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十二

译巴蜀最初建立国家的情况，载于书籍之中，有的依据纬书，有的见于史籍。但年代久远，湮没失传，实在有很多疏漏。到了周代，诸侯和方伯擅自掌握威权；即使参加牧野之战，也很少参加结盟的重要会集。然而秦国凭借巴蜀的财富，因而兼并天下。汉高祖又借此取得天下。汉代改梁州为益州，魏分益州为梁州，晋又分益州为宁州；前四卷已经明确记载，这里不必重复。司马相如、严君平、扬子云、阳成子玄、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任给事等人，各自搜集传记资料，撰成本纪，这里只略举一端。其次是圣人、贤者、仁人、志士，他们的言论足为世人规范、行为足为表率者，将姓名载入史录；陈君承祚另作《耆旧》，起于汉代，终于魏代，内容光明显著，值得观览。但三州的土地情况没有全部记载。《地里志》颇多谈及山川，历代流传已久，郡县沿革分置，地名也不断改换，因此对于辨识物产、了解方位，仍不够完备。当时晋代正兴盛，官署如群星般罗列，天下版籍、地图和簿册每年汇集到司空府。因此君主和学士们身居高堂、处在帷幕之内，也足以综合考察各地物产，不必等待读完《本纪》。从前遭逢厄运，中原大地陷入沉沦；李氏占据蜀地，战事接连不断，三州倾覆衰败，百姓被杀殆尽，官府庭院变成狐狸的巢窟，城郭成为熊罴栖宿之处；住宅中游荡着雉和鹿，田地里出没着虎豹，平原上很少见到麦黍的禾苗，千里之内听不到鸡鸣狗叫；丘陵城邑荒芜，几乎没有留下名称。唉，三州近来竟成了荒僻边地！桑梓故土荒废成漫长的旷野，反复思量这些事情，心中仿佛被火灼烧。又担心三州更加被远远抛弃，连城防也无人听闻。于是考察各类旧志和前代宿儒所传，又参考《南裔志》，用《汉书》加以验证，选取其中较为可信的内容，再结合自己听闻的情况，写成这篇著作。旧刻本作“斯篇”，细审文义，应是“于篇”二字误写，详见注释。又略述公孙述、《蜀书》以及咸熙以来战乱丧亡的事情，大略采录耆旧人士和女子中的英才。全书始于开辟，终于永和三年，共十二篇；旧各本都没有“二”字，但按下文应作十二篇，大概是《蜀汉书序志》的旧文。书名叫《华阳国记》。元丰、钱、张、刘、李、廖本作“记”，吴、何、《函》、王、浙、石本作“志”。书写文字有五种功用：阐明道义，彰显法度和戒律，贯通古今，表扬功勋，然后旌表贤能。遗憾的是我的才力短浅，年轻时就没有远大的志向，未能及早提笔广泛访问、博采众说；后来流离困顿，只能在倾圮的墙下寻找腐朽的帛书，在灰尘中求取残余的光彩，磨灭残缺的地方很多，所以…… 其他各本没有“虽”字，按文意“虽”字应当删去。有所缺漏；《函海》本作缺字符号，并注说刘本作缺字符号，李本作“缺”，吴、何本作“阙”。现在看来，刘本的“阙”字是俗体写法，并不是从“卦”得声；《函海》本的符号字书中没有。即便如此，也总比完全遗忘要好。二。

译《蜀纪》说：“三皇乘着祗车从谷口出来。”秦宓说：“就是今天的斜谷。”到了周武王伐纣时，蜀国也随军出征。《史记》记载：周贞王十六年，秦厉公修筑南郑城。可见这条谷道已经通行很久了。然而论者却认为蜀王因石牛才开始开通道路，并不是这样。《本纪》已经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但世俗间有替蜀国作传记的人，说蜀王蚕丛之间相隔三千年。又说荆人鳖灵死后，尸体向西漂行，后来成为蜀帝。周代苌弘的血变成碧珠，杜宇的魂魄化作子鹃。又说蜀人梳椎形发髻、穿左衽衣服，不识文字；文翁开始兴办学校，使他们懂得读书。考察《蜀纪》说：“帝居房心，决事参伐。”《秦宓传》引作“天帝布治房心，决政参伐”。这说明蜀的分野在帝座主持政事的方位；如果帝不主持政事，那么王气就流向西方。所以周王室丧失纲纪，而蜀的先王首先称王；七国都称王后，蜀又称帝。这说明蚕丛自行称王、杜宇自行称帝，都在周代末世，怎么可能相隔三千年？况且太初开始时，有生必有死；死亡，是万物的终结。自古以来，从未听说死者能够复生；即使当世偶然发生，那也是怪异之事，是孔子所不谈的，何况还能成为帝王吗？碧珠并非只出于一处，各地相距往往数千里，一个人的血怎么可能造成这种结果？子鹃鸟，现在有人说就是嶲鸟，也有人说是嶲周；这种鸟四海都有，何必一定在蜀地？从前唐尧在位时天下万国和谐，虞舜的德泽光照八方，大禹的功业惠及九州，后稷在天下培植农作物；井田制度和庠序教育，流传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孔子说：“只是传述而不创作，诚信并且爱好古道，我私下把自己比作老彭。”由此可见，彭祖本来出生在蜀地，后来成为殷代太史。作为国史官，撰述足以成为圣人规范的文章；仙人的传说自上古以来就受到称道。到了周代末年，蜀人臣服于秦，首先设置郡县；即使地处戎夷边境，也有戴冠束带的士人，所以《蜀纪》说那里是“大人的乡土，方大的国家”。到了汉代兴起，难道反而应当把蜀地视作荒服之地，而没有学校和文学吗？《汉书》说：“郡国设置文学官，是从文翁开始的。”如果这样说，那么文翁以前，齐鲁难道就没有文学了吗？汉末时，汉中的祝元灵性情诙谐，曾利用州牧刘焉谈笑调侃的余兴，与蜀地士人宴饮交往，姑且写些文章，当时人把这看作极大的欢乐，后人却有人因此感到疑惑。恐怕这类说法，一定是由祝元灵的事引起的。只有有智慧的人辨明其中不实，才是幸事。“必起”以下十七字以及下文“综其理数”四字，元丰本没有，其他各本有。又，原本各本在这里连写，现分章另起。三。综合考察其中的道理和规律，有人认为西方土地险固，像衣襟和衣带一样容易守卫；世道混乱时首先违抗，政治安定后才归服，就像吴、楚一样。所以逃亡者一定聚集在那里，奸雄窥伺觊觎。大概帝王统治天下、治理万物，必须居处于天下中央，以德行承受天命和气数；不可能凭借才能、依仗险要，来求取帝位、扰乱纲纪。即使贪婪地窃取名号，最终也会宗族断绝、祭祀灭亡。为什么呢？天命不可能靠欺诈诡计求得，帝位也不可能靠侥幸取得。因此，四岳、三涂、阳城、太室，都是九州的险要之地，却没有成为一个姓氏永久占有的地方；冀州北部土地出产马匹，古代却没有在那里建立国家。依仗险要、凭借危地，不经过天命气数的历程，却能传国延世，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所以公孙氏、刘氏先前败亡，后来各支李氏又接踵而来，最终覆灭。这些关于天人关系、国家存亡的道理，可以作为永久的鉴戒。违背天命、触犯历数，导致家破国亡，可以作为京观的警示。如今《齐国志》把这些事贯通为一套标准，认为他们同样表现为不臣之行；这样既可防止狂妄狡诈、杜绝奸邪萌芽，以发扬《春秋》贬斥断绝的原则，也可彰显贤能、记述治乱，作为奖励和劝勉。四。它的序文说：先王经营天下，把万国分别划分。那片巴、梁之地，依照星辰来划分疆域。九州牧守述职，进献贡赋，以求均平。他们辅佐周王消灭纣王，帮助汉王灭亡秦朝，使当地人口繁盛，世代都记载着其中的俊杰。撰述《巴志》，列为第一。天上有银河，镜子也有光辉；它确实主管众望，彰显我们的华阳之地。炎帝、刘氏的兴起与天意相应，宏大的国运因此长久。撰述《汉中志》，列为第二。井络星开启光辉，文昌星与之相合。大禹治水的足迹广远，划分天下为九州；功业覆盖普天之下，四海之内因此获得安宁。光明和神灵的恩泽远及四方，吉庆的国运清明流布。国家人才济济，世代德行圆满。撰述《蜀志》，列为第三。

