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向藏顾校第五卷以下有何校元丰本朱字的证验

译（５）朱笔校改吴本，有许多字改得颠倒而文意不通。如上面第３条所举的“李熊”改作“李雄”，就与《后汉书》不合。又如第七页第四行“屯阆中御鲁”的“阆”字，朱笔标作“郎”。同页第十行“不义之事”一句，朱笔把“义”字标作“羲”。第十页第八行“何者之谈，阿谁为失”一句，朱笔把“何”字标在“阿”字旁。第十一页第十六行“迁璋于南郡之公安”一句，朱笔把“江”字标在“公”字旁，成为“江安”。这些都只能表示吕刻本的异字，如果竟照着改，就会弄得文意不通。何焯怎么会不通到这种程度？即使其他校书的人，也不会作这种不通的窜改。只有何焯校书，才会这样尊重异本的原字。因此可以确定这是何氏校本的证据。又有些吴本原字与朱笔所校异本字本来可以通用，朱笔也都认真写出该本异字。这也是何义门校勘的风格。例如卷五第二页第九行“置铁钱官”一句，“铁”字旁朱笔标“铁”字。第四页第五行“募兵得伍千余人”一句，“伍”字旁朱笔标“五”字。同页第十行“日中饥”一句，“饥”字旁标“饥”字。第八页第十四行“欲以客宾待之”一句，在“客宾”旁朱笔标“宾客”二字。同页第十六行“璋一无所纳”一句，在“一”字旁朱笔标“壹”字。第十一页第三行“牵去砍头”一句，“砍”字旁朱笔标“斫”字。这类情况很多，很像是有人荒谬无聊地把古字改成今字（如“铁”），又把今字改成古字（如“壹”），或者颠倒同义字（如“宾客”），全是多此一举、没有价值的改动。谁知这正是何义门校书时谨慎自持、丝毫不苟的特点，也是考订版本的人必须重视之处。其字形与嘉泰以来刻本大多不同，正可证明他所依据的是元丰本。（６）向氏所藏此本中，又有许多用朱圈删字的地方，也表示宋刻本没有这些字。如卷五第六页第八行“焉意渐盛”一句，在“渐”字上加朱圈，表示吕本没有“渐”字。又卷六《刘先主志》第三行“父弘早亡。先主幼孤，其母贩履、织席自业”一句，朱圈圈去“早亡”二字，并在旁边又画两个小朱圈。这表示吕刻本在“父弘”下面空两格，没有“早亡”二字。这类校改对于审订旧文很有帮助。查钱谷抄李▯本也作“焉意盛”，《函海》本相同，而小注说“此下何本有渐字”，可见“渐”字是张佳胤增添的，吴本、何本都沿用了它，《 常志》原文中本来没有这个字。就文义来说，“焉意盛”实际上比“焉意渐盛”更好：上文既然已经说刘焉“阴图异计”，这里又已经平定了任歧、贾龙的反抗军，那么他想要僭越的念头应当更加旺盛，怎么能说是“渐盛”呢？《函海》《先主志》在“父弘”下面的小注说：“刘、吴、何、李本作‘宏’。”又在“早亡”二字下面的小注说：“此下刘、吴、何、李本下无空位。”可见“早亡”二字是李▯根据吕刻本的空位添补进去的，吕刻本没有，常璩原文也不应有；如果有，就会与下句“先主幼孤”的文意重复。《三国志·先主传》说：“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举孝廉，官至东郡范令。先主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没有说刘弘担任过什么官，直接说“先主少孤”，可知刘弘早死而且没有出仕。正因为没有出仕，所以家境贫寒到要“贩履、织席”。这也正是“世仕州郡”到刘弘为止的意思，所以刘备虽贫穷而意气慑人。陈寿号称“良史”，行文简练，省略说刘弘早死，但早死的意思自然显现。不说刘弘没有出仕，但没有出仕的意思自然显现。常璩引用《陈志》来写作，在“弘”字下面增加了一些语句，为的是通俗易懂；也只可能在“弘”下面加“未仕”二字，以说明上文“世仕州郡”到刘弘为止的意思，不应再加“早卒”二字，以免与下文“幼孤”重复。由于吕大防所依据的本子中这两个字漫漶不清，刻本便空出两格。