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四

译有一位竹王，在遯水边兴起。（此前补入‘先是’二字，依据《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二的引文。）有一个女子在水边洗衣。有三根（刘本作一根）大竹节随水流入女子两脚之间，推它也不肯离去，后来听见里面有孩子的声音。女子把它拿回家，剖开后得到一个男孩。（补入‘养之’二字。）《范史》有‘回去把他养大’一句，疑是下文‘养’字脱落而错乱。竹王长大成人后，既有才干武力，于是雄踞于夷（狄）地；南中没有称狄的族名，而多是濮族，所以依据后文‘夷濮’二字，把‘狄’改为‘濮’。以竹为姓。张本、吴本、何本、王本删去‘氏’字，其他版本都有。浙本在‘氏’字下挤刻一个‘世’字，大概依据卢校本增补。顾广圻校稿也同时标出‘氏’和‘世’二字，意思是怀疑‘氏’应作‘世’。《范史》作‘以竹为姓’，《水经注》作‘氏竹为姓’。一个删去‘氏’字，一个删去‘以’字，合起来看，正好可以说明常璩原文是‘氏以竹为姓’五字。‘氏’字不可缺少，应读作‘以竹为氏，后世以此为姓’；省略了‘后世’二字，‘氏’与‘姓’有所区别，说明见注文。把剖开的竹子丢在野外，后来长成竹林，今天竹王祠的竹林就是它。竹王和随从曾经停留在一块大石上，命令随从做羹，随从说（旧刻全作‘曰’；《水经注》和《后汉书·夜郎传》注引《华阳国志》都作‘白’。‘白’是禀告、启事的意思）：没有水。竹王用剑击石，水便流出来；如今的（竹）王水还存在（廖本注说，《后汉书·夜郎传》注引有‘竹’字，这里补入；钱本等作‘破石竹水’）。后来逐渐骄纵放肆，〔 分封侯爵，培植党羽，延续了数百年。秦国兼并蜀地，开通五尺道，设置官吏管理这里。汉朝兴起后，夜郎便不再臣服。〕这二十四字移到上文，承接竹王，下接汉代事迹，意思贯通，文句阻塞之处也都解释清楚了。汉武帝派张骞到大夏国，见到邛竹和蜀布，询问它们来自哪里，对方说：‘我的商人从身毒国得到的。’身毒国是蜀地西面的国家，就是今天永昌郡边境以外的地方；‘徼外’二字原来传抄脱落，但不可缺少，现在径直补入。张骞把这件事报告给皇帝。东越攻打南越，大行王恢前往救援。王恢派番阳县令唐蒙晓谕南越，南越人吃的食物中有（蒟）枸酱；唐蒙询问枸酱从哪里来，对方说：‘从牂柯来。’唐蒙也把这件事报告皇帝，于是上书说：‘南越东西绵延万里，名义上是外臣，实际上主宰一个州。如今从长沙、豫章前往，水道多有断绝，难以通行。我私下听说夜郎有精兵可得十万人，若从番禺（这三字不应有，《史记》《汉书》没有；如果是常璩增写，也应当作“若从夜郎”）乘船进入牂柯，出其不意，这是制服南越的一条妙计。可以打通通往夜郎的道路，设置官吏管理那里。’皇帝于是任命唐蒙为中郎将（《史记》《汉书》《西南夷传》作‘郎中将’），征发巴郡、蜀郡士兵一千人，带着币帛（《史记》《汉书》有‘食重万人’三字，没有‘奉币帛’三字），去见夜郎侯，用威势和恩德晓谕他，设置官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五尺〕 旁边的小邑都贪图汉朝的丝帛，以为道路遥远，汉朝最终不能占有这里，所以暂且都听从命令。又（此处《史记》《汉书》以下有‘还报，便设置犍为郡’一句）司马相如也说：西夷的邛、笮之地，是蜀地的后园，可以设置为郡。皇帝（‘既感邛竹，又甘蒟酱’八字应当是衍文）于是任命唐蒙为中郎将，前去晓谕，以下应有‘也’字。各地都听从命令。（‘后西南夷数反……百姓’三十六字是赘文，应是后人引用《相如传》妄加，应删去。）唐蒙最终开通僰道，打通南中。原文脱去‘蒙’字，却多出赘文，简直像说成司马相如开通僰道。唐蒙因为向南的道路不通，杀了僰道县令，于是凿开石壁，打通阁道。（见《犍为郡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千人、万人〕 后来唐蒙便担任都尉，这与下文相合，所以应当补入‘蒙’字。司马相如持节开通越嶲道路，安道侯韩说开通益州。汉武帝转而任命唐蒙为都尉，开通通往牂柯的道路，用厚重的礼物晓谕各族侯王，侯王都服从。于是杀掉竹王，设置牂柯郡，任命吴霸为太守。到设置越嶲、朱提、益州三郡时，‘三郡’的文字很清楚；‘及’字下面列出三郡，不应无故增加‘四’字，否则应当说‘设置为四郡’。后来夷、濮人阻塞城池，都怨恨竹王不是由血气所生，请求另立后嗣；吴霸上表，封竹王的三个儿子为列侯。竹王死后，配享父亲的祠庙。如今的竹王三郎神就是他们。二 昭帝始元元年，益州的廉头、姑缯、牂柯、谈指等二十四县的百姓反叛。（六字依据《汉书·昭帝纪》补入。）水衡都尉吕破奴（《汉书·昭帝纪》作吕破胡，《资治通鉴》相同；《西南夷传》这里没有写水衡都尉姓名，下文才说‘吕辟胡’，《资治通鉴》始元四年也作吕辟胡）招募官吏百姓，并征发犍为、蜀郡的奔命之士将他们击败。过了三年，姑缯再次反叛。都尉吕辟胡（旧本作破奴；旧本都作‘都尉吕辟胡击之’，于是与上文仿佛是两个人。现在考察，实际是同一人，只是班固、常璩用字不同，后人又依据《班史》把这里改成五字）攻打他们，遭到惨败。第二年，派大鸿胪田广明等人，大败叛军。斩首、俘虏五万（《昭帝纪》作三万）人，缴获牲畜等财产十多万头（《昭帝纪》作五万多头）。

译‘富埒中国’四字突然插入，毫无意义，不知道是谁妄自窜入；《班史》的纪、传和《汉纪》都没有这句话。封钩町的首领亡波为钩町王，因为他帮助攻打叛军。旧本‘其’字在上文没有所指，这里依照《班史》改正。田广明赐给爵位和封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元年〕 成帝时期，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愈互相攻打。皇帝派太中大夫（钱本、《函海》本作‘命’，当是‘令’；刘本、李本作‘大’，也应读作‘太’）张匡（宋刻为避讳缺去末笔），持节前往调解。钩町王、夜郎王不服，于是刻木制成汉使（《汉书》作‘吏’）的形象来射它。大将军王凤推荐金城司马、蜀郡人陈立为牂柯太守。何霸（刘本、李本作‘阿霸’）为中郎将；廖本在此下有小注说‘这里应有错误’，但没有说明。考察何霸是郫县人，司空何武的哥哥，《先贤志》有他的赞和小传，说他是‘属国中郎将’。《士女目录》没有‘属国’二字。大概‘属国’是出征戎狄时加上的衔称，可以省略。《成帝纪》没有记载这次战事，《西南夷传》记载了此事，却没有何霸的文字，《资治通鉴》也相同；大概常璩取自《益郡耆旧·何霸传》而增入。《资治通鉴》把这次战事系于河平二年，《考异》说：‘《西南夷传》只说河平年间，而胡旦《汉晋春秋》说在这一年十一月。’可见《益都耆旧》和《汉晋春秋》都曾记载此战，常璩并非只取材于《汉书》。陈立出发前往益州。陈立到达郡治后，单独到夜郎（且同亭；依据《汉书》补入这三个字，说明他到达的不是夜郎国都邑的夜郎县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四年、元元年、五年、三岁、二人、一人、三万人〕 召见兴。兴与邑君数十人，率领数千人来见陈立。（旧本脱去‘数十人，率从’五字，便成了邑君有数千人之多；现在依《汉书》的文义补入。）陈立责问兴的罪状，杀了兴，邑君都欣然服从。兴的妻父翁指，与兴的儿子邪务（依据《汉书》补入儿子的名字）以此为耻，又起兵反叛。陈立讨伐并平定了他们。威势震动南方边地。这段文字比《汉书·西南夷传》简略得多，也删去了王莽时期南中动乱的事情。现在关于陈立的事只补入一个‘平’字，王莽时期南中的事另参看《两汉书》和《资治通鉴》补入。〔王莽确定各王的称号，四夷中称王的都改封为侯。〕采用《资治通鉴》的文字，事在始建国元年。〔王邯怨恨愤怒，不肯依附，王莽暗中指使柯大尹周歆〕《西南夷传》作周钦，《资治通鉴》依据《王莽传》作周歆。〔诈杀王邯。王邯的弟弟王承起兵杀死周歆，州郡出兵攻打，不能使他服从。〕采用《资治通鉴》文字，事在始建国四年。〔蛮夷忧愁骚扰，全都反叛，又杀死益州大尹程隆。王莽派平蛮将军冯茂，征发巴、蜀、犍为的官吏士卒，向百姓征敛财物来供给军队，以攻打他们。〕采用《资治通鉴》天凤元年的文字。〔冯茂攻打句町，士卒染上疫病，死亡者十分之六七。征敛百姓财物，十份取五份，州境内空虚损耗，却不能取胜。征召回京，关进狱中死去。又派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大规模征发天水、陇西的骑兵，以及广汉、巴、蜀、犍为的官民十万人；转运粮饷的人合计二十万人，前去攻打。刚到时，斩首几千人，后来军粮前后接济不上，士卒饥饿患病。王莽征召廉丹、史熊回去，廉丹、史熊请求继续调度军队，认为一定能够取胜后才回去。王莽再次大量征敛财物。越嶲蛮夷任贵也杀死太守枚根而反叛。〕 采用《资治通鉴》天凤三年的文字。〔廉丹等人长久不能取胜，益州郡的夷人栋蚕、若豆等起兵杀死太守，姑复夷人、大牟等也都反叛，杀掠官吏百姓。王莽召廉丹回去，又派大司马护军郭兴、庸部牧李晔攻打若豆等人。〕采用《资治通鉴》天凤六年的文字。《后汉书·滇传》把栋蚕、若豆反叛叙述在廉丹出兵以前，这里依从《资治通鉴》。〔又派国师和仲、曹放协助郭兴攻打钩町，都不能取胜〕采用《资治通鉴》地皇二年的文字。〔而回去。〕末尾‘而回去’三字依据《后汉书·南蛮滇传》补入。大概是因为山东地区起兵，才召他们回去。‘平帝末’三字旧本已有，但应当是衍文：从王莽居摄到地皇十多年间，益州太守接连三次被叛夷杀害，怎么可能还会有文齐这种能够治理地方、实行教化的人存在？《后汉书》在‘连年不能取胜而回去’下面立即说‘任命广汉人文齐为太守’，所依据的应当是可靠材料。《先贤梓潼士女》称‘文濒，字子奇’，《目录》作‘文齐’。‘孝平帝末，以城门校尉任犍为属国，升任益州太守。’这里所说的平帝末，实际是任犍为属国都尉；到王莽末年才任益州太守，是传抄者妄自加上的三字。梓潼人文齐任益州太守时，公孙述统治期间，他拒守郡城，不肯服从。光武帝即位后，因为南中有义士；这里以下张本、吴本、何本、王本、浙本有小注，依据《后汉书·滇传》补入文齐治理政绩的三十七字。这里接续的原文有脱漏。考察常璩叙述文齐政绩，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十一月〕 先贤志》中这里应当只是简略叙述，所以只补入下面五字，以使文意结束；并且在所补五字下面另起一行。〔封文齐为成义侯。〕封爵在光武帝即位后十八年。旧本的‘称’字是衍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人、千人〕 益州西部，是金、银和珍宝货物产出的地方。任职于那里的人，都能富裕到十代。汉明帝初年，广汉人郑纯独自崇尚清廉，丝毫不侵扰百姓。夷人和汉人都歌颂他，向上表荐他的次数数不清。上至三司，下至卿士，没有不赞叹奖赏他的。明帝嘉奖他，于是设置永昌郡，任命郑纯为太守。章帝时期，蜀郡人王阜（《后汉书·滇传》误作王追，《东观记》也作王阜）任益州太守，治理教化尤其卓异：四匹神马从滇池河中出现，降下甘露，出现白乌，开始兴办文学教育，逐渐改变当地风俗。安帝永初年间，汉中、阴平、广汉的羌人反叛，连续征战多年（这十五字不是南中之事，这里不应有，所以删去）。元初四年，益州、永昌、越嶲诸地的夷人封离等反叛，人数十多万，破坏掠夺了许多地方。益州刺史张乔派属官、蜀郡人杨竦率兵讨伐。杨竦先用诏书告谕他们；告谕不听从，才施行谋略进行剿讨。共杀死、俘虏三万多人，俘获活口一千五百人，缴获财物四十多万（《后汉书·邛传》作‘资财四千余万，全部用来赏赐军士’；廖本据此把这里改为‘四千余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万人、二十万人〕 现在考察，四千多万过于夸大，难以相信，所以《资治通鉴》删去此句不采用；这里应当依照旧本。降服、赦免夷人三十六种，举劾奸邪贪婪的长吏九十人，其中黄绶官六十人。各郡都平定了。杨竦因受伤而死，所以没有登记他的功劳。从此以后，稍稍安宁了五十多年。直到灵帝熹平年间，蛮夷又反叛，攻陷并杀死益州太守雍陟。朝廷派御史中丞朱龟率领并州、凉州的精锐军队讨伐，不能取胜。朝廷商议后无法出兵，想依照朱崖旧例放弃那里（钱本作‘故事弃之’，吴本、何本作‘崔’）。太尉属官、巴郡人李颙进献方略，认为可以讨伐。皇帝于是任命李颙为益州太守，与刺史庞芝共同讨伐，召回朱龟。李颙率巴郡板楯军讨伐他们，全部击破，雍陟得以活着逃出。〔李颙死后〕（依据《滇传》补入二字），他们又反叛。梓潼人景毅任益州太守，〔讨伐并平定了他们。〕依据《滇传》删去‘更’字，补入‘讨定之’三字。接连战乱之后，百姓和夷人困苦饥饿，米价一▯钱（钱本作‘升’，张本、吴本、何本、王本、浙本作‘斗’，刘本、《函海》本、廖本作‘▯’，《后汉书·滇传》作‘斛’，《先贤志》也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六年、二年〕 一千钱，百姓都离散了。（旧本脱去‘民’字，应当补入。）景毅到任，安抚聚集百姓之后，米价一▯八钱。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八年〕

译益州西部，是出产金、银和珍贵货物的地方。任职于此的官员，个个都富裕得能延续十代。孝明帝初年，广汉郡的郑纯唯独崇尚清廉，丝毫不侵扰百姓。夷人和汉人都歌颂他，向朝廷上表推荐他的不计其数。从上至三司，往下直到卿士，没有不赞叹欣赏他的。明帝嘉奖他，于是设置永昌郡，任命郑纯为太守。章帝时，蜀郡人王阜（《后汉书·滇传》误作“追”，《东观记》也作“阜”）任益州太守，治理教化尤其卓异：四匹神马从滇池河中出现，降下甘露，出现白乌；他开始兴办文学教育，逐渐改变当地风俗。安帝【永初中，汉中、阴平、广汉羌人反叛，连续征战多年】这十五字不是南中之事，这里不应有，所以删去。元初四年，益州、永昌、越嶲各地的夷人封离等反叛，人数十多万，许多地方遭到残破。益州刺史张乔派遣属官蜀郡人杨竦率兵讨伐他们。杨竦先拿诏书告诫晓谕，告谕不听从后，才施行谋略加以剿讨。总共杀死、俘获三万多人，俘得活口一千五百人，财物四【千】〔十〕余万。《后汉书·邛传》作“资财四千余万，全部用来赏赐军士”。廖本据此把这里十字改为“千”。现在考察，四千余万过于夸大，难以令人相信，所以《资治通鉴》删去这句话而不采用，应当以旧本为准。降服、赦免夷人三十六种，举劾奸邪、贪婪的长吏九十人，其中佩黄绶的六十人。各郡全都平定。杨竦因伤势而死，所以他的功劳没有被记录。从此以后，较为安宁了五十多年。直到灵帝熹平年间，蛮夷再次反叛，攻陷并掳走益州太守雍陟。朝廷派御史中丞朱龟率领并州、凉州的精锐军队讨伐他们，没有成功。朝廷商议后不能出兵征讨，想依照朱崖旧例把那里放弃。钱本作“朱崖”，吴本、何本作“崔”。太尉属官巴郡人李颙上书陈述方略，认为可以讨伐。灵帝于是任命李颙为益州太守，与刺史庞芝一起讨伐他们，并征召朱龟回朝。李颙率领巴郡板楯军讨伐他们，把他们全部击破，雍陟得以活着逃出。〔李颙死后〕，依据《滇传》补入二字。又叛乱，梓潼人景毅任益州太守，〔讨伐并平定了他们。〕依据《滇传》删去“更”字，补入“讨定之”三字。经历丧乱之后，百姓和夷人困苦饥饿，米一▯钱。钱本作“升”，张本、吴本、何本、王本、浙本作“斗”，刘本、《函》本、廖本作“▯”，《后汉书·滇传》作“斛”，《先贤志》也作“▯”。一千钱，〔百姓〕全都离散。旧本脱漏“民”字，应当补入。景毅到任后，安抚聚集百姓，米一▯值八钱。三 建安十九年，刘先主平定蜀地，派安远将军、南郡人邓方，以朱提太守兼庲降都督的身份治理南昌县。邓方轻视财物而果断刚毅，夷人和汉人都敬畏他的威望与信用。何本、王本只有“以邓方治南昌，夷汉敬其威信”十二字承接“定蜀”之后，脱漏了二十二字；其他各本没有脱漏。浙本原来脱文，后来挤刻两行补足。邓方去世，旧本作“为”，廖本改作“亡”。顾观光《校勘记》说：“原文作卒。”《李恢传》也作“卒”。刘先主询问继任人选，建宁人、治中从事李恢回答说：“先零之战时，赵充国曾说：‘没有谁比得上老臣。’” 先主于是任用李恢为都督，治理平夷县。先主去世后，越嶲叟帅高定元杀死郡将焦璜，并率全郡称王叛乱。“军”字是旧文衍字；汉人习惯称太守为“郡将”，因为郡兵通常由太守统率。益州大姓雍闿也杀死太守正昂，又改任蜀郡人张裔为太守。雍闿假托鬼神教示说：“张裔……” 《三国志·裔传》没有“裔”字，这是常璩增入的衍文。府君就像葫芦，外表虽然有光泽，里面实际上粗劣。刘本、李本、《函海》本作“而内实粗”，钱本、张本、吴本、何本、王本作“内实粗”，廖本依张裔本传作“麤”。杀他不行，把他捆起来送给吴国。顾广圻校稿说：“这是七字句，东汉人的语言常常如此。”现在考察：巫语的格式有三言、四言。《三国志》增加“而”字和“令”字，变成散文；常璩又把“不足杀”三字改成“杀之不可”四字，删去“令”字，由此足以知道巫师原话是三言三韵、十八个字，所以删去增文而保存原语。于是把张裔押送到吴国。吴主孙权遥授雍闿为永昌太守，又派已故刘璋的儿子刘阐为益州刺史，驻在交州、益州交界处。牂柯郡丞、朱提人朱褒代理太守，放纵暴横。丞相诸葛亮因为刚遭大丧，不便立即出兵，派越嶲太守、巴西人龚禄驻守安上县，遥领越嶲郡；又派从事、蜀郡人常颀巡行部内，向南方进入；并让都护李严写信晓谕雍闿。雍闿回答说：“我听说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土地上不能有两个君王。如今天下分裂，各有正朔，竟有三个，远方之人惶恐迷惑，不知归附谁。” 他的傲慢竟到了这种地步。常颀到达牂柯后，逮捕郡主簿，审讯查办奸恶之事。朱褒于是杀死常颀，因而使这里陷入混乱；钱写本作“煞”，其他各本作“杀”。益州的夷人又不再服从雍闿，雍闿派建宁人孟获游说夷人首领说：“官府想要三百头黑狗，胸前全黑；还要三千条蚊▯的脑子。按字书，没有“●”这个字，疑当作“▯”，《玉篇》说：“是含毒的蛇。”音为“叡”。蚊▯没有脑，毒蛇才有脑，但很难得到。又要三丈长的斲木三千枚，你们能弄到吗？”夷人认为这话有道理，全都跟随雍闿。斲木坚硬刚直，性质却弯曲，高不过两丈，所以孟获用它来欺骗夷人。