译你们这些南方地区，处在要服和荒服之地。汉武帝的威德振作，蛮貊因此被驱逐。开设州郡，幽远的边地前来归服。能够安抚远方、亲近近处，实在需要才德之士；甄别并表彰德行中的得失，以此彰明纲纪。撰述《南中志》，列为第四。赤德渐趋衰微，巨大的奸猾之徒乘机干犯、篡夺政权。白虏乘着变乱的间隙而来，使百姓陷于涂炭。直到灵帝、献帝时期，皇权纲纪始终没有建立，牧守和后妃丧失谋略，英雄豪杰接连进取。顾广圻校稿说“于进”有疑，应当作“荐”。今按，应读作“荐”，说法见注释。倾覆的车子行驶在同一轨道上，世人都遭受了这样的艰难。撰述《公孙述、刘二牧志》第五。政权离开王室，权力流转到三位豪杰手中。廖本作“三杰”，刘、李本作“二杰”，其他各本都作“二桀”。他们瓜分天下，宰割百姓和财物。舍弃彼此间的信义顺从，任凭智谋计策竞相施展。大道已经隐没，诡诈之术争相设置。凭借豪强特异的力量，争夺当世权势。处在正道而思虑明察，名号便不会断绝衰替。自身兼有帝王的地位，名籍与各列国相同。撰述《刘先主志》第六。天地混沌初始，树立君主、建立王国；天的功用由人代行，天下各国都对此寄予希望。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地上不能有两个君王。元丰本、刘本、李本、浙本作“重皇”，张本、吴本、何本、《函海》本、王本、石本作“二皇”，廖本作“重王”。如果不是具备相应器度的人，身居极高地位必然骄亢。昏昧的后主，不思虑，也不行善，凭借高位反而招致寇盗，使祖业因此丧失。撰述《刘后主志》第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阳气上升于三九之时，万物开始通达。帝王的纲纪失去振作，任用的人又不是贤良之才。赵倡一处，何本、王本、浙本、石本作“赵昌”。祸乱的阶梯由此形成，动乱因此不断增长。罗州动荡播迁，旌旗没有能够高举。元丰本、刘本作“其”，其他各本都作“莫亢”。皮、张二人没有成就，兵戎丑类于是横行。可怜的百姓，遥望四方却没有可以仰赖的希望。元丰本、廖本作“黎元”；钱本、张本、刘本、李本、《函海》作“冗黎”；吴本、何本、王本、浙本、石本作“元黎”。顾广圻说张本、吴本、何本、王本、浙本误作“硕”。撰述《大同志》第八。素精向南飘荡，苍天为何放松纲纪？声势浩大的特氏势力肆意流窜，任由豺狼般的人物逞凶。荡、雄相继承袭，歼灭了我们的益州、梁州。牧守颠覆摧毁，百姓……【原文残缺】……辛……元丰、钱、张、刘、吴、何、李、《函海》各本都作“辛”，只有廖本作“卒”，应是讹误。三州毁坏空荒，悠然之间变成荒地。王朝的罗网结缚，元丰、廖本作“网”；钱本、刘本、李本、《函海》作“罔”；张本、吴本、何本、王本、浙本、石本作“纲”。百姓也流离逃亡。撰述《李特雄期寿势志》第九；刘、李本没有“势”字。华山降下精气，江水、汉水吐纳灵秀，众多士人济济一堂，应时而生。德行成为世间俊杰，张本、吴本、何本、《函海》、王本、浙本、石本作“隽”；才干成为时代的正直力量。略举士人和女子，表彰其中的贤明者。世代承继他们的美德，使他们的声名不致陨灭。撰述《先贤士女总赞论》第十。各本文字相同。《 《函海》注说：“刘本、吴本、何本、李本也作‘论’。”大概是怀疑“论”字有误，因为第十卷标题没有“论”字。煌煌的大晋，覆盖着天下；教化充足，教育普遍融洽，因而产生了这些才德茂盛的人。高峻的俊杰，勤勉不息的英秀人才，如山岳般崇高，如兰草般芳香。通晓经德而秉持智慧，宽绰而富有余裕。撰述《后贤志》第十一。广泛考察前人的行为和旧事，总括那些旧日的见闻。排列州部次序，区别山川形势。以成败为法则，表彰并彰明仁德贤能之人。钱写本作“照”。压抑、斥退虚妄之说，纠正荒谬的言论。显扬善行，惩戒恶行，以杜绝尚未发生的祸患。撰述《序志》第十二。五。〔撰文说：〕元丰、钱、李、廖本没有这两个字；张本、吴本、何本、王本、石本有；刘本、《函海》本、浙本作“赞曰”。按前面各卷的成例，这里应当有。四匹雄马步伐强健，万马如龙飞腾。陶然自得，在这里安居；富足汇聚于京畿。吴本、何本、王本、石本误作“景畿”。钱本、刘本、张本、吴本、何本、李本、《函海》本、王本、浙本、石本作“▯”。元丰本和廖本作“”。在西方狩猎获得，元丰、钱、张、吴、何、《函海》、王、浙、石本作“守”，刘、李、廖本作“狩”。鹿从东方的麋群而来。郇伯为此辛劳。十天不相接连，何本、王本、浙本作“从辰”。曾经品尝这些珍美的食物，心中满足而近于完美。〔中〕依《左传》改作〔忠〕。忠诚可以成为美德，一种行为就足以作为师法。瑰伟而奇异豪迈，钱写本作“倜傥”；珍贵的是收敛光芒。钱、张、吴、何、王、浙、石本作“辉”。依据〔冲〕〔中〕，元丰本字不明；钱、刘、李、廖本作“冲”，张、吴、何、《函海》、王、浙、石本作“中”。形体端正，平和地向宣尼行礼。〔道〕〔导〕，廖本作“道”，其他各本都作“导”。以礼乐引导，教化融洽而风俗协调。质朴少言而刚强坚毅，既有威严又能使人归服。宫悬排列整齐，钱写本作“宫县”；磬和管乐器和谐悦耳。奏金击石，降下的福祉非常普遍。综括道德法则，总览幽深细微之处。钱、张、吴本作“摠”，刘、李、何、《函海》、王、浙、石本作“总”，只有廖本作“综”。选拔贤人，举用能者，贤能之人难道会远离吗？何本、王本此处下方空二格，有“ 后语终”三字。《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附录一。旧刊序跋。一　宋元丰成都刻本吕大防序。《华阳国志序》。钱写本没有“华阳国志”三字，其他各本有。何本、王本、浙本、石本作《华阳国志引》。张本、吴本行下有“吕大防微仲撰”六字。

译古代先王的制度，从二十五家的闾开始，登记民众恭敬、聪敏、任事、体恤等品行，逐级上报。有的每月记录其学业品行，有的每年考察其道德。所以百姓中谁贤能、谁邪恶，官吏没有不知道的。汉、魏以来，井田制度废弃，王政缺失；刘本、张本作“缺”。但仍不时有所考察、表彰和劝勉；州都中正的职务，还在郡国、乡闾考察士人和女子的品行，许多都见于史官记载。张本、吴本、何本作“群”；刘本、李本、《函海》、王本、卢本、石本作“郡”。隋、唐重视急务而放缓政教，这种制度于是废弃而不再施行。潜藏的德行、隐微的品行，如果不是野史加以记述，就全都不会留名于当时。民风日益浇薄，刘本作“敖”，李本作“傲”；习俗日益卑下，这是有志之士所感叹惋惜的。晋代常璩撰写《华阳国志》，对于一方人物反复叮咛，唯恐有所遗漏。即使是蛮族老人和舂米汲水的妇女，只要有值得记载之处，也都写入书中。并且说：这些材料取自陈寿所撰的《耆旧传》。按陈寿曾任郡中正，所以能够写得这样详细。从西汉初年到晋初，超过四百年，可以记载的士人和女子有四百人，也可以说很多了。从晋初到周显德，才七百年左右，但史书所记载的人却没有几个。那些忠诚之魂、正义之骨，与尘埃、野马一同埋没在丘陵原野中的，大概也很多。难道不是格外令人叹息吗！这部书虽然内容繁富，不如承祚之书精深微妙，但议论忠厚诚笃，乐于称道人们的善行。蜀地史书中值得观览的，没有超过它的。在世上刊刻流传，希望对风俗教化有所益处。宋元丰戊午秋日，吕大防微仲撰。张本作“戊申秋日序”，末六字移到标题之下；何本相同，又省去“序”字。顾广圻校稿说：“元丰年间没有戊申。戊午是元丰元年，庚申是三年。”《函海》注说：“吴本开始有‘宋元丰戊申秋日序’八字。”查张佳胤本已经有这八字，并非从吴本开始。二　宋嘉泰邛州刻本李▯序（吴、何、王各本没有）。《重刊华阳国志序》。元丰年间吕序，这个版本本来应当有。张本、刘本、李本就是依照这个版本抄录的。张本行下有“宋丹棱李▯叔廑撰”八字。古代实行五等诸侯的封建制度，各国都有史官记事。后世废除封建而改为郡县，但也一定要有图志来完整记述。因为疆域既然不同，风俗各有差异，山川有险要关塞需要防备，郡县有废置和分割隶属的变化；至于一个士人的行为、一个百姓的歌谣，也都有不能湮没的价值；只是如果不写在书中，就无法保存。《周官·职方氏》掌管天下地图，辨别各邦国、都鄙，以及夷、蛮、闽、貊、五戎、六狄等人民，并记录其财物赋用的数目要领。至于九谷适宜种植之地、六畜所产之物，也没有不全部查考并详细记载的。何况方圆数千里的土地，分设城池、置立城邑，几乎超过数十处。