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译禁止传播讹言和隐藏不报的揭帖。命令锦衣卫按照旧制，与五城兵马司协同缉查执行，但不许旗尉等人额外生事害人。御史米寿图请求派遣官员北上，修缮先帝陵域，并附葬山陵，同时重新举行祭告；他认为这是当前第一紧急的事务。皇帝命令有关部门迅速复议办理。谕令吏部尚书张慎言到任办事。命令内府恭敬铸造国玺，暂时用金代替玉；有关部门要赶快筹措供给。凤阳参将戈士凯报告：刘泽清沿途抢劫杀人，进逼临淮。初二日（戊午） 为大行皇帝上尊谥号为“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为“思宗”；为大行皇后上尊谥号为“孝节贞肃、渊恭庄毅、奉天靖圣烈皇后”。追尊祖妣贵妃郑氏为“孝宁温穆、庄惠慈懿、宪天裕圣皇太后”。追尊皇考福恭王为“贞纯肃哲、圣敬仁懿恭皇帝”，生母某氏为“孝诚端惠、慈顺贞穆皇太后”。遥尊皇帝嫡母邹氏的尊号为“恪贞仁寿皇太后”。追赠先妃黄氏谥号为“孝哲懿庄、温贞仁寿皇后”，继妃李氏谥号为“孝义端仁、肃明贞洁皇后”。初三日（己未） 吴县诸生许琰为守节而死。许琰，字玉仲。起初听说京师陷落、天子为社稷而死，悲痛哭泣，发誓不与贼人同时活着；想要组织义兵，却没有人响应。后来他聚集众人在明伦堂哭泣，许琰扶杖捶胸顿足，放声痛哭，尽情哀悼。御史拜谒文庙时还穿着吉服，许琰率领诸生以大义责备他；御史惊惶恐惧，认罪道歉后离去。等到南都颁布监国诏书，而哀诏还没有颁布，许琰更加愤怒悲痛，赶到古庙上吊，被人解救下来。于是他步行到西门投河；潞王的船到达后，把他救出来，询问原因，长久叹息。认识许琰的人扶他回家，家人日夜守护，使他不能自尽，于是他绝食。不久听说哀诏送到，立即在庭院中叩头痛哭，从此不再说话。到这时去世。乡人私下给他谥号“潜忠先生”。沈确士《四文学传》说：许琰死于六月十三日，衣襟中有遗辞说：“可叹我出生不是时候啊，上天没有保佑我大明；盗贼蜂起啊，天下陷入猖狂。我君为社稷而死啊，使列祖列宗因此增光。那些像暴虐的秦朝一样、却赞美王莽新朝的人啊，廉耻之道已经丧失。慷慨赴死成就仁义啊，哪里还顾得上自身；愿我成为厉鬼啊，追随我的君王。”文字激烈悲壮，世人都传诵它。初四日（庚申） 颁布关于河北、山东的诏书。当时李自成被大清兵击败，放弃京师向西逃走。青州各郡县都杀死贼寇的伪官，占据城池自保，还不知道南都建国的事情。史可法请求迅速颁布监国、登极两道诏书，以安慰山东、河北军民之心。史可法上疏说：“臣在淮扬安顿兵马，亲眼看到人心乖离叛逆，心中忧虑时局的艰难危急；忽然听到北方报捷的消息接连传来。有的说，辽帅吴三桂杀贼数万人，贼首闯王向西逃跑；有的说，唐通暗中接应，闯王已经被斩首。据监抚黄家瑞送给臣的一份报告，说有武弁的儿子刘宗岫于四月二十七日从京城来，亲眼看见吴军进入城中，驱逐剿灭伪逆，已经发牌向南传达；而原任大学士谢升在德州聚集数万兵马，声势大振。又有青州士绅送给臣一封信，其中说：‘四月二十四日，吴镇在一片石大败贼兵；贼人踉跄进入京城，把财物全部抢掠一空，于四月三十日已经向西逃走。青州士绅军民杀死他们的伪将军、伪道、伪府，其余各处相继杀伪官的有十多起。诸位君子应赶快拥立新天子，号召忠义之士，挽救国运、恢复光明的大功，正在此时。’臣还没有读完，不知不觉举手加额，为宗庙社稷和百姓庆贺。现在黄河以北就如同异域；我皇上进而承受帝位符命，正式居于旧都，但山东、北直隶的人还没有知道。万一人心涣散，就会把以前的功业全部丢弃；即使有人割据争斗，也会逐渐产生后患。伏请皇上立即谕令有关部院，选派朝廷中有才干声望的官员，携带监国、即位两道诏书以及赐给吴三桂、谢升的两道敕书，直达山东、北直隶一带，晓谕并通知那里的人；这样或许人心有所归附，大一统的局面就能重新建立。扫除三秦地区残余的逆贼，开创百代中兴的局面，就在举手投足之间了。”有旨说：“吴三桂首先倡导义举，创伤贼寇之势，朕知道了。山东、河北一带，应当颁发监国、即位诏书，着令礼部会同兵部于当日选派有才干的官员前往。谢升的敕谕，也一并发给。有关衙门知道。” 起用孙嘉绩为九江兵备佥事，但他没有赴任。（孙嘉绩，字硕肤，崇祯十年进士；曾任职方郎中。） 召回解学龙，授任兵部左侍郎。（解学龙，字石帆，扬州兴化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崇祯十三年，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因推荐黄道周而被征召下狱，受廷杖后发配戍边。） 调任杜弘域为南京右府佥书，提督大教场。大清的传檄文送到济宁：一、固山额真为传达奉行之事说：“奉摄政王令旨，各处调集兵马前往山东等地，所经过的地方，官员百姓都要出城迎接；违抗者按抗拒大军治罪。”一、平西王吴为安抚残余百姓之事说：“摄政王选派数十万精锐勇士南下，牌文命令山东等地迅速投诚。” 福王晋升郭维经为应天府丞，仍兼任御史巡视中城。郭维经上言：“圣明皇帝登极将近二十天了，一切雪耻除凶、收拾人心的事情，丝毫还没有举行。如今伪官在凤阳、泗州一带横行，强悍的士卒在瓜州、仪征一带抢掠骚扰，焚烧、杀戮、抢劫、掠夺的惨祸逐渐逼近江南；可是朝廷之上听不到震动神色、互相警戒的声音，只把漫不切要的事务充满朝廷拿来议论。请下令内外文武诸臣洗净心肠，完全去掉刻薄虚伪、徇私以及因恩怨报复的旧习，一心把剿灭贼寇作为要务。”朝廷答复说知道了。（郭维经，字六修，江西龙泉人，天启五年进士。崇祯年间，任南京御史。南都商议拥立时，有人想拥立潞王，郭维经主张拥立福王。） 郭维经长期劳累操持政务，南京城里的人都依赖他，突然间很难找到替代者；于是命令他仍代理巡视事务。李沾唆使郭维经弹劾冢宰张慎言徇私；郭维经很快醒悟过来，立即上疏引咎请罪。

译大学士史可法上疏说：“闯贼自从入关以后，声势逼人，假借安抚百姓之名，煽动天下。伪官一到，各地争相想要迎奉；甚至督抚手握兵权，也不能击碎一面伪牌、斩杀一个伪使。人心败坏到了极点。唯有淮安官民坚守地方，伪牌到达就击碎它，伪使到达就斩杀他；贼骑逼近河边，就迎击使其败退。贼将如董学礼、白邦政等，都犹豫徘徊而不敢前进。民间义兵聚集到十万、二十万人，声势雄壮，像一座长城。不久又报告收复宿迁，伪官逃走。维持住这件事，江南才得以安定；淮安对国家的功劳很大。然而淮安人之所以敢于这样做，实际上是地方官鼓舞推动的力量。巡抚、巡按诸臣亲自在河边，与百姓共同守卫；击碎伪牌、斩杀伪使坚决实行，并秘密派遣各路兵马，多有斩获。因此能够振奋将士同仇敌忾的义气，坚定民间敢死的决心。东南得以安定，实在依赖这一举动。请下令有关部院，将按臣王燮优先提拔，以示劝勉；抚臣路振飞已经解除任职，另行等候优待叙功。一并令按臣查核各地乡绅士民以及军中有功将士，确实查明后上报，特别加以旌表叙录。这样或许能使忠义之士受到感动而奋发；而其他地方投奔贼寇、躲避贼寇、苟且偷生、侥幸求免的人，也都知道应当感到惭愧羞耻了。”有旨说：“淮安人忠义，坚守地方，擒拿斩杀、拦截袭击，屡次报告奇捷；这都是地方官王燮等鼓励推动的功劳，着令有关部门分别从优议叙。其乡绅士民以及军中有功将士，也立即由该按臣详细查察后上报，以便旌表叙录。” 大学士马士英奏报：“黎玉田等讨伐逆贼有功。”有旨说：“掌握兵权的文臣率领孤军讨贼，以及退居林下的废臣起兵诛杀伪官，都是不容易做到的，朕非常嘉奖。黎玉田加授兵部尚书，赏银一百两、纻丝八表里。卢世■〈榷，氵代木〉以原任官职加授太仆寺卿，赏银三十两、纻丝四表里。谢升加授上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赏银一百两、纻丝八表里。各自赐给敕书加以奖谕，卿在内阁中立即拟定文稿呈览。有关衙门知道。” 据说马士英听到德州的消息后，把谢陛误写成谢升，把济王误写成德王，于是上奏请求加官赏赐功劳，所以才有这道命令。召熊汝霖任给事中。（熊汝霖，字雨殷，余姚人，崇祯四年进士。曾任户科给事中，后被贬为福建按察司照磨。） 刘良佐因为临淮人不接纳他的军队，便进攻围困临淮，但没有攻克；朝廷命令史可法前往解围，刘良佐移驻寿州。刘良佐上奏说：“臣开镇临淮，士民张羽民等不服。”临淮人戈尚文等也上奏说，叛镇四面进攻，百姓生灵涂炭。命令巡按、巡抚调解，刘良佐听从命令。礼部官员请求另建恭皇帝的专庙。尚书顾锡畴鉴于睿宗专庙之事的失误，所以才上疏请求。皇帝命令召集朝廷廷议，举行此事。礼部请求册立中宫。诏令说列圣先帝的大仇尚未报，不准。内阁、兵部官员马士英请求评定淮安擒获伪官的功劳等次。王燮现在已经推升为山东巡按，高岐凤也已经推升为监司，没有理由再议；至于将官刘世昌等人，各自应当加升一级，以彰显特别的功勋。诏令芜湖关裁革一切弊政，以缓解商人的困苦。起用杨文骢为兵部主事，负责监军京口。杨文骢，字龙友，贵阳人。万历末年，在乡试中举。崇祯年间，任江宁县知县；因贪污被革职。他与马士英是姻亲，所以得到起用。杨文骢擅长书法和文章，文采很好。喜欢交游；凡是求托于马士英的人，多借助他而得到进用。他为人豪侠自负，很推重奖掖名士；名士们也因此依附他。他的儿子鼎卿，是马士英的外甥。马士英派人迎接福王时，在淮安遇到福王，当时福王非常贫困，鼎卿周济他，福王便同他结下平民朋友般的交情；因此福王非常宠爱鼎卿。等到鼎卿前来拜见，福王按照旧交子弟的礼遇接待他，称赞他的父亲和他本人，把他们比作汉朝的大耿和小耿。然而他们父子因为马士英的缘故，也多被人诋毁非议。马士英请求发兵渡过黄河，与吴三桂形成犄角之势；有旨说：“着令督辅相机办理。” 刘宗周上疏陈述时政四件事。

译草野孤臣刘宗周上奏《恸哭时艰疏》说：“悲痛啊，高皇帝凭借以华夏改变夷狄、扭转乾坤的伟大事业，却一旦被奸臣贼子出卖，以致国破君亡，这是自古以来从未听闻的事，普天下都含恨不已。皇祖如果有灵，就应启迪我陛下重建旧都，正式登位承受天命。今天要成就中兴大业，除了讨伐贼寇、报仇雪恨，本来没有什么能够表达陛下当日前往江南的心愿；但如果不是陛下果断决策、亲自出征，又凭什么振作天下忠臣义士的气势呢？这正是关键时刻。先皇帝在位十七年的哀痛和思念正深，人人都应拼死效命，杀伪官、擒叛将、俘获逆贼，这只在陛下先声震动的一刻之间：这确实是有道中兴的第一要义。至于讨贼的方法和施行的先后次序，也有可以进言的地方。第一，凭借险要形势来谋求进取。江左不能只是偏安之业，请向前推进，谋取江北；淮安、凤阳、安庆、襄阳等地虽然各自设立重镇，但尤其应把重点放在凤阳，并驻扎陛下亲征的军队。中都是天下的枢纽，向东扼守徐州、淮安，向北控制豫州，向西可以顾及荆襄，向南距离金陵不远；以此逐步恢复、逐步推进，秦、晋、燕、齐必定会有响应而起兵的人。” 如今东南各项事务渐渐有了起色，虽然事情还不能完全据此判断，但只要敕令江、楚、浙、直各地坚守边圉，合兵进攻并加紧行动，贼人就像釜中的鱼一样了。从此还可同时成为向西北进取、兼开一面的罗网，任由他们杀贼自我效力；贼势会更加孤立，贼党也会日益消灭。第一，要加强藩屏，以资弹压。北方见到贼人就逃跑，总的说来是由于督抚没有才能，因而无从实行弹压。远处的暂且不说，就是淮、扬数百里之间，如今已有两位节钺，却不能向南抵御乱兵南下，致使淮北一块土地拱手送给贼人。尤其可恨的是，路振飞坐守坚城（一作“淮城”），却长久把家眷用船送到远方，这实际上是在倡导逃跑。于是镇臣刘泽清、高杰便相继声称要把家属寄居江南；更进一步仿效他，又有什么可责罚的呢！按军法，临阵脱逃者斩。臣认为，一位巡抚、两位镇臣，罪行都可以处斩；而巡抚的罪责最重。必须先治巡抚不遵法纪之罪，然后才能施用于镇臣。仍请从今以后加重巡抚的事权，专门责成他们弹压镇臣；并且不宜设置太多督臣，以免增加彼此牵制的弊端。这样以后，武功才可以振作起来。第二，要慎重爵赏，以整肃军心。如今天下的战事已经到了极其糟糕的地步，却无缘无故施行封爵之典，既增长了他们的跋扈气焰，而士卒仍然不能吃饱，反而更加增多了索取军饷的呼声。将领强悍、士兵骄纵，由来已久。现在请陛下亲自出征，所到之处立即询问士卒的甘苦，亲身与他们共同承受匮乏，这样才能逐渐资助他们达到饱足，慢慢扩张军力、进行征伐。一方面分别审查各位统帅的封赏，哪些应该赏，哪些属于滥赏；轻的酌量收回侯爵，重的连伯爵也一并夺去。军功既然核实，军法也更加伸张；无论在左在右，都没有不听命效力的。既然左帅因为收复失地而受封，高、刘二人败逃也同样受封，那么还有谁会不受封呢？武臣的封赏既然泛滥，文臣也会跟着泛滥；外廷既然泛滥，宦官也会跟着泛滥：臣恐怕天下会因此瓦解。第三，要核查旧日官员，以确立臣下的纲纪。燕京已经失陷，除一、二位殉难诸臣已经奉恩诏优厚抚恤外，其余有接受伪官而叛变的，有接受伪官而逃跑的，有不接受伪官而逃跑的，有身在封疆而逃跑的，有奉使命出行而逃跑的，臣不能把这些人的姓名一一列举，但按法都在不赦之列。应当赶快分别定罪，作为后来人的鉴戒。至于伪命传到南方以后，在顺从与抗拒之间徘徊的人，传闻人数很多；他们必定还会倡导一种曲解之说，来迷惑人心。这样一来，不仅伪官成为伪官，连真正的官员也会变成伪官，天下的事情就更加无法办理了。有的人或暗中表面和解、实则为贼人进行离间，更应当公开显示要诛杀铲除他们，不可落入其狡猾谋略。实行以上几项，对于讨贼复仇的办法，也就大略具备了。至于巩固国家根本的办法，贪官应当逮捕，酷吏应当诛杀，清廉善治而政绩卓异者应当破格表彰提拔，这些有抚按之臣负责，不必劳烦臣来琐碎陈说。臣还有更不忍说的：如今正值国家覆亡、君主随之受难之时，普天下的臣子都应当拼死效命；幸而没有战死，反而接受升官加级，岂不是更加增加上天的谴责吗？除了滥行封赏不宜一概实行之外，此后大小一切铨选任用，仍请暂且称为“行在”，稍微保留臣子负罪自责、引咎悔过的诚意。《诗经》不是说：“上天正在使天下动荡，不要这样松弛怠惰。”请陛下统统明察，采纳施行。”皇帝下旨：“看了你的奏疏，不要习惯于偏安，必须谋求进取；亲自统率六军，光复法物。我□□□□如此严格地指出文武官员怯懦的大法，启发诸臣忠孝的良心，以及谨慎处理新掌、履行旧规，这些说得都对。朕接受你的正直进言，以谋求日后的成效；仍命令交付史馆宣示记录。有关部门知道。”

