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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爝火录》自序 引用书目 凡例 论略 历代纪元续表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附记一卷 自序 前明遭遇流贼之乱，庄烈帝于崇祯甲申三月为社稷殉难；这正是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摄政王因吴三桂请求出兵诛杀贼寇，于是整顿军队入关，扫清群丑，在燕京定鼎；收复兖、豫，攻下两江，平定川、陕，攻克楚、粤，开拓滇、黔。海内海外，没有不臣服的；疆域之广大，自古未有。当时明朝残余势力流离逃往南方，偷偷据守一隅，称王称帝，建立年号改换正朔，如同赵宋的恭帝、端宗、帝昺在海边苟延残喘；直到壬寅十一月以后，才几乎全部消灭。那些野史，实在数量很多；他们不明白明朝历数将尽、大统已经有所归属，仍尊称其君为“主上”，称我朝为“与国”。假如法网稍微严密一些，难道不该杀掉这些人并焚毁他们的书吗？怎么能容许他们惑乱世人、欺诬百姓、昭示给后世呢？而新朝并不禁止著述文字，还有光明昭著的圣谕说：即使有犯忌之处，也一概不要苛求。太史氏编纂《明史》，在崇祯末年间采录了他们的说法，足以补成志书和列传。今上皇帝又亲自撰成《资治通鉴》《明纪纲目》，颁行天下。天根恭敬地拜读以后，觉得其中“编年”上承《麟经》，“列传”又远追班固、司马迁；由此可知皇上圣学的深厚和昭代文章的宏大，并非续编的诸史所能望其项背。只是《纲目》起于洪武，止于崇祯；甲申以后，“国史”尚未颁行；《明史》中三王的列传只写到一王建元为止，其他事迹散见于诸臣列传。读者不容易掌握其中要领，不能不广泛查阅野史。然而这些书错误、庞杂、伪妄混杂，是非颠倒；无论童年还是白首，到底都不知道圣朝为什么能够大一统、三王为什么相继兴起又相继灭亡，这难道不是今天史书中的缺典吗？天根居处山边，无从看到本朝《实录》；因此在闲暇时抽取研读《明史》作为经线，搜集野史作为纬线，改正错误，删去伪说，从顺治甲申开始，到康熙壬寅为止，编成《爝火录》三十二卷。可以预料，读到这部书的人，看见懦弱君王的庸碌怯懦、奸权的贪婪卑鄙、丁弁的骄横强悍，以及盗贼的横暴、百姓的颠沛流离，自然会咬牙瞪眼、愤怒不已；偶尔看到二三位精忠报国、全家殉难的大臣，其中有足以同文天祥、张世杰等人争辉的，难道不会合上书叹息、抚着几案长叹吗？这样说来，这部书虽然不足以作为《明史》的羽翼，却未必不是“国史”的先声啊！取名为“爝火”，是深深感叹三王的臣民，凭借明朝末年的残余生命，却暗中不知自我反省，妄想如太阳西升东坠，结果迅速走向灭亡，实在令人悲哀！大清乾隆十三年六月望日前二日，云墟散人李天根撰写。引用书目 回想丙戌年春天，我和同人组织惜字会，用素纸印刷虫鱼草木花卉图板，装订成册；请同人到街市村落，用夹针线和破书同妇女、女子交换。到了年终，检查阅览一遍，凡是学堂用书和坊间印行的书，都付之一炬；其中有稗官野史、弹词小说，以及阴私、谤议、揭帖等过去未曾见过的书，不论抄本、刻本、残篇断简、有头无尾，也不论古事今事，只要文理通晓的，就抄录保存下来。这样经过数年，共收集了一千五百多种。又在书坊的废纸中搜得计六奇的《南、北略》草稿，也残缺而次序错乱，有涂改、删削和补写，字迹漫漶难辨，最终难以断句；于是取其他书加以考证，凭意会通，按次编成一帙，但缺少《南略》第一卷至第六卷。丁卯年暮秋，花渡毛子蓁芟到我的草堂来访；我拿出几种《乐府》同他商量。其中有一出《李云娘》，写的是明末时事；于是问蓁芟：“弘光、永历两朝的始末，我还不能深知，你知道吗？”蓁芟笑着说：“你写名帖拜我为师，我就一一告诉你！”我说：“哎！我学诗、学文、学长短句乐府、学医、学书、学画、学种田、学种菜，还从来没有拜过老师；如今为了这区区小事，难道要称你为门弟子吗？快走，三天后再来，让你刮目相看！”蓁芟拂袖起身，抢走了我的《白头花烛》。于是我翻阅《明史》《横云山人集》《明纪纲目》，从甲申写到壬寅，编次成卷；又抽取研读先前所记录的各类书籍，并向各位友人借抄秘本，附录在后。总共用了七个月才完成。蓁芟带着《白头花烛》再次到来，脱下帽子，掀起胡须，昂声说道：“我来刮目相看了！阿蒙如今究竟怎么样了？”我拿出这部书夸耀给他看。他还没有读完一卷，就惊叹道：“我早就想编写这部书，没想到你抢先下手；我应当把自己的稿子全部烧掉，叩头称你为弟子了！” 我们一起拍掌大笑。然而，这部书若不是“羞萋芟”的一番激发，也不能完成；我不敢埋没其中的真实情况，所以详细记述下来。

译从前朱竹垞编撰《日下旧闻》，没有一个字是出自自己；我编这部书，也仿效这个意思，发誓不凭空杜撰一个字。因此把所引用的各种书籍列在下面。不过我家藏书很少，取材没有来源；又足不出户，见闻从哪里来呢？难免有挂一漏万的讥评。我曾听说王荆公选编《唐百家诗》，从宋次道家所藏的书中精心选择；他明知并不完备，却说：“想了解唐诗的人，读这部就足够了！”我也说：“想了解弘光、永历两朝事迹的人，读这部就足够了！” 