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上

译《函海》本是李调元依据影宋本校订刊刻的。卷首有嘉泰甲子年李▯（古字为“塈”）叔廑的重刊序。……先汉以来的《士女目录》列在《序志》之后。明代有何镗《汉魏丛书》本、吴管《古今逸史》本，以及何宇度所刻的三种版本。卷十上、中部分已经散佚。李氏序文说：古代实行五等爵位的封建制度，各诸侯国都有史书记录事情，……《总赞》的序言到此结束。（按：《总赞》是一篇文章，韵语相承。不知道是谁把它冠在各人姓名之上。）在这三者之间，尤其对一方人物寄托了深厚的意义，……并以法度衡量它们。（叔廑序见于宋本，因而全部抄录。叔廑刊本已经亡佚，现在流传的只有抄本。） 按：《华阳国志》第九卷（何本没有这三个字）以及《序志》都说：“ 撰述《李特雄期寿势志》”……因此接着记载此事。（这是李▯所记，位于第九卷末。《势志》无疑是李▯补写的。明本把这段记载当作张佳允的话，错误很大。又，雨村有一篇刊书跋，本书没有收录，所以抄录在后面。）李氏跋文说：“《华阳国志》十二卷，比通行本多出卷十中、下两卷，大概书商只知道按照卷数依次刊刻，没有察觉中、下本来就是第十卷内再分出的两卷。此本为苏州郡朱文游所藏，有惠氏钤印，是红豆斋旧藏。乾隆戊戌年仲秋，修撰金榜从丁小山处得到此本，这是历来未曾见过的足本。新安程晋芳，字鱼门，写信告知……所以卷首仍采用李氏序，把各篇序文附在卷末。”（“抄录于《童山文集》第十三卷。”） 文光按：《函海》一百五十卷，只有这一种是精校本，其余都不足以作为依据。本来想补足《知不足斋丛书》所未收的部分，却草率从事，未能与它相比。升庵所著以及他亲自撰写的书占了一半，大多是随手抄录，难以称为著作。……现在藏书家也不很重视它。宋代李犍（▯）刊刻的《华阳国志》第十卷分为上、中、下三卷，可惜他的刻本没有流传。《函海》所刻的就是李▯本，但第十卷没有标出上、中、下，不知是什么缘故。另外，《蜀郡士女赞》第一篇五十五人，《广汉郡士女赞》第三篇五十七人，《犍为士女赞》第四篇三十人，《汉中士女赞》第五篇四十四人，《梓潼士女赞》第六篇十八人。第二篇《赞》显然有缺文。总赞共二百四十八人，后贤二十人，合计二百六十八人；但现在只有二百零五人，缺数十分明显。序文说是足本，大概未必如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五人〕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说：“《华阳国志》刻本，过去缺少卷十中、下两卷。乾隆癸丑年，先父借卢抱经学士的本子补抄，并加以校订。又，卷八《永康八年诏征廞为大长秋》一篇之后，补入‘永宁元年春正月廞遣万余人断北道次绵竹’以下四叶。其余字句脱漏、讹误以及异同，补正之处很多。按程大昌《演繁露》说：‘《后汉传赞》及注文说，梁州北面到华山之南，南面到黑水，所以常璩叙述蜀地事情，称为《华阳国志》。” 二。以上是耿文光对《函海》本《华阳国志》的丛记。以下是他收藏的第二种《华阳国志》，是卢弨整理成的张佳胤本。（顶格、空格、夹注、款式同前。） 《华阳国志》十二卷。晋代常璩撰写。明嘉靖本　张嘉允刊刻。卷首有宋代元丰戊申年吕大防、字微中的序，接着是目录。十卷以下的错误非常严重，卢弨先生依据《自序》重新订定。卷末附有江原常氏《 士女志》一卷，由张佳允补写。卢氏校订的张本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二月，卢文弨校订。卷十缺少上、中两卷，只保存下卷；现已补足。先是《总赞》，其次是《士女传》。蜀中士女为上卷，《巴郡士女》宋本已经缺失，《广汉犍为士女》为中卷，《汉中梓潼士女》为下卷。吕氏序文说：“先王的制度……希望对风俗教化有所帮助。”（“据吕序来看，张本也出自宋本，但远不如李本。”）乾隆五十五年冬十二月，我在杭州新桥的抱经堂拜访卢弨父先生，借来他亲自校订的足本《华阳国志》带回。次年七月，寓居震泽时，用此本对校了一遍。海宁陈鳣记。卢氏记载说：“按《魏书·崔鸿传》说：‘常璩撰写的记载李氏据有蜀地时期的书，寻找访求却没有得到。长久思考后上奏，请求下令沿边搜求采集。’如此看来，北魏时这卷已经缺失了。不过，也不知道常璩原本是只记有目录而没有书，若是这样，不补也可以。又据其子子元说：‘正光三年搜求访得。’可见当时确实有这卷。”（此条在第九卷。） 佳允按：常璩《三州士女目录》中，《巴郡士女》从范目以下共十八人，应当列在蜀郡之后，作为第二卷。