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二 齐五
卷十二 齐五○苏秦说齐闵王苏秦说齐闵王曰：“臣闻用兵而喜先天下者忧，约结而喜主怨者孤。夫后起者藉也，而远怨者时也。是以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夫权藉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籍，倍时势，而能事成者寡矣。“今虽干将莫邪，非得人力，则不能割刿矣；坚箭利金，不得弦机之利，则不能远杀矣。矢非不銛，而剑非不利也，何则？权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赵氏袭卫，车舍，人不休，傅卫国，城割平，卫八门土，而二门堕矣，此亡国之形也。卫君跣行，告溯于魏。魏王身被甲底剑，挑赵索战。邯郸之中骛，河山之间乱。卫得是藉也，亦收馀甲而北面，残刚平，堕中牟之郭。卫非强于赵也，譬之卫矢而魏弦机也，藉力魏而有河东之地。赵氏惧，楚人救赵而伐魏，战于州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赵得是藉也，亦袭魏之河北，烧棘沟，坠黄城。故刚平之残也，中牟之堕也，黄城之坠也，棘沟之烧也，此皆非赵、魏之欲也。然二国劝行之者何也？卫明于时、权之藉也。今世之为国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敌强，国罢而好众怨，事败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也，地狭而好敌大，事败而好长诈。行此六者而求伯，则远矣。“臣闻，善为国者，顺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后从于天下。故约不为人主怨，伐不为人挫强。如此，则兵不费，权不轻，地可广，欲可成也。昔者，齐之与韩、魏伐燕秦、楚也，战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韩、魏也，然而天下独归咎于齐者何也？以其为韩、魏主怨也。且天下遍用兵矣：齐、燕战，而赵氏兼中山，秦、楚战韩、魏不休，而宋、越专用其兵。此十国者皆以相敌为意，而独举心于齐者何也？约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强也。“且夫强大之祸，常以王人为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谋人为利也。是以大国危，小国灭也。大国之计，莫若后起而重伐不义。夫后起之籍与多而兵劲，则事以众强適罢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则利必附矣。大国行此，则名号不攘而至，伯、王不为而立矣。小国之情，莫如仅静而寡信诸侯。仅静，则四邻不反；寡信诸侯，则天下不卖。外不卖，内不反，则摈祸；朽腐而不用，币帛矫蠹而不服矣。小国道此，则不祠而福矣，不贷而见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义者伯，用兵穷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吴王夫差以强大为天下先，强袭郢而栖越，身从诸侯之君，而卒身死国亡，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谋王，强大而喜先天下之祸也。昔者，莱、莒好谋，陈、蔡好诈，莒恃越而灭，蔡恃晋而亡。此皆内长诈，外信诸侯之殃也。由此观之，则强、弱、大、小之祸可见于前事矣。“语曰：‘麒骥之衰也，驽马先之；孟贲之倦也，女子胜之。’夫驽马、女子，筋骨力劲，非贤于骐骥、孟贲也。何则？后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与也，不并灭，有而案兵而后起，寄怨而诛不直，微用兵而寄于义，则王天下可跼足而须也。明于诸侯之故，察于地形之理者，不约亲、不相质而固，不趋而疾，众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强而加以亲。何则？