译建兴三年春，诸葛亮南征，从安上沿水路进入越嶲。原刻把“自安上”三字倒置；无论安上究竟是今天什么地方，都应在山中，不可能从水路进入越嶲，只能先由水路到安上，再转走陆路进入越嶲。诸葛亮另派马忠攻打牂柯，李恢进攻益州；任犍为太守、广汉人王士为益州太守。高定元从旄牛、定笮、卑水等地聚众筑垒防守。钱写本作“旄头”。诸葛亮想等高定元的军队集合后一起讨伐，便驻军卑水。高定元的部下杀死雍闿和王士等人；“士”指益州太守王士，“庶”字是旧传抄者疏忽而衍出的字。廖本注说“应衍二字”，意思是“士等”二字，但“等”字本来应当存在，指王士的部众。孟获代替雍闿成为首领，李本作“王”。诸葛亮斩杀高定元后，马忠攻破牂柯，李恢在南中陷入困境。“而”字本应移到这里；“败”字当作“困”。夏五月，诸葛亮渡过泸水，进军征讨益州。活捉孟获，把他安置在军中，问道：“我的军队怎么样？”孟获回答：“只恨以前没有了解彼此；如果了解了，您就容易取胜了。”诸葛亮因为当时正致力于北方事务，而南中又容易反复叛乱，应该彻底揭穿他的欺诈。于是赦免孟获，让他回去重新集合军队，再来交战。这样共七次擒获、七次赦免。孟获等人心悦诚服，夷人和汉人也都想改过向善。诸葛亮又问孟获，孟获回答：“明公，这真是上天的威势！边地百姓从此长久不会再作恶了。”秋天，于是平定四郡。改益州为建宁，任李恢为太守，加授安汉将军，兼领交州刺史，迁治味县。刘本作“川”。分建宁、越嶲二郡设置云南郡，任吕凯为太守；又分建宁、牂柯设置兴古郡，任马忠为牂柯太守。把南中的精锐士卒和青羌一万多家迁到蜀地，编为五部，所向无敌，军号为“飞军”。“军”字据旧本阙文补入；张佳胤改刻作“军号飞军”四字，依元丰本；其他一些版本又依嘉泰本改作三字。把其中羸弱的人分配给焦、雍、娄、爨、孟、量、毛、李等大姓作为部曲，设置五部都尉，号称“五子”。所以南方人称他们为“四姓五子”。由于夷人多刚强凶悍，不肯服从大姓富豪，诸葛亮便劝令大姓拿出金帛，招聘凶恶的夷人作为家中部曲；得到的人多的，子孙世代都可以承袭官职。于是夷人贪图财物，逐渐归附汉人，形成夷汉部曲。诸葛亮选取其中的俊杰：建宁人爨习、朱提人孟琰以及孟获，任为官属。爨习官至领军，孟琰任辅汉将军，孟获任御史中丞。他们拿出金、银、丹砂、漆、耕牛和战马，供军队及国家使用；都督一向重用这些人。旧本都作“常重用人”，钱写本作“常重用其人”，这里依廖本作“常用重人”。四 李恢去世后，以蜀郡太守、犍为人张翼为都督。张翼执法严厉，不能与各地特殊风俗相协调。夷人首领刘冑反叛，朝廷征召张翼，以马忠代替。马忠尚未到达时，张翼修订攻战方略，筹备物资储备，属下都很害怕。张翼说：“我正面临战场，难道能因为被贬退的缘故，就废弃国家的事务吗？”马忠到达后，承接张翼的部署，消灭刘冑。蜀国赐张翼关内侯爵位。这十多个字是十多年后追论讨伐刘冑功劳的文字，应当是衍文。马忠在南方，能够安抚远方、使远人亲近，恩惠爱护极为深厚，官至镇南大将军。他去世后，南方人为他建立祠庙，遇水旱灾害便向他祈祷。以蜀郡人张表代替马忠，加授安南将军。又任犍为人杨羲为参军，作为他的副手。张表之后，以南郡人阎宇为都督，南郡人霍弋为参军。霍弋很熟悉参毗之礼，于是代替阎宇担任监军、安南将军。霍弋安抚调和不同风俗，为当地制定法律、施行教化，宽严适当，夷人和晋人都感到安宁。《函海》注说：“考察可知，西南夷把中原称为晋。” 到了晋代，仍旧沿袭这一任命。那时交趾不归附，便假借霍弋的符节遥领交州刺史，使他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酌情选用长吏。如今吴本、何本、王本作“令”。官吏调解夷人，并处罚那些被流放的人，一概依照霍弋旧例。霍弋去世后，他的儿子霍袭统领其军队，调和各姓。晋朝任巴西太守吴静，任职数年，抚恤百姓却不能使政局和谐。军司鲜于婴上表请求征召吴静回朝，便以鲜于婴代替他。旧各本把“以”字误放在上文，把“婴”字误置前面，下面又留下空格，都是错误。泰始六年，《晋书·武帝纪》和《通鉴》都作“七年”。由于益州地域广大，便把南中四郡分出设置宁州，任鲜于婴为刺史，治理云平。依《晋书·地理志》补。宁州统辖云南、兴古、永昌、建宁四郡，以云南为郡治，以云平为县治。咸宁五年，尚书令卫瓘上奏兼并州郡；太康五年，废除宁州。旧本都作“太康三年”，《通鉴》作“太康五年”；据《华阳国志》看，宋刻本把“五”误刻成“三”，原本本来就是五年。废宁州。此处应与“太上”十四字连成一句，旧本误在“郡”字下空格，现予以上连。设置南夷府；旧文脱“府”字，依据《蜀中广记》引《华阳国志》补出。下文也正作“南夷府”，指南夷校尉府，府字不可脱。任天水人李毅为校尉，持节统率军队，镇守南中，统领五十八部夷族，监督并办理政务。各部夷人向南夷府进贡，每次送入牛、金、旃、马，动辄以万计；他们都事先准备好礼物，怀着忿恚或念羡之情送给校尉及其属官。向郡、县进贡也同样如此。南方人认为这很富足。南方四姓子弟要出仕升迁，必定先经过都监。

译夷人大部落称为“昆”，小部落称为“叟”，都弯曲着头，戴木制耳环，用铁片包裹头发结扎。元丰本作“银”。没有大侯王，就像汶山、汉嘉的夷人一样。夷人中有杰出机敏、能言善辩、能够使本族人屈服的人，称为“耆老”，便成为首领。“便”字张本、吴本、何本、王本作“使”，不对；浙本剜改为“便”。他们议论时喜欢用事物作譬喻，称为《夷经》。如今南方人的言论，即使是读书人，也有一半引用《夷经》。与夷人通婚称为“遑耶”。各姓都说：“自有婚姻。”廖本注说各姓下应有“婚”字。世道混乱或有人犯法时，往往依靠他们藏匿。有人说：如果有人被官府依法惩处，夷人有时便替他报仇。旧本都作“执仇”，顾广圻校语说“执”是“报”字之误；廖本径改作“报仇”，这里仍依旧本。与夷人关系极为亲厚的，称为“百世遑耶”，恩情如同骨肉。这里“为其逋逃之薮”是上下文中的赘句，应是后人传抄时衍入。南方人轻易制造祸乱，正是倚仗这一点。其风俗相信巫鬼，喜欢诅咒盟誓，投石结草，官府常用盟誓和诅咒来要挟他们。诸葛亮于是为夷人绘制图谱。《太平御览》卷七十五引用这段文字时没有“谱”字：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接着画神龙；龙生夷人，以及牛、马、羊；《太平御览》引用这里时，下面还有一个“▯”字。然后画各部首领和官吏，骑马、打旗、张车盖，巡视各地，安抚救济；又画牵牛背酒、携带金银财宝前往拜访他们的形象，用来赏赐夷人。夷人十分看重这些图谱，答应送来活人作为价值。诸葛亮又给他们瑞锦和铁券，如今都还保存着。每逢刺史、校尉到任，便带着这些图谱和物品前来呈献。其他事情也都照此办理。五 李毅之后，永昌人吕祥任校尉。吕祥之后数年，广汉人李毅从云南、犍为郡守升任校尉。旧本都作“数人”，但自太康五年废宁州、任天水人李毅为校尉，到太安元年广汉人李毅任内毛诜等叛乱，中间只有十七年，已经经历李毅、吕祥两任；按晋代南中官吏通常任职较久推断，不可能在此期间再经历数人，直到广汉李毅。因此应作“祥后数年”，这样校尉失名者只有一人。“李广汉”三字旧本脱去“毅”名，可能是传抄者因两位李毅任同一官职而妄改。后文对这位广汉李毅说得很清楚，所以径行改正。过了很久，建宁太守、巴西人杜俊和朱提太守、梓潼人雍约，懦弱迟钝，治理无方，政事靠贿赂办成。杜俊夺取大姓铁官令毛诜和中郎李叡的部曲，使毛诜的弟弟获受耐罪。《函海》小注说：“耐就是耏。”意思是耏罪属于剃去头发而保留胡须的轻刑。现在考察，“耐”“耏”二字古代相通，是一种小罪轻刑，剃去头发而保留胡须。不过“耐”也可以解释为“忍耐”，还可以作为人名解释。朱提大姓、太中大夫李猛有才干，他的弟弟任功曹，按职责应当负责察举；雍约接受都尉雷逢的贿赂，举荐雷逢的儿子雷照为孝廉，却不礼遇李猛，李猛等人因此怨恨他们。此处以下，元丰本空四格，钱本、《函海》本、廖本也空格，现予连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 太安元年秋，毛诜、李叡和李猛驱逐杜俊，发动叛乱。李猛送给雍约一封信说：“从前鲁侯失道，季氏把他驱逐出去。上天爱护百姓，君主和老师负责治理他们。我知道足下追踵古人，见到贤人便想与之齐平。足下像拿着箕帚一样，委屈而惭愧地治理我郡。”他们又驱逐雍约，雍约响应并发动叛乱，部众各有数万人。李毅讨伐并击破他们，斩下毛诜的首级。李叡逃到遑耶五苓，依附夷人首领于陵承。李猛写信请求投降说：“我生长在遥远荒僻之地，不通晓礼教，只是和李雄同心协力、合势行动。虽然不能经营五丈原、攻取渭滨，截断褒斜、向东占据永安；退而考察神灵符命，晋朝的德运长久，确实不是狂妄之人所能干犯的。现在特意上表表示改过，向有关官吏认罪。”李毅厌恶他信中的话，于是诱骗并杀死李猛。《函海》本、廖本在这里空格；张本、吴本、何本、王本、浙本有分行字，应是衍文。永昌部从事、江阳人孙辨，上奏说明南中的形势：“七郡道路险绝，晋朝势弱而夷人势强；加上当地人受到压抑阻塞。应当恢复宁州，以便相互镇抚安慰。”冬十一月丙戌，下诏恢复设置宁州。增加统辖牂柯、益州、朱提三郡，合计统辖七郡；任李毅为刺史。加授龙骧将军，进封成都县侯。旧文脱“毅”字，此处应有。

译太安二年，夷人首领于陵承到李毅处，请求赦免李叡的罪，李毅答应了。李叡到后，众人以下认为他破坏了州地的叛乱，必定要杀他，李毅不得已答应下来。李叡死后，于陵承以及毛诜、李猛的遑耶亲属发怒，煽动众人谋反，拥立建宁太守、巴西人马义为刺史，焚烧郡城。这里原作“马恢”；据《三国志·马忠传》，马忠之子马修继嗣，马修弟为马恢，马恢之子为马义，晋代任建宁太守。此时距马忠去世已经五十多年，所以应当是马义。叛军假传命令时，李毅正好发病，仍勉强出兵。起初以为是去救马义，后来听到实情，便杀了马义。夷人更加壮大，攻破郡县，掳掠官吏百姓。正逢李毅病重，军队接连失利，晋地百姓有的逃入交州，有的逃入永昌、牂柯，也有一半被夷人困住俘虏。夷人于是进攻包围州城。当时州治在味县，后文另有详述。李毅只是抱病竭力守住孤城，病势沉重，不能出战讨伐。当时李特、李雄在益州作乱，各地又都有战事，救援始终无法到达。张、吴、何、王本作“致”。张毅上疏陈述并谢罪：“不能遏制盗寇暴虐，疾病又接连遇上战事，使敌虏得以苟延残喘。兵力和粮食都已经耗尽，器械也全部用完，而求救又没有希望，只能坐等灭亡。如果朝廷一定不肯怜悯忧虑，请派遣大使；趁臣还活着，请加臣以重罪。钱本作‘以’，《函海》作‘’。如果臣已经死了，就请把尸体陈列出来示众受辱。”累积四年。张、吴、何、王本没有这三个字。光熙元年春三月，张毅去世。他的儿子张钊任职于洛阳，返回赴任。到达牂柯时，道路阻塞，便停留在交州。文武官员认为张毅的女儿秀明达而有父亲的才干，于是共同推举她主持州中事务。张秀起初嫁给汉嘉太守、广汉人王载。王载带着家人到南方避难，所以大家共同推举张秀；又任命王载兼领南夷龙骧参军。张秀奖励将士出战征讨，粮食已经吃尽，人们只能靠采草、烤老鼠维生。张秀窥伺夷人懈怠松弛，便常常出兵突然袭击并击破他们。‘樵’字元丰本作‘樵’，廖本同；嘉泰本作‘焦’，刘本、钱本、《函海》本同；张、吴、何、王本及浙本作‘茹’，应当作‘焦’。前后经过三年，张钊才得以到达。遇到父丧，文武官员又逼迫张钊主持州府事务。张毅的旧属毛孟等人到洛阳请求救援，甚至准备自刎，于是怀帝下诏派交州出兵救助他们。任命张钊为平寇将军，兼领南夷护军。派御史赵涛前往，追赠张毅为少府，谥号为威侯。元丰本作“武侯”，钱本、《函海》本同；《函海》注说：“刘、吴、何、李本都作威侯”，其他各本也都作“威侯”。交州刺史吾彦派遣自己的儿子、威远将军吾咨前去援助他们。六 朝廷任命广汉太守、魏兴人王逊为南夷校尉、宁州刺史，接替张毅。王逊从永嘉元年接受任命，到永嘉四年才到达。远在建宁举荐董敏为秀才。《王逊传》作“董联”。郡中很久没有太守，功曹周悦代理郡中事务，轻视董敏，不肯下发任命他的文书。王逊到任后大怒，杀死了周悦。周悦的弟弟、秦臧长周昺，联合夷族老人谋划：因为赵涛的父亲赵混过去曾任建宁太守，有恩德惠泽，想杀掉王逊来树立赵涛。王逊诛杀了他们，也杀了赵涛。夷人和晋人没有不感到惊惧的。上表任命张钊为朱提太守，治所在南广，抵御李雄。当时经历荒乱之后，仓库中没有一斗粮食，张、吴、何、王本作“斗”；众人连一支军队也没有，官民都已空虚衰竭。‘弱’字作‘竭’，廖本作‘弱’，并注“绳纪弛废”。王逊穿着破旧衣服，吃蔬菜，张、吴、何、王本及浙本作“莱”；招集百姓和夷人。原文“民夷”，旧本作“夷民”，此处倒置并断句。夷人边地厌恶战乱，也逐渐归于善良。王逊慰劳招徕他们，从不懈怠。几年之后，终于恢复了局面。他任用五苓夷人从前的首领去讨伐他们；“茶”字作“苓”，此处刘本、钱本、《函海》本作“荼”，张、吴、何、王本及浙本仍作“茶”；顾广圻校稿在“五苓”旁批“癸酉”二字，廖本也仍作“茶”，并注“应当作苓”。没有把他们治罪。适逢夷人挖掘夜郎庄王的坟墓，王逊因此出兵讨伐并消灭了他们。等到征讨凶恶的獠人和刚夷数千部落时，《王逊传》作“征伐各夷，俘获斩杀者以千计”。威势震动南方。王逊官至平西将军、安南将军，又兼任益州刺史，加授散骑常侍，封为褒中伯。但是他严厉凶猛过度，诛杀铲除的人很多。犍为太守朱提人雷照、流民阴贡、平乐太守董霸，攻破牂柯、平夷、南广，向北降服李雄。建宁人爨量，与益州太守李梁水太守董慬，据守兴古盘水以南反叛。旧本作“李”，顾广圻校注说“后文作‘爨’”；廖本直接改作“爨”。李梁水太守董慬，据守兴古盘水以南反叛。张、吴、何、王本倒作“盘以南”。李雄派叔父李骧攻破越嶲，征伐宁州。元丰本作“代”，廖本同。王逊派督护、云南人姚岳抵御李骧。《晋书·王逊传》作“姚崇”。钱本作“拒”，意义相同。李骧在堂螂县遭到抵御。张、吴、何、王本作“螳螂县”。虽然大败王逊的军队，却没有擒获李骧。太兴四年，王逊发病去世。州人推举王逊的中子王坚主持州中事务。原文脱去“逊”字，依《晋书·王逊传》补入。永昌元年，按《晋书·王逊传》应当作“泰宁三年”。晋朝改任零陵太守、南阳人尹奉为宁州刺史、南夷校尉，加授安西将军。尹奉施行威刑迟缓钝拙，政事治理得不好。咸和八年，终于被李雄的弟弟李寿击败并擒获。南中全都归李雄所有。只有牂柯的谢恕不肯被李寿任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 “寿破之。寿去”五字，依《李雄志》补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三年、八年〕 于是又保全郡地，独自归属于晋朝。按：牂柯郡治在旧且兰县，靠近晋朝的湘州，所以谢恕可以在晋、李寿之间灵活进退。原文旧缺五字，后来传抄者又改乱了文字，造成文句紊乱。就文理而言，“独”字应当是“复”字的讹误，并且应置于“遂”字之下。谢恕官至抚夷中郎将、宁州刺史、冠军将军。旧本脱去“将军”二字，是抄校疏忽。“是岁，咸和八年也”七字，上文已经记有“咸和八年”，应当是衍文。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年〕 牂柯郡，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开置的。《前汉地理志》作“元鼎六年开”。本书《蜀志》作“元封元年分犍为置牂柯郡”，也就是元鼎六年的次年。大概是因为征伐南越而开置牂柯，第二年才设置郡。廖本注说“二应当作六”，现直接改正。汉代有属县十七个，户数二万。《前汉志》记载户数为二万四千二百一十九，举成整数应当是二万；这里作“六”，大概是传抄时与“元鼎六”的“六”字互换所致，现一并订正。到了晋代，属县四个；廖本注说“应当作八”；户数五千。《晋书·地理志》记牂柯郡“县八，户一千二百”，这是根据《太康簿》记载的。当时蜀地百姓向南迁徙的很多，所以四县的户数反而增加。距洛阳五千六百一十里。郡治位于天井之上，所以多雨水积涝。张、吴、何、王本及浙本都作“獠”，意思属于下句，并非如此。《说文》解释“潦”为“雨水大的样子”。牂柯郡民族复杂，不能用獠族一种来代表；下文所说的情况也不是獠族风俗的特点，所以应依刘本、钱本、《函海》本和廖本作“潦”。当地风俗喜好鬼神巫术，有很多禁忌。“畬”字作“●”；旧本都作“畬”，《说文》解释为“三年治理一次田地”。