其间时势变化、事情变故，往往分裂成偏方霸国。它们的治乱得失，大概关系到天下的大局，怎么可以任其散佚而无人知晓呢？这就是晋代常璩撰写《华阳国志》能够补益史学的原因。我曾考察此书，篇章区分，各有条理。它的主旨有三点：首先记述巴、蜀、汉中、南中的风土；其次列举公孙述、刘二牧以及蜀地两位君主的兴亡废立，并记述晋太康年间的统一，直到特、雄、寿、势的僭越窃据。接着记述两汉以来历代贤人，以及《梁益宁三州士女总赞》；钱写本作“摠赞”。《序志》到此结束。在这三部分中，尤其对一方人物倾注了深厚心意。即使是矮小卑微的百姓、低贱鄙俗的妇女，只要有可取之处，也绝不弃置。这尤其足以弘扬风俗教化，使人知道善恶各应受到奖惩；难道只是琐屑地记载山川物产，借以满足扩大见闻、猎取奇闻罢了？本朝元丰年间，吕汲公镇守成都，曾刊刻这部书以扩大流传；但书页残破荒乱，文字漫漶缺损越来越多，读者无法明白所说的内容。张本没有“所谓”二字。我为此忧虑很久了。代理守临邛时，官署中有空闲，曾广泛访求善本，想用来校正错误，却始终没有得到。于是摘取两汉史书、陈寿《蜀书》《益部耆旧传》互相参校订正，以解决疑难。凡一件事前后失序、本末颠倒的，就考察后加以改正；同一意思而词意重复、句读杂乱的，就删削去除；即使字有错误但文理明白的，也依原意保存。其他各处再旁求远取，寻求能够贯通义理的材料，也不止一个来源。这些做法都有明确证据，可信而不是虚妄。如果没有考据依据，也不敢凭空裁决，暂且保留空缺，等待有能力的人来补正。然而拿它与旧本的讹误相比，大约已经校得十之五六。木版刻成后，便叙述校刻此书的缘由，置于篇首。喜好古典、博学雅正而与我志趣相同的人，希望不要依据“夏五”“郭公”的义例来苛责我。嘉泰甲子年季夏初一日，眉州丹棱李▯叔廑甫谨慎作序。钱写本作“塈”。张本作“嘉泰甲子季夏朔日序”。钱谷写本此序多用古体字，大概李▯原刻多作古字，钱本已经改了许多今字。现在保存的刻本只有一个“▯”字没有改。此外，各本另写的字还有很多，这里依照廖本；凡是意义相通的，都不再另加注释。三　明嘉靖甲子成都刻本杨经序。《重刻华阳国志序》。

译起初我在蜀中做官游历，考察古迹、观览名胜，瞻仰礼殿，徘徊于卜肆，登临文翁讲堂，访求子云玄亭；先贤的风范和功烈仍然存在，我感慨万分，私下仰慕了很久。壬戌年，我奉命治理西方土地，景仰先哲，广泛征求文献。政务之余谈到这部书，却很少有人知道。于是刘子拿出家藏的一部给我看，我便托付同知温子、推官宋子守约等人校正，计划刊刻流传。常璩本是蜀人，遭逢蜀地的险难艰苦，对李氏诸人的僭越叛乱感到愤怒，于是依据《蜀汉纪》《南裔志》《耆旧传》等书，编成此书。他的志向是自比良史。文字古雅，事迹核实，旨意深远，可以说是晋地的《乘》、蜀地的《梼杌》，大概自信传之后世无疑了。在宋代，吕汲公镇守成都、李叔廑镇守临邛，都曾刊刻它。历经世代久远，士人很少见到。现在这部书流传开来，天下人都可以阅读，不必劳烦传抄，也是文苑中的佳话。过去蔡邕把《论衡》秘密藏在帐中，辩才把《禊帖》凿藏在柱子里；天下大器浅薄、器量狭窄已经很久了，必将给后人留下讥笑。考察众多征引，协同努力完成此事，把它传给世人，以慰藉同好者的心；传到远方，以阐明作者的意旨。一举而使各种善事汇聚，君子因此乐于看到它完成。经过三个月，刻工报告事情完成，我随意写下几句话，作为篇首引言，也用来记载年月而已。〔明〕嘉靖甲子年季春初一日，赐同进士出身、中宪大夫、知成都府事，前南京吏部稽勋司郎中、昆明后学杨经谨慎作序。四　同前书刘大昌后序。《华阳国志后序》。《华阳国志》十二卷，是晋代常璩道将所撰。常璩在晋任官，当时应在蜀地，任散骑常侍。他一生的著作有《汉之书》《蜀平记》《蜀汉故事》三部；这三部书的说法是由于《隋志》记载错误。三书都已散佚，流传下来的只有这一部，藏书家也不多能得到。这个旧抄本偶尔有疑误，我曾互相参照考订。考察《范史》列传以及注中所引材料，幸而只校得十分之一；有缺失的仍旧保留。它长期藏在书箱中，后来献给郡斋，奉命校正，于是命刻工刊刻。我谨在后面重申说：常道将原是江原人，以蜀人的身份谈论蜀地事情，言语亲切本来就应当如此。等到观看他记述李氏之乱，娓娓道来而不厌倦，其中大概有深藏的忧虑吧，值得深思。按其序文所述体裁，是依仿司马迁的史书。至于编列《先贤目录》，又仿佛取法陶靖节的《四八目》。也许晋人的文字本来就相类似，并不是相互借用。他自己的序称作《华阳国记》，后人把“记”改成“志”，只是把它作为郡志看待，却不知道他正是想追踪古代作者，建立一家之言，使其著作雄视百代。从天地开辟写起，到晋永和年间结束，其中王道和霸略，鲜明如丹青；伟大的功勋和宏大的征伐，悬挂在日月之间。四子讲述德行，五代兴起歌谣，清美的芬芳扑面而来，功勋功业照耀后世。江水、汉水显现灵秀，世代承载其中的英才；仰望先贤而思齐，声名和实绩流布天地之间，成为百代的楷模。修习文翁的文教，讲求武侯的武略，安定内部、抵御外患，美好啊，成就的踪迹都在这里。有人说，《璩志》说国家一定要有史书，表彰成就、记载败亡，以此彰明劝善惩恶。考察并检索此书，奸雄窃取天命，禅让承受只是借用虚名，怎样能作为劝勉？守持义理却未获福祚，特、流并称，怎样能显示惩戒？玄德是帝王后裔，英名盖世，为什么说名望微弱？奉诏讨伐贼人，名分正当、言辞顺理，为什么写成“杀”？离开许地奔赴徐州，意在安定刘氏，为什么写成“叛”？孔明是辅佐王者的人才，却诋毁他说像宋襄公那样求取霸业；关云长具有大节，却反而诬称他乞求把宜禄的妻子纳为己有。至于曹操攻打先主，书中写作“征”；刘髦在昭烈时弑逆，书中写作“卒”。凡此大纲，关系并不小，按照《春秋》的笔法衡量，未免有错杂驳杂之讥。心存公正的人没有瑕疵，具有明鉴的人不会疑惑。承祚心中怀有旧日怨恨，口中肆意说丑恶之辞，想借此贬低蜀而辅佐魏，百世之后，公正的舆论难道能够被遮掩吗？常璩采录陈寿的书，却选择得不精，陷入了疑惑的罗网。这是作者的瑕疵，导致有识者加以指摘。君子考察古事、评论世道，悬挂明镜来照察万物，执持权衡来作出裁断，黑白是非一经辨明，谁还能藏匿它们呢？欧阳先生说，后世如果不能公正，那么直到今天也不会有圣贤。自从公论出现而良知不被蒙蔽，是非才开始确定，君子因此凭借它而无所恐惧。从前我路过导江，登上青城山，眺望白云溪；山川的奇异，竟然孕育出非凡人物。常璩苦心著述，他的书流传于世，而郡志却遗漏了他的姓名，实在可惜！士人如果当年怀抱独特的操守，等待异代知己来发现，发扬潜藏德行的幽微光辉，从残缺的书简中阅读遗文，实在更值得长久叹息。书写成后，恭敬地记述所闻，请有道之人指正。甲子年仲春，成都后学刘大昌谨慎书写。本府吏张尧誊写。五　明嘉靖蒲州刻本张佳胤序（只有张本有）。《刻华阳国志序》，前面有吕、李二序。明铜梁张佳胤撰。