《御览资治通鉴明纪纲目三编》《明史》（李光地奉敕撰）《三藩纪事本末》（青浦杨陆荣采南）《横云山人集》《王鸿绪撰》《通鉴纪事本末》《绥寇纪略》（吴梅村伟业）《大事记》（沈国元）《甲乙事案》（竹坞遗民文秉荪符）《先拨志始》（文秉）《明末五小史》（王氏三余集）《明季遗闻》（邹漪流绮氏）《南、北略》（计六奇）《殷顽录》（杨陆荣）《酌中志》（刘若愚）《求野录》（客溪樵隐邓凯著）《也是集》（自非逸叟）《明朝怪异杂记》（襄阳道人石麟）《核真略》（凫岫杨仕聪）《所知录》（钱秉镫饮光）《东明闻见录》（行人司行人瞿共美）《足征录》（堵雪怀）《甲乙史》《甲乙汇略》《樵史》《国变录》《忠逆定案》（方以智）《国难录》（徐凝生）《公道单》《明纪辑略》《启运录》《明名臣言行录》《崇贞遗录》《崇贞宫词》《流寇始末》《甲申忠义传》《寇志》《知寇子》《三朝要典》《平寇传》（赵文山）《志忠传》《忠义录》《续表忠记》《忠贞轶记》（顺天教授徐君懋）《侦侠记》《蜀难纪略》（太仓沈豹文）《乱蜀始末》《两广纪略》（华复蠡）《两粤新书》《粤游记》《岭南诗记》（王隼蒲衣氏）《仿指南录》（康范生）《闽游月记》（华廷献）《维扬殉节略》（史德威）《l疁录》《江阴城守纪事》（许重熙）《江阴城守死事诸人传》《江上遗闻》《海角遗编》（七峰樵道人）《海滨私记》《海甸遗闻》《虞山妖乱记》（冯巳苍舒）《过墟志感》《闽幕纪略》（许旭九日）《闽中杂记》《画 《壁遗稿》《安龙逸史》（溪上樵隐）《滇考》《滇黔耳闻》（溧阳苍水老人彭珏）《征行纪略》（马君辉玉）《征西机略》（嵇永福）《孙可望据云贵始末》（马玉）《北游纪略》《南归草》（黄孔昭）《北墅绪言》《北墅手述》《政余笔录》《鸡窗剩言》《柳轩丛话》《思庵闲笔》《三垣笔记》（李映碧清）《啸虹笔记》《坚瓠集》《剪寇录》《诛巢新编》《万花金谷》《谈往》《□□》（□燕□）《愚公考略》《复社纪略》《太白剑》《怀秋集》《遣愁集》《快心传》《桂园夜话》《蛮司合志》《忆记》《旷园杂志》《一席纪闻》（顾杲命子点鹿辑）《录异》《板桥杂志》（余无怀）《肃松录》（谭吉璁）《后盐录》《冥报录》（陆丽京）《成仁录》（屈大均）《辍耕录》《野史》《义史》《祀史》（沈国元）《绥史》《寄园寄所寄》（赵吉士恒志）《觚剩》（钮玉樵琇）《岳半主人偶编》《大有奇书》《西皋外集》《盛京赋》《拾烬余闻》《殉节录》（徐敷一名玄。记载左懋第出使之事）。参考诸书 《畿辅志》《江南通志》《山东通志》《山西通志》《河南通志》《四川通志》《湖广通志》《江西通志》《浙江通志》《福建通志》《广东通志》《广西通志》《云南通志》《贵州通志》《常州府志》《苏州府志》《无锡县志》。取材诸书 《李忠毅公年谱》《华凤超年谱》《张玉笥死难事略》（许重熙）《堵文襄公传》《洪承畴行状》（洪士铭）《魏叔子集》《吴梅村集》《陈孝威壶山集》《侯朝宗集》《钱牧斋集》《汪琬尧峰文集》《钱陆■〈火桀〉集》《瞿起田集》《金道隐集》《戴名世集》《邵长蘅集》《朱彝尊集》《李翰业集》《沈归愚文钞》《陆铁庄集》凡例 一、本书始于顺治元年三月十九日庄烈帝为社稷殉难，止于康熙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鲁王在金门去世，共十九年；记载福王、潞王、唐王、鲁王以及绍武、永历诸王建立政权的事。至于本朝的大政都载于《国史》，不是野史所应涉及的，因此不敢妄加一句；只有任命将领、出兵作战、讨伐消灭闯、献，以及荡平南方诸地的事情，才记载主帅姓名和攻克的某省、郡、县。但一定要遍查《明史》、考核各类书籍，确实有据，然后才编入。一、本书编年时，在顶格处大书“大清顺冶元年”，以尊奉正统；下一行低一格书写“崇祯十七年”，用来记载明朝之事。乙酉以后，下一行再低一格书写福王、唐王等诸王的纪元，遵循《纲目》记载列国的体例。

译一、本书的正朔遵照本朝《时宪书》，在顶格处书写，不采用前明《大统历》；各书有采用《大统历》的，一定详细核查甲子，逐一改正。例如《明史》有时也承袭旧文中的月日而不改：瞿式耜传记载说：“顺治五年闰三月，李成栋、金声桓叛乱。七年闰十一月十七日，式耜于是同张同敞一起死去。”考察《时宪书》：戊子年闰月在四月，庚寅年没有闰月，闰月在第二年二月；因此，这是把《大统历》的月份日期附会到顺治年间，不可遵从。凡是这一类情况，都依照《时宪书》加以订正。一、本书以《明史》和《纲目三编》为经，顶格书写；以群书为纬，低一格书写。群书与《明史》相同的，只抄录《明史》；《明史》记载简略而群书记载详细的，就把群书的说法补写在《明史》之下；群书与《明史》不同的，就把群书的说法附在相关事件之下；群书有记载而《明史》没有的，就另起一行列出，并注明“见某书或某人”等语。一件事在群书中互相记载、但详略各不相同的，就删削合并为一处；有时一件事在群书中的记载各不相同，是非相互严重背离的，就把各书的说法全部列出，考察其是非、真伪，并明确说明。至于许都、王之明、大悲、童氏等案件，是非真伪无法辨明，就只能按照“以疑传疑”的原则处理罢了。一、群书多记载事迹，其中间或有出自论断的内容。如文荪符（棅）、魏叔子（禧）、杨凫岫（仕聪）、钱饮光（秉镫）诸位先生亲眼见过当时的事情，他们的说法并非虚妄，所以一并采录。至于屈山（大均）把叛臣编入《存仁录》，与正史大相违背，我不予采用。一、福、唐、鲁、桂诸王都是以藩王的封地建立国号，亨嘉、慈炎等人也都是以宗室身份起兵。本书一定详细记载他们的支派世系，一是为了辨别伦常次序和亲疏关系，二是为了辨明复兴的诚意与虚伪；这样一来，群臣拥戴、崇奉谁，不必多说，邪正自然就清楚了。然而，《明史》自天启、崇祯以后，《本纪》不免有遗漏简略，《志》《传》更有许多矛盾；而群书的记载散见各处、来源杂乱，也都没有可靠依据。比如崇祯十六年，张献忠把雅王华奎沉入江中，后来却没有关于承袭的记载；周裔益阳王朝■〈土覃〉没有儿子，封国被撤除；辽裔益阳王宪墉去世，也没有承袭者；而野史却记载楚王益阳在浙江屯兵，斥责鲁王不应监国，被李长祥诛杀驱逐；亨嘉被隆武帝废黜杀死，却没有记载后续的封袭；而瞿式耜的遗表说“靖江王父子未曾出城”，野史却说“靖江王出走，世子、次子都在宫中上吊而死”。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现在宁可遵从正史的缺文，也不采用浮泛之词牵强附会。一、姜瓖背叛本朝，事情发生在西部边疆，与南方无关；因为他所使用的称号也书写永历年号，所以也附带记载于此。一、各位大臣的奏疏，大多采用节略本；偶尔有全文载录的，都是依照群书所载，并非有所取舍。一、唐王、福王，群书有时称王，有时称帝，一概仍照原文不改，以保存真实情况。