译刘宗周又上疏说：“当贼人进入秦地、流窜晋地，逐渐逼近京畿，远近人心汹汹时，唯独大江南北安然无事。然而二三位督抚，未听说派出一人一骑来壮大声援，贼人于是长驱直入侵犯京城。坐视君父陷于危亡而不去救援，这是封疆之臣应当诛杀的第一项罪状。后来先帝驾崩的凶信确定，诸臣奋起拿起武器，决定打一仗来赎前罪，本来应当不等吃早饭就出发；可是他们却只向南方探听消息，争相谈论固守边圉的策略；把兵权交给关外，首先图谋争取定策的功劳。督抚诸臣仍旧安坐地方，一步也不移动，这是封疆诸臣应当诛杀的又一项罪状。新朝建立以后，应该不等一天终了，立即派遣北伐军。不这样做，就赶紧派一名使者从小路北进，传檄燕地父老，起用塞上的名王，哭祭九庙，安置梓宫，访求诸王的消息。再不这样做，就传檄闽帅郑芝龙率海军驶下直沽，九边督镇共同谋划、一起奋发，事情或许还可以有所作为。然而诸臣的谋划没有一项出于此，纷纷制作的全都是空文（一作“体面”）。上天假借神灵，仅仅让吴镇上奏燕京取胜的消息，这将把我们南方朝廷置于何地？那么满朝谋划国事而不尽忠的人，这是应当诛杀的又一项罪状。而且还有更难以解释的事情：先帝升遐以后，颁行丧诏，这是何等重大的典礼；可是拖延日久，直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丧诏还没有送到臣的家乡。在浙江尚且如此，远方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时势变迁、事情更替，错误舛误不断出现，以至于成服也只成了名义上的形式；这就等于先帝始终没有受到天下臣民的服丧。这样，今天负责典礼的诸臣又有一项应当诛杀的罪状。至于被定罪罢免的诸臣，酌情加以昭雪，本来应当援引先帝遗诏处理，却一概使用新的恩典；即使先帝诛杀宦官、裁定逆案的结论，前后诏书含混不清，也势必要把彪虎之类的人全都平反才会罢休。君主和父亲是同样的道理，“三年之内不改变父亲的做法”这句话又算什么呢？唉，算了！先帝在位十七年的忧劳勤勉，每一念都可以面对上天、对着后土哭泣；一旦以身殉国，遭受古今未有的惨祸，而从臣工那里得到的报答竟然如此微薄！仰望陛下，再次发布哀痛诏书，立即兴起问罪之师，请先从中外诸臣中不称职的人开始。” 初六日（壬戌）。召阮大铖穿戴官服来京朝见皇帝。阮大铖起初依附魏忠贤，与霍维华、杨维垣、倪文焕结为死党；他制作《百官图》，通过倪文焕把它送给魏忠贤，因此被召任为太常寺卿。他侍奉魏忠贤极其谨慎，却暗中考虑魏忠贤并不值得依靠；每次进见，总是厚厚贿赂魏忠贤的守门人，然后取回名帖。过了几个月，他请求归乡。魏忠贤被诛后，阮大铖把两篇奏疏写信送给杨维垣。其一专门弹劾崔呈秀、魏忠贤；其一以把天启七年以前以后合并计算为说，认为：“天启四年以后，扰乱政事的是魏忠贤，而以崔呈秀辅翼他；天启四年以前，扰乱政事的是王安，而以东林党人辅翼他。”他传话给杨维垣说：时局已经大变，应当上奏弹劾崔、魏；如果局势还没有定下来，就上奏合算的那篇疏文。恰逢杨维垣当时把东林党与崔、魏并指为邪党，正和编修倪元璐互相诋毁；得到阮大铖的奏疏后大为高兴，便把合算疏拿来投合形势，以帮助自己。崇祯元年，阮大铖被起用为光禄卿；御史毛羽健弹劾他结党为邪，他被罢职离去。第二年，裁定“逆案”，论罪后赎罪，发配为民。庄烈帝在位期间，他始终被废斥，郁郁不得志。流寇逼近安徽时，阮大铖避居南京；他大量招纳游侠，谈论用兵和剑术，希望凭借边才被召用。复社诸生当时聚集在南京讲学，非常憎恨阮大铖，制作《留都防乱揭》驱逐他。阮大铖害怕了，于是闭门谢绝宾客，只与马士英深相结交，又亲近守备太监韩赞周。周延儒奉召入朝时，阮大铖用车载着□钱到维扬去迎候他，请求洗雪罪名；周延儒说：“我这次出任本来是错误地被东林推举的，你的名字列在‘逆案’中，怎么可以呢？”阮大铖沉吟了很久，说：“瑶草怎么样？”（瑶草是马士英的别字。）周延儒答应了。崇祯十五年，周延儒于是促成马士英总督庐州、凤阳。到了这时，马士英一定要起用阮大铖，便让刘孔昭、汤国祚、赵之龙等人推荐阮大铖懂兵。起初京师陷落，宦官们全都向南逃奔；阮大铖因而通过韩赞周把他们全部结交起来，对众宦官说东林党当日为何危害贵妃、福王，让他们把这些话备述给福王，以暗中倾陷史可法等人。众宦官更加竭力称赞阮大铖有才；马士英也说阮大铖在山中写信给自己，参与定策谋划，于是为阮大铖辩白，说他依附韩赞周、接受引导并没有实际踪迹。于是下令阮大铖穿戴官服朝见皇帝。高弘图、姜曰广竭力坚持，不肯起草诏旨，马士英说：“我自己承担这件事！”大概马士英上疏推荐，就由马士英票拟。阮大铖闲居金陵时，亲自在门上题写：“没有儿子一身轻，有了官职万事足。”他常对人说：“我不是不愿意做君子，是别人不许我做君子罢了。再说，如果让金川门下袖中藏着刀，我就应当自杀。”他这种诋毁和欺骗，全都是这一类说法。周宜兴和阮大铖是幼年亲密朋友。周宜兴回到原籍后，阮大铖时常到他家里去；周延儒与阮大铖约定说：“如果能够再次出仕，一定起用你。”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再次被召入朝；阮大铖派使者送金杯祝寿，说：“旧日盟约就在那边！”周延儒召使者到面前，举杯饮酒三次，仍让他把金杯带回去；并对使者说：“喝下这杯酒，就像和你的主人当面交谈一样，旧约没有忘记。但这次我的出仕，实在是东林先同我约法三章，其中第一件就是你的主人。回去告诉你的主人，假如心中有所谓的‘一人交’，就应当任用为督抚；等他以边才被转荐，我再相机谋划，必定会得到适当的回报。”使者回去后，阮大铖于是请马士英出面。马士英趁高弘图在江边督运粮饷，具疏说：“臣冒着获罪的风险，特意推荐懂兵的阮大铖，共同渡过艰难时期。应当赦免他的罪，立即补任兵部右侍郎。”他自行拟定诏旨：“阮大铖究竟是否懂兵、可以任用？着令兵部召他前来，暂时恢复官服，朝见皇帝，当面询问方略后再作决定。” 大学士姜曰广、侍郎吕大器、太仆少卿万元吉、府丞郭维经、给事中罗万象、陈子龙、御史陈良弼、王孙蕃、米寿图、周延泰、左光先、郎中尹民兴、怀远侯常延龄等人联名上疏说阮大铖是“逆案”的主要首犯，不可召用；高弘图又极力说“逆案”不可推翻，并请九卿议论此事，因此与马士英发生冲突。马士英替阮大铖上疏辩解，竭力攻击姜曰广、吕大器包庇旧有局面、阻挠压制阮大铖。召阮大铖朝见皇帝的诏旨下达后，满朝震惊；人们说：“阮大铖一旦出仕，‘逆案’就会全部翻案，那么皇上还将逐渐追问三朝的事情，诸位君子将把脚放在哪里呢？”于是一个人呼喊，众人应和，舆论沸腾，最终群起攻击阮大铖。

译姜曰广上疏说：“臣先前看到文武百官相互争斗，既惭愧自己没有调和的办法；近来又看到‘钦案’被掀翻，更惭愧自己无力预先制止。于是使先帝十七年的坚定意志，突然付之东流；陛下数日前的明诏，竟然如同翻覆的云雨一样反复无常。梓宫还没有冷却，已经增添了龙驾的凄凉冷落；诏制的墨迹还没有干，已经使四方的观听惊骇。可惜新君即位，竟然有这样的举动。臣所痛惜的只是朝廷的典章，所畏惧的只是流传千秋的清议而已。” 吕大器上疏说：“先帝的血肉还没有冷却，判案文书严肃得如同日月星辰；可是马士英悍然不顾，请求任用阮大铖。他不仅把吏部看得如同草芥，甚至把陛下也看得如同弁髦。” 郭维经上疏说：“逆案是先帝亲手裁定的。如今应当修纂《实录》，如果把这个案件抹去不记，那么先帝显赫的英灵恐怕还会留下遗恨；这不是陛下对待先帝的方式。如果记载此案，又拿它同今日起用阮大铖相对照，那么显明的诏令未免会留下过失；这也不是辅臣爱护陛下的方式。只愿陛下爱护祖宗的法度，因此爱护先帝，也爱护先帝所颁的诏令。” 罗万象上疏说：“辅臣推荐任用阮大铖，或许是因为对世上没有懂兵之人的情况感到惭愧。然而，阮大铖实际上并不懂兵；恐怕他只有《燕子笺》《春灯谜》（这是阮大铖所制的乐府），没有见过枕上的阴符，也没有袖中的黄石。伏望允许他朝见皇帝，以成全辅臣吐哺握发、礼贤下士的心意；但禁止再次任用他，以杜绝邪人觊觎的端绪。” 马士英的辩解疏说：“魏忠贤的叛逆，不是闯贼所能相比的。高弘图、姜曰广，对自己所喜爱的人，就说先帝没有成心；对自己所憎恶的人，就说既成定案不可翻案：欺骗蒙蔽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臣在兵部就谈兵事，只知道替朝廷用人，不知道其他事情。”皇帝用温和的诏旨慰劳他。大理丞詹兆恒上疏说：“先皇亲手裁定‘逆案’，诛除群凶，这是第一等的美政；然而十七年间，这些人早晚聚集谋划，想要翻案已经多次。幸赖先皇神明独断，坚持不移。如今大仇尚未报，忽然召见阮大铖，还给他官服，这难道不是上伤光帝的英灵，下挫忠义之气吗！”奏疏上呈后，命令赶快取出逆案进呈御览。初八日（甲子）。阮大铖朝见皇帝，详细陈述自己被冤枉的原因。他认为大学士高弘图任御史时曾经诋毁东林，必定会支持自己，于是说高弘图一向了解臣。高弘图则说：“先帝钦定的‘逆案’一书不可擅自更改。”马士英与他争辩，高弘图请求罢职。高弘图说：“如果要任用阮大铖，必须经过廷议。”马士英认为一经廷议阮大铖必定不能任用，因此不听从。高弘图说：“臣不是竭力阻止阮大铖；旧制度是京堂官必须经过廷议后才能任用，这对阮大铖来说反而更加光明正大。”马士英说：“臣又不是因私情接受贿赂，有什么不光明正大的呢？”高弘图说：“为什么一定不能接受廷议？把这件事交付廷议，全国人都说他贤能，然后再任用他也可以。”高弘图出朝后，便请求退休。万元吉上疏说：“臣在初一那天强忍疾病上朝，只为恭候敕书和关防；到今天已经八天，竟然没有实际下落。近来听说扬州、临淮、六合一带，到处兵民相互冲突；军队向来没有纪律，百姓近来又更加乖张。全都是由于地方有司不能预先妥善安置。于是只隔一座城，百姓把军队当作贼人，坚守城池不让军队进入；军队把百姓当作叛民，围攻不肯停止。这样长期下去，怎么能安定、解决呢？结果是兵民两方面都陷于困境。突然有寇盗到来，百姓必然被迫投降，军队必然惊慌逃窜，这真是今天最大的忧患。臣已提前驰往，竭力开导说明。凡是江北郡邑连接山东、河南，贼骑到处都可以抵达，形势必然需要军队堵截剿灭。臣等虽然有爱护百姓的心，却绝无裁减军队的办法，只能设法从中调停。只是官兵经过、驻扎的地方，应当告知城外居民迁入城内，空出的房屋听任各位将领派兵住宿，严禁毁坏伤害他们的蔬菜、粮米等物；同时告知城内居民全部出城，在城外进行贸易迁换。地方有司应会同各位将领共同防护，严禁抢掠。这样立定规法，自然百姓不会苦于军队，军队也不会怨恨百姓。臣以前在楚、蜀监军时实行这一办法，效果很好；在今天为什么偏偏不能这样做呢？” 恭请皇上下敕给撰写文词的词臣，让他们在给臣的敕书中把这一段完整载明，使有司和将领敬畏地奉行天子的诏语，更加恭敬遵守。如果有抗拒违背的，准许臣秉公参奏；这种风气或许还可以扭转。臣的衙门原本设在滁阳，如今没有时间到那里赴任。随从和差役一个也没有，只身快行，盛暑中奔走长途，窘迫劳苦，实在难以形容。如果敕印在铸造完成之日，恳请下敕命枢部派官员骑马送来。” 巡抚左懋第想和总兵陈洪范招集水师、步卒，在山东倡导义举，同时约会吴三桂、黄蜚联合起来谋求恢复；当时舆论称赞他们的胆略。诏旨说：“福邸千户常应俊保护朕躬，多次使朕脱离危险，仅仅加恩还不足以报答功劳；兵部再斟酌议定后具奏。” 初九日（乙丑）。命令惠王迁居肇庆。惠王名常润，是神宗第六子。天启七年，前往荆州就藩。崇祯十五年十二月，李自成再次攻破彝陵、荆门，湖南巡抚陈睿谟到荆州，奉护惠王逃往湘潭。渡过湘江时，在陵阳矶遇到风暴，宫人多被冲走淹没；惠王仅仅保全自身，前往长沙投奔吉王。十六年八月，张献忠攻陷长沙，惠王逃往衡州投奔桂王。衡州接着陷落，惠王与吉王、桂王一同逃往永州，巡按御史刘熙祚派人护送三王进入广西。皇帝命令有关督臣更加用心保护并供应膳食。管绍宁请求遴选内阁诰敕房的各位官员，分别按照资历纳资授官。命令四时享祭暂时在奉先殿举行。禁止诏赦写成铺陈繁复的骈文。宁南侯左良玉报告说，副将苏荐、游击朱国强斩杀贼人四百余级，俘获伪官江一洪，并把俘虏献到京师。恢复黄焕、张居起原来的官职。高杰派总兵李朝云前往泗州，派参将蒋应雄、许占魁、郭茂荣、李玉前往徐州防守。改铸神武营的关防。命令将其确实用于禁旅，因为十二团营旧有的士卒大多老弱。