译叙说：华阳，原是梁州的辖域。《禹贡》说：“华阳、黑水属于梁州。”凡是记述梁州、益州的，都可以称作华阳。华阳位于坤方，镇守西南，应当对应井络。《山海经》说：西南方有巴国，太皞历代之后照临此地，这就是巴人的来源。虞帝设置十二牧，梁州是其中之一。夏禹出生在石纽，他的神圣功业与上天相配。从“岷山导江，向东分流为沱水”开始，直到今天蜀人仍把江水流过的地方称为江沱。所以文王的教化覆盖江水、汉水流域，《江有沱》篇便列在《二南》的开头。武王的《牧誓》先提到庸、蜀。周王责备晋国，把巴、濮说成我国南方的土地。这些都见于《诗》《书》经传，清楚可考。《蜀纪》说：“大人的乡里，方大的国家。”难道不是这样吗？我生长在巴水之上，每当阅览西南大都，穷究地理形势，拿往代典籍来相互印证，足以破除胶固的偏见，左思所说“江汉炳灵，世载其英”，确实如此。只是西土偏远，周朝衰微以后又凭险自守，不修职贡，风俗教化日渐衰败。史家和杂家不能追究源流三五代，凭借古代典籍考证时，大多喜欢谈论奇异之事，沿袭夸张说法，于是竟说蜀地从秦代才开始参与中原，汉代才开始兴起文教。汉代史书轻率听信这些说法，拿什么来作为后世的训诫呢？如果能够表彰纲常伦理，依据前代经典的证据，罗列并总括万物灵秀，做到文采与质实相称，那么晋代常璩的这部书，难道不是本地珍贵的文献吗？按：常璩字道将，本是江原的望族，出仕任散骑常侍。正值时局衰乱，故都遭受艰难。他被势力诱导而归顺王室，最终违背了忠告。于是担心文献湮没遗弃，劝戒世人不要亡失经典，取常氏从祖常泰恭所作的《梁益篇》《蜀后志》《后贤传》三书，综合采纳尚未完备的材料，发愤振兴文教。又取陈承祚《蜀书》《耆旧传》、杜敬修《蜀后志》，参照祝元灵、陈申伯《续耆旧》、黄容《梁州巴纪》以及《南裔志》，征集耳闻目见，辨明方位、核实事实，从上古写到永和年间，表彰成败，广泛铺陈传记赞语，共十二卷，题名为《华阳国记》，用心也很勤苦。他反复不止地写作，关键在于发扬美好的士人品行，阐明并宣泄幽隐的教化。不论地处偏远还是身份卑贱，都尽量加以标举。至于考证三皇、谷车的起源，考察本帝之事和参伐之应，考究丛宇王蜀的旧事，辨明苌碧、杜鸟的诬说，阐发殷彭、述信的论断，难道只是为了彻底解决前人的蒙昧，也是在补助经史。谁说它只是有益于风俗教化，而精微之处不如陈氏的书呢？这部书完成后，元丰年间吕微仲大防主持在成都刻印；嘉泰年间李叔廑▯再次在临邛刻印。当时书已经有缺漏，于是依据《晋载记》辑成《李氏志》，用来补足旧书的散失。平心而论，这是大家共同看得到的，已经胜过常璩原书了。然而，这不是比彻底遗忘要好吗？我往年曾短暂游历江原，沿着常氏的故墟行走，悲痛于先民仿佛仍在眼前。因而愤慨汉代以来的地理典籍只剩下大致目录，使往昔的善行和嘉言几乎全都沉沦。如今正值众说纷纭之时，难道只有一家之言吗？我更加感到道将的著作是西土绝无仅有的典籍。只是前代刻本损失散佚，至今将近四百年，作者的功绩几乎同灰烬一样。我过去从澶渊晁君石太史家得到一个抄本，篇章保存下来的还不到十分之五。后来把船停靠在江阳，和成都杨用修夜间谈论里中的文献，于是请求他所收藏的《璩志》旧本，抄录后藏在书箱里。几年后，我因获罪被贬谪到陈、蔡之间。近来又从大梁朱灌甫氏得到一个副本。互相校对取证，文字中的鱼鲁之误稍稍明白。如今我镇守蒲阪，退食之后有了空闲，便采集史书和志书，有的参照证据来辨明讹误，有的附加注释来探究深意，有的遵循体例、依照制度。唯独对于疑难缺文，不能凭空下笔。于是交付刻工刊刻，用来彰明长期湮没废弃的文献。只是巴郡士女的传记和赞语都已散失。后代仰慕前贤的风范，相隔遥远而年代久远！那么，穷尽心力搜求秘典，广泛猎取群书，发扬已经泯灭的先贤光辉，继承这部志书千百年的事业，可以说是我们本地人的重大责任啊。嘉靖癸亥年五月五日作序。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即公元一五六三年。六　嘉靖蒲州刻本张四维序。《华阳国志序》。明蒲阪张四维撰。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十二卷，记述梁州、益州的往事，十分详尽。看它考察方舆地理，彰显贤才哲士，足以剖析疑惑、揭露诬妄，辅翼并赞助人伦，读它的言论很有意味。常璩本是世代书香之家，亲眼看见李氏僭越叛乱的祸害，所以撰写地方志时，对于废兴、分合的关节和得失的根源，往往考察得尤其详细。大体说来，它的主旨在于宣扬王道威灵、统一文字车轨，使远方防御者调和安抚、适当治理，使割据称雄者停止窥伺觊觎；这就是它写作的根本用意。宋元丰、嘉泰年间，先后在成都、临邛刻印。到现在将近四百年，所以世间很少有传本。我每次见到记传中引用这部书，往往文雅高亢而令人喜爱，想看到全书，却一直未能如愿。近来巴郡肖甫张侯以祠部郎的身份出任我们蒲州的太守，政事恰好、百姓和睦，没有废弃的事情不予办理；想到这部书是蜀地的旧书，便采集史传，参校异同，辑录后在郡斋刊刻。中间由于传抄积年，豕亥之误不断增加，如果意义尚未融会贯通，就保留疑处以表示可信。因为早在嘉泰再次刊刻时，就已经说有缺漏；虽然据说很是加以校正，只恐怕反而丧失原貌，所以张侯对此十分谨慎。我曾阅览《艺文志》《四库书目》《崇文总目》等书，每每惋惜古代作者的志业湮没，不能流传后世。即使篇章有所保存，能遇到它的人也很少；遇到了，又很少有人能够传布，所以散失的书越来越多。张侯初次出仕时，镇守滑台，曾刊刻《越绝书》，如今又校刻这部书。古籍能够不亡，难道不是有赖于爱好古典、博学雅正的君子吗？嘉靖甲子年元日作序。嘉靖甲子是嘉靖四十三年。《明史》卷十七。七　张佳胤《江原常氏士女目录》跋语。张佳胤说：江原常氏世代都有光明的德行，因此是大姓。常道将立志时只记载了其中一半，难道是因为顾念私人亲属而有所避嫌吗？岷山、江河汇聚灵秀，又有贤哲相继出现；假如他们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一寸璧玉也应当受到尊重。如今考察得出士人和女子共十九人，另行编立目录。又看到道将承继家族学问，修饰文辞而有经法。这正是司马迁家族相传的事业，也是良史所称许的才能。其间各人的行为事实有详有略，然而英名和遗留下来的功烈已经垂留在书册上，或许足以让后人遥远地以先贤为友，而近处得到蓍龟般的借鉴了。八　吴管《古今逸史》校刻《华阳国志》凡例。《校刻华阳国志凡例》。一、《志》中有脱字、误字的地方，依据史传加以考证改易；其余仍保留疑问，统统留给那些强记博闻的学者。一、《先贤志》遗漏了第二卷《巴郡士女》，其中共有七十八人的传记和赞语，这些旧文已经散失。宋代李叔廑校刻时，曾未指出这一点。如今考察后补明其缺失，希望能够备作搜求补辑之用。

译一、《后贤志》把赞语置于篇首，然后按次序排列传记。如今取《先贤士女志》依照这一体例，形成一家之体。一、《志》中的传记文字，比史传省略、改窜更多，到了无法解释的地方，或者地理名称与史传不同的地方，分别注明所引材料加以说明。一、《三州士女目录》中的人物多有遗漏，已在本书传记中表明列出。一、考察常氏士女，共得到十九人，常璩的书没有全部涉及。特意把他们录出，附在卷末。九　明天启丙寅李一公重刻《华阳国志》序。我鄙陋拙劣，没有什么才能，出任成都太守，自料对地方没有补益。这里是著名的胜境，号称天府；访古寻幽，很能满足我平日的志趣。可是征求文献、考察典籍也是地方长官的职责，于是政务空闲时常常取蜀地史乘披阅；只可惜其中文字错杂，文辞不够典雅驯正。后来才得到常道将所著《华阳国志》来读。它的文字古雅，事实核实，义例深严，足以作为劝善惩恶的依据，彰明法则和戒惧，渐渐显出良史的才华。道将大概生长在蜀国多事的年代，亲眼看见李氏诸人的僭越叛乱，心中因此愤懑。他的原本对蚕、鱼二业加以推重，尊崇昭烈帝，详细搜集巴、汉地区的风土和良士贤女的美德，把它们刻写在篇章简册中，井然有序；而论赞所留下的文字，往往详略得当，绝不是随便写成的。即使拿它与《周官·职方氏》所掌管的内容相比，不知怎样；但若与《蜀梼杌》《南裔志》《耆旧传》等书比较，或许也可以说补足了它们未能完备之处。虽然山川依旧，建置却因时代而不同，风气会流转，江河却不能倒流。从唐宋直到本朝，金、碧分割隶属于滇池，郧、襄分别隶属于荆郢（楚），梁、庸另行编入关陇；其中的机宜、品类和格局，已经不再是汉、晋时代的旧样。然而，廪君的雄强、米斗的妖异、巴苴的祸衅、碧血的惨剧，到处都有。身负经世之责的人，难免抚剑阁而忧虑迫切，望着瞿、巫二山而心中凛然。正如李青莲歌咏蜀道所说：“守卫者如果不是亲信，就会变成豺狼。”原刻如此。杜少陵旅居蜀地最久，发而为诗歌吟咏，不是对西山盗寇发出警告，就是在云安因杜鹃而感怀；这难道也和道将的旨意相互发明吗？常璩说：“防备狂妄狡诈之徒，杜绝奸邪的萌芽，以崇尚《春秋》所说败坏断绝之道；同时显扬贤能，记述治乱，也用来奖赏劝勉。”这几句话概括了全书的宗旨。况且江水、汉水显现灵秀，井络垂下光芒，风气淳厚、习俗朴实。