张佳胤靠八股文取得科名，没有研究古文，于是擅自补入“早亡”二字。何义门用元丰原刻本校勘，将“早亡”圈去，仍空出两格。这是他特别重视版本的优点之一。类似这样的地方很多，就不全部列举了。仅凭这一例，也可以知道何焯依据的是吕大防刻本，并可看出这个校本价值很高。（７）向氏所藏本用朱笔改吴本文字的地方极多，数不胜数。其中改动最多的是卷六《刘先主志》。从第七页第六行“权遣使”三个字开始，一直用朱笔删去三十五行，到第九页首行“先主遂领益州牧”一句为止，共删去六百七十字，另用朱字改写二百九十字。全卷改动一百多处，共三百多字，其中这段连续删改的部分占四分之三。核对朱笔改写的文字，都是宋刻本以及刘本、函海本、廖本、顾本所有的；删去的文字，则只有吴本、何本这类被称为“俗本”的版本才有。因此可知这是张佳胤擅自改窜的文字，宋刻本当然不是这样。如今能够核验的宋刻本，只有钱谷影写本和刘大昌本，二者都依据邛州原本。吕大防本已经无法得到。这里朱笔校改的字和行款，又与邛州李▯刻本及李一公刻本不同，因此毫无疑问是依据元丰吕刻本。

译只说这三十五行：朱笔改写的字全都见于钱谷写本，也见于康熙时期北京尚存的刘大昌本、李一公本（刘本现在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李本就是武英聚珍版本所依据的本子），应当是何焯见过的本子。既然如此，何焯为什么还要把二百九十字全文逐一用楷书写在删去的行间，而不以“另见某本”一句代替，反而不厌其烦地这样做？又如本卷把吴本的“獗”字改为“蹶”（第五页第十三行），把“强”字改为“强”（同页第十五行），把“崄”字改为“险”（第二十行），把“弃”字改为“”字（第六页第十四、十六两行），把“餐”字改作“”字（第九页第十四行），把“纠”字改作“▯”字（第十四页第三行），把“秭归”改作“姊”（第十五页第四、五、七、十二行），把“杰”字改作“桀”（第十七页第二行）之类，几乎都是不知古今字变化而做的多余劳动。甚至第十三页第八行，把“洛书宝号命”改为“洛宝书号命”；第十五页第十七行，把“后追已至为”改成“以至”；又第十六页第十行把“是为太宗”的“宗”字改成“中”字，都是把通顺的话改成不通。这样的例子在其他各卷也不少。不过，他也改出了许多好字。例如把“张飞翼德”改为“张飞益德”（卷六第一页第十九行、第六页第十八行、第十二页第十行）；把“柳柱”改为“柱”（第二页第三行）；把“高堂尉”改为“高唐尉”（同页第四行）；把“糜竺”改为“麇竺”（第三页第七行）；把“令关羽入益州”改为“令关羽下益阳”（第十页第三行）；把“君马何駃”改为“君马何驶”（第十一页第八、九行）；把“图曹仁于樊城”的“图”改为“围”（第十二页第二行）；把“ 例如“十七页二行）”之类，几乎都是这种不知古今文字演变而造成的多余劳作。甚至像第十三页第八行，把“洛书宝号命”改成“洛宝书号命”；第十五页第十七行，把“后追已至为”改作“以至”；又如第十六页第十行，把“是为太宗”中的“宗”字改为“中”字，这就是把通行的语句改得不通。这样的例子，在其他卷中也不少。不过，他改出的好字也很多。例如把“张飞翼德”改为“益德”（卷六一页十九行，六页十八行，十二页十行）；把“柳柱”改为“柱”（二页三行）；把“高堂尉”改为“高唐尉”（同页四行）；把“糜竺”改为“麇竺”（三页七行）；把“令关羽入益州”改为“下益阳”（十页三行）；把“君马何駃”改为“何驶”（十一页八行、九行）；把“图曹仁于樊城”中的“图”字改为“围”（十二页二行）；把“【原文至此残缺】” “羽美须髭”的“须”改为“●”（同页第十二行）；把“举兵拒守”的“兵”改为“郡”（第十六页第八行）；把“元▯汉祚”的“元”改为“克”（第十七页第六行），全书中这样的好改也很多。应当都是机械地依据元丰本改写，并不是像其他人那样任意窜改。这正是何焯校本的可贵之处。