现在按本志的赞文、传记来看，这部分也缺失，难道能称为完整的典籍吗？从宋代吕大防、李▯两次刻本起，就已经没有听闻了。前人的遗迹和规范，应当流传于竹帛；博闻强记的人难道不应当因此更加有所感慨吗！（此条在第十卷《蜀郡士女赞》之后。） 佳允说：江原常氏世代都有光明的德行。……现在考察所得，士女共十九人。又见常道将承继家学，确有良史之才；常友遐的心志，也近于蓍龟所预示的吉兆。（“《常氏士女志》。”） 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寓居吴地上津桥石泉古舍，查阅此书，又重新校订了一遍。陈鳣记。“华阳、黑水一带属于梁州。”“周文王为伯，西方有九国。”“武王攻克商朝，……所以吴、楚和巴都称为子。”“按《巴国图经》，其地域周长一万多里。”“ 汉中郡原本是附庸国。周赧王二年，秦惠文王设置汉中郡。因水名而得名。” 宁州，是晋泰始六年最初设置的。蜀地南中的各郡，都是夷越居住的地区。” 所谓《大同志》，就是《蜀后志》记载蜀地大同及其丧乱的书。” 司马相如、严君平、杨子云、阳城子元、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住给事等人，各自汇集传记，撰成《本纪》，只是略举一隅。而陈君承祚另作《耆旧》……记述到永和三年，共十篇，名为《华阳国志》。”

译文光按：《华阳国志》十二卷，陈仲鱼把卢氏校本抄录在张本上端，用楷书朱笔书写，后面还有识语。不知为什么归到了我家。我想把此本付梓刊行，忽然看到《赞》中有一条只到“名齐吴王”为止；张本旁注下有缺文。卢校说：“ 应为“名齐吴玉”二字，并非缺文。乍一读，怀疑“王”字是“玉”字的讹写。“名齐吴王”实际上不成句。于是拿《函海》本来对勘，果然是“吴玉”，校注说：“有人作‘王’。”（“偶然看到张刻《御览》引《后汉书·方术传》说‘吴玉善医’。后来查看毛本《后汉书》，才知道作‘郭玉’。校书如同扫落叶，这一条尤其应当仔细考订。”）“玉”字下面空缺四字，确实是缺文。卢校反而不如《函海》刻本，于是把它搁置了。像卢弨这样精于校勘的人，也免不了有主观臆测之词；其他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当时又从沈括《补笔谈》中发现“王”“玉”二字的讹误，因而抄录在左边：自古以来都说楚襄王梦见与神女相遇。考察《楚辞》，似乎并不是这样。《高唐赋》序说：“从前先王曾经游览高唐……。”那么“那天夜里王睡觉，梦见与神女相遇”中的“王”字，原来应是“玉”字。第二天所说“用白玉”，其实是“用白王”。“王”和“玉”两个字被误写了。” 文光按：《补笔谈》第四卷都是考证文字，这只是其中一条。按照沈括的说法来读，文理非常通顺，可以解释千古以来的疑惑。又，《齐论语》中有《门王》《知道》两篇，把“问王”解释为“问玉”。这也是“王”“玉”二字应当辨析的例子。考证家广泛征引、博采材料并不难，难的是取舍。因此内容往往蔓延，如《五礼通考》甚至采录到天文，《学海堂经解》收录了许多算学内容。虽然嗜好奇闻的人确实难以割舍，但按照体例来说，难免形成瑕疵和累赘。我有所心得，就写在书目的额头和行间。有些内容与本书无关，丢掉可惜，于是也一并保存下来。过去金陵盛仲交家藏书很多，书前书后的附页上必定有文字，有时记载书籍的来源，有时记录其他事情，常常写满整幅纸，而且都盖有藏印。常熟赵定宇阅读《旧唐书》，每卷末尾一定写有几行朱字……文光记。二十一　《悔过斋重刻题襟馆本华阳国志》陶浚宣题记。扉页下方精刻二十七字：“廖氏题襟馆原本光绪庚寅十月板归邻水李氏悔过斋陶浚宣题记。” 第四册末尾，精刻陶氏题记的手迹，全文如下：《华阳国志》成书于魏晋之间，是古代方志中最完善的，然而自明代以来没有善本。吕汲公所刻的本子，世上没有人见过。邻水廖氏的这部书，依据宋代李叔廑本校刊。元和顾先生为它审订，旁征旧文，补正了很多地方。他自己说：“不逊于宋元佳刻。”海内人士都珍视它。自粤地战乱以来，善本长期缺乏流传。没想到这个本子还在人间，辗转到了我这里。其中有脱板、模糊和虫蚀的地方五十多篇，于是为它补刻完成。当时我在广州南园校经，如今南海县令李铁船与我同年中举，他是廖都转的同乡，并且与此事有联系，想得到此书以保存乡邦文献，于是把刻板交给了他。经过将近六七十年，辗转迁徙一万多里，如同楚弓失而复得，仍然完好如初，也算是文艺界的一件盛事。《廖序》以乾道、咸淳年间临安二志当时尚未刊刻为遗憾。