一、编纂本书时，偶尔有一些个人臆说，便随手写在纸片上投入瓮中（原作“甓”）。到本书脱稿后，取出来按次序编排，共得到若干条，题为《读史论略》，附在卷首。并不是胆敢评判前人，也只是姑且表达劝善惩恶的意思罢了。一、自甲申至壬寅共十九年，编成《纪元续表》；以大清为首，其次为庄烈，福、唐诸王以及闯、献、金、王、郑成功等并列其中；使他们的兴亡存灭一眼即可看清，这也是帮助本书醒心悦目的一项内容。一、鲁王死于金门，前明的子孙就此全都断绝了。唯独郑成功的“遗孽”漂泊海上，以台湾为巢穴，趁“三逆”之乱侵扰福建、广东，海上始终没有安宁之地；直到康熙二十二年七月，郑克塽归降，“僭伪”势力全部平定，皇图归于统一。因此又编成《附记》一卷，以结束这件事。论略 明朝的灭亡，是亡于流寇的蹂躏吗？是亡于逆宦的肆意毒害吗？是亡于庄烈帝的操切急躁吗？是亡于熹宗、思宗的昏昧幼稚吗？都不是；只是亡于神宗的怠惰荒废罢了！神宗年幼即位，得到张居正担任师相，尊重君主权威，核实名分与实际，任用将帅，严格考核政绩，均平徭役，迁徙边堡，治理决口，整顿漕运：各种废弛的政务全都兴办起来。虽然一时朝廷大臣厌恶他的专横擅权，但是万历初年的政治使衰颓者振作、懒惰者奋发，致使国家富强；自万历中期以来，宰相的功业没有超过他的。张居正死后，皇帝自以为天下太平，一切事务都只求苟且简略：各级官员不完备，朝廷中枢空虚；他幽居深宫静养，内外隔绝。宠爱郑妃，使国本动摇；派遣矿使，使变乱纷纷兴起。申时行、赵志皋、沈一贯、方从哲等人相继掌握国政，都庸碌无能地占据职位，不能匡正挽救；于是导致各项职务全部松弛，上下离心离德。言官起初受到执政大臣压制，执政大臣后来又受到言官攻击。东林党以气节相互标榜，三党则以攻击弹劾为事。台谏的势力积重难返；门户之争的祸害，也随着国家日益加深。最终上天的谴责接连而来，饥荒不断发生；边境烽火和盗警频仍，内外交相争斗。丧乱的局势已经形成，皇帝却仍旧像从前那样懈怠。假使神宗的在位时间再延长几年，明朝的天下难道还能再传下去吗？熹宗、思宗相继即位，逆宦煽动暴虐，把国家将要耗尽的元气削夺得一干二净。到了庄烈帝时，他本来并不是亡国之君，只是恰好处在亡国的时运中。他日夜焦虑操劳，共十七年；最终自身死亡、国家破灭，社稷成为废墟。后世万代仍然说：“使明朝灭亡的，是庄烈帝！”唉！难道不是太冤枉了吗！明朝的公卿、勋戚、官绅和士庶，殉节的人从范景文、倪元璐以下，不到一百人；跟随逆贼的人从魏藻德以下，不止一千多人！为什么尽忠的人这样寥寥无几，而投降贼寇的人却这么多呢？有人认为这是靖难时期杀戮惨酷所造成的报应，我不这样认为。前朝养士三百年，高爵厚禄全都归于科举出身的人。就像魏藻德这样的人，庄烈帝亲自选拔为殿试第一名，不到三年就升到首相；一旦君主死亡、国家破灭，便首先跟从贼寇，张口就诋毁先帝无道。像这样的人，是在报复成祖吗？还是在报复庄烈帝？我恨不得剖开魏藻德的肺肝，看看它究竟是黑是白！

译李自成不过是一大伙强盗罢了！攻打州城、攻破省城，只知道抢掠金银、财帛；对于城郭和百姓，弃置不管：纯粹就是明火执仗、打家劫舍的行径。流寇的游骑到了燕都，城池竟然不攻自破，这也是李自成做梦都想不到的。看他跃马弯弓射向承天门，坐在皇极殿召见百官，一时小人得志，和狐狸登上御座有什么不同；后来多次更改即位日期，登殿时却头晕目眩、浑身战栗。即使不被吴三桂驱逐，他也必定会拷打勒索朝廷官员的财物，搜刮府库中的积蓄，捆扎装车运往西方，藏在自己的巢穴里，永远只是一个盗魁罢了；至于面南称王、统治天下，难道会是他的志向吗？为什么一时之间，缙绅士大夫竟然昏昧于大义、不能识人，把流贼看成尧、舜，把强盗尊称为汤、武；像苍蝇追逐臭味，像飞蛾扑向灯火。投降所受的杀戮羞辱，比殉节而死还要惨；活着成为叛逆之臣，死后成为不义之鬼。唉！要在强盗手中求取富贵显达，既然他们的妻妾还来不及逃脱刑罚杀戮，又哪里有时间感到羞耻而哭泣呢！魏宫人发誓不受污辱，一声号召同类，跟随她赴死的有一二百人；费宫人认为义理上不能与贼寇共戴一日，以一个弱女子之身杀死贼军统帅，又因没能消灭李自成而引以为恨。唉！这两个女子直到今天仍然凛然有生气，须眉男子应当惭愧得无地自容了！庄烈帝已经为社稷殉死，皇朝在燕京定鼎；有见识的人说，南方国家的君臣不归附并接受土地，反而僭越称号、自行建立政权，是不知天命，自取灭亡。唉！说这种话的人，实在是没有读过圣人的书，不懂得圣明君主的气度。过去，狄人攻打卫国，杀死懿公，灭掉卫国，宋桓公在曹地拥立戴公；狄人侵犯邢国，齐桓公救援邢国，于是驱逐狄人，把邢国迁到夷仪。《左传》说：“齐军、宋军、曹军修筑邢城，修筑楚丘城；邢国迁移，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卫国忘记了亡国之痛。凡是诸侯伯长救济祸患、分担灾难、讨伐罪人，都是合乎礼的。”春秋时代，衰败混乱已经到了极点，当时的诸侯尚且能够这样兴灭继绝；难道说我皇朝的圣明君主、贤能宰相，竟然还不如齐桓公、宋桓公吗！起初，王师应吴三桂的请求，统率军队入关，只是为了讨伐闯逆，原本没有图谋天下的心思。等到击败并赶走逆贼，礼葬庄烈帝和皇后，清扫宫殿，安抚聚集百姓，才准备与燕京众人商议，另立君主后离去；但太子、二王都死于战乱，于是商议册立晋藩。南都恰好拥立福王；直到十月乙卯朔，我世祖章皇帝才开始即皇帝位，向天下颁布诏书，使百姓和臣民普遍重新开始生活。由此看来，我皇朝取得天下，就像唐尧、虞舜以禅让取得天下一样，并不是汤、武那样以征伐诛灭取得天下；哪里是那些世俗腐儒和地位低下的士人凭空臆测、巧舌妄议，所能比拟圣明君主如天一般的气度的呢！有人说：“您的说法固然如此；然而福、唐、鲁、桂诸王，难道不都是少康、光武一类的人物吗！那些苟且求取富贵的人借助他们以谋取利益，贪图一时的荣华，任由百姓糜烂而不顾，结果东南半壁全都被收入版图；这难道不如约束自身归顺天命、保全性命更好吗？”我说：“您只知道后来已经发生的结果，却没有审察当时的实际情况！