译阮大铖上奏《孤忠被陷之由疏》，说：“我阮大铖在天启甲子年，见到逆珰魏忠贤同在外结党营私的那些人，时而决裂，时而勾结，专擅朝政、玩弄权术。当时我任吏科给事中，竭力请求回家奉养父母，以避开他的锋芒。后来承蒙起用，任太常少卿，我上任七十天便请求退休还山；隐居在深山中，足迹不入城市。凡是魏忠贤专擅威权、窃取福柄的时候，都是我在山林中隐藏形迹、唯恐避之不深的时候。而且在天启年间，我从没有接受越级擢升的官职，没有说过一句阿谀之言，也没有提出过一句迎合的话；甚至《点将录》中还把我的名字列入其中，希望杀掉我才痛快。我同崔、魏一党，不仅像风马牛彼此不相干，而且像冰炭、水火一样不能相容（一作‘不能相安’）；这些事情已经十分明显。《逆案》中牵连到我的冤案，大概是说我任科官时，孙慎行以红丸一事的邪说，动摇了皇祖母和皇考。当时诏旨下令九卿、科道官会议。给事中魏大中上言，其中有这样的话：‘张差、崔文升，是所谓先帝的贼臣。张差事件的幕后主使，谁不知道是郑国泰所为，应当追究审问他的指使者。’又说：‘李可灼的案件（一作“药”），如果不连同崔文升一起追究，事情就不完备；崔文升的悖逆，如果不追溯到张差，真相就不明；郑国泰、郑养性、方从哲的罪行，如果不连同三案一起参究，案情就不能定论：应当把这些人全都交给他们应受的法律惩处。’ 这些话都是魏大中大逆不道、以污秽言辞玷污天语的话。我和同僚严肃地斥责他，并且说：‘三朝之间仁慈孝顺，关系没有间隙；凡是处在这种情形下的臣子，怎么能凭没有根据的话挑拨骨肉亲情呢？’因此我坚持不参加议拟名单。如今《三朝要典》还在，可以查核此事。当时同乡左光斗极力逼迫我参加议拟，这张便札还保存着；我没有答应。从此，魏大中及其党羽对我恨之入骨。正好我的俸禄资格在前，魏大中想夺走我的首垣之职，便千方百计排挤阻挠。我坦然离去，他的党羽仍然不能消除怒气。我同相国冯铨有文字交往，回乡经过涿州时，只见了一面就离开了；但魏大中的门客汪文言于是诬陷我和冯铨曾拦住魏忠贤的马匹献策。况且我和冯铨在涿州时，魏忠贤在深宫近侍之中，他的马怎么可能被我们拦住？何况相国如今已经全家殉难，他一生究竟忠还是奸，等到盖棺便可定论。后来魏大中借机营救汪文言，上疏弹劾魏忠贤，因此被魏忠贤仇恨，逮捕后死去。试问，左光斗、魏大中死于乙丑年秋，而乙丑年秋正是我亲自在山中居住、耕作的日子；乡里中的绅士、父老都可以作证。我又怎么可能亲身参与赞助引导呢？至于我把七年间通达内廷的一份奏疏合并考察，其中极力议论倡导红丸之说的孙慎行，因而被当时人嫉恨；这都是魏忠贤受刑以后我所上奏条陈的，难道其中曾有半个字替那个逆贼恶人解嘲吗？况且，当时倡议制造《逆案》的侯恂，如今竟公然跟随贼寇，做了工部侍郎；主持制造《逆案》的韩爌，竟公然开门迎接贼寇，贼寇还用安车把他迎进长安。而案情注语中所说上疏报复我的人，就是如今接受贼寇伪命、任伪户政司务的魏学濂。可是门户中的那些臣子，竟想拿接受贼寇伪命的乱臣贼子之口，来给我这个孤忠之臣、罪臣之子的案件定案，难道还具有人心吗？如今诸臣拼死攻击逼迫我，我怎么能不把当时的事情直陈出来，向上告知君父，向下告知天下后世呢！” 考察阮大铖的这篇奏疏，本来是想掩盖他涉入《逆案》的罪迹，却不知道反而正好成了他自我供认。当南乐借着整顿内廷来发泄私怨、严厉谴责杨涟和左光斗而使他们离开京城时，徐大化、朱童蒙等人都奉中旨升任京堂官。阮大铖因叶有声的推荐，也奉中旨升任京堂官；于是从太常少卿升为光禄寺卿，正是杨涟、左光斗被逮捕的时候。那时如果不是逆贤所喜欢的人，一旦被起用，就立即遭到削夺。阮大铖既然说自己同崔、魏像水火、冰炭一样不能相容，为什么却能把升任京堂官的中旨当作随手可得；而且太常少卿、光禄寺卿的推升，随推随用，丝毫没有受到阻碍呢？《点将录》抄录后传布四方，根本没有阮大铖的姓名。假如真有他的名字，叶有声还敢把他列入推荐名单吗？其中的道理最容易明白。争论红丸案的人，坚持不接受孙慎行、魏大中的意见，说那是为了调和西宫，出于臣子的苦心，谁能说不是这样；可是现在却想借此居功，反过来把诸臣定作诬捏罪名的人，那就恶劣到极点了。况且还想从《三朝要典》中取证；《要典》既然属于逆贤主持编修，逆贤受刑已经十八年，《要典》也已经奉先帝旨意焚毁了，仍然郑重地把它奉为圣书，那么它是逆贤的私产余孽，就可想而知了。阮大铖南归到涿州时，正好逆贤进香来到涿州，冯铨在道路旁跪拜迎谒，众目睽睽之下，怎么能够掩盖呢！难道逆贤本人不出宫禁，就能用这一点来证明所谓拦马献策是诬陷吗？吕鹏云根本没有赞助引导的奏疏，只因奉中旨起用为京堂官，就已经被列入逆党；何况阮大铖呢？魏大中这位给事中弹劾逆贤的奏疏，排在杨应山所列二十四大罪之后；当时弹劾逆贤的奏疏堆满公交车，难道全都是为了巧妙营救汪文言吗？所谓合并考察七年间通达内廷的一份奏疏，是说逆贤已经失败、先帝登极很久以后，阮大铖仍然滔滔不绝地议论孙慎行、杨涟、左光斗等臣，每一件事都同《要典》相互发明。逆贤的党羽机构已经败亡，阮大铖尚且还想充当护法沙门；那么在逆贤势力正盛的时候，他作为赞助引导者，也就可以知道了。相国冯铨此时官居内院，职位升入殿阁，却诬说他全家殉难，岂不是荒谬吗？闯贼攻破蒲州、平阳时，故辅韩爌全家殉难，这是众口一词的事实；至于说用安车把他迎入长安，却没有听说过（文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议论殉难和从逆诸臣的功罪。此前，各衙门都有弹劾参奏，阁臣马士英上奏说：‘北京陷落以后，向贼廷叩头、本人接受伪命而玷污自身的人，如光时亨、龚鼎孳、周锺、项煜、陈名夏以及其他苟且偷生的人，罪恶滔天，神人都应共同诛灭！’皇帝命令先由科道官逐一严加核查姓名，共同具奏呈上，以便作为法司分别定罪的依据。到这时，户科罗万象说：‘此案应当详细核查，确切定案，成为不可翻改的案件，务必使后人不能借题发挥。’皇帝认为他说得对。

译监军佥事宋劼上《仇耻最极疏》说：‘我私下观察古今典籍，像汉代的赤眉、黄巾，唐代的安史、黄巢，都曾扰乱天下、侵犯宫阙，却没有谁像闯贼这样进展迅速，也没有谁使先帝遭受这样惨烈的灾难。幸而上天鉴察、祖先显灵，降生了圣明的君主，发誓要报君父不共戴天的仇恨，洗雪天下人切骨的痛苦；他想扫除妖氛、廓清疆域，意志坚毅、奋发有为。凡是臣民、子弟、庶民，只要还有肺腑（一作“肝”），谁不愿枕着兵器等待天明呢？臣谨冒昧地把当前的急务逐条列出，上报圣听（一作“如左”），恭候皇上鉴察、宽宥并采纳施行。一、确定恢复的规模。从前汉高祖进入咸阳、光武帝占据河北，都是先确定根本，然后消灭秦、项，除掉更始、王莽。皇上乘一叶扁舟南下，在天人共同应合之下，正位于金陵；这里是我高皇帝创业的根基，并不是晋元帝、宋高宗偏安的地方。愿皇上效法我高皇帝，以成就汉光武式的中兴；振作开创事业的精神，提振创业初期的作为，一定要把西北的土地全部收回来，然后才可以安定。如果臣民只想在江南苟且求安，恐怕并不能因此保住江南；如果群臣只想苟且保全富贵，恐怕也不能因此保住富贵：这就是应当预先确定的规模。’ 一、决定扫荡的大计。汉高祖进入函谷关，子婴便被系上丝带投降；光武帝进入咸阳，更始、王莽便被扫除：这就是剪除祸根、铲除根本的计策。如今闯逆在吴三桂那里向北失败，踉踉跄跄地返回关内，忙乱、扰攘而又惶惑不安。应当立即发布檄文，命吴三桂率领全部军队，并号召秦、晋两地一向有声望的老将和义军合力进入秦地；再命左良玉统兵从武关进军，前后夹击，转眼之间便可扫灭他；像齐、燕、楚那样，乘势分路进军。大将如果有四镇，选择便利之处分配地盘，一鼓作气就可以平定，形势就像振落枯槁一样容易。为什么呢？那些跟从逆贼的百姓，主要是因为苦于我军的骚扰；州县接受贼军招降，只是偷延一时性命，并不是贼军真有深厚恩泽和一向威势足以使他们畏服：这就是应当及早筹划扫荡的原因。一、巩固根本以培养元气。根本是什么？就是民心。孟轲说：‘得到丘民的拥护，就可以成为天子。’这是千古不变的至理。帝王兴起，必定由此而来。如今自从战争兴起以来，加派的赋税一天比一天增加。贪婪残酷的官吏，额外征收赋税，侵夺削减百姓财产的手段很多；百姓无法生活，民心摇摇欲散。必须大力免除往年的拖欠，广泛施行赈济抚恤，使万众欢欣鼓舞，众人的意志凝聚如城。如果说钱粮无法凑足，似乎难以议论免除；依臣私下的打算，如今北京上供、诸藩禄米、河工等项目都可以暂时停止；按照北都官俸和九边的惯例，原来总是由这些地方供给，南直隶、江浙、闽广合计何止千万？拿出拖欠款项的十分之二、三用于赈济施舍，其余部分足以供应军费：这就是收拢民心、培养元气的办法。一、选拔将领和士卒来振作军队的精神。汉高祖有三杰，光武帝有云台功臣，高帝时还有徐达、常遇春等数十名将领，他们的功勋都十分显著。自古以来平定乱世并不一定要借助异代的人才，如今难道会没有人才吗？吴三桂收复神京，功劳在唐代郭子仪、李光弼之上。像四镇大帅，难道甘心逊色于前人吗？其他偏将、裨将以下在京城的人，应当从世职中选拔，也应当从世袭军籍中选兵。先朝征伐时，五府侯伯轮流出征；指挥、千户、把总之中难道没有强劲的将才？世袭军籍中难道没有勇敢的男子？用这些人守卫京城、选充禁军，巩固我们的根本，壮大我们的声威；守卫国家也就是守卫自己的家，谁敢产生异心呢？况且这些世职、世军的祖先，都是跟随高帝扫平西北胡元的人，只在于奖励、鼓舞的方法是否得当。守卫长江、淮河，吴地人熟悉水战，本来就是他们的长处。曹操父子的雄武，苻坚、佛狸的彪悍，最终都不能渡江一步；那么任用吴地人为水兵、水将，绝对没有疑问。但军队出动必须军饷充足；近来因为军饷不足，士兵强行筹粮，骚扰百姓，导致各位将领无法禁止约束。依臣所说，把河工等项目的经费分出来补足军饷，强悍的士兵自然会停止骚扰，至于吃饱后士气腾跃，就更不必说了。一、大破常规以网罗英才。天下的人才，大多败坏在门户之见中。自光帝扩大八■〈王延〉以来的英才，群臣只从官爵上考虑，何曾顾及国家公事？他们选定一个题目树立旗号，借此作为授予人的阶梯、陷害人的陷阱。那些窥测风向、观望气势的人便像云彩依附太阳一样纷纷聚集，致使真正有才而孤高特立的人不能得到任用。就拿制定制服、讨伐贼寇来说，三十年来几番剿灭、几番招抚，几番遭到丧败。大概是门户之念牢不可破，又一向不留心人才；自己的夹袋中没有人，有人说某人可以任用，众人便一唱百和。任用之后没有成效，反而丧师辱国；即使大法施行，对于剪除胡虏、贼寇又有一丝一毫的好处吗？皇上应当切实告诫廷臣，一切按照先臣杨士奇所说：‘用天下人的心来治理天下，用天下的官职任用天下的人才；等到天下平定、治理见效，人才未必不会全部涌现，也未必不会随之发挥作用。’臣只想到闯贼是我君父的深仇大恨，举仇学子（？） 为什么要让前代贤哲独自占有这份美誉呢？一、大破旧习以迅速谋求实际职事。人的一生只有这些时日，人的一生也只有这种精神；古代贤人珍惜光阴，运砖、舞鹤等事情，都是把精神（一作“筋骨”）耗费在有用的方面。至于文书公牍的繁琐细碎、应酬书札的密集重复，查阅文卷耽误时间，奔走劳苦又使人的精神疲惫。虚浮的套式积习日久，天天沿袭、日益加重。宁可荒废政务，也害怕违背世俗人情；因此难以成为一根支柱来挽救狂澜。以上几项，朝廷大臣难道没有看见、没有谈到吗？只是臣任职待罪三四十年，凭老马管窥所能看到的情况，在圣明皇帝面前尽情陈述，以舒解心中的异常愤懑（一作“义愤”）。改任倪嘉庆为户科给事中。当时户部堂官、司官都没有配齐，内外呼应不灵，粮饷接济不足。署理计臣张有誉独自一人正值南、北两户部合并之时，实在难以全面了解并处理各项事务。阁臣当面奏道：‘治理财赋首先要任用合适的人才。现任候选司官倪嘉庆，曾任北户部司官，操守清廉、才思敏捷，可以协助张有誉并迅速取得成效。请改授他为户科给事中，使他专门查核直省新旧题本、奏折的全部数目；这样既不算越权代办，也没有越级任用的嫌疑。’皇帝批准了这件事。吉王慈煃去世（慈煃是吉简王的第八代孙）。王子某报告吉王迁徙的消息，吉王死在路上。