译这与本文文义不合。字应当作“畲”，读音切于诗车，音为“奢”。《集韵》解释为“用火烧荒后播种”，即所谓“火地”，也就是烧山开垦种田。山地被用作田地。没有养蚕种桑的生产。相当崇尚读书识字。威仪很少，缺乏气势。钱本作“仪”，是。多数人懦弱胆怯。蓄养牲畜很少，虽然有僮仆，与其他各郡相比仍然贫穷。王莽改牂柯名为同亭，郡中不服。适逢公孙述占据巴蜀，旧本都作“三蜀”；公孙述占据的是巴、蜀、汉中，不只是“三蜀”，“三”应是“巴”字的讹误。廖本注“句读在此”。大姓龙氏、傅氏、尹氏、董氏与功曹谢暹守护郡地，听说汉世祖在河北，于是派遣使者远道从番禺江出发，携带贡品前往汉朝。世祖嘉奖他们，称为义郎。明帝、章帝时期，毋敛人尹珍，字道真，因为出生在偏远地区，没有受到学校教育，于是远道跟随汝南人许叔重学习五经。又拜应世叔为师，学习图纬，通晓三才。刘本作“才”。尹珍回来后便教授学生。于是南方地区才开始有了学校教育。尹珍凭借经学才学被选拔任用，历任尚书丞、尚书郎、荆州刺史。“而应世叔任司隶校尉，师生一同显贵”十二字，应当是后人批注的话，抄写者误将其混入正文，并非牂柯郡的事。平夷人傅宝、夜郎人尹贡，也都有声望和德行，历任尚书郎、长安令、巴郡太守、彭城相。傅宝字纪图，曾任巴郡太守，见《士女目录》。尹贡事迹无考；任彭城相的应当是他。两人的官职合在一起叙述，也可能有先后次序：那么先说的尚书郎是傅宝，长安令则是尹贡。二人被称为南州人士。郡中尤其多险阻，钱本作“崄”。有延江、雾赤、煎水，作为防卫郡城的水池。郡中很少发生叛乱，只有朱褒被诛杀。历任郡守而留下功名的，前有吴霸、陈立，后有汉中人张亮则、广汉人刘宠、犍为人费诗、巴西人马忠，都建立了功勋。晋元帝时期，太守、建宁人孟才骄横暴虐而没有恩德，郡民王清、范朗将他驱逐出去。元丰本作“郎”，吴、何本作“期”；“逐”字刘本作“遂”。刺史王逊发怒，把郡地分为鄨半。廖本注说“应当作‘平’，下文应有‘夷’字”。现在考察，“鄨半”是当时习惯上对延江流域北部地区的称呼。晋代牂柯郡有八县：夜郎、谈指属于盘江流域，其余六县属于延江流域。鄨县和平夷县在延江以北，其余四县在延江以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元年、五千六百一十里、三岁〕 当时人称延江以北为“鄨半”。分置夜郎郡时没有列出县名，那么这里也不应列举鄨县和平夷县；如果列举县名，应先列郡治平夷，不应先列鄨县。因此可知廖本的注释不对。设置平夷郡，夜郎以南设置夜郎郡。此句下廖本注说“应当有‘但’字”。现依《汉中郡》的例子，补入“郡但”二字。“郡但”共有四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万寿县——郡治所在。有万寿山。沮县。廖本注说“沮字应当是衍文”，不对，这是地名；相关说明见注释。原来有盐井，汉末时夷人共同诅咒并盟誓，禁止开采。现在三个郡都没有盐。且兰县——〔读音为“沮”。〕旧本都有这两个字。廖本删去，注说“旧校本注有‘音沮’”，认为这是小注误入正文。现仍依旧本保留。汉代称故且兰。有柱蒲关。原文“关”下有“也”字。〔有赤雾、煎水，流入沅水。〕《前汉志》记载，故且兰有沅水；《后汉志》引《地道记》说“有沈水”。王先谦校勘《水经注》认为“沈”应作“沅”，这是正确的。上文说“有雾赤、煎水作为水池防卫”，考察应在本县境内，所以补入。广谈县。此处以下，张、吴、何、王本及浙本与“毋敛”相连，中间不空格。毋敛县——有刚水。廖本注说“火应当作水，见《汉书·地理志》”，现直接改正。刘本、李本保留上面的“也”字，删去这里的“也”字；现保留这里的“也”字，删去上面的“也”字。平夷郡。顾广圻校本在眉批上写“愍，癸酉”三字，意思是认为应当作“愍帝”；现不改。“建兴”字李本作“武”，其他各本作“兴”，廖本注说“应当作武”，现不改。平夷郡于建兴元年设置。《水经注》也作建兴元年，可见《常志》本来就是作建兴。建兴虽是愍帝年号，但当时元帝已经以琅邪王身份加任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镇守建业。宁州的王逊依靠元帝，因此与元帝一同使用建兴年号。晋朝南方各州的晋人都只知道元帝，不知道愍帝，所以《常志》按照李钊等人的说法这样记载，并不是错误。属县二个，户数一千。李、吴、何、王本倒作“千户”，下文同。〔距建康，水路一万三千里。〕据《宋书·州郡志》补入。平夷县——郡治所在。有●津、安乐水。山中出产茶和蜂蜜。鄨县——原来是犍为郡的郡城。不狼山出鄨水，流入延江。《前汉志》的宋刻本已经误作“沅”，《常志》原本作“延”，后人错误地依据误本《汉志》改成“沅”，现改回“延”。钱氏抄本在这里以下还有“水”字。有野生薜，能够食用。大姓是王氏。《前汉志》中的“延”字，宋刻本已经讹作“沅”；《常志》本作“延”，后人错误地依从误本《汉志》改作“沅”，现改回“延”。钱氏抄本这里以下还有“水”字。有野生薜，可以食用。当地大姓为王氏。夜郎郡——〔是原来的〕夜郎国。各旧本都脱去“故”字，应当补入。属县二个，户数一千。〔距建康，水路一万三千里。〕依《宋书·州郡志》补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千户〕 夜郎县——郡治所在。有遯水，通往郁林。廖本注说：“《后汉书·夜郎传》注引文没有‘广’字。”现直接删去“广”字。有竹王三郎祠，非常灵验。张、吴、何、王本及浙本没有“也”字，其他各本有“也”字，应当是衍文。

译谈指县——〔出产丹砂。〕据《后汉志》补入“出丹”二字。〔有不津江，江中有瘴气。〕据《后汉郡国志》刘昭注引《南中志》的文字补入。张、吴、何、王本及浙本有小注说：“《汉书》记谈指县出产丹砂。”但脱去了后面的“砂”字。《函海》本也有小注说：“《后汉志》引用此处时有‘有不津江江有瘴气’八字。”意思是说刘昭所引的是常氏这一篇。顾广圻校批说：“那条注所引的《南中志》，应当是另一部书。”意思是可能指谯周的《南中志》或魏完的《南中志》。然而常氏这部书也多有取自旧典籍的内容，例如谯周《南中志》的记载；刘昭所引《南中志》即使不是出自常氏，也可以用来补足《常志》的缺文。八 晋宁郡，原本是滇国。旧本作“益州”，考察下文，应当是“滇国”二字，被传抄者擅自改动了。元鼎初年，设置官吏，把滇国分属牂柯郡和越嶲郡。旧文有脱漏，文理不通；考察当时还没有设置郡，只是任命官吏，把滇王及其属邑分属两个郡，所以补入“置吏，分”三字。汉武帝元封二年，叟人反叛。上文元鼎年间没有写出皇帝称号，牂柯郡却已经说“汉武帝元鼎”，所以这里不应再重复“汉武帝”三字。这应是浅陋之人的旁注，后来误入正文，因此删去。《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十九年注引这段文字时有“武帝”二字，也是引用时加上的，并非原文固有。其“叟”字下又有“夷”字，也是引用时衍出的。汉朝派遣将军郭昌讨伐并平定叛乱。于是将这里开置为郡，郡治设在滇池之上，号称益州。当时还没有设置十三部刺史。元鼎五年开始设置部刺史，把梁州改称益州，于是与郡名相同。汉代有属县二十四个，户数二十万。唐百川校本删去了“十”字，并笺注说：“《班志》记载户数为二万九千。”现在考察《班志》说：“户八万一千四百九十六。”《续汉志》说：“户二万九千三十六。”唐氏说法有误。《班志》所记的是元始二年的户籍簿。这里说二十万，大概是依据元封开郡时的账簿。由于昭帝时益州夷人作乱，用兵征讨，屠杀很多，所以户口逐渐减少；东汉又多次发生动乱，因此更加减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万三千里〕 九 晋代有县七个，户数一万。距洛阳五千六百里。《续汉志》记载相同。《宋书·州郡志》说：“距建康，水路一万三千七百里。”比平夷多七百里，是因为所走的江道、海道不同。韩说最初开通这里时，得到牛、马、羊等三十万头。旧本都有“司马相如”四字；查考《相如传》，司马相如死在元封以前，也从未进入滇地。常氏上文明确说“相如持节开越嶲，按道侯韩说开益州”，可见这四字是浅陋之人妄自增补，并非正文所有。汉朝于是招募并迁徙死罪犯人及奸猾豪强来充实这里。郡地十分平坦开阔，有平原田地。此处“原田”成句，怀疑“原”字上原有“美好”二字。多有长松和水泽，疑当倒作“水泽多长松”。有鹦鹉、孔雀、盐池，以及农田、渔业方面的丰饶；金、银和牲畜方面也很富足。当地风俗奢侈豪放，难以安抚和管辖，只有文齐、王阜、景毅、李颙以及南郡人董和能够加以防范整治，后来才逐渐归于善良。八 晋宁郡，本来就是【益州】〔滇国〕。旧本写作“益州”。核对下文，应当是“滇国”二字，是传抄者擅自改动了。元鼎初年〔设置官吏，分别隶属柯郡、越嶲郡〕。旧本这里有脱文，文理不通。推究可知，当初还没有设置郡，只是任用滇王及其所属城邑的官吏，分别隶属两个郡，所以补入“三字”。【汉武帝】元封二年，叟人反叛；上文说元鼎年间，尚未举出皇帝的称号，这里却说柯郡已经有“汉武帝元鼎”的文字了。因此本句不应再添“汉武帝”三字，应是浅陋之人写在旁边的注文，后来误入正文，所以删去。《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十九年的注文引用这段文字时有“武帝”二字，也是引用时增添的，并非正文原有。《后汉书》引文中“叟”字下面还有“夷”字，也是引用时衍生出来的。汉朝派遣将军郭昌讨伐并平定了叟人。于是开置为郡，郡治设在滇池之上，号称益州。当时还没有设置十三部刺史。元鼎五年，开始设置部刺史，把梁州改称益州，于是与郡名相同。汉代有属县二十四个，二十万户。唐百川校本删去了“十”字，并在笺注中说：“《班志》记载有二万九千户。”现在考察《班志》说：“八万一千四百九十六户。”《续汉志》说：“ 二万九千零三十六户。”这是唐百川的错误。而且，《班志》所记载的是元始二年的户籍册。这里说有二十万户，大概是依据元封年间开置郡时的账册。由于昭帝时期益州夷人作乱，朝廷用兵，屠杀很多，所以户口逐渐减少。后汉时期又屡次发生动乱，户口因此进一步减少。晋代有七个县，一万户。距离洛阳五千六百里。《续汉志》的记载相同。《宋书·州郡志》说：“距离建康，水路一万三千七百里。”比到平夷多七百里，这是因为所走的江路、海路不同。【司马相如】韩说最初开拓此地时，获得牛、马、羊等牲畜三十万头。旧本都有“司马相如”四字，查考《相如传》，司马相如在元封以前已经去世，也未曾进入滇地。常璩在上文明确说：“司马相如持节开拓越嶲，按道侯韩说开拓益州。”由此可知，这四字是浅陋之人擅自增补的，并非正文原有。汉朝于是招募并迁徙犯死罪者以及奸诈豪强之徒来充实这里。郡境土地十分平坦开阔，有平原田地。【“原田”一句，疑“原”字上面原有“美好”二字。】有许多高大的松树生长在水泽岸边。【“多长松皋”一句，疑当倒作“皋多长松”，即“水泽岸边有许多高大松树”。】这里有鹦鹉、孔雀、盐池，以及耕田、捕鱼方面的丰饶；金银丰富，畜牧业和物产也很富足。当地风俗奢侈豪放，难以安抚治理；只有文齐、王阜、景毅、李颙以及南郡人董和对他们加以防范约束，后来终于使当地变得善良驯服。蜀汉建兴三年，丞相诸葛亮南征时，把郡民中的“字当作人”。李恢任“字当作领”。当时李恢仍任庲降都督，兼任该郡太守，改郡名为建宁，治所设在味县。宁州另行设置益州郡〔从西部七县分置〕。旧本作“宁州别建为益州郡”。这里依《晋书·地理志》补入五字，并把“别”字移到下文，以使文意通顺。后来太守李，《南中总序》作“李易”，是李恢的孙子。他与〔梁水〕太守董慬共同反叛。各本有“前”字或作“仅”；“建兴”有本作“建宁”，后者正确。《晋书·明帝纪》作：“梁州（水）太守爨亮、益州太守李，以兴古反叛，投降李雄。”这里“宁州刺史王逊”之后应有“讨平之”三字。表中改益州为晋宁郡。

译滇池县：郡治所在地，原为滇邑。旧本传抄时误把“邑”写成“国”，又把上文的“滇国”改成“益州”，现一并改正。这里有泽水，周长二百余里。钱本“周”作“围”。《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庄蹻到达滇池，地方三百里。”《汉书》删去“地”字，承接“池”字作“方三百里”。《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南中志》说：“池周长二百五十里。”《范史·滇传》说：“有池，周回二百余里。”《水经注》卷三十六说：“周长三百里左右”，顾广圻校本据此把“二”改为“三”。现在看来，古人只是目测，不能确定准确数字。近世实测滇池岸线曲折周长为二百二十四公里，约合四百五十里。《范史》实际采用的是《常志》的文字，旧本大概脱漏了“余”字。湖水源头深广，下游浅而狭，形状像倒流，所以称为滇池。《汉书·西南夷传》注引作：“泽水下游浅狭，形状像倒置的池子，所以叫滇池。”长老传说：池中有神马。《初学记》卷二十九、《太平御览》卷八百九十七都引作：“有四匹神马从滇池河中出来。” 这应当是参用了其他书的不同文字而产生的衍文。或许与它交配，《艺文类聚》引作“与家马交配”，于是生下骏马驹。刘本、李本把上文的“焉”都作“马”，钱本和《函海》本这里也作“马”。俗称它为“滇池驹”，一天能走五百里。〔有黑〕水神祠。原文有脱文和衍文。廖本注说：“这里应有‘有黑’二字，见《汉书·地理志》。”顾观光校勘本说：“‘祠’下多出‘祀’字，应依《汉志》删去。”这里又有温泉，和越嶲的温水相似。又有白猬山，山上没有石头，只有这两个字；《御览》引作“而多猬”，即山上多猬。同劳县〔汉代旧县〕。同安县。连然县：有盐泉，南中各地都依赖它。建伶县。刘本、钱本和《函海》本作“建令县”。毋单县〔汉代旧县，属牂柯郡；建兴年间划归此郡〕。据《水经注》补。〔有丹水。〕 秦臧县〔汉代旧县〕。九。建宁郡治所在原为庲降都督的驻屯地，南方人称作“屯下”。属县，晋代〔初年十七县〕；“晋”字下旧本有脱乱，这里依《晋书·地理志》补入三字。“太安二年”四字原是后人在“益州”旁边的注语，后来的传抄者误抄入正文。平乐郡分置于建兴元年，并非太安年间。分置益州、平乐二郡〔以后〕，合计十三县。旧抄本任意增删，后人未加校勘，把“置”改作“为”，把“后”改作“合”来迁就错误文句。宋刻本又因循错误文句改字，因而更加混乱。明代抄本常把“后”写成“后”，宋刻本因字形相似而误改为“合”。户数一万。距洛阳五千六百三十九里。有五部都尉，以及四姓和霍家的部曲。味县：郡治。《函海》注说：“考察曹学佺《名胜志》，所引此文作‘夷叟’。”有明月社。夷人、晋人不奉官府时，官府就和他们在这个社坛共同盟誓。〔升麻县〕廖本把“升”字作“牧”。山中出产优质升麻。有涂水。张佳胤注说：“考察《汉书》，作‘收靡’。李奇说：‘靡’音同‘麻’。《晋书》建宁郡有牧麻县。”吴本、何本、王本、浙本都有这条小注。同乐县：大姓有爨氏。各刻本此处脱文。谷昌县：汉武帝时，将军郭昌讨伐夷人，平定后便以郭昌命名，以显示威服夷人。汉章帝时改名为谷昌。同濑县。《汉书》作“铜濑”。古代“同”“铜”二字相通。〔谈虏山，迷水发源于此，向东流到谈▯汇入温水。〕据《汉书·地理志》补入。刘昭《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地道记》作“铜虏山，米水发源于此”。前后所记录的音同字异。这里引用的是《元康地道记》，即《隋书·经籍志》所说的《元康三年地记》。张嘉胤引用此文时作《汉书地道记》。而《函海》小注引用何本，又误把米水写成采水，并有讹误。《水经注》也作迷水。双柏县〔出产银〕。据《后汉书·郡国志》的文字补入。存县：雍闿反叛，在县城山上筑垒，并把马系在柱子上。宋刻本、钱写本、张本、吴本、何本、王本作“柳”，《函海》本、廖本作空缺。此事见《先主志》。柱子后来长成树林；如今夷人说“无雍梁林”。“梁”是夷语“马”的意思。旧本都脱漏了“林”“梁”“夷”三字，这里依《水经注》引文补入。顾观光校本依据《太平御览》引文作：“今夷言无梁林。无梁，夷言马也。”大概是后一个“无”字衍出。昆泽县〔有温水〕。依《水经注》补。漏江县〔有漏江〕。依《水经注》文字补。向南九十里，水从蠙口流出。《 水经注》作“蝮口”。谈槁县。《后汉书·郡国志》作“谈稿”，从“禾”旁。刘本、钱本、《函海》本作“谈豪”，是讹字。有濮獠。《函海》本脱去“县”字，并有小注说：“何本作●。前汉、后汉及《晋书》都作槁。” 伶丘县。张本、吴本、何本、王本、浙本作“泠丘县”，《晋书·地理志》作“冷丘县”。主宰濮獠。修云县。〔俞元县〕旧本作“新定县”。廖本注说：“应当作俞元县。”这里直接改正。〔县治在河中洲上。〕据《郡国志》注引文补。《水经注》说：“县治在龙池洲。”〔南池〕《前汉书·地理志》说：“池在南面。”《水经注》直接称作“南池”。〔桥水发源于此，向东流到毋单县汇入温水。怀山出产铜。〕据《前汉书·地理志》补入这十七字。怀山，《后汉书·地理志》作“装山”，应当是原字写作“褱”，传抄时讹写成“装”。

译平乐郡，晋愍帝建兴元年设置。顾广圻校稿把“元帝”改为“愍帝”。廖本注说“兴”字应当作“武”，但没有采用。晋元帝司马睿在晋怀帝初年以琅邪王身份镇守建业。怀帝被俘后，中原没有君主，司马睿仍沿用永嘉六年。过了一年，怀帝已经去世，愍帝以秦王身份继承帝位，改元建兴。司马睿也使用建兴年号，但实际上两者并不相属。从江左人的立场看，这自然是元帝的建兴年号。平乐郡是刺史王逊从建宁郡析置的，正是在建兴初年，也不是建武年间。刺史〔 王逊〕从建宁郡分出〔“之”字据廖本注补〕。原文没有说明，考察起来应当如此。新定、兴迁二县，顾广圻校说：“建宁郡有新定县，没有兴迁县。”现在考察，兴迁县是永嘉年间因安置侨民而设立的，详见注释。新设平乐、三沮二县，合四县为一郡。“一”字顾广圻校稿和廖本都在郡字上增补，但没有必要。后来建宁太守董霸反叛并投降李雄，平乐郡县于是被裁撤。宁州北部归属李雄，李雄又恢复设置该郡，以朱提人李壮为太守。这里以下，刘本、张本、吴本、何本、王本直接接朱提郡；钱本、《函海》本、廖本另起一行。顾广圻校稿说：“平乐郡四县全部脱落。”廖本注说：“这里有脱文，详情不明。”现在补出四县名称，并加以考订。〔新定县：郡治。有大泽。〕根据草海的情况补入。〔兴迁县〕。〔平乐县〕。〔三沮县〕。十。朱提郡，原属犍为郡南部，汉武帝元封二年设置，属县四个。建武以后，裁并为犍为属国。到建安二十年，邓方任都尉，先主于是改其名为太守。属县五个，户数八千，距洛阳五千三百里。先前有梓潼人文齐，起初任属国都尉。开凿龙池灌溉稻田，为百姓兴办有利的事业，并为他建立祠庙。大姓有朱、鲁、雷、兴、仇、递、高、李诸姓，也有部曲。当地百姓喜爱学习，地处犍为边境，号称士人很多，是宁州的冠冕。朱提县：郡治。〔山中出产优质白银。〕依据两汉《地理志》和《食货志》补入。堂螂县。何本、王本作“螳螂”，《汉书·地理志》作“琅”。县名因山而得。出产银、铅、白铜、〔铜〕和各种药材。有堂螂附子。唐百川校笺说：“‘螂’应当作‘狼’。”因为《晋志》《宋志》都作“堂狼”。现在看来，由夷语音译的地名，只需保存其语音，并没有固定字形。金石文字中多作“堂琅”。《晋志》《宋志》都作“堂狼”。现在考察，地名如果是从夷语翻译来的，只保留它的语音，并没有固定的用字。金石文字大多写作“堂琅”。南秦县：从僰道、南广之间有八座亭，道路通往平夷。汉阳县：有汉水，流入延江。张本、吴本、何本、王本没有“入”字。南昌县：原为都督治所。又有邓安远城。南广郡，蜀汉延熙年间设置，以蜀郡人常竺为太守。蜀汉朝廷召常竺入朝任侍中，由巴西人令狐衷接任。这里以下，钱本、《函海》本、廖本留有空格。建武〔 元〕各本都作“九”，这里依李本作“元”。年间裁撤。考察晋惠帝、晋元帝都曾改元建武，而且各自只有一年。旧本都作“九年”，只有李本作“元年”而没有说明。廖本在“九”字下批注“应有错误”，也没有说明。杨守敬《三国郡县表考证》说：“应当是泰始九年裁撤。”大概认为“建”应作“晋”，晋武帝即位第九年就是泰始九年，文帝之名可省略。《晋书》所录《泰康地志》列朱提郡五县，其中有南广县，却没有南广郡，这是泰康年间已经撤郡存县的证据。然而常氏归附江左以后，把书中的蜀汉年号全部改为晋年号，校核时很谨慎，从没有舍去年号而直接称晋武帝年间的例子。泰始九年尚未平定吴国，对于蜀地事务多半仍沿用旧制，没有必要撤郡。只有晋惠帝建武元年（三〇四），李雄进入成都，罗尚败退驻守巴郡，蜀民大规模迁徙，南广沦陷，才有可能撤郡。因此作“建武元年省”是正确的。杨守敬的说法和作“建武九年”的说法都不对。晋元帝时，刺史王逊把朱提郡的治所迁到南广。旧本把“郡治”二字倒置。这里改正。太守李钊多次击败李雄，杀死他的将军乐初。“常氏”不把李雄的军队称为贼，应当是原文作“其”，传抄时讹误。后来刺史尹奉退守，把郡治迁回旧治所。李雄平定宁州后，又恢复设置该郡，以兴古太守、朱提人李播为太守。属县四个，户数一千。从僰道到朱提，有水路和陆路。水路有黑水、羊官水，极其险要难行；陆路经过三处渡口，也很艰险。所以行人编歌说道：“犹溪、赤木，盘蛇七曲；盘羊、乌栊，气与天相通；看都濩泚，停住柱呼尹；庲降贾子，左儋七里。”又有牛叩头、马搏颊阪。道路就是这样险峻。土地不种水稻，也不养蚕植桑，多有蛇、蛭、虎、狼。当地习俗迷信巫术，〔惑〕于禁忌，神祠很多。“惑”字廖本没有，依据钱本等补入。南广县：郡治。汉武帝太初元年设置。有盐官。临利县。何本作“盐利县”。〔有土盐。〕 常迁县。新兴县。十一。