所说的巴地，是“有先民遗风流传”；所说的蜀地，是“君子精明敏捷，小人鬼黠狡猾”，大概已经隐约寄托了感慨。至于诡诈变化丛生，百姓日益困迫，刑罚和弓矢也承受不住案件的裁决，乡里不能摆脱萧条，这也是治理百姓的长官的责任。坤维地区所应有的景象，不担心斑斓文采不够繁盛，真正担心的是文采已经繁盛而质朴完全浇薄。精神气韵的发扬，不担心物产不够丰饶，真正担心的是物质使用越来越多而生命趣味日益浅薄。那么，亲自安抚教养百姓，保卫治理西南，使蚕、鱼、昭烈帝的土地不至于最终被奸雄僭窃者所觊觎，使小民仍然能够享受“美酒嘉谷”的供养，成就“好古乐道”的风俗，难道是由别的人来承担吗？难道是由别的人来承担吗？唉！今昔的流变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治乱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道理从未不同。假如当今有文翁、武侯那样的人，能够举全蜀的士人百姓加以陶冶教化，使他们安居衽席之间，那么说古代的道术至今仍然存在，也是可以的！我校勘这部书并交付刻版，难道仅仅是因为山川物产的奇异美丽，供掌故家采择而已吗？工程完成后，我按次序编排这些话，作为《重刻华阳国志序》。天启六年丙寅年孟春吉日，古繁姑孰李一公撰。十　同前书范汝梓序。天启丙寅年，我奉皇帝诏书前往抚恤蜀地。到达成都后，成都太守李公重新刊刻《华阳国志》，嘱托我作序。我说：李公的序已经说得很详尽，我还有什么可说的？既然这样，就阐明这部书的旨意吧。晋代常道将撰述这部《志》，其中有《春秋》的思想吗？华阳、黑水，在《禹贡》中属于梁州，汉武帝时改为益州。称梁州，是说它强盛；称益州，是说它险要。峨眉山、剑阁高耸入云，江峡声如雷震。这里是坤方的上游，地气郁结幽深。我曾考察两汉史、陈寿《蜀书》《益部耆旧传》《古今集记》《蜀梼杌》，历代割据的祸乱变故，以及蛮獠反叛或归服中原、戎狄羁縻政策的得失，大概没有百年能够安然无事，难道不是因为地势阻塞可凭借、物力丰足可依恃，声名文物虽可与邹鲁相比，而番夷的碉堡错杂其间，嗜好动乱、喜欢祸害，稍有风吹草动便生出异心吗？道将生逢不幸，悲伤三州倾覆，百姓几乎死尽，于是撰成这部《志》，记述巴、蜀、汉中、南中，记述公孙述、刘二牧，记述大同，记述李特、李雄、李期、李寿、李势，记述先贤士女、后贤。郑子说：“志书开始于《尔雅》，贵在详细记载事实。” 刘子说：“表明盛衰，借鉴前代兴废。”这部书确实兼具二者。至于所说干犯天运、触犯历数，破家亡国，狂妄狡诈、奸邪萌发，败坏纲纪的道理，在一部《志》中多次着意说明；这难道有《春秋》的思想吗？我朝承受天命以来，蜀地也屡次发生骚动而不得安宁，例如载、寿、彭、赵、蓝、骆、张、焦、薛、蔡等人，直到杨应龙的动乱，频繁出兵讨伐；又越过这次蔺贼，屠杀重庆、围困省城，焚毁城池营寨，残害百姓。幸而天威远震，执掌兵权者运筹谋划，执斧的将领借助筹策，藩司、臬司和各路统帅同心协力，终于能够平定。不然，西南的忧患何时才是尽头？如今虽然锋利的嘴已经受到震慑，像刺猬、蚂蚁一样的祸患仍然繁多。牛角抵到根部，恐怕会突然横生变故。国家将亡将亡，正是雷电交作之时，医生必须使用良药；所应做的是周密筹划、积蓄力量，铲除祸芽，清理荒远地区，正要烦劳费心思考。道将说：“牧守和后妃丧失谋略，英雄豪杰接连进取。”又说：“安抚远方而亲近近处，实在需要贤良的人才。”这是今天医治蜀地的急救良方。李公刚正严明而端庄肃穆，勤勉地传播百姓和睦之政，惩戒警戒、消除平息祸患，心意与道将相同，于是刊刻这部志书，可以说是施政先抓住了最重要的事情。假如在大慈寺阁中为成都历代贤守绘像，那么在文翁、张君游、第五伯鱼、廉叔度诸公之后，应当再绘李公一像。钦差四川恤刑、刑部贵州清吏司主事、甬东范汝梓撰。十一　四川省图书馆藏《函海》本《华阳国志》卷九《李志》张佳胤跋语。

译张佳胤说：常璩《华阳国志》的目录和《序志》都说“撰述《李特雄期寿势志》”，那么“势”原本确实有专志。如今各本都没有它。想来是传抄时脱漏，因循不录，于是失传了。现在依据各部《通鉴》所记述的内容，参照《载记》所记载的材料，续成《势志》，用来补足缺文，等待后世博学通达的君子。又，史书载散骑常侍常璩曾劝李势向桓温投降。常璩既然一定撰写过这部志书，或许因此续记了这件事。附　李调元《函海》后序。古代没有把几个人的书合编为一部书而另行题写一个总名的。只有《隋志》记载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注说：“陆澄合并《山海经》以来一百六十家的著作，编成这部书。陆澄本书以外，那些旧书大多零散失传。现存而另自成部流行的，只有四十二家。”又记载《地记》二百五十二卷，注说：“梁代任昉增补陆澄的书，编成这部记。所增补的旧书也多零散失传。现存而另自成部流行的，只有十二家。”这是丛书的祖先。然而仍然只是一家之言。左圭的《百川学海》问世后，才开始兼收各家杂记。到了明代，卷帙更加繁多。《汉魏丛书》《津逮秘书》以及近来的《知不足斋丛书》，都把各家的著作全部录入，汇成一集。有的在丛书中略加节取，则如《说郛》《稗海》《艺圃搜奇》《纪录汇编》之类；有的把自己的书附在说部丛书末尾，则如《秘籍》《彝门广牍》之类都是这样。我所刻的《函海》，共分三十集，其中十六集都是古人的丛书，同时也附入自己的书，大概采用了后世的体制。小卷不计在内，总计全书共一百五十种书。从戊戌年春开始，到壬寅年冬结束，历时五年完成。我在通永道任职时，因遭遇事情而离官。书板散失零落，又有一半在刻工林姓家中，因为刻资尚未结清，便把书板扣留不发。当时我获罪，被关在保阳臬司狱中，正要远戍万里，无暇顾及此事。我料想这部书不能够辑补完成了。恰逢我的姻亲、永定观察南部陈公韫山，名琮，特意经过通署来探望我的儿女，看见书板零落，感慨地说：“这是雨村的不朽事业，怎么能让它半途废弃呢？”问明原因后，立即拿出三百金交给我的弟弟、检讨鼎元墨庄，让他购买书板回来。正好我又承蒙总制袁清恪公上奏保举，得以赎罪回到通州。于是利用羁留期间的空闲，修订完成这部书。凡有校勘之事，都交给我的弟弟墨庄负责；书中取舍，则由我独自承担。当时虽然前序说成书于壬寅年冬，实际完成于甲辰年春。它之所以能够完成，实在是依靠韫山的力量。善行不可以埋没，因此在后面叙述事情的始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五十二卷、五年、万里〕 十二　《函海》《华阳国志》附录。《晋书·李势载记》：“大司马桓温率领水军讨伐李势，抵达成都城下，放火焚烧大城各门。李势的部众惊惶恐惧，再也没有坚守的意志。其中书监王嘏、散骑常侍常璩等人劝李势投降。” 崔鸿《十六国春秋·蜀录》：“常璩字道将，是蜀地成都人，年轻时喜好学习，著有《华阳国志》十篇，叙述从天地开辟以来直到李势的历史，条理清楚。” 崔鸿《十六国春秋·蜀录》记载：“常璩，字道将，是蜀郡成都人。他年少时就喜欢学习，撰写了《华阳国志》十篇，叙述自天地开辟以来直到李势时期的历史，内容都很有条理。” 《隋书·经籍志·史部霸史类》记载：“《汉之书》十卷，常璩撰。” 《华阳国志》十二卷，常璩撰。（梁代有《平蜀记》十卷、《蜀汉伪官故事》一卷，均已亡佚。） 《古今正史·十六国春秋篇》记载：“蜀国起初称成，后来改称汉。李势的散骑常侍常璩撰《汉书》十卷，后来收入晋代秘阁，改名为《蜀李书》。常璩又撰写《华阳国志》，详细记载李氏政权的兴起和覆亡。” 《旧唐书·经籍志·乙部史录·伪史类》记载：“《华阳国志》三卷，常璩撰。《蜀李书》九卷，常璩撰。” 《新唐书·艺文志·乙部史录·伪史类》记载：“常璩《华阳国志》十三卷，另有《汉之书》十卷、《蜀李书》九卷。” 《宋史·艺文志·史类·别史类》记载：“常璩《华阳国志》十卷。”