以上七点说明，向达（觉明）所藏的本子，是何焯用内府朱砂，把宋代吕大防元丰刻本校录在吴管刻《古今逸史》本《华阳国志》残卷上的真迹。它的珍贵之处，就在于保存了吕刻本的原貌。这并不意味着吕刻本就是正确的。从晋永和年间到宋元丰年间，已经过了九百三十年，《常志》在传抄过程中已经被窜乱了若干次。吕氏所得的也不是善本，除了《巴郡士女赞传》已经全部缺失之外，错字、讹字、衍字、脱字和错乱的句子也很多；但还没有达到张佳胤自作聪明、随手妄改的程度。从元丰到今天又已经九百多年，窜改翻刻纷纷不断，辗转造成误传。各种纷杂刻本实际上都出自元丰本这一源头，而元丰本早已绝迹于世，无法据以订正。甚至明刻的张佳胤蒲州刻本也已无法得到，只能依靠吴管《古今逸史》本保存其形貌。《四部丛刊》影印的钱叔宝抄本和明代刘大昌刻本，也保存了嘉泰邛州本的原貌。张佳胤自称得到元丰本，但与钱本、刘本差异很大。到了乾嘉时期，博学的儒者纷纷出现，才开始认识到张本、吴本、何本的错误，把它们斥为“俗本”。然而由于元丰旧刻已经绝迹，没有人能够知道所谓“俗本”究竟错在哪里。尤其奇怪的是：何焯校存的元丰本真迹，人们也没有认出来；即使它已经落入著名校勘家孙星衍、顾广圻、顾槐三手中，他们也没有认出，反而在上面涂满批语。后来书商得到后八卷残幅，已经知道那是何焯校本真迹，却无法出售，于是又伪造何焯题记来欺骗世人，之后辗转进入向家收藏。向觉明先生极为珍视，起初不愿借出；经徐中舒先生介绍恳请，才借谢国祯先生赴四川大学讲学之便携带过去，并约定讲学结束后带回。归还时，我曾建议把原件拍照，分朱、赭、墨三色套印出版。适逢十年动乱，未能实现。很希望这件宝物能够重新显现于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百三十年〕 十七　向氏所藏本中的顾广圻批语及其他乾嘉名流题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卷、十年〕 这八卷中，除何焯用内府朱砂以工整楷书写成的朱字和符号部分鲜明易辨外，还有用市售下等朱砂批校的文字和符号相混杂。这些字颜色暗淡，笔势带有行草意味，字形粗大，显然不是何焯原有的字迹；而且与顾广圻墨笔校字的笔意和格式完全相同。可以推定这是顾广圻先后多次批校的真迹。证据如下：（１）卷五第三页第十八行“自是莫有言者”下面，有鲜朱画的两个小方圈，表示这里应当空两格。上面的页眉处有墨笔行书批语“当连”二字，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字。显然，顾广圻认为朱笔校出的空格与文意不合。至于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尚不知道，可能与原校者及其校例有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卷〕 （２）鲜朱校字没有页眉批语，暗朱校字和墨校字则有许多页眉批语，都是顾氏笔迹，而且还有明确文字可以证明属于顾校。例如卷七《刘后主志》第十九页第十二行，王崇评论后主“外拔四屯之奇将”一句时，用淡朱在“屯”字旁画了三角符号，并在页眉批道：“屯当作七，《东都赋》曰：授钺四七。”

译下面还用双行小字夹注：“丁卯五月得此一条。”这显然是顾氏初次校勘时最得意的一条真迹。同页第十四行“内无骨肉之谋”一句，“骨肉”二字旁用暗朱写“附”字，页眉上有行书墨批“附见《诗》”四字。也就是现在的“胥”字。“见《诗》”是指《小雅·角弓》中的“兄弟婚姻，无胥远矣”。“胥”读音如“疏”，与《大雅》中的“ 余曰有疏附”意思相同。这应当是顾氏初次校勘时认为“骨肉”二字应作“附”，但廖寅或他的朋友不理解，向他询问后，他又用墨笔批下这四个字。这些都足以证明两种朱笔校字分别出自何氏、顾氏，也证明顾氏曾经多次批校。