译史可法在扬州设立督抚府署。起初，黄得功、刘泽清、高杰都想驻扎扬州。高杰先到，大肆杀掠，尸体遍野，围攻城池达一个月。刘泽清也在淮河以北大肆劫掠，临淮不肯接纳他；刘良佐的军队也遭到攻击。朝廷命史可法前往解围，刘泽清、刘良佐二人都听从命令。史可法于是去见高杰；高杰一向畏惧史可法，连夜挖掘了十几个坑，第二天早晨到史可法帐中朝见，言辞神色都变了，汗水湿透了后背。史可法坦然相待，用温和的话接待他的偏将、裨将，高杰非常高兴，过错也都过去了。然而从此以后，高杰改变了对史可法的态度，改用自己的甲士负责防卫，所有文书檄令都必须拿来给他看过以后才执行。史可法安然处之，写成奏疏，安排他的部众驻扎在瓜洲；高杰更加高兴。高杰离开后，扬州因此安定下来；史可法于是把督抚府署设在扬州。高杰一定要抓到马鸣騄，为元勋报仇。史可法进入军营劝告他说：‘朝廷任命的守土官员，怎么可以擅自杀人？’高杰于是把史可法安置在福缘庵，严加防守；完全夺去了史可法的兵权，所有章奏、文书都必须先经过高杰阅看，然后才能送达。高杰还强迫史可法把悍民杀害乡绅的事情写成奏疏，说：‘镇臣高杰率兵南下时，扬州人实在没有预先知道。军队初到时，不免有所骚扰；等到镇臣到达以后，捕捉犯法的士兵并斩首示众，每天不少于十几人，地方官民对此可以谅解了。然而抚臣黄家瑞毫无主张，道臣马鸣騄一味偏袒，任凭城中百姓每天在河边草丛中寻找零散士兵并把他们杀掉。因此结下的仇怨越来越深，终于无法化解。乡绅郑元勋亲自到高杰军营去，是为了百姓，真可说无所不用其极；但百姓反而说他同高杰串通传播祸害，趁郑元勋说错一句话，在抚臣的座次旁拿起武器将他群杀，甚至把他的身体和头颅都砍碎了。抚臣的威令究竟在哪里？至于道臣，开始时行为乖张，后来又畏缩不前，如今还躲到泰州去了；他以辱骂士兵、杀害士兵来表示爱民，却不知道恰恰因此害了百姓。臣对这两位大臣，不能没有怨恨。伏请下诏处分他们，以此晓谕三军、晓谕百姓；同时查出首恶，予以重惩，也许纲纪还不至于完全败坏。’ 有诏旨说：‘地方官不能调和军队与百姓，以至于祸害殃及无辜乡绅，城守职责究竟在哪里？马鸣騄幸灾乐祸、畏缩不前，更加令人痛恨；同黄家瑞一起，均交由有关部门议处具奏。’ 扬州士民传龙等也上疏说：‘山东东部已经附逆，河北全都被贼寇占有。谁知贼寇的警报还没有传到，高杰的军队先发生了变乱。自从高杰渡过黄河劫掠徐州，直到泗州、扬州，四乡百姓何止百万；杀人就堆尸遍野，奸淫污辱甚至波及幼女。军队围城用血力攻打，已经一个多月了。为什么不恢复已经失去的州县，却只是一味残害内地的良民呢？’黄家瑞、马鸣騄二位大臣因地方上的事情受到处分，父老进京到宫阙前为他们担保；皇帝下优厚诏书准许了。后来作乱的百姓依法处死，黄公因为郑姓乡绅的恳求而予以宽免，这尤其显示出他的厚道。四镇之中，兴平伯高杰的势力最强。阁部一心想进取中原，认为除了高杰没有人足以委以重任。高杰虽然刚强暴烈，但慷慨而能识别机变，可以劝说使他行动。有个叫德中的僧人，谈论祸福常常奇异而准确；高杰也降低身份称他为弟子。他常常同阁部以及陆逊之等四人一起坐着，高杰问僧人：‘我将来能够免于祸患吗？’僧人说：‘居士起于扰乱纷争之中，如今归顺朝廷，成为大将、成为通侯，这些都不足以增加居士的分量。只有率领部众跟随史居士；儒家称他为圣人，我的佛法称他为菩萨，居士同他一心一志，可以说找到了归宿；只是来问老僧，实在没有意义！’高杰不觉收敛容色，心悦诚服。高杰的妻子邢夫人，富有权谋才智。高杰曾说：‘邢夫人有将帅的谋略，我用她来帮助自己，并不是贪图她的美色。’邢夫人见高杰出于至诚，便尽力替他调解维护，劝高杰全心投靠阁部。阁部高兴地说：‘我如果真能得到高杰并使他驯服安定，大事就成功了！’于是命王相业监督高杰的军队，又命王相业同大将李成栋、王之纲等专门统辖河南。高杰说：‘我既然已经把自身托付给您，可是将领、官吏的妻子儿女还暴露在野外，这不是让我能够安定内顾之事；冒昧请求最终仍以扬州为驻地！’扬州的士绅听到这件事，十分震动。守土官以尚未清除馆舍为理由，阁部立即把府署迁到东面偏处，允许把自己的府邸作为馆舍。邢夫人约束她的军队听从节制，士民得以安居而没有祸患。

译扬州府两名生员给史阁部的信说：“天下有些事情发生在一地，却关系到朝廷的兴衰、国家的存亡，以及元老大臣一生事业的成败；百姓知道却不能说，当事者想说又不敢把话说尽，那么我们这些狂妄鄙陋的愚生，就不得不详细说明其中的利害，进言报告。倘若意见被采纳，这是祖宗在天之灵有知，也将成为国家和百姓的福分；万一不能如此，那么即使以书生的热血玷污尚方之剑，成就一个直士的虚名，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自从闯贼肆〔□〕，先帝奔逝（一作‘崩逝’），天下震动，实在担心平素蓄谋不轨的人因此发生不可预测的变故。所以普天下仰首祈祝的人，无不认为中兴大业，只有大司马史公可以担当。果然如此，人心才有所依恃而不至于混乱。等到朝廷纲纪重新振作，又无时无刻不盼望您亲自统率六军，飞速出兵讨伐，上为先帝雪恨，下救万民危难。却没想到有个高帅，畏惧贼人的威势，贪恋富庶之地；趁着这场祸乱，不听调遣，不执行牌文勘合，暗中率领乌合之众避寇南下，突然进入扬州。名义上虽是官兵，实际上比盗贼还凶；杀人、抢掠、奸淫、毒害，惨状实在不忍叙说。” 百般设法防守，城内才勉强保全。百万百姓日日盼望大师相到来，就像盼望丰年一样，料想您一定会设法把我们从水深火热中救出，使我们摆脱倒悬之苦。百姓没有见识，不过是为自己和一家人打算；哪里知道扬州是国家重地、南北咽喉，天下大事有大半要仰赖这里，哪里能像当事者那样忧虑扬州一坏，天下就会随之失守呢！所以即使有人提出杀死妻子、焚烧房屋、背城决战的计划，也都被当事者阻止，不能实行。不久，大师相果然出兵了。大师相出兵，名义极其正当，道义极其重大，权力也极其尊崇，是亲自请求王命来讨伐逆贼；命令一出，禁令即行，谁敢不服从！这样看来，驾驭将帅并不只是拘泥于显示仁慈，专门把调停作为办法罢了。大师相的车驾尚未到达以前，高帅自知理亏，担心遭到谴责，还能收敛约束士卒，驱逐妇女，掩埋尸骸；这些事情可以抓住路人来询问。大师相到任后，完全使用恩惠而不用威势，他便轻视大师相，因而也轻视朝廷。他以为朝廷的疆土，非靠他不能守；大师相的功名，非靠他不能建立。所以反而放纵荒诞、狂妄悖逆，挟持要挟，提出要求，无所不用其极。” 难怪军民不以高帅的凶恶、淫暴、残酷为怪，反而责怪大师相恩惠泛滥而威势衰弱。起初，高帅来到城下，城中军民望见他的惨酷行径，又愤怒又哭泣，战斗意志增强百倍，争着要决一死战；高帅也退却数里，分散驻扎在东关外河黄金坝、钞关，外河南彭家园，南门外骡子行、班竹园，西门外平山塘，以及大明寺一带。白天虽绕城行走，夜里还不敢环城驻扎。等大师相到来后，又在九龙桥、扬子口扎营，不过是为了粉饰耳目。等大师相答应暂时前往关帝庙，四座城门顷刻间都被占满；杀戮、抢掠、驱逐，更加肆无忌惮。此前他们还畏惧火炮；这时因为受到约束，才不敢轻易发射。高帅不能在扬州遂愿，反而借大师相作为护身符。而且高帅这次来，是勤王吗？是剿寇吗？是守江吗？是守河吗？还是专门守扬州呢？圣驾在南京，扬州又没有贼寇，何必过分忧虑？如果说是守江，从来没有不守河却能够守江的道理。如果说是守河，那么距离黄河又很远。如果说是专门争夺扬州，假如高帅果真建立大功，竭力效忠王室，收复神京，生擒逆首，众人一致赞同，那么又何必吝惜一块土地封给他，让他享用那里租税呢？” 如今他反而畏贼如虎，杀害天子的义民，没有功劳反有罪。先前封他为伯爵以宠信庸才，我私下认为已经错了。扬州，是太祖高皇帝的扬州；高帅眼中没有国法，竟敢倚仗自己的力量胁迫索取，难道大师相不该以大义、严正的态度向他晓谕吗？却反而劝他不要离开，又犒劳他使他不离开；今天如此，日后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一得到扬州，便乐而忘返。万一大师相命令他北伐，他不接受节制，逍遥游荡在黄河一带，像过去徐州渡河那样故伎重演；高帅欺骗大师相，以虐害扬州百姓为能事，扬州百姓死不足惜；只要让人说大师相是当今第一人，却相信高帅而误了朝廷，十多年的高名在一天之内败坏，难道不痛心吗！何况京师近在咫尺，中间不过一带水面，一帆船就能渡过；他一定会顾恋这片土地，存有伺机而动的心思，其中还有不能追问、不忍说出的事情。从前晋文公对王室有功，《春秋》尚且议论他使用阳樊之师。因此愚生认为，今天的事情，朝廷既然已经答应了，大师相还应当上疏请求收回成命。不然，假设有人问道：‘沦陷的土地，吴将军恢复起来并不困难；完整坚固的疆土，大师相却为什么轻易割让？’那么将怎样解释呢？”},{ 那么，这件事该如何解释呢？圣旨最初划分的四镇，不过是凤阳、泗州等地，并没有涉及扬州。大师相曾挂出牌子说：“同黄抚一起前往拜访；去了却不执行，那么过错就在他们，本部另有办法处置。”这些话至今还清楚地留在人们耳目之间。命令一出便遭到违抗，煌煌的天子言语、明白的诏示，难道会欺骗我吗！中兴的根本，不能长久失去人心，过分损害声望。伏愿大师相恩威并用、权术兼施，赶紧痛哭誓师，率领各镇渡过黄河，以匡正、恢复帝室。这样既可以实现太师相的志愿，又可以保全高帅的身名。在扬州这个地方，扬州百姓自然会守卫它，绝不敢因为辜负朝廷而辜负大师相，那么大师相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倘若高帅执迷不悟，不得到扬州便不停止；扬州百姓至为愚顽，只要一死，就会一起死罢了，哪里忍心与仇敌一同活着呢！只请大师相裁决并审慎处理。幸甚！幸甚！”

译史可法在《报兵民两便疏》中说：“镇臣高杰的军队奉旨驻扎扬州，但扬州人坚决不肯接纳。大概是因为从前已有仇怨，今后也不能没有防备；即使有严厉命令驱赶他们，也无法使他们移动。我先前急于渡过长江，本来想把这件事办妥后就向西讨贼；没想到军队和百姓互相抵触，始终无法解决。扬州人只希望军队离开，各军只希望驻扎扬州；于是好事之徒便编造没有根据的话。比如镇臣黄得功到仪真，本来是为了安置家眷；但欺骗他的人说：‘这是来为难你的军队。’于是高杰的军队移到野外扎营等待。等我到达后，又有人欺骗他们说：‘这次来并不是真心为你们。’以致士兵怀疑我，将领也怀疑我，甚至镇臣高杰似乎也怀疑我。我只用坦诚来处理，用真心来对待，几天之间，镇臣高杰似乎也谅解了我的心意。昨天我当面商议，让军队全部驻扎在城外，只让镇臣的家眷进城，并带二三百人自行保护；我以为这样就可以实行了。但城内的人始终不答应我。正在犹豫而没有办法时，恰好有人提出移驻瓜洲的说法。瓜洲距离扬州只有四十里，就是江都县所管辖的地方。驻扎瓜洲与驻扎扬州相同，而且有城有水可以自卫；至于日常物资供应，比扬州更加便利。只是当时那里由镇臣刘泽清部下的官兵驻扎，必须等刘泽清的军队移往淮河以北，高杰的军队才能前来。我同镇臣商议，镇臣于是答应了。这是因为他深深感念皇上的厚恩，不愿因家眷的缘故造成军民水火不容的局面，耽误练兵、剿贼的事情。镇臣的用意如此，我非常敬重他。因此我同镇臣约定，镇标各营的军队，除副将李成栋的一旅现驻六合外，眼下暂时驻扎，随后应当移驻盱眙、泗州；计算随镇臣驻扎瓜洲的，不过十成中的六七成罢了。安顿妥当后，随即选拔精锐向北出发；留下来守护家眷的，又不过十营中的一营罢了。镇臣勇于谋划讨贼、忠心报国的志向，我不敢不顺从。镇臣在瓜洲，我在扬州，在军队和百姓之间调停，逐渐消除他们的猜疑和嫌隙，使双方重新和好；扬州城未必就不能居住。我谨此飞驰上奏，仰望以安慰圣上的心怀。” 督辅部将刘肇基、陈可立、张应梦、于永绶驻扎京口，浙江入卫都司黄之奎也统率水陆兵三四千人戍守那里。黄之奎统军严明，四位将领的军队却放纵横行，残忍伤害百姓，浙江兵便把他们捆起来投入江中；于是双方结下嫌隙。不久，守备李大开（一作“大刀”）统率浙江兵杀（一作“斫”）镇兵马，镇兵便同他们交战，李大开中箭而死。乱兵大肆焚烧抢掠，死了四百人，百姓的财物全部耗尽。祁彪佳迅速赶到，于永绶等人逃走。奏报朝廷后，命令四将到史可法军前听候查核；史可法无法治罪。祁彪佳巡视遭难的人家，给予极其周到的救济抚恤；百姓大为喜悦。于永绶等人率领马兵驻扎镇江，黄之奎率领步兵到达。又有京口营的士兵和各路零散士卒，分别驻扎在西门外、校场等处。各类人员聚集在一起，情况繁杂，容易产生邪念；在市场店铺交易时，彼此为极小的利益争执，各自猜忌、嫌恶并愤怒。又因为马兵以低价抢夺一个小孩的瓜，双方互相对峙而不肯相让。马兵打伤了小孩的脸颊；步兵为此不平，聚集殴打马兵，把他捆起来扔进江中。马兵呼喊同党前来争斗，浙江将领李大刀呵斥也不能制止，便抽箭射中了几个人；马兵认为浙江营的士兵和将领都在欺负自己，便群起攻杀李大刀。当时有浙江兵逃进百姓家中藏匿，借机勒索，乘势放火，肆意奸淫抢掠，并声称：“四镇因为抢掠杀人而封侯伯，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呢？”居民深受其害。若不是巡抚军队赶到，几乎酿成大乱。而史督辅随即调马军安置到仪真。皇帝听说后，认为于永绶等人统驭军队没有法度，命令迅速惩办首先挑起事端的人；道臣因地方发生祸患而承担责任，只议定从轻谴责。此后兵部调集的军队，全部听从当地巡抚节制；并将此定为法令。熊汝霖上疏说：‘臣从丹阳来，知道浙江兵被边兵攻击，并焚烧民居十多里。边帅有话说：“四将因为杀掠而获得封爵，我们还有什么顾忌而不这样做呢？”臣以为四镇一定会毅然北征，一雪此耻，如今为什么留恋淮、扬一带呢？况且一镇的军饷多达六十万，势必无法供给。即使仿效古代藩镇的办法，也应当在黄河以北，开屯设府。怎么能把他们拘束在内室之中，却突然把他们视为藩篱呢！’ 命令缮写《钦定逆案》，进呈皇帝阅览。大清兵攻入德州，济王师钦逃走而死，谢陛、卢世■〈榷，氵代木〉投降；马元騄向南逃奔。福王提升杨文骢为兵部员外郎。初十日（丙寅）。起用钱谦益为礼部尚书，协同办理詹事府事务。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官至詹事兼礼部侍郎。钱谦益自认为当初主张拥立潞王，害怕而不敢出任，于是托请李沾上疏推荐。御史陈良弼说：‘陛下任用亲属和贤能之人，应当端正大统。钱谦益的邪说阻挡正道，当时李沾与臣相对而惊异。如今李沾忽然把钱谦益同黄道周、黄景昉一起推荐，臣担心奸人钻营刺探而求得进身，其用心不可测；臣不惜一死也要争辩此事。’ 钱谦益被起用时，带着妾柳如是同行，头戴插有雉羽的帽子，身穿戎装，像昭君出塞的样子；骑马进入国门，城中人都嘲笑他。他又命柳如是给阮大铖敬酒，阮大铖赠给柳如是一顶珠冠，价值千金；钱谦益命柳如是向阮大铖道谢，并且把席位移到靠近阮大铖的地方：真是无耻到了极点。《牧斋遗事》说：钱谦益奉诏赴任，柳姬跟随他。途中经过丹阳，两人同车并手牵手；有时让柳如是骑跛驴，而自己跟在她后面。他私下对柳如是说：‘这是一幅昭君出塞图。’于是县城中便传说钱谦益让柳如是打扮成昭君的装束，光彩耀眼地行走在道路上。唉！众人的传言真可怕啊！命令赐给宁南侯左良玉旗牌十二面。

