯郡的士人。忠义：大将军、朝侯祭酒锡光，字长冲。（西城人。） 以上一人，是西城郡的士人。忠义：云南太守、封为阳迁亭侯的吕凯，字季平。（他是“不韦”人。） 以上一人，是永昌郡的士人。义正：安汉将军、建宁太守李恢，字德昂。〔俞元人。〕 领军爨习。御史中丞孟获。以上三人，是建宁郡的士人。辅汉将军孟琰，字休明。以上一人，是朱提郡的士人。先泥和的女儿络。（符人。） 以上一人，列入列女，江阳人。总计三州十三郡，从汉朝兴起到三国末年，士人和女子中载入传记、留有事迹可考的共三百五十人。（士人二百九十七人，女子五十三人。） 三公七人 大将二十二人 侯二十人 卿佐十四人 侍中七人 尚书五人 司隶校尉六人 州刺史十三人 郡守四十八人 国师三人 光禄大夫四人 尚书郎十二人 中书郎、将军、御史六人 公车令、谏议大夫、太中大夫十一人 被公府征召任职的士人八人 高士一人 聘士七人 征士四人 节士四人 列女四十七人 益、梁、宁三州（三国、两晋以来人物目录，另行增立目录） ○明略：大司农、西城公何攀，字惠兴。（郫县人。） ○清秀：大长秋寿良，字文淑。（成都人。） ○果烈：西河太守柳隐，字休然。（成都人。） △梁、益二州都督杜祯，字文然。（成都人。） △度支、巴东太守柳伸，字稚原。（成都人。） ○德行：江阳太守何随，字季业。（郫县人。） ○令德：犍为太守杜轸，字超宗。（成都人。） △犍为太守杜烈，字仲武。（杜轸的弟弟。） △建宁太守杜良，字幼伦。（杜轸的小弟弟。）

译△益州刺史杜毗，字长基。（杜轸的儿子。） ○德行：给事中任熙，字伯远。（成都人。） △涪陵太守任蕃，字宪祖。（任熙的儿子。） ○义正：郫令常勖，字修业。（江原人。） △州都常忌，字茂通。（常勖的堂弟。） △令才：太史令高玩，字伯珍。（江原人。） ○闳才：湘东太守常骞，字季慎。（江原人。） ○述作：武平太守常宽，字泰恭。（常骞的堂弟。） △使持节、西夷校尉张峻，字绍茂。（成都人。） 平西将军、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王异，字彦明。（成都人。） 勇略：雍州刺史、南中郎将、重安开国侯李阳，字叔文。（郫县人。） 征虏将军、广汉及梓潼太守杨谦，字令志。（成都人。） 以上二十一人是蜀郡人，生活在晋代。○强济：少府、成都威侯李毅，字允刚。（妻阝县人。） △西夷校尉李钊，字世康。（李毅的儿子。） ○仁让：汉嘉太守司马胜之，字兴先。（绵竹人。） ○德义：梓潼太守王化，字伯远。（妻阝县人，王文表的孙子。） △巴东太守王振，字仲远。（王化的弟弟。） △作唐令王岱，字季远。（王振的弟弟。） △述作：蜀郡太守王崇，字幼远。（王岱的弟弟。） ○素隐：中书郎王长文，字德亻隽。（妻阝县人。） △建宁太守段容，字宗仲。（广汉人。） 以上九人是广汉人，生活在晋代。○汉中太守李宓，字令伯。（武阳人。） △汶山太守李赐，字宗硕。（李宓的儿子。） △太傅参军李兴，字隽硕。（李赐的弟弟。） △广汉太守张征，字建兴。（张翼的儿子。） △谯国内史费缉，字文平。（南安人。他的两个儿子见《寿良传》。） ○执义：衡阳太守杨▯，字岐之。（武阳人。） ○清正：尚书费立，字建熙。（南安人。） 以上七人是犍为人士，生活在晋代。○卫尉文立，字广休。（临江人。） △武陵太守杨宗。（临江人。） △▯柯太守毛楚。（枳县人。） 以上三人是巴郡人，生活在晋代。○述作：太子中庶子陈寿，字承祚。（安汉人。） △骠骑府掾陈莅，字叔度。（陈寿兄长的儿子。） △上廉令陈符，字长信。（陈寿兄长的儿子。） △建宁太守陈阶，字达之。（陈莅的堂弟。） 正直：汉中太守阎缵，字续伯。（安汉人。） △卓略：长水校尉、荆州刺史张奕，字希祖。（南充国人。） △令德：锡令谯同，字彦绍。（谯周的儿子，见《谯周传》。） ○义烈：扬烈将军、梓潼内史谯登，字顺明。（谯周的孙子。） 以上八人是巴西人士，生活在晋代。△清重：长水校尉吕淑，字伟德。以上一人，是汉中人。△广汉太守李骧，字叔龙。（李福的儿子。） 以上一人，是梓潼人。○忠义：江阳太守侯馥，字世明。以上一人，是江阳人。三州后世贤人共五十一人，加上前代贤人共四百零一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百一人〕 撰写者说：这些人物，有的见于《汉书》，有的记载在《耆旧》，有的见于郡记，有的见于《三国书》；我都选取其中才德出众的人，在本篇加以表彰。对于功业盛大、声名显赫的人，也一并附载，使编次齐整；对于只见姓名而不详细知道其品行事迹的人，或者虽有传记却没有值得珍重称许的善行，就略去不录。用来符合直书的原则，作为真实记录。《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一 《巴志》一 从前唐尧时代，洪水漫天。鲧治水没有成功，圣王禹继而兴起，疏导长江，疏浚河流，使众多河川得到疏通治理；分封、繁殖天下人口，依据古代九囿设置九州。向上承受参、伐二星的分野，向下据有华阳之地，黑水、长江、汉水一带属于梁州。那里的土色青黑而肥美。那里的田地等级属于下上。那里的赋税等级属于下中。那里的贡物有璆、铁、银、镂、砮、磬，以及熊、罴、狐、狸和织成的皮革。于是四方边隅都安定归治；钱本、《函海》本、张本、吴本、何本、王本都作“奥”，《函海》注说：“惠栋校改作‘隩’。”廖本作“隩”。土地已经安定居处，九州的政教因而相同；明代刻本作“逌”，清代刻本作“攸”，这是古今字的不同。六府得到充分治理；元丰本、嘉泰本都作“修”。各种土地交相整治，财赋于是得到确立；刘本、钱本、《函海》本、廖本作“厎”，张本、吴本、何本、王本作“底”。“▯”是“慎”的古字，元丰本如此，嘉泰本因避孝宗讳而缺一笔，惠栋校改为“▯”，《函海》本、廖本相同。财赋于是成就，贡物输送到中原。这大概说明当时政教和谐的教化，已经向东传播、向西推行了。

译经历夏、殷、周三代，廖本注说：“应当作‘历虞夏殷’，脱去‘虞’字，多出‘周’字。”这里不采用这一说法。九州的牧伯都履行职守。周文王成为诸侯之长，西方有九个国家。到周武王攻克商朝时，合并徐州、青州，省并梁州而归入雍州；但职方氏仍然掌管这些地方，辨明它们的土壤，考察它们的货利。旧本都作“宝利”，惠栋校改为“货利”。现在考察《周礼·职方氏》说：“于是辨别九州的国家，使它们共同从事货利。”郑玄注说：“贯，就是事务，指九谷、六畜等财用方面的事务。”常璩采用《职方氏》的文句，因此应当是“贯”字，现改正。一直到秦始皇时代。旧本都作“起于秦帝”，只有廖本改“起”为“迄”，但没有说明。现在查《说文解字》走部说：“起，是能够站立。”“●，是直行。”“●，是‘起’的古文。”“●，是到达。”大概常璩是说职方氏的制度一直实行到秦始皇时代，后人传写时误作“起”。惠栋校改作“●”，所以廖本作“迄”。此处应断句。汉朝兴起，高祖凭借这些基础成就帝业。〔武帝开拓疆土〕，于是把雍州改称凉州，把梁州改称益州。旧刻本都把“乃”字接在高祖句之后，这里应当是脱漏了文字。考察《 《汉书·地理志》说：“汉武帝攘除胡、越，开拓土地、扩张疆界，南面设置交阯，北面设置朔方等州。兼采徐、梁、幽、并、夏、周的制度，把雍州改称凉州，把梁州改称益州，共分为十三部。”常璩确实采用了这段话，原句应当就是这样，因此其中脱漏了“武帝开拓疆壤”一句，显然可见。《水经注》卷三十三引用《地理风俗记》说：“元朔二年，把梁州改称益州。因为新开辟的犍为、牂柯、越嶲三州疆域更加广大，所以称为益州。”现据此补入六字。因此，巴、汉、庸、蜀都隶属益州。到魏咸熙元年平定蜀地，才把益【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 魏梁〕州分出；旧本都作“广汉益州”。廖本注说：“应当作‘广益梁州’。”现在考察，所扩大的，是魏国的梁州。原文应当是“广魏梁州”。传抄者因为魏国把广汉改为广魏，每次见到“广魏”二字就改成“广汉”，辗转传抄，终于把“梁”“益”二字也弄错并倒置了。“广”和“益”是同义字。廖本的注释也不正确。现改正两字。又割取雍州的武都、阴平，荆州的新城、上庸、魏兴，归入梁州。共统辖郡【一十一】〔十二〕，县五十八。旧本全都作“凡统郡一十一”。顾广圻校说：“应当说统辖十二郡：巴郡、巴东郡、涪陵郡、巴西郡、宕渠郡、汉中郡、魏兴郡、上庸郡、新城郡、梓潼郡、武都郡、阴平郡。县五十八，是不计算后来省并的县。”廖本据此收入注中。汉、晋人记数，在十、百、千、万之前，通常不写“一”字。原文应当作“郡十二”。这里所说县数不包括被省并的县，是指像乐城、常安、宣汉这样的县，晋代已经省并入其他县，所以不在五十八县之内。二 《洛书》说：“人皇开始出现，继承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别治理九州，成为九囿。人皇居住在中央的州，统制八方辅佐之地。”华阳的土地、梁山和岷山的区域，是其中一个囿；囿中的国家，就是巴、蜀。它的分野属于舆鬼、东井。它的君主，上古时代没有听说。自五帝以来，黄帝、高阳的支庶后裔世代担任侯伯。到禹治水、划定州界时，巴、蜀隶属于梁州。禹在涂山娶妻，过了辛、壬、癸、甲四日便离开。儿子启出生时呱呱啼哭，禹来不及看他。他三次经过家门都没有进入屋内，一心致力于拯救当时的天下。现在的江州涂山就是这里，帝禹的庙铭文还保存着。禹在会稽召集诸侯，执玉帛来朝见的国家有一万个，巴、蜀也前往参加。周武王讨伐纣王，确实得到了巴、蜀的军队，这件事见于《尚书》。巴军勇猛锐利，以歌舞压倒殷人，〔殷人的〕前军倒戈。旧本都不重复“殷人”二字，便无法断句。王本把“殷人倒戈”作为一句，这样上句就没有宾语。廖本采用《武成》的文字，补入“前徒”二字，但这样一句也没有主语。一定要作“殷前徒”才行。现重出“殷人”二字，意思才完整。所以世人称说：“武王讨伐纣王，前面唱歌，后面跳舞。”武王攻克殷朝以后，按照《函海》注说：“有的版本改作‘封’。”他的宗姬在巴，廖本在“姬”字下有“封”字，其他各本没有。按常璩原意，是说因为有宗姬在巴，所以授予巴国子爵，并不是说把宗姬封在巴地。“于”是“在”的意思。巴国既然帮助武王讨伐纣王有功，武王怎么可能又把宗姬封来夺取巴君的君位呢？或者是巴国自称姬姓前往，武王便认为它是宗姬。于是授予它子爵。古代远方国家即使强大，爵位也不过是子爵。所以吴、楚和巴都称为子。这里以下，旧本有的留空格，有的连在一起。顾广圻校稿说：“应另起一行。” 三