钱谷写本作“骨附”，可见李▯刻本也误作“骨”；张本、吴本、何本更加误作“骨肉”。顾广圻于是把王崇原来的字校了回来。这是顾氏校书最大的优点。何焯只顾版本，不问文义；顾氏只顾文义，不问版本，都有偏重一面而有所遗漏的遗憾。如今这部书在一册中兼有二人的长处，使长处和短处互相补救，完美无憾，也是校勘界的一件快事。（３）又如卷八《大同志》第十一页第二行“而绵竹降，涪陵民药绅、杜阿应尚”一句，“药”字旁鲜朱楷书写了一个“乐”字。页眉上先有暗朱行书批语：“本涪陵民而降于绵竹也。赤祖在绵竹”，共十五字。旁边又有墨笔批语“《通鉴》是药字”五字，写在这十五个字旁边，即第一行上方。显然，“乐”字是何焯依据元丰本改出的异字。页眉上的十五个朱字，是顾千里初校时体会“绵竹降涪陵民”的文意，并指出上文“赤祖”为理解线索。旁边五个墨字，是他后来重校时所得，用来指出原先把“药”校作“乐”并不正确。这也是何、顾二人各自校勘，而顾氏前后多次校批汇集在一处的证据。这类情况还有很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月〕 （４）又如卷九《李特、雄、期、寿、势志》第一页第十七行上方，“乃将民入郪王城食谷芋”一句上面，先有暗朱批语：“王当作五。郪县、五城县，皆属广汉。癸亥十月，千里校”，共二十字。后来又用墨笔圈出，并另有墨笔批语：“《通鉴》太安二年注引宋白：郪王城基址见在。然则郪旧有此名耳。癸酉三月。”共二十九字。又有“郪、五城，又见《蜀后主志》。意以前说为长。宋白恐未足据”二十一字朱批，没有注明年月。按笔迹看，也应当出自顾氏。顾氏先认定“郪王城”应作“郪、五城”；十年后重校，又自行推翻前说，改从宋白；再次阅览时，又产生怀疑，于是两说并存。他谨慎的态度，实在令人钦佩。何焯在这里没有校迹。这类情况也很多，大体都收入本书校注中，不再一一列举。（５）顾氏不问版本，只凭借自己广博的古籍知识，校出了许多好字。他得意时，常常在校语下面注明姓名、年月。例如“广圻按”（见卷五第七页、卷六第四页、卷七第十页和第十五页、卷八第五页、第十二页和第十五页，直到卷十二还有三处），“涧苹校定”（卷七第五页、卷九第六页和第十二页）；“癸亥十月，千里”（卷八第十九页）；“癸酉三月”（见上条）；“癸酉”（卷十第三页）；“癸亥十月”（卷十第八页）；“癸酉五月得此条”（ 卷十一第十一页，指吴本“太子中庶子”一句下面“傅从后”的“傅从”二字，认为“应作转徙，指愍怀太子被废后，从金镛城迁徙到许县”；以及“癸酉五月得此”（卷十一第十八页，指吴本第十三行“曩日失策江陵”一句，认为“应作西陵，指羊祜援救西陵、督率步阐时被陆抗击败”）。这些地方深厚典雅、博洽贯通，精辟透彻，而下笔文字不多，实在是历来校勘家中少有的。难怪他的名声能够传遍全国。（６）顾校真迹中，没有署名、年月的地方，比上一条多十倍。根据字体、文体和格式，很容易辨认。最后，在吴本“附江原常氏《士女目录》”和“张佳▯辑录”两行的页眉上批道：“坏《华阳国志》者张佳允也”，共十字。又在第二十行“便敬宾妇常元常”一条上面的“常”字上画了叉，并在眉上批道：“不通至此”。由此可见他的辨识能力和气魄。他原来并不注意版本，眼中本来没有张佳胤；只是因为吴刻本依据张本收有这篇附录，而所辑“女三人”文意不通，于是判断其底本与张佳胤刻本有关，并写下前面的批语，竟然与张、吴本相关各方面的史实相符合。这也是其辨识力值得钦佩的地方。（７）觉明向氏所藏此本，除了已经融合何焯、顾广圻两位名家校勘外，又有顾槐三的校批。明确写有“秋碧按”的一处，未署名的校语不计。此外还有李调元、段玉裁以及未署名者的题记，都是在页脚栏外用小字细书。因为与校注无关，不予收录。