如今这两部志书都在我浙江刊刻，明代的越、吴兴以及宋元各志也先后刊行了。顾先生刊定此书，足称审慎周密；只是卷第三越嶲郡下有一百零五字佚文，依据《御览》所引，足以校补，现附录于后。光绪庚寅十一月，会稽陶浚宣记。” 张翕，字子阳，巴郡人，任平阴郡官时，穿布衣、吃粗粮，以俭朴教化百姓。起初他乘两匹马赴任。过了很久，一匹马死了，另一匹马病了，张翕说：“我将要步行了。”夷人和汉人都非常安于他的恩惠和爱护。他在任十九年去世。原有双行小字注：“《后汉书·邛都夷传》作在郡十七年去世。”百姓为他哀悼仰慕，送葬的有数千人。天子感叹不已，赐钱十万，并为他建立祠堂。后来太守屡次扰害百姓，夷人于是叛乱。张翕的儿子张端（原注说“应作湍”）当时正被察举为孝廉，天子起用他，任命为越嶲太守，前来迎接的人像云一样多。《太平御览》卷六十引《华阳国志》。二十二　顾观光《华阳国志校勘记》。清代校勘《华阳国志》的著作，是另具特色的一派。其特点是广泛征引材料，力求博洽，为后来研习《常志》的人提出了深入的方向。全文约三万字，已有《武林丛书》本，另有古书局单行本以及《龙溪精舍》《志古堂》两种《华阳国志》附录本流传。这里不全部抄录，只录其《巴志》开头十行，以便看出一般情况。卷一　《巴志》（括号内文字为原校语，原为双行小字）。历夏殷周（廖刻本说：“应作‘历虞、夏、殷’，脱漏‘虞’字，多出‘周’字。”）甄其宝利（惠校作“货利”。）迄于秦帝（“迄”字原误作“起”，宋本不误。后来凡是依据版本补正的地方，都不再注明。）元康六年广汉益州（廖氏说：巴汉七郡是巴郡第一、巴东第二、涪陵第三、巴西第四、宕渠第五、汉中第六、梓潼第七；扩展增加的郡为武都第八、阴平第九、新城第十、上庸第十一、魏兴第十二。）前徒倒戈（原本脱漏“前徒”二字。）封其宗姬于巴（宋本作“以其宗姬封于巴”。）给客橙▯（宋本作“●”。廖氏说：“‘橙’字应当删去；‘●’应作‘▯’，即‘橙’字。”）竹木之贵者（宋本“贵”作“▯”。）彼牺惟泽（“牺”原误作“仪”。）令闻令望（宋本“闻”作“问”。）蜀王弟苴私亲于巴（廖氏说：“‘苴’字下应有‘侯’字。”）分其地为三十一县（宋本脱漏“三十二”二字，通行本把“一”改成“二”，廖氏校勘便想删去这个字，都是没有考察清楚。现在依据《路史·太昊纪》注文补正。）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此处有脱文，《御览》卷三百四十八有：“一只白虎常跟随群兽游走，在巴、蜀之间伤害了一千多人。”） 《御览》又四百八十、《书钞》卷一百二十五也分别节录了这段文字。邑万家（《御览》两次引文中，“邑”字上都有“赏”字。）于是夷朐忍廖仲……

译二十三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卷一《校明刘大昌刻本华阳国志跋》。《华阳国志》这部书，自从廖氏题襟馆本刊行以后，世上的读者都以为可以不再遗憾了。因为原书曾由顾千里亲手校订，毕竟是可以传世的订正版。然而我过去见过同年邓孝先太史收藏的顾氏校本，那是刊印以后再次重校的本子，依据的是常熟冯氏空居阁本；其中超出刊本的校语很多。保山吴佩伯曾借抄一本，现在还寄存在寒斋中，我每次翻阅都能看到这些校语。卷中虽然大量指出疑误，但真正改订的地方却极少。原因是他除见过冯本外，只见过钱磬室写本、何义门校本，似乎没有看过明代嘉靖以前的旧刻。最近北平馆新收藏了嘉靖甲子年刘大昌刻本，极为罕见。因此我从赵君斐云那里借来，带回后以廖刻本对勘一遍。从八月二十二日开始，到十月二十三日结束，共用了两个月才完成。由于行止不定，校勘时常中断，实在很惭愧。不过全书订正的字多达四百多个，都是前人没有揭示的，而且颇有不同。现在先举前几卷最精彩的地方来说。例如卷一“树有荔支”，“支”字没有错作“芰”（第二叶）；“仪贪巴道之富”，没有作“巴苴”（第三叶；省略原有“第”“叶”二字，以下同）；“取商于之地”没有脱漏“之”字；“曰虎历四郡”，“曰”字没有错作“白”；“从高祖定秦有功”，“秦”字没有错作“乱”（均第四叶）；“此武王伐纣之歌也”，“此”字没有错作“比”（第五叶）；“家中无可与”，“与”字没有错作“为”（第六叶）；“凉州羌反，入汉中”没有脱漏“反”字；“贫者无以自支”，“支”字没有错作“久”（均第七叶）；“严子农代为都督。农解后”，两个“农”字没有错作“丰”（第十一叶）；“朐忍徐虑”，“虑”字没有错作“惠”（第十三叶）；“大破之。