译这里东到鱼复，西到僰道，北接汉中，南至黔涪。土地适宜种植五谷，牲畜六畜齐备。桑、蚕、麻、苎（旧刻本作“纻”，今依钱写本作“苎”），鱼、盐、铜、铁、丹砂、漆、茶、蜜，以及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都用来进贡。果实中珍贵的，树上有荔支（有的版本作“芰”）；藤蔓有辛蒟；园圃中有芳蒻、香茗；供给宾客的有橙和●。旧本作●，《函海》作“葵”，并注说原字讹误，何本作“葵”，刘本、李本也作●。廖本未改字，但注说“橙”字应删，●应作▯，▯就是橙字。今考，“给客橙”三字应连读；●就是荜茇，详见注文。药物中特异的有巴戟天、椒。竹木中珍贵的有桃支、灵寿（“▯”字钱写本作“贵”）。名山有涂山、籍山、灵台山、石书山、刊山。百姓质朴正直，喜好义行；地方风俗敦厚，有古代先民的遗风。因此诗中说：“河川山崖平坦，田里的庄稼多是黍。美酒和嘉谷，可以用来奉养父亲。野地只有高阜丘陵，那里的黍稷很丰盛。” “嘉谷和美酒，可以用来奉养母亲。”祭祀的诗说：“正值孟春之月，水獭在那山崖旁祭鱼。长久地表达孝亲之思，举行祭祀实在美好。那黍子已经洁净，那祭牲（刘本、李本、廖本作‘牺’，其他本作‘仪’）也只有润泽。于是选择良辰，祖先来到这里。”他们喜好古代、以道为乐，诗中说：“日月光明，也只是留下它们的名声。谁能长生不死？不朽是很难得到的。”又说：“真正可宝贵的是德行，富贵哪里能够长久？我思念古人，他们有美好的声名和声望。”但他们的缺点是行动迟缓、鲁钝笨拙；风俗一向朴素，没有仓促浮华、巧辩艳丽的气息。他们所属的族类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等蛮族。四 周代中期，他们虽然奉行王室的职贡，却与秦、楚、邓相邻并列。《春秋》鲁桓公九年，巴子派韩服向楚国报告，请求同邓国交好。楚子派道朔带领巴国使者出使邓国。邓国南部边境的…… 《左传》此处以下还有“鄾人”二字。鄾人进攻并夺走了巴国使者的聘礼。巴子大怒，讨伐邓国，把邓国打败。后来巴军和楚军共同讨伐申国，楚子又惊扰了巴军。鲁庄公十八年，巴国攻打楚国并取胜。《左传》作：“巴人背叛楚国而攻打那处，攻取了它。”鲁文公十六年，巴国与秦、楚共同灭掉庸国（“鲁”字原脱，据桓、庄、文年例应补）。鲁哀公十八年，巴人攻打楚国，在鄾地战败。《左传》作：“巴人攻楚，包围鄾地……三月，楚公孙宁、吴由于通过薳固，击败巴军于鄾。”此后，楚国主持夏族诸侯的盟会，秦国专据西部土地，巴国疆域分散而偏远，所以很少参加盟会。“与”字，张、吴、何、王本有，当为衍文。战国时，巴国曾与楚国通婚（“战国时”三字有误，详见注文）。等到七国都称王，巴国也称王。旧本此处有的空格，有的相连，今分段。周代末期，巴国发生内乱。将军巴蔓子请楚国出兵援救，答应把三座城池给楚国。楚王救援巴国。巴国安定后，楚国使者来索取城池。巴蔓子说：“借助楚国的威灵，才能平息祸难。我确实答应把城池给楚王；请把我的头送去向楚王谢罪，但城池不能得到。”于是他自刎，把头交给楚国使者。楚王叹息说：“假如我能得到像巴蔓子这样的臣子，要城池做什么！”于是按上卿的礼仪安葬他的头。巴国安葬他的身体，也按上卿的礼仪办理。周显王时，巴国衰弱（各旧本都作“楚国”，但文义不合；显王时楚国正强盛，衰弱的应是巴国）。秦惠文王同巴、蜀交好。蜀王的弟弟苴侯私下亲近巴国（旧本脱“侯”字，据下文应补，廖本有注）。巴、蜀世代交战。周慎王五年，蜀王攻打苴侯，苴侯逃奔巴国。巴国为求援向秦国求救。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援救苴侯和巴国，随即攻打蜀国，灭掉蜀国。张仪贪图巴、苴的财富（刘本、钱本、《函海》作“巴道之富”，傅增湘校刘本认为“道”字较好，今不采用，仍依元丰本及张本、廖本）。于是攻取巴国，俘获巴王带回去（刘本“王”作“玉”）。设置巴郡、蜀郡和汉中郡，把这些地方分为四十一县。旧本中张、吴、何、王、浙本作“二县”，刘、钱、《函海》、廖本作“一县”。廖本在“一”字下作注说“应删”。但这样仍不成文。考《汉书·高帝纪》说“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可知秦设置这三个郡时共有四十一县，《常志》据此记载。旧日传抄者脱去了“四十”二字。今补入。顾观光《校勘记》作“三十二县”，并说：“宋本脱去‘三十’二字，俗本把一改成二，廖校又想删掉这个字，都是没有考察清楚。今依《路史·太昊纪》注文补正。”考《路史》罗苹注文引《华阳国志》说：“慎王五年，张仪、司马错攻打蜀国，于是取得巴地，分为三十二县。”但它没有遵守原文，又把“慎”误作“顺”。再考《史记·高帝纪》“王巴蜀汉中”句下没有县数，只有《集解》引徐广说“三十二县”。徐广是刘宋人，应当见过《常志》，所以他的说法与罗苹所引数字相合。大概宋代元丰本依据罗苹所见的本子，却脱去“三十”二字；嘉泰本改依《汉书》作“四十一县”，但又脱去“四十”二字。因此张本只剩“二县”，刘本只剩“一县”。《汉书》作“四十一县”，是因为秦灭巴、蜀、苴后，在其地设置三十二县；汉中本来就是秦的旧郡，当时有九县。高帝做汉王时，统治巴、蜀、汉中三郡，当然应是四十一县。如果只说把巴、蜀之地分置县，才应是三十二县。本文既然连同蜀、巴、汉中三郡一起说，就应以四十一县为正确。徐广、罗苹所依据的本子也有误。张仪筑城于江州。司马错从巴地沿涪水进军，夺取楚国商于之地，设置黔中郡。五

译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从黔中郡（旧本都作“秦”，但下文说“四郡”，这里应指黔中郡；《后汉书》作“秦”，是因音近而讹，后人不知秦有黔中郡，又据《范书》改错）到蜀、巴、汉中，百姓都为此忧患。秦王于是重金悬赏全国：“有能杀死白虎的，赏给万户食邑，金帛任其所求。”于是夷人朐忍县的李本、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在高楼上制作白竹弩，射杀白虎，箭射中头部三节（李本作“箭”，《太平广记》引作“矢”）。白虎平时和群虎同行，这时发怒，把群虎全都搏杀，大声吼叫而死。《太平广记》引作“吼”，古音古义相通。秦王嘉奖他们说（钱本作“曰”，据此改）：“白虎经过四郡，害死一千二百人；一旦祸患除去，功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秦王想按约定封赏（旧本作“要”，《函海》注说应作“约”，廖本作“约”）。但又嫌他们是夷人（《太平御览》引作“因为他们是夷人，不愿封赏”）。于是刻石订立盟约：夷人重新获得所耕顷田的免租权，十名妻子不计入赋役；伤人者依法论罪（《太平广记》引作“不论”）；杀人者雇人代死，应当有“纳”字；倓钱（《太平广记》引作“不死”，没有“倓钱”二字）。“盟约说：秦人侵犯夷人，缴纳黄龙一双（应作“黄珑”，《太平广记》引作“黄金一两”）；夷人侵犯秦人，缴纳清酒一钟。”夷人因此安定。汉朝兴起后，他们也跟随高祖平定乱事（元丰本、廖本作“乱”，嘉泰本及明清本作“秦”，应作“乱”），立有功劳。高祖于是仍旧免除他们的赋役，只让他们专门负责射白虎（旧本“虎”上有“白”字，疑为衍文）。每户每年出賨钱，每口四十。后世因此称他们为“白虎复夷”，又称“板楯蛮”，如今所谓●头虎子就是这一族。汉高帝灭秦，做了汉王，统治巴、蜀。阆中人范目有恩德、信用和谋略，知道高帝必定想平定天下，便劝说高帝，替他招募、征发賨民（《太平御览》没有“说”字，作“为帝募发賨民”），约定共同平定秦地。秦地平定后，封范目为长安建章乡侯。高帝将要讨伐关东，賨民都想回乡；高帝嘉奖他们的功劳，又不忍伤害他们的心意，于是听任他们返回巴地。高帝对范目说：“富贵了却不回故乡，就像穿着绣衣在夜里行走。”于是改封他为阆中慈乡侯（《蜀都赋》注文引《风俗通》作“慈凫乡侯”）。范目坚决辞让，于是封为渡沔侯（旧本“侯”上都有“县”字；古代没有渡沔县，而且范目既辞乡侯，渡沔应是侯的名号，“县”字为衍文）。所以当时人说：“三秦亡秦，范三侯。”（“三秦”二字原脱；范目因率賨人帮助汉朝灭掉秦地的雍、塞、翟三国，三次受封侯爵，故乡人这样说；廖本改作“亡秦范三侯也”，不正确。）范目又请求免除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百姓的租赋。《蜀都赋》注文引《风俗通》作：“并且免除范目所征发的賨人中的卢、朴、沓、鄂、度、夕、袭七姓，不让他们缴纳租赋。”今考，范目没有权力免除七姓租赋，原文应脱“请”字。“复”和“除”的意义有区别。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住在水的两岸，天性刚劲勇敢；起初担任汉军前锋，冲入敌阵，锐气旺盛，喜欢舞蹈。高帝认为他们很好，说：“这是周武王讨伐纣王时的歌舞。”于是命乐人学习演奏它。现在所谓《巴渝舞》就是这种舞。天下平定后，高帝于是分割巴郡、蜀郡设置广汉郡（“蜀”字原脱，据下文应补）。孝武帝又两次分割设置犍为郡。所以当时人说：“分巴、割蜀，才形成犍郡、广汉郡。” 六

译从此以后，五教和谐，才俊秀美之士不断涌现。杰出伟大的人物很多，民间歌谣也到处兴起。因此朝廷有忠贞尽节的臣子，乡里有主持文教、歌咏德行的声音。巴郡谯君黄在成帝、哀帝时期任官，做过谏议大夫（《函海》注说应删“议”字；但《后汉书·百官志》记光禄勋属官有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谏议大夫和议郎等，谏议大夫确为官名；不过本书目录作“太中大夫”，《后汉独行传》作“中散大夫”）。他多次进献忠言。后来为躲避王莽而隐退，又不肯出仕公孙述。公孙述发怒，派使者带毒酒去威逼他。君黄笑说：“难道我不懂药吗？”他的儿子瑛交纳八百万钱，才得以免祸。国人作诗说：“肃穆清正的节士，坚守德操而确实贞固。违背邪恶以献出生命，死后仍留下美好的声名。”巴郡人陈纪山任汉朝司隶校尉，严明正直。西方蛮夷进献幻术艺人，王庭试演其技，把公卿分开作为娱乐。《函海》把“眩王”连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 意思是说那人的技艺极其高超，号称“眩王”。顾槐三校勘说应作“眩人”，也是把“王”字断开。考《后汉书·陈禅传》说：“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进献乐人和幻人，能够吐火，自己肢解，又能把牛马的头互相变换。第二年元旦朝会，在朝廷上表演。安帝与群臣共同观看，认为非常奇异。”《史记·大宛传》也说“黎轩善于幻术”，都没有称那人为“眩王”。汉朝朝廷本来就应称作“王庭”，所以“眩”字应断句。陈纪山从不观赏这种表演。京师人称赞他。巴人歌唱说：“筑屋要用直梁，国人因此以贞正为真。邪曲的娱乐不能使眼目迷乱，枉曲的行为不能使身体动摇。奸邪若远离，义理就能与百姓相合。”巴郡人严王思（刘本、李本作“庄王思”，其他本作“严王思”）任扬州刺史（《函海》“扬”多作“杨”），对百姓仁爱。每逢应当升迁，官吏百姓就堵塞道路，拉住车辕挽留他，诏令于是让他留下。他任官十八年去世，百姓像失去父母一样悲痛。义行送葬的人拿出一百万钱，想用来赡养王思的家人。他的儿子徐州刺史羽（据目录补）不肯接受。送葬的官吏义崇不忍拿回去，于是把钱散发出去，用来供给过往行人。巴郡太守、汝南人应季先赞赏并称美此事，于是作诗说：“驾乘西汉之车，深广如潭的德泽。君子和乐平易，成为百姓的双亲。终身留下仁爱，足以作为后人的镜鉴。” 汉安帝时，巴郡太守屡屡失政。国人作歌讽刺他说：“光明的上天，俯视大地。皇帝选择元后，只求百姓安定。谁能不思考？祸福都由人造成。愿您奉行诏令，只与德行日益亲近。”永初年间，广汉、汉中的羌人反叛，祸害波及巴郡。《太平御览》引《益部耆旧》把此事记在中平五年，是错误的。有马妙祈的妻子义、王元愦的妻子姬、赵蔓君的妻子华（目录“蔓”作“云”），她们早早丧夫，守持姜女般的节操，终身守一夫之礼，号称“三贞”。遭乱兵逼迫躲藏，害怕被拘捕侮辱，三人同时投身西汉水而死（“死”字为衍文）。有黄鸟在她们死亡之处鸣叫，徘徊不去。国人哀悼她们，于是作诗说：“关关鸣叫的黄鸟，飞来聚集在树上。美丽贤淑的女子，能绣能绘。虽然有绣绘的技艺，她们的心却坚贞不移。可叹你们临近河川，如今遥远而不可再得到！”永建年间，泰山人吴资元约任郡守（旧本误作“秦”，《函海》注说应作“泰”），多次获得丰收。百姓歌唱他说：“习习晨风吹动，及时雨滋润禾苗。“我们的君主体恤时事，我们百姓因此富足。”吴资调任离去后，百姓思念他，又唱道：“遥望远方，忽然看不见了；惆怅地一次次徘徊（钱本作●，张、吴、何、王本作伭，刘、李、《函海》、廖、浙本作徘徊）。恩泽实在难以忘怀，悠悠的心永远怀念。” 孝桓帝时，河南人李盛仲和任郡守，贪图钱财，加重赋税。国人讽刺他说：“狗叫声何等喧闹，有官吏来到门前。披衣出门去应答，府中文书要来收钱。话说尽了只求宽限，官吏发怒反而责怪我。转身回头看看家中，家中没有什么可以给的（旧本都作‘为与’，应作‘与’）。想去邻家借贷，邻人已经……（钱本衍‘步’字，‘以’疑为‘已’字之误，廖本作‘已’）。邻人说家中匮乏（旧本讹作‘遗’，廖本作‘匮’），钱财啊钱财多么难得，使我独自憔悴！”汉末政局衰败，州牧郡守擅自专权，百姓思念清明政治，于是作诗说：“浑浊的水泽中有鱼，清流激荡而习习流动。温和的正气处在乱国百姓中，战战兢兢地仰望前代的修德者。”（《函海》作“有”，并注说刘、吴、何、李本作“前”；实则各本都作“前”。“业业”疑应作“休”。）至于他们的德操、仁义、文学和政事才干，如洛下闳、任文公、冯鸿卿、庞宣孟、玄清、文和、玄贺（“玄清”代刻本避讳作“元清”；“文和”字《东观记》作“文宕”，《舆地广记》作“文若”）等，闻名于世、建立功业、言行足以表率后世的人，多得无法逐一记载。还有赵温柔、龚升侯（目录作“叔侯”，李本也作“叔”，其他本作“升”；隶书“叔”“升”容易混淆，从名号看作“升”较是）、杨文义等，传播声名、建立功业，言行足以表率后世的人，多得无法逐一记载（末“者”字当为衍文）。七 孝安帝永初三年（旧本作“元初三年”，今依《后汉书》改正），凉州羌人进入汉中，杀死太守董炳，扰乱巴中。中郎将尹就讨伐他们，连续多年未能取胜（“连年”二字依《后汉书·王堂传》补）。益州各郡都起兵抵御羌人。三府推举广汉人王堂为巴郡太守。他平定乱事，恢复治理，提拔贤能、通达之士；举荐孝子严永、隐士黄错、名儒陈髦、俊士张璊（元丰本作“璜”，浙本改从他本；其他本及目录都作“璊”，廖本注说据《后汉书》应作“湍”），这些人后来都做到高官。益州刺史张乔上表称赞其中尤其卓异者。王堂后来调任右扶风，百姓为他建立祠庙。

