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氏藏本第五卷首白扉页上有五行六十四小字云：
此记是否出于何焯，可疑之点甚多。（１），何焯若有题记，当在《巴志》扉页，不能在第五卷首白叶上。若谓当时何氏所校只此后八卷，则如上举前四卷之元丰本朱校字从何而来？由于北大图书馆藏之前四卷与向氏家藏的后八卷皆是顾校批于何校元丰本上的双重真迹，即可知何校元丰本原是十二卷全本，决不只是后八卷残本。即可知写于第五卷首的「焯记」非何焯真迹。（２），就文格分析，亦非何焯语气。何焯，清史馆雍干间已有专传（《清史稿》与《先正事略》亦俱有传），称其「所见宋元旧椠，一一记其异同。又工于楷法，蝇头朱字粲然盈帙」。故何氏手校本甚易识别。其文亦特具风格，字字皆可落实。而此所谓「焯记」，率多●棱悬空，无可落实。例如首句「《华阳国志》十二卷」，凡行世的《华阳国志》各版本，莫不是十二卷，此所云者究指何种版本的十二卷，不能落实。况此记只绾后八卷，并非十二卷全本；即如所指是吴管本亦不得为「十二卷」。是为可疑者一。何焯时《华阳国志》刻本已有宋刻两种，明刻四种，康熙时并无新刻本。而此所云「新刻」与「旧刻」，善本与「非善本」者究何所指？若谓吴本「讹谬甚多，疑非善本」耶，则用与「对校」之新刻者为元丰本，能得谓为「新刻」耶？反之谓新刻为吴管本，旧刻元丰本为「非善本」耶，则又何得为「后来妄加窜定」？何焯何能毫无版本常识如此！而谓其「出于钱叔宝家」，明嘉靖年的钱叔宝家，竟能收藏到三百年后的顾广圻手校本，而由二百年后的何焯为之题记，岂不令人齿冷！（３），就书法分析：我过录向氏藏本时，虽未拍照，亦曾摹拟其笔势过录此六十四字。何焯所书为科举大卷楷法，从不苟且。此记虽亦用鲜洁朱作蝇头小楷，乃是废科举时上海流行兼用隶、真、行、草四体融合的海派书法（例如陶浚宣的书法），这种书法是康熙年所没有的，更不是何焯的字。以此，可定其为光宣间上海书估得顾校后八卷，伪造欺世之作。
此六十四字所占页面甚小，同叶有顾广圻行书大字云：「重校华阳国志引用书目。癸亥十月涧苹记。」所列书名十四种，分三列。第一列「《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史记索隐》」。第二列「《水经注》，《通典》，《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第三列「《文选注》，《世说注》，《通鉴考异》」。逐列退缩，以避藏书家图章。盖顾氏施校前世亦珍视何焯手校，先有鉴识图章多块，顾氏素不注意版本，未予重视也。
此何焯题记六十字虽伪，其后八卷之鲜朱字为何焯校元丰本字则真实可信，以下略举其证验。
（三）向藏顾校第五卷以下有何校元丰本朱字的证验
（１）首页「《华阳国志》卷第五」（顶格）下即另行低一字写「
《公孙述刘二牧志》」。用朱勒去「晋常璩着」、「明吴管校」两行八字。表示对校两本款式的不同。
（２）二页首行，「为赤眉贼所败」句下，旁加两小朱圆圈，表示宋椠此处空二格后，乃刻「建武元年」句。
（３）同页二行，「梦人谓己曰公孙系」，孙字旁朱书「子」字，表示宋椠此字作子。又六行「功曹李熊」，的熊字侧，朱写一「雄」字。七行「十层赤楼帛兰」之帛字旁，朱写一「射」字。又十七行「
受以承相」句，承字旁朱写一「丞」字。皆当是用宋元丰刻本校吴管本异字。如此之类甚多，皆已收录入校补本。此下不更一一举。
（４）凡吴管本双行夹注小字，皆朱勒。表示宋刻无之。如二页十八行「按《后汉书》曰」以下双行小字，至三页十三行「按《后汉》本传……复如此矣」之类是。惟二页「公孙系」以下「《后汉》作八ㄙ子系」七小子夹注不勒。足知宋椠所固有。盖吕大防校语也。