阐、咨退”没有脱漏“阐”字（第十三叶）；“人多戆勇”没有脱漏“多”字（第十五叶）；“李雄，宕渠之厮伍”，“厮”字没有错作“斯”。卷二的佳字，例如：“上昭于天”，“昭”字没有错作“照”（第一叶）；“文秀暐晔”，“晔”字没有作“玮”（第二叶）；“姜济、陈巳”，“巳”字没有错作“巴”；“不得过，过多云鬼病之”没有脱漏下面一个“过”字；“学道永信者”，“永”字没有错作“未”；“其供通限出五斗米”，“通”字没有错作“道”；“张修攻固城”，“城”字没有作“成”（均第四叶，下一叶的“城”字也一样）；“鲁益骄恣。璋怒”没有脱漏“璋怒”二字；“皆以祭酒为治民”没有脱漏“民”字（均第四叶）；“大姓李、程、赵氏”，“程”字没有作“郑”（第五叶）；“更始即祚”，“祚”字没有作“位”（第六叶）；“诸军足办”，“办”字没有错作“辨”（第十一叶）；“梓潼郡”，“潼”字没有错作“橦”（第九叶，以下同）；“秦州遂荒无晋民”，“州”字没有错作“川”，“晋”字没有错作“留”（第十二叶）。卷三的佳字，例如：“故多斑彩文章”，“斑”字没有作“班”（第一叶）；“鱼凫王田于湔山”没有脱漏“鱼凫”二字（第二叶）；“天奉我矣”，“奉”字没有作“承”（第三叶）；“王哀念之”没有脱漏“念”字（第三叶）；“歌龙归之曲”，“龙”字没有作“陇”（第三叶）；“司马错等因取苴与巴焉”没有脱漏“焉”字（第四叶）；“玉帛戋戋乎梁益之乡”，“戋戋”二字没有错作“践”（第八叶）；“英辩博通”，“辩”字没有错作“辨”（第九叶）；“则有元常、元化、程玦”，“玦”字没有错作“●”（第九叶）；“火井江有火井”，上面的“火”字没有错作“文”（第十二叶）；“拔雒城，援襄阳”没有脱漏“拔”字，“援”字没有错作“拔”（第十四叶）；“汉时，任安定祖”没有脱漏“安”字（第十四叶）；“省桥梁三津”没有脱漏“梁”字（第十六叶）；“有王乔、彭祖祠”，“乔”字没有错作“桥”（第十七叶）；“孝子吴顺养母”，“养”字没有错作“俸”（第十七叶）。卷四的佳字，例如：“发运兴役，费甚多”没有脱漏“兴”字（第二叶）；“方为先主问代”，“为”字没有错作“亡”（第四叶）；“柔远能迩”，“迩”字没有错作“尔”（第六叶）；“破坏郡县，役吏民”，“役”字没有错作“殁”（第九叶）；“人但焦草炙鼠为命”，“焦”字没有错作“樵”（第九叶）；“逊使使督护云南姚岳”没有脱漏下面一个“使”字（第十叶）；“ 少威仪”，“仪”字没有错作“棱”（第十一叶）；“学图纬，通三才”，“才”字没有错作“材”（第十一叶）；“升麻县”，“升”字没有错作“牧”（下文即说“山出好升麻”，第十四叶）；“俗妖巫，惑禁忌”没有脱漏“惑”字（第十六叶）；“天所贵也”，“所”字没有错作“之”（第十六叶）；“度兰沧水”，“沧”字没有错作“仓”（下同，第十七叶）；“谓诸耆老曰”没有脱漏“诸”字（第十六叶）；“大姓陈、赵、谢、杨氏”没有脱漏“谢”字（第十六叶）。这些都是廖氏校本遗漏的地方，其他各卷还有很多，不能全部列举。

译此外，廖氏所附的校语中，有些引用史传来证明本书的错误。现在用刘本勘对，很多都相合。例如卷五“以功曹李雄为大司徒”（第二叶），廖校说：“‘雄’应作‘熊’，见《后汉书》。”此本正作“李熊”。卷六“先主还解”（第四叶），廖校说：“‘沛’字下不应有‘解’，即今‘廨’字。”此本正作“廨”。“不可背之，立效”（第四叶），廖校说：“‘之’字下应有‘要当’二字。”今本正有这两个字。“尽封其物”（第五叶），廖校说：“‘尽’字上应有‘羽’字。”今本正有“羽”字。卷八“地名观阪，上自观下”（第三叶），廖校说：“应作‘自上’。” 今本正作“自上”。“广汉太守张微”（第八叶），廖校说：“《后贤志》《目录》都作‘征’。” 今本正作“征”字。卷十“同穴斋定”（第二十三叶），廖校说：“有误，未详。本子或作‘窆’字。”又，“▯榖二石”（第二十三叶），廖校说：“有误，未详。本子或作‘蜀’。”今本正作“窆”“蜀”二字。以上都是廖氏感到可疑、却不敢立即订正的地方；如今得到此本，正好彼此印证，因此更加明白了。至于人名的讹误，如祝苞，“祝”字没有错作“程”；贾●，“●”字没有错作“栩”；杨厚，“厚”字没有错作“序”；贞玦，“玦”字没有错作“●”。这些都见于卷十中《先贤士女》，关系极为重大。幸亏有此刻本，才足以纠正这些差错。校订完毕，令人欣喜不已！今本确实写作“征”字。卷十“同穴斋定”（二十三）条，廖校说：“有误，含义不详。某本或许写作‘窆’字。”又如“▯榖二石”（二十三）条，廖校说：“有误。含义不详。某本或许写作‘蜀’字。”今本确实写作“窆蜀”二字。