译孝桓帝时，并州刺史泰山人但望伯阖任巴郡太守（旧本“泰”作“秦”，廖本作“泰”）。他勤恳地体恤百姓疾苦。郡文学掾宕渠人赵芬，掾弘农人冯尤，垫江人龚荣、王祈、李温，临江人严就、胡良、文恺，安汉人陈禧，阆中人黄阊，江州人毋成、阳誉、乔就、张绍、牟存、平直等，来到但望面前自我申诉说：“郡境辽阔，方圆千里都要供给官吏；还要带着随从，冬天出发，夏天才能回来。夏季单身出行，冬季又带着家属返回。只是超过时限的劳役，就使人怀有怨恨和旷废之忧。“家中的婚姻、丧葬和吉凶之事，不能彼此相见。解开旧衣、缓补破处，下至柴薪蔬菜之类，无不亲自到市场购买。富人还有财力自行供给，贫人却无法长久维持。因此官府清廉节俭，却听不到夭折枉死之事。加上水陆道路艰难，山中有猛兽（旧本作“猛禽”，但古代“禽”也可统称鸟兽，无须改字），人们因为迫于期限而奔赴会集，有的坠入江河，有的投身虎口而死。这些叹息，是历代都感到痛苦的。上天受到感应，于是让我们遇到明府，想要革新政事。儿童和妇女都欢喜相贺：‘将要离开远处而到近处，解除危险而得到安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县城没有数十座，人无论远近，恩惠还没有施加到生者，恩泽却已经可以延及后世。这样巍巍的功德，应刻在金石上。请把我们的文书交给计掾史。人与鬼都能相合，必定会得到美好的报应。我们芬等真是幸甚。”但望深深采纳了他们的意见。郡户曹史枳（顾广圻校稿说“枳是县名，下文脱去史名”；今考，巴郡户曹掾姓史名枳，户曹如同功曹、贼曹，省略了“掾”字）向但望说：“芬等前后一百多人，历任太守执政时多次申诉，却没有得到感悟。明府运用璇玑（‘机’应作‘玑’，即《尚书》所说‘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布施政令，考察是否合乎皇极，为百姓请求救命、解救祸患；德行与天地相合，恩泽润及河海。自开天辟地以来，如今才遇到慈父。《诗经》说：‘高大的梁山，只有大禹治理过它；道路显著，韩侯奉命而来。’您的盛德可与古代圣贤相比，在这里尤其可称美。”

译永兴二年三月甲午，但望上疏说：“谨按《巴郡图经》：本郡南北四千里，东西五千里，周围一万多里。所属县十四个。盐官、铁官、五官各有丞史。户数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人口一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偏远县距离郡治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里。乡、亭距离县城，有的三四百里，有的达到一千里。土地边界遥远，县令、县尉不能彻底查究奸凶。时常有盗贼发难，督邮追查案件，十天才能到达；盗贼早已逃远，踪迹灭绝（“灭”字依廖本倒作“绝灭”，此处疑有异文）。定罪、记录、逮捕和追究，证据、验状及文书的审讯，即使从春天到冬天，也不能查究完毕。有时刑法还没有施加，便遇到宽德的命令。因此盗贼公开横行，奸邪始终不断。郡掾龚荣等，以及陇西太守冯含、上谷太守陈弘（《士女目录》作上庸太守）说：从前甚至有劫持阆中令杨殷、终津侯姜昊，伤害尉苏鸿、彭亭侯孙鲁、雍亭侯陈已、殷侯乐普的事。“又有穿着女子服装的盗贼一千多人，分散在千里之内，不能立即察觉，等阴谋形成后才诛杀。他们在水陆上覆害、杀人，郡掾史枳、谢盛、蹇威、张御，鱼复令尹寻、主簿胡直等，也都遭遇类似事情。供给官吏休假往返，路程动辄数千里（原省‘里’字）。囚徒关押必须等候回报，有时遇到弹劾，动辄历经数年。官吏因超过法令期限而获罪，又恐怕错过冬季结案期限，拖延之中有的人先死了。应当转送文书时，不能等待回报，就常常自行刑杀。有的长吏因愤怒而冤枉弱小百姓；百姓想赴郡官处申诉，又每每害怕来回奔走。太守巡视桑农，不能到达四个县；刺史巡行所属部，不能到达十个县。郡治在江州，那里有时温暖多风。偏远县的客籍官吏，多患疾病。地势险峻（《水经注》作‘侧险’，廖本认为应改），房屋都重叠相接、层层聚居，常常发生火灾。又因为彼此不能相容，便结连船只在水上居住，五百多家聚成水居。这里处在三江汇合之处（廖本注说‘三’应作‘二’，并引《水经注》为据）。” 今考，所谓三江，是指三条大河谷：内水、外水以及汇流后的长江。船户结成船帮，各自依附一条水路，彼此不混杂越界；直到近代仍有三帮，所以当地人习惯称“三江”。不能因为地理概念而说成二江。夏季水势涨大，船只毁散、倾覆、溺水，死者无数。江州以东，沿江山势险峻，当地人一半是楚人，性情精明敏捷；垫江以西，土地平坦开阔，人的姿态敦厚稳重。旧本误把这两句颠倒。《汉书·地理志》论楚地风俗说“急疾而有气势”，论吴地风俗说“轻死而易发”，又说“吴、越与楚相接，屡次相互兼并，所以民俗大略相同”。这正是楚人轻捷的证明。大概操舟的人没有不轻捷的，经商的人没有不精明的，而农民和儒士的姿态没有不敦厚稳重的。上文论巴地风俗，以“迟重、鲁钝、朴素而没有仓促巧辩和艳丽的气息”为缺点，所指正是垫江以北的人（参看第三章注文）。因此可知但望疏原文中“精敏轻疾”承接“其人半楚”而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３章〕 “姿态敦重”承接垫江以西之人的情况。今将两句校正。上下地方风俗不同，性情也不一样。我冒昧请求分为两个郡：一个治所在临江，一个治所在安汉。两郡各有桑、麻、丹砂、漆、布帛、鱼池，盐铁足以彼此供给，而且都靠近京师。龚荣等愿意出资财，建造官府和寺舍，不耗费县官的钱财，又能得到百姓的欢心（何本、李本作“娱”）。自孝武帝以来，也曾分置吴、蜀诸郡。圣德广泛施及，百姓和物产日益繁盛；增置郡土，解除百姓劳苦，实在是圣明君主的盛业。我虽贪图大郡以使自己有闲暇（廖本作“假”，错误），却不忍小民仰望而被阻隔，谨慎地把这些全部上报。”朝廷商议后没有批准，于是没有分郡。分郡的建议，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旧本有“哉”字，廖本删去，《函海》说有的本作“汉”；李本、廖本删去是正确的。八 顺帝、桓帝时期，板楯蛮多次反叛（考证应是灵帝时期，列在下一条之后，详见注文）。巴郡太守、蜀郡人赵温以恩德和信用使他们归服。于是宕渠出现一株结出九穗的禾，朐忍出现连理树。

译光和二年，板楯蛮再次反叛，攻打并危害三蜀、汉中，州郡连续多年以此为苦。天子想大规模出兵（张、吴、何、王本作“出大军”）。当时徭役征发已经使百姓疲惫，于是询问益州计曹，考察讨伐方略（刘、李、钱、《函海》作“计略”）。益州计曹掾回答说：“板楯七姓以射白虎为业，曾为先汉建立功劳（《后汉书》引文作‘射杀白虎立功，先世复为义人’，《通鉴》说自秦代立功，均与此不同。按上文，射白虎发生在秦代，而且只有一次，不应说‘以射白虎为业’，‘白’字应是传抄衍文）。他们本来是义民，免除徭役，只缴纳賨钱，每口每年四十。他们勇敢善战。过去羌人多次进入汉中，郡县被破坏，局势接连不断如同丝线。后来得到板楯蛮，他们把羌人俘获殆尽（廖本注说‘弥’应作‘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七月〕 《后汉书》引作“羌人死伤败亡，几乎殆尽”，《通鉴》也相同，称他们为神兵。羌人畏惧忌惮，传话告诉同族，不要再向南进犯。后建和二年（旧本作“建宁二年”，《后汉书》作“建和”，考证应是“建和”，今径改），羌人再次进入汉地，州牧郡守惊慌失措，幸亏板楯蛮将他们击败。假如没有板楯蛮，蜀、汉百姓就要成为左衽夷人了。从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虽然获得丹阳精兵（吴、何、王本误作“杨”），也依靠板楯蛮。近来益州发生叛乱，朱龟凭并州、凉州的精锐士卒讨伐，却没有功效；太守李颙凭板楯蛮平定了叛乱。他们的忠诚功劳如此之大，本来没有恶意。可是长吏、乡官和亭官征收更赋，沉重至极；使唤他们超过对奴婢的役使，鞭打刑罚也超过囚犯（旧本作“隆”，廖本改“降”，但“隆”有多、胜过之义，疑为“酷”字传抄之误；《后汉书》作“仆役棰楚，过于奴虏”），以至于有人卖妻卖子，甚至自杀割颈。陈述到州郡，州牧郡守却不理会。距离宫阙遥远，不能让皇帝亲自听到。他们含恨呼天，在穷僻山谷中捶心叹息。忧愁于赋役，困苦于刑罚酷烈，各地百姓聚集起来，于是导致叛乱。” “他们并没有深谋远虑、图谋称帝和违法作乱。只要选择贤明能干的州牧郡守，增加他们的粮食资财，安抚并便利百姓，及时赏赐招募，顺着他们的利益和机会去做，自然就会安定聚集，不必烦劳征伐。从前中郎将尹就讨伐羌人，扰乱了益州。百姓谚语说：‘羌人来了还可以忍受，尹将军来了却要杀我们！’尹就被征召回去后，羌人自然败退。因此依臣下愚见权衡，派军队不如把事情交给州郡治理。”天子听从了他的意见，派太守曹谦宣布诏书，招降并赦免罪过，很快局势就清平安定了。九 献帝初平六年（旧本都作“初平元年”，刘昭《郡国志》注文引谯周《巴记》作“初平六年”，今据此改）。初平元年刘焉刚进入蜀地；五年刘焉去世，儿子刘璋继任州牧，才得以分郡。初平五年已经改元兴平。浅陋之人因为认为初平没有六年，妄自以为“六”是“元”字的讹误而改掉。大概蜀地战乱、道路闭塞，历法朔日不能传到，蜀人仍奉行初平年号；所谓六年，就是兴平二年。征东中郎将、安汉人赵颖（卷五作赵韪，《三国志》《后汉书》都作赵韪，但旧刻各本在这里都作“颖”；当时有人改名，后代史书常并存其名，本书多有此例）建议把巴郡分为两个郡。赵颖想取得“巴”这一旧名，所以向益州牧刘璋陈述（《函海》小注说应作“曰”，刘本作“曰”）。刘璋把垫江以北划为巴郡，让江南人庞羲任太守，治所在安汉。这里以下有脱文，脱去了江州以东的郡名和治所，也可以看作省略，今只补“郡名”二字。刘璋又把江州至临江划为永宁郡，把朐忍至鱼复划为固陵郡，巴郡于是分裂。建安六年，鱼复人蹇胤向刘璋陈述，争取巴郡旧名。刘璋于是把永宁改为巴郡，把固陵改为巴东郡，并改任庞羲为巴西太守。这就是三巴。于是涪陵人谢本向刘璋陈述，请求分置丹兴、汉发二县，以涪陵为郡（旧本作“求以丹兴、汉发二县为郡”，但两汉并无这两个县，谢本也一定不愿失去涪陵郡，故应是文字脱乱；今补“分置”和“以涪陵”四字并移动“以”字）。刘璋最初把它作为巴东属国，后来终于设置为涪陵郡。旧本在此接入《巴郡序》，今断开，并补出“巴郡”二字另起一段。十 巴郡原来所属县十四个。分郡以后，所属县七个，户数二万（旧本把“分”字误接上文，且明显有脱误，今分章并补出“巴郡，旧属县十四。郡”八字）。距离洛阳三千七百八十五里。东接朐忍，西接符县（旧本都作“蒋县”，廖本注说应作“符”，今改），南接涪陵，北接安汉、德阳。巴子时代虽然以江州为都，有时治于垫江，有时治于平都，后来治所在阆中。他们先代君王的陵墓多在枳县，畜牧地在沮水一带；如今东突硖下的畜沮就是那里。又在龟亭北岸设立市集，如今的新市里就是此处。郡的东部有明月硖、广德屿以及鸡鸣硖。广德屿以下，顾广圻校稿批注《水经注》作“黄葛峡”六字；廖本注说这里有误，据《水经注》应作“黄葛峡”，所以后文说巴地也有三硖；《续汉志》注文引此作“广德屿”，当是传写错误，李▯又依此错误改写。今考，《水经注》明确认定是黄葛、明月、鸡鸣三峡。按今天的地理考察，黄葛峡就是东突峡，现在称铜锣峡。明月峡外有一座离堆，叫尖山子，就是广德屿。鸡鸣峡在枳县境内。旧本应脱去“鸡鸣峡”三字，今补四字。因此巴地也有三峡。巴、楚经常互相攻伐，所以设置扞关、阳关和沔关。汉代时，郡治在江州巴水北岸，有甘橘官（张、吴、何、王本作“柑”，属于古今字），如今的北府城就是那里。后来又迁回南城（廖本作“迁”）。