《霸史类》记载：“常璩《华阳国志》十二卷。”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史部·伪史类》记载：“《华阳国志》十二卷，晋代常璩撰。华阳，是梁州的地域。此书记载汉代以来巴、蜀地区的人物。吕微仲在跋文中说：‘从汉代到晋初四百年间，可以记载的士人和女子有四百人，也可以说是兴盛了。可是从晋代到周显德年间，又经过大约七百年，史书所记载的人却没有几位。忠魂义骨同尘埃一道湮没，这样的人哪里数得清呢？难道不是更加值得叹息吗？’” 郑樵《通志·艺文略·史类·霸史》记载：“《华阳国志》十二卷，晋代常璩撰，分别记述巴、汉的风俗以及公孙述以后在蜀地割据者的事迹。《汉志书》十卷，常璩撰。《蜀李书》九卷。”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杂史类》记载：“《华阳国志》二十卷，晋代（应作蜀地）散骑常侍、蜀郡人常璩，字道将，撰写此书。书中记载巴蜀的地理、风俗、人物，以及公孙述、刘焉、刘璋、蜀国先主和后主、李特等人的事迹。末卷《叙志》说：‘始于天地开辟，终于永和三年。’” 王应麟《玉海·艺文·杂史》记载：“《唐艺文志·乙部史录》共分十三类，第三类是伪史类。从《华阳国志》到《三十国春秋》，共有十七家、二十七部、五百四十二卷。”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史·伪史·霸史》记载：“《华阳国志》十二卷，另有一种说法作二十卷。” 刘知几《史通·杂述篇》说：“史书的流派类别，各自循着不同道路并行发展。推究起来，大致有十类。第九类是地理书。九州的土地疆域、各国的山川、不同的物产和各异的风俗，如果分别记载各自国家的情况，就足以说明这一地区。像盛宏之的《荆州记》、常璩的《华阳国志》、辛氏的《三秦》、罗含的《湘中》，都属于所谓地理书。” 杨慎《丹铅录》卷二《地志》说：“各家地志中，我唯独喜爱常璩的《华阳国志》，其次就是盛宏之的《荆州记》。” 焦竑《国史经籍志·史类·霸史》记载：“《华阳国志》十二卷，晋代常璩撰。《汉书》十卷，常璩撰。《蜀李书》九卷。”

译陶珽《重辑说郛》卷第五十八记载：“《西州后贤志》，常璩撰。《梓潼士女志》，常璩撰。《汉中士女志》，常璩撰。” 庚午年，即乾隆十五年，还淳方朴山先生主持徽州紫阳书院的讲席时，说《华阳国志》有完整的版本，便让瑶田到歙县藏书家中寻求，却没有找到。如今我在□□京师见到了它。我的朋友丁小山和陈竹厂等人广泛搜求宋、明以来的各种刻本，互相校勘，编成了这个善本。我借来阅读，读完之后，于是在书简末尾写下几句话作为跋文，把书归还给小山。可惜朴山先生来不及亲眼看到它！乾隆戊戌年，即四十三年，七月初一，歙浦程瑶田。” 《华阳国志》十二卷，比俗本（指当时江南流行的吴本、何本）多出卷十上、卷十中两卷。大概书商只知道依次按卷数刊刻，没有察觉第十卷内部还分为上、中、下三卷。这个版本是苏州朱文游收藏的，钤有惠氏印章，是红豆斋的旧藏。乾隆戊戌年仲秋，金榜一并记下。这个版本从丁小山那里得到，是历来从未见过的完整本。新安程晋芳，字鱼门，写信把这件事告诉我。它比《汉魏丛书》（这里指何允中的本子）多出将近一半，考订校勘精细详密，内容博雅而有典据。小山因为我是蜀人，又认为这部《志》是蜀地各志的祖本，割爱将它赠给我。我把它同其他各志参照阅读，更加深为信服，于是刊刻流传。书中偏旁和字形，全部依照丹棱李氏宋本，不妄改一个字。凡有与其他刻本不合的地方，就分列注在下方。至于各家刊刻《华阳国志》，体例各不相同，最终仍以李叔廑本为定本。因此卷首仍采用《李序》，其余各篇序文附在卷末。乾隆辛丑年，即四十六年，十一月中旬，绵州李调元，字雨村，在□直隶通永道署的心如水斋记。” 十三　《汉魏丛书》江西本《华阳国志》王谟跋 以上是常璩《华阳国志》十二卷。《史通》说：“常璩担任李氏政权的散骑常侍，撰写《汉书》十卷，后来收入晋代秘阁，改名为《蜀书》。常璩又撰写《华阳国志》，详细记载李氏政权的兴亡。”如今考察这部《志》，十二卷中，前四卷叙述巴、蜀、汉中、南中的地理沿革；中间五卷叙述公孙氏、李氏僭越窃据，以及刘氏偏安的事迹；末三卷叙述梁、益、宁三州自汉、晋以来的士人和女子，并不是专门记载李氏的兴亡。所以《 《史通》又把它同盛氏《荆州记》、辛氏《三秦记》一起列入地理书，而隋、唐史志以及《通考》都把它列入霸史、伪史。总的说来，把它归入杂史类最为接近实际。这部《志》大量采录前人的传记材料，但自身具备史家所说的三长。我曾读左太冲《蜀都赋》中的“碧出苌宏之血，乌生杜宇之魄”，以及李太白《蜀道难》中的“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总怀疑蜀地山川风气幽深昏暗、奇异怪诞，和中原大不相同。道将却独能援引经书、依据典籍，辨析众说，使它们统一于中和之理，并用典雅驯正的文字加以表述；如果不是学问和见识都达到极高程度，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可惜他身处偏远地区，寿命又短，无法充分施展著述才华，所以不能像陈寿那样被称为良史。《蜀书》已经亡佚，《国志》也再次残缺。如今流行的《李志》，是前明蜀人张佳允补写的。第十卷《先贤论赞》又只保存了汉中、梓潼两地的士女，巴、蜀、广汉、犍为诸郡的士女传记全都缺失。书中人物名次前后又多有颠倒错乱；这也是后人传抄时脱漏讹误造成的，并不是原书本身杂乱乖错。从前阁学翁覃溪先生在江右主持学政时，曾对我说：“我家有《华阳国志》完整本。”可惜他没有把书带在行囊中，因此无法据此抄录补足。现在只好仍然依照原本校勘刊刻。只是《丛书》旧编所收的书籍，如今已列入别史类。汝上王谟记。” 十四　清嘉庆甲戌年南京刻题襟馆本廖寅序

译唐代以前保存下来的方志很少，只有《三辅黄图》和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最为古老。《三辅黄图》被宋人增补改乱。明代刊刻的《华阳国志》都缺少卷十上、卷十中两卷，近来才有补足的版本，（今按：这句话不恰当。蜀刻本并非全部缺失，只有张本、吴本、何本缺少这两卷。）但这些版本都错误很多，难以卒读。我家乡在益州，想到搜集考察古迹，没有比这部《志》更优先的了。可是求取善本而不可得。十多年前，中州叶县令升任京江太守，唐刺史仲冕告诉我，说阳湖孙观察星衍收藏有季氏振宜家抄录的宋嘉泰四年李▯刻本。我本想立即借来刊刻，后来因为升任观察，到了豫章，未能实现这个愿望。等到我再次来到江淮，主管转运事务，利用官署闲暇，披阅此书，于是借来几种版本合并校勘，又参考书籍和传记中引用的旧文，订正其中的讹误。按照李▯序所说：‘凡是一件事前后次序错乱、首尾颠倒的，就考订后加以纠正；同一个意思而词句重复、句读杂乱的，就删削去掉；如果只是文字有误但文理明白，就因仍其文而使之完整。’可见他的版本已经经过删改。因此《蜀志》中汶山郡和越嶲郡错误相连，又缺少汶山郡所属县以及汉嘉郡。”},{ 《士女赞》中少了《巴郡》第二篇。《三国志》注释引用本书时，又有李宓的《陈情表》，但今本已经没有了。这类缺漏全部加以补正（按：这个刻本其实并没有补正）。有的地方还附上按语，用来告知后来的学者。虽然元丰年间吕汲公大防所刻的本子已经无法看到，不能把常璩旧书的原貌完全恢复，但与▯本相比，本书确实有超过它的地方，而且无一处不及它。元和顾茂才广圻校正诸书，最为审慎缜密；他竭尽半年之力，替我监督工匠开版雕印，所以本书能够精美而古雅，不亚于宋、元时期的佳刻。孙观察一向喜好流传古书，又看到近世修志的人往往空疏而没有史实根据，感慨古代地理书多有散佚，曾想刊行旧本，以备一地掌故之用；先在关中校刊《三辅黄图》《长安志》，又在江左刊刻《建康志》；每每惋惜浙中还没有把乾道、咸淳年间的两部《临安志》付梓；又因为修撰松江志，先刊行杨潜的《云闲志》。