凡是这些地方，都是廖氏有所怀疑却不敢立即订正的；如今得到这个版本，竟与他的校勘彼此符合，因此更加恍然明白了。至于人名的错讹脱失，例如“祝苞”一名，其中“祝”字并不是“程”字的讹误；“贾●”一名，其中的“●”字并不是“栩”字的讹误；“杨厚”一名，其中“厚”字并不是“序”字的讹误；“贞玦”一名，其中“玦”字并不是“●”字的讹误。这些都见于卷十《先贤士女》，关系极为重大。幸亏有这部刻本，足以纠正其中的差错。校勘完成后，我因此欣喜畅快不已！《常志》自宋元丰年间吕微仲开始在成都刻印，嘉泰年间李叔廑又在临邛重刻。然而李氏刻印时已经说它有很多缺漏。到了明代以来，连临邛补葺本也在天地间绝迹了，只能依靠各家传抄来延续这一失坠的文脉。据刘氏《后跋》说：“箱中收藏的本子，出自旧日抄录，只取《范史》加以订正十一处，献给郡斋。”由此可知，当时没有见到宋刻本。尤其奇怪的是，杨经任成都知府时，把此书付梓于嘉靖甲子年；而张佳胤所藏本有张四维的《序》，也署嘉靖甲子年元日。一本几百年来埋没不传的书，竟在同一年中出现两个刻本，而且都出自蜀人之手。书籍的显晦流传，确实有时运吗？张氏蒲州刻本，据他的《自序》看，是“从澶渊晁太史家得到抄本，后来在江阳借得杨用修本，又在大梁借得朱灌甫本，互相取证，参校脱讹”。我的书库中也收藏此本，拿来对勘，凡是刘本改正的字，张本一一都有。由此可知，两位校订者精审的程度，与后世流传的劣质抄本大不相同。既然宋本已经无法看到，得到这个嘉靖初年的善刻本，依据它纠正通行本的错误，即使和天水旧刻本相比，也可以相提并论了。不过我私下仍有不解之处。听说廖氏题襟馆开刻此书，原本出自孙渊如之手，由顾千里逐一主持办理，才完成此事。孙氏收藏丰富，顾氏一向精通校勘，按理应当搜罗众本，择善而从，借刊刻之机完成全面校订。现在看他的书，满篇都是讹误，反而不如李氏《函海》本校得审慎严密。大概雨村用来付梓的依据是钱叔宝写本，后来又得到刘大昌本和天启李一公本，考订其异同；可是廖氏刻本刊行时，不仅没有见到嘉靖张本、刘本和天启李氏本，似乎连李氏《函海》本也没有看过，实在令人费解。上面所举前四卷的异文，我检查《函海》本，发现都在正文下注明了异同。顾千里如果见到这些材料，一定不至于略过而不采用。从前黄荛圃校书，常常兼收众本，一部书亲手校勘再三，不怕麻烦，这就是所谓“遇到一个本子就进行比较”。我对此又提出一种解释：凡是校书，切不可盲目信从前人。世人偶然得到名家校刊的书，往往就死守这个本子，认为它已经绝无缺漏。哪里知道不同的抄本和秘藏的刻本，正在全国不断出现？我们所能看到、把玩的本子，有些是前人从未见过的。刻意搜求，后来发现的本子往往胜过前人，实在不必畏惧前贤而自我限制。此本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双栏。卷首有嘉靖甲子年知成都府昆明杨经的序，卷末有刘大昌自序。钤有“尊生父修绠图书”白文印，又有“淮”字朱文印。我遍查各书，除李雨村引用并校勘过外，其他各家都没有著录，确实可以说是罕见而秘密的珍本。至于张氏蒲州刻本，连雨村也没有见过。我早年曾得到抱经楼藏本，缺第十一卷，后来与友人交换得到完整的一部，如今珍藏在双鉴楼中，日后还应当再取来复核（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附录》二。莫与俦著作两篇。一　《牂牁考》。

译汉武帝元鼎六年，设置牂牁郡。关于郡名的由来，《华阳国志》说：“楚威王（原注说：‘《汉书》注文引作楚襄王。’以下凡是引用原注的地方，都加括号和引号。）派将领庄蹻沿沅水逆流而上，从且兰出兵攻打夜郎。他砍下牂柯作为系船的木桩，于是留下来做滇池王。因为用它系船，就把且兰改名为牂牁国。”《后汉书·西南夷传》说：“楚顷襄王派庄豪沿沅水逆流而上攻打夜郎。军队到达且兰，在岸边砍木桩系船，然后下船步战。因为且兰有砍木桩系船的地方，于是改名为牂牁。”比这两种说法更早的，《汉书·地理志》牂牁郡注文引应劭说：“牂牁是江名。”考察《史记》《汉书》的《西南夷传》，都说：“ 牂牁江宽数里，从番禺城下流出。”又说：“夜郎临近牂牁江，江面宽一百多步，足以行船。”又说：“夜郎的精兵可以得到十万人。让船只浮行于牂牁江，出其不意，这是制服南越的一条奇策。”《汉书·武帝纪》说：“元鼎五年，派驰义侯遗率领另外的将领，征发巴蜀的罪人，调动夜郎军队，顺牂牁江而下，全部在番禺会合。”由此可见，牂牁江实际上在夜郎，而因砍木桩系船而把牂牁作为国名的，是且兰。可疑之处第一，司马迁、班固都说庄蹻沿江而行，常璩、范晔却说他逆沅水而上。