形同忧而兵趋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齐、燕战于桓之曲，燕不胜，十万之众尽。胡人袭燕楼烦数县，取其牛马。夫胡之与齐，非素亲也，而用兵又非约质而谋燕也，然而甚于相趋者何也？何则形同忧而兵趋利也。由此观之，约于同形则利长，后起则诸侯可趋役也。“故明主察相诚欲以伯、王也为志，则战攻非所先。战者，国之残也，而都县之费也。残费已先，而能从诸侯者寡矣。彼战者之为残也，士闻战则输私财而富军市，输饮食而待死士，令折辕而炊之，杀牛而觞士，则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祷祝，君翳酿，通都、小县、置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则此虚中之计也。夫战之明日，尸死扶伤，虽若有功也，军出费，中哭泣，则伤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伤者空财而共药，完者内酺而华乐，故其费与死伤者均。故民之所费也，十年之田而不偿也。军之所出，矛戟折，镮弦绝，伤弩，破车，罢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厮养士之所窃，十年之田而不偿也。天下有此再费者，而能从诸侯寡矣。攻城之费：百姓理襜蔽，举冲橹，家杂总，身窟穴中罢于刀金，而士困于土功，将不释甲，期数而能拔城者为亟耳。
译卷十二 齐五 苏秦游说齐闵王说：“臣听说，用兵却喜欢抢先天下行动的国家会忧患重重，结成盟约却喜欢替人主导怨恨的国家会陷于孤立。后出兵的一方可以借助形势，远离怨恨则能把握时机。因此圣人处理事务，一定借助权势，努力顺应时机。所谓权势和凭借，是万物运行的统率；所谓时势，是百事发展的关键。所以没有权势凭借、违背时势，却还能成事的，很少。如今即使有干将、莫邪这样的利剑，如果得不到人的力量，也不能割断刺破东西；即使箭坚硬、金属锋利，如果没有弓弦和机括的力量，也不能射杀远处的目标。箭不是不锐利，剑也不是不锋利，为什么呢？因为权势和凭借不在自己这边。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赵国袭击卫国，战车停驻，士卒不得休息，逼近卫国，城郭被削平；卫国八座城门的土地被夺，另有两座城门坍塌了，这已经是亡国的形势。卫君赤脚逃行，向魏国告急。魏王亲自披甲佩剑，向赵国挑战求战。邯郸城中奔驰混乱，河山之间也陷入动乱。卫国得到魏国这一凭借，也收拢残余兵力向北进攻，摧毁刚平， разруш坏中牟的外城。卫国并不比赵国强，就好比卫国是箭，魏国是弓弦和机括；借助魏国的力量，卫国取得了河东之地。赵国害怕了，楚人救援赵国并攻打魏国，在州西交战，出了梁门，军队驻扎在林中，马在大河饮水。赵国得到这一凭借，也袭击魏国的河北，烧毁棘沟，攻陷黄城。所以，刚平的残破、中牟的坍塌、黄城的陷落、棘沟的焚毁，这些都不是赵国、魏国原本想做的事。然而，为什么两国还要勉强去做这些事呢？因为卫国明白时势，懂得借助权势。如今世上治理国家的人却不是这样：军队弱小却喜欢与强国为敌，国家疲敝却喜欢招致众人的怨恨，事情失败却喜欢把责任推究到底，军队弱小却憎恨下属，土地狭小却喜欢与大国为敌，事情失败却喜欢长久施行诈术。实行这六件事却想称霸，距离成功就远了。臣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顺从民众的意愿，估量军队的能力，然后顺应天下的形势。因此，结盟不替人主导怨恨，攻伐不替人挫败强敌。这样，军队不至于耗费，权势不至于减轻，土地可以扩展，愿望可以实现。从前齐国和韩、魏攻打燕国、秦国、楚国，战事并不十分激烈，分给韩、魏的土地也不多，可是天下唯独归罪于齐国，为什么呢？因为齐国替韩、魏主导了怨恨。况且天下已经到处用兵：齐国、燕国交战，赵国却趁机兼并中山；秦国、楚国攻战，韩、魏不得休息，而宋国、越国专门利用自己的军队。这十个国家都以相互为敌为意图，却唯独把心思集中在齐国身上，为什么呢？因为齐国结盟时喜欢主导怨恨，攻伐时喜欢替人挫败强敌。况且，强大国家的祸患，常常在于以称王天下为意图；弱小国家的灾祸，常常在于把施谋用诈当作利益。因此大国会陷入危难，小国会灭亡。大国的计策，不如晚些出兵，并重重讨伐不义。后出兵而有所凭借，盟友众多、军队强劲，那么事情就会凭借众多的力量压倒疲弱寡少的一方，军队必定取胜。所做的事情如果不堵塞天下人的心愿，利益就一定会归附。