当闯逆攻破燕京时，就好比富贵人家遭了盗贼，房屋全被毁坏，全家都被杀尽；做邻居的起身救援，驱逐盗贼、扑灭大火，埋葬遗骸、收拢余烬，使其不至于无所归宿。既然是以道义开始的，难道可以因利益而结束吗？登记、没收他们的财产，我于心有所不忍！江、浙、闽、粤，是他们的外府；主持纲纪的人，难道要把这些地方全都交给邻人，以图报答吗？还是应当寻求主人的宗族来继承主人，保全这些残余的产业呢？至于福王北上，唐藩死于福建，永历帝流徙到缅甸，鲁国漂泊在海边，这些事情都不是史可法、张煌言、何腾蛟、瞿式耜等君子能够预先料到的。况且民心还没有完全忘记明朝。起初是马士英、阮大铖扰乱政事，报复私仇；四镇拥兵自重，把百姓的性命视同草芥；二郑在福建省贪恋权位，沙逆在滇池一带兴兵作乱；后来城郭被洗劫一空，陈、郝劫持百姓迁徙，孙、李彼此争斗，民居人烟断绝。再加上卖官鬻爵，搜刮民脂民膏；增加赋税，操练军队，使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金陵有“北地贩猪”的贼寇，福京流传“清兵如蟹”的谣言。我皇朝不忍南方人民遭受涂炭，于是兴起讨伐罪人、拯救百姓的军队，以慰藉百姓“后来其苏”的希望。然而军队又在邳、宿之间迟疑，在钱塘休息；在五岭之巅来回盘旋，在三湘水边徘徊：进退犹豫，养精蓄锐却坐待灭亡。南国君臣如果能够恐惧戒惧、修身反省，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财物求和，像南唐、南宋的旧例那样割让土地，按年输送贡赋，划定疆界固守；恭敬地实行节俭，安抚聚集百姓，那么明朝的宗庙社稷即使到今天还存在，也是可能的。只是议和、交战、固守三种策略，满朝都不加讨论，一听到烽火警报，就踉跄奔逃；天地如此广大，却没有地方容身，只好逃入蛮夷之地，结果玉石俱焚。实在是自己走向灭亡，不要把命运归咎于上天。福王建立政权，没有一项善政；只是马士英、阮大铖屡次借“三案”挑动激怒圣上，谋划兴起大狱，福王始终没有听从，人人都认为他贤明。我却认为，福王正因为不听马士英、阮大铖的挑拨，所以不能成就中兴大业。福王如果果真能够兴起大狱，就必定会先亲自统率六军，剿灭逆贼李自成，光复旧有疆土而取得天下了！亲眼看见君父惨死却不思报仇，难道还希望他去报数十年前郑氏的仇吗？人们把马士英、阮大铖看作大奸臣，认为他们借“三案”攻击门户；我却直说马士英、阮大铖是笨伯，不过是小人白白做了小人罢了！钱秉镫《所知录》记载：“福王被封为德昌郡王时，欠下赌债；他拿福王的印信抵押借钱后离去。居民首先到马士英那里告发，马士英与福王并不相识，只根据福王印信所在之处，便认定此人为福王世子；后来拥戴他登上正位，谋取拥立之功。然而仍然不能真正确定此人果真是福王世子。”根据这个说法，皇位极其贵重，却由典当铺用几文钱就取得了，荒谬到了极点！然而我读到史书私记，当时南都人士中流传着“假皇帝、真太子”的谣言；难道钱秉镫也是听到了什么，所以才这样说吗？等到大清兵渡过长江，福王连夜逃往太平，丢下母亲不管，简直把她当作路人了。王铎是藩王府邸的旧臣，他在天界寺见到福王，直立着伸手指斥，数说他的罪恶；并且说：“我不是你的臣子，凭什么向你下拜？”于是挽起袖子大声呵斥着离去。由此看来，他们的君臣、母子在荣华热闹之时，未免真假错杂、是非颠倒；到冰消瓦解之后，不知不觉间真实感情全都显露出来了。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只有福王自己知道，马士英暗中怀疑，太后知道却不说，王铎说了却没有说尽；满朝大臣都懵懵懂懂，而都城人士已经议论纷纷了。

译唐王有取得天下的志向，依靠郑氏建立国家，却没有办法驾驭郑氏，最终被郑氏抛弃。至于他笔势飞动的御笔、文采焕发的诏令，没有一次不是招揽英才、激励劝勉忠义；只是没有伊尹、吕尚、廉颇、李牧那样的人才。响应他的人都因为喜欢自作聪明，只有空话而没有实际作为；是非并非没有颠倒，贤能与否也一概加以赏赐奖掖。得到他的褒奖，并不足以荣耀；受到他的恩宠，也没有什么特别。因此，顽钝无耻的人得到进用，而贤能豪杰、卓异通达的人反而不来。与福王、桂王相比，唐王算是最出色的；他自比光武帝，难道和光武帝是同一类吗？诸王中，鲁藩的地势弱小，而且多有疾病，得到张、熊担任宰相，朱、王担任将领，颇有一些战功；奸邪之人不能进用，宦官没有权力，朝廷大臣不经营门户之争，民间听不到忧愁叹息的声音。因此，他初期的政务也还值得称道。等到福建方面发生争端、荆国叛逆，他逃到海边，已经濒临死亡了！后来又得到二张、郑、阮等人的帮助，时而强盛、时而衰弱，时而隐匿、时而显露；奄奄一息地延续了数年，也算是幸运了。绍武帝遇难时神色从容，追比庄烈帝也无愧，不应因为他只做了四十日天子就轻视他！永明王仪表非同寻常，贤明的名声一向显著，似乎是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人；无奈他优柔寡断，政令出自多个方面。刚一听到烽火警报，就逃走而不防守。瞿式耜流泪哭泣挽留，他最终还是不听；按这种势头，恐怕不只是逃到缅甸而已。可惜啊！史可法忠心有余而才干不足。拥立君主、设置宰相，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重大吗？可是别人说“不行”，他就放弃；别人说“可以”，他就奉行。马士英早晨入朝，史可法晚上便离开；枢辅的重大权柄，拱手让给了别人。他没有想到，如果督师淮安、扬州，能够专断行事，又哪里用得着那个君主和宰相呢！况且分设四镇，却不把它们布置在大河南北，只仅仅排列在淮、徐、邳、泗一带，已经没有长远宏大的谋划；一名贼寇还没有杀，一个尺土还没有收复，就先晋升五等爵位，于是形成了坐享扬州的局面。最终军队和百姓相互争斗，不能安抚整治；藩镇跋扈，也没有办法制约；对内受到马士英、阮大铖的牵制，对外又受到高杰、黄得功的束缚。