可疑之处第二，郦道元《水经注·温水》说：“豚水向东流经牂牁郡且兰县，称为牂牁水。水面宽数里。且兰县临江而建，所以是且兰侯国。又名头兰，是牂牁郡郡治。楚将庄蹻沿沅水逆流而上攻打夜郎，砍牂牁木系船，因此把且兰改名为牂牁。”看来郦道元已经无法解释其中矛盾，只好姑且以常璩、范晔的说法为主，把班固、司马迁所说夜郎的牂牁江移来附会常、范，并没有实际依据。后来读到《管子》，才知道常璩、范晔都错了。郦道元为了迁就常、范而改动班、马的说法，更是错上加错。《小匡篇》说：“桓公说：我乘车会盟九次，兵车会盟三次，九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归于一统；南至吴、越、巴、牂牁、●、不庾、雕题、黑齿、荆夷等国，没有谁违抗我的命令。” 注文说：“这些都是南夷的国号。”既然如此，齐桓公称霸时，南夷已经有牂牁国了。庄蹻在这之后约四百年，怎么可能到那时才改名？常璩大概只是随意记下传闻，范晔也确实没有深入考察，不知道这已经同《史记》《汉书》相矛盾了。我认为牂牁建国的开始，必定还不止于齐桓公时代；它应当和雕题、黑齿一样，在周初就已经著名，并被列入荒服。况且它与吴、越、巴、荆并称，国势必然很大。如今其疆域大致已经无法考知。根据《史记》《汉书》所说“牂牁江宽数里，从番禺城下流出”，以及“夜郎临牂牁江，江面宽一百多步”来推断，江的首尾两端二千多里都得到过牂牁之名，那么这个国家应当从夜郎、且兰一直连接到南海，能够约束许多小国，类似秦代的西瓯、汉代的南越；恐怕汉代牂牁郡的辖地还不足以包括它的全部疆域。春秋以后，这个国家逐渐衰微，西瓯、夜郎、滇相互争强称雄。因此《史记》《汉书》说西南各君长有十多个，却都没有提到牂牁。大概牂牁已经降为夜郎的“旁小邑”，只有江水仍沿用旧国之名，没有改称。等到汉朝大约在夜郎设置官吏，又诛灭且兰，平定南夷并设置郡，却不取最大的夜郎作为郡名，难道不是因为牂牁是最古老、最强大的国家吗？” 只是牂牁本来是系船木桩的名称，颜师古用这个意义来解释郡名。《说文》说：“弋，是木桩。”《尔雅》说：“樴，叫作杙。”《三国志·常林传》注文引《魏略》说：“派船兵到岘山，砍取制作牂牁的木材。”《太平御览》引《浔阳记》，记载陶桓公所用的牂牁后来长成杨树；又引《豫章记》，记载聂友用樟木制作牂柯，后来长成大树；又引《异物志》说：“牂牁，就是系船筏的木桩。”至于取它作为国名，《水经注》又说：“牂柯也是江中两座山的名称。”并引左思《吴都赋》“吐浪牂柯”的句子。……（“现在左思《吴都赋》中没有这句话，难道是在初稿删去了？”）《通鉴》注文引《后汉志》注也说：“牂柯，是江中的名（石）山。”（“现在《后汉志》注文中也没有。”）我的意思是：国境内的江中一定有这座山，因其形似系船的牂柯，所以取它为国名，只是现在还不知道它的所在。《 《北堂书钞》引《异物志》说：“海中有一座山，小而高，像系船的木桩，俗人称它为越王牂柯。远望很小而高，不像山；近看则高数丈，名叫牂柯，位于海中。”这就是类似的情况。至于“牂柯”二字，《汉书》中出现几十次，“牂”都从丬旁，“柯”都从木旁。《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也相同。“牁”有从丬写作“牁”的，《史记》《后汉书》《补汉志》《三国志》都是这样。《三国志》中“牂”从牛旁，写作“”，《隋志》也相同。晋、宋、齐三部书的《地理志》中，这两个字也都从牛旁，写作“”。《华阳国志》也从牛旁。船桩的名称，有时写作“戕●”（应作“●●”，原刻有误）。《玉篇》弋部说：“●，子郎切，是系船的大弋。”又说：“●郡，也作‘’。”“●，各何切。”●●就是牂柯。《广韵》七歌说：“牁，是用来系船的。”又说：“牂，郡名；●，陆云说同上。”（“●，本来作‘牂’，有误。”）十一唐说：“●，●牁，也作牂。”（“●，本来都作‘戕’，有误。” ”