大国这样做，名号不用争夺就会自然到来，霸业、王业不用刻意追求也能建立。小国的情势，不如只求安静，少同诸侯结盟。只求安静，四邻就不会反叛；少同诸侯结盟，天下就不会出卖它。外部没有出卖，内部没有反叛，就能排除祸患；即使朽腐之物无人使用，币帛受到蠹虫侵蚀，也不会有人来制服它。小国遵循这条道路，即使不祭祀也能得到福祐，即使不借贷也能显得充足。所以说：‘以仁为祖法的可以称王，树立义的可以称霸，穷兵黩武的必然灭亡。’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吴王夫差凭借强大，抢先向天下用兵，强行攻入郢都，又使越国退居会稽；他亲自跟随诸侯之君，最终却自己身死、国家灭亡，成为天下人的笑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夫差平日谋求称王，凭借强大而喜欢抢先于天下行动所造成的祸患。从前莱国、莒国喜欢谋诈，陈国、蔡国喜欢欺诈；莒国依仗越国而灭亡，蔡国依仗晋国而灭亡。这些都是内部滋长诈术、对外信赖诸侯所造成的灾祸。由此看来，强弱大小各国的祸患，都可以从以前的事情中看得清楚。俗语说：“骐骥衰弱的时候，劣马反而跑在它前面；孟贲疲倦的时候，女子也能胜过他。”劣马和女子的筋骨力量，并不比骐骥、孟贲强，为什么呢？因为是后来奋起的缘故。如今天下各国相处，如果不彼此兼并消灭，而是有一国按兵不动，然后乘机奋起；把怨恨寄托在讨伐不正当者上，少用武力而把行动寄托于正义，那么称王天下就可以屈指等待了。明白诸侯之间的实际情势，察知地形规律的人，不必订立盟约、互相交换人质就能巩固关系；不必急进却能迅速行动；众事并举而不互相违背；彼此交割利益而不相憎恨；各自强大又互相亲善。为什么呢？因为形势相同、忧患相同，军队自然会趋向共同利益。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齐国和燕国在桓地的曲折处交战，燕军没有获胜，十万军队全部覆没。胡人袭击燕国的楼烦等几个县，掠取了那里的牛马。胡人与齐国平素并不亲近，而且这次用兵也不是因为订立盟约、交换人质后共同谋划攻燕；可是，为什么他们的行动比彼此亲近的国家还迅速呢？因为形势相同、忧患相同，军队自然会趋向共同利益。由此看来，因形势相同而结盟，利益可以长久；后来奋起，就能驱使诸侯为之效力。所以，明主考察自己是否确实想以建立霸业、王业为志向，就知道战攻不是首先应做的事。战争会损耗国家，也会耗费都邑和县邑的财力。损耗和费用已经先造成了，却还能使诸侯归附的，就很少了。战争造成的损耗是：士人听说要打仗，就输送私财来充实军市，输送饮食来供养待死的勇士；命令折断车辕用来烧火，杀牛来给士卒饮酒，这就是堵塞君主道路的做法。中等人家祈祷祝告，君主遮蔽酿酒，通都、小县、设置官署的地方以及有集市的城邑，无不停止本业来奉养君王，这就是使国内空虚的计策。战争结束的第二天，尸体需要收殓，伤员需要救治，即使看起来似乎有功，军队已经支出费用，国内又哭泣哀号，也会伤害君主的心。死者破坏家产来安葬，受伤残废者耗尽财产共同购买药物，完好无伤者在国内举行酺宴并尽情欢乐，所以这些费用与死伤者所耗费的相当。百姓的耗费，是十年的田产也补偿不了的。军队出征时，矛戟折断，环弦断绝，弩损坏，车辆破裂，马匹疲敝，箭矢损失大半。铠甲兵器等物资，是官府私下支出的；士大夫藏匿的，厮养士偷窃的，也都是十年的田产不能补偿的。天下有这两重耗费，却还能使诸侯归附的，就很少了。攻城的费用是：百姓修理毡衣和蔽身之物，抬起冲车、橹盾，家家杂集物资；士卒本人藏身窟穴之中，被刀兵和金属器械弄得疲惫，而士卒又困于土木工程；将领不能脱下铠甲，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攻下城池的，已经算快了。
上倦于教，士断于兵，故三下城而能胜敌者寡矣。故曰：‘彼战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瑶攻范、中行氏，杀其君，灭其国，又西围晋阳，吞兼二国，而忧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国亡，为天下笑者，何谓也？兵先战攻而灭二子患也。日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赵，南张于长子，败赵氏；北战于中山，克燕军，杀其将。夫中山千乘之国也，而敌万乘之国二，再战北胜，此用兵之上节也。然而国遂亡，君臣于齐者，何也？