译大学士马士英上疏说：‘据东镇太子太师东平伯刘泽清揭报前事，其中称：“六月初六日，据从北方来的难民严太、沈绍祖、潘章、张敬山等报告：清兵五月初一日追赶贼军到京城，出示文书说：‘大清国摄政王令旨，告知南朝官绅、军民等人：从前想同你们大明和好，使天下永远享有太平；多次送信却得不到答复，以致向四方深入，只是希望你们的朝廷悔悟罢了。哪里想到你们仍然固执不从！如今你们已经被流寇消灭，事情既已过去，不必再论说了。况且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有德之人应当居有它；军民也不是一个人的军民，有德之人应当主持他们。我如今身处此地，是替你们的朝廷报君父之仇，已经破釜沉舟；只要有一个贼人没有消灭，我发誓不回头。所经过的州县地方，如果有人剃发投降归顺、开城献纳降款，就授予爵禄，使其世代守有富贵。如果有抗拒不遵从的，大军到达后，玉石不分，全部屠杀。有志之士，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如果失信，将凭什么使天下信服？特此晓谕。’”看清军的告示，可知他们不知道中国已经有了君主。按理应当赶快派遣文武两位大臣，带诏书向北行进，以安定夷、汉臣民之心。”这些情况传到臣这里。’ 臣看清军占据北都已经成为事实，从此东南又换了一个局面；如果能够加以羁縻，专心对付贼寇，也是一条策略。臣已经派马绍愉到督辅史可法那里，酌情商议。至于向北携带诏书出行的官员，伏乞下令礼部赶快议定派遣，以安定人心。万元吉虽然身在外地，却没有忘记朝廷，几次上条陈建议：请求编修《建文实录》，恢复建文帝原有的尊称；并恢复懿文太子的追尊旧号，在寝园祭祀他，以建文帝配享；还应迅速褒扬靖难之役中死难的大臣以及近来北都和四方殉难的人，以振作忠义之气。福王都听从了他的建议。万元吉上疏说：‘臣听说只有圣人才通达孝道，补成先人未完成的事业，才称得上大继承；群臣协力尽忠，记录过去遗留下来的美好品德，正是为了树立榜样。仰想我皇上以大公为怀，善于继承先人的志向。从前恭敬拜谒孝陵，仔细察看几筵，仿佛恭敬面对羹墙；又徐徐询问懿文园林所在，亲自前往展拜。臣跟随群臣之后，没有不举手加额的：这件事实在是三百年来从未有过的盛举。先臣杨守陈曾议论修撰《建文实录》，说过：“国家可以废弃，历史却不可废弃。”这两句话多么卓越，可以称为简明而重要的言论。弘治年间，平民缪恭伏在宫阙前上书，请求恢复建文时期的旧尊号，给他的后裔爵位，让他们奉祀。那时把缪恭关入狱中，将此事报告皇上，敬皇帝下诏不治他的罪。与其抹去是非、不作记载，不如直陈往事，向后人表明其中没有什么可以增饰的地方；与其削减庙号、不能彰显尊崇，不如援引景帝的旧例，恢复懿文太子当日的追尊旧号，在寝园祭祀他，并以建文君配享：这两件事都关系到国家大典。如今我皇上时逢中兴，卓越的见识和宽广的胸怀与开天辟地的圣君相符，伏乞下令廷臣广泛汇集众议：《建文实录》应当如何开局纂修？懿文太子的旧号和祭祀典制应当如何厘正？’ ‘如果这些举措完成，在天上的历代宗庙之灵一定会暗中护佑；在千秋万世以后，也会被传为美谈：孝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臣还有一事请求：靖难之役中死难的大臣历来多次蒙受恩诏褒扬、记录，但谥号、荫封等典制仍有缺失，需要等待补办。与逊国之君臣所受的优厚待遇相比，看看当今节义之士多有亏损，实在惭愧！这确实是因为高皇帝开创天下、建立法统时，首先褒扬余阙而斥责危素，劝善惩恶十分周备；靖难以后，正气逐渐受到损害，所以酿成今日奸猾卖国之徒屈膝拜伪、厚颜见人的局面。请将靖难之役中死难的大臣以及北京和各直省殉难的大臣，命令有关各司详细搜集记录，酌情给予谥号、荫封和庙祀。’ 命令沈廷扬用海船防守长江；不久又命令他兼理粮饷事务，负责供应江北各军。（沈廷扬，字季明，崇明人。崇祯年间，由国子生任内阁中书舍人，加授户部郎中，督理海运；升任光禄少卿。） 鲁王把船停泊在镇江，请求在附近选择偏僻的地方安顿。北都陷落后，各地负责榷税的人大多把税款据为己有。工部主事王域在芜湖负责榷税，叹息说：‘君父遭逢非常的灾祸，臣子反而要因此谋利吗？’于是把全部税款归入南京户部。不久，他由郎中调任建昌知府。（王域，字符寿，松江华亭人，举人。） 十三日（己巳）。任命吴志葵镇守吴淞。此前，江北各镇的军队不受约束，虎视眈眈地想渡江。吴志葵当时任游击，跟随巡抚郑瑄镇守京口，尽心防守，昼夜不懈，长江一带因此安定；所以有这次升擢。命令诏使迅速前往山西、陕西、北直、山东等地，仍要多方传布，以表明朝廷不忘记我朝百姓的深切心意。因诏使缺员，命观政进土携带诏书前往宣示。向北直宣颁诏书，派王俞谠、马直一同前往。因此，原大学士孔贞运去世。朱统■〈金类〉上疏弹劾刘宗周，说：“刘宗周请求皇上移驾凤阳，是因为凤阳有高墙，想把皇上置于罪责之中，而同史可法拥立潞王。他的军队已经埋伏在丹阳，应当赶快防备。” 朱统■〈金类〉是南昌建安王府的镇国中尉，当时正候考于吏部。勘察议论原任总督王永吉的事情。张惟机、杨汝成从陆路到山东，方大猷派人持牌护送他们到济宁登船。都察院直陈巡方制度的弊端，请求尽快奖赏清廉正直之人，以整肃台规。皇帝命令申明这件事。吏部尚书张慎言被罢免。马士英想到张慎言掌管铨选，阮大铖始终不能起用，于是令刘孔昭、汤国祚、赵之龙等人极力攻击张慎言。张慎言两次上疏请求退休，获准。但山西全部陷于贼寇，张慎言无家可归，流寓在芜湖、宣城一带。国亡以后，他背上生疽，告诫不要用药，最终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张慎言入宫辞别时，皇帝说：“晋地疆土还没有收复，您已经无家可归了。沿途侨居之处，需要召集安排。”张慎言于是寓居宁国。孤单的孙子历经艰难来到他身边侍奉，张慎言说：“祖孙能够相聚，也就足够了！”过了很久，他忧郁而死；孙子扶送灵柩回乡安葬。福建巡抚张肯堂派兵入京护卫（张肯堂，字载宁，松江华亭人；天启五年进士）。升任王廷垣、管绍宁为礼部左、右侍郎。刘泽清上疏弹劾刘宗周，说他劝皇帝前往凤阳，是谋划不忠、判断事情不智；又抗辩说自己是草野中的孤臣，刘宗周却对他无礼；暗中阻挠恢复大业，是不义；想杀害臣等以激变士人之心、招来百姓的灾祸，是不仁。

译起初，刘泽清纵容军队南下，大肆杀戮抢掠；没有人敢公开指出他的罪行。刘宗周首先上疏纠察弹劾他，说刘泽清、刘杰都可以杀；皇帝说广泛票拟，优厚批示：“交付史馆记录。”马士英于是唆使刘泽清同姜曰广、刘宗周为难；马士英在刘泽清的奏疏上票拟道：“宪臣平日原本就是凭议论获得重视的。”这是在讥刺他。靖江王攻下并收复道州。兵部主事何纲上疏说：“臣请求陛下在三年以内，不必修建宫室，百官的礼乐也不必完备；只需每天寻求天下人才：让有智慧的人决策，让廉洁的人理财，让勇敢的人抵御敌人。爵位和赏赐不超出这三类人，国家就会富足、军队就会强盛，强大的敌人也可以战胜（一作‘使其臣服’）。如果用骄横强悍的将领统率没有约束的军队，空谈恢复大业，就是倒退着走却想求得前进。悠闲地拖延岁月，粉饰偏安局面；把豪杰困在民间草野，把枭雄追逼成盗贼，这是固守一处等待灭亡。只有朝廷不以浮泛文章取士，而以实际功绩考核人，真正的人才才都会为国家所用，议论也会减少。分别派遣使者到民间搜罗英豪，得到人才最多的人给予上等奖赏，那么枭雄豪杰都会尽力报国，盗贼首领也会减少。东南人口众多，把他们迁到江北；或者赐给爵位，或者赦免其罪，那么豪强富户都会尽力从事农耕，军饷也会充足。”当时没有采纳。楚王进呈《中兴议》，其中说：“江山形势优越，荆州、襄阳应当赶快收拾恢复。”皇帝认为他的意见可以采纳，命有关部门迅速收复。大清侍郎王鳌永招抚山东，青州、东昌、临清、兖州都投降了，只有济宁不肯投降。《核真略》说：清朝攻下山东东部，只派一个人、骑一匹马前去责令当地遵照执行，没有不答应的；这是积久的威势造成的。等到济宁不答应时，那个人也就凄惨地离开了，后来到的也只有十三人。假如南京有一千人的军队，渡过黄河先到那里，消息和援助顷刻就能相通，山东难道就这样归于清朝了吗！督辅史可法上奏《款清灭寇疏》说：“先帝是圣明的君主，却遭逢异常变故；即使砍下悖逆的闯贼首领的头，也不足以舒解国家和宗庙的仇恨。因此眼下最紧急的事情，没有超过办理讨寇之事的。然而，如果把我们的全部力量用来对付贼寇，而旁边又有人牵制我们，那么我们的力量就会分散；如果贼寇把全部力量用来对付我们，而旁边有人帮助我们，那么贼寇的势力就会减弱：这不必等有智慧的人才知道。近来听说辽镇吴三桂杀贼十余万，追到晋地边界才返回。有人说是借清兵破贼，有人说是借清兵成就功业，音信渺然无从考察，尚不清楚哪一种说法正确。但按道理推测，宁州既已撤退，清兵一定会随之入关；到那时，京畿一带必定被清朝占有。不过，清兵既然能够杀贼，就是替我们报仇。给它一个合乎义理的名义，顺势而为，先解决国家的大仇，特别宽宥它以前的罪过；借助它强大的兵力，把那些丑类全部消灭：这也是今天不得不采取的策略。以前听说我的同僚马士英已经筹划到这件事；事情应当迅速举行，谋划切不可迟延。如今听说胡人的军马已经南来，而凶恶的贼寇又将向东突进；但我看朝廷之上，还没有决定派哪位官员持敕前往、筹办多少银币、派多少随从。议论徒然很多，时光已经过去。万一清兵到了黄河边，才派人出发，那就是清朝有帮助我们的心意，而我们反倒拒绝；清朝有图谋我们的意图，而我们反倒迎接。重视的是皇上的疆土，轻视的是先帝的仇耻。这不是既显示我们软弱，又助长清朝的骄气吗？岂不是更加令人叹息中原无人、北伐无望吗？伏请下诏给兵部召集议定，臣立即确定应当派遣的文官、武官，或者直接与清朝君主沟通，或者先同九五之尊沟通。所需敕书应迅速发下核议，所需银币应迅速筹备（一作‘办理’）；随行的官员、差役若干人，以及各项应给的费用，也一并料理完备，定于本月内启程。这样或许招抚清朝不至于没有名义，而消灭贼寇的开端也就在这一行动了。” 太仆少卿万元吉上疏说：“先帝天资英武，一心振兴明朝，但祸乱反而更加滋长，是宽与严的运用偶有偏失、任凭议论的途径过于偏斜的缘故。先帝起初惩治逆阉魏忠贤专权，委任群臣，努力实行宽大政策；群臣习惯于此，争论意见的异同，却很少考虑预先防备祸患。敌军进入京城郊外，大家束手无策；先帝震怒，宵小之徒乘机而入，因而转用严厉手段。于是廷杖、告密、加派赋役、抽调训练等措施接连实行，使在朝者不容许补救过错，在野者再也无法安生；朝廷号称振作，敌势却依旧强大，贼寇的祸患更加扩张。十多年来，小人运用严厉手段的结果就是这样，先帝也感到后悔，又转而实行宽大政策，全部恢复以前的规制，天下以为太平可以实现；群臣又争相受贿欺骗、肆意蒙蔽，每况愈下，再次触怒先帝。诛杀刚刚兴起，国家和宗庙接着就灭亡了。大概群臣的罪孽，往往乘先帝宽大的时候滋长；而先帝的严厉，也往往是被群臣的玩忽激发出来的：臣所说宽严的运用偶有偏失，就是这个意思。国势艰难，到今天已经达到极点。但议论者只求在道理上争胜，却不审察形势的轻重；喜欢伸张自己的言论，往往不顾事情的利害。殿上的人整日争论彼此，边疆之外的服从或违抗却被遥相控制。一个人负责办事，众人的嘴都来议论：比如孙传庭镇守关中，有见识的人都说不应轻易出兵；但已经有人拿拖延阻挠来议论他了。贼寇渡过黄河后，臣曾对史可法、姜曰广说，应赶快撤出关宁的吴三桂军队，跟随枢辅迎击；先帝召见群臣时，大家也曾谈到这一点，但已经有人拿收缩土地来议论了。等到贼寇已经燎原，群臣都劝皇帝南行，有的劝太子到南京监国，这些都是权宜而妥善的计策，但已经有人拿邪妄来议论了。事后看来，大家都追悔议论者误国；假如事情侥幸没有失败，大家一定又会共同佩服议论者固守常道。大体说来，天下的事情没有完全有害，也没有完全有利。当事者如果不是朴实诚恳、通达事理，谁敢违背众议独自行动；旁观者竞相逞意气、比笔锋，必定要强迫别人听从自己：这就是所谓任凭议论的途径过于偏斜。请把前事的过失作为后事的借鉴，以宽大为根本、以严厉为作用。所谓宽大，是崇尚简易、推行真诚；但滥赏、纵容罪行并不是宽大。辨明邪正、综合考察名分和实际，是严厉；但盘问追究、搜求隐情并不是严厉。宽严相济，任凭议论才会合宜。仍请对负责办事的臣子严格考察其初次任用的表现，宽待其日后的成效；不要让军中再次沿袭包藏污垢，也不要让边疆人才长期借用残余力量，应该用严厉手段收束他们；然后才可以用宽大政策任用他们。”诏书称赞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译当时武臣各自占据分地，赋税收入不上交朝廷，任凭自己使用。对封疆大吏的一切事情都不加过问，并同朝廷大臣互相分结党援。他们干预朝政，排挤异己；奏牍纷纷而来，纲纪完全破裂。刘泽清所说的话尤其狂妄悖逆。皇帝刚即位，他就说：“宋高宗在南京即位，便把靖康二年五月定为建炎元年，这是顺从民意。请把今年五月定为弘光元年。”顾锡畴说：“明诏已经颁布，不能违背改动。”事情才作罢。吕大器弹劾马士英卖官鬻爵，上疏说：“近年以来，温体仁、周延儒专权，老成之臣逐渐凋零；一时的庸碌奸邪之人败坏政事，中原陷落。皇上中兴，朝廷士人如云蒸霞蔚般纷纷起用，没想到马士英却扰乱朝政。马士英不就是因为受贿败露而被遣戍，又借着自称知兵而成为凤阳督抚的吗？如今竟挟带重兵入朝，厚着脸皮处在执政地位。南方自来人才众多，一经唆使安排，殿阶之下那些喑哑叱咤的人竟藐视至尊，把皇帝看得像多余的赘瘤。《逆案》一书，光宗皇帝认定它是防止乱臣的大法，而马士英却把阮大铖拉到御前，想把他提升到中枢。马士英的儿子凭着铜臭当上都督，他的妹妹之夫没有上过战场便做了总兵，他的姻亲越其杰、田仰、杨文骢，都是先朝的罪人，却全都登上显贵官职，扰乱了官爵名器。臣私下想，马士英有什么功劳，怎么突然就做了尚书、宫保、内阁大学士，突然又得到金吾世袭荫封呢？吴甡、郑三俊，臣不能说他们一件事也没做错，但他们端正方直、诚实宽厚，最终是天下公认的正人；马士英、阮大铖，臣不能说他们没有一项长处，但他们奸邪凶恶，最终会成为宗庙国家无穷的祸害。”奏疏送入后，皇帝以和衷共济、体恤国家的道理勉励他。国子监典籍李模上疏说：“臣私下认为，臣子的道义没有彰明，臣子的职责长期荒废；文臣只把宠幸和利禄放在心上，武臣不把捍卫国家作为念头，以致祸害烈及宗庙，毒害播及中原。凡是同列朝班的臣子，都难以推卸罪责；不能因为身处南方，就以为可以侥幸建立功劳。恭逢皇上聪明而特别诚信，根本的德行早已彰显。正当群臣上笺请求时，皇上特意谕示以忠孝为本；大仇尚未报，一句话沉痛激切，连天地也为之动容。臣等朝见皇上，庆幸得到这样的君主，侍奉他来报先帝之仇，也就是向上报二祖列宗之仇。今天所谓的大复仇，不只是收复神京、告慰陵庙，便可以策勋饮至、庆功受赏；即使活捉李自成、张献忠，砍下逆闯的脖子，献俘于宫阙，列举他们滔天的罪恶，把丑类全部消灭，仍不足以洗雪先帝在天之灵的深重痛苦。想到这里，今天的诸臣能够时时承认自己是先帝的罪臣，才可能铭记常道、刻勒功勋，成为皇上的功臣；但果真能够专心不二、一意讨贼吗？近来，朝廷上的事情几乎成了闹市喧嚷；诸臣抚心自问，既然同仇敌忾的心情正急迫，哪里有闲暇互相争斗！只是担心远近传播的消息，不免轻视朝廷。朝廷之所以能够总揽权纲、整肃海内，是因为依靠法度。” 如果说诏旨是用来发布意旨的，那么法度就包含在其中。回顾当日拥立皇上的事情，皇上并不把取得帝位看作利益，群臣怎么敢以定策之功为名，甚至轻率地加给镇将这样的名号；臣私下认为在道义上不安。皇上正位于镐、丰，欣然接受新的天命，这是二祖列宗所寄托期望、先帝所依凭的；将要大力报仇以光耀前代功业，并不是像寻常推戴那样可以论功。即使是镇将，在侍奉先帝时没有听说有晚年收获；侍奉皇上时也没有听说有驰骋战场的功劳。按照实际情况，也只能列入推戴之类；却给予他们定策之功，这怎么能心安？假如说劝进有奏章，足以抵得上辅佐之功；或者说是为了勉励他们共同抗敌，不算过分称誉。然而名分和事实的辨别，怎么能容许假借呢！光武帝的卿相邓禹，尚且以接受任命的功劳为惭愧；唐肃宗封郭子仪时，他还亲自到宫阙请求贬降。各镇将如果果真有血性，就一定会处理这件事。臣因此希望皇上诏谕文武大臣，立定志向，率先倡导中外：真正想争功，先要怀有赎罪之心；一定要大大慰藉先帝殉国的英灵，这样才配承受皇上延及后世的赏赐。像如今这样没有功劳却接连获得勋爵的人，君恩虽然深厚，倘若合宜，应当各自本着至诚之心，再三辞谢免除，以表明臣子的情谊。这样一来，愤怒和羞耻之心自然会更加真切，忠诚勇敢的气概自然会更加充盈，争强凌人的习气从此暗中消失，骄奢放纵的苗头从此永远杜绝。臣实在不愿看见光复大业尚未完成，而国体先受到亵渎。至于诏令发布自有体制，不要因为大臣而过度烦扰；拜受诏命应当严格，不要因为君臣交际和谐而稍有逾越；繁缨等车马仪饰值得珍惜，不要因为近侍而稍加宽免。圣明的君主一定要防患于未然，这样以后纲纪才不会堕坏，君主的威权和恩宠也会日益隆盛。” 临济监军凌駉接受了大清巡抚山东的任命，出示的文书上称“顺治元年”；然而他在南京也不断上疏（凌駉是李建泰的门生；李建泰在北方，推荐他担任巡抚山东）。