译刘先主起初任命江夏人费观（《水经注》作“观”，《三国志》也多次作费观，《三国志·杨戏传》记其字宾伯，因此应以“观”为正）为太守，兼任江州都督。后来都护李严改建大城，城周十六里。他想凿通城后的山，从汶江引水进入巴江，使城成为州治（李本作“洲”，是古今字）。请求把五郡作为都（旧本作“都”，顾广圻校勘依《水经注》改作“郡”，廖本同），设置巴州。丞相诸葛亮没有答应。诸葛亮将要北征，召李严到汉中，所以凿山引水的工程没有完成。但他修造了苍龙门、白虎门。其他郡县的仓库也都有城。李严的儿子李丰（廖本依《三国志》改作“丰”，旧本都作“农”）接任都督。李丰卸任后，梓潼人李福（宋本及刘、李、钱、《函海》误作“漠”）任都督。延熙年间，车骑将军邓芝任都督（刘、钱、《函海》作“艾”，《函海》注说吴、何本作“文”，《邓艾碑》作“乂”，李本作“芝”，廖本依《三国志》作“芝”），治所在阳关。延熙十七年，撤销平都、乐城、常安三县。咸熙元年，只辖四县。任镇西参军陇西人怡思和为太守。廖本在“怡”字上有小注说“这里应有脱文”。大概是怀疑此人的姓是怡，字思和，只是脱漏了姓。现在考察，怡本来就是姓，未见有姓“脱”的人。下文“两部”一句没有动词，才确实是脱漏了“领”字。〔领〕统领两部守军。十一 江州县——郡治所在地。涂山，有禹王祠和涂后祠。《水经注》作“君”。北水边有铭文，李本“词”字作“祠”，铭文说：“汉初，犍为人张君任太守，忽然得到成仙之道，从这里升天而去。”钱本、吴本、何本、《函海》本、王本作“渡”；刘本、李本、廖本作“度”。现在百姓称为张府君祠。县城下有清水穴。巴人用这里的水制粉，粉质润泽光亮而鲜美芳香；又向京城进贡这种粉，因此称为粉水。所以世人称它为“江州堕〔休〕〔林〕粉”。刘本、李本、钱本、《函海》本作“休”；张本、吴本、何本、王本、浙本作“林”；廖本也作“休”，但注说“应作林”。有荔支园。元丰本、《函海》本作“支”，其他各本作“枝”，廖本作“芰”。荔支成熟时，太守常设厨膳，命士大夫一同到树下食用。县北有稻田，出产御米；《函海》作“朱”，并注说“刘、吴、何、李本作米”。陂池出产蒲、蒻、蔺草席。刘本、李本作“兰”，其他各本都作“蔺”。当地的名门大族有波、鈆、〔毋〕〔母〕、谢、然、●、杨、白、上官、程、常等姓，世代有人担任大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石〕 〔承上文〕毋〔母〕、谢、然、●、杨、白、上官、程、常等姓，世代有人担任大官。李本“●”作“盖”。枳县——在郡东四百里，县治位于涪陵水汇合处。土地坚硬贫瘠。当时人才很多。有章、常、连、黎、牟、阳等姓，是郡中最显贵的姓族。旧各本作“杨”，廖本作“阳”。临江县——在枳县以东四百里，接连朐忍县。刘本、李本、吴本、何本、钱本、《函海》本、王本、浙本作“西”，元丰本、张本、廖本作“四”。顾广圻校稿据《水经注》卷三十三引文，在“接”字前补“东”字；但也可以省略。境内有盐官，在监涂二溪。何本“涂”作“除”，这是全郡所依赖的盐产。当地豪门也各家都有盐井。〔又〕各本都有“又”字，应当是衍文。严、甘、文、杨、杜是大姓。晋初，文立实际担任常伯，掌管纳言近侍之职。杨宗符，廖本注说“应作有”，称为武陵。旧各本都作“武隆”，廖本注说“应作陵”，应将“杨宗有称武陵”六字读作一句。《后贤志》和《目录》中“宗”作“崇”。现在考察，杨宗的事迹见于《大同志》；他在吴国灭亡以前任武陵太守，确实有“称武陵”的说法。因此“隆”字应是讹误，“符”字没有错误，不改。〔甘宁轻侠杀〕人，在吴国时是孙氏勇猛的将臣。旧刻各本都把“人”字和“武隆”二字连在一起。廖本注说：“考察这里有误。根据《三国志·甘宁传》，甘宁是巴郡临江人，应当是在‘人’字以前脱漏了‘甘宁县’三字。” 现在考察，常氏先列举临江县的五个大姓，下面才以文立、杨宗、甘宁三人作为旁证。文立、杨宗都没有重复加“县人”二字，怎么能唯独把这两个字用于甘宁呢？查考《甘宁传》，甘宁大概是巴地的大盗；但他后来成为孙氏的勇猛将臣，这一点见于陈寿的《赞语》。常氏品评人物，偏重忠节、孝义，所以《巴郡士女》没有收录赵韪；这里的旁证也不举严颜。对甘宁既有褒贬，又把他列在举例的末尾。所缺的，大概是贬低甘宁的话。现在采用《裴注》所引韦曜《吴书》的文字，补入五字。平都县——蜀汉延熙年间撤省。大姓有殷、吕、蔡三姓。垫江县——在郡西北四百里。各旧本作“中水”，应作“内水”；这里的内水就是今天所称的沱江。历来各书都把涪江作为内水。垫江县在涪江汇入嘉陵江的地方，因此旧本大概误作“中水”。这里有桑蚕、牛马。汉代，龚荣凭借杰出才干担任荆州刺史。后来有龚扬、赵敏，凭借美好的德行担任巴郡太守。元丰本、廖本有“以”字，其他本没有。淳于长宁相貌很美。钱写本没有“宁”字，其他各本有；《函海》作“▯”，这是古今字。黎、夏、杜都是大姓。乐城县——在西州江以西三百里。延熙十七年撤省。此句以下，宋本、明本都连排，不另起行；廖本对各县名都另起行，下面空两格。常安县——也撤省。十二

译巴东郡，先主刘备进入益州后，改置为江关都尉。建安二十一年，以朐忍、鱼复、汉丰、羊渠以及宜都郡的巫、北井六县设置固陵郡。这里“汉丰”二字，钱写本留下空格，明本说明有脱文；《函海》本和顾广圻校稿都认为应是“汉丰”二字，根据下文看，应当如此。《函海》注说“刘、吴、何、李本无空位”，大概误以为宜都是县，于是凑成六县之数。张本、吴本、何本、王本在此有小注说：“按《晋志》，巴东郡有宕渠。”何焯过录元丰本时删去，是正确的；宕渠在巴西郡。武陵人康立任太守，〔治所在故陵溪汇合处〕。何焯校元丰本，以下有五个空格；原文大概是“郡治固陵邑”或“治羊渠水会”五字，嘉泰本因为“治”不在县名之下而缺去。太守治所不在县城，古代曾有这种情况，因此补入。又，《函海》本在“为”字下注说：“似乎应加‘汉丰’二字。”这两个字原来在“鱼复”字下，重刻时误写到了这里。章武元年，朐忍人徐虑、鱼复人蹇机，因为丧失巴地的声誉，上表自我申诉。先主听从他们的请求，恢复设置巴东郡。南郡人辅匡任太守。宋本、清本因避庙讳而缺笔。先主征讨吴国，在夷道回师时，死于这个郡。任尚书令李严为都督，修筑设置围城和戍守设施。李严回到江州后，任征西将军、汝南人陈到为都督。陈到任职期间去世，任征北大将军、南阳人宗预为都督。宗预回朝后，由内领军、襄阳人罗献代任。蜀汉灭亡后，罗献仍任此职，授凌江将军，兼领武陵太守。《三国志·吴书》和《晋书》都作“罗宪”；“凌江”《晋书》作“陵江”，刘本、张本、吴本、何本、《函海》本作“凌江”。“泰始二年”应作“延熙元年”。按《吴书·孙休纪》记载：“永安七年，进兵巴东。”这正是魏国灭蜀的年份。《晋书·罗宪传》说“泰始初入朝”，是在吴军战败之后；《通鉴》的记载没有错误。吴国大将步阐，《吴书》作“步协”；这里应是步阐奉命，而由他的弟弟代为执行。唐咨攻打罗献，罗献守住城池。唐咨向西进攻到朐忍。原蜀汉尚书郎、巴郡人杨宗向洛阳告急，尚未回来，罗献出兵攻击步阐，大败吴军。〔阐〕廖本没有这个字，其他各本都有。唐咨退兵后，罗献升任监军，加授假节、安南将军，封西鄂侯。入朝时，加赐御用车盖和朝服。吴国武陵太守孙恢侵扰南浦，安蛮护军杨宗讨伐他，孙恢败退。〔献〕于是上表请求任命杨宗为武陵太守，驻守南浦；他招抚救济武陵蛮夷，使三个县的百姓开始归附。罗献死后，以犍为太守、天水人杨攸为监军。杨攸升任凉州刺史，张本、吴本、何本、王本作“梁州刺史”；朝廷商议让唐彬和杨宗中的一人接替他。〔晋〕应是衍文；晋人在晋朝举出晋年号，不应多写“晋”字。只有在这是他在蜀地撰写《巴汉志》的旧文时，才应当有这个字。武帝问散骑常侍文立：“唐彬和杨宗，哪一个可以任用？”文立回答：“唐彬、杨宗都建立过功绩，在西方任职都不可失去。不过杨宗的才干确实很好，只是嗜酒；唐彬也是这样的人，性情在于贪求财物。请陛下裁决。”皇帝说：“贪求财物还可以满足，嗜酒却难以改变。”于是任用唐彬为监军，加授广武将军。直到吴国平定〔巴东〕二字，旧各本都有，是旧抄本衍文；以后撤销羊渠县，并入南浦县。“置”字应作“入”。考察上下文，晋初已经有南浦县，何必要等到吴国平定以后才设置？考察可知，羊渠是蜀汉旧县，建兴八年曾改名为南浦，见沈约《宋书·州郡志》。本书说孙恢侵扰南浦，就是这个改名后的羊渠。杨宗击退孙恢后，才分为羊渠、南浦二县：羊渠仍以旧地为治所，南浦则迁到长江岸边，以武陵太守杨宗驻守之处为治所，今称武陵镇。吴国平定以后，晋朝武陵太守迁往吴国武陵郡的治所，南浦重新隶属巴东郡，所以撤羊渠县并入南浦县。南浦县治也向北迁移一百五十里，即今天万县市所在之处。因此万县旧名南浦。今天长滩井地区就是晋代羊渠县的辖地，仍属万县。这正是“入南浦”中“入”字的明确证据。《水经注》曾称羊渠为“南浦故县”，又称南浦为“侨县”，也都是“撤销羊渠”的旁证，说明其地必定并入南浦。〔晋〕应为衍文，同上。太康初年，把巫、北井二县归还建平郡，只剩五县。顾广圻校稿改作“四县”。廖本未改，但注说“应作四”。现在考察，巴郡列出的撤省县有乐城、常安，因此这里也应列入羊渠，共为五县。距洛阳二千五百里。东接建平，南接武陵，西接巴郡。钱写本脱去这两个字，其他各本有。北接〔上庸〕。旧各本都作“房陵”。考查《汉志》，只有房陵县，属汉中郡；本书《汉中志》说“汉末以为房陵郡”，同时仍有上庸郡。魏国把房陵改为新城郡；《晋志》说新城郡统辖房陵等四县，与本书相同。考察其地，都在建平、上庸两郡以东，并不与巴东郡接壤。因此这里的“房陵”应是“上庸”，这样才相合；原书已经误作“房陵”。〔其属有〕仿照《巴郡总序》增补。辖区内有奴、獽、夷、蜑等蛮民。十三 鱼复县——郡治所在地。公孙述改名为白帝。章武二年，改名为永安；咸熙初年恢复旧名。有橘官，〔盐泉〕。又有泽水神，天旱时，在神祠旁击鼓就会下雨。〔 巴地和楚地相互攻伐，因此设置江关，原先在赤甲城，后来迁到江南岸，与白帝城旧址相对〕。这是依据《后汉书》注所引《华阳国志》文字补入的。