不啬于战攻之患也。由此观之，则战攻之败，可见于前事。“今世之所谓善用兵者，终战比胜，而守不可拔，天下称为善，一国得而保之，则非国之利也。臣闻战大胜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罢而城郭露。夫士死于外，民残于内，而城郭露于境，则非王之乐也。今夫鹄的非咎罪于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则善，不中则愧，少、长、贵、贱则同心于贯之者，何也？恶其示人以难也。今穷战比胜，而守必不拔，则是非徒示人以难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则天下仇之必矣。夫罢士露国，而多与天下为仇，则明君不居也；素用强兵而弱之，则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则五兵不动而诸侯从，辞让而重赂至矣。故明君之攻战也，甲兵不出于军而敌国胜，冲橹不施而边城降，士民不知而王业至矣。彼明君之从事也，用财少，旷日远而为利长者。故曰：‘兵后起则诸侯可趋役也。’“臣之所闻，攻战之道，非师者，虽有百万之军，比之堂上；虽有阖闾、吴起之将，禽之户内；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间；百尺之冲，折之衽席之上。故钟鼓竽瑟之音不绝，地可广而欲可成；和乐、倡优、侏儒之笑不之，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为尊，利制海内不为厚。故夫善为王业者，在劳天下而自佚，乱天下而自安。诸侯无成谋，则其国无宿忧也，何以知其然？佚治在我，劳乱在天下，则王之道也。锐兵来则拒之，患至则趋之，使诸侯无成谋，则其国无宿忧矣。何以知其然矣？昔者，魏王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其强而拔邯郸，西围定阳，又从十二诸侯朝天子，以西谋秦。秦王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境内，尽堞中为战具，竟为守备，为死士，置将，以待魏氏。卫鞅谋于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诸侯而朝天子，其与必众，故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见魏王，则臣请必北魏矣。’秦王许诺。卫鞅见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于天下矣。今大王之所从十二诸侯，非宋、卫也，则邹、鲁、陈、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东伐齐，则赵必从矣；西取秦，南伐楚，则韩必从矣。大王有伐齐、楚心，而从天下之志，则王业见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后图齐、楚。’魏王说于卫鞅之言也，故身广公宫，制丹衣，柱建九斿，从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处之。于是齐、楚怒，诸侯奔齐，齐人伐魏，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魏王大恐，跣行按兵于国，而东次于齐，然后天下乃舍之。当是时，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曰卫鞅之始与秦王计也，谋约不下席，言于尊俎之间谋成于堂上，而魏将以禽于齐矣；冲橹未施，而西河之外入于秦矣。此臣之所谓比之堂上，禽将户内：拔城于尊俎之间，折冲席上者也。”