译姜曰广抗疏请求退休，说：“臣观察先帝的善政虽然很多，但以坚持《逆案》最为美善；先帝的弊政间或存在，而以频繁发出内传诏令成为祸乱的阶梯。任用阁臣时使用内传诏令，任用部臣、勋臣时使用内传诏令，任用大将、言官时也使用内传诏令。但这样得到的阁臣，是淫乱贪婪、奸巧圆滑的周延儒，是逢迎君主、剥削百姓、奸险刻酷的温体仁、杨嗣昌，是苟且偷生、跟随贼寇的魏藻德；得到的部臣，是阴险邪恶、背信狡猾的王永光、陈新甲；得到的勋臣，是极力阻止南迁、完全撤去守备、狂妄幼稚的李国祯；得到的大将，是纨绔而支离无能的王朴、倪宠；得到的言官，是贪婪蛮横、无赖的史■〈范上土下〉、陈启新。这些人全都是排斥众议、由皇帝亲自从中旨简拔的，后来的结果可以看到了。如今又不是这样，不必取得群臣共同同意，只要皇帝当面接见，站着谈几句就取得官职，像同台演戏一样；退下殿来便得意洋洋，像嬴姓的商贩一样。暗中夺取会推的权柄，表面上避开中旨任用的名义，彻底破坏廉耻的大防，助长逢迎奸佞的恶习：这样的做法难道可以作为训诫吗？皇威在上，宫中机密深严，臣哪里能够事事争辩；只希望深宫之中有空闲时，皇上常常取出《大学衍义》《资治通鉴》来阅读。周宣王、汉光武帝为什么能够恢复前代的功业；晋元帝、宋高宗为什么最终只能苟且偏安；诸葛武侯出师时，为什么反复强调亲近君子、疏远小人；李纲抵御敌人时，为什么切切要求进用君子、斥退小人：这样一定能够启发圣心的聪明，预先识破邪说，然后国耻可以洗雪，中兴可以期待。臣身居纶扉而待罪，朝廷还没有整肃，风俗还没有淳厚，军民的危惧疑惑还没有解除，江河的防御也完全疏漏，东南半壁江山像处在幕燕之下；惭愧得无地自容！臣整夜抚胸，责备臣的人接连而来。假如喜欢把话说尽，最终会遭遇不可测的灾祸；姑且尸位充数，又会招来鲜廉寡耻的讥讽。忧郁地处在这里，臣的病情日益加重；只怕即使以求病为由请求退休而死，也未必能够得到。”奏疏送入后，皇帝慰留了他。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看了姜曰广的奏疏，更加不高兴。朱国弼、刘孔昭于是以姜曰广诽谤先帝、诬蔑忠臣李国祯为理由，接连上章攻击他。史可法提出调停的意见，说：“前次监国诏书中有‘《逆案》中人不许起用’的话，臣把它删去了；后来为什么又重新写入？这是向人显示心胸狭隘。”郭维经驳斥史可法，说他失言。左良玉所属的承天守备太监何志孔、巡按御史黄澍入朝祝贺，暗中窥伺朝廷的动静。黄澍倚仗左良玉的势力，在朝见皇帝时当面数说马士英奸邪贪婪、违法乱纪，并且说：“他曾接受张献忠伪兵部尚书周文江的大额贿赂，于是替他题授参将；罪应当斩首。”何志孔也论说马士英欺瞒皇上、徇私枉法等罪，司礼太监韩赞周斥责何志孔退下。马士英跪下请求处分，黄澍举笏径直击打他的后背，说：“我愿意和奸臣一同死！”马士英大声号哭。皇帝摇头不说话，过了很久，才命诸臣退下；韩赞周立即拘执何志孔，等待命令。皇帝因黄澍的话而心意有所动摇，夜里传谕韩赞周，命令马士英退位。马士英假装以疾病为由辞职，却贿赂福王府旧宦官田成等人，向皇帝哭诉说：“皇上没有马公就不能即位，驱逐马公，天下人将议论皇上背恩。而且马公在内阁，凡事不用烦劳圣上忧虑；马公离开后，还有谁会顾念皇上？”皇帝沉默不语，随即抚慰挽留马士英。马士英也害怕左良玉，于是请求释放何志孔，并命令黄澍迅速返回湖广。黄澍又上疏弹劾马士英十大罪；马士英对此深为痛恨。皇帝因黄澍的话深受感动，回头对高弘图说：“黄澍说得有道理，卿要记住！”命令把黄澍召到御座前。黄澍更加历数马士英的罪状，马士英一句话也无法辩解。何志孔也上前指责马士英的罪行，赞周斥责他说：“御史议论政事，这是他的职掌；内臣参与议论，实在有伤国体！”当即拘捕了何志孔。丙夜，皇帝告诉赞周说：“马士英如此作为，哪里像大臣所为？应当让他退避！”马士英于是回到寓所，托病请假，把值房里的器物全部搬走。又用金帛分别馈赠田成、张执中。田成随即传旨：“着马士英入直办事。”接着又有旨意说：“何志孔本应从重处置，辅臣急忙替他求情，足见宽厚的气量；姑且饶了他。”

译黄澍弹劾马士英有十条罪状足以斩首，奏疏说：“痛心的是，叛贼猖狂，宗社失守；皇上应当接续中兴的大业，大举讨伐。臣是小臣；假使臣闭口不言、随波敷衍，怎么不能保住自己的俸禄官位？只是臣蒙受国家厚恩，禀性刚烈；不顾利害，以至于拔虎须。臣今天说也死，不说也死。说了，马士英一定杀臣；不说而苟且偷生，臣不是死在贼手里，也必死在兵乱中：反正都是死。臣敢冒死说出这些。奸督自从奢侈骄横以来，有功无罪；臣认为他有十条罪足以斩首。凤陵只剩一抔土，是国家发祥的地方；马士英受先帝知遇，本应以死生相报。如今巧妙推卸重任，竟然担任本兵；后世将因此给皇上留下轻弃祖陵的名声：这叫不忠。不忠的人，可以斩首。国难刚刚平定，人人都抱定必死的志向，要为先帝复仇。马士英任总督两年，享受优厚待遇，有什么劳苦可言？在圣明的皇帝面前，动不动就说‘劳苦多年’：这叫骄蹇。骄蹇的人，可以斩首。奉命讨伐刘宗敏，却从未迈出黄、蕲一步；奉命讨伐李自成，却从未迈出寿春一步。” 他贪图拖延、破坏军令、冒领军功，导致贼势猖狂而无法收拾：这叫误害封疆。误害封疆的人，可以斩首。刘宗敏的兵部尚书周文江引贼攻破楚省，又献策让贼军攻取江南。等到左镇收复蕲、黄之后，周文江的金钱才送进来，而参将的荐举却在当天就上报。马士英蒙蔽先帝，给地方留下祸害，这叫通贼。通贼的人，可以斩首。市井恶棍黄鼎署理麻城，凭借有司官员的身份，奸污并娶了乡宦梅之焕的妾。奸督贪图他的奸邪行为，彼此内外勾结。后来黄鼎没有东西报答马士英的恩德，便利用其参谋冯应庚私自铸造一颗闯贼的银印，印上篆文‘果毅将军’，谎称是从贼手中夺来的，飞马报给先帝；马士英受到厚赏，黄鼎等人都加授副将。如今麻城士民有‘假印不去、真官不来’的民谣：这叫欺君。欺君的人，可以斩首。皇上中兴，天下归心，是天意和人心共同促成的。马士英却洋洋自得地认为‘除了我没人能办成’，开始居功自傲，后来一定会蔑视皇上；他眼中没有朝廷，已经很久了。金陵人有‘若要天下平，除非杀却马士英’的民谣。国家赖以立足的根本，在于军队和百姓；他欺上瞒下，使民心逐渐离散：这叫失去众人、败坏纲纪。” 失去众人、败坏纲纪的人，可以斩首。他一生极其污秽贪婪，清议都不屑与他为伍。幸亏他善于圆滑周旋，偶然从‘逆案’中逃脱了名籍；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没有一天忘记。一旦得志，便特别推荐同党逆党阮大铖。阮大铖在朝廷是逆党，在家中却装作清唱；三尺高的儿童看见他经过街市，也总要吐唾沫辱骂。马士英第一次登上启事时，就对人说：‘我要掌握朝政权力，必定先任用阮大铖开始。’魏忠贤当年造成的祸害，至今仍然严重。他敢于侮蔑前朝，娇饰并诬蔑先帝；考察他的所作所为，真恨不得把逆宦魏忠贤从地下叫起来，与他共同谋划：这叫制造叛乱。制造叛乱的人，可以斩首。他克扣军粮，使自己家中肥厚、士兵却消瘦；平时不能施恩，临事时又怎么能施威？一旦有紧急情况，便挟持君父来要挟他人；借皇上的英明作为工具，为自己请罪寻找门路。各镇忠义之士奋发自强，人人愿意报答明主；皇上体恤民间劳苦，破格施加恩典。马士英却动不动就说：‘这些都是我在皇上面前奏请的。’有了好处就归于君上，这是什么道理？这叫招摇欺骗。招摇欺骗的人，可以斩首。宫殿空寂，长江浩渺。马士英却没有听说加强御前警卫、严密防守江流的事；反而把马匹、兵械扎营在自己的私宅来防备意外，这是多么愚蠢；用来保全金帛，却又是多么聪明；用来守护园陵，是多么怯懦；用来壮大自己的宅第，是多么蛮横？这叫不道。不道的人，可以斩首。他上对不起二祖列宗，下对不起亿万百姓；全国都想杀他，连犬猪都不愿吃他剩下的东西。他以奸邪之行逞发跋扈的私欲，以要挟皇上的方式造成卖国的趋势：这十条罪状都足以斩首。马士英有这十条可斩之罪（一作十大罪），但皇上念及他新近的功劳，姑且不杀他，也应削去他的职衔，责令他迅速赴原任，广泛联合声援者；这样或许可以慰藉祖宗在天之灵，回应亿万人的要求。然而他的奸诈狡猾日益加深，巧言狂妄、肆意逞强，这种人难道可以在尧、舜之世容留一天吗？恭请皇上大力振作纲纪，把臣的奏言交给五府、大部、九卿、科道官员共同议论。如果臣有一句欺骗蒙蔽（一作涉及欺骗），皇上就立即杀臣，以此警戒那些嫉妒功劳、谄媚才能、诬蔑大臣的人；如果臣所说没有错误，也恳请立即诛杀马士英，以此警戒那些奸邪误国、大逆不忠的人。” 礼部尚书顾锡畴说：“谨按洪武三十二年，就是建文改元的年份；从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都属于建文年号。请求皇上下敕给史臣，予以改正；修撰《建文实录》时，编年纪月全部按原来的情况改正，这样才足以成为万世流传的厚重史书。至于进呈谥号，臣恭敬拟定建文君的尊谥为‘嗣天章道、诚懿渊恭、觐文扬武、克纯笃孝让皇帝’，庙号为‘惠宗’；恭敬拟定建文后尊谥为‘孝愍温贞、哲睿肃烈襄天弼圣让皇后’。恭敬拟定景皇帝的尊谥，在原有‘恭仁康定’四字之上增加尊崇的十二字，称为‘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显武、布德（一作布武显德）崇孝景皇帝’，庙号为‘代宗’；恭敬拟定景皇后的尊谥，在原有‘贞惠安和’四字之上增加尊崇的八字，称为‘孝渊肃懿、贞惠安和、辅天恭圣景皇后’。又按建文元年二月，追尊皇考懿文皇太子为‘孝康皇帝’，庙号为‘兴宗’；皇妣懿敬皇太子妃为‘孝康皇后’。尊奉继母皇太子妃吕氏为皇太后。” 恭请下敕给史馆，并立即恢复原有称号。使天下百姓都知道皇上在一个月之内完成了这些盛举；使本朝三百年来没有一点缺漏（一作典章缺失）。这正是中兴的一大关键，也是二祖列宗在天之灵真正凭借和依托的事情。”皇帝批示：“依议。” 马士英提出派原任都督同知陈洪范北行的议案。十五日（辛未）。