译《玉篇》写作“●”，又写作“●”。“●●”，就是这个字。现在考察：船杙和郡名，都应当以《汉书》所写的“牂柯”为正确。 “牁”因“牂”字左边从“丬”而另出一体，究竟不知它所依据的是什么。大概是同样从“丬”，却误写成了“牛”。“●●”又因“杙”字而增造字形。“●”和“●”，只是笔画略有不同。“●”又是“●”的区别字。这些都是闭门虚构的书。 “牂”应读得像《诗经》“其叶牂牂”和《尔雅》“太岁在午曰敦牂”的“牂”。“柯”应读得像《礼记·礼器》“不改柯易叶”的“柯”。“牂”有壮大之意；“柯”就是大树枝的意思。“牂柯”的含义，是说船杙像粗壮的树枝一样。刘球《隶韵》、娄机《汉隶字源》，在唐韵、歌韵中都有“牂柯”二字，说是出自《李翊碑》。考察洪适《隶释》所载《李翊碑》，其中说：“牂柯太守曾孙。”这说明两个韵部正是把郡名的两个字分别收入其中。根据汉人所书写的字形，也写作“牂柯”，这是“牂柯”为正确写法的又一条证据。而《广韵》《集韵》把系船的字专门写作“牁”，却把“柯”说成“通作”字。娄氏在“柯”字下又列出“牁”字，而把“柯”附在“牁”下，说“就是牁”，这些都已经不知道“柯”才是正字了。（注）（录自莫氏文集。） 标点分段 二　庄蹻考 楚国将领庄蹻率军沿江而上，攻取巴、黔中以西的地区，降服夜郎，平定滇池，使这些地方归属楚国。如今贵州黎平、镇远、思州、铜仁各府有武陵郡、镡成、无阳、辰阳各县的旧地，也就是秦、楚两代的黔中地区。思南一府有汉代巴郡、涪陵县的旧地，也就是秦、楚两代的巴地。这样说来，各府依靠西部州县，在这些州县以西的其余各府，也都属于庄蹻军威所达到和管辖的范围。现间或摘录有关事迹，加以考订并汇为一说。《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起初在楚威王时期，楚国派将军庄蹻率军，沿江而上，攻取巴、蜀、黔中以西的地方。庄蹻是楚庄王的后代。庄蹻到达滇池时，滇池周围土地方圆三百里，附近平地肥沃富饶，面积达数千里。他凭借军队的威势平定当地，使之归属楚国。本想回去报告，适逢秦国进攻并夺取楚国的巴郡、黔中郡，道路被阻塞，无法通行，于是就带领部众回去，在滇地称王，改变服饰，顺从当地风俗来统治他们。”《 《汉书》记载相同。《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当初在楚顷襄王时期，派遣将领庄豪，从沅水出发征伐夜郎。军队到达且兰，在岸边把船钉住，徒步作战。消灭夜郎以后，就留下来在滇池称王。因为且兰有钉船的牂柯之处，于是把它的名称改为牂柯。”《通典·边防三》说：“《史记》《汉书》都说，楚威王时期派庄蹻攻取巴地、黔中以西。庄蹻到达滇池，本想回去，适逢秦国夺取楚国的巴郡、黔中郡，于是就带领部众在滇地称王。后来十多年，秦国灭亡。楚国自楚威王以后，楚怀王即位三十年，到楚顷襄王二十二年，秦昭襄王派兵进攻楚国，夺取巫郡、黔中郡。《后汉书》却说，楚顷襄王时庄豪在滇地称王。庄豪就是庄蹻。如果庄蹻从楚威王时起就率兵攻取土地，后来秦国攻陷巫郡、黔中郡，道路被阻断，前后共经历五十二年，怎么能这样长久地停留呢？恐怕《史记》记错了，班固只是因袭旧说而通行其文。范晔所记经过详细考订，应当正确。又，庄蹻在滇地称王后十五年，楚顷襄王去世。楚考烈王在位二十五年，楚幽王在位十年，楚负刍在位五年，楚国才灭亡。又过十五年秦国才灭亡。总共七十年，为什么说庄蹻在滇地称王十多年后秦国就灭亡了呢？” 《太平寰宇记》《文献通考》都沿袭了这种说法。现在考察：秦昭襄王三十年，蜀郡守若进攻楚国，夺取巫郡及江南地区，将其设置为黔中郡，见《史记·秦本纪》。又据《六国表》：楚国在顷襄王二十二年，“秦国攻取了

译我国的巫郡、黔中郡”。这年应当是周赧王三十八年。杜氏认为《史记》《汉书》所说的楚威王时期不对，而《后汉书》所说的楚顷襄王时期正确，这个说法是对的。《汉书》注文引用《华阳国志》，也说“楚顷襄王时期”。如今的版本仍作“威王”，那么也是传抄本的错误。《荀子·议兵篇》说：“齐国的田单、楚国的庄蹻、秦国的商鞅、燕国的缪虮，这些都是世俗所说的善于用兵的人。他们的巧拙、强弱，没有什么可以互相比较的地方；至于他们用兵的原则，却是相同的。”又说：“楚国军队在垂沙战败，唐蔑战死，庄蹻兴起，楚国分裂成三四部分。这难道是没有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吗（音‘耶’）？是因为统率军队的方法不合乎正确的原则。”杨倞的注引《史记索隐》说：“庄蹻是楚国将领，这句话是说他起兵作乱以后，楚国于是分裂为四。”又引用《韩非子》说：“楚王想要攻打越国。” 杜子说：“我担心的是只能看见百步之外，却不能看见自己的睫毛。大王的军队在秦、晋之地战败，庄蹻在国内成为盗贼，而境内的官吏不能禁止，却还想攻打越国，这种智慧就像眼睛一样，只能看远处而看不见近处。”庄蹻起初是盗贼，后来成为楚国将领。”杨氏所引用的文字见于《韩非子·喻老篇》，其中说想要攻打越国的是楚庄王。《商君书·弱民篇》说：“唐蔑死在垂涉，庄蹻从国内兴起，楚国分裂成五部分。”