译永昌郡，古代的哀牢国。哀牢也是山名。哀牢人的祖先中有一个妇人，名叫沙壶，依哀牢山居住，以捕鱼维生。忽然在水中碰到一段沉木，因感应而怀孕。过了十个月，生下十个男孩。后来沉木化成龙，出来对沙壶说：“你替我生了孩子，现在他们在哪里？”九个儿子惊慌逃走，只有一个小儿子不能离开，〔陪〕龙坐在一起。旧本都作“陪龙坐”；《后汉书》《水经注》作“背”。“倍”与“背”古义相通。小儿子害怕看见龙而不能离去，所以背对龙坐着，并非陪龙坐。应当是旧本把“倍”误写成“陪”，刻本沿袭了错误。下文两个“陪”字也同样。龙靠近他并舔他。沙壶说夷语，“与龙陪坐”应当作“与龙倍坐”。旧刻本因“陪”字讹误而颠倒了语序。于是给他取名元隆；《后汉书》《水经注》都作“九隆”。廖本注说应作“九”，这里不采用。它相当于汉语的“倍坐”，意思是龙对沙壶说，嘲笑孩子背对着坐，因此以元隆为名。沙壶带着元隆居住在龙山脚下。元 隆长大后，才能和武力都很强。后来九个兄长说：“元隆能同龙说话，又聪明机敏，有智慧，是上天所〔所〕，尊贵的人。”于是共同推举他为王。此处“翕”应作“长”。当时哀牢山下又有一男一女，生下十个女儿，元隆兄弟娶她们为妻。从此才有了人民。众人都仿效他们：衣服后面缝有十条尾饰，手臂和小腿刻有花纹。元隆死后，世世代代相继为王；分置小王；人们常常聚邑而居，分散在溪谷之间。那里处于遥远荒僻的边地，山川险阻幽深，自有百姓以来，从来没有同中国交往。南中昆明人以他们为祖先。昆明之前应有“嶲”字，所以诸葛亮为他们编写国谱。这句话疑为后人附加。诸葛亮从未到过永昌，不可能为其编谱。后人有《哀牢图》，托名于诸葛亮。汉孝武帝时，开通博南山道路，渡过兰沧水和耆溪，设置嶲唐、不韦二县。迁徙南越相吕嘉的子孙宗族来充实这里，因而以“不韦”为名，用来彰显其先人的罪恶。“龙”字应作“隆”，廖本误作“龙”，据刘本改。元隆长大后，才能和武力都很强。后来九个兄长说：“元隆能够同龙说话，又聪明机敏，有智慧，是上天所〔所〕，尊贵的人。”于是共同推举他为王。此处应作“长”。当时哀牢山下又有一男一女，生下十个女儿，元隆兄弟娶她们为妻。从此才有了人民。大家都仿效他们：衣服后面缝有十条尾饰，手臂和小腿刻有花纹。元隆死后，世世代代相继；分置小王；人们往往聚邑而居，分散在溪谷中；那里处于遥远荒僻的边地，山川险阻幽深，自有百姓以来，从未同中国交往。南中昆明人以他们为祖先。“昆明”上应有“嶲”字，因此诸葛亮为其国编谱。这句话疑为后人附加。诸葛亮从未到过永昌，不可能替他们编谱。后人有《哀牢图》，托名于诸葛亮。汉孝武帝时，开通博南山道路，渡过兰沧水和耆溪，设置嶲唐、不韦二县。迁徙南越相吕嘉的子孙宗族来充实这里，因而取名不韦，以彰显其先人的罪恶。依刘昭《郡国志》注引文补入“之”字，并重新断句。行人歌唱道：“汉德广大，开通不宾服之地。渡过博南山，越过兰津。渡过兰沧水，为他人取得土地。”渡过兰沧水，是为了取得哀牢的土地。哀牢逐渐衰弱。到世祖建武二十三年，王扈栗派兵乘坐箄船，向南攻打鹿茤。鹿茤人弱小，将要被他们擒获，恰逢天上雷声大作，狂风暴雨，水流逆行，箄船沉没，溺死数千人。后来扈栗又派六王进攻鹿茤。鹿茤王迎战，大败哀牢军，杀死哀牢的六位王。哀牢人埋葬六王，夜里老虎掘墓把尸体吃掉。哀牢人惊恐害怕，撤军离去。扈栗恐惧，对长老说：“哀牢攻略边境，自古以来从未发生过这种事。如今攻打鹿茤，屡次遭到上天诛罚。中国是否有受天命的君王？这难道不是上天明显地在保佑他们吗！汉朝的威势实在神奇。”于是派使者到越嶲太守那里，希望率领本族归顺汉朝、奉献贡物。世祖接受了他们的归附，把哀牢设置为西部属国。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当地有穿鼻、穿襜〔儋〕耳等族，闽越濮、鸠獠。各族首领都称王。汉孝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抑狼派儿子进献。明帝于是设置郡，以蜀郡人郑纯为太守。属县八个，户数六万，距洛阳六千九百里，是宁州最西南的地方。有闽濮、鸠獠、僄越、裸濮、身毒等族人。土地肥沃，〔适宜种植五谷，出产铜、锡〕；下文“出”字以下原脱十五种土产，现移回这里：黄金、光珠、虎魄、翡翠、孔雀、犀牛、象、蚕、桑、绵、绢、彩帛、文绣。又有貊兽，以铁为食；有猩猩兽，能够说话，它的血可以染朱罽。有一种大竹，名叫濮竹，竹节相距一〔尺〕。旧本和《后汉书》都作“一丈”，但《哀牢传》末本作“一尺”，见《康熙字典》引文。常氏采用杨终的文字，不应作“一丈”，大概是《范史》夸张的说法，旧刻本又据《范史》改了。

译一根竹子可容纳一斛左右。这里的“斛”也应当是“▯”字的讹误。有梧桐树。廖本小注说“其”字应删。梧桐树的木材，花朵柔软如丝，百姓纺绩它制成布，布幅宽五尺左右。张本、吴本、何本、王本没有“以还”二字，张佳胤擅自删去，浙本又挖空补字。布洁白而不沾污，俗称“桐华布”。用它覆盖死者，然后才穿用，并且卖给别人。又有兰干细布；“兰干”是獠语，即“苎”的意思，织成后花纹像绫罗锦缎。又有罽、旄、帛、迭、水精靃、琉璃、轲虫、蚌珠。〔适宜种五谷，出产铜锡〕。吴本、何本、王本、浙本重复出现“出”字。《函海》注说原文作“山出”，不对。太守中有名望功绩的，自郑纯以后有蜀郡张化、常员，巴郡沈稚、黎彪，但显著的人仍然很少。章武初年，郡中没有太守。当时正逢各郡叛乱，功曹吕凯奉郡丞、蜀郡人王伉之命守卫边境。这里以下，宋、明刻本以及《函海》、廖本都留有空格。这里把下文“六年”连起来断句。从章武初年至建兴三年丞相诸葛亮南征，正好六年；章武年号并没有六年。六年，丞相诸葛亮南征，认为吕凯的义举可嘉，上表说：“没想到永昌的风俗竟然这样敦厚正直。”据《三国志·吕凯传》补入“敦直”二字。于是任命吕凯为云南太守，王伉为永昌太守，都封为亭侯。李恢迁徙数千户濮民到云南、建宁交界，以充实两个郡。吕凯的儿子吕祥，晋太康年间进献光珠五百斤，钱写本作五百觔。后来回到本郡，升任南夷校尉。吕祥的儿子姓名失载，钱写本空一格，裴松之注引《蜀世谱》也没有记载姓名。晋元康末年任永昌太守。正逢南夷作乱，闽濮反叛，于是向南迁到永寿，离旧郡一千里，从此同州隔绝。吕氏世代担任掌管郡务的官员，到现在已经三代了。大姓有陈、赵、谢、杨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六年〕 不韦县：原为郡治。〔出产铁。〕依《后汉志》补入。比苏县〔有盐〕。依据《后汉书·哀牢传》“课盐文”补入。哀牢县〔原为哀牢王的城邑〕。依据《后汉志》补入。原文作“故牢王国”。永寿县：现在的郡治。嶲唐县〔原为益州西部都尉治所〕。据《后汉志》注引《古今注》补入。有周水。“周”字，《函海》注说李本作“嶲”，《后汉志》注引作“同水”；但《前汉志》本来就作周水。周水从边境以外流来。雍乡县。南里县。元丰本和廖本作“涪县”。有翡翠、孔雀。博南县：〔西〕山，高四十里。张佳胤依据《后汉志》注引文补入“西”字，吴本、何本、王本、浙本都有，其他本没有。《后汉书》李贤注、刘昭《郡国志》注引《华阳国志》都作“三十里”；元丰本“四十”二字写法特殊，顾观光校本直接改作“三十里”。翻越此山，便得到兰沧水。有金沙，用〔水洗取〕，旧本都误把“水”写成“火”，又脱去“洗取”二字；廖本依据《续汉志》注指出，现径行改正。将金沙熔炼，成为黄金。刘昭注引文没有“之”字。有光珠穴，出产光珠。这里以下顾观光校本说：“《太平御览》卷八百三引作‘珠有黄珠、白珠、青珠、碧珠’，可见这里大概有脱文。”有虎魄，能够吸附芥子。又有珊瑚。十二。云南郡，蜀汉建兴三年设置，属县七个。〔晋代有九县。〕增加云平、永宁二县，见《晋志》，据此补入。〔分置河阳郡以后，剩五县。〕依下文补入八字。户数一万，距洛阳六千三百四十三里。本为云山地。旧写本、刻本都作“云川地”。《水经注》卷三十三作“本云山县地”。朱笺说：“ 《华阳国志》作‘川’。”赵一清本直接改为“川”。但是《方舆纪要》引用《水经注》时也作“山”。据此可知郦道元原来引用《常志》并没有错误。现在作“川”是后人传抄造成的错误。云山就是今天所称的鸡脚山，汉代云南县因它得名，原来称作云山县。有熊仓山，山上有神鹿，一身两头，以毒草为食。有上方、下方夷。也出产〔桐〕华布，原文脱去“桐”字，据上文补入。廖本注说“应有橦字”。孔雀常常在这里停留两个月，过一个多月后离开。土地有稻田，也有蓄牧业，但不养蚕植桑。云南县：郡治。〔咸宁五年，分置云平县，〕据《宋志》补入。〔作为刺史治所。〕依《晋志》补入。〔后来裁撤并入。〕据《宋志》补入。叶榆县。《函海》注说：“《后汉志》注、《晋书》作楪。”〔 叶榆泽在县东，〕据《前汉志》文字补入。有河洲。原文可能作“在河洲上”，如河阳县的例子。传抄者因下列三个县的文字而改成“有河洲”。遂久县：有绳水。“也”字钱本、《函海》本、廖本有，应该是衍文。张本、吴本、何本、王本、浙本都有小注说：“考察《广志》，说有缥碧石、绿碧。”大概是张嘉胤所加。弄栋县：张本、吴本、何本、王本同《后汉志》作“梇栋县”。有无血水。〔 水发源于连山〕。这四字在钱写本中是小注，李本也标作注文，写在书页上方；元丰本、张本、吴本、何本、王本、浙本、廖本作正文大字。考察《前汉志》说：“东农山，毋血水发源于此。”《后汉志》注引《地道记》说：“连山是无血水的发源处。”可知这四字是后人把《地道记》的旁注文字抄入正文。

译蜻蛉县。《两汉书》《晋书》《宋书》《齐书》各志都作“青蛉”。有盐官、濮水。《前汉志》作“仆水”。〔禺同山〕《前汉志》作“则禺同山”，《后汉志》作“禺同山”。旧本《常志》作“同出山”。廖本注说：“应当作‘出禺同’三字。”意思是把“濮水”作为一句，山字承接下文。考察可知，仆水并不发源于禺同山，旧文是脱去“禺”字、衍出“出”字。有碧鸡、金马，光影忽隐忽现，百姓常常看见；又有山神。汉宣帝派谏议大夫、蜀郡人王褒祭祀它，想把鸡、马招来。王褒在途中病死，因此没有把事情宣扬开来。其中两个县另行分出设置为郡。“县二”指蜀汉七县中的河阳、姑复二县。河阳郡，刺史王逊从云南郡分置。属〔蜀〕县四个。户数一千。顾广圻校批说：“脱去‘属县三’。”这里查考后补入。河阳县：郡治。在河中源洲上。“也”字钱本、《函海》本、廖本有，其他本没有；“洲”字张本、吴本、何本、王本作“州”。《函海》小注说：“原本没有‘也’字。”应当是衍文。〔姑复县〕依《晋志》补入。〔有盐池泽。〕采用《前汉志》文字补入，并依据《后汉志》注把“盐”字改为“池”。〔原为姑缯夷人的城邑。〕据文意补入，详见注释。〔永宁县〕依《晋志》补入。〔邪龙县〕依《晋志》补入。十三。梁水郡，刺史王逊从〔兴古〕郡分置。〔在兴古郡盘江以南。〕《南中志总序》说爨量“守住兴古郡盘江以南”，指兴古郡盘江以南的地区。本书所说兴古郡七县，除汉兴、胜休二县外，其余五县都在盘江以南。梁水郡在兴古郡西部，并不在兴古郡盘江以南。这六字应当是旧时读者因《总序》而加在旁边的注语，后来被抄入正文，应当删去。此外，廖本在这里以下注说“应有脱文”，确实如此。按照常氏文章的体例，新郡通常列在旧郡之后。唯独此郡从兴古郡分出，却列在兴古郡之前；而且兴古郡原从牂柯、益州分置，却没有列在牂柯、晋宁郡之后，而列在永昌、云南郡之后。这一定是因为李氏设置交州，州治在梁水，统辖三个郡，所以常氏这样排列。由此推知，下文必定脱去了设置、撤并交州的记载。也可能是《李蜀书》中原有，常氏归附江左后删掉了，于是连县数、户数和距洛阳里程也一并删去。现依本书体例，将应有内容考订后补回。〔属县七个。〕原文只保存三个县名，现依据《宋书·州郡志》考订补为七县。〔户数三千。〕依据《晋志》和《宋志》综合推定，详见注释。〔距洛阳七千里。〕依据邻近各郡距洛阳的里程考订。〔大兴年间，爨量据守盘江以南响应李雄，梁水太守董慬归附他。李雄派李骧援助爨量，兵败退回。咸和八年，李雄再次派李寿夺取宁州，于是因爨量占据该地而设置交州。任命爨深为刺史，治所在梁水。咸康年间，蜀地发生内乱，晋军夺取蜀地的交州，仅剩几个县。李寿即位后撤销交州，仍恢复为郡。〕根据本书文意连缀补入。梁水县：郡治。有振山，出产铜。贲古县：山中出产银、铜、铅、〔锡〕。廖本没有“银”字，其他本有；张本、吴本、何本、王本在“山”字上有“采”字，浙本挖空。考察《班志》说：“北面，采山出产锡；西面，羊山出产银、铅；南面，乌山出产锡。”《续志》说“采山出产铜、锡”，没有提到羊山、乌山，并不是两山已经没有矿产。《常志》概括说各山产物，所以没有“采”字。张嘉胤依据《续志》增加“采”字，是错误的。况且铁不是珍贵产品，在南中通常不特意记载。此地锡矿极其丰富，见于《两汉志》，直到现在仍有“锡都”的称呼。《常志》不可能不记载锡。锡、铁读音容易混淆，应是传抄时音近而误。这里直接改为“锡”。《班志》说：“北面，采山出产锡；西面，羊山出产银、铅；南面，乌山出产锡。”《续志》说：“采山出产铜、锡。”没有提到羊山、乌山，但这并不表示两山已经没有矿产。《常志》概括记述各山，所以没有“采”字。张嘉胤依据《续志》加上“采”字，是不对的。铁也不是珍贵产品，在南中通常不特别列举。这一带产锡极其丰富，见于《两汉志》，直到现在还被称作“锡都”。《常志》不可能不写锡。“锡”和“铁”读音容易混淆，应当是传抄时音近而讹。这里径行改为“锡”。西随县：张本、吴本、何本、王本、浙本有小注说：“考察《地道记》说：麋水向西承接边境外的水流，流到麋泠汇入尚龙溪。”这是引用《续志》注的文字。实际上这是《班志》的旧文，只是应劭引用过它。并且《班志》和《续志》注都作“尚龙溪”，张嘉胤引用时作“断龙溪”，也是错误。〔毋棳县〕。《宋书·州郡志》说：“刘氏改名为西丰。晋武帝太始五年恢复为毋棳。”可见两晋时期本来就应有此县，现据此补入。〔进乘县〕。《前汉志》作“进桑”，属牂柯郡，并说：“南部都尉治。有关于此。”《续志》《晋志》《宋志》都作“进乘”。宋代属梁水郡，现据此补入。下列两个县也同样。〔新丰县〕。〔建安县〕。兴古郡，蜀汉建兴三年设置，属县十一。〔分置梁水、西平二郡以后，剩七县。〕《晋志》记兴古郡有十一县，其中见于《汉志》的有十县，汉兴一县也应是蜀汉新设的。晋代设置梁水、西平二郡，从兴古郡分去四县，只剩七县，正如《常志》所说；户数四万也是七县合计数，故补入。户数四万，距洛阳五千八百九十里。原文作“多獠、濮”，但鸠獠尤其多见于永昌，兴古不应说“多鸠獠”。《常志》一向笼统把越人称为獠，把越濮称为濮；只有永昌特别称作闽濮、鸠獠，说明它们不是一般的越獠和濮人。因此“鸠”字应是传抄者因永昌郡文字而衍出，现删正。这里尤其多瘴气。梁水、兴古、西平三郡少产谷物，有桄榔树，可以制成食物，拌牛酥酪食用，百姓靠它作为粮食。想要取用这种树，必须先祭祀。〔宛〕温县。旧本脱去“宛”字，廖本已经补入。郡治。原文“元鼎”二字应作“元鼎六年”。〔有盘江。〕据《续汉志》注引《地道记》补入。律高县：西面有石空室山，出产锡。东南有▯町山，出产锡。《两汉志》都作“出产银、铅”。廖本注说应作“银、铅”，这里不改，详见注释。镡封县：有温水。句町县：原为句町王国。这里“名”字应当是衍文，也可能是“邑”字讹误，同样应删。句町县的设置起于濮王，姓毋；汉代受封，直到现在仍然如此。汉兴县。