现在这部书成于晋、魏之间，保存了许多古字古义，尤其足以作为考证经史的佐证；后来修撰滇、蜀方志的人，可以据此作为典范，实在是文苑中的一件盛事。本书所称“华阳”，指晋代的梁州、益州、宁州，也就是《禹贡》所说的梁州地域，包括今四川省、云南，以及陕西、汉中以南一带。按《禹贡》说：“华阳黑水，惟梁州。”《注疏》把“华”解释为华岳。我恐怕这里的“华”在迤东，“阳”则指荆州，并不是梁州。《秦本纪》记载武公元年：“讨伐彭戏氏，到达华山下，居住在平阳封宫。”《正义》说：“封宫，在岐州平阳城内。”这样看来，这座华山在岐州以北，它的南面正对着梁、益二州，与太华山不同。至于黑水，据《括地志》说：“源头出自梁州成固县西北的太山”，也与三危山的黑水不同。解释经书的人误以为这是滇池的黑水，又说是泸水，都是错误的。然而常璩的书以此为书名，却没有记载和辨析这一点。只有《蜀志》说：“五岳之中，华山显于其南。”特意补充说明这一义理。嘉庆十九年，岁次甲戌清明节，前两淮都转盐运司使、邻水人廖寅作序。十五　北京图书馆收藏的顾广圻校批本前四卷中的重要题记（附说明） “癸亥年十月，重新读了一遍，颇有一些点●（窜）处。后来得到这□□□的人可据此订正。涧●记。”（用行书分两行书写，位于吴管本首页标题“华阳国志卷第一”一行的下方。） “广圻按：从这里起到‘凡统郡一十一，县五十八’，是总序。十一郡是：蜀郡、巴郡、广汉郡、犍为郡、汉中郡、梓潼郡、牂柯郡、西城、永昌、建宁、朱提。”（写在《巴志》首页栏外的上方。下面还有小楷、娟秀的两字批语“不然”，似乎是顾秋碧所写。） “广圻按：这里说的是巴一、巴东二、涪陵三、巴西四、宕渠五、汉中六、梓潼七。”（写在第一页下方第五行“分益州巴汉七郡”一句的上面。） “十二，意思很明显。”（写在同页第七行上方的眉栏，指“凡统郡一十一”一句。旁边又有小楷批语“不然”二字。） “广圻按：这里应当另起一行书写。”（写在同页第八行上方的眉栏，指“洛书曰”一句。） “广圻按：应当说统辖十二郡。巴郡、巴东郡、涪陵郡、巴西郡、宕渠郡、汉中郡、魏兴郡、上庸郡、新城郡、梓潼郡、武都郡、阴平郡。所谓县五十八，不计算省县。”（写在同页前一条文字的后面。“省”是指乐城、常安、宣汉县这一类县。） “严遵。《目录》作严正思。” “《目录》记载：徐州牧严羽，字子翼，是王思的儿子。”（以上两条分别写在第五页下方第二行和第五行的眉栏上，是为“严王思”和“其子徐州刺史”两处所作的注释。） “遗疑匮。与悴韵。”（写在第六页第三行的眉栏上，是为刺史李盛诗中“邻人以言遗”一句所作的注释。） “冯琨、庞雄、玄贺、赵宏、龚调（《目录》作‘壮’，误）、杨化。”（六人并列写在同页第七至第九行的上方，是为“冯鸿卿、庞宣孟、玄文和、赵温柔、龚升侯、杨文义”六人所作的注释。） “广圻按：恐怕就是宣汉的冯湛。见《目录》。”（写在第七页上方第五行的眉栏上，是为“弘农冯尤”一句作的校注。今按：钱谷抄宋本中，“弘农冯尤”上面有“掾”字。这样就不是三巴人冯湛，而是弘农人冯尤在巴郡任掾的作品。顾氏这条校注是错误的。） “枳是县。下面脱漏了史官的姓名。”（写在第七页下方第七页的眉栏上。大概是因为“户曹史枳”一句下面有脱文。今按：“史枳”本来也完全可以构成一个姓名。这条校注和上一条都没有必要，是顾氏没有参校各版本的过失。） “《续汉志》注中引用了明月峡、广德屿，正是这一类记载。”（写在第十二页第一行“临江县”的眉栏上。并用旁注把“枳东西百里”的“西”改为“四”字，又在“接朐忍”上增添“东”字。类似这样的校注还有很多；已经收入正文的，以下从略。）

译“巴郡七　江州　枳　平都省　垫江　乐城省　常安省” 巴东郡 涪陵郡 巴西郡 宕渠郡　宕渠　汉昌　宣汉”（这五行是五个郡名并列写在《巴志》第十六页后面的空行之间，大概是顾氏初步整理吴本郡县文字的记录。“巴郡”下面有一个小“七”字；下面留有空格，依次抄写七个县名。三个“省”字也写得很小。中间三个郡没有所属县。由于原本文字清楚无误，故不作改动。） “刘昭注本书，题作《巴汉志》。”（写在吴本第二卷《汉中志》第一页眉栏线的上方。） “李合、李固、陈雅、李历、陈弱，字申伯。”（写在《汉中志》第二页上方的眉栏，是为“司徒李公”“太傅子坚”以及“陈伯台、李季子、申伯之徒”三句话所作的校注。所依据的材料是本书的《士女目录》。以下同类校注不再记录。） “广圻按：这里应当是误多写了一个县。”（写在《汉中志》第六页“上庸县郡治”一行的眉栏上。意思是上文说“属县五”，而这里以下又列有北巫、安乐、武陵、安富、微阳五县。又因为吴本原注有“《晋书》上庸郡有上庸、无安乐”十一字，所以判定为“误多写了一个县”，指的是安乐县。） “这里本应有四个字，现在脱漏了。”（写在《汉中志》第八页第八行的眉栏上，指“新城郡”。后来又把这几个字删去，并再次批注说：“本应有‘四至’二字，现在脱漏。广圻按：应当说‘郡治’，现在脱漏。”这就是说，“房陵县”下面也有脱文。） “依《晋志》，这里有剑阁县。一定是把汉德误分成了一个县。”（写在《汉中志》第九页“广汉县，德阳县，有剑阁道”一行的眉栏上。后来又把“依《晋志》有剑阁县”七字圈出删去，并用楷书在旁边批注：“桓温设置的，这里不应有。”似乎是顾槐三增写的。） “汉中郡　南郑　沔阳　褒中　城固　蒲池　西乡” “魏兴郡　西城　锡　安康　兴晋　郧乡　洵阳” 上庸郡：上庸、北巫、安乐（加圈删去）、武陵、安富、微阳。新城郡：房陵、沶乡、昌魏、绥阳。梓潼郡：梓潼、涪、晋寿、白水、广汉、德阳。武都郡：下辨、武都、上禄、故道、河池、泉街、沮、平乐、修城、嘉陵。阴平郡：阴平、甸氐、武平、刚氐。”（以上七行写在《汉中志》十二页末尾的空行内，彼此并列，是顾氏整理汉中郡县的初稿。） “《国策》和《史记》作‘陈庄’。” “依据《水经》，这里有脱文。” “顾广圻按：这里应当说‘也称笮桥’，依据《水经》这样改是对的。”（并把上字改为亦字。） “顾广圻按：这条校语误入正文。” “顾广圻按：有脱文。后文多次说‘四姓’。” “大姓有柳、杜、张、赵、郭、杨氏”一句中的“大姓”应当作“四姓”。行间有旁批“四”字可以证明。不过《常志》中也多次出现“大姓”的说法，这一解释未必足以遵从。“顾广圻按：脱去‘茂’字。蔡茂见于《大同志赞》，又见于《士女赞》。” “顾广圻按：‘麈’字，见《广韵》注。”（指十四页第六行原刻“麋尾”的“麋”字。） “顾广圻按：应作‘羕’，见《士女赞》和《目录》。”（又说“晋世”以下行间有脱文。） “‘蒙’应当作●。‘彭冢’见《水经注》第三十三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月〕 “顾广圻按：王延世是资中人，这里有错简。” “顾广圻按：多出两个字。犍为郡说‘东接江阳’，广汉郡说‘东接巴郡’。” “顾广圻按：这里应当作‘符有先络、僰道帛，求其夫父，无有偶’。‘络’和‘帛’押韵，‘父’和‘偶’押韵。”原本“无有其偶者矣”句下的二十字按语被删去。旁批说：“《士女赞注》中没有‘张’字，也没有‘者矣’二字。”第三行下方空白处又写着：“西楚僰道四字未详。” “宋白《续通典》在茂州条下引用《华阳国志》说：‘宣帝地节三年，武都白马羌反叛，派骆武平定他们。汶山的官吏和百姓到骆武那里诉说：一次征收而两次加派更赋，负担极重，边地百姓贫困痛苦，无法供给，请求裁省郡制。于是撤销汶山郡，重新设置都尉。’如今从‘汶山吏民’以下的文字全都没有了，大概这也不是宋白所见的版本。因为‘因’字下面缺了一叶，金榜修撰援引《寰宇记》和《续通典》所引用的《华阳国志》，才知道‘因’字下面的文字是后人妄自接续的。”