左良玉的军队向东进发，各将领向南奔逃，黄河一带十里之内只剩空营；以致大清军队挥臂便进入城中，扬州被攻破，援兵断绝，史可法身死，国家也随之灭亡，实在令人悲痛！我曾间或评论这件事：自古以来的亡国之君，没有比刘禅更昏暗的；即使有诸葛武侯那样的才能，也不能保全他免于覆亡。何况史可法的才能不如武侯，而他所侍奉的君主又比刘禅更差，即使极其愚笨的人也知道事情无可挽回了。明知无可挽回却仍然侍奉他，这不就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吗！推究他当时审慎处置的心情，千万不要用成败来评论史公啊！高弘图以严肃正直的态度立于朝廷，辨明邪正，综合考察名分与实际，既不激烈，也不随波逐流，很有宰相的体统。姜曰广骨气刚劲、性情耿直，坚守正道而不阿附；受到奸邪小人的压制后，愤懑斥骂，缺少宽宏容人的气量。吕大器一心向着潞藩，福王的即位并不是他的本意；他和姜曰广一起攻击马士英而没有取胜，率先离开国家。张慎言掌管铨选，持守公道，端正方直、诚实正直，难以进用却容易退处，有古代大臣的风范。这几位大臣如果处在承平时代，都能取得辅佐治理的功劳；到了危急之时，却都缺少拨乱反正的谋略！刘宗周、黄道周在崇祯朝多次触犯皇帝的忌讳，几乎遭受极刑。弘光时期，刘宗周不接受官职，自称“草莽孤臣”，似乎本应在危难时谨慎行事、少说话了；然而他仍上疏指责抚臣倡导逃跑、镇将滥封爵位，又把满朝大臣居功自傲、拥戴君主而不思报仇的罪过一并指出，弹劾马士英、阮大铖也不遗余力。唉！这难道不是《记》中所说的“至死不变，强哉矫”吗？黄道周受到马士英危言耸听的动摇，不得已入朝；不久便离开官位。隆武时期，他又受到郑芝龙排挤，出任督师而离开。刘宗周没有死在马士英、阮大铖、高弘图、刘宗周等人手中，却死于杭州失守；黄道周没有死在郑芝龙手中，却死于明当被捕。上天本来就是要明确彰显这两个人的大节吗！万元吉身在军旅，心中却始终挂念朝廷；凡是知道的没有不说的，而且所说的一定切中实情。他还调和四镇、安抚军民，很能抓住要领。可是到了章、贡之战，他偏信张安，轻率地放弃闽、广各军。吉安失守后，皂口也随之溃败；默林再次战败，将士战栗，仿佛失去了神守。各将想要出战，他不准许；有人进谏，他也不听。明军所接受的八十艘战舰，一把火便化为灰烬；赣州百万生灵，全城都被杀尽。唉！为什么前面如此明智，后来却如此愚蠢呢！左良玉心里轻视朝廷，常怀有跋扈作乱的志向。何腾蛟申明大义，严词挫折他；袁继咸请给他爵位赏赐，像乳哺婴儿一样安抚他，他才暂时收敛。黄澍起初倚仗左良玉的势力，同马士英结下嫌隙；后来终于利用与马士英的矛盾，劫持左良玉起兵。假如左良玉没有死，诛杀马士英、阮大铖，图谋废立和篡位弑君，必定还有不可言说的事情。唉！黄澍的罪行，真是上通于天了！至于他亲自充当诱捕禽鸟的媒子，诱骗并杀害善良之人，那更是小人中的极端。即使把他寸寸斩碎，也不足以遮蔽他的罪过。钱谦益身为党魁，被逮捕后又获释；本应退隐山林，绝口不谈朝政，这样或许还不失为东林人物。为什么竟让荣华利禄熏心，依靠暗中的靠山谋求进身！他吞下了马士英、阮大铖给的诱饵，写出《报国心长》一疏，平生所守的原则全都丧失了。唉！富贵利达竟能这样深地溺害人吗！等到归附本朝后，他又把招降江南当作自己的责任；后来又被流言中伤，下狱判处死刑，圣明的天子特意宽宥了他。如果还有人心，应当怎样报答皇恩！可是他又写下《投笔吾炙》之作，他的罪过比马士英、阮大铖以及二方更重了！左懋第出使北方，本来是因为要扶送母亲的灵柩，才请求出行，并不是奉君命出使；看他穿着衰服、系着麻带进入都门，以谒陵和改葬为请，已经具备使臣的体统了。他同刚林争辩时声色俱厉，不屈不挠，毫不逊于富弼。他斥责洪承畴，辱骂李建泰，连同李建泰的弟弟也一并断绝关系，刚烈可比苏武。他被囚禁后仍不停读书，写疏让金镳带回上奏，足以同洪皓媲美。至于他舍生取义，端坐着接受杀戮，那又远远胜过古代的使臣了！再读他临行前的一疏，说：‘臣这次出行，生死尚未可知；不要把和议当作一定能够成功，也不要把议和当作可以完全依靠的办法！’他的意思大概是说：和议成功，自己不居功；和议不成，却独自承担祸患。这样看来，他还没有走出国门，就已经早早准备以死相赴了。唉！左懋第确实是本朝第一人啊！

译秦桧主持议和，误了国家，千百年来一直被人唾骂；然而依我看来，南宋得以安定一百五十年，未必不是议和带来的好处。当时二帝被迫北去，中原沦陷，高宗仓皇南渡，连喘息都还没有安定；这样一来，南北强弱的形势，不用比较也已经十分分明了。假使不议和而使用武力，即使有谋臣猛将，也未必能减少当前的祸患。金国一日不灭，宋朝一日不得安宁；这样使百姓遭受涂炭，岂不是比议和更加严重吗！至于弘光年间，更不能同南宋相比。史可法没有忠定公那样的谋略，左良玉没有忠简公那样的忠贞，高、黄二刘还不足以给张、韩、刘、岳诸将做役使，文光、之勃也不能充当吴玠兄弟的属官。而闯逆比李成更加暴横，献贼又比杨太更加桀骜。局势像冰凌消解一样迅速崩溃，失败如同鱼肉腐烂。掌握国政的人，对战守一概不加筹划，却张口闭口妄谈议和。派使者却说是经营河北，求和却说是联络关东；书信中还自称是御笔，称呼对方为国王。所给的款待赏赐不过十万，割地答应给他瓯脱；勒索金帛，要求对方先送来誓表，等退还土地后再派官员携诏书送去。我不知道他们究竟凭什么，竟敢这样自称尊贵、坐大逞强！最终使臣遭到杀戮侮辱，大军南下；君臣一同灭亡，国家也成为丘墟。这种做法，实际上正是为祸患铺路啊！唉！有秦桧的奸邪，却没有秦桧的才干，还要吐唾沫痛骂秦桧说‘奸贼！奸贼！’难道不可悲吗！御史祁彪佳、郭维经，科道官熊汝霖、吴适等把忠言上奏朝廷，对匡正辅弼弘大而多有贡献。其中祁彪佳关于‘厂卫’的一疏尤其切中要害，吴适弹劾驳斥各事的奏章也更加严正；可以说他们没有辜负自己的职守。陈潜夫的功劳在河南，却被越其杰诬陷，已经因父母丧事离职了；小人仍然指责他私下拜访妖妇，把他逮捕审讯。