译胜休县。《宋志》作“胜腾县”。有河水。“也”字刘本、李本没有；张本、吴本、何本、王本有二十三字小注，同《续汉志》注，大概是张嘉胤所加，注释中另有考订。都唐县。旧本都倒作“唐都县”，现依廖本改正。《晋志》作“都唐县”。原名都梦县；这里旧刻误作“云梦县”，现依廖本改正。西平郡：刺史王逊在任时，爨量据守盘南，王逊出兵攻讨，不能取胜。【巳】〔“及”字，廖本作“巳”，据钱本改。王逊死后，贼寇在州境内劫掠，官吏百姓都以此为患。刺史尹奉重金招募境外夷人，刺杀爨量，又诱使李氏投降。盘南平定后，尹奉因功升任安西将军，封〔迁〕陵伯；旧本都作“迁陵伯”。元丰本“迁”作“前”，廖本沿袭此讹误。于是割取兴古郡的盘江、来如、南零三县〔合并脱漏卧县〕设置为郡。旧刻本误多出“云南”二字，漏掉“合漏卧”三字，又完全漏去了所属县名。现据考证补正。合、漏、卧三字漏脱；所属各县也全部脱漏。现据考证补充订正。〔漏卧县，郡治所在。〕考订补充说明见注文。〔盘江县。〕 〔来如县。〕 〔南零县。〕 以上是宁州，统辖十四郡、六十八县。这里应当说“七十六县”。旧日传抄者各自依据所见版本，删去了数字，因而改动了总数。十四。咸熙元年，吴国交趾郡的属吏吕兴杀死太守孙靖，《晋书·陶璜传》作“孙谞”。吕兴归附魏国。魏任命吕兴为安南将军。当时南中监军霍弋上表，请派建宁人爨谷担任交趾太守，率领牙门将军建宁人董元、毛炅、孟干、孟通、爨熊、《晋书》作“能”，下同、李松、王素，《晋书》作“业”等，统领部曲前去〔援助〕。旧本作“讨”，是讹误，应作“援”。爨谷还未到达，吕兴已经被功曹李统杀死。泰始元年，爨谷等直接抵达郡治，安抚和协初次归附的人。不久，爨谷去世。晋改派马忠的儿子马融接替爨谷。马融去世后，又派犍为人杨稷接任，并加授绥远将军。又将各位牙门将军晋升为杂号将军，封为吴侯。旧本都把“吴”字倒置在上文。吴国交州刺史刘峻，《晋书》作“俊”、大都督修则率军，〔“前后”二字依《通鉴》引文补入〕，三次进攻杨稷，都被杨稷击败。郁林、九真两郡都归附杨稷。杨稷上表派将军毛炅、董元等进攻合浦。在古城交战，大败吴军，杀死刘峻、修则。杨稷于是上表任命毛炅为郁林太守、董元为九真太守。董元因病去世，又以益州人王素代替他。孙谞。归附魏国。魏国授予他兴安南将军之职。当时，南中监军霍弋上表，请派建宁郡人爨谷担任交趾太守，率领牙门将（《函海》作“衙门将”；“军”字为旧本衍文），以及建宁郡的董元、毛炅、孟干、孟通、爨熊（《晋书》作“爨能”，下同）、李松、王素（《晋书》作“王业”等人，统率所属部曲前去援助他（旧本作“讨”，为讹误，应作“援”）。爨谷尚未到达，孙谞已经被功曹李统杀死。泰始元年，爨谷等人直接到达郡中，安抚和辑刚刚归附的民众。不久，爨谷去世。晋朝改派马忠的儿子马融接替爨谷。马融去世后，又派犍为郡人杨稷接替他，并加授绥远将军。又晋升各位牙门将为杂号将军，封为吴侯（旧本把“吴”字倒置在上）。吴国交州刺史刘峻（《晋书》作“刘俊”）和大都督修则率军，前后共三次进攻杨稷，都被杨稷击败。郁林、九真两郡都归附杨稷。杨稷上表派将军毛炅、董元等进攻合浦。在古城交战，大败吴军，杀死刘峻和修则。杨稷于是上表推荐毛炅为郁林太守、董元为九真太守。董元因病去世，又以益州人王素接替他。（王素等）多次进攻交州各郡。泰始七年春，吴王孙皓派大都督薛珝、交州刺史陶璜率领〔二十万〕军队，联合扶严恶夷，共十万人，讨伐交趾。扶严夷军合计才十万人，所以上文“二十万”三字应当是衍文。杨稷派毛炅以及建宁人孟岳等将军抵御吴军。在封溪交战，双方人数悬殊，毛炅等大败，只身返回交趾，闭城自守。战败以后，部众只剩刘、李、钱本作“裁”，张、吴、何、王本作“纔”，廖本作“才”千人；连同新近归附的，大约有四千人；男女共一万多人。陶璜包围交趾，堵塞道路，救援始终不到。虽然按人数分配粮食，约束食用，仍然供应不上。到秋季七月，城中粮食吃尽，因疾病和饥饿死亡的人超过一半。交趾人、广野将军王约反过来响应陶璜，用梯子从城外接应。吴军于是得以进入城中，俘获杨稷等人，并将他们全部囚禁。随即斩杀杨稷的长史张登、将军孟通和毛炅，以及交趾人邵晖等二千多人。孙皓下诏：把杨稷押送到秣陵。原文“梏”字，何本、王本作“皓”；另一本作“致”。杨稷、孟干、爨熊、李松四人被送往吴国，以传达四方消息；按语说，这是指公开传告四方。杨稷到合浦时，因病吐血而死。吴军把他的首级传送到秣陵，将他的尸体和丧具抛弃在海中。孟干、李松、爨熊到达吴国后，吴国准备处斩他们；有人对孙皓说：“赦免孟干等人，可以用来劝勉边疆将领。” 孙皓宽赦了他们，准备把他们迁徙交付临海郡。当初，杨稷等人私下发誓：如果不能为节义而死，困顿受辱落入敌手，那么只要侥幸不死，就一定想办法向北返回。杨稷已经死在途中，孟干等人担心北归的路程会越来越远，便说吴人喜爱蜀地的侧竹弓弩，自己能够制造。孙皓于是把他们转交给工部，充当弓工。《晋书·陶璜传》作“留付作部”；作部，指掌管工艺的官署。泰始九年，孟干从吴国逃回洛阳。李松、爨熊被孙皓杀死。当初，晋武帝任命杨稷为交州刺史，并大加封赏。这里以下疑似脱“拜”字。杨稷走到半途，交趾城陷落；有人传说他已经投降，所以没有记录他的任命。孟干到达洛阳后，上表陈述情况，晋武帝才追赠杨稷交州刺史的官职，并封李松、爨熊的后代为侯。

译古城之战中，毛炅亲手杀死了修则。修则的儿子修允跟随陶璜。陶璜认为毛炅壮烈勇猛，想赦免他。《函海》本作“杀之”。但修允一定要求杀死毛炅，毛炅也不向陶璜屈服。陶璜大怒，于是让人脱去毛炅衣服，囚禁起来，反绑双手、面朝下捆缚〔他〕；按文意这里应有“之”字。刘本“缚”字讹作“縳”。陶璜呵斥说：“晋兵贼！”毛炅也厉声呵斥：“吴狗！什么人才算贼？”吴人把毛炅活活剖腹。修允剖取他的肝，骂道：“俘虏的肚子。”《三国志·孙皓传》注文引《华阳国志》作：“修允剖取他的心肝，骂道：‘还要再作贼吗？’” 毛炅不停地骂道：“我还想斩杀你们的孙皓，你父亲算什么死狗！”吴人于是杀了他。晋武帝听说后怜悯哀伤；吴本、何本、王本同裴注引作“哀矜”，刘本、张本、钱本、《函海》本、廖本作“矜哀”。晋武帝随即下诏，让毛炅的儿子承袭爵位，又封他的三个儿子为关内侯。九真太守王素因交趾战败，与董元、牙门将军王承等准备返回南中，被陶璜的别将卫濮俘获。功曹李祚看到交趾百姓遭受残害，返回后便〔率领〕官吏百姓守卫郡城，归附晋朝。祚舅黎晃是吴国将领，进攻李祚，始终不能攻下；又多次派人向李祚解释劝降。李祚回答说：“舅舅自是吴国将领，我李祚自是晋国臣子，只有看各自的力量来决定了。”邵晖的儿子邵胤，先前奉父亲之命到洛阳，授任奉车都尉。等到他返回时，邵晖已经战败死亡。邵胤依靠李祚坚守郡城，并向南中请求救援。南中方面从远处出兵支援他。〔过了一段时间，城才被攻破。〕依《晋书·陶璜传》补入四字。〔南中〕各姓族得以世代拥有部曲。霍弋派他们向南征讨，因而凭借功劳世代承袭。张本、吴本、何本、王本作“固”。旧本都把“诸姓”上接“为之援”一句。只有廖本夹注说“这里应当有脱文”，现补入六字，完成结语，作为一节。十五。作者说：《函海》作“赞曰”。南方地域处在邛笮五夷以外，是不长庄稼的闽濮之乡，本来就是九服以外的地方；然而却能够开拓土地、分置郡县，于是建立方州，越过博南，渡过兰沧，远方安抚西部边疆，汉武帝的事业可以说是宏大了。但是，边远荒僻地区的风俗不同于中原，安定边疆、抚慰远方，关键在于得到有才干的人。因此汉高祖思念勇士而作歌，汉文帝想起颇、牧而叹息。这些安静地统御边远地区的将领，确实是君王应当慎重选择的。马援、霍弋、王逊、尹奉任用得失的情况，足以作为观察。交趾虽然属于不同的州部，但事情同南中相连，所以一并记载。附一。《庄蹻入滇考》（附路线图）。贵州莫与俦的《庄蹻考》（由他的儿子莫友芝刻入《先文贞公诗文集》，此篇在第一卷）征引广博，论据恰当。他提出的两点，足以成为不可更改的定论：第一，考证庄蹻是楚顷襄王时期的人，肯定《后汉书》的记载，认为《史记》《汉书》所说的“威王时”不对。第二，论证庄蹻是沿江水上溯，经过鄨邑，向西进入夜郎、滇池，肯定《史记》的记载，认为《后汉书》和《常志》所说上溯沅水、在牂牁系船的说法不对。只是对于庄蹻如何从鄨进入夜郎和滇池这一段，没有能够论述。现在摘举其中精辟之处，并作如下补充说明：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七已经驳斥《史记》《汉书》所说“威王时”的说法，认为：“恐怕《史记》有错误，班固因循旧说而顺手写下。范晔所记，经过详细考察，应当是正确的。”莫氏说：“《汉书》注文引《华阳国志》也说是‘顷襄王时’。现在的版本仍作‘威王’，那么也是误本。”他又引用《荀子·议兵篇》《商子·弱民篇》《韩诗外传》卷四、《史记·礼书》中都有“唐昧死，庄蹻起而楚分”的文字。莫氏说，《史记·六国表》和《楚世家》都说唐昧死于楚怀王二十八年，即周赧王十四年。三年以后，顷襄王即位。由此足以知道庄蹻是顷襄王时期的人。现在考察：顾观光《华阳国志》校勘记也辨明作“威王”不对，说：“《史记正义》《艺文类聚》七十一、《北堂书钞》一百三十八、《太平御览》一百六十六及七百七十一，都引用作‘顷襄王’，一定是《华阳国志》古本原来如此，后来的人才依据《史记》《汉书》改掉了。” 汉、魏、六朝、隋、唐时期的书籍，靠手工辗转传抄，经历数百上千年，往往会依据其他书籍改动所抄之书而造成错误。即使宋代刻本，也有很多文字讹误；后世翻刻时，有改正错误的，也有反而改得更错的。庄蹻的事迹最初传自《史记》，司马迁采用西南人的传说，误说庄蹻是威王时的人。班固沿袭这一说法，谯周加以纠正。常璩多采用谯周的说法，范晔多采用常璩的文字，三家都作“顷襄王”。宋代刻本尊重正史，在《史记》《汉书》中不改，在《常志》中却依据《史记》《汉书》改动。杜佑、莫与俦、顾观光三人的考订功夫逐渐达到精密程度，都足以不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年〕 既然确定庄蹻是在顷襄王时进入滇地，那么他所走的道路是上溯长江还是上溯沅水，也就容易辨识了。现在先考察顷襄王时期秦、楚争夺巴东盐泉的形势。

译据《史记》记载，秦国灭掉巴、蜀是在周慎靓王五年，即公元前三一六年，也就是楚怀王十三年。楚国也乘机出兵，完全夺取巴东盐泉，包括枳县以下沿江各邑。当时蜀地、汉中、巴西一带没有盐，依靠楚国供给，楚国因此得以控制这些地区。所以秦国多次出动大军争夺。周赧王七年，即公元前三０八年，秦国大举沿江水进攻楚国，夺取黔中。楚人仍然坚守枳县以东的临江、朐、巫山等盐泉。巫盐是全楚赖以供给的盐，守备最为坚固，成为扼守瞿唐峡口的屏障，秦军不能攻取，于是从巫县东面进攻。周赧王十四年，即公元前三０一、楚怀王二十八年，秦国联合韩、魏、齐三国军队，在重丘击败楚将唐昧。庄蹻就在这时起兵成为大盗，占据土地自行割据。所以《商君书》说：“唐蔑死于垂沙，庄蹻起兵，楚国分裂为五部分。” 《荀子》说：“楚军在垂沙陷入困境，唐蔑战死，庄蹻起兵，楚国分裂为三四部分。”唐蔑就是《史记》中的唐昧；垂沙就是重丘。楚国从此衰弱。第二年，秦国夺取襄城；又过一年，楚怀王入秦朝见，最终没有回来；再过一年，顷襄王即位，秦国夺取楚国十六座城。到顷襄王十九年，即公元前二八０年，秦国夺取楚国汉水以北和上庸的土地。第二年，秦国攻下鄢、西陵；又过一年，即公元前二七八年，秦国攻下郢，焚烧夷陵。顷襄王的军队溃散，楚王逃亡到陈。这些都是《六国表》的文字。夷陵被秦国占领后，巫地虽仍由楚国守卫，但盐运道路已经断绝，楚人惊慌混乱，所以军队溃散逃走。因此苏代说“楚国得到枳县反而灭亡”。第二年，即公元前二七七年，秦国蜀郡太守张若于是夺取巫县和江南地区，设置黔中郡。《六国表》说“秦国攻下我国的巫、黔中”。另把鄢、郢地区设置为南郡。白起因攻下鄢、郢有功，封为武安君，楚国已经灭亡。顷襄王只身逃到陈，竟然在第二年“收集东部地区的军队，得到十多万人，又夺回秦国攻占的沿江十五邑，把它们设置为郡，抵抗秦国”，这是《楚世家》的文字。大概是庄蹻等五部分割据的民间武装不甘心服从秦国，又苦于秦国扼制盐食，于是找到在陈的楚王并共同拥戴他，合力夺取沿江产盐地区，以重新控制秦国。十五邑的百姓全都响应。因此《六国表》说：“秦国所夺取的我国江南地区反抗秦国。”这里所说的江南，就是上文的黔中郡地区。所以顷襄王只失去巴东盐泉一年，后来又重新得到它。当时秦国正向东争夺三晋，楚国得以复国，张若也无力再次争夺巴东。张若之后，李冰担任蜀郡太守，秦国只好迫使蜀地自行开凿盐井来取得食盐。根据这种形势推断，《史记》所说“庄蹻率领军队，沿江向上游进攻巴、蜀、黔中以西”的时间，应当在顷襄王二十三年以后，或者就是二十四年。当时楚国乘胜谋取巴蜀，以巩固盐泉后方；扩大运盐地区，并借盐利控制百姓，所以让庄蹻率军沿江西进。庄蹻的军队似乎已经占有江州，但由于秦人牢牢守住上游各处要隘，不能攻下，于是转向夜郎。大概又听说“夜郎有精兵十万”，想借运盐利益来诱导结交夜郎，与夜郎共同攻取蜀地。由此可见，他所走的道路必定是上溯长江，而绝不可能是上溯沅水。推测庄蹻曾经进攻并夺取江州（今重庆），“略地”就必然包括攻城。沿江从巴东向西夺取土地，既然已经取得枳县，就必定首先进攻江州。再者，《楚世家》记载考烈王元年，即公元前二六二年：“把州地献给秦国以求和平。当时楚国更加弱小。”这里的“州”字，《集解》采用徐广的说法，确定为南郡州陵。考察州陵旧城，在今湖北监利县东面。楚国复国后仍以郢为都，州陵在郢的东南，不可能把它献给秦国。此外，与秦国边界相连而名称中有“州”的地方，只有江州一地；它取四面环水之义，可以单独称为“州”。推测考烈王献给秦国的“州”就是江州，而江州是庄蹻夺取的地方。但江州山城险要坚固，不是靠刀枪就能攻取的；这里又是连接巴、蜀两郡的水运枢纽，秦人也必定不会轻易放弃。庄蹻似乎没有攻占县城，或许只占有城外东南沿江一带，安抚控制当地百姓，另在“江关”（今江北唐家沱）或“畜沮”（今广阳坝）设置县，单独称为州。依靠食盐供应不缺来巩固民心，秦国也不能兼并它。到这个时候才把它献给秦国以求和平，事情在道理上是可能的。如果这样，那么庄蹻的船就没有经过江州；他前往夜郎时，必定转道枳县，沿乌江（涪陵河）上溯到鄨邑。因此遵义人流传的庄蹻遗迹很多，甚至有人把鄨邑北面娄山关外的夜郎坝指认为古夜郎国，例如郑珍《遵义府志》就是如此。从枳县（今涪陵县）沿乌江上溯，到武隆的白马坝，再转而沿芙蓉江上溯，到涪口（一作浩口，在贵州道真与四川武隆交界处）登陆，行四百里到达鄨邑，道路相当平坦易行。鄨邑是楚国旧邑，也是黔中各民族进行贸易的中心。蜀王开明氏就是从这座城邑逃罪进入蜀地，兴修水利并夺取蜀国的；详细说法见《蜀志》第二章。周慎靓王七年，秦国“进攻楚国，夺取商于之地，设置黔中郡”，也是从鄨邑进军的；详见《蜀志》第五章。汉武帝最初设置犍为郡时，也把鄨邑作为郡治。由此可知，鄨邑在周、秦、汉时期历来都是南中的重要城邑。（它可能原本是殷、周时期某民族部落的都邑，后来受到楚国商业影响，成为楚国的属地，所以称为楚国的“商于之地”；后来被楚国灭掉，成为楚国的一个县。）庄蹻受阻于江州，所以改道绕到鄨邑，想从后方袭取江州；由于屡次被江水阻隔，不能进入蜀地，于是前往夜郎求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２章、５章〕

译庄蹻本来也像柳跖一样，在官府势力难以达到的地方组织武装，成为大盗。他的行动相当得到当时受压迫者的支持，所以能够存在于山野居民之间，受到官府和贵族憎恨，却又无可奈何。现在又凭借巴东盐的利益来诱导结交地方民族首领，因此能够长久滞留在南方夷地而不失败。可以设想，他从枳县前往鄨邑时，携带了大量食盐作为招诱各部的资本。所以各地民族首领都乐于同他结交，供给和支持他的军队。由此，他得以在南夷地区滞留很久。他的食盐，是从芙蓉江的涪口（浩口）转为陆路运输，由他的士兵背运到鄨邑储存。庄蹻也曾从夜郎坝、巴符关、江阳、新乐（各处详见《江阳郡》注文）、南广等地进攻蜀地，但都被长江扼制，未能成功。最后他从平夷转入夜郎，到达滇池，“凭借军队的威势把那里平定为楚国属地”。他没有能够进入蜀地，只是收服、安抚各个部落，作为楚国属地报告回去。“正逢秦国攻取楚国的巴、黔中郡，道路被堵塞而无法通行。”这就是所谓“秦国攻取楚国的巴、黔中郡”，显然不是楚顷襄王复国以前的事情。楚国起初并未设置郡，秦国夺取这些地方并设置南郡、黔中郡以后，楚国收复失地，也依照秦制设置巫郡和黔中郡。庄蹻是从巫郡、黔中郡方向来的，这时道路已经堵塞，所以不能返回。假如像《范史》所说是沿沅水而来，那么当时秦国还没有灭楚，夜郎与且兰同属一姓，素来往来如同一国，土地也不属于秦国，庄蹻完全可以仍然沿且兰、沅水返回楚国，怎么会说道路被封闭呢？楚国从顷襄王二十三年在郢复国，又过十三年，即公元前二六三年，顷襄王去世，考烈王即位。考烈王元年，秦国夺取楚国的州地。黄歇担任相国，当时楚国还能够援救赵国、灭掉鲁国。然而郢都受到秦国逼迫已经很严重，所以考烈王十年迁都巨阳，二十二年又向东迁都寿春。二十五年考烈王去世，楚幽王即位，楚国更加衰弱。幽王即位十年后去世，即公元前二二八年。王负刍即位五年，楚国被秦国灭亡。司马迁所说“秦国攻取楚国的巴、黔中”的时间，大概就是考烈王元年秦国“夺取我州”以后不久。秦国既然完全占有江州，再攻取江路各郡县和黔中郡就更容易了。春申君黄歇执政时厌恶庄蹻，毫不吝惜地放弃了他。再加上秦国势力大为扩张，三晋危急，楚国的郢都已经无法守卫，何况巫山以外的江南地区呢？这些地方被秦国夺取占领，是形势所必然。现在假设庄蹻帮助楚顷襄王复国时三十岁，又经过十五年到考烈王元年，便是四十五岁，正是年富力强、敢于远征的时期。他因道路阻塞不能返回，终于称王于滇池时，已经将近五十岁。他的死亡不可能超出考烈王在位时期。庄蹻不可能亲眼看到秦朝灭亡，即公元前二０七年。《史记》所说“十多年后秦国灭亡”，是指秦国在南夷“曾经攻破并开通五尺道，在这些国家中设置了一些官吏”之后十多年秦国才灭亡，并不是说庄蹻在滇地称王十多年后秦国才灭亡。附二。《蜀地枸酱输入番禺考》。（一） 《史记·西南夷传》说：“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攻打东越。东越杀死王郢作为报复。王恢乘军威，让番阳县令唐蒙暗中晓谕南越。南越给唐蒙吃蜀地的枸酱。唐蒙问枸酱是从哪里来的。南越人说：‘道路向西北通往牂牁。牂牁江宽几里，从番禺城下流出。’唐蒙回来到长安后，询问蜀地商人。商人说：‘只有蜀地出产枸酱。蜀人常常私自携带出去，在夜郎境内贸易。夜郎这个地方靠近牂牁江。江面宽一百多步，足以行船。南越用财物使夜郎归属自己，向西一直到同师，但也不能真正把它当作臣属来役使。’”这是关于蜀地枸酱经由夜郎销售到番禺的最早资料。《汉书》采用了这段话，却颇为误解原文意思，在“牂牁”下面衍出了“江”字，又在其下脱去了“牂牁”二字，而“枸酱”二字没有改变。六朝以后记载这件事的书，才写成“蒟酱”。《蜀都赋》和《华阳国志》原本都作“枸酱”，唐、宋以来抄写、雕刻的人也都改作“蒟”。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首先应当加以纠正。