译“汶山郡所属县未载：汶山、升迁、都安、广昜、兴乐、平康、蚕陵、广柔。” “此外还有汉嘉郡的地域，所属县未载：汉嘉、徙昜、严道、旄牛。” “《李志》中有‘四部斯叟’。《索隐》说：‘《华阳国志》说，邛都县有四部斯叟。’” “《续汉志》注引用说：河中有唪嶲山，又有温水穴，冬夏常常温热。”原有一条按语被圈去：“这里应当改用小司马所引用的文字；那段文字在缺文之中，不在此处。” “未详。疑为堂螂县。” “应当依《水经》作：‘有县子胎铜，用羊祭祀它就可以取出。’” “顾广圻按：青蛉属于云南郡。” “这一段错误很多。” “顾广圻按：应当作‘三州三十二郡’。” “蜀郡：成都、郫、繁、江原、临邛、广都。” “广汉郡：雒、绵竹、什邡、新都、五城、郪、广汉、德阳。” “犍为郡：武阳、南安、僰道、牛●、资中。” “江阳郡：江阳、汉安、符、新乐。” “文山郡。” “《水经注》第三十六卷说：‘沫水向东北流，与青衣水汇合。《华阳国记》说，两水在汉嘉郡东面合为一条河流。此后也称它为青衣水。’” “欧阳修《集古录》的跋文引用颜有意《益州学馆庙堂记》，其中引用《华阳国志》说：‘文翁担任蜀郡太守时，修建学堂，建造石室，另有一个名称叫玉堂。汉安帝永和年间，发生火灾，学堂和寺□□全都焚毁，只有石室独自保存下来。到汉和帝兴平元年，太守高于玉堂下面又修建了一座石室，作为周公礼殿。’这段文字和本书略有不同。大概这部书传写时间已久，又经过不学无术的人删节，已经不是颜有意当时所见的版本了。幸亏有这篇记文，才知道太守名为高为。” “这件事见于《后汉书》。” “这里一定有错误。” “《三国志》作‘高定’。” “顾广圻按：这是七字句。东汉人的语言常常如此。” “在建宁郡。” “顾广圻按：这是‘报’字的错误。” “五苓。癸酉。” “顾广圻按：后文作此字。” “应作‘愍’。癸酉。” “《水经》第三十六卷说：如今夷人称它为雍无梁林。‘梁’在夷语中是马的意思。” “这条批语写在十三页第十七行眉上。” “顾广圻按：建宁有新定，没有兴迁。” “顾广圻按：平乐郡四县全部脱漏。” “顾广圻按：就是‘背’字。” “不韦与《水经》第三十七卷的记载不同。” “帛迭、轲虫，都见于《后汉书》。” “《郡国志》引用时作‘同’。” “顾广圻按：脱漏三个属县。”

译“顾广圻按：脱漏所属城邑的数目。” “顾广圻按：‘十一’恐怕是把七个字误分成了两个部分。” “《晋书·陶璜传》。” “顾广圻按：这里应当有脱文。” “柯郡，四县。” “平夷郡，二县。” “夜郎郡，二县。” 晋宁郡：七卷。○建宁郡：十三卷。平乐郡：四卷。朱提郡：五卷。南广郡：四卷。○永昌郡：八卷。云南郡：七卷。河阳郡：四卷。梁水郡。兴古郡：七卷。西平郡：三卷。」（顾千里又有《梁益宁三州郡县表》，经廖寅改名为《补华阳国志三州郡县目录》，窃取为己作，刻入题襟馆本。实际上也只是综合了这部《常志》中的三州郡县，别无创见。不予采录。） 十六　向觉明家藏何校顾批《华阳国志》考略。（一）向觉明家藏的顾广圻校批《华阳国志》后八卷，是顾广圻校勘的真迹。他配补的前四卷，是过录何焯校本的元丰刻本。向觉明（达）先生家藏有朱、墨两种校本的《华阳国志》十二卷，承蒙徐中舒先生代为借到。前四卷比后八卷短十一毫米，也没有顾广圻用墨笔校改的字，只是在吴管本上用暗朱笔把批语写在行间。其朱笔字有一部分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顾广圻校本前四卷的朱笔字相同。例如：（１）避讳宋哲宗以前的庙讳。凡遇到“弘、匡、胤、炅、恒、祯、頊”等字，都在字旁用朱笔写出同样的字而缺去最后一笔（写作●、、●、●、●）；对于哲宗以下帝王的名字，如“煦、佶、构、▯”等字，则没有朱批缺笔字。这显然是用元丰本校录异字。（２）有些古今通用、没有校改必要的字，也都在旁边用朱笔批出异体字。如吴本《汉中志》“元和二年，羌复来。巴郡板楯救之”一句中的“救”字，旁边朱批一个“捄”字。又在下面“说固守扞御寇之术”一句中，“扞”字旁朱批一个“捍”字。其他如吴本中许多“铁”字，都用朱笔校作“铁”字；许多“万”字、“余”字，都校作“万”字、“余”字；许多“牂”字，都校作“柯”字。逐字批校，全书没有遗漏。甚至有改得前后颠倒、文意不通的地方，如《蜀志》中许多地名的“雒”字（“洛”的异体），全都用朱笔校作“”字（“额”的异体）。又“惠王二十七年仪与若城成都”一句，朱笔在“与”字旁写作“于”字；《南中志》“雄遣叔父骧破越嶲，伐宁州”一句，朱笔把“伐”字改作“代”，都是把字改错而弄得不通。其字形都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顾校本前四卷中的一部分朱笔字相同。（顾校本也有朱笔字，但字体和文格都很容易同元丰本字区别。）由此可以判断，这配补的四卷，是雍正、乾隆时期的人从何焯校过的元丰本中过录下来的朱笔校字。因为何焯校书总是照录旧本文字，丝毫不马虎。而且元丰本到了元、明时代已经不见于书坊，内府藏书中或许还可能有。何焯在内府校书数十年，有可能见到这部书，也有可能把当时书坊流行的吴管本带入内府校批。张佳胤自称见到元丰本，这有可能；但他或许没有时间在内府校录全本，所以他刻的蒲州本中只有偶尔出现元丰本的字，不可能像这样全面。杨升庵（慎）号称读过皇宫秘籍，但他谈到《华阳国志》时从未提及元丰本。钱叔宝（榖）手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七年、四卷〕 华阳国志》，也只是李▯嘉泰年间所刻的邛州本，应当也没有见过元丰本。这些都是明代坊间和收藏家手中已经没有元丰本的证据，也正是何焯这个校本珍贵的原因。然而，这四卷朱笔校字用的都是书坊出售的暗色朱砂，而何焯校元丰本用的是内府鲜明洁净的上等朱砂；所以也可以知道，前四卷的配补本只是雍正、乾隆时期的人过录何焯校本，并不是何焯亲手校的本子。何焯亲校本，即用鲜朱校录的元丰本，实际上就是廖寅交给顾广圻核校的底本，顾广圻就在这部底本上用朱、墨批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 顾氏批写真迹本全十二卷，为什么分散为前四卷和后八卷，分别落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向觉明家中保存，已经无法知道经过；但从两处所藏的朱笔字都有元丰本校字，可以知道这一点。我所依据的前四卷真迹是照片，朱字的鲜暗难以分辨，因此借助向氏所藏本前四卷配补本的朱字进行对校，审定它与后八卷同样都有何焯校元丰本的朱笔字。我在前四卷中直接称为“元丰本”的校语，就是根据这部配补四卷本的朱字确定的。顾氏批写的真迹本共十二卷，后来为何分散成前四卷和后八卷，分别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向觉明家收藏，已经无法知道其中经过；但从两处所藏本的朱字都有元丰本校字这一点，可以得知。我所依据的前四卷真迹是照片，朱字鲜明或黯淡，难以辨认；因此借助向氏所藏前四卷配补本中的朱字进行校对，审定出它与后八卷一样，都是采用何焯校订的元丰本朱字。我在前四卷中直接称作“元丰本”的校语，就是根据这样配补来的四卷本朱字判定的。（二）向觉明所藏顾校《华阳国志》后八卷，是顾千里在何义门校元丰本基础上的再次校本；只是第五卷卷首何焯题记六十四字，疑为书商伪造。向氏藏本第五卷卷首的白色扉页上有五行六十四个小字：《华阳国志》十二卷，初阅见其讹谬甚（首行十四字）。多，疑非善本；及以新刻对校，乃知（次行十三字）。后来妄加窜定，有使人笑来者。此（三行十三字）。本尚存旧刻之真，而出于钱叔（四行十二字）。宝家亦可信也。康熙己丑，焯记（末行十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