（“垂涉之事发生时，商鞅已经死去很久了，应当是后人沿袭《荀子》的文字，掺入这部书中。”）《韩诗外传》说：“楚国军队在垂沙战败，唐子死去，庄蹻兴起，楚国分裂成三四部分。”（“原本作‘方为二四’，现在改正。”）《史记补·礼书》说：“楚国军队在垂沙战败，唐昧死去，庄蹻兴起，楚国分裂成四部分。”参看这三部书的文字，大致都和《荀子》相同，都是说唐蔑战死、庄蹻兴起而楚国分裂。考察《史记·楚世家》和《六国表》：“秦国和齐国、韩国共同进攻楚国，杀死楚将唐昧，夺取重丘后离去。”这件事发生在楚怀王二十八年。二十九年，“秦国夺取楚国的襄城。” 三十年，“楚怀王进入秦国。秦国夺取楚国八座城。”顷襄王元年，“秦国夺取楚国的柝地，以及十五座城。”所谓楚国分裂成三四部分，说的就是这些事情。因此，庄蹻征伐夜郎、夺取滇地，应当以《后汉书》所说的楚顷襄王时期为确凿证据。至于《韩非子》说楚庄王想攻打越国，而杜子列举庄蹻在国内做盗贼来劝止楚王，其中的“庄”是“怀”的讹误。楚庄王称霸的事，详见《春秋传》和《史记》，怎么会有在秦、晋之地丧失土地的事情呢？只有楚怀王十七年，楚国在丹阳与秦国交战，“秦国大败我国军队，斩杀甲士八万人，俘虏我国大将军、裨将军七十多人，于是夺取了汉中郡”。楚怀王于是调集全国军队再次袭击秦国，在蓝田交战，楚军大败。韩、魏两国听说楚国困窘，便向南进攻楚国，打到邓地。楚国听说后，就带兵撤回。楚怀王二十年，昭睢又说过“君王即使从越国取得土地，也不足以洗刷耻辱”这样的话，见《史记·楚世家》。可见所谓想攻打越国而说在秦、晋之地丧失土地，指的就是楚怀王十七年的事情。这里把“庄王”误作“怀王”，无疑是错误。大概庄蹻在楚怀王时期是盗贼，到楚顷襄王时期才起用为将领，所以杨倞说“庄蹻起初是盗贼，后来成为将领”。至于庄蹻在南中攻取土地的确切年份，已无从查考。大概只在楚顷襄王二十年前后。三代时期用兵，从没有拖延到三四年以上的；只是没有证据，所以不敢确定。又，《困学纪闻》引用贾谊《吊屈原赋》说：“说跖、蹻是廉洁的人。”注文说：“楚国的大盗叫庄蹻。”又引用韩非的话，认为“庄蹻大概在楚庄王时期。庄王的后代在滇地称王；又有一个庄蹻，姓名与大盗相同”。这只是根据《史记》《韩非子》立说，没有进一步考查

译核实，很难相信。又考察《吕氏春秋·介立篇》说：“庄蹻暴乱郢都。”注文说：“庄蹻，是楚成王时期的大盗。”《异用篇》又说：“跖和企足得到饴糖，用它打开门锁、取得门闩。”注文说：“跖，就是盗跖；企足，就是庄蹻，都是大盗的姓名。用饴糖粘取门闩的锁舌，就能打开别人的府库，盗取别人的财物。”高诱单独认为庄蹻是楚成王时期的人，与各家不同。大概是沿用《史记》‘威王时’的说法，传写讹误而成。因此《淮南子·主术训》说“把事情明确地显示给人，跖、蹻之类的奸盗就会停止”，注文说：“蹻，庄蹻，楚威王的将军，后来能成为大盗。”仍然写作威王，这也可以作为证据。至于《后汉书》中的庄豪、《吕氏春秋》中的企足，以及各书中的庄蹻，虽然名称颇有不同，实际上并不是三个人。

译“豪”和“蹻”读音相近；“企足”也接近“蹻”的反切读音。而且《后汉书》又有“滇王庄蹻的后代”这样的说法。《吕氏春秋·介立篇》也仍然写作“蹻”。可是郭青螺《庄蹻考》（注）一定认为在滇地称王的庄蹻不是那个大盗。他说：“司马迁、班固既然已经把顷襄王讹写成威王，又怎么知道不是把庄豪误作庄蹻？应当以范晔书中的庄豪为正确，而马融所说‘庄豪就是庄蹻’的说法不对。”这只是因为正德年间云南想要祭祀庄蹻，李奇注释“蹻，楚国的大盗”，祭祀才没有成功，于是郭氏特意曲意为庄蹻辩护，不值得辨析。《范书》说“消灭夜郎”，《华阳国志》说“降服夜郎”，“降服”这一说法是对的。如果说是“消灭”，哪里还会有“汉人与谁相比更强大”这样的说法呢？班固、司马迁说“沿江而上，平定滇地”，范晔说“沿沅水而上，攻克夜郎”，两者通常也与范晔的说法相同。道路可以兼容，事情也可以并举；既然没有其他证据，就应当两种说法并存。至于杜氏说《史记》《汉书》记载“庄蹻在滇地称王十多年后秦国灭亡”，并且还据此计算年代来证明它的错误，考察《史记》《汉书》的原文，是先说庄蹻“在滇地称王”，接着说“秦朝时修通五尺道”，在这个国家“设置官吏”，又说“十多年后秦国灭亡”。所谓“十多年”，是指从修通道路、设置官吏到秦朝灭亡那一年，并不是指从庄蹻在滇地称王到秦朝灭亡那一年。杜氏核查文献时偶然没有审察清楚。乐氏、马氏也因沿袭成说、顺手照写而造成疏漏。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