列举这些，是为了说明这八卷的明刻底本自何焯校后，曾经被许多人阅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月、千里、二年、三月、十年〕 十八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载记类《华阳国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卷、七卷、八卷、十二卷、九卷、十月、千里、三月、十卷、五月〕 《华阳国志》十二卷，附录一卷，晋代常璩撰。常璩字道将，江原人，李势时官至散骑常侍。《晋书》中记载劝李势投降桓温的人就是常璩，他大概也是谯周一类的人物。《隋书·经籍志》霸史类中，著录常璩撰《汉之书》十卷、《华阳国志》十二卷。《汉之书》在《唐书·经籍志》中还著录过，现在已经长期亡佚。只有《华阳国志》保存下来，卷数与《隋志》《唐志》相合。《新唐志》作十三卷，疑为传抄错误。该书记述上起天地开辟，下至永和三年。首先是《巴志》，其次是《汉中志》，其次是《蜀志》，其次是《南中志》，其次是《公孙、刘二牧志》，其次是《刘先主志》，其次是《刘后主志》，其次是《大同志》。“大同”记载汉、晋平定蜀地以后的事情。其次是《李特雄期寿势志》，其次是《先贤士女总赞论》，其次是《后贤志》，其次是《序志》，其次是《三州士女目录》。宋元丰年间，吕大防曾在成都刻印此书，并亲自为它作序。又有嘉泰甲子年李▯的序，说：吕刻本有残缺，读者无法明白其中所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一卷、五月〕 他曾经广泛访求善本来考证其中的错误，却始终没有得到，于是摘取两汉史书、陈寿《蜀书》《益部耆旧传》互相参照订正，以解决疑难。凡是一件事前后次序错乱、首尾不合的，就加以考订订正；同一个意思而词语重复、句读错杂的，就刊削去掉。又在第九卷末尾有李▯附记，说《李势志》传抄时有脱漏，续写成文以补其缺失。这样看来，这部书在原有残缺之外，又经过李▯的补缀、改窜和变易，并不全是常璩的旧文。李▯刻本后来也没有流传下来。如今流传的只有影写本。另有何镗《汉魏丛书》本、吴管《古今逸史》本以及明代何宇度所刻的三种本子。何镗、吴管两家的本子，大多收有张佳胤补写的《江原常氏士女志》一卷，却散佚了《蜀中士女》以下直到《犍为士女》的两卷。大概李▯本第十卷分为上、中、下三卷，何镗等只刻了其中的下卷。又只有《后贤志》中二十人有赞，其余全都缺失。李▯本则蜀郡、广汉、犍为、汉中、梓潼的士女一百九十四人各有赞。何宇度本也相同。大概明人刻书，喜欢凭自己的意思删削；新本流行以后，旧本渐渐湮没，原书于是再也见不到。何宇度本是从李▯本抄录出来的，这两卷偶然保存下来，也算是上天的幸运。只是李▯本把《序志》放在末尾，而何宇度本却把它提到篇首。考察李▯序说：开头叙述巴、蜀、南中的风土，接着列举公孙述、刘二牧以及蜀地二主的兴亡，以及晋太康年间统一蜀地的事，一直到李特、李雄、李寿、李势僭窃政权；再叙西汉以来历代贤人，最后以《梁益宁三州士女总赞》《序志》结束。由此可见，《序志》本来在后面，何宇度不了解古代体例，才错误地把它移到了篇首。又《总赞》前后相承、连成一篇文字，李▯序也把它和《序志》并称，应该另成一篇；而李▯本却把它分割后冠在各传之前，实在难以理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 这大概就像毛公移置《诗序》、李鼎祚分割《序卦传》一样吧。现在姑且依照李▯本抄录，并把它改窜不当的地方附记如上。对于张佳胤续写的常氏士女十九人，也一并依照何镗、吴管两本录入，用来补足常璩的遗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卷〕 十九　章宗瀛校《四库全书考证》史部《华阳国志》。