译福王命太监王肇基督促催收闽、浙金花银两。王肇基就是王坤。户科罗万象上疏争辩，没有获准。高弘图正因争论阮大铖之事，不便坚持上奏，便请求由自己负责督催，并把此事告诉王肇基；王肇基立即上疏辞任。于是命科臣分别规定省内和直隶起运解送钱粮的期限，按照路程远近确定差等；仍责成巡抚、巡按严加催促，不得欺骗、怠慢、玩忽职守。辅臣姜曰广上奏说：“长江的津渡处处都应防守。应当集中水师勤加操练，修筑台寨、分设汛地；再增加闽、浙的兵力，粮食则取给于粤东。”有旨意说：“命令与操练诸臣详细议定后呈上，等春秋两季候朕举行大阅。”凤阳太监谷国珍请求敕书，命内阁撰写文书给他；谷国珍在御前自行增加了‘照总督行事’五字。记录路振飞防守河道的功劳，就在他的家乡加授右副都御史（当时路振飞正在服母丧，无家可归，流寓苏州）。户科熊汝霖上疏说：“万元吉说城外的房屋应当让给军队；这些房屋哪一处不是百姓的产业，难道能拱手让出吗？”又说：“近来听说用金钱求取晋用的人实在很多；那么主管此事的各位大臣也应当猛然反省从前的事情，加倍清理自己的心肠。” 临清中军张显荣报告：大清摄政王命额真、固山六总兵驻守德州。十七日（癸酉）。吏部左侍郎、署理部务的吕大器被罢免。吕大器请求退休离去；担心日后遭祸，便把亲笔写的监国告庙文送给内阁。唐兆恒进呈《钦定逆案》，马士英也进呈《三朝要典》。调任郭维经为大理寺少卿。左佥都御史、给事中吴适说：“郭维经整顿宁都城已有成效，应当责成他弹压约束（一作镇压）。”于是命令他专门督察五城御史，查察非常之事，清理京城。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上疏，直陈铨政四件事：“第一，名器应当慎重。制定定策之功的人应当大力奖赏，其余人员自行请求叙功。如今用金钱求进盛行，每天都在钻营，难道能避免瓜田李下之讥吗？第二，职掌应当专一。任用官员的事情应全部归吏部掌管。如今有咨送的，有荐举的，有直接上奏请求的，冢宰所掌的职权还剩多少？第三，边疆应当整肃。文臣武将共同负责封疆。不斩杀误国之臣，就无法激发报国之气。第四，废官应当整顿。爵位尊重，人的心志才会受到劝勉；法令能够守行，士人才能知道感恩。如今接连起用被废黜的官员，却不肯安静听取意见；难道没听说律令有‘罢免的官吏不许进入国门’的禁令吗？” 改任旧辅谢升为礼部尚书，御史卢世■〈榷，氵代木〉为工部右侍郎，与兵部尚书黎玉田共同充任山陵使。又派光禄寺少卿王应举勘察地理，前往北方祭告先帝、先后的墓域，并附葬于山陵。南京发生大旱，命应天府祈雨。刘泽清来朝见，上疏弹劾吕大器、雷演祚，推荐张捷、邹之麟、张孙振、刘光斗等人。又陈述保全国家的八件事，开头规劝政府，末尾讥刺朋党，言辞极为放肆。刘泽清过去依附东林，拥立的议论兴起时，他也主张拥立潞王。到这时入朝，却诋毁东林以替自己解脱。并且说：“中兴所依靠的是政府；如今任用武臣，应当让各位大帅共同议定。”退朝后拜访内阁，姜曰广用声势和意气激动他；刘泽清变了脸色说：“我在先朝被东林出卖，遭弹劾而体无完肤；如今不把这些人全部杀掉，我决不罢休。”姜曰广听后愕然。刘泽清弹劾吕大器诬杀总兵柴时华、上疏推荐王重掌管选官之事、与雷演祚结党营私；说雷演祚是吴甡的走狗，杀死周延儒以向东林献媚。推荐名单又涉及在逃的督抚王永吉、郭景昌。当时马士英想起用张捷，而阮大铖又一向怨恨雷演祚，所以唆使刘泽清写出这份奏疏。考察雷演祚曾任德州兵备；壬午年冬，范志完入援，放纵士兵奸淫抢掠，雷演祚据实上奏。范志完被逮捕审问，事情牵连到周延儒。然而周延儒获罪，是由王之心、李国祯造成，又由蒋拱促成，并不关雷演祚的事。何况吴甡此时已经受到谴责离开京城，假如雷演祚果真能为他效力，为什么不留下吴甡，仍让他担任首辅呢？至于起用王重本来认为应当杀掉，而投降贼寇的王永吉、失职误事的郭景昌却堂而皇之地被推荐，那么应当加给他们什么样的刑罚呢？” 改任徐石麒为户部尚书。徐石麒两次上疏辞职，推荐郑三俊代替自己；没有获准。十九日（乙亥）。追复懿文皇太子的庙号‘兴宗’，孝康皇帝妃常氏的谥号为‘孝康皇后’。追尊建文帝的谥号为‘嗣天章道、诚懿渊恭、觐文扬武、克纯笃孝让皇帝’，庙号为‘惠宗’；皇后马氏的谥号为‘孝愍温贞、哲睿肃烈、襄天弼圣让皇后’。同时恢复建文年号，命史官改正《实录》并施行。追尊恭仁康定景皇帝的谥号为‘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显德崇孝景皇帝’，庙号为‘代宗’；贞惠安和景皇后汪氏的谥号为‘孝渊肃懿、贞惠安和、辅天恭圣景皇后’。礼部大臣议定进上景皇帝的庙号为‘代宗’，当时众人都认为合适；只有海宁的谈迁认为不对。天下人期望这一典礼已有几百多年，到这时才终于能够举行，这是礼部尚书顾锡畴的功劳。命令督辅史可法鼓励各镇，扼守防备江淮，以巩固重要地区。当时四镇的安置已经确定，因为塘报说大清兵正在逐渐向东窥伺的缘故。命令四镇率领各自统辖的部队，从六合星夜兼程赶赴督辅处听候调用；并查察焚烧杀戮、挑起事端的首恶，同巡抚、巡按奏明后依法处置。四镇都不奉诏。梁于涘上陈时政疏：第一，赶快收拢尚未离散的人心；第二，赶快起用有用的人才；第三，切实核查已经确定的财赋；第四，专门督促北伐的军马。所说的内容多有针对当时宰相的切责，朝廷没有答复（梁于涘是扬州人，崇祯癸未进士）。左懋第上疏请求北行。当时大清兵接连击破李自成的军队，大臣高弘图等商议派使者与大清通好，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左懋第的母亲陈氏死在北京，他想借此扶送灵柩回乡安葬，于是请求出使通好。总兵陈洪范奉命北行，请求确定从陆路出发。中枢商议授予他新衔，任提督下江定海水师，驻扎瓜 洲；敕书、印信、旗牌等物，应当立即颁给。当时巡抚左懋第听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也请求同行。皇帝同意了。福王追赠死于战难的沭阳知县刘士燝（刘士燝，字昆白，西蜀人）。命令黄澍、何志孔和镇臣左良玉一起迅速收复承州、襄阳以及祖陵。工部尚书程注被罢免。二十二日（戊寅）。福王封常应俊为襄卫伯，世袭罔替。广西巡抚方震孺、松江知府陈亨、给事中利瓦伊樾和他的兄长佥都御史李光泰，先后各自筹措军饷、招募士兵前来入卫。

译顺天巡抚杨鹗渡海到达京城，远侯常应曙（一作常胤绪）推荐他，命令他参与会同推举。授予歙县诸生江天一监纪推官之职（江天一，字文石，曾与佥事金声在绩溪修筑丛山关，坚守徽州）。叙录东省倡议起义、擒杀伪官的功劳，以济宁的李允和为首功。李自成聚集溃散的军队，向西逃往平阳。由于定州战败，河南各州县大多恢复明朝统治，于是召集各将领商议。李岩说：‘如果让我率领精兵二万人到中州，一定没有人敢作乱。’李岩过去曾劝李自成不要杀人，以此收拾人心；宋献策暗中进献‘十八子’的谶语，说：‘莫非是说您吗？’李岩没有回应，心中暗自高兴。牛金星非常忌恨他，暗中告诉李自成：‘李岩勇武而有远大谋略，不是能够长久屈居人下的人。河南是李岩的故乡；假如把大军交给他，他一定无法控制。’于是诬陷李岩想要谋反。李自成命牛金星邀请李岩饮酒，牛金星在帷幕后埋伏壮士；饮至三爵之后，把李岩和他的弟弟李年一并斩杀，贼军众人都因此离心离德。牛金星诬陷李自成说：‘李岩与主上同姓，先前听到宋献策的谶语时，在众人中显出欣然自负的神色。如今河南发生反叛，他不等候军令，不推荐其他将领，却自行请求兵力，眼中已经没有主上了。国家军队刚刚战败，人心动摇，他便乘机暗中夺取权柄，想要自立为王；不如除掉他，免得留下后患！’李自成说：‘好。’第二天，牛金星奉李自成之命邀请李岩饮酒，并在帷幕后埋伏壮士；饮至三爵后，把李岩和他的弟弟李年一同斩杀。宋献策听说后扼腕愤恨叹息；刘宗敏按剑咬牙骂道：‘我见到牛金星，就亲手用剑杀了他。’从此文臣武将不和，士卒离散；李自成的势力于是日渐衰败。福王命礼部议定唐王的谥典（崇祯十四年十一月，李自成攻陷南阳，唐王朱聿镆遇害）。马士英请求增加淮兵三万人；获准。擢升陈潜夫为监军御史，巡按河南。陈潜夫原名朱明，字元倩，钱塘人，崇祯九年中举人。十六年，授任开封推官。当时河南五郡全被贼军占据，开封被黄河水灌入，城中空虚无人，长官们都寄居在封丘；陈潜夫快马赶去。到第二年正月，他拥立周王渡过黄河，居住在杞县；发布檄文召集附近的长官，设置高皇帝的神位，歃血发誓坚守。贼军所设置的伪巡抚梁启隆住在开封，他的伪官分散在各郡县的很多；而开封东西各处的土寨公然抢掠，彼此攻杀不止。陈潜夫辗转于杞县、陈留之间，早晚都不能自保；听说西平寨将领刘洪起勇敢而好义，多次杀贼立功，便亲自前往劝说他。五月五日刚刚誓师，京城失守的消息就传来，于是痛哭，下令部下穿白色丧服。刘洪起有兵一万人，号称五万人；陈潜夫有兵三千。俘获杞县的伪官，梁启隆听到风声逃走了。于是渡过黄河向北，在柳园大败贼将陈德。当时李自成已经败退山西，而南阳的贼军乘机进犯西平；刘洪起率军返回，陈潜夫也跟随向南。报捷文书传到朝廷，朝中大喜；立即擢升陈潜夫为御史，巡按河南。刘洪起，号扁子，是西平的盐徒。他和弟弟洪超、洪道、洪勋、洪礼结乡自保，号称“诸刘”。他曾经乘夜派人进入贼营抢夺马匹；贼营中传唱道：“高高点起灯，多多添灯油，防备西平刘扁头。”河抚知道这件事后，请求授刘洪起为西平都司；下令他讨伐贼军，捕杀杨四盛的党羽侯鹭鹚等人。二十三日（己卯）。赵之龙纠集高弘图，议论“思宗”庙号的错误，请求改正；诏令仍旧不改。赵之龙说“思”不是美好的称号，并援引证据，论证很详尽；顾锡畴也认为如此，上疏请求改定。高弘图认为先前的议议是自己提出的，极力坚持；于是这项议论被搁置。赵之龙连一个“丁”字也不认识，李沾替他起草奏疏，交给赵之龙上奏，是为了找借口排挤高弘图。当时的议论认为：“自周思王以后，绝没有用这个谥号的。周思王又不是贤王，‘思’也不是美谥。先帝不应当以‘思’作为庙号，请求更改。”有诏旨说：“考证典章制度，已经极为完备隆重；不必再改。” 二十五日（辛巳）。诏令迎接母妃邹氏。起初，马士英说太后暂住在河南郭家寨常守义家。高杰的部将王之纲曾招抚李际遇，派亲随和内员前往李际遇处，秘密告诉他准备船只护送太后到徐州。到这时，备好仪仗迎接她。任命王燮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当时路振飞已经离任，王燮又因升任而出行，刘泽清于是营造巢穴住在淮安城中；把义士分散派遣出去，把桀骜不驯的人登记收编到自己部下，抢劫村落，所过之处鸡犬不留。田仰不能制止，淮安的事情也就无法收拾了。加授张国维太子太保，荫封一个儿子为锦衣卫佥事。崇祯十四年，山东大盗李青山截夺漕运船只，大肆焚烧抢掠。当时张国维以兵部右侍郎总理河道，兼督淮、徐、临、通四镇军队，护送漕运；于是命令所属军队进攻并使其投降，将俘虏献给朝廷。

译太仆寺少卿万元吉上疏说：“臣多次查阅从北方传来的塘报，镇臣吴三桂原本只有精兵数千人，只是凭借忠义之心，抵挡闯王的百万大军；因此能够多次挫败贼军锋芒，奏报凯旋，收复京城。功成之后，应当刻功于鼎，皇上晋爵为上公，永远赐予带砺之封；与他共同办事的文臣，也一同受到特别擢升。远近听闻此事，都把它作为美谈。这足以说明公道在人，不需要自我夸耀，自然不会有嫌忌和嫉妒。只是塘报中有一件说闯贼被杀的事，这不可能是贼人使用反间计来使我军懈怠；一定是我军夸大其词，以博取众人听闻。臣愚昧地推测，似乎说他满载而逃回秦地才是确实的。贼军攻陷京城，军队疲劳而意气骄盛，本来就有失败的征兆；如今负伤进入秦地，更会挑选精壮兵力，垂涎东南，其锋芒必然锐利，先前的胜利绝不能因此而轻视敌人。转眼到了秋深天气转凉之时，若从商、汉出兵，就会直抵襄、承；若从豫、宋出兵，就会直接窥伺江北。两地军民积累的怨恨和愤怒很深，到那时百姓一定争相迎接贼军，以图报复官军；官军又会因怀疑百姓而退却，因畏惧贼军而不敢前进。恐怕上游的将士反而退却趋向下游，北岸的将士急忙渡往南岸。金陵是重要之地，武备一向薄弱，怎么能够抵挡这种局面？臣入都将近十天，暗中观察人情，大都像是把柴薪堆在火上，却安睡在上面。” 有些人倚仗功劳，想要歪曲史册；有些人自恃才能，不顾公论的指责；口舌上的争论徒然纷纷，实际的军备却毫无准备。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不知道这些大臣将把自己置于何地！难道要让吴三桂等人暗自嘲笑江左人物，说有功的不算有功，有才的也不算有才吗？臣充任军中的一员，身处不可预测的危险之中，所能谋求的只有仰赖圣上忧念；至于那些大臣，恐怕一定会把臣置于意料之外。然而自古以来战争取胜，首先在于朝廷的谋划；如果朝廷中没有公正忠诚、共同济事的风气，绝不可能有人在外立功。臣不敢把国事置之度外，又怎么敢把诸位大臣置之度外呢！恭请皇上再次晓谕大小臣工，彻底洗除旧日习气，奋力谋划今后的事情，不要急于求取不可安居的功名，不要冒犯不可违背的清议；那么社稷和自身名声，都将受到福佑。” 史可法任用汤芬为监纪推官；上题请求授吴易为职方主事，作为自己的监军（汤芬，字方侯，嘉善人，崇祯十六年进士。吴易，字日生，吴江人；天生有膂力，放纵不羁，也是崇祯十六年进士。他到扬州拜见史可法；史可法认为他的才干非凡，便推荐了他）。安庐巡抚张亮上疏说：“臣张亮有一篇题为《朝政日见鼎新，事务危于累卵》的奏疏，其中私下认为，贼军从山东来，那么淮、徐凭借黄河的险要，我军还能守住；如果从河南来，那么我军就没有险要可以凭借。我原以为沿河各地不知道防守是否周密，盘问查验是否严格，绝不可能容许一人一船私自暗渡；却不知事情大错特错。臣衙门的承差程之兖，前任巡抚黄配立派他向北送奏疏，于是陷入贼军之中；直到四月初九日才脱身出来。臣详细询问北方的情况，他说：‘吴三桂率领清兵入关报仇，贼军起初派三万人抵挡，被吴三桂全部杀尽，只剩四五个人逃回去。后来又派出几千贼兵，也被杀了一半。闯贼于是于四月十三日出城，不知从哪条路离开。’又问程之兖：‘从什么地方渡过黄河？船只从哪里来？’他回答：‘只听说清江浦有军队扼守，于是从宿迁寻找船只到白洋河渡河；同行二十人。乡民中偶尔有人询问，就回答说是从南边逃难来的人，他们通常并不觉得奇怪。’又问：‘路上有没有行人？’他回答：‘途中遇到有人用车推着夏布、茶叶、扇子等物品，都是从南方到北方去那里贸易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臣听到这些，不觉惊骇诧异。南北之间只隔着一衣带宽的江水，即使真的能够一苇不渡，还担心有人取道中州；可是现在是什么时候，往来却如此自如，完全没有查考盘问，以致茶叶、扇子、布匹箱笼还能够满载着运到贼巢，实行垄断的计谋。自古以来贼军使用奸细，总是由当地人来充任。程之兖是安庆人，又是臣衙门派出的差役，幸好他确实是真正的差役；假如人人都像这样不加怀疑，处处都可以这样渡过，那么贼军的奸细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散布隐藏在大江南北了。沿河各地所负责的究竟是什么事务，竟然如此疏忽玩怠？宿迁既然已有伪官，他既然接受了贼军的官职，自然不会禁止人渡河；可是河南守土的官员却完全不上心，这是什么原因？能不让人听后怒目切齿吗？臣怒火填胸，按道义不能沉默。恭请圣明下令沿河州县，严格盘问查验。如果是真正思念汉室、归附南方的人，有什么凭证，务必查实，才允许其渡口通行；如果是贩运货物送往北方的，就以勾通贼军的罪名治罪。这对于边疆防务的谋划，并非小小的补益。” 刘泽清奏请任命贾开宗为翰林院孔目，掌管他的军中文书。贾开宗看出刘泽清志趣异常，不肯就任，于是以平民身份从军，刘泽清便因事加以保护他（贾开宗，商丘人）。建阳县知县蒋芬捐出俸禄资助制造火器，招募勇士，三次请求勤王。他的奏词中有这样的话：“幸而承蒙上天的福佑，迅速扫除猖狂的邪气，指日奏凯，这是社稷的福分；否则只有割断脖子、剖开腹部，一死而永远不再看见这个世界，以此表明国家三百年养育士人的报答，以此不辜负我任职三十年读书的志愿。”有见识的人都称赞他的壮烈。命令商议抚恤为节义而死的吴麟征等人，表彰忠义。二十六日（壬午）。礼部尚书顾锡畴请求追赠谥号给文震孟，剥夺温体仁的谥号。都依从了他的请求。顾锡畴说：“温体仁得到皇帝信任，掌握政务最为专擅，而且时间很久；他辜负先帝，罪行重大而且深重，请求将‘文忠’这个谥号削除或改换；同时补赐谥号给文震孟等诸臣，这样天下人或许有所劝善惩恶。”答复说可以。于是削去温体仁的谥号，赐文震孟谥号“文肃”、罗喻义谥号“文介”、姚希孟谥号“文毅”、吕维祺谥号“忠节”；追赠姚希孟为礼部右侍郎，追赠吕维祺为太傅。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破河南，兵部尚书吕维祺殉难。命令把内官监改正为朝殿，以尊崇宸极。并且确定早朝制度，以天将明时为期限。内阁大臣的班次，应不应该只让公爵参加；如果不是勋臣，更不得越过次序与内阁大臣并班。违反者由纠仪御史上奏报告。