小人诬蔑善类、玷污宫闱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还杀不胜杀吗！张亮的声望和气节不如袁继咸，但忠贞节操同样显著；他和袁继咸一起遭受左梦庚的灾祸，令人不胜扼腕。南朝诸将中，论忠勇推黄得功为第一；其次是焦琏，再次是王之仁。除此之外，有时勇敢、有时怯懦，有的正直、有的邪恶；就像马口中的衔勒一样，关键在于驾驭它的人。韩赞周迎立福王时，上疏推辞荫封和赏赐，请求抚恤南归的难民；他斥责刘孔昭在殿上争执不合体统，斥责何志孔主持议和不合国家法度。除夕演戏、元宵张灯时，他都流泪进谏；因时事而伤心，闭门休假。难道他没有发出‘张承业误了老奴’的叹息吗？刘宗周、祁彪佳、徐汧、陆培、徐石麒、夏允彝、蒋德璟、曹学佺、吴锺峦、王思任、黄淳耀、黄渊耀等诸位君子，做事不是为了求名，心中所期望的只是尽忠尽节；他们从容就义，光明如清晨的星辰，可以说是以正当方式获得了死亡。马士英没有施行大奸大恶的才干，不过是个庸人罢了。假如生长在麻丛中，自然会不扶自直。无奈东林诸人对他憎恶太过，反而把爵位赶进了丛林；他加入阮大铖、杨维垣、张孙振的党羽，群小的一切罪恶都归到他身上，于是列为奸臣之首。我读史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为他陷溺于恶而无人救拔感到悲悯。有人说：‘马士英拥立福王，不到一年国家就倾覆，天下人都愤怒；您所以故意提出不同说法来减轻他的罪责，为什么呢？’我回答说：‘人人都知道加重他的罪名，却不知道体察他的实情，请让我替您一件件说明。马士英在内阁中，谈到原任庶吉士张溥时说：“他是我的故人；他死了，我应当酹酒哭祭他。”姜曰广说：“您哭东林贤者，难道也是东林党吗？”马士英说：“我不是背叛东林的人，是东林拒绝我罢了。”马士英自己这样说，难道不是因为东林憎恶他太过吗？大悲之狱，阮大铖等人日夜策划罗织罪名，捏造流言，想把天下正人全部杀掉；马士英不愿把事情做得过分，最终使此事停止。北来少年之狱，李沾刑罚严酷、审讯残暴；马士英命令释放他们，使他们幸免于死。童氏之狱，马士英劝皇帝迎童氏入宫，以安慰臣民的期望；这难道不是他的良心还没有泯灭、夜间的善念仍然存在吗？’ 事情败露以后，他在方国安军中遇到阮大铖，认为南京的败坏有一半是阮大铖造成的，而自己却被列为首恶，因此同阮大铖发生了极大的矛盾；这难道不是他已经有了悔祸之心吗？清军攻下金陵、苏州、杭州，势如破竹，钱谦益、王铎、方逢年之流纷纷投降；马士英却困顿滞留在浙东，心中仍怀念故国。他想归附鲁藩，张国维列举他的十大罪状加以拒绝；他想投奔隆武帝，唐王又下诏禁止兵将，不许逆辅入关。假如这个反复不定的人屡屡遭受侮辱，必定会像当年弃楚归汉一样，掉转兵锋反过来相向。可是马士英仍然七次上疏为自己申辩，潜伏在草野之间，装作八十岁的老寡妇；这不还是胜过那些翻脸去侍奉仇敌的人吗？应当平心而论，像马士英这样的人，加上贪鄙误国的罪名，伏在刑具之下还有什么可推辞的；但如果把他同李猫篮面相比，马士英的恶并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也不足以使他的内心完全服罪。

译两京沦陷后，各郡县的士绅、生员倡议起兵，最初起事的人志在恢复故国，奋不顾身，确实是义举；但无奈他们所聚集的全是不安分的人。有的假借义民的名义，征粮索饷，抄掠乡里，来充实自己的私囊；有的公开报私仇，屠杀平日所怨恨的人，以发泄旧恨；有的争权夺势，掉转兵锋向内，自相吞并。等到事情穷困、形势败坏，狡黠的人逃入别的州，懦弱迟钝的人死于刀兵。城破那天，玉石俱焚，死尸堆积如山。最初起事的人家，全家殉难；甚至有人亲眼看见父母、兄弟、妻子惨死，随后自己也被肢解。即使有的人因此留名千古，但一时给百姓带来的祸害，死一万次也无法赎清。唯有陈湖的陆世钥毁掉家产召集众人，假装同那些不安分的人形成犄角之势，暗中遏制他们的凶锋；又劫狱救出同伴，收敛行迹以保全性命，像神龙只见首而不见尾，与那些鲁莽草率的人大不相同，所以我特意表彰并记述他。至于窦庄的张夫人守堡御敌、庐陵的刘淑英招募士兵报效国家，那又可同夫人城、娘子军媲美，男子也不能同她们争夺刚烈之名了。（窦庄在汾州府沁水县东北，是张忠烈公张铨的故里。） 张铨的父亲尚书张五典，估计天下将要大乱，便把堡垒修筑得十分坚固。到了崇祯四年七月，贼人赵四儿率六千多人进犯窦庄；当时张五典已经去世，张铨的儿子张通浚、张道泽都在京师任官。众人商议离开堡垒到别处躲避贼兵；张铨的妻子霍氏对小儿子张道隆说：‘躲避贼兵而出逃，家不能保全；出逃后遇到贼兵，身体也不能保全：反正都是死罢了。死在家里，不还胜过死在野外吗！况且我们坚守，贼兵一定不能得逞。’于是亲自率领僮仆守卫。贼兵到达后四面围攻，堡中的箭和石块一齐发出，杀死了许多贼兵；过了四天贼兵才退去。那些躲进山谷的人，大多遇到贼兵，被奸淫杀害；只有张氏宗族得以保全。副使王肇生把这座堡垒命名为‘夫人城’——见《流寇始末》。何腾蛟驻守楚地，历经三朝，始终保持同一节操。自从左良玉叛乱、投江未死后，他转入长沙，召集属吏、调遣各将，又重新组成一支军队；等到招降李锦、高必正后，声势大为振作。然而军纪不严，约束不周。高、李二人狼子野心，时常再次溃乱；张、刘二将骁悍凶猛，动辄放纵部下奸淫抢掠。收复众多县城后，随即又得到又失去；姚、黄十三家的人马，成为湖阴一带的大祸害：这些都是过于宽柔造成的。听说唐王被擒，他便整治军队、保卫疆土；听说桂林有变，又督师前往救援。收复全州，把功劳归于瞿式耜；攻克衡州、永州，商议进军长沙：没有一刻不把复兴故国放在心上，他的心意大概像明亮的太阳一样光明！瞿式耜在粤西任巡抚时，正遇到靖江王僭越称帝，势力极其凶猛；对他进行拘禁、胁迫，无所不用其极。瞿式耜以死拒绝，最终覆灭了他的国家。功成之后不把功劳据为己有，放船向东而下，以山水自娱；他看待那些贪占上天功劳、把它说成自己功劳的人，简直如同天壤之别。