译许慎与班固大致生活在同一时期，他撰写的《说文解字·木部》说：“枸，是一种树木；可以制成酱，产于蜀地；字形从木，句为声符。”《草部》说：“蒟，是一种果实；字形从草，竘为声符。”秦汉时期，句声的“枸”字有两种读音。《诗经·小雅》说：“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枸读音像“俱”，就是枳椇，与楰同属上平声虞韵。《尔雅·释木》说：“枸●。”注文说“枸杞”。这里的枸读音像“苟”，属于有韵。蒟果就是蒟蒻的块根，俗称“魔芋”（鬼芋），读音像“矩”，属于麌韵。后世虞、麌两韵相通，所以从西晋末年开始，枸、蒟逐渐混为一个读音。今天流传的《佩文诗韵》，俗传认为出自沈约；据顾炎武的说法，实际是陆德明所撰，大体可以代表六朝文人的读音。它既在上平声“七虞”中收录枸、楰二字，又在去声“七麌”中收入枸字。这正是六朝时期“枸”的读音变得同于“蒟”的证据。如果在汉魏时代，无论中原还是江左，枸、蒟二字的读音和意义都不同，本来没有混淆。汉末刘德，即北海人，给《汉书》中的“枸酱”作注说：“枸树像桑树，果实长二三寸，味道酸。” “取它的果实制成酱，味道鲜美，蜀人把它当作珍味。”三国时期的韦昭，即韦曜，是吴国人。《史记集解》引用他的《汉书音义》说：“枸木像谷树，叶子像桑叶。用它的果实（旧传抄本误作‘叶’）制酱，味酸而鲜美，蜀人把它当作珍味。”陆玑也是吴国人，东晋时撰写《诗草木虫鱼疏》，说：“ 枸树高大，像白杨；果实长几寸，吃起来甜美如饴，蜀人用它制酱。”这些记载都说的是枳椇树，而且三个人都亲自见过它的果实，所以他们所说的“像桑树”“像谷树（构树）”“像白杨”各不相同；但都说蜀人用它的果实制酱。由此可知，他们不是互相抄袭文章。他们所说“果实长二三寸”或“数寸”，味道“酸”却“甜美”，明明说的是今天俗称的“●枣”，即细长、弯曲的浆果。它味道甘甜而涩，腌藏久了，其中的单宁质会转化为糖。古代没有蔗糖，蜀中的大奴隶主崇尚滋味，除了蜜和饴以外，还腌制这种果实做酱。它的味道有些像今天的果酱，所以能够成为商品，在夜郎交易，并且把这种滋味远远传到番禺。腌制方法是：把●枣捏碎，用布过滤去籽，放进瓦瓮，用布蒙住瓮口，再用厚泥封严，像贮藏黄酒那样贮存。时间久了，其中的水分透过泥封散失，而外物不能侵入，便逐渐变稠，成为甘美的酱；贮藏时间越久越好，这就是“蜀枸酱”。凡是浆果都可以腌藏制酱。枸酱中的单宁转化为糖分，味道尤其甘美。桃、梨等含有丰富果酸，不适合腌藏，只能用蜜浸渍，也只能变甜，不能像枸酱那样甘美。枸杞也可以制酱，方法见于《群芳谱》，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创制的。推测它就是因古代枸酱的方法而来，所以称作枸杞酱。枸杞也见于《诗经·小雅》，字又作“●”（《三家诗》），《尔雅》说“枸●”。推测汉代已经有枸杞酱的制作方法；《尔雅》是汉代儒者编纂九经文字而成书，但其中的“枸”读作“苟”。蜀地也到处生长枸杞，虽然是木本植物，但茎细长，伏在地上；根比茎长数倍，能够深入地下很远。果实小得像鼠心，颜色丹红；叶子味道也很好，根、茎、果实都可以入药，果酱还有滋补作用。至于蜀枸酱究竟是枳椇酱还是枸杞酱，尚不能确定；但无论如何，都是蜀地特产的果酱，与“蒟”字没有关系。“蒟”字在汉魏时期只是鬼芋（魔芋）的专称。进入晋代以后，由于“枸酱”与“蒟”读音相近，偶尔有人错误地写成“蒟酱”，但博学之士仍然没有这样写。左思撰写《三都赋》，得到曾在蜀地任职游历的张孟阳，即张载的帮助。他的《蜀都赋》既说“园圃中有蒟蒻、茱萸……”，又说“邛杖把节传到大夏之邑，枸酱把滋味流传到番禺之乡”。他的《吴都赋》说“草木有藿●、豆蔻……东风、扶留”，把蒟蒻、枸酱、扶留分别作为三种东西。刘逵也分别作注。他注释“流味番禺”说：“《南越传》说：唐蒙暗中晓谕南越，南越给他吃枸酱……所以《汉书》说，‘受到枸酱、竹杖的感动，就开通牂牁、越嶲’。”这里明明使用的是《史记》《汉书》的故事，字当然应当作“枸”。后世抄写、刻印《文选》的人，全都依据后世浅陋通俗的说法，把“枸”改成“蒟”，痕迹十分明显。后世浅俗的说法认为蒟酱就是扶留。刘逵给扶留作注时，并没有说它就是蒟酱。他给蒟蒻作注，今本把“蒟”和“蒻”分开解释。他的注文说：“ 蒟，就是蒟酱，沿着树生长。它的果实像桑椹，成熟时正是青色，长二三寸，用蜜贮藏后食用。味道辛香而性温，能调和五脏。蒻，是一种草；它的根叫蒻头，大的像斗，肉质正白，可以用灰汁煮，也可以用苦酒浸泡后食用，蜀人把它当作珍品。”其中“蒟酱”以下三十二字，大半采用刘德的说法，但又混入了“沿树生长”“成熟时正青”和“辛香温，调五脏”等句，把扶留的形态混杂进去。我私下认为，这是后人如李善等窜入的文字，并不是原有的刘逵注文。原注只应当说“蒟蒻，是一种草”等。左思原赋中，蒟蒻和茱萸都是不能割裂的语义单位，从来没有单独称蒟蒻为“蒻”的说法。东晋时期的蜀人，如常璩《巴志》说“藤蔓中有辛蒟”，已经把扶留称为“蒟”，但一定加上“辛”字来说明这是借字。《蜀志·犍为郡》僰道县又说“有荔支、姜、蒟”，其中的“蒟”字仍指蒟蒻。《南中志》叙述唐蒙的事情，今本作“蒟酱”，也是后人传抄、雕刻时擅自改动的。《齐民要术》引用《蜀记》说：“扶留木的根大如筷子，看上去像柳树棍。又有一种蛤，名叫古贲，生长在水中，把它烧成灰，叫作牡蛎粉。先把槟榔放在口中，再取一寸长的扶留藤和少许古贲灰，一起咀嚼，可以消除胸中的恶气。”《隋书·经籍志》作《蜀志》，说是“东京武平太守常宽撰写”。常宽是蜀郡江原人，常璩《后贤志序》称他为“族祖武平府君”。他为躲避李特之乱进入湘州，又为躲避杜弢之乱进入交州。晋元帝嘉奖他的德行，任命他为武平太守，他死在任所。他的遗著由族人带回蜀地，全部被常璩得到。所以常璩的书总是把辛蒟、蒟蒻、枸酱区别开来。那个时代蜀人还不知道食用槟榔的方法，所以还没有“蒟酱”这个名称，只知道有枸酱。这样看来，西晋的张载、刘逵怎么可能从蜀人那里得知蒟酱就是咀嚼槟榔所用的扶留呢？显然是李善等人把后世浅俗的说法窜入刘逵注文，并把“流味番禺”的“枸酱”改成“蒟酱”，这一点毫无疑问。

译从东汉、三国到晋、宋，大约四百年间，记载南方奇异物产、见于经籍引文的书，还有杨孚《异物志》（汉和帝时人）、张勃《吴录》、郭义恭《广志》、万震《南州异物志》、朱应《扶南异物志》、谯周《异物志》、薛珝《异物志》、薛莹《荆扬巴南异物志》、续咸《异物志》、黄恭《交州记》（一作黄羲仲《交州记》）、刘欣期《交州记》、王隐《交广记》、裴渊《广州记》、顾微《广州记》等书。这些书中每每提到扶留、槟榔，却都没有把它们同唐蒙的故事联系起来，也没有说它们是蒟酱。只有嵇含《南方草木状》说：“蒟酱就是荜茇。生长在番国（指扶南诸国）的，个头大而呈紫色，叫作荜茇；生长在番禺的，个头小而呈青色，叫作蒟。可以用来调味，所以叫作酱。”把扶留称为蒟酱，大概始于嵇含。《文献通考》说《南方草木状》是“永兴元年十一月，振威将军、襄城太守嵇含撰写”的；永兴是晋惠帝的年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寸〕 因此，此书应当成书于西晋。（有人怀疑，嵇含本传说他被任命为广州刺史，还没有出发就遇害；而书中“乞力伽”一条说“刘涓子取来制成煎剂”，刘涓子是西晋末年的人，因此这部书不是嵇含所撰，而是后人伪托嵇含之名。我的看法是，书籍在抄写流传过程中，常常会杂取其他书的内容而造成混乱。如果不是嵇含所写，就不会有这部书；前面列举的那些人中，没有到过广州、交州的也很多，不能因为嵇含没有此文就否定这部书。）不过，嵇含只是一个人的私说，等到他的书流传开后，采用这种说法的人才逐渐增多。到了齐、梁以后，便无不把咀嚼槟榔所用的扶留说成“蒟酱”。这种名称和物品随时代变化发展的时间性，是不可不辨明的一点。（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百年、元年、十一月〕 扶留和荜茇都是生长在热带气候中的胡椒科植物，接触摄氏五度以下的低温就会枯死。南洋诸岛和印度支那半岛几乎家家种植。它们的花、茎、叶都带有辛香味，用来咀嚼槟榔和调味。扶留比荜茇更能耐低温。我国岭南、滇南、海南也有这种植物。现在海南岛有野生扶留，当地人称它为grum，见胡先骕等人所著《广东植物图志》。grum的读音接近“蒌”，也带有“枸（茍）”字的声母，这大概就是嵇含所谓“称作蒟”的根据吧？裴骃《史记集解》引用徐广的话说：“枸，一作蒟，音寠。”徐广是晋末宋初人。他在《史记》原文中保留原字，却随俗写作“蒟”，读作寠音。寠，是扶留的急促读音。内地称扶留，粤人称蒌。这说明枸酱随着读音变化而写成蒟酱，并被解释为扶留，逐渐成为浅俗习称。不过当时还没有成为定论，因为刘德、韦昭等人的《汉书》注文已经流行。直到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才斥责刘德，专门采用浅俗说法。颜师古说：“刘德的说法不对，果实的形状只是像红色桑椹罢了。它沿木而生，不是从树上生出。果实也不长二三寸。味道非常辛辣，不酸。现在宕渠就有这种东西。”唐代，巴东各郡、涪陵、宕渠都种植扶留，所以颜师古见到实物，受嵇含说法影响，便错误地加以肯定。从此以后，《汉书》颜师古注文单独流行；唐、宋以后撰写的书志，如司马贞《史记索隐》、杜佑《通典》、苏恭《唐本草》、宋祁《益部方物赞》、郑樵《通志》、唐慎微《证类本草》、李时珍《本草纲目》，以及一切方志、地理书、韵书、汇书，直到近世的字典、词典，无不说扶留就是蒟酱，并认为它就是唐蒙在南越吃到的东西。宋代以来的雕版书，除了《史记》《汉书》以外，也都把“枸酱”改成“蒟酱”。众人喧哗，失去师承，彼此一起沿袭错误，实在令人叹息。唐蒙在南越吃到的枸酱，如果果真是咀嚼槟榔所用的扶留，那么番禺本来就有这种东西，怎么可能还要从数千里外的蜀地，越过牂牁运来，并称为“蜀枸酱”呢？这个道理很容易辨明。那么唐、宋以来坚持错误却不醒悟，原因是什么呢？推究起来，大约有三个方面：他的原话是：“刘说不对，这种果实的形状像红色的桑椹罢了。它沿着木本植物生长，但并不是树木的果实。果实又不会长到二三寸。味道尤其辛辣，不酸。如今宕渠还有这种东西。”唐代时，巴东诸郡、涪陵、宕渠都种植扶留，所以颜师古见到过这种实物，受嵇含说法的影响，便错误地写成了肯定的说法。此后《汉书》颜师古注单独流行，唐、宋以后所撰写的书籍和志书，如司马贞《史记索隐》、杜佑《通典》、苏恭《唐本草》、宋祁《益部方物赞》、郑樵《通志》、唐知微《证类本草》、李时珍《本草纲目》，以及所有方志、地理书、韵书、类书，直到近世的字典、词典，无不说扶留就是蒟酱，并且认为唐蒙在南越吃的就是这种东西。宋代以来的雕版书，除了《史记》《汉书》以外，也都把“枸酱”改成了“蒟酱”。众声喧扰，失去传承，彼此相从而沿袭错误，真是令人叹息不已！唐蒙在南越吃到的枸酱，假如果真是嚼槟榔所用的扶留，那么番禺本来就有这种东西，怎么可能还要从数千里之外的蜀地运来，越过牂柯，并称作“蜀枸酱”呢？这个道理是很容易辨明的。那么，唐、宋以来那些拘守错误说法而不醒悟的人，究竟是为什么呢？推究其中的原因，大约有三个方面：六朝以来的文士，凡是经籍、史籍中涉及名物的字，一概只依据“先儒之说”，不知道用实物加以验证。凡是他们亲眼未曾见过的物名，往往依据世俗的读音，拿来与“先儒”的遗文相附会，却没有分析判断的能力。后来的人又把这些说法当作“先儒”的话来遵信。这样辗转盲从、脱离实际的说法，不下数百、上千条，当然不只是“枸”“蒟”这类错误而已。（陆玑《诗疏》、郭璞《山海经》与《尔雅》注、郝懿行《尔雅义疏》、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以及若干研究本草的书，是少数能够验证实物的著作，不过也各有缺失和错误。近来我撰写《周诗新诠》并校注《华阳国志》时所发现的，已经有数百条。）

译自汉武帝以来，交趾、日南成为中国郡县已有数百年，汉人的官吏、商人和旅客在当地居住的逐渐增多，也逐渐习惯了嚼槟榔的风俗，并且逐渐把这种风俗传播到自己的乡土。汉魏时期，岭南似乎已经深受此俗影响；六朝时，这一风俗已盛行于长江流域，甚至朝廷把槟榔作为赏赐，亲戚朋友以槟榔、扶留互相馈赠，死者还把死后必须供奉这两种东西写入遗嘱。（这些事分别见于宋代《江夏王义恭传》、梁王僧孺《谢赐于陀利所献槟榔启》和庾肩吾《谢赉槟榔启》。）由此完全可以知道这种风俗流行的程度。嵇含关于“蒟酱”的说法，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嚼槟榔的风气到隋唐时已经风靡全中国。史书反而很少提到它，大概也正如布帛、粮食一样，既然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寻常物品，文士便不再记载。现在只能从州郡土贡以及专门记载食货的文献中得到一些材料。（唐宋时期的土贡，如今还有明确记载；商品则没有专书，只能从野史、文集里知道一二。）元明以后，这种风俗似乎曾受到政府法令禁止，因而逐渐衰落。近世以来，全国已看不到这种风俗。不过道光、咸丰年间流传的戏文中，仍有“饱吃槟榔饿吃烟”这一句。吃槟榔时一定要同时吃扶留和蛤灰。这足以说明，到清末这种风俗才彻底消失。颜师古当时习惯嚼“蒟酱”，又知道宕渠有扶留作为土贡，所以也顺从当时的俗说，错误地把它确定为“蜀枸酱”。扶留和槟榔都是随着食用需要而引种到内地的，但槟榔不能在那里生长。扶留能够在岭南生长，却不能在长江流域有霜雪的地方生长。唯独巴蜀长江河谷冬季没有霜雪，所以能够引种荔枝、龙眼、香蕉、槟榔等热带植物。长江流域既然已经形成嚼槟榔的习惯，因引种扶留失败而需要购买商品扶留时，巴地农民引种成功，自然会精心培育它作为商品。所以常璩《巴志》说“蔓有辛蒟”。辛蒟就是扶留。《蜀都赋》没有提到而《常志》却说到它，是因为引种成功的时间在西晋末年。巴蜀长江河谷没有霜冻的地方也不多。尤其北方寒潮侵入时，室内温度也常常降到摄氏五度以下，所以“辛蒟”只能作为园艺作物栽培，冬季还需要加以遮盖保护，管理相当麻烦。如果不是国人习惯嚼槟榔、需要这种商品，农民也一定不会种它。因此，从巴蜀河谷栽培扶留的盛衰，也可以推断国人嚼槟榔风气的盛衰。唐代时，种植扶留的不仅有巴蜀长江河谷，而且又推广到了宕渠河谷，正如颜师古所说。由此足以知道，这种商品的需求量很大，价值也很高。宕渠河谷的海拔虽然比巴江一带高，但北面有大巴山横向阻挡寒潮，冬季气候比较稳定，所以也能种植扶留。到了明代，李时珍已经没有见过扶留的实物，因此他的《本草纲目》虽然说扶留就是“蒟酱”，但所叙述的形态并不真实。他辨析订正“蒌叶”“蒟子”时出现的一片混乱，也都是因为没有见过实物。唐初颜师古在宕渠见过扶留的实物，却不知道它引种的历史，于是认为蜀地的产物早于番禺，并把它当成唐蒙所吃的枸酱。（三） 以下论述“蜀枸酱”流入番禺的途径。“蜀枸酱”（枳椇酱或枸杞酱）早已在秦汉之间成为商品，销往中原各地。因此唐蒙到了越南，一看就能认出它，从而推知蜀地与番禺之间存在一条秘密商道。按照《史记》的记载：唐蒙见到摆设的蜀枸酱，感到惊异，问吃它的人：“这种东西是从哪里来的？”那人随意指向西北方说：“从牂牁来的。”唐蒙不知道牂牁是什么地方，只知道番禺城外有一条大河叫“牂牁江”。于是想到：“江水一定是从牂牁流来的，所以有这个名称。它的源头一定靠近蜀地，因此蜀枸酱可以装船，沿这条水路运到这里。”他回到长安报告使命后，就到处向蜀地商人打听把枸酱运入牂牁江的道路。蜀地商人害怕承担“奸出物”之罪，不敢详细说出这条商道。只有那些曾按照关税制度出入夜郎的人知道夜郎就是牂牁，也知道其城外可通船的河流称为牂牁江，于是含蓄地给唐蒙透露了这条线索。他们所说的确实有根据，可以核验；而且一定是与唐蒙有交情的人才肯告诉他，所以唐蒙也深信不疑，制定了从牂牁江浮船进军以讨伐南越的计划。但蜀地商人并没有把“奸出物”的完整路线告诉他，唐蒙也不知道夜郎、牂牁江的船只不能直达番禺，只是私下推测它可以到达罢了。等到汉武帝采纳唐蒙的建议，命令他安抚平定夜郎及其旁边的各个小邑，并在当年设置犍为郡，同时任命唐蒙为都尉，征发巴、蜀的官吏和士卒，从僰道开路前往夜郎。经过二十三年，到元鼎五年，夜郎驿道才开通，而南越已经反叛。这时才发现，牂牁江的船只不能直达番禺。因此汉武帝仍然同时从豫章、长沙、桂阳、零陵和牂牁五条路线出兵，会攻番禺。结果是：南越已经平定，牂牁一路的军队却还没有能够进入南越境内，说明唐蒙原来的计划与实际地理情况并不相合。据《史记·南越传》记载：“派驰义侯借助巴、蜀罪人，征发夜郎军队，沿牂牁江而下。”“驰义侯所征发的夜郎军队还没有出发，南越已经平定了。”《西南夷传》则说：“皇上派驰义侯借助犍为郡征发南夷军队。且兰君害怕路途遥远……便和他的部众反叛，杀死使者及犍为太守。汉朝征发曾经攻打南越的巴、蜀罪人，派八校尉击破且兰。正好南越已经被攻破，汉朝的八校尉没有继续南下，便带兵返回，进军诛讨头兰。头兰，是经常阻隔滇地道路的地方。头兰被攻破后，于是平定南夷，设置牂牁郡。”综合考察，驰义侯在夜郎道路开通以后，应当不出十天就能到达夜郎。既然已经“发夜郎兵”，就应当乘船沿牂牁江而下。为什么却说“未下”，而“南越已破”？我怀疑这是因为夜郎人本来就知道，牂牁江的船只不能直达番禺。驰义侯也探知了这一点；由于立功的命令很紧，又害怕误期（汉法规定，出兵后期当斩），大概曾同所率领的八校尉分路寻找道路，探求另一条能够再次乘船的牂牁江水道。各路军队必然都招募了夜郎人作为向导。从夜郎（今云南沾益县的黑桥镇）到番禺的水道，按照古今地理形势来看，有四条路线：