译朐忍县——郡旧本没有“郡”字，廖本有。在郡西二百九十里。水路上有东阳、下瞿等几处险滩。山上有大、小石城的形势。张本、吴本、何本作“并”。〔故陵郡旧治，有巴乡名酒〕、灵寿木、〔橘圃〕、盐井、灵龟。廖本注说这里应有“橘圃”二字，《水经注》引用没有错误；顾广圻校稿删去“盐井”二字，说《水经注》卷三十三没有“盐井”二字，但汤溪盐井确实属于此县。〔汤溪盐井，盐粒大的有一方寸〕。这些文字都据《水经注》补入。咸熙元年，把灵龟献给相府。大姓有扶、先、徐三姓。汉代有扶徐，在荆州立有功勋，名声载于《楚记》。《楚访记》宋刻本作“扶徐荆州，着石楚访”八字，并有注说：“‘着石楚访’四字意义不详。”明、清各本沿袭这一文字，读者无法理解。顾广圻校稿认为应作“着名《楚记》”；廖本依此收入注中，但都没有详尽说明。现在考察，扶徐就是《后汉书·度尚传》中的抗徐；《楚记》是《荆州记》的别称。“名”和“石”字形相近，容易混淆；“扶”和“抗”二字也容易混淆。这里是说县人扶徐在荆州立功，受到楚地地方志的称赞。〔其属〕有●头，是白虎复夷。汉丰县——建安二十一年设置。在郡西北的彭溪〔原〕。旧各本作“源”。县城距离溪源数百里，沿途都要走山谷，只有县治所在处是小片平原，所以改作“原”。〔承上文〕所以改作“原”。南浦县——在郡南三百里。晋初设置〔武陵郡〕，主管夷务。各本把“置”字接在“主夷”之前；张本、吴本、何本、王本作“主夷郡”。现在考察《宋书·州郡志》，蜀汉时已经有南浦县，并非晋代设置。这里说“晋初置武陵郡主夷”，不是说南浦县没有汉人，而是说郡守杨宗的职务在于安抚夷人。这个郡与楚地相接，民众大多刚强勇猛，不太重视文学，但有将帅之才。这里的“郡”字也是承接上文“武陵郡”而言。刘本、廖本另起一行，钱本、《函海》本空格，张本、吴本、何本、王本重复写“郡”字，都不正确。杨宗任武陵太守时，起初只是寄居在南浦，所以把这个县称作郡。〔羊渠县——汉末设置。吴国平定后撤销，并入南浦县。〕 〔巫县、北井县——归还建平郡管辖。〕 十四 涪陵郡，是巴地的南部边境。从枳县向南进入，沿丹涪水上行。《寰宇记》引文作“泝”，廖本作“析”，其他本多作“折”。刘昭《后汉书·郡国志注》在“涪”字下引文有“陵”字。这里原本与楚国商于地区相接，秦将司马错由此攻取楚国商于地区，设置黔中郡。丹涪水与巴地的涪水不同，参看第三章注。汉兴以来，常有都尉镇守。刘本、李本、钱本、《函海》本、浙本有“汉”字，张本、吴本、何本、王本没有；“后”应作“兴”，《寰宇记》引作“汉兴”，考察后应从其说。旧辖五县。距洛阳五千一百七十里。东接巴东，南接武陵，西接牂柯，张本、吴本、何本、王本、浙本作“牂牁”，《汉志》作“牂柯”；北接巴郡。土地多山险和水滩。百姓多愚直勇猛，廖本没有“多”字，其他本都有，据此补入。多有獽、蜑族民众。县邑之间结党，争斗诉讼往往至死方休。〔无蚕桑〕，少有文学之士。〔无蚕桑〕三字旧本在“少文学”之上，现倒置于下。这里只出产茶、丹砂、漆、蜜、蜡。宋本和刘本作“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３章〕 汉代，赤甲军常常征取这里的百姓。蜀汉丞相诸葛亮也征发这里的精壮士卒三千人，组成连弩士，于是把他们的家属迁到汉中。延熙十三年，大姓徐巨反叛，车骑将军邓芝讨伐并平定了他。《三国志·邓芝传》作延熙十一年；玄清刻本各本因避讳改作“元”。猿猴攀援着这里的山，《三国志》注引本没有“其”字，《北堂书钞》引文相同；宋、明、清抄本和刻本都有“其”字，按文意应当有。邓芝性喜弩射，亲手射猿，射中了它。猿猴的孩子拔出箭来。《裴注》引此句没有“子”字，《水经注》卷三十三作“自己拔出箭”。《裴注》又引别本说：“邓芝看见一只猿母抱着孩子在树上，便拉弩射它，射中了猿母。猿子替它拔箭。”《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引文都相同。猿猴把木叶塞进伤口。这里两个“其”字，《裴注》所引前一处有、后一处没有；《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引文也没有。邓芝叹道：“唉！我伤害了万物的本性，它将要死了。”《裴注》引另一版本作：“邓芝于是叹息，把弩投入水中，知道自己也将死去。”《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引文相同，但没有后四字。于是把当地豪族徐、蔺、谢、范五千家迁到蜀地，设置为猎射官。又把羸弱者分配给督将韩、蒋等人，名义上称为助郡军；后来世代掌管部曲，成为大姓。“蒋”字下，元丰本空三格，嘉泰本空两格（据钱本），刘本、《函海》本空一格，似乎原来有姓氏已经漫灭，但无法补出，只补入“等”字。晋初，把弩士迁到冯翊莲勺。他们性情质朴正直，即使迁到别处，风俗也不改变。因此直到现在，〔在〕蜀、汉、关中、涪陵等地，〔在〕字应作“在”。下文应以“犹存”为句末，现已改正；其中应作“及”，意为“以及”。在南方任军职的人仍然存在。山中有大龟，龟甲可以用来占卜；龟甲边缘可以制成钗。古代“钗”字，正如此写。《书钞》《类聚》《御览》引用都作“钗”，下文同。世人称它为灵龟。十五 涪陵县——郡治所在地。宋本“涪”字不另起行，只在“叉”字下空一格；张本、吴本、何本、王本于是就在空格处补了一个“出”字，接连下文，错误极大。丹兴县——旧本脱去“县”字，廖本有。蜀汉时撤省。山中出产有名的丹砂。汉平县——延熙十三年设置。万宁县——孝灵帝时设置。旧本脱去“置”字，廖本有。原名永宁。汉发县——《晋志》作“汉复县”。有盐井。〔各〕县城北有獽、蜑族人，又有蟾夷。原文这十一字旧本都接在上文之后，廖本另起行；“诸”字是衍文。〔汉葭县——撤销后并入涪陵县。〕 十六

译巴西郡，辖县七个。距洛阳二千八百一十五里。东接巴郡，南接〔广汉〕。这里旧各本都接着“梓潼”二字，脱去了“西接”二字；廖本注说“这里应有脱文”，大概脱的是“广汉”二字。汉代广汉郡的辖地包括涪江全流，在巴西郡西南。〔广汉〕。西接梓潼。北接〔汉中〕、西城。张本、吴本、何本、王本作“凉”，其他本作“梁”，都是“梁”字的讹写；另外又脱去“中”字。土地多山地和平原，牛马桑蚕丰富。元丰本、廖本有“其”字，其他本没有。这里的百姓，自西汉以来就魁伟豪放，是三巴之冠。郡分置以后，周舒、周群父子、譙周、程公弘等人，有的学识兼通三才，有的精通清秀奇逸之学。其中马盛衡，才华文章清丽精妙；龚德绪兄弟，英气焕发；黄公衡，应变通达；马德信、王子均、勾孝兴、张伯岐，建功立业。刘备、刘禅父子在位时，他们以美名著称于荆楚。〔若〕说到西汉以来，〔范三侯〕、冯车骑、〔马〕镇南等人，都在这里建立了根基，所以说“巴地有将领，蜀地有丞相”。“若”字和“范三侯”三字，旧本没有；按《巴郡总序》应当有“范”字。冯车骑，《函海》注为冯绲；“范镇南”各本都这样作，但考查《士女目录》，巴西没有姓范而官至镇南将军的人，只有马忠有这一官衔；范姓中只有范目是名将。因此这里应是旧抄本脱漏错乱。到了晋代，谯侯在前代修作文治，陈君在后代焕发光彩；他们都迁入两部固守之地，卓然成为群英世代相继的人物。他们的事迹载在传记中，缙绅之士多得无法一一记录。十七 阆中县——郡治所在地。有彭池大泽。名山灵台，见于纬书和谶书。廖本注说“应作《孔子内谶》，见《续汉志注》”。大姓有三狐、五马，以及蒲、赵、任、黄、严等姓。〔西〕充国县——〔旧名充国县，〕和帝时设置。有盐井。大姓有侯、谯二姓。〔汉末分置南充国县时，改名为西充国县。〕两汉都有充国县，却没有西充国县。《后汉志》说充国县“永元二年设置”，这是和帝即位第三年；又说南充国县“初平四年设置”，这是汉末献帝的年号。《三国志》说谯周是巴西西充国人。谯周生于建安六年，距初平年间只有六年；可见当时已经有西充国，而《后汉志》没有记载，足以说明西充国是充国分置后改名而来。谯周、陈寿都出生在巴西，他们的记载应当没有错误。两个县中只有西充国有盐井，谯氏也是西充国的大姓。常氏崇尚采用《汉志》以及谯周、陈寿著作的记载，不应误把这些归入南充国县。但从宋刻本到廖刻本，都误作“南充国县”，没有人能够订正；又脱去“西充国”，而以平州县来凑足七县之数。现在考订、整理并补正，希望恢复常氏原文的真实面貌。〔承上文〕常氏崇尚采用《汉志》以及谯周、陈寿著作的记载，不应误把这些归入南充国县。但从宋刻本到廖刻本，都误作“南充国县”，没有人能够订正；又脱去“西充国”，而以平州县来凑足七县之数。现在考订、整理并补正，希望恢复常氏原文的真实面貌。〔南充国县——汉末设置。大姓有张姓。〕 安汉县——以出人才著称。大姓有陈、范、阎、赵四姓。平州县——〔太康元年设置。〕据《宋书·州郡志》文字补入。删去其中“以野人归化”五字。〔承上文〕删去其中“以野人归化”五字。这两个县组成一个郡。旧本都把这句话和“平州县”三字连在一起，廖本另起行。这里的两个县，是指宕渠县和汉昌县，二县组成宕渠郡。十八 宕渠郡，〔蜀先主〕设置于延熙年间。以广汉人王士为太守。建郡九年后撤省。〔延熙年间又恢复设置，不久再次撤省。〕旧刻本脱漏错误，现依据《隋志》和《寰宇记》改补。永兴元年，李雄重新设置此郡，至今遂成为郡。长老说：“宕渠大概就是古代賨国。现在还有賨城、卢城。”秦始皇时，有身高二十五丈的巨人出现在宕渠。秦史官胡母敬说：“此后五百年之外，一定会有异人作为大人。”《十六国春秋》引文没有“外”字，《太平御览》引文有；李雄称王时，他的祖先世代出自宕渠，有见识的人都认为这是对巨人预言的应验。西汉以来，这里的男女都贤良贞正。县民中，车骑将军冯绲、大司农玄贺、大鸿胪庞雄、桂阳太守李温等，都建功立业，对世道有所补益。冯绲、李温分别葬在任职所在地。廖本注说“李温应作李任”。常在三月，二人的英灵返回乡里，水势突然暴涨。郡县官吏和百姓无不在水边祭祀他们。他们中列女的节义事迹见于《先贤志》。《巴郡先贤》一书，宋刻本已经缺失。现在已经没有可以考察的材料了。宕渠县——郡治所在地。有铁官。石蜜，是山中采集的物产。汉昌县——和帝时设置。大姓有勾姓。宣汉县——现在已经撤省。十九 以上是巴国，总共分为五郡、二十三县。张本、吴本、何本、王本没有“右巴国”三字，其他本有。按上文，巴郡七县，其中撤省三县；巴东五县；涪陵五县，其中撤省一县；巴西五县；宕渠三县，其中撤省一县。合计应为二十七县，若不计撤省县，则应为二十二县。这里说二十三县，是因为脱去了西充国县。张本、吴本、何本、王本、浙本的这十二字直接接在宣汉县一行之后，只空一格。