译这则题记是否出自何焯，十分可疑。（１）何焯如果有题记，应当写在《巴志》的扉页上，不可能写在第五卷卷首的白页上。若说当时何氏只校了后八卷，那么前面所举前四卷中的元丰本朱笔校字又是从哪里来的？由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前四卷与向氏家藏后八卷，都是顾广圻批校在何焯校过的元丰本上的双重真迹，因此可以知道何焯校的元丰本原来是十二卷全本，绝不只是后八卷残本。由此也可知道写在第五卷卷首的“焯记”不是何焯真迹。（２）从文章风格分析，也不像何焯的语气。何焯在清代史馆雍正、乾隆年间已有专传，《清史稿》和《先正事略》也都有传记，称他“所见宋元旧椠，一一记其异同；又工于楷法，蝇头朱字粲然盈帙”。所以何氏亲校本很容易辨认。他的文章也有独特风格，每一个字都能落实考证。而所谓“焯记”，大多棱角悬空，无法落实。例如开头“《华阳国志》十二卷”，世上流行的《华阳国志》各种版本无不是十二卷，这里所说的究竟是哪一种十二卷本，无法落实。况且这则题记只涉及后八卷，并不是十二卷全本；即使所指是吴管本，也不能称作“十二卷”。这是可疑之处之一。何焯时期《华阳国志》的刻本已有宋刻本两种、明刻本四种，康熙年间并没有什么新刻本。那么这里所说的“新刻”和“旧刻”、善本和“非善本”究竟指什么？如果说吴本“讹谬甚多，疑非善本”，那么用来与它“对校”的新刻本是元丰本，能称为“新刻”吗？反过来，如果说新刻本是吴管本，旧刻的元丰本是“非善本”，那么又怎么能说后来有人“妄加窜定”？何焯怎么可能连这样的版本常识都没有！而且说它“出于钱叔宝家”，明代嘉靖年间的钱叔宝家，竟能收藏三百年后的顾广圻手校本，再由二百年后的何焯为它题记，岂不是令人寒心发笑！（３）从书法分析：我过录向氏藏本时，虽然没有拍照，但也曾模仿其笔势过录这六十四字。何焯所写的是科举大卷的楷书，从不苟且。这则题记虽然也用鲜明洁净的朱砂写蝇头小楷，却是废除科举以后上海流行的兼用隶、楷、行、草四体融合的海派书法，例如陶浚宣的书法。这种书法在康熙年间并不存在，更不是何焯的字迹。据此，可以确定它是光绪、宣统年间上海书商得到顾校后八卷后伪造的欺世之作。这六十四个字占据的页面很小，同页有顾广圻用行书大字写的“重校《华阳国志》引用书目。癸亥十月，涧苹记”。所列书名共十四种，分为三列。第一列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史记索隐》。第二列是《水经注》《通典》《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第三列是《文选注》《世说注》《通鉴考异》。各列逐渐向后退缩，以避开藏书家的图章。这大概是因为顾氏施校以前，前人也很珍视何焯亲校本，已经盖有多方鉴定图章；顾氏一向不注意版本，所以没有重视这些图章。何焯这六十多字的题记虽然是伪造的，但后八卷中的鲜朱字作为何焯校元丰本的校字，却真实可信，下面略举证据。（三）向氏所藏顾校本第五卷以下有何焯校元丰本朱笔字的证据。（１）首页“《华阳国志》卷第五”（顶格）下面另起一行低一字写着“ 《公孙述刘二牧志》”。用朱笔删去“晋常璩着”“明吴管校”两行共八字，表示对校的两部书版式不同。（２）第二页首行“为赤眉贼所败”一句下面，旁边加了两个小朱圈，表示宋刻本此处空两格后，才刻“建武元年”一句。（３）同页第二行“梦人谓己曰公孙系”一句中，“孙”字旁用朱笔写“子”字，表示宋刻本此字作“子”。又第六行“功曹李熊”中，“熊”字旁朱笔写一个“雄”字。第七行“十层赤楼帛兰”中，“帛”字旁朱笔写一个“射”字。又第十七行“ 受以承相”一句中，“承”字旁朱笔写一个“丞”字。这些都应当是用宋元丰刻本校吴管本的异字。这类情况很多，都已经收入校补本。以下不再逐一列举。（４）凡是吴管本双行夹注的小字，都用朱笔删去，表示宋刻本没有这些文字。例如第二页第十八行“按《后汉书》曰”以下的双行小字，直到第三页第十三行“按《后汉》本传……复如此矣”之类，都是如此。只有第二页“公孙系”以下“《后汉》作八ㄙ子系”七个小字夹注没有删去，可知这是宋刻本原有的文字，大概是吕大防的校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