译一、从夜郎乘船向陆良，改走陆路经过师宗、广南，到达剥隘，约七百里。再乘船沿右江，经百色、南宁到桂平，汇入牂牁江的主流，又经过梧州、肇庆到番禺。这是四条路线中水程最长、最平坦便利的一条。但它位于四条路线中最偏西南的位置，汉军一定嫌它迂回遥远；七百里的陆路又难以了解，所以必然还要向东方寻找路线。夜郎人也一定有人为他们引路。二、从师宗向东经过罗平、兴义、册亨、罗甸（三县今属贵州），到天峨（属广西），陆路八百多里，沿途都离牂牁江（南盘江）北岸不远。但这一段河谷炎热湿闷，滩险很多，不能行船。从天峨以下虽然可以行船，礁石险滩却很多，直到来宾以下才平稳。实际水程很短，但汉代这里尤其多恶性瘴气，是当时人所畏惧的地方。汉军也应当怀疑这条路线而不取。三、从夜郎直向东行，经过普安、镇宁、安顺、惠水、独山，到荔波，乘船沿金城江而下，经过柳州，汇合牂牁江主流。陆路最长，水程最短，但水陆两路都比较平稳便利。当时也一定有夜郎人作向导。四、从鄨县（今遵义）陆行到且兰（今黄平县），再向南经过凯里、丹寨，到三角屯（今三都县），乘船沿都柳江进入广西的融江，经过柳州，汇入牂牁江主流（从独山也可以沿这条水道进入广西）。这条路线最靠东，水道开辟得最早，但离夜郎最远。它所经过的地区全都属于且兰国。当时犍为郡治所在鄨县，所以驰义侯到达夜郎、知道牂牁江不能直航番禺以后，正倚靠夜郎向导分路寻找道路时，又命令犍为太守征发且兰兵，派一名校尉沿周水而下，指向番禺。传文说“皇上派遣”，实际上是驰义侯听从夜郎人的意见而这样做，分出多条路线以求一定到达。诏令原本没有征发且兰兵，但太守催逼得过于急迫，所以且兰于是反叛。且兰反叛时，豫章、桂阳两路军队已经到达番禺。驰义侯知道最终不可能到达番禺，于是合并八校尉分路前进的军队，专门进攻且兰，将其消灭。当时南越已经平定，所以“没有继续南下”，转而进攻头兰。“于是平定南夷，设置牂牁郡。”传文说，是征发曾经攻打南越的巴、蜀人，由八校尉击破且兰。八校尉所统领的军队，都是驰义侯的部队，本来就是“巴蜀罪人”，这一点见于《南越传》。南越只有这一次反叛，出兵一次就被消灭。在此以前并没有攻打南越的人。八校尉既然在伏波、楼船两位将军合攻番禺、战事十分紧张时击灭且兰，就更可以知道他们不是从“攻打南越”的战斗中调来的。史书说“曾经攻打南越的人”（《汉书》的字也作“尝”），起初我怀疑“尝”应当读作“当”。后来想到，从夜郎出兵前往南越，虽然没有到达，也没有交战，当然仍然可以称作“攻打南越的人”。现在改从他们攻打且兰来解释，所以说“尝”。南越的军事行动，从出兵到平定，历时一年。牂牁郡内这一年间的经过，大体就是这样。这样就可以确定：蜀枸酱进入番禺的路线，是剥隘、右江这一路，不可能是其他三路。由此也可以确定，唐蒙所说的牂牁江，就是今天所称的南盘江和西江。不过，这也只是考订唐蒙所说的话而已。实际上，当时蜀枸酱销路很广。蜀地商人不必只从夜郎把这种东西输出到岭南，也应当有人从且兰乘周水进入牂牁江。从巴地进入鄨县直到且兰，这条道路比从僰道通往夜郎更容易；而沿周水乘船到番禺，也比沿右江乘船更近。这样看来，巴地商人难道竟不能把蜀枸酱运到番禺吗？我私下怀疑唐蒙所吃的枸酱，实际上是从且兰来的。但唐蒙到长安访问的商人，只是蜀地商人罢了。假如他能够访问到巴地商人，那么汉朝用二十三年精力经营的“制越一奇”，本来应当已经成功；直接沿融江乘船到番禺，和从零陵出发的军队合力，那么唐蒙的功业就完美了。汉代，自司马迁记载牂柯江以外，进入南夷地区的学者很少，后来继续谈论牂牁江的只有桑钦《水经》。《水经》说：“牂牁水向东流到郁林郡广郁县，成为郁水，向南流入交址。”最后一句已经错误。宁州陷没以后，历经隋、唐、宋、元，没有人能考定牂牁江究竟是哪条河。明、清时期，云南、贵州建省，方志家才开始加以考订。它的下游是广东的西江；在广西境内称为郁江，大体没有异议。至于上游是哪条河，说法却各不相同。虽然都依据《史记》“夜郎临牂牁江”一句，但由于确定的夜郎位置不同，所指的牂牁江也不同。郑珍《遵义府志》把夜郎定在綦江县夜郎坝，于是把綦江水指作牂牁江。田雯《黔书》把夜郎定在桐梓县，于是把乌江指作牂牁江。莫与俦《牂牁考》在这两种说法之间徘徊，明知这些水道不能通到番禺，却因为把夜郎定在遵义附近，仍然强行作出解释。这种说法应当舍弃。郭子章《黔记》把蒙江（罗甸河）指为牂牁江。郑旻《牂牁江解》把北盘江定为牂牁江，认为夜郎在今黔西南、盘江以北。汪士铎《汉书地理志稽疑》赞同这一说法，并把夜郎定为“郎岱”。依据西江干流立论，有可取之处，也有难以贯通的地方。《明一统志》《都匀府志》把夜郎定在荔波，以金城江为牂柯江。黄宗羲《今水经》改定为大韦河（惠水）。这些说法都是贵州建省以后，贵阳附近的地理逐渐明晰，因而竞相提出的新说。可惜它们对水道的论述有根据，只是夜郎的位置不相合。洪亮吉《贵州水道考》把夜郎定在三角屯（今三都县），以都柳江为牂牁江。吴振棫《黔语》遵从这一说法。这比盘江说和荔波说前进了一步。洪亮吉任贵州学使，能够遍历各县，所以见解高出一筹。可惜他没有担任云南学使，不知道夜郎在贵州以外。陈澧《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把夜郎定在今广西凌云县，开始肯定广西的盘江（红水河）就是牂牁江。

译程封《牂牁考》开始把夜郎定在云南罗平县，并把南盘江定为牂牁江。屈大钧《广东新语》、曹树翘《滇南杂志》都赞同这一说法。他们都是乾隆、嘉庆以后的人，也是从那时起才开始留心在滇中寻找夜郎的人。童振藻《牂牁江考》（载《岭南学报》第一卷第四期）开始推定夜郎在云南沾益、曲靖之间。唐钺《水经存、温、水条文举疑》（载《东方杂志》第三十九卷第九期）把它的位置定在沾益。这些都是近世学者根据实际地理作出的判断，所以远远胜过前人。此外，还有许多只凭书本、不了解实际地理，或者只作片面的地理考察、不了解古史文义而妄加推测的说法，这里就不必一一列举了。最后考订牂牁和夜郎的名称含义，说明牂牁与夜郎在含义上的区别。“牂柯”这个名称，最早见于《管子·小匡篇》：“桓公说：我乘车会盟有三次，兵车会盟有六次，九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归于一统。南至吴、越、巴、牂柯、●、不庾、雕题、黑齿、荆夷等国，没有谁违背我的命令。”现在考察，《小匡篇》记载了许多管仲死后的事情。这里称“桓公”，也可以知道是桓公死后的文章。大概是管仲的信徒所撰写，最早不会晚于战国，晚一些也可能出自秦汉之间的方士，与《山海经》的作者处于同时代。它所说的内容与史实不合，但列举的九个国家都确实存在；例如雕题、黑齿，都是南夷部落的习俗，是远方探察的方士亲眼见过的，并非虚构。（●，怀疑是“辰”字；辰水地区产汞，是方士到过的地方。不庾读音为丕，就是大庾，是以山越古国命名的地方。）牂柯排列在巴、●之间，足以知道它的大致位置。当时除吴、越、巴、荆以外，其余五国实际上还没有形成国家。“牂柯”当时只是氏族的名称，如神农氏、轩辕氏、有虞氏之类。《常志》说夜郎王族“以竹为氏”。“竹”是夷语的译音，其原本的读音是“牂牁”，快速读时就成为“竹”。《小匡篇》记载的是常璩以前四百年的南夷语，当时还没有“夜郎”这个称呼。《常志》所传的是四百年以后、夜郎国已经建立时的南夷语，当然会有一些细微不同。如今已经无法考证夜郎语。不过从这一地区古今地名的线索推寻，汉代有夜郎、且兰、头兰，越嶲郡有白狼，这些名称都只是因为时代和地域不同而译写的字不同，读音其实相同。现在西昌县一带的地名中有许多带“郎”音的名称（如樟郎），《西昌县志》说，这些地方都是古代夷人官员驻牧的地方。现在雷波江边的“黄螂”，也是古代马国的城邑，即汉代设置鄢县的地方。由此推断，“郎”大概是南夷语中统治者驻地的意思。元、明杂剧通常把夷王称为“ “狼主”，这应当是借用了南夷语，而不是羌、胡语。“夜”字在汉语中不是吉祥字，所以它无疑是用来译写南夷语音的字；在南夷语中，则应当含有崇高、威权的意思。司马迁文中说：“私下听说夜郎的精兵可以有十万人。”由此可以知道其所辖民户和能够服兵役的“胜兵”的数量，但这并不表示夜郎本国已经拥有这样的人力。《史记》又说唐蒙“见夜郎侯多同”（“多”“毒”“竺”“竹”也是同音异译）。唐蒙给他丰厚的赏赐，用威势和恩德晓谕他，约定替夜郎设置官吏，并让他的儿子担任令。夜郎旁边的小邑都贪图汉朝的缯帛……于是暂且听从唐蒙的约定。所谓“旁小邑”，大概就是句町、漏卧、且兰、头兰、宛温、同师一类的地方；它们多半是牂牁氏族分化出的支系，或者处在夜郎能够役使统属的经济范围内。因此夜郎接受安抚后，旁边的各个小邑也随即接受安抚，后来汉朝就在这一地区设置了牂牁郡。唐蒙询问枸酱是从哪里来的。南越人回答说：“沿西北方向的牂牁道路而来。”这里的“牂牁”，是夜郎国及其旁边小邑的总称，是旧牂牁氏族地区发展成大夜郎领域以后所使用的代称。它与夜郎本国略有区别，正如夏后氏之国与华夏、周王畿与周朝全境之间的区别。汉朝设置牂牁郡，夜郎、且兰、句町、漏卧都作为县。且兰国已经灭亡，所以称为“故且兰”。凡是国王仍在的地方，都只设置官吏，让其子或近臣担任令。等到诛灭这些国王，才派中原人担任令长。滇池起初也是夜郎的土地，属于劳深、靡莫部落。后来分给庄蹻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大国，其西面接连哀牢，全部占有叶榆。“滇王对汉使者说：‘汉朝和我相比，谁更大？’夜郎侯也说过同样的话。”所以后世的人讥笑夜郎“自以为大”。但是就大夜郎的范围来说，它实际上包括今云南东南部、贵州全省以及广西的一小部分，面积和蜀、巴、南越相当；不过山川险阻、路途艰苦，有时要走几十天才能走完它的境界。就落后的夷人国家而言，也可以说是很大了。附三 关于蜀布、邛竹杖传入大夏的考证 《史记·西南夷传》说：“张骞出使大夏回来，说他住在大夏时，看见了蜀布和邛竹杖。他派人询问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对方说：‘从东南方的身毒国来。走几千里，可以在那里买到蜀地商人的货物。’有人听说邛地以西约二千里有身毒国。张骞于是极力进言：‘大夏在汉朝西南，仰慕中国，只是担心匈奴阻隔道路。如果能打通蜀地到身毒国的道路，路线便利而且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命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人，秘密从西夷以西出发，寻找身毒国。（王然于、吕越人都是建元年间司马相如通使西夷时的副使，见《相如传》。）他们到达滇地，滇王尝羌于是把他们留下，让他们寻找道路。向西派出十多批人，经过一年多，都被昆明阻挡，没人能够通到身毒国。”《大宛传》的记载大体相同，但更加详细，说：“天子欣然认为张骞的话正确，于是命张骞借助蜀、犍为，派出秘密使者，分四路同时出发：从駹地出发，从冉地出发，从徙地出发，从邛、僰地出发，各走一二千里。北面被氐、筰阻挡，南面被嶲、昆明阻挡。昆明一带没有君长，善于侵扰劫掠，常常杀害、掠夺汉朝使者，始终不能打通道路。不过听说它西面一千多里有一个乘象的国家，名叫滇越。而那些从蜀地私自违法输出货物的商人，有的已经到达那里。于是汉朝为了寻找通往大夏的道路，才开始打通通往滇国的道路。