译常氏说：巴国，追溯久远的世代，是黄帝的支系封国；在周代，则是姬姓宗室的亲属；所以到了春秋时期，地位与秦、楚相等，显示出它属于甸服、卫服之地。若说到蔓子的忠烈、范目的果敢刚毅；这里风俗淳厚，世代出现名将；这难道就是江汉之地所含的灵气、山岳所聚的精魂吗？考察这里的风俗，刘本、钱本留有空格，并注一个小缺字。《函海》夹注说“原文有缺字，惠栋校李本改为‘俗’字”；张本、吴本、何本、王本都不空格，直接补成“俗”字；廖本没有“俗”字，注说“旧校本说此处缺字”。这足以知道当地风俗敦厚专一了。从前沙麓山崩塌，卜偃说：“它的后代应当有圣女兴起。”元城县的郭公说王翁孺正当其时，所以有王政君。李雄，不过是宕渠的奴仆、略阳的平民罢了；他从流亡的隶民中起兵，君主却获得了士民的拥戴。他能成为这样的人，难道确实是因为长人的精魂在起作用吗？末尾的“也”应读作“耶”，疑似语气词。附 说盐 食盐，即氯化钠，是化学盐类的一种。人类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食盐的消费。由于食盐产地并不普遍，在原始社会中，食盐能够推动社会组织的形成以及社会的发展进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产盐地区，或食盐供应方便的地区，往往是人类乐于聚居的地区。相反，取得食盐不方便的地区，必然人口稀少，甚至无人居住。二、人类最早的商品交换，虽然以农产品、牧业产品、猎获物和手工艺品为多，但真正具有控制市场主要力量的，还是食盐。可以说，食盐是最早推动商业发展的商品。因为粮食、皮革等日常必需品各地都有，食盐的消费量虽然不大，却不一定能在本地区取得，而它又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因此，食盐过剩的地方即使其他生活用品很贫乏，也会有人自己把这些用品运来供应，以换取食盐。商业就是这样开始的。三、人类文化总是首先从产盐地区发展起来，并随着食盐生产和运输销售的发展而扩大文化领域。文化领域扩展的速度，大概与当地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是否有利于食盐运输销售成正比。至少在十七世纪以前，整个世界历史都不能摆脱这三条基本规律。十八世纪以后，情况不同了，人们大多已经感觉不到食盐的贵重。其实只是因为交通便利、商品流通方便，不必特别注意它罢了。假如仍然围城十年，切断盐源，却不断水源和粮源，这座城也会不攻自破。除非守城者自己发明了食盐的代用品或新的制盐方法；欧洲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例。我国历史上也有不少这样的事例。只是过去的史学家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一般人也就没有机会认识到它。下面举几个一说就明白的例子：

译例一：我国文化孕育于中原地区。通常已经注意到的重要因素是：黄土地面适合农业社会文化的发展。但黄土分布很广，地势也都同样平坦肥沃，而文化发展的时间却很不一致。河东解池地区，大河环绕在前，群山阻挡在后，山谷交错，低洼盐碱，不利于农业文化的发展，却偏偏最早成为孕育中华文化的核心地区。尧的都城平阳、舜的都城蒲阪、禹的都城安邑，都围绕解池建立国家。以解池这个核心向四方推进，才进一步发展出河南的伊洛文化、河内的殷墟文化、渭水平原的周秦文化和汾水盆地的晋文化。《左传·成公六年》说：“晋人谋划迁离旧绛。诸位大夫都说：‘一定要住在郇瑕氏的土地，那里肥沃富饶，又靠近盐池。国家得利，君主快乐，这种地方不能失去。’”这里的“盬”字，指的就是解池食盐的利益（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得很详细），说的是它能使国家富强、君主快乐。后来晋侯把这件事拿去询问韩献子。韩献子极力排斥众人的意见，主张把都城迁到新田。他的理由是：“郇瑕氏的土地贫薄，水浅，土地的坏处很容易显现；坏处容易显现，百姓就忧愁；百姓忧愁，就会困窘狭隘，于是有沉溺、重膇之类的疾病（意思是百姓趋向商业利益，就会奢侈懒惰，使国家削弱）。不如新田，土地深厚，水源深远，住在那里不会生病。”这就是以农业为根本的理论，也是中华文化随着食盐利益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转而提倡重农思想的时代反映。他还说：“山林水泽、盐池，是国家的宝藏。国家富足，百姓就会骄纵逸乐；靠近宝藏，公室反而贫困，不能说是快乐。”这就把“盬”的商品含义表达得非常清楚了。晋侯听从了他，把都城迁到新田，使晋国继续强盛。但这并不是放弃解池的盐利，而是进一步加强了利用食盐控制各国的条件，所以晋国能够长期独霸中原。三家分晋以后，解池归魏国所有。赵国因为当时沿海盐田和河套盐池已经出现，能够自给食盐；秦、燕、齐、楚也都已经掌握自己的盐源，能够保持强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只有韩国分到的土地没有盐，政治和经济无法摆脱外国操纵。因此，韩国虽然土地富饶，人民聪慧灵巧，兵器铠甲精良，文化优越，各方面都超过其他六国，却不能避免逐渐削弱，并最先灭亡。这是我国前代史论家从未想到的一条立国理论，也是社会发展规律所应依据的不可改变的道理。离开这条理论，就无法说明韩国最先灭亡的原因。魏国失去西河、解池归入秦国以后，也立即一蹶不振，逐渐走向灭亡，与韩国相差不远，道理正相同。例二，是一个更加鲜明的例子。川、鄂交界的巫溪河流域，是一个与湖北神农架极其相似的地区：山势险峻，水势恶劣，农牧业都很困难，土地贫瘠。只是因为大宁的宝源山有两眼盐泉涌出咸水，被原始社会的猎人发现了。（相传猎人追逐神鹿来到这里，鹿舔食泥土不肯离去，猎人把鹿杀死，因而发现这里的水可以晒盐。）进入煮盐和运输销售的阶段后，这个偏僻荒凉的山区，曾经发展成为长江中上游的文化中心，也就是巴楚文化的核心。它就是《山海经》所说的“臷民之国”，又叫“巫臷”，又叫“巫山”。今天人们把巴峡南北两岸的山称为“巫山十二峰”，以北岸的神女峰为主峰，这是唐宋人附会宋玉《高唐赋》《神女赋》形成的说法。其实宋玉所赋的“神女”指的是巫盐，巫溪沿岸的群山才是巫山。《大荒南经》说：“有臷民之国，那里的人皮肤黄色。帝舜生下无淫，降居于臷地，这就叫巫臷。巫臷之民以臷为姓，以谷物为食。他们不纺织、不织布，却有衣服穿；不耕种、不收割，却有食物吃。（郭璞注说：“意思是自然就有布帛和谷物。”）那里还有会歌舞的鸟：鸾鸟自己歌唱，凤鸟自己起舞；那里还有各种野兽，成群聚居；百谷都聚集在那里。”这部书描写极乐世界，总是用鸾鸟、凤鸟自己歌舞来形容，如“丹穴之山”“轩辕之国”和“嬴民封豕”等处都是这样。这里说臷民不耕不织，衣食资财自然丰足，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拥有食盐，各地农牧民都按照自己的需要，把土产运来交换食盐，于是才成为“百谷所聚”的富裕国家吗？《大荒西经》还说：成汤讨伐夏桀，杀了他的卫士夏耕。“夏耕已经站立，却没有头；他逃走的罪过，于是降居巫山。”书中把他称作“夏耕之尸”。分析这一段神话所表达的历史事实，应当是夏桀这个大奴隶主纠集替他耕种的奴隶群体，抵抗成汤；这批奴隶的首领被成汤杀死，奴隶们逃到巫山，投奔臷国。所以说他没有头，称为“夏耕之尸”。这等于说：夏桀的耕种奴隶早已知道巫臷这个地方也产盐，不只是解池产盐；还可能他们原先耕种的是三苗地区的土地。每当解盐无法接济时，他们也曾交换巫臷的盐。因此，当夏桀命令他们抵御成汤、兵败国亡之后，他们便直接逃来投附巫臷。

译《山海经》同篇还说：“大荒之中有座山，名叫丰沮玉门，是日月落入的地方。那里有灵山，巫咸、巫即、巫、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位巫师从这里上下往来。各种药物都在那里。”丰沮显然指盐泉。“玉巫”二字在篆书中常容易混淆；玉门也可能原本指巫山的河峡；灵山或许就是“巫山”二字发生讹变的结果。由于盐泉带来利益，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农业和畜牧业发展不利，狩猎业便大为兴盛，山中的各种药物也因此被发现。所以，作为方士的巫师来这里采药的人也很多。巫咸之名见于《尚书》，是殷商的宰相；巫彭就是世代传说中殷代太史彭祖。“咸彭”连称又多次见于《楚辞》，都可以证明他们确有其人。这说明整个殷代，这里仍是一个独立而文化水平很高的小国。关于“巫的”，郭璞注音为“颁”。“颁”与“巴”音近，可能就是巴族的一位祖先。巴族原来是定居在洞庭、彭蠡之间巴丘、巴水一带的渔业居民，称为“巴诞”（《后汉书》注）。这大概是因为它被有穷国的后羿灭亡了。一部分诞民向东迁徙，成为后世的蜑族；另一部分人向西迁徙，依附巫臷，为巫臷运盐经商，于是被称为“巫诞”。这或许与“巫颁游巫”有些关系。巴人善于驾乘独木舟，逆水而上，把盐销往溪河上游一带。整个四川盆地都有他们运盐活动的踪迹。后来，他们建立了巴国。巴盐沿长江顺流而下，供应荆楚人民，也促进了楚国文化的发展。近代考古学家根据地下发掘材料证明，巴、楚两国文化具有共同特点。这正是先有巫臷文化、后来发展为巴楚文化这一历史过程的明证。巴东这一地层褶皱带还有许多盐泉涌出。例如奉节南岸的盐碛坝、云阳西北的万军坝、开县东面的温汤井、万县东南的长汤井、忠县的泔溪和涂溪两口井、彭水的郁山盐泉，以及长宁县的安宁盐井。除郁山盐泉和大宁盐泉一样从山地涌出，能够很早被原始人类发现和利用，因而形成一个原始文化区外，其余七处盐泉都是从河水下面涌出，不容易被原始人类发现和利用。只有习惯于水上活动的巴人能够首先发现它，并在巫臷文化的基础上设法把咸水和淡水隔开，汲取咸水煮盐，从而扩大运盐的效益，建立巴国，并且强大到能够兼并巫臷，压倒楚、蜀，成为大国。只是后来巴族成为富强的大奴隶主之后，因偷懒怠惰而腐化，风气衰败，才被新兴的秦、楚分割了。秦国灭亡巴、蜀时，楚国也已经夺取了巴国东部的土地，一直到枳（今涪陵县），几乎完全占领了巴东南部褶皱地区的所有盐泉。在秦、楚对立的形势下，楚人控制了通往秦地的盐运。两国这样的对立仅维持了八年（公元前三一六年至三〇八年）。秦国巴郡、蜀郡、汉中郡的百姓无法忍受缺盐之苦，迫使秦国不得不派出十万远征军，乘船渡江攻打楚国。直到夺取安宁盐泉和郁山盐泉、设置黔中郡（《六国表》和《楚世家》有明文）以后，秦国才初步解决盐荒问题，得以安定二十多年。但是在这二十多年间，楚国又凭借长江水运便利，从枳夺走了郁山盐泉，使秦人再次感到盐荒的压力。于是秦国又发动了一次争夺巴东盐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公元前二七九年（秦昭王三十六年、楚顷襄王二十年），秦国一方面命令白起绕道东方韩国的地界，突袭楚国都城，攻下鄢郢，焚烧夷陵，截断楚国援救巫、黔中的道路；另一方面又命蜀郡太守张若再次大规模出兵，沿江乘船夺取楚国的巫、黔中地区。这次两路大军相互配合，能够完全占有巴东盐泉地区（ 《楚世家》和《六国表》也有明文记载）。这反而使楚国断绝了食盐来源。于是楚顷襄王率领部众逃往陈地，改为依靠淮海地区的食盐。所以苏代说“楚得枳而国亡”（见《战国策·燕策》），意思是枳是巴东盐泉的枢纽之地，是秦国必定要争夺的地方；如果争夺不到，就不能不灭亡楚国。这次秦国先灭掉楚国的社稷，把楚地设置为南郡。大概因为巫、黔中地区的楚人拼死抵抗，直到第二年（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张若才取得枳和巫山，再次恢复设置黔中郡。但是楚人不能甘心失去巫、黔中的盐源，这促成了上下同心的新团结；就连大盗庄蹻也率领部众拥护楚国、仇视秦国。仅过了一年，即顷襄王二十三年，因为“秦江旁人民反秦”（《六国表》），楚王“于是收集东部地区的军队，得到十多万人，又夺回秦国攻取的江旁十五座城邑，把它们设置为郡，与秦国抗拒”（《楚世家》）。这说明顷襄王丢失鄢、郢、巫、黔中仅一年，便又在郢地复国，仍然占有巴东盐泉。至少也重新占有了巫山盐泉，设置巫郡，楚人不再发生盐荒。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就是在这个时候写成的，那是歌颂巫盐运入楚地的诗赋。把食盐比作神女，与《后汉书》所载廪君故事中的“盐水女神”相同，并不是真的有一位神女来主动求欢（另有分析文字从略）。大约到了楚考烈王时期，楚国又失去了巫、黔中，被迫向东迁到巨阳（考烈王十二年）。秦国于是第三次占有巫、黔中，仍设置为黔中郡，并成为秦始皇三十六郡之一。