浙、闽、两粤，土地越来越狭小，百姓越来越贫困；君主越来越孱弱，宰相越来越庸碌鄙陋；将领越来越骄横强悍，士卒越来越懒惰；为国家作战越来越怯懦，私人争斗却越来越勇猛；朝臣之间越来越水火不容，官吏越来越贪婪残酷；宦寺越来越把持权柄，内部的争斗越来越多；盗贼越来越猖獗，强敌越来越强大：张、何、黄、蒋、瞿、熊诸公仍然支撑了十几年，他们所处的艰难，比史阁部多十倍百倍。瞿式耜拼死守卫桂林，谋求恢复故国，清军多次进攻，幸亏有焦琏等将领协力拒战，才得以保全。然而无奈主军和客军不和，彼此争斗；兵将没有纪律，放纵部下奸淫抢掠。强敌刚刚退去，内部的祸难立即发生；刘承胤、郝摇旗之流劫持皇帝，四处迁徙，局势颠倒溃乱。桂林不过一方之地，榨尽民脂民膏作为粮食，仍不能供他们吃饱；掏空百姓的钱囊作为犒赏，仍不足以满足他们的贪欲。而且他们还纵火焚烧房屋，在城郭中大肆杀戮，幸存的百姓还能经受几次这样的糜烂呢！后来‘忠贞’军溃败，何腾蛟在长沙殉节，楚地各县全都丧失；南雄陷落，成耀逃回肇庆，粤东门户已经失守。焦、滇两军发生喧哗，骁勇将领被杀；皮、王二人争斗，精锐士卒全部丧失。以致北方军队横行无阻，没有人敢于抵抗；广州被攻破，桂林随之失守；何腾蛟身死，国家也随之灭亡，同史阁部史可法前后走了同一条道路。唉！两位公的忠贞节烈，真可以同日月争辉了。陈邦彦、陈子壮、张家玉奋力攻打广州，牵制李成栋的军队，使其不能向西进军；事情最终没有成功，他们本人也遭到惨杀。然而桂林借此得以安定整治，若说不是三人的功劳，实在说不过去！张国维、张肯堂、陈潜夫、朱大典、余煌、陈函辉、张名振、张煌言、刘中藻等人竭尽忠诚于鲁国，他们所受的艰苦实在太多了；但他们的大节十分显著，千年以后仍令人凛然生敬，仿佛活在眼前。金堡，天性是个刻薄的人。他在内依靠李元胤，在外结交瞿式耜；弹劾功臣重镇，驱逐卿相，因此被党人忌恨，所受的祸害最为惨烈。然而读他的奏疏，笔锋犀利，言辞气势正直，确实不是小人。苏观生、堵胤锡捐弃生命、殉身报国，也可以称为忠臣；但考察他们的事功，却不能说是君子。苏观生奉命在南安招募军队，赣州被围时却不敢救援；闽中危急时，又不能前往解救。听说汀州、赣州都失守，便放弃南雄逃回广州；因为不同永明王商议，拥立绍武帝，自己制造了内部的祸乱。潮州、惠州已经陷落，他却不知道；军队攻入国门，他仍未察觉；仓促间自缢，又被梁鍙出卖：这难道只是对孺子王不利吗！堵胤锡招降李锦，自以为建立了非凡功劳；同他深相结交，依靠他来壮大自己。因同马进忠有嫌隙，暗中招来赤心攻打常德，导致马进忠焚城逃走；又同李元胤构成祸难，再邀请赤心向东而来，导致‘忠贞’军沿途劫掠杀人。况且，他还想图谋东勋的密勒可伪造、封可望的敕印可更换；挑动东边激怒西边，制造同室之间的争斗，这难道是光明正大的谋略，难道是人臣侍奉君主的道理吗！所以我说：苏观生外表强硬而内心怯弱，堵胤锡诡诈不正，都不能称为君子。李定国，是真正的虎将。假如有诸葛武侯那样的人，能够在众人中识别出他并提拔任用，待他如国士，把国家的股肱重任托付给他，以明确的赏罚激发他的忠义，解除文法束缚使他能够施展手脚；那么他作战必胜，进攻必克，即使关羽、张飞、马超、赵云的功劳也不值得夸耀了。可是朝廷却把他遗弃给贼人，使天下一半的百姓遭受屠杀；这比‘借兵器给盗贼、送粮食给盗寇’还要严重。想使国家不灭亡，怎么可能呢！

译李定国本来具有虎狼般的性情，金公趾用《三国演义》启发引导他，使他一变而成为忠臣义士。他从虎口中夺回永明王，驱逐可望，使可望像游魂一样逃窜；两次击败名王，接连攻取大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读史的人无不惊叹他的事迹奇异！永历君臣遭逢这样的将领，难道不是大幸吗？假如他们稍微有些心肝，就应当谋划战守之策，图谋长久安定的办法，凭借滇、黔据守，慢慢收复两粤；对内施行文治，对外整备武备，也还可以建立国家。为什么竟像饿到极点后得到食物，拍着肚子吃饱一顿，便倒头大睡；大军南来，一冲就溃散了。唉！让道长这样的君主，依靠流贼的将帅；一听到烽火警报，只知道逃跑，哪里还顾得上谋划安身立命呢。却完全不知道，三宣六慰以外，已经没有一块可以立锥的土地了！妇人竟至于成为倡妓，可以说是没有志向节操到了极点。我因此列举四个人评论她们：一是柳是，二是松江妓，三是葛嫩，四是陈沅。南京覆亡时，柳是劝钱谦益殉国，钱谦益却不能；等钱谦益死后，她不惜一死来解除家难。松江妓自缢而死，激励终于使成栋归顺明朝；李成、元胤、建捷的忠节，可以同李坛相比。葛嫩咬断舌头，向敌将喷血，使孙三在今天登仙。吴三桂在国破君亡之际，甘心投降闯王；一听说陈沅被掳，便改变主意杀死贼人。陈沅的父亲吴襄尸横道路，来不及殡葬；圆圆却骑快马传送消息，清军在营帐中亲自迎接。陈沅到这里，已经享尽人间的富贵宠荣。可是她让出王妃之位而不居，后来度为道士以终老；亲眼看着平西王吴三桂的成败，如同浮云从眼前飘过。这四个人舍生取义、明哲保身，没有一个不合于大道；怎么可以因为她们身份低贱、曾为倡妓，就忽视她们呢！又有祈祈，在敌营中看见旧交某人被俘，便自刎而死。唉！谁说没有志向节操的人，最终就不能成为刚烈的妇人呢！吴襄被贼军俘获，贼军逼迫他写信招降吴三桂；三桂答道：“父亲既然不能做忠臣，我又怎么能做孝子？贼军即使把父亲放在鼎镬旁边来诱使我投降，我也不会顾念。”我读史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感到心情顿然悲伤。唉！大义可以灭亲，大忠可以杀父。吴三桂请求出兵杀贼，如果果真能够诛灭逆贼李闯、收复神京、扩大并肃清天下；厚重酬谢大清兵，让他们回国，拥立太子使其成为君主，那么郭汾阳的功业，就不能独自享有前代的美誉了。如果不能做到这些，他本应面向北方拜君，面向南方拜父，捶胸顿足，号哭说道：“国仇已经雪恨，父亲的蛊毒也已经解除；臣子的力量已经竭尽，儿子的职责也已经尽到了。只剩下这具不忠不孝的身体，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说完便伏剑而死。