译原任河南劝农御史丁启睿上奏说：“臣的弟弟、分守睢阳的参将丁启光，擒获了商丘伪知县。该臣上奏后，于崇祯十七年六月初四日奉到圣旨：‘看了奏疏，知道了。丁启光所擒获的伪官，立即在军前斩首示众。兵部知道。钦此。’臣恭敬遵行，立即发文到当地斩首示众。本日辰时，随即接到臣弟丁启光的塘报，其中说：‘先奉本部院的谕帖，命令卑职秘密会同归德府知府桑开第，设法擒获各县伪官，不必大张旗鼓兴兵，以免被他们察觉后惊逃。又派副将盛时隆、申吉、白维屏等人，归德府由桑开第委派举人丁魁南、郭爌、余正绅等人，卑职派中军游击黄承国、都司李定国、马国祯等人，分别秘密部署到各县，约定日期，全部在十六日一同擒拿。擒获归德府伪管河同知陈奇及伪条记一颗；商丘伪知县贾士俊父子、仆人三名及伪契一颗、伪凭一张；柘城伪知县郭经邦及伪契一颗；鹿邑伪知县孙澄及伪契一颗；宁陵伪知县许承荫及伪契一颗；考城伪知县范隽及伪契一颗；夏邑伪知县尚国俊及伪契一颗；’ “唯独永城有一个伪知县，卑职在□阳集设下伏兵等待他。他正在河北观望，多次发票召唤，也不敢立即前来。如今将所擒获的七名贼官，于本月二十日率领游击白维屏统领有马的内丁二百名，亲自押送前来献俘，已经到达浦口。请求转请兵部派官员接渡。”又接到该将报告说：“郭经邦因热病死亡，请派官员验明，或者斩下首级解送检验。”这些情形都送到臣这里。臣认为，这次的贼官与前一次的贼官大不相同。前一次北都还没有出事，众人的态度尚且摇摆，或许还有被强迫、观望的意思；如今共同遵从逆贼首领，乐于接受官职。于是他们佩带符信，占据城邑，恣意暴虐；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毫无顾忌。幸亏臣弟秘密部署，暗中约定日期，一天之内一并擒获七名贼官，收复全郡，竟没有留下一个余孽。押解千里，囚犯成串，观看的人无不举手加额庆贺。如今应当押过长江依法处决，使江南人共同知道贼官都已被捆缚，逆党暗中覆灭；这对中兴大业关系不小。至于已经死亡的一个贼官，似乎应当在江北戮尸，并把尸体悬挂在竿头。恭请下令施行。”有诏旨说：“丁启光用智谋擒获伪逆，功劳也值得嘉奖；“着令从优议叙。他所擒获的伪官既然已经押送到浦口，着令献俘来京正法。” 山东巡抚王燮把皇太子和二王都遇害的消息上报。王燮的塘报中说：“本月初七日，据从北京逃回、尚未上任的阳春县典史顾元龄口述：‘卑职是浙江钱塘县人，于五月初二日出京，亲眼见到闯贼败逃，已经被吴总兵向西追赶而去。传闻皇太子死于乱军之中，定王、永王都在贼军逃走那天，于皇府二条巷吴总兵宅内遇害。那位老吴总兵也被杀死。皇城宫殿、太庙享殿、各座城门也都被焚毁，只剩下正阳门；正阳门前三门之外，焚烧抢掠更加惨重。’这些情况传到臣这里。臣询问这个人后，得知他的见闻确实可靠，不胜悲痛。臣深切想到，先帝是十七年忧劳勤政的君主，却遭遇三百年来未有的变故，终于以身殉社稷，使天下都为之伤心。如今继承皇统的子嗣又不复存在，一同遭受大难：这是忠义之士不能不抚胸流泪的事情。当前只应发誓擒获逆贼，尽早洗雪仇耻。至于哀谥的典礼，祈请皇上赶快举行。” 刘泽清也奏报太子、二王遇害。朱国弼、赵之龙随即联合上疏，请求为太子、二王上谥号。管绍宁又上疏说：“东宫确实已经遇害，请在明年二月为东宫服丧！” 二十八日（甲申）。任命丘磊为山东总兵官。丘磊和左良玉一同犯法为盗，丘磊独自承担罪责，使左良玉免于死刑。丘磊按罪应斩，被关在刑部监狱三年；左良玉每年捐出万金救他，因此得以不死。四镇都想把家属安置到江南，畏惧祁彪佳的威势，便写信来询问；祁彪佳回信以大义感动他们。从此，没有一个士卒渡过长江。高杰占据瓜洲，尤其跋扈。祁彪佳约定日期前往会见，到那天大风骤起；高杰认为祁彪佳一定不敢渡江。祁彪佳却带着几名吏卒前往告辞；高杰大为惊异，连忙撤去全部兵卫，在大观楼会面。祁彪佳推心置腹地劝勉他共同辅佐王室。高杰说：‘我见过的人很多了；像您这样的人，我甘愿为您而死。您一天在吴地，我就一天遵守您的约定。’两人一起吃饭后告别。命令部院、科道官尽早确定死节和从逆的大案，以彰明朝廷劝勉忠节、诛伐暴逆的法典。当时御史黄澍又上奏说明汪伟殉难的壮烈、龚鼎孳结党附贼的罪状，所以有这道命令。德安王辗转迁徙，寄身于渔船之中。事情上报后，命令有关部门限定期限，由巡抚、巡按选定王的居所，以安慰他悬念的心情（王名常淓，是仁宗第九世孙）。命令李栖凤整顿军队向西征讨，暂时给他关防、旗牌。四川巡按御史刘之渤奏报：“合江、仁怀擒获了贼军杨腾凤、张见阳等人。”命令凡涉及军机的事项，都秘密封缄送交科道；这是听从兵科陈子龙的意见。

译大学士高弘图分条上奏《使燕事宜疏》说：“臣高弘图等接到镇臣陈洪范的两份揭帖：一份是应当办理的军事事务，一份是请求共同商议劳军和清理机宜的事项。因为敌情难以预先推测，事务又担心受到中途制约。《春秋》的法则是，大夫出使疆外，可以专断处理事务；似乎就是说，今天应当让镇臣周密考虑，预先陈说。臣听说先帝时已经有交好清朝的意图，阁臣杨嗣昌、周延儒暗中主张这项议论，表面上却避开这个名义，首鼠两端。因此清朝失去了对我们的威信。如今清朝从逆闯手中取得燕京，远非昔日情形可比，也不是唐、宋已经发生过的旧事。即使明白直接地说出来，又有什么可忌讳的？但是事情重大，首先要经过朝廷共同议定。如果文臣左懋第果真与他同行，二人都老成持重，临事时灵活权变与常规原则并用，足以办成事情。臣等谨慎地分条列出以下事项，只请陛下裁决施行。一、首先安葬山陵。听说梓宫葬在田贵妃的坟园，这是出自闯贼的意图，哪里合乎朝廷因循的礼制！应当在天寿山另行建造陵墓，选择日期恭敬安葬；陵名也一并拟定进呈钦定，以免再次分条奏请。至于明楼、享殿等各项营建制度，现时难以举行，等待日后再办。” 又说，东宫和二王的灵柩，查访到有确实依据后，也应选择墓地，依照礼制安葬。恰好阅看邸报，得知前任辅臣谢升充任山林使。举行大礼应专门派遣何人，应该先由兵部派官员带着敕书骑马前去，陈洪范等人也立即出发。约定同日抵达燕都，以完成这一重大典礼。一、预先酌定款待赏赐。吴三桂、黎玉田仗义收买清军，当天必定已有协议，朝廷无法知道；如今恐怕双方彼此有误会。陈洪范这次出行，必须探听吴镇的消息，要写信前往，并须得到吴三桂的亲笔回信；或者在燕都相遇后当面商议，那就更妥当。如果商议分割土地，就把榆关以外的瓯脱割给他们，便以山海关为界；过去的下策，今日反而成了上策，但仍恐怕清朝未必答应。如果商议割让榆关以内的土地，那么华夷之间就再没有界限，而陵墓的防守又很薄弱，将靠什么安保？既不设置防守，陵墓将依靠什么？只是金钱不妨给得优厚，应给多少金钱。既然他们帮助我们剿灭贼寇有功，又应犒劳军队多少，也应从厚给付。如果说使臣另有便宜行事的权力，也必须经廷议共同同意后才能出发。一、防止讲定旧赏而不兑现。建夷、北关的钦赏都有定制，崇祯三年以后全都废止了。如今与清朝议和，料想清朝一定会一并谈到过去的赏赐。对于这次不准备议定的事项，必须说明：中原已经沦陷，即使能够恢复，也要等人口聚集、生计恢复以后，物力才会逐渐充足；何况还会有更多大赦和免除赋税的事情。等到三年之后，且在清军一匹马也不再侵犯之后，每年酌量征收岁币的十分之三，逐渐补足多年拖欠的赏赐数额。如今如果随意许诺，反而会导致失信。只是互市一旦开放，胡人与越人便如同一家，又何必索取旧日欠款、破坏新的盟约？忠信的话，连蛮貊之地也能实行；关键在于使臣善于言谈。一、国书的体例。按照景泰年间，虏酋乜先的书信奏章和批答，曾经下廷议讨论，有人想称其为可汗，有人想称其为瓦剌王，有人想称其为太师；后来最终称为可汗。清朝自其皇祖神末年以来，已经沿用这一称号多年，怎么可以仍然沿用龙虎将军的旧例？或者依照夷俗称为可汗，或者按照忠顺王的先例另立封号。还必须办理颁给印信、冠服等事项，并命令群臣共同议定。也可以称为金国王，南北朝时往往有这样的称号；谨附录在此，以备考查。一、使臣的礼仪。朝廷派使臣出使外夷，本来有现成的礼仪。如今清朝占据燕京、建立国号，难道一定要拘泥于旧有礼仪吗？回纥不拜诏书，怎么知道没有这种事呢！我方使臣只要不至于屈辱节操，就是没有辱没使命、保全了天朝体面。一、议定给清朝的金钱数目。除去现已携带的犒劳军队的银两外，岁币的多少不能预先确定。陈洪范到达那里后，如有可以商议却不敢擅自决定的事情，就派遣快马急驰回来奏报，陈洪范不要草率回程。总的说来，十万两以外，如果数目太多，就必须派人急驰奏报；在十万两上下，则听任他便宜行事。又，洪范自己估算此次路途费用，共二万三千八百一十四两；是否可以总共给他三万两。除山陵事务外，那边的当事者也有不少人要私下会见。汉高祖曾给陈平四万金，并不追问收支出入。如今洪范如果办成此事，应记录他的功劳；事情即使未必办成，也应记录他的劳苦。千万不要锱铢必较地核算，以致经费收支不能自由处置。一、订立誓约、确定盟约。戎狄没有信用，如果他们要求先交付金钱然后撤退，也必须让陈洪范留在燕都，立即把誓表急驰回来奏报；再派官员带着银币和誓诏前往，与陈洪范以及吴三桂、黎玉田当面商议，令双方歃血、割破手指立誓定盟，这样才会有成效；宁可延长期限再回报命令。礼部尚书顾锡畴进呈了恭敬拟定的祭告陵园文、祭告大行皇帝和皇后文、封吴三桂为爵位的制书、敕谕和铁券，给黎玉田、高起潜的敕命，以及向北京百姓宣谕的文书、移交清朝的御书，逐一呈览。二十九日（乙酉）。命令鲁王暂时驻扎处州。闯贼回到西安，又派遣贼将攻陷汉中，迫使总兵赵光远投降。进而劫掠保宁；张献忠坚守城池，于是贼军返回。李自成从井陉向西行进，到达平阳后，分兵守卫山西各处关隘；又增调关中军队向西进攻，攻陷汉中。福王命堵允锡担任湖广参政，分守武昌、黄州、汉阳。（允锡，字仲缄，无锡人；崇祯十年进士，官至长沙知府。允锡，一作胤锡。） 胤锡，字牧游，宜兴人；以无锡籍参加考试，补为郡中的弟子员。吏科章正宸痛惜整个朝廷都没有讨伐贼寇的心志，上疏说：『近来，河北、山左各地纷纷修筑营寨，擒获、杀死伪官，为朝廷拼死效力。在忠义精神的激发下，四方纷纷响应。应立即下檄文给江北四镇，分别渡过黄河、淮河，联络各路军队，同心协力，彼此声援。等两京的联系打通以后，再堵塞井陉、断绝孟津、占据武关，以进攻陇右。陛下身穿缟素，亲自率领六军，驻跸淮河之上；声威和影响一旦发动，人们切齿同仇，勇气自然加倍。选拔车辆和士卒，挑选将帅，修缮城池和壕堑，前进一寸就占据一寸，前进一尺就占据一尺，占据险要之地，控制重要关口，以观望中原的形势。天下如此广大，难道会没有顺应时势而出的人吗』？命礼部尚书顾锡畴代理吏部佥事，办理铨选改调事务。当时张慎言离职，接替他的徐石麒还没有到任，所以让顾锡畴代理。卷五。江阴云墟散人李本天根氏辑录。甲申（一六四四）年秋季七月丙戌朔日。福王在奉先殿祭祀高皇帝以下的历代皇帝，并把大行皇帝、皇后附祭于其中。命令有关部、监加快制作册书和宝印。命令选取已经净身的男子。任命李于坚为浙江提学副使。加授张慎言、程注为太子太保，并给予荫封。