译楚顷襄王夺回巫、黔中以后，秦国正全力应付东方事务，无力从巴、蜀出兵夺取巴东盐泉；这段时间大约有四十多年（公元前三〇〇年至二五七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为了实现食盐自给，才创造性地想出了挖坑井取盐的办法。这一创举的科学依据，古代没有流传下来的说明；按照今天的地质学知识推断，则完全可以解释。四川盆地原本是几千万年前海底沉积形成的地层，土壤中本来就含有盐分。地表经过几千万年的雨水和江河冲刷，盐分已经流失，但下层土中必然还保存着盐分。人工挖一个深坑，汲取含盐较多的水煎煮，就能够得到盐。李冰是一个具有科学头脑的人，他只要看到盐泉从地下涌出，且从溪河深陷处涌出的更多，就会相信地层下部有盐，挖深坑可能遇到盐泉。按照他的设想实行以后，果然在广都县龙泉山脉一带取得了食盐。后来又陆续在总冈山脉北侧（蒲江盐井）、火井槽山谷（火井）和龙门山脉南侧（什邡盐井）等地取得了同样的效果。而且坑挖得越深，盐就越多。著名的陵井（今仁寿县）、牛鞞井（简阳县）、富世井（富顺县），有的已经发展到三十多丈深，产盐量也和巴东盐井相当，于是蜀地的食盐可以自给。后来到唐末宋初发明了竹筒井，能够汲取百丈以下盐层中的盐水，蜀地的产盐量便远远超过巴东各盐泉。这样一来，湖湘、黔沅、陕南、甘南的运盐利益都被井盐夺走了。巴东泉盐退居全国盐产量的末位，巫臷文化和巴楚文化也随即成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发生、发展、兴盛、衰老和消亡时期。食盐在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中的重要性也不例外。在人类刚刚产生、还不知道食盐这种物品的时候，只能从兽肉、鱼类水产、草木等食物中取得盐分。但一旦发现了食盐，它就会成为人类生活中一天也不能离开的商品。产盐之地也会成为最繁荣、最富裕、文化水平最高的核心地区。在原始社会阶段，这是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条件。离开这一条件去研究原始社会，就会像盲人摸象一样，无法认识原始社会的真实面貌；也像沿海步行考察却没有舟船帮助，因而不可能认识海洋的真实情况一样，都是徒劳的。然而，食盐一遇到水就会溶化。多年积累的水汽也能使它溶解、消失。研究上古人类生活的历史学者，不可能从人类遗址中发现盐所起的作用。因此直到今天，从事地下发掘的考古学家，除了在封建社会遗址中发现带有“盐”字的随葬品外，没有在原始社会遗址中找到盐，从而轻易抹去了这一重要因素。这是考古学史上最大的遗憾！使我开始注意这个问题的启发，来自近年来在巫山县大溪沟的考古发掘：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常常发现大量鱼骨。我想，鱼是容易腐烂的东西，鲜鱼死后两三天就会发臭腐烂，如果不经过盐腌，就不可能用于随葬。大量鱼骨等于说明下葬时大量使用了食盐。解放前，许多偏远地区的盐价高得难以想象。例如宝兴县尧碛区的杨文成同志说：“解放前，三斗粮换一斤盐。”（现在一斗粮能换十几斤盐。）我又曾看到汉中子午谷地区几乎人人都长有喉瘿。据说：“只有吃四川井盐才能治好，但没有能力购买。”由此可知，用大量食盐腌鱼随葬，只有巫臷人才能做到。大溪沟在瞿唐峡口，向东沿江一百里到巫山峡口，巫溪在这里汇入长江。我和四川博物馆的王家佑同志讨论后认为，“大溪沟”是“臷溪沟”的语音变化。“至”和“之”的读音都带有“岱”音。这里与巫溪盐泉区同处一个峡江自然区域。这里正是巫臷文化的核心地区。他们的食盐有富余，所以稍有地位的人都能用大量盐腌鱼来随葬。瞿唐峡直线长度三十里，在巫臷的上游；巫峡直线长度一百多里，在巫臷的下游。两座险峻的峡谷封锁着巫臷地区。它的北面是大巴山，南面是七岳，也加强了这种封锁。只是因为顺流运盐比较容易，所以从夏代的巴族到周代的荆楚，两湖盆地都只能食用巫盐。乘船航行不是巫臷人的长处，因此他们必须利用善于水上活动的巴族来运盐。巴族也借运盐的便利，笼络了四川盆地的农牧民族，从而建立巴国。巴国日益强大，逐步吞并巫臷，独占巴东盐泉的利益；春秋初年，楚国也听命于巴。但当时沿海盐业逐渐兴起，东楚人不吃巫盐。所以楚襄王和楚考烈王在丧失巫、黔中后，都向东楚逃亡迁徙。然而巴、蜀、汉中和南郡的人却不能不食用巴盐，因此秦、楚都拼命争夺这个产盐地区。这是巴东泉盐的兴盛时代。它和河东解池一样，从产生到兴盛大约经过了一万年。由于四周多种新兴产盐区的发展和竞争，曾经盛极一时的解池和巴东盐利逐渐衰落。解池受到海盐以及内陆池盐的竞争，例如河套的花马池、宁夏的吉兰泰盐池、西海的茶卡盐池和冀北的多伦等盐池，因而丧失了统治地位。巴东泉盐则受到蜀地井盐的强烈影响，退居从属地位。但它们还不至于消亡，因为至少还有一部分人需要它们。

译如果社会进一步发展到交通便利、运费接近于零的时候，可以肯定这些盐源都会消亡，因为它们的成本显得过高，应该让位给不费大力就能采集的海盐，以及西北高原盐湖遗迹中的岩盐。即使它们继续存在，也只能作为化工厂的原料，而不会再以食盐商品出售。这也是经济规律所决定的。从文字发展史来说，“盐”这个字出现得最晚，可能到周代才有，殷商时代还没有。那么，周代以前已经有食盐了吗？有。那么当时怎样称呼、怎样书写呢？我还不能解答这个问题，只能提出几条研究线索。第一，可以考察“卤”字。这个字在殷墟甲骨文中已经出现。我曾请教四川大学伍仕谦先生，他说：“像●盛●中。●是盛放东西的器具，●是盐屑。”我相信这种解释是正确的，因为原始人类只有用皮袋盛放碎屑物。不过我仍怀疑，最古的盐字写作※，而不是●。因为“米”字写作正十字加●，表示分享农业劳动成果所得的谷物；所以，把取得盐的劳动成果拿来分享，应当写作斜十字加屑物。两个字大约产生于同样原始的年代，即群体分享劳动成果、开始创造文字的年代。用交叉的刀形符号表示平均分配。也许盐字还要早一些，米字还要晚一点，因为原始人画斜交叉形比画正十字容易；而且它的读音就是×。食盐最早成为商品的地区在青藏高原（另详《羌族源流探索》，已发表在《民族问题》期刊）。直到今天，羌族人民还把盐叫作“擦”。（青海的茶卡盐池，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说陇西临羌县的“西海盐池”；今天写作“茶卡”，是“擦”的译音。） 《说文》解释“卤”字说：“西方的咸地。从‘西’字省形，像盐的形状。安定有卤县。东方称它为‘斥’，西方称它为‘卤’。”这种把“卤”字专门解释为斥卤，是经过几千年文字音义变化后的看法。因为“盐”字已经通行，便丢失了“卤”的本义，反而让引申和假借的意义取代了原来的含义。“从西省”的说法，不一定就是正确的解释。“西”字的小篆写作●，像鸟归巢、太阳落山时的形状；这个字也写作●，●与●相似，所以汉代儒者才有这样的推测。试想，造字初期鸟巢与盐袋相似，也不是没有可能。也可以说“西”字就是盐袋这一商品的象形字，因为中原的食盐最初正是从西方青藏高原输入的；解池煮盐的发明，很可能在羌盐输入和销售之后。因为传说中最古老的伏羲氏，很可能就是古代羌族中从事运盐、进入中原定居的部落。直到汉代，陇西地区仍食用“西海盐池”的羌盐（下文详述）。中华古代史吸收羌族文化因素很多，解池晒盐的方法也可能受到羌族取盐方法的启发，即从咸水蒸发后可以得到盐这一经验。那么，上古造字时用盐包这种商品来代表西方，也是可能的。第二，可以考察“宓”字。《易·系辞》中的包羲氏，《帝王世纪》和汉代金石刻文大多写作宓羲氏，也有写作伏羲氏的；还写作虙羲氏。另有一种说法认为，他开始饲养牲畜以供厨房使用，所以称为庖牺氏。我考察认为，《易·系辞》是最早提出这个人物的书，其余说法都出现较晚；“庖牺”一说更晚，不足取。只有“宓”字与“包”字意义相近，可以设想他是一个贩运羌盐进入中原的民族部落。“包”指从西海盐池把盐屑包装起来运往中原的盐包，是借用了表示怀孕的“包”字；“宓”则表示从他那里买到盐，打开盐包取出盐屑，带回去收藏并供自己享用的意思。“宓”字从“必”，不是借音，而是※字形的省变，所以它的本音是“伏”，不是“必”声。“虙”字又是改借“虍”字来代替“伏”的读音，同时保留※以保存“宓”的含义，绝不能按“必”字的音义解释。《说文》指出，“必”字的小篆写作●，意思是“分配完毕”，从“八”“弋”， “弋”也表声。它说的是原始社会集体猎获物分配完毕的意思。由于猎获物大小、数量不同，很难平均分配，处理这种分配十分困难。但如果已经共同订立了标准，分配得妥善而没有争议，就有了“必”的意义，并且用类似“毕”的声音造成本字。这种分配与盐、粟等碎屑物的分配有根本不同，造字的先后也不同。因此“必”字出现得最晚，不能同※字混淆。只是隶书变体时字形相近而混淆，读音也不是古音。“宓”字是伏羲氏的本字，表示盐进入私人占有的意思；“羲”是颂扬的声音，不能解释为牺牲。第三，可以考察“咸”字。古代原本只写作“咸”，从“戈”，并含有人、口，表示盐味具有刺激性；加上“心”成为表示感觉的“感”；加上“水”则味道减弱，所以成为表示减退的“减”。“箴”“针”二字都取盐味刺激的意义来造字。因此可以设想，“咸”字就是古代用来表示食盐的字。《尚书·洪范》五行说：“水曰润下，润下作咸。”这里的“咸”字表示水虽然滋润土地，但如果盐溶入土中，就会形成泻卤，反而妨害生产。后世才转为斥卤之义，即盐碱土之义。“咸味”是人人共同喜爱的味道，盐溶于水后容易取得并共同享用，所以又引申出普遍的意义。星名中有“咸”。《汉书·天文志》说：“咸汉，星出西北。”这也含有远古华夏食盐来自西北的意义，和宓羲氏的含义相通。卦名中有“咸卦”，卦辞说“亨，利贞，取女吉”。身边带有盐的人，别人乐意依附他，所以说“亨、利、贞，取女吉”。这些都说明，“咸”字在我国文化史上出现得很早，其含义都依据食盐而来；也就是说，必定有一个地区曾把食盐叫作“咸”。