译现在考察，“大夏”就是今天的阿富汗，“身毒”就是今天的印度。古今地理形势都相合，已没有异议。“滇越”过去没有人作过考订。《史记正义》曾把“滇”和“越嶲”两层意思错误地拼合为国内地名，实际上无法确定它指什么地方。司马迁既然称它为“乘象国”，就可以确定它在滇、缅之间，或者在印、缅之间。我起初拟定为缅甸的八莫，后来改定为密支那。常璩《南中志·永昌郡》说：“有闽濮、鸠獠、僄越、裸濮、身毒之民。”下面又列举“黄金、光珠、虎魄、翡翠、犀、象……罽、旄、帛迭、水精、琉璃、轲虫、蚌珠”等物，这些都是当时国际贸易中的珍贵商品。由此足以知道，当时永昌境内确实有中国、印度、缅甸各民族的商人聚集的市场。在南夷地区尚未设置郡县以前，蜀地商人把这个市场称为“滇越”。秦汉时期，人们笼统地把南方民族称为“越”；对于其部落或国家，如果不能详细知道它们的本名，也概称为“越”。这里称“滇越”，大概是说它位于滇国西部边界，或者当时还同滇国保持着政治或经济联系。“闽濮”的“闽”是对音，应当就是后世所称的“孟人”，世代聚居在云南省西南部，也称蒙族，曾在唐代建立南诏国家。其语言属于泰语支。最古的哀牢人和近世仍广泛居住在中缅边界的掸族，都应当是它的不同支系。“鸠獠”的“鸠”是对音，应当就是明、清方志所称的“●夷”，今称“克钦族”。这个民族世代聚居在哀牢西部边界，是一个大民族，属于藏缅语支。“僄越”应当就是缅甸族的古称。隋、唐时期建立了骠国，国都在曼德勒，即古人所说的“八莫”；后来才称为缅甸国。如今它仍然是缅甸人口最多、文化最高的核心民族。“裸越”大概就是苏（洛素），即《西南夷传》所说的“嶲、昆明”中的嶲，《后汉书·南蛮传》所说的“乌浒”，《唐书》所说的“东爨”，也就是近世所称的“彝族”。它与怒族、▯僳、纳西、普米同属藏语支。如今仍有大部分居住在云南，小部分居住在缅甸、老挝、越南交界地区。晋代，这些部族都还没有建立国家，当时只是笼统称为“越”“濮”，区别仅在于此。至于“身毒”，显然指的是居住在这里的印度商人。这足以作为秦汉时期哀牢地区已经有汉族商人、印度商人以及哀牢附近各民族商人聚集于所谓“滇越”之地，彼此用各自拥有的珍奇商品进行贸易的明证。当时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海路尚未开通，那些“奸出物”的商人只能从蜀地陆路出发，经过邛地，或者经过夜郎，经滇国、叶榆，进入哀牢，到达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同当地各民族进行交易，取得珍异商品，运回内地以赚取厚利。印度商人当时也还不能远航，只能沿布拉马普特拉河向东进入阿萨密（亚山），再沿伊洛瓦底江上游各支流河谷间的浅山小道，进入这个所谓“滇越”的市场，同中国内地商人及哀牢附近各民族部落进行交易。张骞侦察得知的大夏“从东南方身毒国来、相距几千里”的“蜀贾人市”（滇越），一定就在滇缅之间伊洛瓦底江上游各支流地区，这一点可以确定。我起初把这个地方定在八莫，是因为当时南洋的商品一定要从这里进入我国；犀角、象牙、帛迭（木棉布）、水晶、琉璃、轲虫、蚌珠和“邛竹杖”都是如此。不过八莫距离中、印商路较远。中、印商路应当在它的北面，接近近世中国开辟的中印公路。因此我又估计它在密支那与南里一带。密支那位于克钦族居住区的中心，也有掸人以及怒族、▯僳杂居；晋代这里是永昌郡的永寿县。永昌吕氏在闽濮叛乱以后，曾把郡治迁到这里，一定是因为这里的市场繁盛。这里向东到滇国、向西到阿萨密，路程大致相当；向东到邛、蜀、中原地区，向西到东印度、中印度和大夏，路程也大致相当。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古代文明发展进程大体相当，它们的“奸出物”商人在这里互相贸易，是很自然合理的。虽然没有其他文献可以证明，但从地理条件推定，并非毫无根据。所谓“蜀贾奸出物”，是说商人偷越关隘边界，逃避关隘的稽查和征税。这几个字也写作“ “间出物”，同上文所引“使间出西夷西”的“间”字含义相同，意思是寻找空隙进入。关隘边界之外本来没有道路，但只要有可以通过的空隙，就前往那里。原始民族各部落之间本来没有通路，但由于人民流动，常常会形成彼此相通的空隙和道路。商人追逐利润，利用这些道路往来，逐渐形成流通货物的商道。各国政府又因此推进军事和政治行动，把这些地方纳入版图。商路没有空隙不能进入的地方，往往可以延伸数千、上万里，而政府还没有察觉。政治和军事的推进，往往落后于商路开通数千年。例如“丝绸之路”虽然到唐代才盛行于世，实际上早在殷、周时期就已经成为大道，也就是周穆王西访西王母所走的道路。商人之间开始通过这条路往来，更应当在周穆王以前数千年。否则在流沙、瀚海之间，周穆王即使有良马，如果没有可靠的商人作向导，怎么敢轻易尝试呢？周穆王早已通行此路，而张骞、堂邑父等人却不能设法逃脱匈奴的拘留，是因为他们依仗官使身份、遵行大道，并不是在寻找隐秘通道；他们后来仍能逃走并完成使命，再次被扣留后又能逃回，是因为能够寻找隐秘通道。太伯进入吴地，枸酱进入番禺，都是秘密通行到数千里以外的明证。蜀地商人进行交易的地方，只在滇国以外数百里，是中、印之间的民间市场，本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译汉武帝在国势全盛时，派出秘密使者分四路出发，滇王又帮助他们寻找道路，却最终仍未能打通道路，也是因为他们是官使。假如能够招募商人，让他们乘隙而行，就一定能够打通。商人私自违法输出货物时，每进入一个民族势力的统治区，就分出一部分财货贿赂当地有势力的人，以保障自己在该地区行动的安全；再进入另一个地区时也是这样。因此他们能够独自远行，所得利益多于所受危害。近世大小凉山彝族地区仍然实行这种制度，称为“保哨”。所以解放以前，官吏不能进入彝族地区一步，而违法经商的商人却能把枪弹、盐、布输入，换取鸦片和山货再运出，穿过当地境内也能平安无事。汉武帝虽然派出秘密使者，但使者所到之处声势张扬，受到土著民众厌恶，又怎么能打通通往身毒的道路呢？对于已经进入国家或氏族公社阶段的民族地区，当地君长害怕汉朝，不敢不说愿意帮助寻找道路，但内心其实并不愿意。至于嶲、昆明和氐、筰的原始社会，既没有君长约束，也没有商人式的诱导和联结，所以即使派出“百余人”，也没有用处。既然如此，难道不能招募商人吗？同样不可能。凡是秘密违法出行的商人，都知道自己是在犯法，谁敢把自己的罪行主动暴露给政府，去换取无法预知的爵禄呢？他们只能极力隐瞒。比如长安商人出于私人交情把通往夜郎的道路告诉唐蒙，也没有泄露运输枸酱的道路，所以只能使八校尉的军队误判行军路线。汉代轻视商人，士大夫以同商人交往为羞，这也是始终不能打通通往身毒道路的原因之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步〕 那么，难道不能招募商人吗？也不可能。凡是秘密违法出行的商人，都知道自己是在犯法，谁敢把自己的罪行主动暴露给政府，去换取无法预知的爵禄呢？他们只能对此讳莫如深。就像长安商人出于私人交情把夜郎道路告诉唐蒙，却没有泄露运送枸酱的道路，因此只能误导八校尉的军队行进而已。汉代轻视商人，士大夫以同商人往来为羞，这也是他们最终不能打通前往身毒道路的原因之一。我的朋友张毅，熟悉英语、法语、印度语和藏文，研究中国与印度文化交流的历史。最近有机会同他会面，他拿出自己撰写的《早期中印关系的探索》一文给我看（尚未发表）。这篇文章的见解同我过去校订《南中志》的看法相合，而且引用的材料丰富，许多是我过去没有涉及的。现将其中重要的书证摘录如下。他引用鱼豢《魏略·西戎传》说：“盘越国，又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几千里，接近益都（部）。当地人的身材略小，同中国人差不多。蜀地商人似乎到过那里。”（采用《三国志》卷三十裴松之注所引文字校订。）又引用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又名身毒……东面到盘起国，都是身毒的土地。”并引用《通典》，其中“起”字作“越”；《梁书·中天竺传》作“盘越”，由此证明“起”是讹字。又引用玄奘《大唐西域记》中关于“迦摩缕波国”的记载：“这个国家以东，山岭相连，没有大的国都。境地接近西南夷，所以当地人类似蛮獠。详细询问当地风俗，大约走两个月就能进入蜀地西南边境。然而山川险阻，瘴气弥漫，毒蛇毒草造成的危害非常严重。这个国家东南面有成群暴躁的野象，所以国内象军特别强盛。”并引用梵文Danava，说这是该国的古称，是“滇越”的对音。考订十分精当。又引用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的《慧轮传》说：“离这座寺（ 鹿园寺）不远，有一座旧寺，只剩下砖砌的地基，名叫支那寺。当地老人相传说：从前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僧人修建了这座寺。当时有大约二十名唐朝僧人，从蜀川沿牂柯道路出发，前往莫诃菩提礼拜。国王见到他们后十分敬重，于是把这块土地施给他们。现在这片土地属于东印度。” 张氏的自注说：“从蜀川到这座寺有五百多驿。”又说：“室利笈多王的朝代在三世纪初。”他又引用《高僧传》初集卷七《释慧叡传》：“游学四方，经过蜀川西部边界时，被人劫掠……商人用金钱把他赎回。回来后便重新披上染色的僧衣，专心学习、修行佛法，游历各国，直到南天竺边界。”这些材料说明，蜀地和印度之间过去确实有通道。我私下认为，迦摩缕波国当然就是今天的阿萨密邦，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滇越”。但它并不是司马迁所说的“蜀贾人市”。从《后汉书》《梁书》和《大唐西域记》来看，都说这里是东印度的一个国家，距离中印度的奔那伐弹那国九百里。它的国王派使者迎接玄奘前往，并称自己“世代为君，直到今天的国王，已经历经一千代”。国境周围一万多里，国都周围三十多里。说“蜀地商人曾经到过那里”可以，但怎么能把它当作汉初的“蜀贾人市”呢？不过，这个国王曾对玄奘说：“如今印度各国有许多地方歌唱、演奏《摩诃至那国》（按：至那就是支那）秦王破阵乐，听说这件事已经很久了。难道这就是大德的祖国吗？”可见当时西域道路和海路已经畅通，古代中印往来的旧道路早已废弃，所以《秦王破阵乐》传入印度，也是从西域传入的。这个国王只是从中印度接受了这种乐舞并加以演奏观赏。按照《唐书·乐志》，《秦王破阵乐》是《巴渝舞》演变而来的。巴歌、渝舞没有从滇国传入亚山，而要到唐代才由印度传入亚山，是因为蜀地商人并不懂得传播乐舞，同时也是因为古代中印之间的政府往来长期隔绝。大体上，自从晋朝放弃宁州以后，蜀地与印度之间的旧贸易道路就逐渐被西域道路和海路取代。永昌西部边界同亚山国之间的陆路逐渐废弃，只有宗教徒还依靠这条路往来。到了唐代，这条路已经断绝。直到中国和缅甸修筑中印公路，才重新开通。近人传说，印缅边界山岭重叠，竹林密集，砍掉后又迅速生长，是工程上的一大困难。古今地理的演变就是如此，所以当然无法再找到汉代蜀地商人交易市场的所在地。如果在汉魏以前，这条道路是中国和印度之间唯一的交通商道，那么上述情况就是必然的。我过去校订《华阳国志》时，读到霍弋“善参毗之礼”一句，由此知道，在魏晋时代佛法尚未传入蜀地以前，早期的印度密法已经流行于南中各阶层人物之间。近年在南充天宫山西汉崖墓中看到造像，有檀城和飞天夜叉，才知道在佛法尚未传入中原以前，早期的印度密法已经从南中传入川北賨民的居住区。这条道路本来只能是从亚山（阿萨密）到永昌，经过滇、邛、夜郎的商道。世人只知道明帝在西域迎来金人，以及达摩从海路进入东吴，这种认识也太浅陋了。以上论述了中印上古通道在永昌与亚山之间的情况。以下论述蜀布和邛竹杖。

译蜀布，是蜀中大奴隶主作坊生产的商品，也就是苎麻布。苎麻是巴地长江河谷的賨民最先培育成功的野生植物。它喜欢高温、湿润和微酸性的疏松土壤，由此可知，它原本是热带雨林中的野生植物。它有可以食用的块根，经过人类引种和传播，很早就已经种在长江流域住宅旁的荒地和土坎之间，称作“苎”。“苎”取“宁”为义；“宁”同“贮”，意思是能把养分贮藏在根部以备荒年。起初人们都把它看作草类。巴地农民最先把它培育成纤维作物，绩成麻。巴地河谷不种大麻，专门依靠这种麻，所以称为苎麻。苎麻比北方所种的大麻优点多得多，耐湿、强韧而且容易漂白，用来做夏衣，美观舒适。秦汉之间，临邛大奴隶主的纺织作坊大量收购这种麻，绩成细布，漂洗得洁白，作为商品流通四方。印度、缅甸等热带地区的富豪尤其看重它。因为产于蜀地，所以称为“蜀布”。由于蜀布销往印度已有很长时间，印度商人逐渐知道制作方法，于是把它引种到印度，所以直到今天印度仍称苎麻为“中国草”。生长在热带地区的野生苎麻，是德国植物学家伦富于一六九零年（康熙二十九年）最先在巴诺亚岛发现的，并定名为Ramie（张勖《种苎麻法》）。他当时当然不知道，中国早已把它培育成向世界各国销售夏布的原料作物，并称作苎麻。中国的苎麻起初只种在长江流域，到元代才成功引种到河南、山东，证据见《农桑辑要》。可是《诗·陈风》说“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和“可以沤纻”。郑玄以下讲解《诗经》的各家，都把“纻”解释为苎麻。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南方出产苎麻，却不知道牡麻为麻、母麻为纻的含义（见《说文解字》）。如今人们又只知道苎是重要的麻类之一，却不知道它原本是人类用来备荒的野草。因此，谈论苎麻的人都由于不了解事物发展的缺点，各自执守地域差异和历史发展的偏见，错误地牵合在一起，彼此混淆，以致纠缠得难以理清。现在为了避免繁琐考据，姑且概括而整齐地说：Ramie（热麻）是苎麻的原种。人工培育成纤维作物的苎，是两千年前长江流域农民的创造。最先培育成功它的是巴地的賨人。賨人没有用大麻织成的布，却有用苎麻织成的布，这就是“賨布”。賨布质地粗糙，但洁白柔韧，耐水耐湿，不会被汗渍损坏，适合做夏衣，销往南方各地。秦汉之间，蜀中大奴隶主的作坊特别精细地制作这种布，作为外销商品，于是流入身毒、大夏。张骞在大夏见到它而感到惊异，称之为“蜀布”，因为当时只有蜀中有这种布。《艺文类聚》引用《张骞传》作“蜀賨布”。这足以说明，在宋代雕版固定《 史记》《汉书》文字以前的写本《汉书》中，有的写作“蜀賨布”。又因为魏、晋、隋、唐人知道蜀布就是賨布，都是苎麻布，所以把“賨”字衍入了文本。蜀布流行以后，湖南、江西、浙江等地的农民受到影响，也种苎制布。只是越地制作得最精良，销往海外和中原；相对于“蜀布”，称作“越布”。《后汉书·独行传》记载：陆续是会稽吴人，“祖父闳，字子春，建武中为尚书令，容貌俊美。喜欢穿越布单衣，光武帝见了很喜欢。从此以后，常常命令会稽郡进献越布。”从张骞说蜀布到光武帝征求越布，大约相隔一百七八十年。由此可知，越布成名远在蜀布之后。汉武帝时苎布作为商品，当然应当只有蜀地有。当时海路还没有通到印度，销往印度的苎布只能依靠“蜀贾奸出”，所以即使越地已经有苎布，也不可能是张骞在大夏见到的那种布。这是事理上的必然。印度（身毒）恒河流域也是湿热、土壤偏酸的地区，为什么不产苎布，却一定要从遥远的蜀地购买？这也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印度和南洋群岛虽然同样出产野生苎麻，但直到清代初期，他们仍不知道利用苎麻制作衣料，所以只能购入蜀中的苎布（华侨迁入以后，情况应当有所改变）。利用苎麻制作衣料，还必须经历把苎麻培育成农作物的阶段，并不只是有绩麻织布的技术而已。譬如狗尾草，世界各地都有，只有中华把它培育成粟谷（小米）；其他种植粟谷的地方，都是从中华引种，却不知道它与狗尾草有什么联系。又如木棉的原种是攀枝花，也是中国南方本来就有的植物，但中国没有自行培育成木棉，直到元代才从西域高昌成功引种到内地（《农桑辑要》中也有明确记载）。那么，印度虽然有野生苎麻，汉代却必须由永昌以西的蜀地商人购买并输入苎布，又有什么奇怪的呢？自从吴大帝开通海上商路，中印之间的物资交流改由海路进行，永昌商道逐渐废弃。于是“蜀布”的名声渐渐衰落，“越布”的生产日益兴盛。一千多年直到今天，“江西夏布”都很畅销，而且超过了蜀布、越布。由此可见，各地生产发展的进度并不平衡，发展较快的胜出，墨守旧业的失败，这是理所当然的。近代巴蜀只有隆昌麻布勉强能够追赶江西夏布。胶州湾开辟以后，德国商人大量收集运输苎布，隆昌苎布以及江西、湖南苎布都集中到山东，然后出口。商品的发展变化，我亲眼见过的就是这样不固定。那么，汉代苎布通过“奸出”销往身毒而不能为当时人普遍知道，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以上辨析了“蜀布”，即苎麻布。

译所谓邛竹杖，是用省藤制成的杖。省藤是热带常绿植物，属于棕榈科。茎细而长，可达数十丈。它依附其他物体向上生长，却不会曲折缠绕。生长时有刺，刮制以后，表皮坚硬光亮如玉。全株强韧，节长而内部实心，富有弹性，不折、不破、不弯曲。大的截下来做杖，耐磨而不损坏。近代传入的手杖，就是用这种植物制成的。较细的可以劈成篾，用来编筐、编席；特别细的可以用来捆束，就是今天所说的“广藤”。我国海南岛以及云南南部的热带气候区都有这种植物。产量最多的地方在南洋群岛和中南半岛，很早从周、秦时代起，就把它作为制杖材料输入我国，西南山区居民几乎人人都有。后来又从邛国输入蜀、巴，远至中原。古人因为它像竹子，又从邛地传来，称作“ 邛竹杖”。其实邛、蜀并没有栽培这种植物，只是随着商人流传，随意把它称为邛竹杖而已。张骞是汉中人，早就见过这种杖，误以为是蜀地的物产。后来在大夏又见到它，于是把它和蜀布一样，都认作蜀地特产。实际上，这种杖是直接从身毒输入大夏的，并不经过蜀地和滇、邛、夜郎，只是蜀人以及滇、邛、夜郎人拥有很多而已。古代的邛竹杖，只是截取省藤中超过手指粗的部分制成，刮去外皮使其光滑，不加其他修饰，截成五六尺长就成为商品。如今西藏人朝山和商旅行走时，也各自使用这种杖。它也被当作商品，从陇西销售到内地，用作矛柄、杖具以及戏剧用棍。巴、蜀已经不常见了。古代士大夫自汉代以来崇尚雕饰四灵图案的“扶老杖”，不喜欢这种直长棍形的杖，渐渐不知道邛竹杖究竟是什么，只望文生义，妄加解释。错误辗转相传，纠缠混乱，不能全部列举。现在只摘举影响最大的几种说法加以纠正。《史记集解》引用韦昭的话说：“邛县的竹子，属于蜀地。”韦昭是三国时吴国人，当时没有见过实物，只是错误地听从蜀人的说法。蜀地出使吴国的人，也只是看到它从邛都传来，于是称为邛杖。正如张骞一类人看到苎布从蜀地传来，就称为“蜀布”，都是凭主观推测而命名罢了。该书又引用臣瓒的话说：“邛山是山名。这种竹子节长而内部坚实，可以做杖。”这已经是见过实物的人所说的话了，但他不知道产地和生态，也错误地听从蜀人的话，认为它是越过邛崃山传来的，于是加上了山名。（《汉书注》引用作：“邛，是山名，生长这种竹子，节长，可以做杖。”又多了“生长这种竹子”三字。转引并加工文字的人，大多这样错误。） 刘逵《吴都赋注》说：“邛竹出产于兴古盘江以南。竹内实而节长，可以做杖。”这是西晋人关于邛竹的说法。臣瓒《汉书注》实际上引用了这段话。“节长而内部坚实”深深抓住了这种植物的要点。“节长”，是说节与节之间的距离长；植物向上直长，所以称为“高”。“ 内部坚实”，说明它不是竹子，只是外形像竹子，所以叫作竹子。这里起初并没有说它产于邛国。后来顾凯之撰写《竹谱》说：“笻竹，节长、内部坚实，形状像削制的人形，是最好的手杖材料。”这是见过实物后的赞语。字写作“笻竹”，似乎是吴地商人传说的产地本地名称为“笻”。它恰好与“邛国”同音，世人于是妄传为邛都的竹子。实际上，邛国根本没有这种竹子。《竹谱》又引用《广志》说：“出产于南广郡邛都县。”这在地理上是错误的。下面又说：“《张骞传》说，张骞在大夏见到它，出自身毒国……越嶲，就是古代的身毒。”更是荒谬至极。《广志》早已亡佚，只能在其他书的摘引中看到条文。元代李珩《竹谱详录》引用《广志》说：“出于广南邛都县。靠近根部的一两节多弯曲，像狗脚的形状，竹节极大而茎很细瘦，俗称扶老竹。”这段话所说的其实是今人所称的“鼓锤竹”（鹤膝竹）。鼓锤竹是浙江、福建园艺家培育出的奇特品种，竹节比算盘子还大，茎却细得像筷子，用于观赏和制作玩具。近代有人把它当作叶烟管，不能做杖。郭义恭的说法不应如此。大概这些都是后世人附会增添的话，借《广志》来迷惑人，所以把不同说法窜改混杂在一起。《山海经》中次十二说：“龟山多产扶竹。”郭璞注说：“就是邛竹。节长而内部坚实，名叫扶老竹。”大体上，魏晋人谈邛竹杖，都有“节长而内部坚实”的说法。隋唐以后，才抛弃这四个字，斩钉截铁地说成邛都或邛山的竹子。“扶老”“灵寿”等杖名也混淆不清，完全失去了“省藤”的形态和含义。

译唐代颜师古《汉书注》引用“臣瓒曰”，在《史记集解》所引“邛山名”之后多出“生此竹”三字；在“高节”之下删去了“实中”二字。由此可知，当时人都把中空的真正竹类，如鼓锤竹、金竹以及其他畸形竹子制成的杖，说成邛竹。颜师古自己注说：“邛竹杖人人都认识，不必多作解释。可是苏林竟说‘节间相合而竹体分离’，误导了后来的学者。”苏林是魏黄初时期陈留人，不认识邛竹杖，错误地拿自己见到的畸形竹杖来比拟。颜氏斥责他，是正确的。但他自己所说“人人都认识”的“邛竹杖”，也不是正确的。颜氏虽然没有描述它的形状，但从张守节所引用的话可以推知。张守节也是唐代人，他的《史记正义》说：“邛都的邛山出产这种竹子，因此名叫邛竹。”这正是和颜注一样采用臣瓒的说法。而在“高节”下面又有“实中，或奇生，可为杖”五字衍文。大概唐代已经有人把邛来山的白甲竹（与金竹同类）连同地下茎，即李珩所说“像狗脚”的部分，一起雕饰成灵寿杖的形状，冒充《汉书》所说的邛竹杖，在关中和中原销售。这种杖，近年邛来县人仍有人制造出售。白甲竹质地坚硬而薄，不耐磨损，适合家中老妇做手杖；若用于行旅，几天就会破损，显然绝不可能是张骞所见的那种杖。大体上，唐、宋、元、明人都把金竹或鹤膝竹中粗大的品种连头带根截下，雕成动物形状的竹杖，称为邛竹杖，不再知道还有省藤杖。也有人使用竹制杖。棕竹最晚才引种到内地，同样属于棕榈科植物，正适合做杖，内部实心而节间特别短。张守节是晚唐人，似乎见过棕竹杖，却把它冒充邛竹，所以在引用臣瓒的话时加上“实中”二字；又似乎兼重苏林的说法，所以加上“奇生”二字。这与颜师古的注略有不同。但总的说来，他们都以内地的竹类来解释“邛竹”，没有人能够想到省藤。至于唐、宋以来的方志书，没有不妄称邛竹杖是蜀地邛崃山所产、就是张骞在大夏见到的那种东西的。这类说法多得无法一一引用驳斥，也不值得逐条驳斥。一句话概括：临邛到邛都之间，绝不可能生产出节长而内部坚实、适合山地行走的杖材。我已经实地勘察过，确实从未见过；按照物理常识，也不可能有；参照史料详加考察，自然也不能这样说。《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五 《公孙述刘二牧志》“二牧”一词，何本、王本、石本作“牧二”。一 先王命令史官建立典章制度，用来治理人伦。三种材料光辉灿烂，各类事物也就清楚明白了。然而，有志之士还敢在乡校之下发表议论，普通百姓也在山林田野之间加以歌谣传诵；即使是管中窥天般的盲人之言，君子也有所采纳。因此可以综合考核各种善言，使美好的风俗得到彰明。公孙述、刘牧二位君主的兴废存亡，《汉书》《国志》本来已经记载得很详细了。把它们统属于州部，各种事物都有条理贯通，仍然一定要写下这一篇。按照前代典范：《左氏》记载了素臣的功绩，是王侯的史籍，于是又有《八国之语》；“五传”阐发深远宏大的义理，洋洋洒洒地记录圣人的精微言论，于是又有《八览之书》。只要内容适宜称述，即使道路相同、出自同一时代，也不妨再次见到，游心于广博的知识之中，不必嫌它繁复。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