译《华阳国志》　晋代常璩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卷、一卷、十卷、十三卷、三年〕 卷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卷〕 《巴志》：“武王既克殷封其宗姬于巴。”原本把“封”误作“以”。又：“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与。”原本缺少“与”字。都依据何允中本改正、补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卷、二卷、十卷、二十人、一百九十四人、一篇〕 “汉末政衰”条：“业业仰前修。”原本把“前”误作“有”，据何本改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九人〕 “江州县、郡治”条：“故世谓江州堕林粉也。”原本把“林”作“休”，据何本改正。临江县：“枳东四百里接朐忍。”原本把“四”误作“西”，据何本改正。卷一 《巴志》说：“周武王攻克殷以后，把同姓姬氏封在巴地。”原本“封”字误作“以”。又说：“ 巴国地域分散而偏远，所以在会盟中很少参加。”原本缺“与”字。以上都依据何允中本改正并补入。“汉末政衰”条：“勤勉地仰承前代先贤的事业。”原本“前”字误作“有”，依据何本改正。“江州县、郡治”条：“所以世人称江州为堕林粉。”原本“林”字作“休”，依据何本改正。临江县：“向东距枳四百里，与朐忍相接。”原本“四”字误作“西”，依据何本改正。朐忍县条记载：“山中有大小石城，以及灵寿木、盐井、灵龟。”原本“并”字讹作“势”，据某本改正。涪陵郡条记载：“世人称为灵义，出自涪陵县，郡治在那里。”原文缺字；“出”字据某本补入。卷二。《汉中志》记载：“罽宾、明珠、玳瑁。”原本“宾”字讹作“宝”，据《汉书》改正。南郑县郡治条记载：“大姓有李氏、程氏、赵氏。”原本“赵”字讹作“公”，据某本改正。刘先主条记载：“又派副军中郎将刘封乘沔水，与军队会合。”原本脱漏“封”字，据《蜀志》增补。蜀地平定条记载：“距离洛阳一千七百里。”原本脱漏“里”字，据某本增补。卷十上。《先贤士女总赞论》记载：“升任京兆尹、侍中、长水校尉。”原本“长”字讹作“张”，据《后汉书》改正。二十　《山右丛书》耿氏《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四十，史部九，载记类，《华阳国志》丛记两种。一。《山右丛书》由山西省文献委员会编纂。现存的是“初编”，共三十种、一百册。其中《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共一百四十六卷，三十三册，即第十三册至第四十五册，由灵石县耿文光撰写。卷首有《万卷精华楼藏书丛记稿序》，说：“始创于光绪五年七月，至十四年三月停笔，共历九个寒暑，四次改稿才完成。”他自注说：“初稿只记录书名、卷数、作者姓名，仿照胡刻《四库附存书目》的体例。第二稿略记版本，节录序跋，仿照《天一阁书目》的体例。第三稿略加辨析版本，仿照《书目答问》的体例。凡有所见，在第三稿中横批旁注；又将各家书目互相参校考订，以编成此书。各书时代的先后，还需要订正。”末署：“光绪十一年岁次己酉二月十五日，灵石耿文光，字斗垣，一字酉山，别号苏溪渔隐撰。”他收藏的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共四十五类，事先制定了编纂规格。现摘录其中《华阳国志》的部分如下（依照原式，加上标点；原有双行小夹注，现改用括号夹注）：《华阳国志》十二卷。晋代常璩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