译第四，可以肯定“临”字是古代食盐的代称。《汉书·地理志》记载“金城郡临羌县”，王莽改称“盐羌”，这就是前代习惯把食盐称为“临”的证据。由于西海盐池（今都兰县的茶卡池）是浓度很高的盐水，羌人把盐水汲入皮袋，背运几天，水分蒸发后便自然结成盐。盐池旁纵横三十多里的土地全是岩盐，挖出打碎后就成为商品盐。古代羌人用牛皮包装食盐，驮到陇西地区，交换内地的农产品和工艺品；他们从黄河岸边的临羌县城输入内地（今兴海县一带），所以秦、汉在那里设置县，取名临羌。王莽时期，汉人已经不再把盐称为“临”，所以改称盐羌，以保存古名的含义。这个“临”字显然不是“面临”的意思，因为金城、武威、张掖、酒泉、陇西、阴平等郡的几十个县都与西羌相邻，不应只有这一县叫临羌。只是因为羌盐运入内地必须经过这里，才把它叫作临羌（盐羌）。《汉志》中带有“临”字的地名还有很多，也都含有食盐的意义。例如《越嶲郡姑复县》记载：“临池泽，在县南。”《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地道记》说：“盐池泽，在县南。”这明确证明“临”“盐”二字可以通用。巴郡临江县，是因为监涂两溪的盐利特别丰厚而闻名，绝不可能因为县城临近江边而得名。当时巴、蜀和荆、湘一带的郡县，没有一个不是设置在江岸边的，怎么会只有这个县称为临江呢？此外还有很多例子，不必一一琐列。“临”字最原始的写法作●，像一个人注视三口锅、观察火候。我私下认为，这是人类最初煮盐时造出的字；起初或许只写作●。后来发展为注视三口锅，是煎盐技术已有进步时产生的新字。因为最初把盐泉、盐池和海水煎成盐时，只有一口锅；后来利用余热，才有第二锅、第三锅和尾锅。头锅火力大，蒸发快，较早结盐；第二锅、第三锅依次减弱。头锅结盐时，第二锅还只是浓汁，第三锅的水更淡；尾锅无论设置多少口，都只能借助火尾的余热，慢慢蒸发一部分水，等头锅、第二锅结盐后，再移入煎盐。近代煎盐的方法就是这样，也只是沿用了古法。“临”字与盐的关系，应当这样解释。“面临”“临近”的“临”只是引申义。盐字通行以后，临字的本义反而无人知道了。第五，应当考察“监”字。它是由“临”字产生的。我私下认为，它是用器皿盛放“临”（盐）的省写，表示盐已经煎成。把盐放入器皿，并由人看守。甲骨文作●，金文作●，都可以看作“临”和“皿”的合体字；省去了三口锅，代之以一点。这个点表示盐。因此“监”“临”二字同义。人类语言发生复化以后，二字常常连用为一个词。《汉书·地理志》记载王莽改称的产盐各县地名，其中用“监”字代替“临”字的特别多。例如上面说的巴郡临江县，王莽改称“监江”；蜀郡临邛县因有火井盐泉而著名，王莽改称“监邛”；西河郡临水县在吉兰泰盐池附近，王莽改称“监水”；朔方郡临河县享有河套盐池之利，王莽改称“监河”；此外还有郁林郡临尘县，王莽改称“监尘”；颍川郡临颍县，王莽改称“监颍”；齐郡临朐县，王莽改称“监朐”；东莱郡临朐县也同样如此。有些是产盐的县，有些是当时盐商集中的地方，总之都与盐有关。可以说，“临”和“监”是当时通用的同义词，也是古今字。把“临”改成“监”，是为了适应当时的使用习惯，正如把“彤”改为“铜”、把●改为“铁”、把“厘”改为“僖”、把●改为“道”一样。字形改变而含义不变。不过，因为盆盎盛冰或盛水时能够映照人的面貌，后来人们把照形的铜镜也写作“鉴”，这是使用了“监”字的音义。那是因为“盐”字通行以后，人们只把“监”字解释为“鉴”，以至于失去了它原有的盐义。根据上述王莽改地名所用的字推测，当时的“监”字并没有镜子的意义，也可能不读“鉴”音，而读作接近“临”或“盐”的音。可以设想，后来为同“鉴”的意义区别开来，才造出了“盐”字；在某个时期，“监”字就是盐字。第六个是“盬”字。《左传·成公六年》说：“晋人谋划离开旧绛。各位大夫都说：‘一定要居住在郇瑕氏的土地上，那里肥沃富饶，又靠近盬。’……”这里明明是把解池的盐利称为“盬”。孔颖达《正义》说：“只有这个地方的盐特别称为盬，其他盐不称盬。”但是《诗经·小雅》中的《四牡》《杕杜》《北山》等篇，都有很多“王事靡盬”的句子，也都是西周王臣哀叹王室危难的诗，写作于秦、陇西北地区，表示盐晶溶解的意思。这样看来，西周时期秦、陇地区都把盐叫作盬。到了唐代，各地生产的食盐已经都称为盐，只有河东地区的百姓还保留盬这一旧称，所以孔颖达才有这样的解释。食盐过浓味道就苦，这是汉代儒者对盬字音义的解释（ 见《说文》）。但这恐怕不是正确解释。它可能与“沽”（兑换）、“估”（商业）的音义有关，也可能只是“临”字的形变和声变，因为“临”字的古文有写作●的（ 见《康熙字典》）。伍先生写篆文给我看，作●，像三个人各自掌管一口盐锅，另一个人拿着高柄器具注视的形状。这与“临”字的造形取义完全相同，只是把三口圆锅改成了古文字形；增加三个人，表示一个老师带三个徒弟从事煎盐工作，读音也变成了古音。这也是煎盐工业发展到较高阶段时才产生的字，西周到春秋时期的人已经把它简化为“盬”。第七，才考察“盐”这个字。它最早见于《周礼·天官》的“盐人，掌盐之政令”。《易经》中有临卦，却没有“盐”字。由此都可以说，殷代还没有“盐”字，只有“临”字。后来由“临”发展演变为“监”，再由“监”派生为“盬”，又由“盬”演变为“盐”。秦、汉以后，中原人一直使用“盐”字至今。

译第八，还应当考察一些表示食盐名称的别字。例如“鹾”，最早见于《 小戴《礼记》说“盐叫作咸鹾”。其实它就是羌族语言把盐称为“擦”的译音字。这说明秦、汉之间羌盐仍然运销到中原，而且受到内地人的尊重，被用作祭品。从唐、宋直到清代，内地人还把盐商称为“鹾贾”。《广雅》中又有●字、●字、●字，都说是“盐”。其中●是“鹾”的别字，这一点可以确定；●、●则不知道又是哪个地方人的称呼。这仍然是六朝时期的语言。到了唐、宋，造出的盐的同义字更多。《广韵》中有●、●、●、●、●、鹾等字。●又有时写作●，也写作●。这些字都是记录各地语言所造的字，无法全部考证。由这些地区语言的分歧和变化来看各地古今语言的历史变化，就可以知道食盐字音和字义的变化不固定，不必再作繁琐考证。第九，还要分析这个●字。《广韵》《集韵》都有这个字，读音为“灵”。它与《汉书·地理志》中临邛、临羌、临江、临池泽的“临”同音同义。可以说，直到唐、宋时期，仍有许多民族或地区把盐称为“临”。由于当时一般人已经不知道“临”就是盐，想不到古代“临”字的含义，只好另造一个●字来使用。上面《山海经》说巫咸等十位巫师升降的“灵山”，就是上古产盐的巫山。由●字读作“灵”这一点联想，也可以说把盐称为●，是巫臷地区人民保存下来的语言。巫臷人把盐叫作●（灵），所以《山海经》把巫山称为“灵山”。秦、汉人把盐江叫作临江，表示因为此地邻近巫臷，所以“临”字保存得最久。王莽后来把它改作监江，正是一般人已经不知道“临”就是盐，而只有好读书、好古的王莽还知道这个意义的证据。再联系蜀王“以褒斜为前门，灵关为后户”中的灵关，为什么称作灵关？可能是因为临邛火井槽的盐（那是蜀国最古老的食盐来源，产量不大）从灵关（在今芦山与宝兴交界处）运来，这个“灵”与临邛的“临”是同一个意义。又在蜀地盐供应不足时，也有邛地居民运盐进入蜀地。邛、滇人把盐叫作“零”（ 有“临池泽”这一地名可以证明）。所以司马相如有“镂零山”的文字。也就是说，今小相岭是古代邛盐运销到蜀地的道路。这些“临”“灵”“零”字的读音一直保存到唐、宋，后来便被臷字取代了。第十，汉代益州郡有连然县，县中“有盐官”。这个地方就是滇池西面的安宁盐井，历来是滇东、黔西各部居民食盐供应所依赖的地方。“连然”取什么意义已经无法考知，应当只是按照民族本地语言翻译使用的名称，也可能就是“盐泉”的意思。“临”“灵”“零”“●”“廉”“连”属于同一韵部，读音相近；最初翻译者随意取用一个字，确定译写之后便产生了许多分歧。又如《前汉书·西南夷传》和《华阳国志》都说，汉昭帝始元元年，“益州廉头、姑缯等二十四县的百姓反叛”。姑缯，是古代对迁居云南高原的羌族人的称呼，过去曾称为“昆明”，今世写作“古宗”。《地理志》说越嶲郡姑复县“临池泽在南”，其地应在今盐源与渡口市之间。它和青蛉、连然一样，都是产盐县，分布在金沙江南北。县名叫姑复，大概也像鱼复一样，是因为当地居民承担煎盐劳役，从而免除其他徭役。至于“廉头”二字，既不是郡县地名，也不是民族名称，而是加在姑缯之上，称为“益州廉头”。益州、越嶲两郡的盐利，都是昆明夷人开发的。这个“廉头”可以联想到制盐的头领；他们是连然县承办制盐的工人，因为不堪忍受剥削和歧视而发动反抗，于是越嶲郡的盐工（姑缯）也响应共同叛乱。向来依靠这两郡供应食盐的二十四县人民也一起反叛了。也就是说，这是一次反抗盐税过重的斗争：由益州郡连然县的盐工头领倡议，各地盐工同时响应，包括越嶲郡的姑复、青蛉等县，以及依赖两郡供盐的百姓；这场斗争还牵涉牂柯郡的钩町、漏卧、夜郎等部，祸乱持续了数年。人和牲畜伤亡达到几十万，事情才平息。还应注意，这次大乱并不是由民族部落的国王、邑君倡导的，而只是由盐工发动的。正因为食盐的供求是当时南中人民生活中的第一大事，才会出现这样大的叛乱局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元年〕 把连然、廉头和临池泽三个名称联系起来看，最能说明它们都是“盐”字的不同译写。虽然夜郎语或昆明语早已消亡，无法直接取证，但这一结论仍然可以确定。这就是历史地理学的考订方法。用这种方法，可以在文字资料已经穷尽之后，解决民族古史中一些原本无法解决的问题。《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二。《汉中志》。一。汉中郡，本【附】旧本还多出这个字，现删去。庸国〔之地。周匡王二年，巴、秦、楚灭亡庸国，把它的土地分〕属〔于秦、巴。〕旧本这一页脱落、错乱，文意不通。大概是元丰本所依据的首叶残烂脱落，剩余文字零乱，吕刻本又在黏接时没有考察清楚所造成的。现在依照《 《左传》补上灭亡庸国的记载；又在残存的“属”字下面补出“秦”“巴”二字。详细说明见注文。〔战国时期，楚国强盛，略有其地。后来归属蜀国。〕“蜀”字在元丰本中接在开头“庸国”之下，考订后应当放在这里。嘉泰本以下各本都作“后为秦”，不对。〔一直成为争夺土地。〕这上面的十七个字，宋刻本误接在“略侔三蜀”句子下面。秦惠文王灭掉蜀、巴以后才设置汉中郡，怎么能把战国时楚国得到汉中的叙述放在设置郡之后呢？所谓“一直成为争地”，是说秦、巴、楚、蜀互相争夺汉中，历经三百年，最后秦国才把它确定为郡。旧刻本明显是因脱简而错接，现予以移正，详细情况并见注文。周赧王【二】〔三〕年，旧本都作“二年”。按《秦本纪》《六国表》，应当作“三年”，大概是旧刻脱去了一画。秦惠文王设置汉中郡，是因水名而得名。汉中郡，原文作“本附”，旧刻本都多出“附”字，现删去。庸国的土地。周匡王二年，巴、秦、楚灭掉庸国，将其土地分属秦、巴。旧刻本这一页脱落错乱，文理不通。大概是元丰本所依据的底本首叶残烂脱落，剩下的字零散错乱，吕刻本黏接时又失于考订所造成的。现依照《 《左传》补入灭庸国的事。又在残存的“属”字下面补入“秦”“巴”二字。具体说明见注文。“六国时期，楚国强盛，略微占有汉中之地。后来归于蜀国。”元丰本把“蜀”字接在开头“庸国”二字下面。考订后认为应当放在这里。嘉泰本以下各本，都作“后来归于秦”，这是错误的。“恒成争地。”这十七个字，宋刻本误接在“略侔三蜀”一句下面。秦惠文王灭掉蜀、巴以后，才设置汉中郡。怎么可能把六国时期楚国取得汉中之事，叙述在设置郡之后呢？所谓“恒成争地”，是说秦、巴、楚、蜀相互争夺汉中，历经三百年，后来秦国终于平定此地，将它设置为郡。旧刻本把它刻成脱简并误接，情况十分明显。现移正。并详见注释。周赧王三年，旧刻本各本都作“二年”。考察《秦本纪》《六国表》，都应当作“三年”。这大概是旧刻本脱去了一画。秦惠文王设置汉中郡。因汉水之名而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