译君上对教化感到疲倦，士卒被兵器所困，所以接连攻下三座城而能战胜敌人的，很少。因此说：“那种战攻的做法，不是首先应做的事。”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智伯瑶攻打范氏、中行氏，杀死他们的君主，灭掉他们的国家；又向西包围晋阳，吞并两个国家，却忧虑另一个君主，这是用兵最盛大的时候。然而智伯最终自身被杀、国家灭亡，成为天下人的笑柄，为什么呢？因为把战攻放在首要位置，造成了灭掉范氏、中行氏这两个国家的祸患。从前，中山国全军出动迎击燕、赵两国，向南在长子展开攻势，打败赵氏；向北在中山交战，击败燕军，杀死燕军将领。中山是拥有千乘的国家，却同时抵抗两个万乘之国，两次交战都获胜，这是用兵最高明的做法。然而国家最终还是灭亡，君主和臣下都成为齐国的臣属，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节制战攻所带来的祸患。由此看来，战攻失败的后果，在前面的事情中就可以看到了。如今世上所谓善于用兵的人，最终总是连续作战并取得胜利，守城又坚不可拔，天下都称赞他善于用兵；但如果一个国家因此得到保全，这并不是国家的利益。我听说，取得战争大胜的国家，士卒死得多，兵力反而更加削弱；守城而使敌人攻不破，百姓就会疲惫，城郭也会暴露破败。士卒死在外面，百姓残困于国内，而城郭在边境上暴露破败，这不是君王所乐见的。如今鹄的并没有得罪人，人们张弓引弩射它，射中就认为善于射箭，射不中就感到惭愧；无论年少、年长、尊贵、卑贱，都同心想射中它，为什么呢？因为厌恶向别人显示困难。如今穷尽兵力作战而屡屡获胜，守城又一定不被攻破，这不只是向别人显示困难，而且还会伤害别人，那么天下一定会仇恨他。使士卒疲惫、国家残破，又使天下很多国家成为仇敌，这样的事，明君不会去做；一向凭借强兵用事却使自身变弱，这样的事，明智的相国不会去做。那明君和明智的相国办事时，不必动用五种兵器，诸侯就会归附；只要辞让，厚重的财物就会送来。所以明君发动攻战时，铠甲兵器还没有从军中出动，敌国就已经被战胜；冲车、橹盾还没有施用，边境城邑就已经投降；士卒和百姓还没有察觉，王业就已经实现了。明君办事，所用财物少，耗费日子长远，而取得的利益却长久。所以说：“军队后来奋起，就能驱使诸侯为之效力。” 我所听说的攻战之道是：如果不是用谋略和外交，即使有百万军队，也不过如同摆在厅堂之上；即使有阖闾、吴起那样的将领，也能在门户之内擒获；千丈高的城池，也能在尊俎之间攻取；百尺高的冲车，也能在席席之上摧毁。所以钟鼓、竽瑟的音乐不断，土地可以扩大，愿望可以实现；和平欢乐、倡优、侏儒的笑声不断，诸侯可以在同一天招致而来。因此，名声与天地相配也不算尊贵，利益控制海内也不算丰厚。善于建立王业的人，在于使天下劳苦而自己安逸，使天下混乱而自己安定。诸侯没有形成共同谋略，他们的国家就没有长期忧患。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安逸和治理在我，劳苦和混乱在天下，就是称王的道路。精锐军队来了就抵御它，祸患到了就迅速处理它，使诸侯无法形成共同谋略，那么他们的国家就没有长期忧患了。怎么知道呢？从前，魏王拥有方圆千里的土地，带甲士卒三十六万；凭借强盛的力量攻下邯郸，向西包围定阳，又使十二个诸侯朝见天子，并向西谋划攻秦。秦王害怕他，睡觉不能安席，吃饭不能感到滋味。于是下令境内，把城墙上的所有部分都做成战具，最终完成守备，招募死士，设置将领，以等待魏国。卫鞅向秦王谋划说：“魏国的功业很大，号令在天下推行，有十二个诸侯朝见天子，它的援助必定很多；所以只凭一个秦国抵挡强大的魏国，恐怕不如意。大王为什么不让我去见魏王呢？那样我一定能使魏国向北臣服。”秦王答应了。卫鞅拜见魏王说：“大王的功业很大，号令已经在天下推行。如今大王所率领的十二个诸侯，除宋、卫之外，就是邹、鲁、陈、蔡；这些本来就是大王可以用鞭子驱使的国家，不足以凭此称王天下。大王不如向北攻取燕国，向东征伐齐国，那么赵国一定会归附；向西攻取秦国，向南征伐楚国，那么韩国一定会归附。大王有征伐齐、楚的心愿，又顺应天下人的意志，王业就显现出来了。大王不如先实行天子的服制，然后再谋划齐、楚。”魏王很赞同卫鞅的话，于是扩大自己的宫室，制作丹色衣服，柱子上悬挂九面旒旗，使用绘有七星的旟旗。这是天子的位制，魏王却处在这样的地位。于是齐、楚发怒，诸侯奔向齐国，齐人攻打魏国，杀死魏太子，覆灭魏国十万军队。魏王非常恐惧，光着脚在国内按兵不动，后来向东驻扎在齐国边境，于是天下才放过他。当时，秦王垂衣拱手，接受西河以外的土地，却不把这看作魏王的恩德。所以说，卫鞅开始与秦王谋划时，计谋在席席之间就已确定，在尊俎之间说定了谋略，而魏军将要在齐国被擒获了；冲车、橹盾还没有施用，西河以外的土地就已经归入秦国了。这就是我所说的，军队如同摆在厅堂之上便能取胜，将领在门户之内便能擒获；在尊俎之间攻下城池，在席席之上摧毁冲车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