这样一来，千年以后，谁不会说“吴三桂是大忠臣、真正的孝子”呢？为什么他反而又替故国报仇，接受新朝的赏赐；凭借亡国的残兵，成为开国的元勋？功业刚刚像平地堆起一筐土，他就已经失去了最初的本心；还希望他存有仁心、采取义行，就困难了！有人说：“张子房效忠韩国，韩国灭亡后归附汉朝，接受留侯的封爵；吴三桂恰好与张子房相似，您为什么责备他这样严厉呢？” 我说：“这固然是这样。可是没有听说张子房归附汉朝后，替汉朝搜捕韩国的子孙并把他们全部杀掉。平定贵地、平定滇地的举动，为什么不避开贤能者应走的道路，反而要挽起袖子亲自去做呢？”又有人说：“享受君主的俸禄，就应当尽忠于君主；无论东西南北，都只听从君主的命令。吴三桂既然归附了新朝，难道还可以对故国怀有二心吗？平定贵地、平定滇地，正足以证明他忠于所侍奉的君主；您又为什么责备他这样严厉呢？”我说：“既然忠于所侍奉的君主，就应当接受这个王爵，把它传给万世；与国家一同享受安乐，永远没有穷尽。为什么又不到十几年，便亲自实行叛逆，僭越称帝，建立伪周？我不知道他这是背叛新朝，还是为故国报仇！他称伪周，是要追尊他的父亲为王吗？他起初已经使忠孝两方面都亏损了；到最后，忠孝却三方面都丧失了。自从天地开辟以来，乱臣贼子之中，吴三桂是最突出的一个！即使把他的尸体切成肉块、诛灭他的全族、玷污他的宫室使之成为水洲，又哪里足以遮蔽他的罪过呢？郑成功杀父报国，紧接着又出现了吴三桂。然而郑成功统率众人有法度，治理国家有纲纪；把台湾作为巢穴，把两岛作为门户；相机行动，等待间隙进攻；出没于海洋之间，骚扰闽、粤；瓜洲一战获胜，使南都震惊。大清多次招抚他，他始终不肯臣服。” 他的内心未必完全忠于明朝，但始终没有丧失臣节；传到第三代，历时四十年。拿他同吴三桂相比，两者相差如同天渊。”

译我编写这部书时，有两件事无法理解：一是喜欢杀人，二是喜欢财货。各种事物都有可以喜爱的地方，可杀人有什么值得喜爱？流贼经过的地方，人烟断绝，鸡犬不留。逆贼李闯攻破京师，凡是掌握兵权的人，都可以杀人。刘宗敏在门口竖起磔刑柱，杀人从不停歇。张献忠一天不杀人，就郁闷不乐；他杀了各卫军九十八万人，又派将领四处出动，分别屠杀各郡县男女六万万有余。他登高远望，只要所经过的地方有一处炊烟升起，将吏就一定诛杀；将领和士卒杀人少的，也判处死罪。唉！自从有人民以来，喜欢杀人的人是有的，却从来没有像这样残酷的。至于喜欢财货，这是人的通病；但必须保全首领，之后才能享用这些丰厚的财藏。怎么至于连天下、国家和性命都不顾，只为财货而死呢？崇祯末年，逆贼李闯攻破京师，搜括库银三千七百万、黄金若干万。京师还没有被攻破以前，朝廷担忧军饷不足，增加赋税、提前征收，天下骚动；劝捐输纳、劝人资助，使勋戚离心；可是库中的金银仍像往常一样锁闭着。周奎上奏请求捐出万金，却还乞求皇后的私人资助；等到被贼军拷打掠夺时，抄出银五十三万，金珠、缎匹的价值也相当。” 王之心家被抄出银十五万，器皿、珠玉的价值也相当。陈演隐匿陈新甲的家产，财物太多，无法运出京城，最终也死于这场灾难。孙从度收受寄存在史□那里的许多金银，贼军拶刑他的妻子，把她的十根手指都夹断了。马士英、阮大铖之流卖官鬻爵，甚至征收到酒税；南京城被攻破后，一把火全化为灰烬。滇南增兵筹措军饷，沐天波一文钱也不肯资助；三百年积存的厚藏，全都归了沙定洲。丁魁楚积金八十万，金珠、犀角、宝物的价值是其三倍，全部被李成栋兼并。郑芝龙富可敌国，却只用数百名疲惫衰弱的士兵守关，虚称有十万人，借此索要粮饷，搜括并预先借取钱粮，开创劝捐的先例；等到投降大清后，所有掠夺来的财物也都被抢尽了。像这样的事，数也数不完。到了永明帝进入缅甸时，跟随逃亡的只剩一千四百七十八人；在那种时候，他们只是锅里的鱼、陷阱中的野兽般苟延残生。文武官员升迁时，马吉翔仍然照旧收受贿赂；我不知道他升迁是为了什么，收受贿赂又有什么用？我曾听说张献忠想把蜀人全部杀掉，派将领四处出动；有一个县的人预先知道这件事，便都带着重金到酒家买醉而死。酒家的金钱堆积如山，起初大为高兴，后来一想这件事，又极为悲痛。唉！从祟祯到这些人，我只看见他们高兴，却没有听说他们悲痛；为什么还不如那个酒家呢？这真是可悲啊！斥堠侦探，是军队的耳目；没有它们，就无法了解敌情。为什么崇祯末年兵部派出的侦察兵，总是投降贼军而不回来？游骑已经到达平侧门，京师却还不知道。陪京是重要之地，北都的消息本来应当早晚传报；庄烈帝在三月十九日驾崩，直到四月十二日才知道这个凶讯。沙定洲劫持抚按并弹劾沐天波，反叛已经半年了；唐王仍不知道实际情况，还下令滇抚胡兆元（原文作“吴”）清除沐天波，以实现统一。北兵逼近桂林，骑兵已经进入文昌门；瞿式耜仰头看见城上的铁骑，才开始感到疑惑惊讶。北兵进入广州，前锋已经到达布政司前；苏观生当时正和绍武帝一起视察学校，却把前来报告的人连续斩杀三人。所有这些，不都是因为不用侦探的缘故吗？不用侦探而统率军队，和没有身形的声音击鼓鼓勇、冲锋陷阵有什么区别呢！” 《历代纪元续表》。我起初阅读《二十一史》时，不能全部记住列国建立年号的情况，查考起来颇费功夫。因此遵循《春秋》二十国年表的体例，编纂了《历代纪元表》六卷。旁边注出甲子，先写正统朝代，其次附列各国；从天子、王公以下，直到僭伪政权和草莽盗贼，只要史籍中记载了建国称号的，全都采录其中。上起黄帝甲子，下至庄烈癸未，共四千三百四十年，经历七十二个甲子有余；只是为了便于放在案头查阅，不敢刊刻流传。现在这部《爝火录》已经编成，于是再把甲申以后十九年的年表续辑进去；体例如前。第一卷。〔江阴〕云墟散人李〔本〕天根〔氏〕编纂。甲申（一六四四），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明庄烈愍皇帝崇祯十七年）三月己丑朔十九日（丁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